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p攻击的基本原理:1930年代初国民党为何能彻底破坏中共城市组织？

与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地方接连破获共产党秘密领导机构的情况恰好相反，继1927年下半年“清党”运动和中共暴动的高潮过去之后，中共中央重要骨干被捕被杀的情况却日渐减少，而中共中央更是得以继续坐镇上海，设置各种机构，一面指挥一切，一面频繁接待转运国内外干部。

它甚至还能够在巡捕房和国民党人的眼皮底下，举行具有相当规模的全国苏维埃代表会议和反帝大同盟会议等较大型会议。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等地用来对付共产党秘密工作的，主要还是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等机构。特别是在租界区，它更是主要只能借助巡捕房的力量。在此期间国民党方面破获的最大一起共产党人案件，就是中共军委秘书白鑫向上海公安局特派员范争波密报了中共军委开会时间和地点，范通过法租界巡捕房，于1929年8月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杨殷，以及颜昌颐、邢士贞等几位中共军委的主要干部抓获的。

但是，这些机构工作性质复杂，不可能都集中精力来对付共产党。而国民党这时的特务组织，即最先组织起来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时也才刚刚开始建立，不仅组织上十分薄弱，人员也鲜有专业训练。何况，在这段时间里，南京国民党中央的主要精力还要放在统一国民党各派力量的问题上，从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大规模战争接连不断。

因此，调查科不能不分出大量精力去对付第三党、改组派、国家主义派，以及地方派系和其他异己的民众团体等等，它能够用在侦察破获共产党组织方面的力量自然非常不够。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眼见共产党的力量从城市到农村恢复发展十分迅速，而南京国民党被派系战争搞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以向忠发和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在1930年甚至紧锣密鼓地准备发动全国性的武装暴动，想要一举推翻南京国民党的统治。

随着中原大战宣告结束，中共和红军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就突显了出来，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自然开始把相当多的精力迅速转过来对付共产党。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进一步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以取代容易因何为“反革命”问题而引起争议的《暂行反革命治罪法》。

此一新的刑事特别法总共11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扰乱治安、私通外国或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或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均处死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煽惑他人，扰乱治安或与叛徒勾结，或以文字图纸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均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为叛徒购运军用品，或以政治军事上之秘密泄露于叛徒之宣传者，均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为叛徒购运军用品，或以之秘密泄露于叛徒，或破坏交通者，均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5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华民国六法：理由制解汇编》第4册，1935，第779~781页。

这个时候，不仅调查科已经羽翼丰满，而且蒋介石还开始起用黄埔六期生戴笠来负责从军事角度收集情报。党政军几方面高度重视对付共产党的结果，不可避免地给共产党在中心城市中的组织机构，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在1931年间，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的涉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的重大案件，就有5起之多。

6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络局派驻上海的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

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3天后被杀。

7月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人罗绮园、杨匏安等被捕，杨于8月上旬被杀。

8月，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江苏省军委书记李超时被捕，并于9月19日被杀。

随着1931年一连串大破坏之后，中共中央众多干部已转去苏区根据地，留在上海的干部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回国不久的留苏学生博古、张闻天等，于9月下旬组成临时中央，代行中央职务。虽然临时中央基本上都是一些生面孔，但是国民党特务机关还是很快找到侦破的线索。

从1931年底到1933年夏，国民党又接连捕获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党团书记徐锡根等；苏区中央局委员余飞等；全总宣传部长黄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全总党团书记卢福坦等；少共中央总书记胡均鹤、少共江苏省委书记袁炳辉、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长朱爱华等；新任少共中央总书记王云程、组织部长孙际明、秘书长陈卓闻、发行部长范迅赤、交通科主任蒋平等；中共新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登贤、全总秘书长王其良、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等；中共中央秘书长杨天生、江苏省委委员赵林、苏华、李默农等；赤色互济会全国总会党团书记邓中夏，以及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负责人罗章龙等。

这一系列沉重打击，不仅使中共临时中央再难在上海立足，被迫退往江西中央苏区，而且随着李竹生、盛忠亮等两届上海中央局领导人相继被捕，和河北、陕西、河南、山东等省省委各机关一再被破坏，中共城市工作的基础几乎已不复存在了。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这一阶段所以能够对中共城市工作屡屡成功地施以打击和毁灭，除了其特务机构日益健全和扩大之外，其更多改取鼓励自首和发表反共宣言的政策，凡肯自首者，不再轻易使用严刑拷打和杀戮的办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据黄平回忆，当他被捕后在狱中遇到袁炳辉等人时，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被非刑拷打，袁告诉他：“国民党的政策现在改了，只要你写篇自首书就行了，否则，就要处刑。”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第86页。

国民党最早开始使用这一手法，应当是从徐锡根和余飞开始的。徐、余两人于1932年底先后被要求发表自首宣言，并因此获得自由。紧接着，卢福坦、袁炳辉、胡均鹤、王云程、孙际民、黄平等前中共领导人，也都走上同样的道路。所有这些宣言，都重复着几乎同样的意思，即共产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办法，不适合中国；中国现在唯一的任务，是民族革命，取得民族独立，特别是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与此同时，这些宣言中也几乎毫无例外地透露出自首者对中共这个时候党内斗争，尤其是对让初出茅庐的留苏学生执掌大权，“坐汽车，吃大菜，住洋房，穿漂亮衣服”，“使奴唤婢”现象的强烈不满。转见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中国共产党之透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第308～391页。持续的大张旗鼓地将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自首宣言广而告之，自然产生了一些效果。

1932年10—11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接连破获共产党机关赤色互济会、上海区委、江苏省委、省军委、失业工人委员会和纺织工会等机构十几处，逮捕中共各相关负责人等60余人。结果是破获一处，得到一批供词；再破获一批，再得到一批供词，如此中共在城市中各个秘密机关遭到巨大的破坏。《吴铁城致蒋委员长电》（1932年10月24日，11月4、5、10、27日，12月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1021384，21021375，21022527，21022630，21023020，21024904，21025584。

1933年1月31日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共青团中央机关，最后陆续捕获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王云程、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孙际明、中央宣传部长秘书于桂生、中央秘书长陈卓文、中央交通科主任蔡平、中央文书科长刘永清、中央发行科长邱迅赤、湘鄂赣省委书记蓝乔、闽西少先队主任郑荣光等三十余人。《陈立夫致南昌蒋委员长电》（1933年2月8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特交文电22054734。

而这个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获中共各种机关的数字还不是最多的时候，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至1933年秋，不到3年的时间里，被捕自首的共产党人数为276人，平均每年不足100人。国民党最具成效地捕获地下共产党人和破获其机关的时间，是从1933年秋至1934年秋，亦即红军南方根据地全面失败的时期。在不过一年时间里，各地共产党人被捕者即达4505人，据称，自首者竟达到4213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二编，台北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第154～158页。这也足以见国民党这时的自首政策，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影响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