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市场经济无剥削 灭富人大家都穷

　　那些良心话

　　关于房地产

　　吴敬琏：现在调控政策“挺乱的”

　　货币是央行发行的，意味着给了国民承诺，货币是可以购买商品的。可是，地方政府突然限制购房。限制购买资产后，货币只能追逐消费品，政府又提出要努力管理通胀预期。预期是主观的，而票子发多了是客观存在。如果我们控制不住存在，却硬要控制意识，各种政策怎么协调？

　　茅于轼：想降房价，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开辟更多投资渠道

　　现在政府为了抑制房价，用限制买房的方法，如提高首付比例、提高房贷利息、不许买第二套房或用户口限制，这些方法都是堵而不是疏。大家手中的余钱还在那儿，总要找出路。如果大量钱涌向股市，使股市猛涨，也是泡沫，一样难治理。根本的办法是广开投资机会，让大家手中的钱有好的赚钱渠道，就不会去买房了。可以开放原来的垄断市场，如金融业、电讯业、石油化工业，或开放百姓向国外投资的渠道，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医疗、教育和其他服务业。

　　江平：城市化不能剥夺人们财产权

　　收了人家的房产税，但是房产不归个人，是国家的，这是一个矛盾。而且你交了70年税，物业升值了，这个别墅原来是500万元，可能70年后值5000万元，但是政府说时间到了，全拿走了，就享受不到物业升值的收益，也没有产权。到底70年满了以后，国家是不是就把土地使用权给收回？我看是不会收回的，会继续使用。之后，怎么再来交使用费，还在斟酌、考虑。

　　关于人民币

　　吴敬琏：紧缩调控为时已晚

　　现在通货膨胀，是货币超发的效应正在物价上表现出来，货币超发有十八个月的滞后期，这个时候才说要紧缩货币，又有个滞后期，就来不及了。如果紧缩货币见效太慢，加强力度，就会形成市场崩溃，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用价格管制的办法，则会造成价格信号扭曲，恶化资源配置，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要解决我们长期经济增长所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光在短期政策，即财政货币政策的松紧上。

　　茅于轼：人民币应进一步升值

　　目前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人民币应当进一步升值，以带动产业升级。如此自然淘汰掉那些过多消耗劳动资源和能源的产业，剩下的就是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短期看是损失，但长期看则是有益的。价格合适对社会发展是最好的，而非价格最低，价格过低会造成浪费。

　　关于市场经济与国进民退

　　茅于轼：国企应退出营利性领域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国有资产资本化为特征的国有企业改革，其历史使命将告终结。理由在于，国有企业不仅具有相对的低效性，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国有资本在营利性领域的继续存在，已对并必将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竞争的充分性与公平性，以及社会正义构成严重的威胁和损害。总之，国有资本愈加显现对于整个社会的不经济性。国有企业的近期改革方案，应当围绕打破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规范国有企业的行为这两个重要方面进行设计。

　　江平：市场自治权应得到尊重

　　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私权和公权的冲突，私权在公权中得到利益保护，这是我最大的希望。政府部门用行政强制手段把民营企业并入到国有企业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有违《宪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中对私人财产的保护规定。如果这种政策的多变性变成了一种先例，就可能造成民营企业家人人自危的后果，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吴敬琏：行政干预手段不应夸大

　　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过。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该怎么看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呢？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作过分乐观地估计，是相当危险的。

　　关于权力寻租

　　茅于轼：在中国很多人靠特权和贪污变富

　　现在市场确实是扭曲了，但是扭曲不是市场本身的错误，而是管制的错误--我们不能建立一个公平竞争、透明、信息充分交换的市场。我们这个市场越来越讲“关系”，拿钱开路，讨好政府。像这样的规则，就是破坏市场。

　　江平：滥用私权与滥用公权都应受到制止

　　我选择了民法、选择了私权，就是因为在中国私权的保护太薄弱了，或者说中国的私权在强大的公权面前，始终是处于弱势。这个私权可能包括私人企业的权利，可能包括私人财产的权利，也可能是包括更广义的私权。

　　吴敬琏：体制改革涉及官员权力和利益

　　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政府是推进改革和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的第一责任人。然而体制的改革，涉及到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和利益，因而往往出现“下不得手”，甚至主动阻挠或扭曲改革的情况。

　　关于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

　　茅于轼：个税起征点可提至一万五

　　提高个税起征点不是一个彻底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税收结构有问题，直接税非常少。现在国企的问题是，它不仅是纳税少，而且它的利润只交10%。作为国家的企业，挣的钱只交10%给国库，剩下的自己花合不合理？国有企业赚的钱就应该是国有的。

　　江平：小河有水大河满

　　如果我们仅仅从名义上的工资来看的话，老百姓的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比例相差是很大的。这种现状使人们感觉到：一方面，国家的财富增长很快，而个人的财富却没有相应增长；另一方面，对于不同阶层来说，我们现在名义上的收入和实际收入不符合：名义上的收入看起来并没有增长，但是实际上的财富增长又很快，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增长不均衡。

　　吴敬琏：收入分配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和框架构建

　　个别手段有时候的结果刚好会跟你的意图会相反。比如各种补贴的方法，短期看，对低收入者是有利的。但是政府用了大量的钱去补贴，他自己是没有钱的，他补贴的支出多了以后就加税，加税的结果是蛋糕变小。蛋糕变小后，受损害最大的还是低收入的居民。

　　中国经济将往何处去

　　茅于轼：经济结构调整必须从价格入手

　　现在我们面临一系列的重大的调整，民营经济在这个调整中间应该找到自己的机会。中国过分依靠投资和出口，我们的环境破坏、资产泡沫这些问题都跟结构有关系。我觉得结构调整必须从价格入手，价格是决定人行为的一个信号，价格不动，经济结构是没有办法动的。

　　江平：大国崛起靠经济，但长久维持靠法律

　　大国崛起绝对不是靠法律，中国的崛起也还要靠经济，只有经济强大，才能够崛起。但是，中国要成为一个比较长久的大国，没有法律是很难维持的。

　　吴敬琏：转变发展方式关键是切实推进全面改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是一个新问题，讲了20多年还是没有转变过来。“十一五”规划纲要制定之前有一个大讨论，提出症结在于存在“体制性障碍”。大家讨论的意见归纳起来，主要有四条：第一，政府保持了太多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以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第三，财政体制缺陷，促使各级官员不能不追求物质生产部门的高速增长；第四，市场没有发挥作用，要素价格扭曲，特别是生产资料的价格扭曲鼓励资源浪费。

　　“十二五”期间，对于中国而言，是发展模式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五年，成败在此一举。所谓“一举”不是一个单项动作，而是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推行的全面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