《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十点结论

　　
王朝晖文 发表：学术交流网/学术问题讨论/2006年5月16日首发 
　　
（学术交流网主持人2006年5月16日按：本文是王朝晖博士学位论文《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1966—1969）》中的结论部分，征得吉林大学外文学院副教授王朝晖博士的同意，在学术交流网首发）
　　****************************************************
　　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中国自身的发展唤起并一直吸引美国对中国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热切关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挟建国之威，仅用了七年时间，就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50年代初的朝鲜战争，虽然对中美双方来说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1]，但终究还是又一次向美国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当面临外来危险、威胁时“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勇气和精神。“文革”爆发前的十年，既是中国“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年”，同时也是“曲折发展的十年”。政治上，由于毛泽东急于领导中国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而在国内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极左”运动；经济上，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定可观的成就，但同时也遭受了“大跃进”、苏联毁约撤走专家、“三年自然灾害”等人为的与自然的灾害的一次次冲击。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美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将走向何方？她在国际舞台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恐怕就是世人关注中国的初衷和根本原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之间连很多中国人乃至许多高层领导人都搞不清中国政府意图何在，更别说外国人。美国人是带着几分困惑开始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研究的，这种研究开始极早，几乎是伴随“文革”的发生、发展直至结局的全过程。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风云变幻，美国人的研究是紧追其后、锲而不舍、纷至沓来。“文革”起源、“红卫兵运动”、主要国家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的地位、作用与沉浮，70年代初的“林彪事件”，随之而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等等，都是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主题。
　　
　　“对西方的汉学家们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充满魅力的题目。从宏观的角度讲，研究在20世纪和平时期的中国何以会演出如此一场‘规模宏大的人类悲剧’，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时，它还是研究中国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因为，正是在这一危机中，中国政治体制的性质、力量和它的脆弱充分显示出来，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心态与中国的国民性也得到了一次彻底的大暴露。这对一个人文科学工作者来说，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2]
　　
　　另外，正如侯且岸所说，“‘文化大革命’本身提出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例如包括官僚主义问题、等级制问题、教育制度的改革问题、消灭城乡差别和脑体差别问题、民主问题、文化传统问题、树立新的道德风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文革’中被采用错误的方式加以解决。解决问题的方式错了，也就使得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 对我们来说，这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很值得反思。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美国学者和其他西方学者最关心、最敏感的问题，因为他们同样面临着这些问题。”[3]
　　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到了一个成熟的阶段，至今仍有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著述在出版。
　　
　　第二，在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下，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使研究本身具有国际性特征。这种国际性特征的解释首先可以从研究的发起和过程中对国际环境的考虑来进行考察。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后的国际形势发展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是一个两极的国际体系开始瓦解，并走向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准备过渡阶段。美国此时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主要和当时正在国际舞台上上演的两件大事有关——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和越南战争。50年代中后期至60年代初中苏同盟的破裂和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在美国看来是新的与中国打开外交大门的机会。而此时国际战略格局也在渐渐发生变化，苏联在武器、军备、军事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视苏联为最主要的威胁和对手，“联华抑苏”，拉拢中国的外交思想逐渐萌生并逐渐成熟。“文化大革命”中中国人民响亮的“反帝反修”的口号曾让美国多了几分犹疑，观察中国、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局势发展，揣摩中共领导者特别是毛泽东的意图，判断“文革”过去后，中国的高层领导机构会发生怎样的变动，中国政局会出现何种形势乃至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美国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和兴趣所在。
　　
　　越南战争是使美国泥潭深陷的一场出乎美国人意料的“持久战”。
　　约翰逊政府时期做出了升级越战的错误决策，“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伴随对中国观察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美国人始终在评估中国是否会出兵越南，就像当年出兵朝鲜那样，这是美国人不期望发生的事。美国在“文革”爆发之初就评估并希望，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国内形势的混乱会使中国自顾不暇，从而不再去管别国的事情，不会对越南进行军事干涉。1967至1968年间，美国决策层通过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获得更为冷静的认识，认为中国并无侵犯邻国的危险并推断中美关系缓和成为可能。
　　
　　另外，认识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国际性还有一个角度的考虑。“文化大革命”前后很多国家的中国学问题专家投身于对中国的“文革”研究，这些国家有：日本、韩国、英国、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外学者们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等众多领域多个学科多个角度进行研究，美国是国际性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中心，这使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实现了国际化、跨学科研究的特征。美国学者与其它国家的学者在资料、信息上互通有无，在研究上不断互相沟通、交换意见，通过如此广泛的交流和研讨，促使美国学者的研究选题宽泛、思维活跃、孜孜求证史实、研究态度严肃执著。
　　
　　第三，美国国内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的反映体现在爆发于大洋彼岸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与美国现实的联想。
　　
　　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美国社会“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随着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也在发生变化。黑人追求种族平等，反对种族歧视；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以及学生们对主流价值观念和异化的生活方式的摒弃，反映了居于这个社会的边缘部分的觉醒。”[4]始于1964年的黑人运动和其他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学生造反运动、反战运动、反科技文明和生态环保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被称为美国的“文化大革命”。“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大革命，本质上是美国公众（包括无产阶级）对其主流文化进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叛与反省，是大革西方文化的命的运动。不论是黑人运动、学生造反、妇女解放，还是生态环保运动和反战，我们在无数次非理智冲动的背后，看到美国公众（尤其是青年）对新时代、新文化、新生活方式的理性探索与追求。”[5]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国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按照自己从“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采取了一系列异乎寻常的措施，使神州大地很快乱了起来。中国进入了十年的“大动乱”的年代。形式上与美国文化大革命有着可以类比之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率先采取了发动群众运动的方式，红卫兵运动（学生运动）充当了急先锋。这些青年学生都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他们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他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但是他们的举动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和狂热性。他们不加思索的奔走呼号、四处冲杀，他们在“破四旧”的旗号下，焚书、抄家、砸商店、改街名，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美国文化大革命有着根本的差别，“实践证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我国，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和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6]
　　
　　“说起来，人们也许不相信，美国（及整个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精神领袖，是人称三M——马克思、马尔库塞和毛泽东”。[7]虽然，大洋彼岸几乎同时进行的两个国家的两场文化大革命有着本质上的根本区别，但当时几乎完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美国人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自身现实的联想，积极地投入到对中国的这场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去。“以人为鉴”，或许除了关注中国、希冀了解中国的目的之外，美国人也很想从中国的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总结些经验教训来引以为借鉴。
　　
　　第四，中美文化背景和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异使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片面性、狭隘性。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就很自然地会出现看待问题角度的不同、理解方式的不同、分析方法的不同，乃至得出迥然不同的判断、结论。中美两国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美国文化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但决不是这种传统的简单延伸，而是在开拓一个新大陆过程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文化。”“美国文化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内容庞杂，把适应新大陆的各种白人价值观都包括在内。”[8] 中国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渊源，作为其承载实体的“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9]”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
　　
　　中美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中、美文化的几个特性之上：（一）中国文化的古老性与美国文化的现代性。中国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而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一群现代人，按照现代人的意志和思维模式构建起来的一座现代文明的宫殿。美国人没有丰富的历史宝藏可挖掘，但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去承受，美国人完全在按现代人的需要去创造科学，创造财富，创造民主的社会制度。
　　
　　（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美国文化的多元性。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5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而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人口构成极为复杂，但以西方人和西方文化为主，世界各国的人才在这里群英聚会，各种文化交相辉映，形成了各种民族、各种文化的大熔炉。因此美国的文化具有“一主多元”的特点，并且带有强烈的时代气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三）中国文化的政治性与美国文化的经济性。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要统治这样一个地域如此辽阔，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统治失调，就意味着国家分裂、诸侯纷争、战乱不休。因此，自古以来，稳定和统一，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件大事，政治是统帅，集中统一是灵魂。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系统文化，与上层建筑中的政权统治形成相辅相成之势，儒家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关于教育统治者施仁政，教育百姓遵守伦理教化等方面的人文科学。而美国是一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具有浓厚的经济性，与经济建设相适应的科学、技术、经济管理等文化占有很高的地位。
　　
　　（四）中、美两国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一个社会中，不仅有统治阶层所推行的正统的主文化，也有在民间流行的亚文化。亚文化往往是对于主文化的一种逆反，一种对立和统一。由于中国文化过分宣扬国家和集体，轻视个人，所以民间社会的亚文化又使个人利益得到补充，得到平衡。美国过分地宣扬个人主义，人们不满足于彼此隔阂，彼此冷漠的现象，又重新回到互相关心，热心公益事业的协调的社会关系上来。
　　
　　（五）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与美国文化的多极性。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而美国是一个多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国家，不仅有英国文化、法国文化，还有西班牙文化、墨西哥文化，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和佛、道文化，等等。美国的文化不是两极，而是多极，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机会。
　　
　　（六）中国文化的内向性和美国文化的开放性。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美国的主流文化源于欧洲，是一种开放型的海洋文化。
　　
　　（七）中国儒家主文化与美国基督教主文化。中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儒家文化注重家庭关系，宗族血统。美国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的国家。基督教讲究博爱。
　　
　　（八）中国文化的统治性与美国文化的大众性。中国传统文化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利益。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占多数，美国文化充分体现了中产阶层的利益。因此美国文化表现出浓郁的大众性。
　　
　　（九）中国文化的人文性与美国文化的科学性。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文化中又以伦理道德为主体。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和性格中，自古重人文、重情感。美国人以欧洲移民为主体，人数最多。因此美国文化是在欧洲文化基础上发扬光大的现代欧美文化。欧洲文化的重理性、重科学等特性在现代美国文化中也有所继承。[10]
　　
　　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彼此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的完全不同。加之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导致了认识上的偏见。在分析、研究中国人以及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时，即使非常小心、尽量客观，也在所难免受到自身思维定势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尤其在分析、研究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如此复杂、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时期上，偏差谬误不可避免，而且很多时候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第五，信息、情报、资料来源等方面的特征：
　　
　　1. 美国此时已经拥有相当完整的中国研究情报体系。这些情报体系包括，美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大使、领事们在关注各自所驻国家、地区事物的同时，兼顾间接得来的有关中国大陆的各种情报、信息和资料的收集以及整理并及时将其发给华盛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驻香港、澳门领事馆是美国对中国大陆进行观察、窥视的最主要窗口，其总领事通常总会定期向华盛顿方面发回有关中国政局的详细分析报告；美国中央情报局此间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和整理也为美国决策层对华认识和政策制定提供佐证。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66至1968年间已解密的中央情报局对华分析报告就有二、三十件，另有迹象表明“文革”期间中央情报局甚至每周都会对中国国内局势及其发展做一总结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涉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其对中国国内所发生事件细节描述分析之详尽更是令人瞠目；美国的智囊集团思想库，如兰德公司等，也四处搜集有关中国的信息资料，并聘请资深的国际问题专家或中国问题专家撰写研究报告；美国各大学尤其是在世界负有盛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都设有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招募有才华的学者对中国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2. 美国此时对中国的认识和政策制定是基于比较丰富的资料收集和比较严谨的资料整理。“文革”爆发前后，美国可谓竭尽所能，对有关中国的各种各类情报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整理。这些情报包括，中共公开发表的声明和文件以及期刊杂志，美国不仅收集这些文件档案、期刊杂志，而且还将一些重要的文件译成英文在美国国内公开发表，以便更多的美国人参与到对华认识、政策的讨论研究中来；红卫兵散发的传单和铺天盖地的大小字报、图片也是美国不厌其烦认真收集的材料之一，美国试图从中嗅出中共政治气味的浓厚程度，判断中国政治气候的方向，以及加深对其中所能反映出来的各种中国社会问题的了解；对中国大陆电台、广播的窃听也是美国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还有对出于各种原因离境的中国大陆人士的采访，听取他们的口述，也是当时美国了解中国的又一重要渠道。
　　
　　3. 美国此时对中国的认识分析有其准确性，当然也有其局限、片面的一面。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文革”爆发期间，绝大多数中国人投入到狂热的运动中去而无暇自省，就算有些明智者觉察到了运动的不对头，但他们仍不可避免地有着“身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困惑与悲哀，更何况在当时的情形下他们又只能三缄其口。与之相反，美国作为旁观者自然可以对中国发生的一切冷眼观看，加之美国的这种观察又是尽可能的“细致入微”，所以能得出如前面所提到的“毛泽东难免被人利用”的诸如此类的准确论断。但理应看到，此时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分析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是由于，首先，中美当时长期处于敌对，唯一的沟通渠道官方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文革”期间也停止了谈判，而其它方面的如旅游、民间交流都是被禁止的，这无疑大大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了解；其次，中国的新闻一直有极严格的保密监管制度，面对中国的新闻封锁，美国仅靠窃听、窃取等手段所获情报不可能是完整的；再次，“文革”的混乱致使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外界失去了联系，驻外大使几乎全部撤回。许多期刊杂志停刊。这些都令美国很难获得第一手的有关中国大陆的情报资料。最后，“文革”期间离境的中国人大多是逃往香港的难民，其中虽然包括一些当时的红卫兵，但由于政治上的偏激和出于政治避难等方面的考虑，这些人对中国国内情况的描述难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这又使美国艰难获得很少的一点第一手资料大打折扣。
　　第六，早期的“文革”研究更多是表象的研究，视角单一，程度上既不广泛也不深入。由于资料、信息和情报等方面的限制，不同的背景文化、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因素，再有恐怕就是时空上的限制致使美国学者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思索，才没有形成更深刻的思想意识的沉淀，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一般还只停留在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国家政治生活中几个主要方面的思考。研究主题相对少且集中，早期的研究主要关注的主题有：“文革”的起源；“文革”中的权力斗争、军队在“文革”中的作用；“文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文革”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文革”的结局；还有就是关注“文革”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研究多流于表面化，有时只是跟着中国的说法而“人云亦云”，甚至还会出现道听途说，听走样，学走样的现象。总之，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尽管“充满热情”，却实在是缺少深度。
　　
　　第七，“文革”起源的研究始终是研究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研究的重点、难点。综合起来，各种研究的共性是追溯“文革”前的历史，最远追溯至“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历史。“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它的爆发是突然的，还是个渐进的过程；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究竟什么才是导致“文化大革命”从爆发到失控的决定性因素，导致中国动荡十年之久，其深远影响、严重后果至今仍依稀可辨。学者们几乎都很自然地倾向于从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在本文的第一章已经提到过，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通常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个偶然发生的简单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系列复杂的事件和斗争累积所产生的结果。这些事件和斗争包括“文革”前的“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种种的 “清洗运动”。研究“文革”起源的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麦克法夸尔，他的厚厚的三卷本《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就是从“文革”爆发十年前的1956年开始写起，一直写到“文革”爆发前夕，从第一卷出版到最后一卷出版历时二十多年的时间。一个美国学者曾开玩笑地说：麦克法夸尔（在他的书中）记录了“文革”前十年中国每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第八，注重个案研究。早期的美国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就很注意从个别人物和区域的发展情况来探究“文化大革命”所暴露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例如：在《中国观察 1964-1967》中作者麦克勒斯•科林（MacKerras Colin）和尼尔•亨特根据他们在中国上海作英语教师的亲身经历，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有关1966至1967年上海的“文化大革命”的内部观察。[11] 克劳斯•梅纳特（Klaus Mehnert）的《北京和新左派》是对湖南的群众组织——湖南省无产阶级大联盟委员会所做的研究。[12]托马斯•W•鲁宾逊（Thomas W. Robinson）撰写了《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地方纷争和省级叛乱》。[13]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所的《各省的文化大革命》主要记录了黑龙江、上海和武汉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14]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Frederick C. Teiwes）的《中国的省级领导：文化大革命及其影响》分析了1967至1973年间中国省级领导的变化。[15] 查尔斯•麦克尔•马丁（Charles Michael Martin）的博士论文以北京市和广东作为个案考察了红卫兵运动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系。[16]乌尔迪斯•克鲁兹（Uldis Kruze）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直辖市北京的重建：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学与辩证法》。[17] 其它的研究成果还有大卫•M•拉道克（David M. Raddock）的《中国青少年的政治行为: 广州的文化大革命》[18]和安德鲁•乔治•沃尔德（Andrew George Walder）的《张春桥与上海的一月革命》[19]等等。
　　
　　第九，有关“文革”的评价最初是“贬”多“褒”少。随着事态的发展，同时也受到中国的说法和研究的影响，“贬”几乎完全取代“褒”。“文革”一爆发，美国官员就曾如此评价这场运动：“可怕的事情正在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度上演，它的毁坏力之强以至于将中国连根拔起，将其变成嘈杂、野蛮的疯人院。”[20] 美国媒体、学者和其他各界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持负面看法的远远多于持正面看法的。甚至有些美国的右翼保守派，一贯强硬的反共分子还提出所谓的“王朝末日说”，而一厢情愿地推测新中国的“末日到来”。[21] 《每月评论》是为数不多的积极支持“文化大革命”的一方言论，它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伟大的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直到“文革”暴露出它的非理性暴力，《每月评论》才开始表现出醒悟并且对革命丑陋的一面越来越着急。[22]“褒”也好，“贬”也罢，早期的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严重地受两国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近乎二十年的彼此敌视、各种联系几近中断，使得美国人无法了解中国，也不了解中国。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结束之后的种种反思，八十年代末世界上最负声望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奠基人费正清曾这样总结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迄今为止的研究表明，‘文化大革命’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发展史上的‘十年浩劫’。无知少年的肆意破坏、针对知识分子阶层和政府机构成员的残酷打击以及使100多万人受到伤害的人身侵犯、监禁、拷打和折磨是一次空前的人性和文化灾难。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滥用暴力是一种偏执的极端主义行为，虽然它使城市精英得以体验农民生活并由此获得较为深入的认识，但这根本不能补偿它所造成的损失。”[23] 盖棺定论，至于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得出了最为公允的结论。[24]
　　
　　第十，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悖论：众多研究者投入研究，却终难得出真实的历史结论，使“文革学”成为美国学者拿不到“学位”的热门学科。原因很简单：档案、文件严重缺乏，即缺少可靠的第一手资料。王景伦在他所著的《走入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中曾经引用几个著名的美国中国学家的话来评价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文化大革命也正是汉学家们真正“拿不到学位的一门课程”。他们辛勤耕耘，却很少收获；他们力图理解，却总是误解。”通常，对于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间会使他们的形象越来越具体，地位越来越清楚。但对于文化大革命来说，至少到现在为止，时间也没能使它的估价变得容易。正如汉学家们所说的那样：“文革中这类暴行的广泛而详尽的记录把我们带到了难以理解的地狱的边缘。……在一个以讲究自尊和崇尚教育而著名的国家里，当平均主义者妄图泄愤于知识分子时，儒家学说的影响又何在呢？有些事情尚有待于解释，理解中国似乎并不随着历史的展开而变得容易些。”
　　
　　迈斯纳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也感慨地说道：文化大革命设置了许多道德困境和历史困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时期能像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样离奇复杂和充满矛盾，会使得一切历史的类比都陷于无效。没有一个社会会这样公开地裸露出自己的矛盾、创伤和受到的损害，会这样展示出如此奇怪、曲折和异乎寻常的历史事件，充满着如此之多的讽刺和悖论，以及如此之多的由于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着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总之，文化大革命一个如此多维的事件，从如此多的方面涉及到个人、国家和社会，因此，没有一个现成的分析方式能够容纳他的全部内容。
　　
　　因此，尽管汉学家们运用各种方法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当我们看到哈丁坦率地作出如下的结论时，也就不足为怪了，他说：西方完全重复了中国评价文化大革命所发生的演变。70年代，许多美国人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毛泽东期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维护财产公有制、平均主义和民本观念及他关于“官僚主义和现代化未必促进物质生活改进”的判断的一种有益尝试，运动起因被说成是毛泽东对一个社会的“杰出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即“模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减少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区别……，被领导者更直接参与决策过程”，确信文化大革命会设计出防止中国在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下经济停滞不前的社会纲要。当中国人改为批评文化大革命时，西方观察家也一样批评它，拿毛泽东的“狂热”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比，拿文化大革命与宗教法庭和大屠杀相比。运动的起因也不再被描绘成“杰出的想象力”，而被说成是对6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和经济问题的一种误判。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被描写为产生古代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最集权统治的一个“混乱和破坏时期”。由于“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大学，损害中国现在的经济，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现代化至少落后了十年。”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否认，在专家们重复中国的结论的同时，他们也确实经历了一种逐渐接近正确答案的非常艰难的缓慢过程。[25]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已经走向系统化、专门化、学科化的道路，“文革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出现。徐友渔在其文“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开篇就写道：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现在（也）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但文革学却在国外。”这话固然令人不快，但却应引起我们的深思。[26]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研究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晚了10多年。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研究的步伐相对比较缓慢，已出版的文章著述比较有限。但中国学者的优势在于，身处本民族的文化之中，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比国外学者更准确的理解，更容易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所以虽然研究起步较晚，成果数量较少，但研究一般深入得多，也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一面。尽管如此，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仍有很多值得挖掘、值得借鉴、启发思考和帮助我们拓宽研究视角之处。
　　
　　研究本身就是个辨别正误，进行尽可能客观的逻辑分析推断，探求真理、揭示真相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之中又难免会出现新的正误混杂的分析判断。虽然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存在很多局限性、不足乃至谬误，但其本身的蓬勃持续发展就值得我们关注。希望本文作为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评析美国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果，能起到一个“敲门砖”的作用，抛砖引玉，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有待更多的学者做更深入更广阔更进一步的探索。

注释：
1 冷战史和朝鲜问题研究专家沈志华教授，2005年3月7日在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做有关朝鲜战争的专题报告时对朝战给予的评价。
2 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第180页。
3 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第97页。
4 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第72页。
5 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第74页。
6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7 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第73页。关于美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和性质前文提到，详细解释可参见吴怀连：《美国文化大革命》。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不是政治革命，不是文化革命，不是思想革命。一句话，它不是任何意义的革命。”（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2005年版），第312页。）
8 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9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9页。
10 有关中美文化差异的特性分析参阅、编引自任京生，《理解中美两国文化的差异》，新国学网社区论坛 (http://www.sinology.cn/bbs/index.asp)。
11 MacKerras Colin and Neale Hunter. China Observed : 1964-1967，London : Pall Mall Press, 1968.
12 Klaus Mehnert. Peking and the new left : at home and abroad，Berkeley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69.
13 Thomas W. Robinson, The Wuhan incident: Local Strife and provincial rebell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anta Monica, CA : Rand Corp., 1970.
14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provinces. Cambridge, MA: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15 Frederick C.Teiwes, Provincial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1974.
16 Charles Michael Martin, Red Guards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 a study of Peking and Canton. Thesis (Ph.D.).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17 Uldis Kruze, Political reconstitution of Peking Municipality : politics and polemic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Thesis (Ph.D.). Indiana University, 1976
18 David M. Raddock, Political behavior of adolescents in China :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Kwanfchow. Tuscon, AZ. :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77.
19 Andrew George Walder, Chang Ch’un-Chiao and Shanghai’s January Revolution.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8
20 FRUS, 1964-1968, Vol. XXX, Doc. 184.
21 参见本论文第一章第二节 美国学术界（对“文革”起源）的争论。
22 有关《每月评论》对“文革”的看法与评价参见本文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一节。
23 ［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页。
24 参见本文附录4。
25 摘引自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第180-182页。
26 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