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arp攻击原理:中国人为何大多数基本不信教？

中国人为什么基本不信教？——从中，西自然地理环境方面的比较所得出的探索性答案


在世界现存的古老文明民族中，唯有炎黄子孙是基本不信宗教的民族（道教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其它外来宗教也从未成为主流文化）。“礼乐文化”是华夏文明的主流。
但这种独特的文化怎样形成的呢？难道华夏先民就没有经历过全人类都曾经历的原始宗教时代吗？假如我们的祖先也曾有过原始宗教这个人类童年阶段，那它为什么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宗教文化呢？至今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人尝试着应用唯物史观，从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及民族之间战争关系的角度去作一探索。
从现在已发现的考古文物资料可知，不仅夏，商存在原始宗教，远在它们之前，中国大地上早就存在原始宗教文化，例如河姆渡，三星堆文化就是明证。尤其是三星堆文化，更达到了原始宗教文化的很高程度。从历史年代看，它们不仅早于夏，商，也早于古希腊文明！它们应是和古巴比伦文明同时代的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
成书于汉代的神话传说集《淮南子》，其实就是流行于周王朝之前的华夏神灵崇拜文化的
民间“文化化石”。只是因它不符合统治阶级“独尊儒术”的标准要求而被归入异端邪说之类。共工怒触不周之山，女娲补天，精卫填海，西王母骑乌等，是多么神奇瑰丽的神灵崇拜文化！这也正是在长达2000多年“儒教”文化占统治地位条件下，顽强生存于民间的迷信的文化源头
中，西方都曾经历了原始宗教的蒙昧时期，但为什么中国走向了不信神灵的“礼乐文化”；而西方则发展成一神教的宗教文化呢？答案如仅仅从维持社会秩序和改朝换代角度去寻找，显然是不够充份的。
如果让我们将目光移向广阔的北半球的地理气候环境差异，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观察问题的角度。众所周知，整个东亚及中国大陆处在全球唯一的大陆性季风区，每年的光热条件配合最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繁衍（夏季高温潮湿，冬季寒冷干燥）。大约以北纬40度线为界，该线以北属温带季风草原区和寒带苔原区，而北温带草原季风区是适于游牧的地域。该线以南则属温带，亚热带阔叶林季风区，宜于农耕和鱼猎。中国大陆整个西部，除了高原就是荒漠，阻断了和亚洲西部和欧洲的交往之途。特别在远古时期，这种地理上的阻碍基本是不可逾越的。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孕育了同样独特的华夏文明。每年按时而至的雨水及大河的泛滥（和古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相似），同样准时而至的寒冬冰雪，太阳和月亮的东升西落，井然有序。明朗夜空中的北极星恒定不移。这些呈现明显规律性的自然现象，很容易动摇原始文明中的鬼神宠拜心理。处在草原季风区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逐水草而居，按季节流动的生活习惯。 而处在温带，亚热带阔叶林区的先民，则习惯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的生产生活方式。在这种天赐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下，人们逐渐看到了人自身力量的作用，淡化了对不可预测的自然界破坏力的崇拜，也就随之减弱了因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鬼神崇拜。同时，游牧和农耕部落之间战争及胜负结局，也影响着人们的原始宗教信仰。黄河流域地区正好处在农耕和游牧的交错地带。两种不同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特点，决定了当人口增长超过了草原承载极限，或牛羊遭受特大冰雪灾害时，游牧部落对农耕部落的侵扰，抢掠就是必然的。在冷兵器时代，由于体格差异和马上作战的明显优势，在这种冲突中，获胜的往往都是游牧一方。任何形式的鬼神崇拜，占卜，巫术（众所周知，殷商曾盛行占卜和巫术。举世闻名的甲骨文最早就是龟壳或牛骨占卜的符号而已）都不能改变这样的胜负结局。农耕一方只有组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充分利用地形地势才能有一定胜算。作为游牧一方，战争的目的只是为了掠夺生存资料，攻占土地不是目的（适宜农耕的土地不宜放牧），实行打了就跑的战术，基本都能奏效，也不用去乞求鬼神的帮助。广阔的草原，养育着着肥美的牛羊，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和谐和悠闲，无须向神灵乞福。偶而遇到天灾，去农耕区抢些生存资料就能度过难关，无须向上天和鬼神乞求。这样的情景使游牧一方也不需宗教的庇荫。残酷的战争现实迫使农耕一方更注重发挥人，特别是部落首领的才能来赢得战争的胜利，以保生存；同时，在抢掠，侵扰的过程中，游牧一方也深感农耕文明的先进，在心理上由衷崇敬农耕文化。这样，鬼神崇拜的衰落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夏，商的鬼神文化向周的“礼乐文化”的过程正是上述史实在文化转型方面的客观反映。 无论是殷代夏，周伐商的战争结局都证明了游牧，农耕文明之间的这种武力侵扰和文化同化的复杂，微妙的关系。
综上所述，正是游牧，农耕两大民族的生产，战争的现实需要，促使原始宗教文化向“圣人”崇拜的转变。炎，黄二帝，尧舜，周文王就是“圣人”的典型。
而在地球同纬度的另一端——古希腊，自然地理条件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起复不平的山丘，一面临海的地貌，相对贫瘠的土地，独特的地中海式气候（夏季干热，冬季湿润），光热条件配合不佳，不是农耕的理想环境。上苍赐给古希腊人的并不是“伊甸园”。
但爱琴海却为古希腊人提供了捕鱼，航海的有利条件。变幻不定的气候；收获难料的生产方式，群山的屏护，最终培养了古希腊人的泛神教文化（这和我们长江流域远古文明的情形颇有类似之处。如河姆渡，三星堆文明都具有多神论的特征。甚至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仍带有浓厚的“巫”神的色彩）。
在古希腊人所处环境的山脉北面，是由西风带控制的温带阔叶区和寒带针叶林区（欧洲大平原），没有适宜游牧民族生存的条件。而比古希腊文明更早的古巴比伦，则是较典型的农耕，鱼猎文明。由幼发拉底河与低格里斯河哺育壮大的农耕，鱼猎文明则很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催生因素。这些客观的自然地理条件，很明显是和华夏文明的产生条件是迥然不同的。古希腊城邦间也经常发生战争。但这种战争基本上是在相同生产方式的城邦小国之间发生，其胜败结局不是预先可料定的，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夺土地及其资源，神灵崇拜，特别是英雄崇拜则是取的战争胜利的强心剂。同样是由于生产和战争的客观需求，使古希腊文明呈现出多神教和英雄崇特色。他们创造了奥林匹亚山上的诸神：该亚，乌洛诺斯，普罗米休斯，宙斯，赫拉，阿波罗，雅典娜......；创造出众多的英雄：赫拉克尼斯，阿硌琉斯，伊阿宋，奥德休斯......。
多神教，人神相通，英雄崇拜，最终发展成一神教——这就是以古希腊文明作为摇篮的西方文明的变化轨迹。
在人类文明的早期，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类社会的文化类型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遵循这种思维方式，结合具体的中西方文化特征，使用科学的比较方法，作者从自然地理，生产方式，战争结局的探索角度，对“为什么中国人基本不信教？”的课题给出了以上答案。
当然，这只是一种探索性的结论。愿和关心此课题的学界朋友共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