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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它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2011年09月07日 07:48:04　来源： 人民日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金冲及）
辛亥革命六问：为什么胜利那么快？
2011年07月25日 07:38:22 　来源： 北京日报
在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上，长期以来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诸如“革命付出代价大”、“孙中山软弱妥协”等等。那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

百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纪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而辛亥革命一直是学界研究和关注的一个重点。这里简单谈谈我对辛亥革命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如何认识辛亥革命“胜利快、代价小”的特点？
按照一般人的想法，辛亥革命肯定是很艰巨、很复杂、代价很大的，因为它是一场大变革。在一个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哪能那么容易，那么简单？康有为曾吓唬革命党说：如果要革命，就要准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牺牲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颗脑袋。但是很奇怪——武昌起义，革命党人打出第一枪，是1911年10月10日，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也就是中华民国成立，是1912年1月1日，这期间只有两个多月，就将共和制度建立起来了。既便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算起，到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也就是17年光景。所以说，辛亥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时间短，胜利快。
另一个特点是代价小。武昌起义因为清军南下，革命党人保卫汉阳，打死了一些人。在湖北省之外，有8个省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像湖南、陕西、江西、云南。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是靠武装起义拿下的，另有5个省是和平独立。不过，8个武装起义的省，加上上海，也没有死多少人。湖南省起义一共才打死4个人：巡防营统领黄忠浩、长沙知县沈瀛，一个姓王的营级军官，一个姓申的秘书处长(总文牍)。有的省根本就没有打死一个人。所以说，辛亥革命的代价很小，并没有造成社会的大破坏，也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
辛亥革命为什么胜利那么快？
辛亥革命之所以很快胜利，原因就在于清朝政府拒绝改革，已经人心丧尽。满洲贵族作为东北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残酷实行镇压政策；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丧权辱国，靠对外卖国、妥协来求得苟安，再加上它顽固、反动，拒绝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使得它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这里我讲一件史事。1911年12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中国。那时，广州已经独立，广东都督胡汉民是孙中山的亲密助手。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到上海去，劝其留在广东练兵。那时，清朝政府已经将军政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胡汉民对孙中山说：对付袁世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武力跟他斗争。我们将兵练好之后一起北伐。但孙中山却对胡汉民说：你这个主意不行，我一定要到上海去、到中国的中部去，我不仅要去，而且你也要跟我去。你们大家都不信任袁世凯，觉得袁世凯阴险狡猾，不知道将来会干什么坏事，这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利用袁世凯，如果将袁世凯利用得比较好的话，那就比用兵打仗强过10倍。袁世凯将来也许会做坏事情，但是当他做坏事情的时候，他的统治基础已经不牢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再推翻他就会很容易。因而，孙中山没有留在广州，而是带着胡汉民到了上海，到了与清朝政府斗争的前线。
此后的事情人们都清楚，袁世凯本来带兵进攻武汉三镇，打下了汉口、汉阳，但是他没有带兵过江，去进一步打下当时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的武昌。然后，袁世凯就派出谈判代表唐绍仪，到上海参加南北双方议和。同时,袁世凯又吓唬隆裕太后说：我们现在跟革命党议和是生路一条，跟革命党作战是死路一条。如果不跟革命党议和，那么将来也会像法国的那些贵族一样，被送上断头台。经过袁世凯又吓又骗，隆裕太后最后下了狠心，同意与南方议和。袁世凯为什么那么卖命地劝隆裕太后议和、接受革命党人的条件呢？因为革命党人使用了一条计策，即告诉袁世凯，只要帮助革命党劝皇帝退位，将来中华民国大总统就是他了。这样，袁世凯才选择让清朝皇帝退位。当时南北两方正在谈优待条件，革命党人说：如果清朝皇帝退位，将来还可以在北京的紫禁城里继续当皇帝，颐和园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每年还可以拿很多银子，继续过皇室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隆裕太后代替宣统皇帝，接受了议和条件。
革命党人为什么没有“北伐”？
革命党人为什么没有“北伐”？
多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党、孙中山“软弱、妥协”，所以没有北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最初，革命党人确实是准备打到北京的，彻底推翻清朝统治，但是革命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没钱。要北伐，第一要有几十万的军队，有几十万的军队，每天就得供给军队吃饭，除了开伙，还要发工资(关饷)，还要许许多多枪支，还需要大量子弹。上海起义之后，南京还在清朝的统治下，当时统治南京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满洲贵族铁良，另一个是“辫帅”张勋。这两个人就是不投降，不起义，当时江苏的革命党和浙江的革命党组织了江浙联军，从镇江一直打到南京。这支打南京的队伍的钱是向日本的资本家借的，总算给部队买了枪和子弹，做了军装，将南京打了下来。但是，想要从长江一带打到北京去，没有大量军费怎么可能。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当时还在美国，他并没立刻从美国回来，到前线去指挥战斗，而是先到英国，然后去了法国，主要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要求英法两国采取中立政策，不要帮助清朝政府。这一点，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了。第二件事是希望英法两国的银行、财团借钱给革命党人。这是孙中山的主要任务，他希望能从西方列强那儿借到北伐所需要的经费。英国的资本家、法国的资本家当然不会借。法国的资本家代表告诉孙中山：要我现在借钱给你是不可能的，等你成立了政府，而且这个政府得到国际承认，那个时候就将钱借给你。这样，孙中山在英国、法国转了一圈，一分钱也没有借到。他回到上海后，有记者就问孙中山：请问你这次回国带回了多少钱？孙中山回答说：我告诉你们吧，我可是一分钱都没有，革命依靠的是什么？革命依靠的是精神，我带回来的是革命精神。
革命精神当然重要，但是没有钱也不行啊，所以孙中山回国之后最主要的一件事还是借钱，筹备北伐所必需的经费。他又向西方的财团借，但是，当时政府还没有成立，还没有得到国际的承认，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我用企业做抵押，你把钱借给我。孙中山拿出来的第一个抵押品是汉冶萍公司，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铁联合企业。孙中山要以“中日合办”的名义向日本资本家借钱。日本资本家觉得有利可图，同意借。可是一部分革命党人不同意。章太炎就说：我们革命本来就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利力，革命还没有成功，你就用汉冶萍做抵押品，怎么可以呢？孙中山向章太炎解释说：现在南京的周围有十几万部队，这十几万的部队每天要吃饭、要发饷，如果开不了伙、发不了军饷的话，军队是会哗变的。但是，孙中山这样向章太炎解释，也没有用，“中日合办”汉冶萍的计划就吹了。后来，孙中山又想用当时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招商局做抵押，也没成。最后，孙中山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再向日本人借，条件是将满洲租给日本，向日本人借1000万。孙中山表示，有了这1000万，就能打到北京，将共和的坚实基础建立起来。日本人早就对满洲不怀好意，几乎要签字了，但是日本的陆军大臣不干，他说满洲本来就是日本1904年在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根本就没有必要用钱去租。所以，这次借款计划也吹了。
由此可见，孙中山是在逼得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接受议和条件，同意南北议和的。他想：还是采取原来的策略，先让袁世凯上台做民国总统。假定他将来要干坏事的话，再推翻他，到那时推翻他会很容易。南京临时政府最穷的时候，国库里有多少钱呢？胡汉民有一个回忆：南京临时政府最困难的时候国库里只有十块大洋。靠这十块大洋怎么去北伐？怎么打到北京？不仅打不到北京，靠十块大洋，南京临时政府这个国家机构都没有办法运转。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了两个月，就欠了一大笔债，最后这笔债是袁世凯还的。袁世凯一当上临时大总统，就向外国借钱，外国资本家看中了袁世凯，就借了。他从中拿出一部分给南京临时政府还债。
我讲这些是想说明：革命党人没有北伐，不是孙中山不想北伐，不是过去所讲的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是因为没有北伐所必需的资金。孙中山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向袁世凯妥协的，主要就是由于财政困难，孙中山称这个做法叫“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是说，先推翻帝制，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起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做。历史证明，孙中山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后来袁世凯虽然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1917年张勋复辟，只复辟了12天，所以最后的胜利者还是孙中山。
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何不同？ 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何不同？
通常讲辛亥革命，往往把它与西方对比，认为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我认为，这个看法未必全面、准确。辛亥革命与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第一，这次革命的目的是要推翻满洲贵族的统治。第二，辛亥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国受到列强的侵略，成为半殖民地，国土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这次革命第一个最紧要的任务就是要救亡，而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第三，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反对的敌人，一是专制制度，一是封建贵族，但是当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很快就发现背后站着一个新的敌人，即早期的工人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早期的剥削很残酷，所以工人运动产生了、罢工产生了、共产主义的理论提出来了。辛亥革命发生时，西方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已经先后成立，工人运动已经兴起，因此孙中山指出：不应该再走西方的道路，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阶级对立、贫富悬殊的毛病。
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不清楚，这些年发现了新资料。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之前，曾经到比利时去了一趟。孙中山去访问当时的第二国际领导人。双方见面后，孙中山表示：第一，我要参加第二国际，第二，孙中山成立的党，要成为第二国际的成员。而且，孙中山还表示：我们中国的革命要学习西方革命的优点，克服西方革命所产生的种种弊病。孙中山特别讲到，要让中国的工人阶级避免受剥削的痛苦。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我们过去也不太知道。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5年给第二国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用英文写的，现在还保存在第二国际的档案里。他要求第二国际赶快派专家到中国来，“帮助我将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请注意，孙中山这封信是1915年写的，那时俄国的十月革命还没有发生呢。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什么态度？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持什么态度？
孙中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态度，有8个字：“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将好的果实拿过来，恶果要避开，这是孙中山在1905、1906年形成的一个重要思想。由于当时西方世界的贫富悬殊现象已经很突出了，所以孙中山讲的“避那恶果”，主要就是不要将西方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拿过来。后来，孙中山曾经讲过，世界上有两种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力量，一是社会主义，一是资本主义。孙中山说：我要让推动世界发展的这两种进化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为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要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要学资本主义。孙中山还说：我要用外国的资本主义来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孙中山一方面反对资本主义，不愿意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特别是走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同时又主张学习资本主义的优点。
孙中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
孙中山还有一个思想过去可能也不太被注意，这就是他反对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孙中山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用其法”。孙中山说：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西方世界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才适用，列宁在俄国搞十月革命，开始搞的是“战时共产主义”，搞了两年搞不下去了，所以才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孙中山说：俄国社会发展程度要比中国高很多，如果俄国这样的社会发展程度都没有资格实行马克思的办法，我们中国怎么有资格呢？于是，孙中山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要“师其意而不用其法”。孙中山很明确地说过：在中国要用民生主义。他还有一句话说：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
我们过去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是根据俄国的国情，在俄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俄国问题的一个创造。如果我们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给予比较高的评价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来评价孙中山所说的“我的民生主义就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呢？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孙中山在从事中国革命的时候，是力图基于中国的特点，同时又希望它的改革方案适合于中国的国情。所以，我认为，他是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又不主张全盘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辛亥革命是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20世纪时代色彩的一次革命。孙中山希望走一条和西方不一样的新道路，当然这条路他没能走完，就过早地去世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
作为20世纪初叶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制定前的国家根本大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将封建专制的中国引上了民主共和的轨道，这是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
为了将中国逐步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孙中山不愧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主共和政体的创建者、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者和社会风俗的积极变革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过去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越来越显得突出。尽管辛亥革命并没有最终实现其政治目标，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急风暴雨式的推行。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
正因如此，推翻封建专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人是一次深刻而直观的民主教育。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周铁农）
开启中国进步之门——辛亥革命世纪回眸
9月4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东京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座谈会。当地多个华侨华人团体的代表出席了座谈会。 新华社记者郭一娜摄【资料图】
新华网北京９月５日电 题：开启中国进步之门——辛亥革命世纪回眸
开栏的话：辛亥革命是２０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从９月５日起，新华社开设《辛亥革命百年》栏目，集中播发一批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文字、图片（表）、音频视频稿件，反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悲壮实践，进而揭示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必然性，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承辛亥革命先贤们的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奋进力量，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记者霍小光　华春雨　李菲　赵超
百年之变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破旧立新。
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回首风雨如晦的年代，聆听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我们从一些历史场景和史料中见微知著——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方能浩荡前行而不可逆转。
共和肇始
２０１０年，国内热映一部电影。观众看到银幕上马拉火车前进的场面忍俊不禁。人们可曾想到，同样的情形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真实一幕。
１８８０年，开平煤矿出资修筑一条铁路。虽然这时离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在英国诞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保守的清朝统治者却下令禁止使用机车。铁路的运行被迫改为由驴马拖拽。于是，十分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几头驴马，力不胜任地拖拽着运煤车在铁轨上艰难行驶。
马拉火车只是清王朝被时代抛离的一个例证。
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时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１１０年前的９月，腐朽的清王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空前屈辱的条款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的使命迫在眉睫。
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朝统治者依然拒绝根本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历史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年，清政府已经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说。
新加坡大人路１２号，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红色尖顶两层楼房。“晚晴园”三个苍劲大字的横匾挂在大门的门楣上，大字下面用英文写着“孙逸仙别墅”。
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历史文化学者韩山元介绍说：“这里是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辛亥革命之前，几场起义及反清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里策划酝酿的。”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经过彻夜奋战，中华大地迎来新时代的曙光。
“一面样式新奇、代表着一个崭新历史的十八星旗，在武汉三镇上空高高飘扬。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全国爆发了剧烈的连锁反应，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说。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红楼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１９１２年，旅居中国的越南侨民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的主张；１９１３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的侨民建立了民族协会和群众大会；朝鲜、菲律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建立了亚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亚洲的共和国体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思想解放
１９１３年７月１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江苏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份考卷要求考生列举自己崇拜的人物。应考者３００多人，都是中小学生。
结果，有１７人列出了孙中山，名列第三。而数千年来被奉为“天子”和“万岁”的皇帝已经风光不再。
人们还发现，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一些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也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说：“小小一份测试，显示出在中国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已经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
今天的人们仍能清晰地听到孙中山一段讲话的录音：“我们近来几百年，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所以我们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是可以得救。”
马振犊说：“随着旧制度的倾覆，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空前大解放。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也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国家只有强大才有未来的理念。”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在辨别、在思考、在选择。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禁止刑讯、禁除鸦片、禁赌、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妇女缠足等措施的施行，使中国向革命之后更为长期、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步。”张宪文说。
传统文化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传承，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成为后世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任务。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旧文化，不会在一次革命的打击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社会变化潮流不可逆转，共和、民主、独立、富强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发展路向已成定势。”林家有说。
复兴之路
坐落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保管着中华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马振犊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夏威夷一位名叫王青奇的９岁华裔小姑娘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您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非常高兴。这星期我卖纪念章赚到了３个美元，请你送给生病的士兵……我希望战争很快永远停止，新中国所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幸福。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首次提出。
“‘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步平说。
当年，孙中山暂留英国时，曾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与政治。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普通民众的幸福天堂。“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以广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先生亲手规划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体现了革命先行者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留下或提出了事关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最终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视作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抚今追昔，曾令孙中山先生忧虑重重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
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期盼：“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百年沧桑，斗转星移。时至今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时，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百年夙愿。
黄花岗起义：血肉谱就的英雄悲歌
重读革命志士一百年前的一封封绝笔家书，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历史上，很少会有一次结局失败的革命或战役，能在后世评述中达到如黄花岗起义般的高度。在那个充满黑暗、绝望和死亡的年代里，英雄们是用飞蛾扑火般的失败，寻唤着光明、希望与重生……
世人皆知黄花岗起义，记者亦如是。可直到站在广州黄花岗公园中，那块篆刻着此役牺牲烈士姓名的石碑前，记者才喟然发现，中山先生口中“付之一炬”的“吾党菁华”，大多只是长眠在这块他们曾用生命捍卫和战斗过的土地一隅，不为人所知。
却也有为数不多的例外，比如林觉民、方声洞。起义之前，前者寄书“与妻”，后者以信“禀父”，其文俱感天动地流传至今，而让后人永远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两封绝笔家书，百年前引出一段豪气干云的革命史志，百年后则开启了一条通往英雄内心世界的路径。在那个世界里，有决绝、果敢和家国大义，也有不舍、依恋和儿女情长。
这次分离，已是永别
“辛亥春雷，义起粤中，豪杰奋发，共谋倾圮，兴复邦家。”——孙中山
广州小东营5号，偏于街巷深处而少有客迹。记者辗转寻至那里，所见一式青砖暗瓦，显是古迹。
很难想象“黄花岗起义指挥部旧址”就藏在此处。毕竟，沿途记者曾路过当年起义的主攻目标、“两广总督督署”旧址，粗略估算不过500米距离。进而释然，难怪史书有述及此，常言“前一分钟府衙四周仍静无人声，突然就枪声大作，革命党人已冲至门前，直若从天而降……”
旧址纪念馆研究员田苹女士告诉记者，小东营既是起义领导人黄兴的寓所，也是他率部出发、进攻督署的地方，而林觉民和方声洞们，正是从这里，跨出了人生的“最后一步”。
1911年，林觉民24岁。就在几个月前，作为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他刚刚接受了为起义募集经费的任务，最后一次回到了自己位于福州的家中。
在家中等待他的，是妻子陈意映。这位出身名门的温婉女子，在自己17岁时便嫁给了18岁的林觉民。从此，“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
尽管夫妻情深，尽管久别重逢，尽管意映彼时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回家的那段时间，林觉民却几乎终日不见踪影，四处奔波筹集着起义资金。
4月初的一天，林觉民告别妻儿，再度启程。只是，这次分离，已成永别。
同一段时间，25岁的方声洞正在日本，和妻子王颖上演着类似的别离。
当年年初，孙中山准备广州起义的消息不断传到日本，正准备毕业的方声洞再无心学业，他在给友人信中写道：“警电纷至，中国亡在旦夕，所希望者，吾党此举耳，不幸而败，精锐随尽，元气大伤，吾党必久不能振，中国因之而亡。然则此举非特关吾党盛衰，是直系中国存亡也，吾安忍重为洋奴哉。”
后来，方声洞决定回国。走之前他带着妻儿去拍全家福。记者后来在采访原广东社科院院长、著名史学家张磊老先生时，曾在他的一本书上看过这张照片：身穿和服的王颖面对镜头，方声洞却侧着身子目视正在妻子膝上挥舞右手的幼子。“摄影师让方看镜头，可他却执意要看着儿子。”
4月27日凌晨，林觉民从香港坐船来到广州。他直接去了现今的小东营5号，在那里见到了黄兴和大批起义者，其中就包括已在前一天抵达的方声洞。田苹告诉记者，在烈士名单中有留学生、海外侨胞、记者、教师、工人、农民、军人，“他们来自社会各界，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他们都是追求自由、幸福理想的先驱，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共同书写了一个民族的历史。”
“以天下人为念，为天下人谋永福也。”“迩者与海内外诸同志共谋起义，以扑满政府，以救祖国。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对林觉民、方声洞们来说，他们所为的，只是心中坚定的信念和理想，即便明知自己要面对的，是死亡。
舍身取义，虽死吾往矣
“用几百人打几万人，烈士们明知后果，但是还是要去做，这是以身殉国，来唤醒四万万人们。”　——孙中山
对一场被后世认为无异“飞蛾扑火”的起义来说，死亡来得是那样迅速。
“下午5点25分，广州起义开始。敢死队员脚穿黑面树胶鞋，腰缠炸药，手执枪械，一路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几乎全军覆没。”小东营5号内，至今仍保存着当年两广总督署衙门前的一对石狮。其上密布的弹坑仿佛在向记者诉说那一战的残酷。张磊告诉记者，林觉民其实手无缚鸡之力，战斗发生后不久就腰部中弹，被敌人俘虏。“很多起义者都和他一样，战斗力很难与训练有素的官兵相比，都是凭着理想的支撑，以蚍蜉之力，去与大树硬撼。”而据记载，还有一些白发老者甚至是身体残疾者，也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他们的生命几乎是在被收割，结局可想而知。
就在林觉民受伤被俘时，紧随黄兴冲出敌人包围的方声洞，却在遭遇另一队前来接应的革命者时，因误会发生枪战，令人扼腕地死于当场。
“方声洞被误杀，足见当时起义情势的混乱。”张磊表示，因为清政府已事先得知了起义消息，加大了盘查搜查力度，导致部分起义武器和人员没有到位，既定部署被打乱。“原先10路人马同时举事，后来演变成黄兴一方被迫仓促发动，兵败如山倒。”
事后，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公审林觉民，“林执意席地而坐，用英语应答，面对劝诱不为所动。”其气节甚至让张、李为之心折，据记载，“李准下令去掉林觉民的镣铐，甚至为其亲捧痰盂。”而张鸣岐则如是评价这样感叹：“惜哉，林觉民！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真算得奇男子。”被关押期间，林觉民米食不进，几天后被押赴刑场，神态从容，慷慨就义。
与林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其他一些革命者。“当年当日，慷慨赴死者比比皆是，从容淡然得令清吏胆寒。”在田苹口中，记者听到这样的讲述，“宋玉琳，于刑场上大讲革命事业之争议性，令问官无言以对，遂笑而赴死；饶国梁，在临刑前高呼‘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陈可钧，被害前怒骂清吏‘尔等利欲熏心，血液已冷，乌能知此？’；李雁南刑时求速死，让刽子手‘用枪从口击下’，饮弹而死……”
其后数日，在城内革命人士的努力下，林觉民、方声洞们的遗体被运至现在的黄花岗烈士陵园处埋葬，这群“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热血男儿，终得一掊安息的黄土。
“其实革命者们事先已知起义消息泄露，却还是义无反顾。”接受采访时，张磊动情地告诉记者，对时局的强烈不满，对救国的迫切期望，还有这些进步青年们心中怒放的理想之花，让死亡在那个年代，对他们来说成了一种归宿。
张老的话让记者想到了“注定”这个词——13岁的林觉民，曾在科举考场上留下“少年不望万户侯”7字后洒然离去；17岁的方声洞，只身赴日投身拯救民族兴亡的大业——或许从那时起，他们便注定了会有今日这番悲壮的抉择。
革命的号角，用生命奏响
“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中山
林觉民就义时，他的岳父陈元凯正在广州任职，托人连夜赶到福州报信，让女儿陈意映火速逃离。陈意映匆匆拖着8个月的身孕开始逃亡。
某日，不知是谁冒着风险将一个包裹送到意映居处，包裹里正是林觉民的决笔：“意映卿卿如晤”“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当哭相和也”……
爱犹在，人不还。5月19日，悲伤过度的陈意映早产，两年后终追随林郎去了，郁郁而死的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却直到百年之后，一位叫齐豫的歌手为她唱出了所有的思念和悲伤，“觉，当我看到你的信，我竟然相信，刹那是永恒。爱不在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做被爱了一世……我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地离去？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作纸上的，一个名字？”一首《觉(遥寄林觉民)》，唱痛了世间人。
同样是在5月，家住汉口的商人方家湜终于等来了儿子方声洞的来信。念子心切的老人直到展信前或许还在想，儿子要回家了，先跟家里打声招呼吧？等待他的，是熟悉的笔迹，和无尽的心碎：“父亲大人在上，这是儿子最后一次亲笔给您写信。当这封信送到您老人家手中，儿已不在人世……”“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子孙万世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
几个月后，日本的王颖得知丈夫死讯。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为什么丈夫临走前总和自己说“对不起”，为什么他在拍照时，会那么执着和深情地看向儿子……
千思万想，却等来一封家书；日念夜盼，却换回一纸绝笔。其实除了林、方二人的《与妻书》、《禀父书》，张磊告诉记者，起义之前几乎每个革命者都留下了临终的文字。如黄兴在给邓泽如的信中说：“本日即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不敢有负诸贤之期望……绝笔于此，不胜系恋。”广东李晚起义前日写下了《与家兄诀别书》，“任其事而怕死非丈夫也，余明知无济，只在实行革命宗旨，决以生命为牺牲”——陈意映和方家湜们的泪水，那个草木含悲的5月，润湿了中国乃至世界的许多角落。
“今天重读这些家书，会帮助我们走进英雄的内心。”张磊告诉记者，历史是有血有肉的，是一种最质朴的语言，历史上绝没有那种高高在上的圣人式英雄，只有在理解林觉民、方声洞们对妻子、儿女和父母的无限依恋、热爱和不舍，才更能震撼于他们那种“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可贵情怀。
是啊，“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这是何其难能可贵的舍弃？而当如此挚爱的亲情都不惜为理想舍弃；当慨然赴死的英雄，在当日中国大地已比比皆是；当革命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我们实已不难理解，何以后世史学者，会形成“没有黄花岗起义就没有武昌起义”的普遍认知；也不难理解，何以中山先生，会赞之曰“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记者 张磊）
一面旗帜的产生与变化――辛亥革命中的“五色旗”
新华网南京９月１０日电（记者顾烨）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最直观变化之一就是易帜，据考证，革命前后曾经出现的旗帜有１２种之多，相对晚出的五色旗在１９１２年最后胜出，取代黄龙旗成为当时中国的国旗。
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说，据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各地出现了白旗、九星旗、八卦太极旗、井字旗等１２种旗帜，在讨论新国旗问题时，因各省革命军使用的旗帜并不一致，引起各省代表的争执。
十八星旗是影响最大的革命军旗之一，原是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的会旗。１９０７年８月，伴随着共进会在日本东京的成立，十八星旗应运而生。它的图案以大红为底，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汉族聚居的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１９１１年，湖北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发动武昌起义，之后，成立湖北军政府。作为其政府代表旗帜，十八星旗一度影响巨大，在湖北、湖南、江西等省得到广泛应用。
而孙中山则对图案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情有独钟，该旗的前身是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旗是１８９４年成立的兴中会的革命军旗，中国同盟会１９０５年成立后，孙中山大幅增加了红色。由于同盟会党人历次起义使用及秘密渠道传布，图案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广东、广西、福建等省较多应用的革命军旗。
相比于其他旗帜，五色旗的出现比较晚。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４日留沪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及江浙沪三督会议，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当时各省大都光复，国旗与筹组临时政府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五色旗自上而下排列为红黄蓝白黑，寓意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是政治智慧的物化，它的出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由纷乱走向有序的开端。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归国途中抵伦敦，当地华侨请制旗，孙中山曾手绘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然而，等他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到达上海，迎接他的却是满眼的五色旗。
１９１２年１月初，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随后，孙中山在复函中列举以五色旗为国旗不当之处，以为从旗之历史、旗之取义、旗之美观而论，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图案的旗为宜，否决了各省代表会的国旗案。然而孙中山在就职临时大总统时，宣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其对五色旗的反对显得有些无力。
此时各省基本上已经承认五色旗为国旗，就连湖北也随了大流。黎元洪致电南京，“正朔已定，国旗及军商各旗式应即划归一律，请速颁发定式，以便遵行。”南京临时参议院复电：“经本院议决，请大总统通告各省上，国旗即用五色旗……”其理由是“各省几乎一致，故从多数”。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帝刚宣布退位，北京即遍悬五色旗，这也充分显示了国内对五色旗的普遍认同，这也意味着“五族共和”的思想逐步占了上风。
清帝退位次日，孙中山请辞临时大总统，荐袁世凯继任。５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第—次会议上即提出“国旗统一案”，引发激烈争论。理由是十八星不能代表全国版图，最后拟定，在十八星旗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而五色旗则在左方上角缀以青天白日。袁世凯同意了十九星旗方案，而反对在五色旗上缀以青天白日。经过复议，临时参议院终于取得一致。６月８日，袁世凯公布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至此，旗帜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姜良芹说，五色旗象征着五族共和，相比于其他旗帜，这一寓意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具有高度共识。正是这些共识，降低了革命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
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进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满地红图案之旗为“国旗”。１９２４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１９２５年，国民政府于广州成立，次年进行北伐，所到之处皆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五色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退出历史舞台。
辛亥革命百年·史料钩沉：民间收藏里的"辛亥故事"
新华网武汉９月１２日电（记者皮曙初、熊金超）“这是３８２４张登记表，每一张登记表都记载着一位武昌辛亥首义志士的革命历程。”在位于武汉市黄石路一家古玩城里，收藏爱好者沈汉生翻着一摞“辛亥首义同志会整理委员会会员申请表”复印件对记者说。
沈汉生说，这些申请表的原件本是他家的私人藏品，现在已经转给上海孙中山故居博物馆了。
在打响推翻二千余年封建专制帝制第一枪的中部城市武汉市，“辛亥”、“首义”等近代历史典故至今仍深入人心，不仅有大批历史遗迹遗址遍及武汉三镇，还有大量散落民间的文物资料，被一些收藏爱好者视为珍宝，“专题收藏”。
生于１９４４年的沈汉生被业内称为“辛亥收藏第一人”。他介绍说，自己的父亲生前保存了大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物，自己又毕一生之力保护和收集，他收藏的辛亥文物超过１５００件，如刻有“民国十年，孙文”字样的鎏金梅花剑、据称为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戴绶带、黎元洪１９１２年准备送给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红木匾额等等。
而沈汉生所收藏的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申请表和会员名册、会员证底簿等文物，收录辛亥革命参与者名单齐全、组织资料完整。２００７年，湖北省首届文物鉴赏评选“十大民间宝物”，“首义同志会全体会员总册”名列榜首，被评价为“至今发现最早、人员最全（３８２４名）、品相最完整的会员总册，是研究辛亥首义的珍贵资料”。
２００８年，湖北省第二届文物鉴赏评选“十大民间宝物”，沈汉生收藏的“辛亥首义同志会整理委员会会员证底簿”再度入选，评选证书上描述道：“辛亥首义同志会整理委员会会员证底簿，是民国３８年４月２８日（１９４９年）造册登记，此册登记人员都是参加推翻清王朝并经政审合格，领取会员证的人员，在册人员共９００余人，是研究辛亥革命的重要历史文献，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记者了解到，辛亥首义同志会于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在湖北武昌创立，是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辛亥革命纪念组织，会员为当时健在的参加过武昌起义的革命志士。１９４９年辛亥首义同志会重新登记会员、整理名册。
在沈汉生收藏的会员申请表中，记者看到每一位会员的翔实资料，包括当时的年龄、住址、家庭状况，以及“辛亥前经历”、“首义时期经历”、“民国后的经历”等等，甚至包括他们在参加文学社、日知会等组织时的“秘密口令”，都有细致记述。
“这些都是最真实的历史资料，串在一起就是一部真实的武昌首义史，如果刻成碑林，将是何其生动丰富而又壮观！”沈汉生说。
与沈汉生不同，３９岁的彭伟没有家传渊源，但他对辛亥革命相关文史资料的兴趣却十分浓厚。这位普通警员收藏各种古书、史料已有近２０年历史，搜集有关辛亥革命的各种史料５００多种１０００余册。
“这本《鄂军大都督黎元洪手札》１９１１年出版，收录了军政府照会汉口领事团、黎都督照会各国领事、鄂军都督黎通告将校军士文、鄂都督黎元洪致满政府书、中华民国鄂军都督祭告天地文等重要文献。”彭伟说。通过搜集到的《武昌开国实录》《武昌两日记》《辛亥武昌首义记》等史料，他看到了更加丰富生动、真实全面的“辛亥故事”、历史细节：黎元洪并非以往人们说的“床下都督”；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工程八营第一个开枪的人叫程正瀛……
最近，彭伟刚刚淘得一份熊秉坤１９６１年在北京参加纪念辛亥革命５０周年时的发言稿，他对此视若珍宝。发言稿中，熊秉坤记录了自己与“末代皇帝”溥仪在国宴宴席上见面的场景：“后来，张执一部长介绍我跟他见了面，说是第一枪打他的，溥仪一听，连忙又敬了一杯酒。我倒紧张了一下，想到这如何说好呢？仓促之中，我说了一句，那是帮助。溥仪拉到我的手说：谢谢。这真是说明共产党的伟大，统一战线工作的胜利，现在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成了一家人了。”
“这是多么生动的历史，熊秉坤老人坦率耿直的性格跃然纸上了。”彭伟说。
熊秉坤之子、８５岁的熊辉老人说，辛亥首义志士，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争做愚公，他们行大爱，风雨同舟履行了历史赋予他们的职责，也留下了许多旧址遗迹、各种文物史料，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其底蕴十分丰厚，闪烁着辛亥革命精神的光芒。
民间收藏爱好者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收藏，真实地保存历史、记录历史，并让更多民众深入地了解辛亥革命、理解辛亥革命的精神和历史意义。不久前，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彭伟在湖北省档案馆和湖北省收藏家协会的帮助下，将自己的收藏向市民免费展出。
沈汉生一度期望能开办自己的私人博物馆——“辛亥首义铁血博物馆”，还在全国进行了多年巡展，但现在，他已让这些文物大部分留在了上海孙中山故居博物馆。他说：“我相信，在那里这些文物的历史价值必然得到更深入的发掘。”
武昌起义何以被称为“辛亥首义”
新华网武汉９月６日电（记者熊金超、皮曙初）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来临之际，武昌首义广场的建设与起义门的修复等已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武昌起义并不是辛亥年间的第一次起义，广州早在半年前就发生了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中也发生了成都起义，为何独以武昌起义被尊为“辛亥首义”？这也成为海内外专家、学者关注的热点话题。
“‘辛亥首义’是首次举义成功的意思，经过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２６８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历史学家、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冯天瑜教授对此一语以概之。
１９５４年就开始致力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著名历史学家、华中师范大学８５岁的章开沅教授说，广州起义失败了，武昌首义却坚持下来，是因为武汉九省通衢，影响很快遍及全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湖北和武汉的革命党人都是实干家，不管是宣传工作还是组织工作都扎扎实实，把很多清军都争取过来，学堂里面革命的人更多。　　冯天瑜说，“武汉首义”的正式提法，较早见于孙中山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其中明确称：“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孙中山先生称之为‘首义’，别有深意。”冯天瑜说，自１８９５年１０月孙中山率郑士良、陆皓东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然而，历次武装暴动，悲歌慷慨，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此所谓“屡起屡踬”。
他说，相形之下，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他说，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革命党人不仅与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更是实行“抬营主义”，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在湖北新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使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的武昌起义，远非此前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皮明庥研究员说，爆发于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的武昌起义，虽然晚于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和成都起义，但经过竟夜血战，攻克了湖广总督署，光复了武昌全城，并于１１日成立了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此后，以都督黎元洪名义通告全国各省，号召共举义旗，得到响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不久即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了远东第一个共和政权。
据史料记载，１０月１０日晚一夜激战，起义军便夺取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１１日在湖北省咨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首次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１１月初公布宋教仁草拟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
访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
新华网上海９月１１日电题：祖父的爱国情怀一直流淌在家族血液中－－访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永远留下了李烈钧将军的名字和事迹。“祖父的爱国情怀一直流淌在我们家族的血液中，我们都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祖父。”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对新华社记者说。
４８岁的李季平是李烈钧将军１０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李赣骝之子，谈起祖父的事迹滔滔不绝、满腔自豪。“祖父生于１８８２年，江西武宁人。一生走南闯北、戎马倥偬，为了让子女们牢记自己的根，因此在他们的名字中间都取了一个‘赣’字。”李季平说。
１９０４年，２２岁的李烈钧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在日留学期间与黄兴等人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１９０７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战争等一系列大事记中留下了不朽的人生足迹。
李季平说：“提起祖父李烈钧，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位重要的军事将领，其实鲜为人知的是，他对教育事业也非常重视和投入，对从事教育的社会贤达非常尊敬。”
１９１２年江西光复后，第一个财政年度资金非常紧张，时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毫不犹豫地拿出一部分费用，选派辛亥革命后江西第一批２０名官派留学生赴欧、美、日留学。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官派留学生很多人学成回国后，在相关的行业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包括近代著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寅恪、著名植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中央研究院”院士饶毓泰、首任北大秘书长和北大教授徐宝璜、“中山舰舰长和海军局长”欧阳琳、国立交通大学教授兼秘书长程孝刚、担任过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罗英等。
据史料记载，１９２３年四五月间，李烈钧曾在厦门大学发表两次演讲，全面阐述了对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看法。他说：“余以为国家之兴衰存亡，纯视教育之成绩为定”，“夫国家之强弱，视于人才之多寡；人才之多寡，视乎学校之多寡为断，是以教育为立国之本。”
李烈钧对从事教育事业的人非常重视和尊敬，经常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和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将他们的意见积极向国民政府反映。
李季平介绍说，李烈钧对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非常尊敬，两人友谊深厚。１９３７年，李烈钧推荐马相伯担任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就任后，因在南京无住所，李烈钧就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马、李两家的后裔到今天还经常来往。
非常重视教育的李烈钧，还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子女在战乱年代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李季平介绍，祖父李烈钧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生下儿子李赣鹏后，因病去世；第二位夫人华世琦为李烈钧生了９个孩子。
李季平的父亲李赣骝是李烈钧最小的儿子，也是他的子女中“官衔”最高的一位，曾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现已７９岁，定居北京。李赣骝常常对子女们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爱国家庭的血液，我们到哪里都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为国家和人民奉献全部的力量。”
辛亥革命先驱黄复生后人眼中的“辛亥情”
新华网成都９月７日电　题：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心做事——辛亥革命先驱黄复生后人眼中的“辛亥情”
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祖父不是刺客，而是位真正的英雄。”在年过古稀的黄三德心中，被誉为巴蜀辛亥双雄之一的祖父黄复生，一生为追求救国真理追随孙中山先生，活得轰轰烈烈、两袖清风。
提起“黄复生”这个名字，许多人会感到陌生。但在记载辛亥革命的史料中，他和秋瑾、黄兴、章炳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被评价为“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英勇战斗的英雄”。
出生乱世、投身革命的黄复生，担任过中国同盟会四川分会首任会长、四川省非常时期代省长等职务。在其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候，任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在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及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中，黄复生研制炸弹，先后暗杀清朝重臣端方、庆亲王奕劻、摄政王载沣及袁世凯爪牙徐宝山，鼓舞了革命党人士气。
７９岁的黄三德是黄复生的长孙。说起祖父的故事，他如数家珍。他说，常听父母讲，祖父从小喜欢读《刺客列传》，特别尊仰荆轲等英雄。
１９０１年，１８岁的黄复生走出南充市龙市镇付家湾村，走进泸州新式学堂，接受进步思想熏陶。之后，他东渡日本留学，为了革命，在日本刻苦学习制造炸弹技术。
在黄三德家中发黄的相册本里，珍藏着一张祖父和孙中山的合影。他说：“１９０５年祖父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史料记载，１９０７年黄复生遵孙中山之命回川后，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反清起义。在研制炸弹过程中，他不慎引爆伤身，导致左眼失明。
从此，死而复生的他将自己的原名“黄树中”改名为“黄复生”，以显示矢志不渝，献身国家的宏伟抱负。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的黄复生，大半辈子是在牢狱中和战场上度过的，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黄复生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黄三德告诉记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祖父极为不满，指责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反对内战。祖父与蒋介石政见相左，受到同僚的打压排挤。几年后，中风左身偏瘫的祖父抱病全家返川，居住在重庆郊外的乡下。
当时念中学的黄三德陪祖父走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年。黄三德回忆说，祖父崇尚俭朴，常在全家一起吃饭时教育大家要先公后私、勤俭持家、踏实做人。他平日一身粗布蓝色长袍，只有每逢周一去重庆市区参加孙中山先生纪念活动时，才会换上绸布做的黑马褂。
在乡下居住的这段时期，蒋介石曾派人劝黄复生搬回城里去住，或为他修建乡间别墅，并修一条从乡下直通镇上的专用公路。黄老先生不愿花公款、占农田，都一一拒绝了。
在黄三德记忆中，祖父晚年生活平淡而知足。每天上午，祖父会在房间里看看经书、写写字。下午坐在门口抽一会儿旱烟，看看农田的风景。祖父晚年最高兴的是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平日沉默少言的祖父，那天高兴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老泪纵横，大呼：“胜利了！胜利了！”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６６岁的黄复生去世了。去世前，黄老先生还心怀民生疾苦，留下两封书信给有关当局。当时，《大公报》等媒体报道了他离世的凄楚：“复生先生家中除了一架子旧书外，没有更值钱的东西”，“黄氏遗体今晚大殓，亦以清贫关系，棺木尚未漆就”。
“祖父安贫乐道、刚正不阿的品格影响了我们。”黄三德说，遵照祖父遗训，他们兄妹几个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心做事。
孕育伟人孙中山的翠亨村
新华网广州９月１４日电  题：孕育伟人孙中山的翠亨村
新华社记者魏蒙
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是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适逢辛亥百年纪念，这里再次成为一个让人瞩目的地方——９月７日，在这个村，以首次举办的“翠亨论坛”为平台，来自海内外的嘉宾、专家学者和辛亥革命先驱后裔共１２０多人纵论“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之后，以这个村为核心，广东省中山市将密集举行百项有关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
“守旧”与“创新”，翠亨已成多维展馆
翠亨，群山环抱，小溪潺潺，树木苍翠，风景优美。１８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此诞生，从此，中国的最后一代封建王朝出现了一位百折不挠的掘墓人。
依托赭色砖砌成的孙中山故居，在翠亨有个馆名由宋庆龄题写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其中，有孙中山故居、孙中山纪念馆、孙中山听太平天国反清故事的雕塑、孙中山试验炸药处——瑞接长庚牌坊、翠亨民居展示区、翠亨农业展示区、中山鼎、警世钟等。
孙中山故居刚刚修葺一新。不大的院子内有一幢两层楼房，一口井，两棵树。其中一棵因台风而呈卧状，此树是孙中山２０岁时从南洋移植而来。坐东朝西的楼房由孙中山设计，虽与村里的其他房屋的朝向迥异，但充分利用了面积不大的空间；７个西式的穹形门楼和一个完全西式的浴缸，与上下各有３间的传统式房屋在格调上形成了强烈反差……
“翠亨能孕育出伟人，与咸淡水交汇形成的香山文化有关。这里离澳门３７公里，隔珠江口水域与香港相望。历史上村民大多外出谋生，甚至漂洋过海，这客观上也使得翠亨人对中西文化是兼容并蓄的。”中山市委宣传部部长丘树宏说。
在翠亨村工作了１９年的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馆长萧润君告诉记者，在翠亨，他们对文物及其环境保护方面坚持“守旧”——守护价值，突出历史纪念性、民俗性；在管理理念和手段方面又大胆创新，不但运用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科技手段，还采用了ＩＳＯ９００１国际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和ＩＳＯ１４００１国际环境管理标准体系进行科学管理，这一切，使翠亨形成了立体而多元化的陈列展览体系。
翠亨村是全球华人华侨共同的“精神家园”
吴玫瑰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现任总统的华裔顾问、驻中国贸易发展办事处新任代表。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前夕，她来到孙中山故居。她激动地说：“有机会亲眼目睹孙中山先生用过的私人物品，走近他居住过的屋子以及曾经生活成长的村庄，觉得很荣幸。”
“在孙中山诞生时，翠亨村虽然仅有居民７０来户，但却有杨、陆、冯、孙、苏、谭、麦、陈、钱、梁１０个姓，其中以杨、陆两姓人数为多，孙姓仅六七户。”一位杨姓村民说，因有辛亥革命，翠亨出过“四杰”：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和杨心如。
这“四杰”以孙中山为核心，陆皓东是“中国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第一人”；与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并称为“四大寇”的杨鹤龄曾变卖祖业资助辛亥革命；杨心如则是一位舍命参加辛亥革命却“爱国不求官”者。
除了孙中山故居、陆皓东故居，在这个村还保存着杨殷故居。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８２年前的８月３０日，当时年仅３７岁的他，在上海龙华从容就义。
像不少为辛亥革命捐款、献身的海外华人华侨一样，孙中山之兄孙眉也是一个不能忘却的人物。他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
孙必达是孙眉的曾孙。在翠亨村，他向孙中山的铜像敬献花篮后说，辛亥革命属于中华民族、全球华人。翠亨村是全球华人华侨共同的“精神家园”。“１００年前，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不应该被忘记。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不仅要纪念孙中山，还要纪念为革命牺牲生命和家庭的先辈。”
“民国小镇”，海内外华人的交流纽带将强化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翠亨，２０１０年访客数量逾１５５万人次。作为辛亥百年的纪念年，至记者发稿时止，今年以来，访客数量已突破１３５万人次。
记者在翠亨村寻访时，遇到了李季仁，他是李烈钧之孙。与李季仁一道出现的还有刘渝、温国杰、彭宇扬等，和李烈钧一样，他们的长辈刘揆一、温生才、彭素民也参加过辛亥革命。李季仁说，他在台湾有姑姑等多位亲朋好友，他希望把在翠亨得到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会员墨迹》两本书带到台湾，去进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现在，紧邻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一侧已成一个工地。这里正在建设将于１０月１日前投入使用的辛亥革命纪念公园。这个公园占地约１９．８亩，总投资约３９３２万元，融纪念、休闲、游憩、集散等功能于一体。
现在的翠亨村是９年前由翠亨、下沙、石门３个村民委员会合并而成的，该村党支部书记由张锦华担任。他告诉记者，１０月上旬，以孙中山故居为核心，这里将启动“翠亨国际旅游小镇”建设，这个岭南风格的项目总规划面积约１．７平方公里，预计总投资１３０亿元。
中山市市长陈茂辉透露，北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中心正在对这一项目的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进行深化。在功能分区方面，以兰溪滨水休闲风情带为依托，重点打造欧亚建筑博览区、岭南风情城、田园生态休闲区、古玩古家具艺术城、故居休闲旅游区、山地小镇旅游区、植物景观区、养生康体疗养区八大区域，成为一个集瞻仰、观光、度假、休闲、游乐、购物、体验为一体的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名镇。
中山市委书记薛晓峰表示：“虽然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１００年，但历史意义是深远的，革命前辈的伟大精神是永存的。目前，中山市正在对‘翠亨新区’这一重大战略发展平台进行布局，因为行动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好的继承。”
辛亥后裔:“天下为公”理念让孙中山成公认领袖
近日,辛亥革命后裔们齐聚孙中山故里翠亨村,向记者讲述了他们记忆中的那段历史以及祖父辈的点滴故事。他们期望通过缅怀革命前辈,教育新一代青年人继承前辈的献身精神,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共和民主富强。
辛亥百年纪念的是千千万万的革命人
孙中山的曾侄孙、孙中山之兄孙眉的曾孙——孙必达虽然常被人称为 “孙中山后裔”,却从来没有见过孙中山先生,他是在先生逝世后的第16年出生的,所以他从来不按辈分称呼这位长辈,而是和其他人一样尊称其为中山先生。
他从父亲口中得知,这位伟人曾叔祖是一位特别勤劳的人。那时孙中山还住在广州的大元帅府,孙必达的父亲也搬过去一同居住。每天早晨,孙必达的父亲就看见中山先生早早地起来看书、写东西、见客人,一直到夜晚。由于时间紧,连吃饭都是特别快,三下两下吃了就完事,天天如此。
最近几年,孙必达经常回到中山,因为这里是孙中山先生的家,孙家的根。现在辛亥百年纪念日渐近,中山、广州、武汉、南京都在举行各自的纪念活动。但每座城市纪念意义却不尽相同,广州、武汉,属于孙中山先生革命地;南京属于孙中山先生魂归地;而中山是孙中山乃至孙家人根的所在。孙必达说:“辛亥百年纪念,不仅是纪念孙中山,为此流血牺牲的千千万万人都很伟大,都值得纪念。”
“天下为公”理念让孙中山成为公认领袖
71岁高龄的雕塑家、画家刘渝,是刘揆一的孙女。刘揆一也是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先行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把精心准备的论文《浅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拿出来给我们看。
1903年,刘揆一自费留学日本,结识黄兴,参加反对沙皇俄国东北三省的拒俄义勇队,随后又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谭人凤及胞弟刘道一等发起组织华兴会。刘揆一于1907年1月加入同盟会,始终拥护孙中山先生,至武昌起义爆发,他还曾亲临汉口前线任督战员。
在辛亥革命的众多先行者中,刘渝认为孙中山是无可争议的公认领袖。她说,孙中山之所以能成为公认的领袖,得益于他的卓越见识、系统完整理论体系以及“三民主义”、“天下为公”的理念,是当时其他革命党人所难以超越的。即使辛亥革命走过百年,中山先生的民主意识、忧患意识等辛亥精神,仍是值得传承的宝贵财富。
前辈献身精神激励我们前进
“1911年4月8日,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还在酝酿之中,一名同盟会会员,刺杀了广东将军孚琦,被捕就义,后被葬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他就是我的祖父温生才。”今年已经77岁的温国杰,向记者回忆起他祖父当年的英雄之举,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作为辛亥革命后裔,温国杰一直在努力把辛亥革命精神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他经常站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前,义务地向来自各地的青少年讲解辛亥革命先辈们当年浴血奋战的悲壮历史,这一讲就坚持了22年。
温国杰告诉记者,他与另外几位志士后人于1989年7月发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广州遗属联谊会,旨在继承和发扬先烈遗志,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会解答孩子们的各种问题,一定要把那段历史的来龙去脉讲透。”作为遗属联谊会的会长,温国杰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开展形式多样的讲解,很受青少年们的欢迎。
让更多人传承辛亥精神
曾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并参与了江西革命活动组织工作和辛亥江西光复的彭素民,是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领导人。他的曾孙彭宇扬,年龄刚30出头,在到场的辛亥后裔中显得特别显眼。他说,经过彭家几代人孜孜不倦的努力,有关彭素民先生的史料已基本搜集完成,但形成搜集资料习惯的彭家人却保留了搜集辛亥革命史料的习惯。彭宇扬说,要让更多人了解辛亥历史,传承辛亥精神。
李烈钧的孙子李季仁,现任江西省政协常委、民革江西省委会副巡视员。他告诉记者,祖父李烈钧从1905年去日本留学开始,就与孙中山是多年的挚友,在孙中山的广州大元帅府担任过两任参谋总长。李季仁说,此次来中山参加“翠亨论坛”,一是来向更多的专家学者交流探讨辛亥革命历史的意义和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二是希望能为推动海峡两岸交流作些贡献。他在台湾有姑姑等多位亲朋好友,他希望把这次论坛的学术精华传递给台湾的亲朋好友,并把此次论坛上赠送的《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中国同盟会会员墨迹》这两本书带到台湾,去进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应该要纪念和缅怀辛亥志士为国家进步、民族独立所作出的流血牺牲,更要通过重温历史,弘扬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辛亥革命网的发起人陈木奎与记者谈起这个话题,就情不自禁地开始为如何发扬光大辛亥精神而呐喊。陈木奎牵头成立的辛亥革命网是面向全球华人的一个非商业的纯公益性网站,是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目的是发掘辛亥革命历史,继承先烈遗志,弘扬中山精神。（本报记者 吴春燕 本报通讯员 谢力生 司徒漪）
辛亥革命百年·遗迹寻访: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资料图片）
国民革命的大本营
——重访孙中山大元帅府
新华网广州９月１６日电（记者　张建华）护法运动、挥师北伐、改组国民党、确立国共合作、筹建黄埔军校……孙中山的这些重大决策，都是酝酿于一个叫做“大元帅府”的地方。孙中山以此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于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２３年先后两次在此建立革命政权，在这里度过了最重要的革命岁月。
依托大元帅府旧址建设的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纺织路东沙街，北望珠江。幽静的方形院落里，矗立着南北两座主体大楼和一座庄严的门楼。两座主体大楼为三层券拱的外廊式建筑，朱门白拱，黄墙青檐，既有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情，又融合了岭南“骑楼”的艺术风格。
大元帅府的西洋式建筑群始建于１９０７年，原为广东士敏土厂（水泥厂）的办公用房。１９１７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武装护法运动。当时征用广东士敏土厂办公楼作为大元帅府。后来由于受到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的破坏和干扰，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１９１８年５月，孙中山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离开广州。
１９２３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帅府再次设于广东士敏土厂。大本营成立初期先后平定了沈鸿英叛乱和东江叛乱，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广东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改组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孙中山应冯玉祥的邀请北上商谈国是，于次年３月１２日在北京病逝。
１９２５年７月１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大本营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大元帅府旧址历经多次变迁。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９８年，该处成为广东省农业机械供应公司的办公、居住用房。１９９８年，大元帅府旧址移交广州市文物管理部门，筹建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１９９６年，大元帅府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历经近百年沧桑的大元帅府已修葺一新，以崭新的面貌对公众免费开放，成为世人了解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窗口。    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现在馆内设有《帅府百年》复原陈列、《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史料陈列、南北楼走廊常设陈列等展览，并定期举办各种专题性的临时展览，慕名而来的海内外观众络绎不绝。
其中，位于南楼的《帅府百年》复原陈列恢复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时期各个房间的布置，力图使观众参观时犹如身临其境。在孙、宋卧室展厅里，“孙中山口述文件、宋庆龄聆听记录”的复原场景尤其生动逼真。据介绍，场景中孙、宋二人的塑像用高分子硅胶材料制成，皮肤质感细腻，头发、眉毛、胡须等毛发均用真人毛发制成，形态几可乱真，孙宋二人音容笑貌犹如当年一样再现在世人面前。    大元帅府前开辟了宽阔的林荫广场和休闲绿地，供市民和游客观瞻休憩。记者在广场看到，放学后的孩童欢快地从府前走过；年轻的妈妈在广场上教孩子蹒跚学步；木棉树下，市民倚在石凳上安静乘凉。
广场尽处，珠江苍苍，瞬息百年。
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９日）
胡锦涛
同志们，朋友们：
１００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野蛮入侵，封建统治腐朽无能，国家战乱不已，人民饥寒交迫，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世所罕见的深重苦难。在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一切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人们无不痛切感到，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就必须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变革。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映，也是当时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前赴后继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站在时代前列，“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希望推动中华民族摆脱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列强侵略，推动中国跟上世界发展进步的步伐、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孙中山先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在他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后，接受这场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和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探寻救国救民道路。１９２１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用先进理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中国革命出现焕然一新的面貌。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形成席卷全国的革命新形势，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共同努力、继续奋斗。经过２０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开展了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奋斗，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当前，全国各族人民正满怀豪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同志们、朋友们！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我们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团结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找到引领中国人民前进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深刻总结世界各国实现发展进步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来的历史表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动员和凝聚全民族为振兴中华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创造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全体中华儿女的团结奋斗，也是全体中华儿女义不容辞的职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壮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辛亥革命１００年来的历史表明，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们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当今时代，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努力的目标。
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我们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主题，增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促进两岸同胞密切交流合作，共享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提升两岸经济竞争力，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增强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终结两岸对立，抚平历史创伤，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同志们、朋友们！
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我们无比自豪。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我们信心百倍。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努力作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在时代进步洪流中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沿着复兴之路奋勇前进——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世纪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孙中山
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１００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犹如江河决堤，咆哮奔腾，开启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亿万华夏儿女振兴中华的伟业，从此开始，并发展壮大。
作为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在实现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东方觉醒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九日，凌晨。
武昌城东南胡广总督署东辕门外，三名立誓要推翻朝廷的革命党人遭处决。
清政府派人四处搜捕革命党人。武昌城内风声鹤唳，人心大乱。
这天傍晚，是革命党人商定“起事”的时间。黄昏时分，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发出的一声枪响，划破历史长空。
一夜激战，革命军占领武昌全城。这一后来被称为辛亥首义的武昌起义，吹响了埋葬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号角。
随后一个多月，全国各省纷纷相应。
１２月２５日，１４省军政府代表齐聚南京。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召开成立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当时亚洲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２月１２日，清宣统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结束。
“辛亥革命给这个古老国度带来的巨变，无远弗届，光照千秋。”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海鹏说。
穿过百年历史烟云，依稀可以听到古老中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痛苦呻吟——
“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这是孙中山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对清政府黑暗统治的声声控诉，也是倾巢之下定无完卵、四万万生灵遭涂炭的凿凿写照。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失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国家衰败和民族危亡，广大志士仁人奔走呼号、求索抗争，他们向往苦难的祖国，能同欧美国家“并驾而齐驱”。
历史总是在曲折中前行。提出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太平天国运动、期望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实现救亡图存的洋务运动、主张君主立宪的维新运动、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在探求过程中，很多人逐渐认识到，要想实现民富国强，只能采取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张海鹏说。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把推翻清朝封建君主专制作为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１８９５年２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决心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１９０５年８月，由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统一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后来，孙中山将其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
在此期间，孙中山的革命实践一刻也没有停止。从１８９５年夭折的第一次广州起义算起，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先辈领导的革命组织，先后发动１０余次起义。其他革命组织如自立军、光复会等也多次发动起义。虽最终失败，但革命党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天动地、气壮山河。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量变到质变的历史必然。１９１１年的清政府风雨飘摇，３月２７日发生广州黄花岗起义，５月发生湘鄂川粤４省保路运动，革命的干柴早已在全国范围内铺就。武汉城头的那声枪响，最终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黄小同说。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来“君权神授”、“君为臣纲”的观念根深蒂固。“摆脱如此沉重的思想束缚，提出以民主共和这一‘大逆不道’的政治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勇气何其可嘉，难度可想而知。孙中山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大旗，并最终推翻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张海鹏说。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张海鹏认为，辛亥革命的准备、发生和后续影响，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一次空前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道路打开了新视野。尤其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经过维新与保守、革命与保皇的激烈较量，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正因如此，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终归昙花一现。
辛亥革命后，社会风气为之一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始，即发布“剪辫通令”，强行剪去男子头上的辫子。妇女解放运动不但革除了缠足等陋习，也使得广大妇女摆脱封建枷锁，大胆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事务。与此同时，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各种思想广泛兴起，并在碰撞中迅速普及，推动了社会的整体进步。
无怪乎，列宁在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曾一言以蔽之：“东方的觉醒”。
薪火相传
江苏常州，瞿秋白故居。
展厅橱窗内，一个已经泛黄的白色灯笼，吸引着众多参观者的目光。上面醒目地写着两个大字——“国丧”。
时针拨回到１９１１年。当清王朝被推翻的消息传至常州，１２岁的瞿秋白剪下自己的辫子，拎着它欢跃地对母亲说：“皇帝倒了！辫子剪了！”但如此快乐的心情，并未持续太久。
转瞬之间，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就被窃取。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列强掠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破灭了共和的梦想。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维护民主共和的努力，次第挫败。
１９１２年的“双十节”这一天，在一片粉饰太平的红灯笼中，瞿秋白在门前挂出了那盏写有“国丧”的白灯笼，以示心中的悲愤。
苦闷与彷徨，折磨着少年时期的瞿秋白，也困扰着苦苦寻求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之路的先进分子。
然而，辛亥革命打开进步的闸门后，历史的洪流已不可阻挡。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在孕育之中。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像一声惊雷，震惊了世界，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１９１９年，中国。五四运动犹如一道刺破夜空的闪电，照亮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黑暗中国，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从正反两方面，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到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原会长金冲及说。
就是在这一时期，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李大钊、朱德、董必武、吴玉章等，以及受到辛亥革命深刻影响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纷纷把目光投向马克思主义，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地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了这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曾参加辛亥革命的林伯渠这样描述当年的思想历程。
据资料统计，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直接或间接参与辛亥革命的约占１／３。其中，出身于同盟会会员的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
１９２１年，辛亥革命后第１０个年头，一个夏天的夜晚。
在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会员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内，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悄然召开。那时，全国虽然只有５０多名党员，然而这一火种却燃起燎原烈焰，成为改变中国命运、引领中国走向富强的中坚。
站在百年的时间节点回望，人们不禁追问，辛亥革命后，为什么人民最终选择的是中国共产党？答案，需要从历史中寻找。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性课题：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看来，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前史。“这场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留下或提出事关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是辛亥革命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如此解读。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屡经挫折后，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主张，于１９２４年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国共合作，让人们依稀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然而，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反动派的背弃，使这一希望再次破灭。
就这样，中国共产党人独自肩负起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９０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此为己任，解决了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领导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让人民站了起来。
——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国家富了起来。
历史在百年风雨中留下自己的脚印，一步一步，清晰可辨。
“二十世纪中国三大历史巨变，辛亥革命、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之间有着历史的延续性。当今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是为实现无数革命先烈梦寐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秋说。
１９１１年至２０１１年。百年风雨兼程，百年薪火相传。
２０１１年，初夏时节。一尊近２０米高的孙中山铜像在河北省唐山市海港经济开发区竖起。
不远处，是塔吊如林、巨轮如梭的唐山港。从最初的京唐港到如今的曹妃甸港，吞吐量增速持续位居全国首位的唐山港，正朝着孙中山的“北方大港”梦想一步步迈进。
９０多年前，孙中山在一部名为《建国方略》的著作中，系统阐述了建设祖国的宏伟蓝图和远景规划——
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三个国际性大港口；修建１０万英里的铁路、１００万英里的公路；改良现有水路及运河……
９０多年后，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青藏铁路、三峡工程……孙中山规划的蓝图，一个个变成现实。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载人航天……华夏大地出现越来越多巨变。
“在邓小平先生所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在过去３０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发展前所未有地越来越好，已经实现并升华了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设想。”孙中山曾侄孙、全国政协委员孙必达深有感触地说。
朱佳木认为，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面对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从而担当了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推动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不仅把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继承了下来，而且加以发扬光大，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坚定扎实地向前推进。
振兴中华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１日，正午，北京，天安门广场。
一幅高６．１８米、宽５．２４米的孙中山先生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这个被称为“共和国心脏”的地方。
此时，天安门广场鲜花竞艳，游人如织。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瞻仰孙中山画像，用这种质朴的方式，向这位革命的“先行者”致敬。
今年是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抚今追昔，人们欣喜地看到，１００多年来，广大仁人志士“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努力，最终得到了丰硕回报——
国际地位日渐提高，民族自豪感日益增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贸易总量世界第二；一个生机盎然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１３亿中国人民满怀豪情地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强国”——曾如一个美好而又难圆的梦，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万众一心，奋发图强。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首次提出“振兴中华”口号。１００年多来，这一宏伟夙愿，始终在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熊熊燃烧。
“当时，‘振兴中华’这一口号的提出，可谓振聋发聩，一是唤醒了中华民族曾经的自豪感，二是喊出了大家压抑已久的心声，成为最大限度团结海内外仁人志士的大旗。”张海鹏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辛亥革命彰显的革命精神，高扬的爱国主义旗帜，至今仍给人以极大鼓舞。张海鹏认为，志士们不屈不挠的革命和爱国精神，正是当前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需之力量源泉。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０日到１８日，海峡两岸记者“重走辛亥路”联合采访团从广州出发，走中山、到武汉、赴南京、转北京，沿路追寻先贤的脚步。
鄂军总督府前的炮火风云、中山号舰的惨烈悲鸣、阳夏保卫战的奋勇不屈，每一处历史遗迹，都穿越时光，诉说着百年前的一幕幕恢宏往事和革命志士的爱国豪情。熊秉坤等革命志士武昌起义时的情景，如今已经塑成群雕，屹立在武汉蛇山之上的武昌首义公园。
８５岁的熊辉老人白发苍苍，给来自海峡两岸的４０余位记者讲述父辈的往事。他的父亲就是熊秉坤。老人慷慨激昂：辛亥革命写出了“爱我中华”的不朽篇章，全世界的华人应该心连心、手拉手，为中华民族的光明未来不懈努力。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林家有认为，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观照，辛亥革命更为重要之处在于：它开创的开放、民主和富强的发展道路不可逆转。此后，开放包容的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发展的洪流之中。
南京，孙中山纪念馆。展柜里醒目地陈列着孙中山的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百年已杳，先驱者生死以之的爱国情怀，天下为公的博大胸襟仍感动后人。这种精神跨越长空，历久弥新。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郑德涛说，孙中山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以及构建未来中国的宏伟蓝图，至今弥足珍贵。
“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在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模式，不仅实现了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也实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和经济建设成就的与时俱进。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与辛亥革命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张海鹏说。
“统一成而后一切兴乃有可言。”国家统一、人民富裕，是孙中山毕生的梦想，统一的实践是其革命生涯中亮丽的一章。
孙中山曾说：“‘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广州黄埔军校旧址，讲解员详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两党学子同窗共读；中山陵陈列室里，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郁慕明率团谒陵的照片挂在墙上。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是激励孙中山一生奋斗不止的警言。１００年来，正是这种与世界同行、与时代共进的精神，成为代代中华儿女推进民族复兴大业的不竭动力。
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孙中山故居所在地。
１８８３年，１７岁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带回酸豆树种子，亲手种植于庭院门前。如今，历经百余年的风雨洗礼，酸豆树已枝繁叶茂。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前夕，孙必达来到这里，向孙中山先生的铜像敬献花篮后，感慨万千：“再过１０年，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新中国成立１００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和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口号一脉相承，一定能够实现！”（记者秦杰、张宗堂、周英峰、顾瑞珍、余晓洁）
新华社社评：开启进步闸门　挺立时代潮头
——写在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之际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８日电
历史，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它镌刻着昨日的奋斗，见证着今日的成就，昭示着明日的辉煌。
１００年前的辛亥革命，石破天惊，扭转乾坤，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民族复兴的洪流，从此在神州大地奔涌向前。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面对中华民族被“蚕食鲸吞、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毅然决然地担负起“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使命，一举推翻清王朝，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响亮提出“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虽然，辛亥革命因其历史局限，未能根本改变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但辛亥革命滚滚洪流所挟的风雷之势，至今仍在历史深处发出久远的回响。
闸门一经开启，洪流势不可挡。辛亥革命不仅为古老中国发展进步谱写了新的篇章，而且为十年后一个更加先进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
惊涛拍岸，谁是中流砥柱？征途漫漫，谁能引领航程？“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从南湖驶出的红船一路劈波斩浪，历经革命战争的烽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考验。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走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航道。
百年艰辛求索路，世纪沧桑民族魂。从１９１１到２０１１，中华民族百年来砥砺奋进的光辉历程昭示：真理在握、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不愧为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实践者；不愧为领导人民战胜强敌，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尊严的砥柱中流；不愧为引领中华民族实现独立、解放并走向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
新中国６２年的巨变证明，辛亥革命提出的民主共和政治理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中已经和正在变为现实。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让亿万劳苦大众彻底摆脱压迫，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掌握自己命运、实现当家作主，激发了广大群众无比高涨的建设热情，凝聚成奋发图强、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
改革开放３３年的辉煌成就启示，民族的复兴必须汇入人类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在驶向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航程中，我们须汇聚起万众一心的伟大力量，挺立时代潮头，激流勇进。
挺立时代潮头，实现民族复兴，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心向背决定历史走向。辛亥革命历史使命未能完成，在于没能把人民群众作为最根本的依靠力量。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植根人民、顺应人民、服务人民，与人民群众形成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面向未来，我们必须始终牢记这一宗旨，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顺应人民的意愿和期待，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再创中华民族美好明天。
挺立时代潮头，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是前提。我们要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惟有如此，国家才能强盛，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挺立时代潮头，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尊严。中华民族有着历久不衰、多元一体的民族基因。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历史进程中，国家统一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民族尊严紧密相连。“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百年来，孙中山先生对国家统一的宏愿始终激荡在中华儿女胸臆之间。阻隔的海峡，隔不断两岸同胞的手足深情，挡不住和平统一的时代潮流。凝聚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挺立时代潮头，实现民族复兴，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当今世界，和平、合作与发展是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催生了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风云大观。继续紧抓并用好本世纪头２０年宝贵的历史机遇期，中国将在新一轮国际竞争的风浪中扬帆奋进，奔向新的地平线！
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中华振兴势不可挡。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时刻，缅怀革命志士的伟绩丰功，我们对血荐轩辕的先贤倍感崇敬；重温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嘱托，我们对前行的困难更加清醒，对振兴中华的信念愈发坚定。
“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百年激流勇进，世纪梦想可期。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必将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奋斗中，开辟社会发展进步更加广阔的美好前景，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辛亥革命百年思悟——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７日电（记者 崔静）作为我国的八个参政党之一，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渊源深厚。民革创始人和老一辈领导人中，有许多都曾追随孙中山亲身参加辛亥革命。
在新世纪的今天，如何评价百年前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思想留给我们什么现代启示？纪念辛亥革命对当前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哪些重要历史意义？围绕这些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畅谈了自己的所思所悟。
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精神是民革的使命与职责
记者：请简单谈谈民革与孙中山先生及中国国民党的关系。
周铁农：民革不仅仅和孙中山先生的渊源深厚，和中国国民党也有许多历史和社会联系。民革老一辈的领导人，如李济深、何香凝、邵力子等，都曾经是中国国民党的元老；后来的领导人，也有许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渊源很深，比如民革中央原主席李沛瑶是李济深的儿子，原主席何鲁丽是何思源的女儿，原名誉副主席贾亦斌是蒋经国的同窗好友等等。
作为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创建的民主党派，民革对孙中山先生一向怀有崇高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民革从孕育、成立到发展，一直受到孙中山先生思想和精神的重要影响。继承、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是民革的优良传统，是民革的使命与职责，也是民革作为参政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色。
辛亥革命的不朽业绩值得大书特书
记者：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怎样看待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
周铁农：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政治和制度条件，为中国开启了通向光明的闸门，这一不朽的业绩值得大书特书。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它彻底否定了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民主共和体制，为使中国从封建专制政体转轨到近代民主共和政体作出了法律上的保障。
随着封建帝制的废除，附生于封建帝制的种种腐朽制度也被次第扫除，例如世袭制度、太监制度、包衣制度等等。所以，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实际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社会习俗的除旧布新，的确使民国初年的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面貌为之一新。
然而，自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民国政坛风云不断。如何看待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挫折呢？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疾风暴雨似地推行。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教育和洗礼。
经受过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洗礼的人们，自然不会容忍袁世凯背叛共和与复辟帝制。仅仅做了８３天皇帝梦的袁世凯，便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忧愤而死。袁世凯反对民主、背叛共和失败得那么惨、那么快，原因何在？这显然是辛亥革命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普及了民主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没有失败。历史发展尽管不是那么径情直遂，但历史发展按照一定规律朝着某种不变的方向前进，又是不能改变的。袁世凯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这一真理！
记者：时隔１００年，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意义何在？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理念对当今中国的发展有何启示？
周铁农：作为中华民国的主要创立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其中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有两项：一是民族平等和国家统一思想；二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
辛亥革命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记者：您曾经说：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有两点，一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二是为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条件。对后者应如何理解？
周铁农：我觉得正是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共和这样一些思想，以及辛亥革命而引发的对中国前途更深入的思考，才有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以及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这个意义上看，辛亥革命实际上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辛亥革命把洋务改良运动引向了革命。而中国共产党成立则把中国的革命从原来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引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直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详细分析辛亥革命百年历史，再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年的历史，就会对我们今天所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加充满信心。
以共同历史记忆推进祖国统一
记者：今天纪念辛亥革命，对两岸关系发展具有哪些重要历史意义？
周铁农：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历史，留给我们丰富的思想遗产，也带给我们深刻的现代启示。从台湾同胞积极投入辛亥革命，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台湾的关切，诸多史实告诉我们，台湾与大陆是一家，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海峡两岸同胞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统一而共同奋斗的历史。纪念辛亥革命、分享它的光荣是联系两岸同胞之间的一条重要精神纽带。今天，在祖国统一大业还没有完成之际，我们更应该珍惜历史，铭记历史，以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增进民族认同感，以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为交流平台，增进两岸之间的互信，共谋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近代史上最屈辱的一页，莫过于甲午战争后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两岸人民同悲共愤，国内的政治改革和武装起义由此风起云涌。辛亥革命爆发后，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同胞非常振奋。一些台胞冲破阻力，回到大陆，亲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而更多的台湾同胞在大陆的革命影响下，发起了台湾岛内的抗日运动。为了“驱逐日寇，收复台湾”，他们前仆后继组织武装起义达１０次之多。一段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是两岸人民为追求民族尊严、民主自由、民生幸福，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是属于两岸人民共有的历史。
辛亥革命从发生至今已经１００年。两岸无论是在相对隔绝的时期，还是在交流往来频繁的年代，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都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记忆、共同的精神激励。我们要充分发挥纪念辛亥革命这个交流平台的作用，努力增进两岸交往，增进两岸互信，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进程。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现在民革基层组织及党员发展情况？民革计划举行哪些活动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
周铁农：截至２０１１年６月，民革共有党员近十万，在全国除西藏、台湾之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省级组织。截至２０１０年底，共有地市级组织２６５个，县级组织５０余个，基层组织４０００余个。
民革党员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以与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的人士、同本党有历史联系和社会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为主，特别是以其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截至２０１０年底，民革党员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占５１％，平均年龄为５３．７岁。
当前，两岸都在为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举行各种纪念活动。民革作为中国八个民主党派中与孙中山渊源最密切的党派，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展了形式多样、富有意义的纪念活动。例如，举办“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纪念系列讲座”，举办“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全国中国画作品展”及“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民革全国书法展览”等。民革中央还在中央网站上开设“辛亥革命网上博物馆”，为广大网民特别是民革党员提供缅怀辛亥英烈、研究辛亥历史、获取辛亥史料的便捷平台。
人民日报：辛亥革命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
（一）近年来，诸多重大历史节点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远山近岑最壮阔的几笔。而这波澜起伏百年历史的起点，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枪响。
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没有哪一个百年，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翻天覆地。武昌城头的枪声，一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从那一刻起的百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深河浩浩荡荡，几代人殚精竭虑，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尽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见彻底，尽管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未被改变，但一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二）人类社会任何一场伟大变革都不会孤立于其历史阶段，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结束不足百日，承载的是中国煌煌3000年的历史脉动。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亚特兰大宪报》就曾预言，如果这场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以世界舞台的“中国奇迹”印证了这一不可限量的伟大进步。
今天，当皇帝的龙袍化作舞台上的戏服，鸦片的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行进在辛亥一代开启的现代中国征程上，我们更需深思
隔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辉煌历史，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三）历史总是擅长用偶然展开它壮阔的剧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难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权，竟然轰塌于武昌新军工兵营里仓促引发的枪炮，正如千百年来养尊处优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现代启蒙竟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被动开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隐藏着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皇宫里举行阅兵，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京城时，正阳门城楼已在战乱中彻底焚毁。为避免清王朝统治者过分伤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个虚幻的城楼布景。
这个虚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实写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武昌举义，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如此慨叹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在亡国灭种的忧愤中，辛亥英烈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以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为后来者树立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巨大精神力量。
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至为关键的一环，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主人翁意识的张扬。革命，革命！“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这是被称为“世界风暴新源泉”的辛亥革命的现代特质。醒来，醒来！现代化需要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辛亥一代人以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昭示世人：国为天下之国，故此中华之兴亡，匹夫有其责；人为自由之人，故此中国之强弱，人皆有担当。
（六）辛亥革命激起人们无限的期待，它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里程。
龙椅被撤走了，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为世人所唾弃；“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殖民者再难找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社会结构重新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革命者以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造。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是中国政治无计可逃的唯一选项，“天朝上国”是中国统治者们最为笃定的自我认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远高悬于华夏众生之上；坐金銮殿的天子或汉或满，而皇权始终是“超级坚固的东方堡垒”。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迥然不同”，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语言，道破了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迷梦在83天里迅速幻灭，张勋的复辟闹剧折腾了12天即告破产，历史的决断，人民的选择，让一个时代强音振聋发聩：“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七）作为二十世纪历史性的三大变化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一起，永远彪炳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史册。
由当时中国尚无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新旧社会势力力量对比所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尽彻底的变革。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辛亥革命让“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它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探索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腾东流。民主精神的苏醒，平等意识的生长，令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前进而准备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时之间，“自由尽是新风尚”。
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领导中国政治变革的新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着民族的新生，然而这个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却在未曾改变的国运中备尝苦难。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如何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他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启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如此之难？为什么孙中山奋斗一生，临终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因为制度革命可以一举摧毁旧的结构，人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
“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因为它未能深入发动和依靠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让亿万民众构成国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陈独秀、李大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推向更深层次。年轻的毛泽东投身农民运动，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在新生的民国，封建王朝的权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统治着社会？曾经期望的平等、自由、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向往，却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学者费正清曾有此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外国学者这样分析它的失败：共和政体是外国的、空洞的仿制品，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土壤中毫无根基。
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能有效集结最广大社会力量、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基础上，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九）从“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算起，一百年过去，古老中国有如浴火重生。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是让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融入人类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如果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把古老中国带往现代化之途的第一个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就是将这艘巨轮推达前所未有境界的最壮阔的历史行进。
从辛亥的枪声，到五四的怒吼，从上海石库门和南湖游船上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日夜向往：工厂遍地、机器轰鸣、高楼大厦矗立于城乡，火车轮船往返于原野江海，全国各地皆一派大生产景象。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慨叹：“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化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程。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未曾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发展持续多年高增长，城市化率超过47%，世界各国研究经济发展的“中国周期”，国际社会关注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西方观察家慨叹，“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奏响了中华大地最激昂的雄浑乐章。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孜孜以求：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倡行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从三民主义，到“德先生”、“赛先生”；从“拼将热血筑长城”，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浩荡前行的百年中国逐渐凝聚起这样的共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尽管未来的征程依然漫长，但共产党人以更大决心全面推进变革，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再创辉煌、全面进步的必然抉择。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201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孙中山，毛泽东，两位世纪伟人遥相对望。
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并不遥远。
1911—2011，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传奇。百年风雨历程，如同历史教科书，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011—2111，即将到来的这一百年，发展的蓝图已经展开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处于又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中的中国，曾经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未来”。百年精神传承，必将崛起一个繁荣发展、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这个中国，将为民族赢得更多福祉；这个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正在复兴，同志仍需努力！
学者称辛亥革命为共产党成立准备客观社会条件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的100周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目。这两个赓续相连的重大历史事件，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从中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历史启示呢？
一、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黑暗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次运动虽然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却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谱写了古老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篇章。为中国的进步打开闸门，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客观社会条件。
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指出：“说到革命的准备，1921年开始的第一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毛泽东明确地把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看作是“共产党的前身”，这既科学地揭示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同中国共产党产生之间的历史联系，也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进步作用。
首先，辛亥革命促进了民族资本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辛亥革命解放了为封建专制统治所禁锢的近代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发展社会生产力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孙中山宣称：“现在民国大局已定，亟当振兴实业，改良商货，方于国计民生有所裨益。”(《孙中山全集》，第2卷，158页)南京临时政府设立了实业部，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和保护工商业的章程和条例，以立法的形式大力促进民族资本的发展。据当时农商部统计，辛亥革命前8年间，全国共设厂6393家，而民国建立后，3年内建厂3669家，年设厂率大大超过了晚清时期。1912年至1918年6年之中投资总额达1.4亿多元，比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16年间的投资总和还多3000多万元。民族资本发展的过程，也就是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壮大的过程。辛亥革命前，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不超过60万人，到1920年，全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二三百万人。可以说，无产阶级如果没有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这一过程的量的积累，在五四运动时就很难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更不可能在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间成立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因此，辛亥革命是工人阶级发展壮大的一个临界点，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急剧地积聚着阶级力量。
其次，辛亥革命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理论基础。辛亥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1912年元旦，《申报》一篇名为《新祝词》的文章写道：“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业，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辛亥革命之后，共和以崭新的实体形式出现在国人面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用立法的手段表明了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及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确认。
南京临时政府所颁布的《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这一点，虽然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没有立即实现，但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此后，民主、共和已成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大大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当时全国报纸的数量已从十多年前的100多种增至近500种，许多报纸议论时政，宣传民主、科学和各种社会政治学说。政党、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民初政党数量“殆达三百有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世界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也正是在各种思潮奔涌而至的情况下一起传了进来，并由于主客观社会条件逐渐发展成新思潮的主流。另一方面，“起共和而终帝制”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又使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在感到失望和迷茫的同时，积极寻找探索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外的新路。在这样的情势下，国际国内局势此时恰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的威力，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五四运动前后，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坚定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历了五四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诞生了。
再次，辛亥革命也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条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人，或者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甚至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或者受到辛亥革命的重要影响。这些老一代共产党人和许多后来同共产党合作的民主人士正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如陈独秀、朱德、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皆直接参与过辛亥革命运动。陈独秀曾是安徽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的总会长，武昌起义后又担任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朱德称他自己“就是在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于1909年在云南讲武堂参加同盟会的”(《辛亥革命回忆》)。另外许多共产党人，如任弼时、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李立三、彭湃、王若飞、蔡和森、陈潭秋等，虽未直接参加辛亥革命，但深受它的感染，读过当时的进步书刊或接受过同盟会员的启蒙。如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中，就说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从报纸上“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经过思考，他“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最初几批党员中，具有直接或间接参加过辛亥革命运动经历的人数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约有10%出身于同盟会会员。
二、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晚年的转变
1922年6月，孙中山特别倚重的粤军首领陈炯明公然发动武装叛乱。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和国内各派军阀乘机对他落井下石，孙中山陷入了空前的窘境。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和苏俄都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孙中山的思想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转告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说：“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以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达林：《中国回忆录》，126页)是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实质上即指建立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各种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大协作。8月，中共负责人李大钊等到上海拜访了孙中山，据李大钊后来回忆说，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李大钊全集》，第4卷，715页)。8月底，中共中央召开西湖会议，决议中共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根据会议精神，李大钊首先向孙中山提出了加入国民党的要求。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俄代表越飞经过谈判，联名发表《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此次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共41名，其中中共党员有10名，差不多占了四分之一。毛泽东对孙中山晚年思想的转变予以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论》)
三、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辛亥革命虽然宣告了两千多年封建政体的结束，但是，却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了继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均、平等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方案，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的君主立宪方案先后失败之后，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也不能够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辛亥革命为先进的中国人继续探寻救国之路奠定了基础，也激励着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1925年3月，为革命耗尽毕生精力的孙中山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谆谆嘱愿，溘然长逝。中国共产党忠实地继承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发展历程，正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和超越。中国共产党所继承的，就是辛亥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为争取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激励下，继续高举革命旗帜，把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中国人民首先致力于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结束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把民主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956年，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满怀豪情地展望：“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做了深情的回应：“四十五年已经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怎么样呢？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的预言完全实现了！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的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真正实现了令无数辛亥革命先辈们梦萦魂牵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民生幸福的美好理想，完成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志士们未竟的事业，而且把它更加地发扬光大。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来看，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历史阶段，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回顾辛亥革命直至今天的100年，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巨变，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正确认识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最关键的是要正确认识这三次历史性巨变之间既相互联系、前后继承又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辩证关系。
100年来的中国历史，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由他亲自起草的《兴中会宣言》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响亮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呼喊。自此以后的100多年间，“振兴中华”这一振聋发聩的口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强大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是无数革命先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我们应当铭记辛亥志士振兴中华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把几代中国人为之呐喊、为之奋斗、为之流血牺牲的民族复兴伟业继续推向前进。抚今追昔，展望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李文海)
任中平：开启民族复兴的百年征程
（一）近年来，诸多重大历史节点周年纪念接踵而至：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
这些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由近及远，一波接着一波，画就百年中国远山近岑最壮阔的几笔。而这波澜起伏百年历史的起点，始于辛亥年秋日武昌城的清脆枪响。
历史悠长的中国，从没有哪一个百年，像这一个百年般惊心动魄、脱胎换骨、翻天覆地。武昌城头的枪声，一举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漫漫征程。从那一刻起的百年间，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流经一个世纪的历史深河浩浩荡荡，几代人殚精竭虑，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大踏步迎来民族复兴的曙光。
尽管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未见彻底，尽管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未被改变，但一切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二）人类社会任何一场伟大变革都不会孤立于其历史阶段，辛亥革命从发生到结束不足百日，承载的是中国煌煌3000年的历史脉动。
辛亥革命爆发两个月后，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亚特兰大宪报》就曾预言，如果这场革命成功，以共和代替帝制，“中国的进步，无可限量”。百年后，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带领13亿中国人民，以世界舞台的“中国奇迹”印证了这一不可限量的伟大进步。
今天，当皇帝的龙袍化作舞台上的戏服，鸦片的青烟消散在历史的风中，行进在辛亥一代开启的现代中国征程上，我们更需深思——
隔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段辉煌历史，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响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三）历史总是擅长用偶然展开它壮阔的剧情。
一百年前的此刻，不少人难以置信，不可一世的至高皇权，竟然轰塌于武昌新军工兵营里仓促引发的枪炮，正如千百年来养尊处优的中华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曾想到，它的现代启蒙竟是在内忧外患、亡国灭种的境遇下被动开始。
任何偶然的背后，都有隐藏着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难以置信”和“不曾想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联。
“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到20世纪的”，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起民族痛史。1900年，列强军队在中国的皇宫里举行阅兵，北京居民门口遍悬占领军国旗。1902年初春，西逃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回到京城时，正阳门城楼已在战乱中彻底焚毁。为避免清王朝统治者过分伤心，京城的能工巧匠搭起一个虚幻的城楼布景。
这个虚幻的布景，正是晚清政府和封建制度的真实写照。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东亚大陆繁衍生息几千年的中华民族，开始面临西方入侵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直接导致了两大历史后果，一是在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凌辱下，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二是在“睁眼看世界”的震惊与觉醒中，传统中国开始发生“新文明裂变”，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历史进程越来越深刻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影响。
“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一个千年古国如何在近代工业文明标定的发展框架内自立、自强？外部的威胁，内部的危机，使得中国的社会历史再也不能延续“改朝换代”的二十四史逻辑，而是前所未有地面临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
“耕者有其田”的太平天国运动，“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师法俄日的戊戌变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在辛亥革命前的近百年里，中国在磕磕绊绊之中已经艰难地启动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然而，努力的结果，却是甲午战争的折戟沉沙，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攻陷北京，日俄战争的“局外中立”，日益猖獗的“瓜分狂潮”。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的君王，注定无法彻底自革其命。在“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的私念下，清王朝的所谓政治转型，跳不出维护皇权统治和挽救君主制度的框框。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选择革命，推翻清王朝和封建帝制，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把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推上了历史舞台。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革命潮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奔涌而来。
（四）“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兴替，只是给这历史的铁律，增添了又一个佐证而已。
在“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艰难时世，辛亥年那个普通的秋日，距中国第一个自称“皇帝”的嬴政登基已经2130余年，距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已经51年，距被迫改革的清王朝实行新政近十年，距林觉民留下《与妻书》、与众多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为天下人谋永福”而慷慨赴死不到半年。
我们因此不能不将这场震惊世界的革命，放到更大的历史视野中考量。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社会近三千年的发展演进中，才能理解它的意义；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20世纪以来这一百年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征程中，才能读懂它的追求；只有将辛亥革命置于未来一百年的现代化求索中，才能更加明晰它的价值。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历史学家蒋廷黻1938年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这一世纪之问，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使命与追求。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什么样的道路能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裕？什么样的道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引领中国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辛亥革命，正是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从黑暗驶向光明的曲折航程中，承前启后的关键“渡口”。这场伟大革命，为老大帝国如何“变”才能救亡图存，探索了方向和道路；为中华民族怎样“变”才能跟上世界，积累了经验与教训，开启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百年现代化进程。
（五）列宁视辛亥革命为“亚洲的觉醒”。在鲁迅的笔下，中国的觉醒者们是这样一种战斗姿态：“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辛亥革命中，中华民族最早的一批觉醒者们，以其生命、青春与热血，肩住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为共和革命而牺牲者之第一人”陆皓东，“以如花之年，勇于赴战”的方声洞……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武昌举义，英雄们临刑时“神色益壮”，当众演说，甘为“四万万同胞受死”，革命军牺牲的战士大多是20岁出头；武装起义屡败屡战，“内地同志舍命，海外同志舍财”，华侨成为“革命之母”，在“恢复中华”的旗帜之下，形成了全球华人“革命救亡”的强大磁场……
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如此慨叹辛亥革命：“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在亡国灭种的忧愤中，辛亥英烈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悲壮呐喊，以其“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高尚品德，“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坚强意志，追求真理、不断进取的赤子之心，放眼世界、迎头赶上的雄心壮志，以及“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为后来者树立了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为民族复兴大业注入巨大精神力量。
这是民族民主革命至为关键的一环，精神的觉醒，思想的启蒙，主人翁意识的张扬。革命，革命！“皇帝可以倒去”、“民主可以建立”，这是被称为“世界风暴新源泉”的辛亥革命的现代特质。醒来，醒来！现代化需要民众自主意识的觉醒。辛亥一代人以矢志不渝的献身精神昭示世人：国为天下之国，故此中华之兴亡，匹夫有其责；人为自由之人，故此中国之强弱，人皆有担当。
（六）辛亥革命激起人们无限的期待，它将中华民族的思想从封建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民主共和的新里程。
龙椅被撤走了，称帝、复辟的倒行逆施为世人所唾弃；“洋人的朝廷”被推翻了，殖民者再难找到控制全局的统治工具；社会结构重新建立，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无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革命者以民主立国、共和建国、宪政治国的政治理想，对中国社会进行着前所未有的改造。
在过去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是中国政治无计可逃的唯一选项，“天朝上国”是中国统治者们最为笃定的自我认知。戴皇冠的人或姓李或姓朱，而皇冠永远高悬于华夏众生之上；坐金銮殿的天子或汉或满，而皇权始终是“超级坚固的东方堡垒”。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把戴了几千年的皇冠打落在地，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从立宪转向革命的张謇敏锐地觉察出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一切“革命”的本质区别：“起而革命者，代不乏人；然不过一朝之姓之变革而已，不足为异。孙中山之革命，则为国体之改革，与一朝一姓之变更迥然不同。”
对于这个“迥然不同”，毛泽东以极其通俗的语言，道破了它所带来的历史后果——“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迷梦在83天里迅速幻灭，张勋的复辟闹剧折腾了12天即告破产，历史的决断，人民的选择，让一个时代强音振聋发聩：“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七）作为二十世纪历史性的三大变化之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一起，永远彪炳于中国社会进步的史册。
由当时中国尚无成熟的社会条件和新旧社会势力力量对比所决定，辛亥革命是一场未尽彻底的变革。但“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辛亥革命让“朕即国家”的时代成为历史，标志着中国由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它从制度层面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探索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辛亥革命启开了封建主义之蒙，带来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使思想解放的大潮奔腾东流。民主精神的苏醒，平等意识的生长，令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膝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前进而准备着。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一时之间，“自由尽是新风尚”。
辛亥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准备了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一个顺应时代潮流、能够领导中国政治变革的新的政治力量应运而生了。
（八）革命者期待着民族的新生，然而这个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却在未曾改变的国运中备尝苦难。
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兵连祸结，百姓饱受欺凌，颠沛流离。这是辛亥一代的未竟使命：如何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如何彻底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如何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他们从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中寻找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启示，在对辛亥革命精神的继承中实现超越和升华。
为什么民主共和在中国社会落地生根如此之难？为什么孙中山奋斗一生，临终仍感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务须努力”？因为制度革命可以一举摧毁旧的结构，人的建设和发展却是水滴石穿的漫长过程。
“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革命之后，宋教仁曾发此浩叹。划时代的革命为何并未带来“一个新时代的黎明”？因为它未能深入发动和依靠蕴藏在最广大民众中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有庶民的革命，让亿万民众构成国家的基本土壤，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走向。
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辛亥革命洗礼的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创建了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中国共产党，在先进的理论指导下，接过了历史的接力棒。陈独秀、李大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将辛亥革命的思想启蒙推向更深层次。年轻的毛泽东投身农民运动，致力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进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无数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为什么在新生的民国，封建王朝的权杖依然在冥冥之中统治着社会？曾经期望的平等、自由、博爱，民族、民权、民生的现代国家为什么仍然遥不可及？因为崇高的理想固然令人向往，却必须找到符合国情、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道路。
学者费正清曾有此断言：辛亥革命建立的新政体是覆盖在旧中国上的薄薄的一层皮。它距离中国民间社会极其遥远。外国学者这样分析它的失败：共和政体是外国的、空洞的仿制品，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土壤中毫无根基。
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能有效集结最广大社会力量、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开辟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基础上，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九）从“黄鹤楼头兮忽树革命旗”算起，一百年过去，古老中国有如浴火重生。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决定我们民族生死存亡的一百年。其始终贯穿的鲜明主题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通往这一目标的现实路径，是让曾被甩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之外的中华民族，融入人类发展进步的浩荡潮流。如果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是把古老中国带往现代化之途的第一个转身，那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就是将这艘巨轮推达前所未有境界的最壮阔的历史行进。
从辛亥的枪声，到五四的怒吼，从上海石库门和南湖游船上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孙中山先生的未竟事业，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使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国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日夜向往：工厂遍地、机器轰鸣、高楼大厦矗立于城乡，火车轮船往返于原野江海，全国各地皆一派大生产景象。当年，澳大利亚人威廉·端纳面对孙中山拿出的画满铁路线的中国地图摇头慨叹：“这个如同游戏拼图一样的东西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然而，百年后的今天，大江南北，海峡两岸，这一切已经成为现实；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的宏伟设想，已经化为今日中国现代化图景中的标志性工程。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未曾想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发展持续多年高增长，城市化率超过47%，世界各国研究经济发展的“中国周期”，国际社会关注现代化的“中国模式”，西方观察家慨叹，“中国的崛起是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从封建专制到人民民主，从一盘散沙到团结和谐，从封闭愚昧到文明开放，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从备受欺凌到重返世界舞台……一个四分五裂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化国家转变，奏响了中华大地最激昂的雄浑乐章。
这是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所孜孜以求：一个国家，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倡行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从三民主义，到“德先生”、“赛先生”；从“拼将热血筑长城”，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浩荡前行的百年中国逐渐凝聚起这样的共识：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在当代中国，只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打下坚实基础。尽管未来的征程依然漫长，但共产党人以更大决心全面推进变革，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再创辉煌、全面进步的必然抉择。
抚今追昔，我们可以告慰孙中山先生的是，令他忧虑重重的旧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令他念兹在兹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理想正在逐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十）201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孙中山，毛泽东，两位世纪伟人遥相对望。
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世纪并不遥远。
1911—2011，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以辛亥革命为起点，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迎来了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走过了其他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演绎了民族复兴史上自强不息的传奇。百年风雨历程，如同历史教科书，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的核心力量。
2011—2111，即将到来的这一百年，发展的蓝图已经展开——到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处于又一个社会大变革、大转折中的中国，曾经有“独一无二的过去”，也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未来”。百年精神传承，必将崛起一个繁荣发展、和平统一、民主自由、共同富裕、高度文明的现代中国。这个中国，将为民族赢得更多福祉；这个中国，将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正在复兴，同志仍需努力！（任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