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成功策办黄宾虹八十个展

　　秦更年为同时出版的《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写序：“歙黄宾虹先生今年政八十，海上故人，谋所以娱其意而为之寿者，因驰书旧京，索年时画稿，展览于沪，凡得百许幅；高古苍润，脱去笔墨蹊径，直须于古人中求之，观者莫不餍其意以去。”

　　画展取得了预期的成功。　

　　策展人傅雷在画展结束后的第一天，致函黄宾虹，“画会昨晚结束，总共五日，参观人数，就签名者计六百余人，未签名者约有三四倍。售画总数为一百六十件（花卉、字在内），余下十七件暂存敝寓，以待后命。售画总数十四万三千余元，开支总数为一万五千元弱。画册预约已售去百四十六本，亦有七千余元。此次印制画集，非特未出本金，且早有收入，可贺可贺。总账尚未全结，且待二三日内收齐画款后，再有详细账目寄奉。大致净盈余在十二万左右。若照历次尊示所开价计，则即全部售完，亦不过十一万余。今敝处权宜酌加，适应沪地情形，故售至十四万余，尚可有余画十七件”。

　　傅雷干得很棒。

　　著名画家刘海粟在《黄山谈艺录·傅雷二三事》中说：“一九四三年，黄宾虹八十大庆，傅雷为他举办首次个展，这是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

　　策展人傅雷就这样进入了中国美术史。

　　“黄宾虹八十书画展”的成功举行，体现了傅雷深刻的策展思想和高超的运作能力。

　　应该说，上世纪的40年代，上海的都市文化领军于中国。作为都市文化组成部分的艺术展览，显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市场化的形成息息相关。傅雷“晚蚤岁治西欧文学，游巴黎时旁及美术史，平生不能捉笔，而爱美之情与日俱增”，西方美术史开阔了傅雷的审美视野，西方美术的策展人制度和展览体制，又为傅雷提供了学习的样板。

　　傅雷是一位杰出的策展人。首先，他具有非同一般的书画审美能力，行政协调才干，市场营销水平。1943年6月25日，他致函黄宾虹，“尊作展览时，鄙见除近作外，最好更将壮年之制以十载为一个阶段，择尤依次陈列，俾观众得觇先生学艺演进之迹，且于摹古一点公别具高见，则若于展览是类作品时，择尤加以长题、长跋，尤可裨益后进……将来除先生寄沪作品外，凡历来友朋投赠之制，倘其人寓居海上者，似亦可由主事者借出，一并陈列，以供同好”。

　　每一次黄宾虹从北平寄书画作品到上海，傅雷都要仔细阅览，并致书黄宾虹，谈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傅雷从展览的总体布局考虑问题，有时就作品的形制，有时从作品的风格，有时以黄宾虹不同时期的追求，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正如同傅雷8月31日所言，“画会杂务，定当唯力是视，悉心以赴”。在同一通手札中，傅雷就布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会场布置愚见素主宁疏毋密，一般画会所悬作品，鳞次栉比，宛若衣肆，恶俗甚矣”。就连书画作品的润格，他也善意地向黄宾虹建议，“定价一道，数度与柱常等磋商，未敢擅专。海上诸公类以金额定身价，固属可鄙，惟若尊作标价过低，亦不免为画商大批囊括。事出两难，已另由默飞专函请示矣”。

　　这通手札，充分体现了傅雷作为策展人的聪明才智。第一，他希望黄宾虹的参展作品能全面体现作者的思想素质和创作才能，又可以较全面表现黄宾虹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特点。第二，在布展上，鳞次栉比地悬挂，显然是对读者的不尊重。疏密得当，才能体现艺术作品的真实面貌。第三，书画作品，是艺术品，一经市场流通，便有商品的属性。一些书画家为体现身价，定作品润格不切实际，往往是有价无市。然而，定价过低，又有可能被画商利用。这样的悖论困扰着傅雷，可他一时也找不出好的办法。

　　傅雷的想法和困惑，对当代书画策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甚至当代某些策展人的眼光和思路，还没有超越傅雷。可见傅雷策展思想的超前性和完整性。即使这样，傅雷谦虚有加。他在9月25日致黄宾虹的手札中说道，“值此时艰，吾公盛会竟由愚等后学毛遂自荐，冒昧筹备，亵慢已甚，尤恐措施失当，累及令誉，若能联络同志，多多商榷，则幸甚矣”。

　　傅雷是年35岁，比黄宾虹小45岁，几乎有两代人之差。此时的傅雷并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他优雅的译笔和那本滴血的《傅雷家书》，是他中年以后所为，但，那时候的傅雷对西方文学和传统艺术具有同等高度的识见，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

　　黄宾虹对傅雷有后生可畏之赞。1944年7月7日，黄宾虹致傅雷手札中倾吐心声，“得上月二十五日赐函，名论高识，倾佩无已。惟荷奖饰逾量，益滋恧感。昔大痴自谓五百年后当有知音，梅道人门可张雀，而且信已画在盛子昭之上；倪云林谓其所画悬之市中，未必能售。古代且然，今以拙笔幸得大雅品题，知己之感，为古人所难，而鄙人幸邀之，非特私心窃喜，直可为中国艺事大有发展之庆也”。

　　策展人傅雷受到了应得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