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道路监控:理想与现实：重读吉拉斯

理想与现实：重读吉拉斯 
 


　　没有信仰，人就连一小束的稻草也抬不动，更不用说移动一个山头。人总是追求理想，一个理想消失了，另一个又代之而兴，而且总是比前一个更好更完善。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没有信仰和不知委身于信仰的人是没有希望和权利要求任何东西的。
　　　　　　　　　　--（南）吉拉斯

　　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吉拉斯是谁了。 

　　可是一定还有人记得《新阶级》一书的作者德热拉斯，即使不知道它的作者，起码也知道有《新阶级》这么一本书。《新阶级》（The New Class：A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1957）一书不但曾经影响了包括顾准在内的一大批思想先驱（六十年代它曾以"灰皮书"的形式在中国知识青年中广为流传），而且至今仍被视为分析共产主义官僚制的经典著作。德热拉斯就是吉拉斯。

　　米洛凡·吉拉斯 (Milovar Djilas)1911年生于黑山（旧译门的内哥罗）科拉欣附近的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后因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被捕入狱三年。二十七岁时成为南斯拉夫共产党中央委员，1940年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后，他是南共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至1954年期间曾任部长、 副总统 、联邦国民议会主席，是南斯拉夫四位主要领导人之一，并被视为铁托的继承人。在苏南冲突中他为捍卫南斯拉夫的独立自主做出过重要贡献，并参与了将南斯拉夫共产党改组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并推进其民主化以及废除"合作社"，实行企业"自治"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从1953年开始他同铁托等人发生政见分歧，1953年10月到1954年1月，他在《战斗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无政府自由主义"观点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认为：官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当前主要的敌人，而防止更深地陷入斯大林式的官僚主义的唯一途径是开放更多的民主；党的官僚独揽大权，破坏了法制，阻碍了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社会进步所不能缺少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和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为了达到民主的目的，联盟必须彻底改组，放宽纪律。（在12月20 日的文章中，他写到："今天没有哪一个党，哪一个集团，甚至（工人）阶级，能够自以为是全社会的客观需要的独一无二的代表者。它不可能独揽管理生产力（包括最主要的生产力--人）的大权而不奴役他们。除了实行更多的民主，更好的自由讨论，对社会的、政府的和机关更自由的选举，更好地遵守法制以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出路。"）1954年1月他被南共联盟三中全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两个月后他申请并获准退出南共联盟。同年12月，他在《纽约时报》发表谈话，认为如果党内没有真正的自由讨论，就应该实行两党制，应该组织一个"新社会主义民主党"来和共产主义者联盟对抗。为此，他在1955年1月受到审讯，被判十八个月的刑期，但缓期执行；1956年当他在国外发表支持匈牙利事变的声明后再次受审，被判处三年徒刑，被关进了米特洛维查监狱（这座监狱也是他年轻时从事共产主义事业而被囚禁的地方）；1957年他的《新阶级》一书在国外出版，他又被提出审讯，延长了刑期，1961年被有条件释放；1962年他又因在葛罗米柯访南前夕，发表《同斯大林的谈话》一书被判处五年徒刑，直到1966年底获释，但被禁止在1972年以前发表任何作品。在前后九年艰难的囚禁期间，吉拉斯坚持从事写作，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包括：自传体作品《没有正义的地方》，门的内哥罗君主涅戈什的传记，描写他家乡在一战中的情形的《门的内哥罗》，短篇小说《麻疯病患者》、《紫罗兰与石》等 ，长篇小说《失败的战役》和《世界与桥》，并翻译了弥尔顿的《失乐园》。出狱后他还写了另一部重要的作品《不完美的社会》（The Unperfect Society :Beyond the New Class ，1969）以及《铁托：内幕故事》等著作。其作品涉及范围之广，著述之丰，在国际共运史上大概只有布哈林堪与之相比肩。

　　"现在我还不明白当时为什么那样做，但我敢说那不是纯由于一种勇气，主要的原因我想我是在创造某种新的东西。我为真理所催迫，不能自已。在意识上和良心上，我都得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把力量建筑在虚伪之上，以虚伪面对其人民，这是什么一种政府呢？一个以维持不公道以自存的社会，其目的何在呢？当观念和理想被当成恐怖的手段来对付信仰那些观念和理想的人们时，那些观念和理想还剩下来些什么呢？有些人用毁谤和强迫来对付最同情自己的见解的人们，其真正的目的和利益在哪里呢？为什么我们这些共产主义者，一旦取得政权之后，便比任何人都更具排斥性，更不容易接进呢？责罚我的人，都知道我的目的不过是要使社会主义更接近民众，因而更自由和南斯拉夫化，但他们为什么把我枷锁示众呢？

　　"我没有法子为我自己创造一条我必须游过的河。但我必须游过去，否则只有留在别人的岸上。我游过去了，不顾别人的诽谤和讥诮，因为对我的内心而言，那些诽谤和讥诮都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个时期我所写的东西，我所觉得必须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人民，我祖国的儿女们，必不可以因为思想和发表思想而受到侮辱和迫害。我不是认为人类不久就可以有思想和发表思想的自由，但为这种自由而奋斗是值得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与罪恶奋斗一样，罪恶看上去好像是不可以根绝的，但却是可以根绝的。" 

　　那么吉拉斯的立场或者说所谓的"吉拉斯主义"到底是什么呢？显然在他打算走自己的路时，并不清楚他所要走的是什么路，但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去探索。他后来的总结是："我的观点主要是在人道主义的照射之下慢慢成熟起来的。我趋向于一种非理论性的、非理想主义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当我用‘人道主义‘这个名词时，我的意思是对于人类的环境，要求和需要作不断的分析和反应。我觉得我们现在有各种各式的理论上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没有人曾解释，也不会有人来解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对于抽象的‘未来的人‘洋溢着爱，对于目前在他们周围的人则视如无物。当我用‘存在的‘这个字眼时，我并非表示我赞成或反对无论是雅士培或沙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我只是简单地指人类的生存，是当代人道主义思想的试金石，也是测量一切民主和社会活动的码尺"；"我所追求的是开放的社会，个人享有自由，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多元主义。我所向往的是法律的力量，而不是力量的法律"。值得注意的是，吉拉斯自己并不承认他已经变成"反马克思主义的"或"反共产主义的"，更不承认他已转向西方或接受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意识形态。他还说，他之所以没有对西方国家和制度提出批评，并不是因为他对那些国家没有意见，更不是因为他以为那些国家的社会形式可以用来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榜样，而是因为对它们的知识实在不够，最好还是由住在那些国家里的人来批评。（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索尔仁尼琴、麦德维杰夫、昆德拉等一系列前苏东国家的"持不同政见者"。）

　　吉拉斯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认为："社会是各种阶层和各种势力组成的，它们各有其愿望和见解"（他把这一点归为亚里士多德的洞见），同时，"在我们地球上有着无数的人类生活制度的星座，并不是只有一个唯一存在的理想"。他也清醒地认识到："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完美，人必须有思想和理想，但他切不要以为都可以完全实现。我们必须了解乌托邦主义的性质。一种乌托邦主义，当其取得了权力时，便成为一种教条，便极易于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来使人类受苦"，"一个非暴力的和完美的社会是不会有的，但一个更自由更公道的社会却是可以有的"，"尽善尽美的世界，没有批评和没有别的选择的世界，就是要犯不可估量和无法挽救的错误的世界"，"我们所应取的态度是承认社会是不可能完美的这一事实，但同时也得了解人类必须有其梦想，社会才能改良与进步"。（这或许正是吉拉斯的理想主义与格瓦拉的理想主义不同的地方。）
因此，他对六十年代东西方世界中出现的学生运动做出这样了这样的评价："在政府之内或之外存在着一个激烈的反对势力，这在任何社会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势力就算没有更大的作用，也可以使政府不至于陷于停滞，使政府改正其错误，使政府做些其应该做的事"，但是，"每一种观念总是经过人生的浊流来实现的，而当运动的领袖们将他们自己的命运、 贪婪、 野心、 生活方式以及所谓历史使命认为即是运动的目标时，污浊也就愈甚。……但有思想的人和斗士们却应该知道权力总是导致腐败，他们应该更懂得尊重法律，而不可口含天宪；必须尊重实际的人，而不可只谈抽象的人民，应该更关心于一般人的需要，而不可只顾及自己的历史地位。"在谈到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时，他说，甘地"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尽管在奸雄和暴君们摧残之下，也还能够忍受，能够合作，能够成为无畏的殉道者。 ……甘地主义的伟大之处是在于甘地的人格。但和所有伟大的理想主义运动一样，当甘地的继承者们开始尝到权力和财富的滋味时，甘地主义也就开始解体了。"

　　就像有人提出"两个顾准"的问题一样，有人念念不忘吉拉斯在三中全会上的"悔过"，在他们看来吉拉斯既然要做一个殉道者，从一开始就应该毫不犹豫，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观点。他们忘记了吉拉斯曾经与他的同志们为共产主义奋斗了整整二十年，他承认："我总是觉得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尽管对于某些教条有疑问，但我整个身心都是属于共产党。像以前的异端者，像斯大林时代的反对者，我用忏悔来表示我对于主义和党的忠诚"，"我无法不还出这笔债，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我的活动，我的整个生活，都和它们息息相关"。他也承认："在以前，我一直在同犹豫不决作斗争，一直抱有幻想，对联盟领导人，对他们的思想和精神价值的统一性，对他们的友谊和他们的忠诚抱有幻想。"（他认为这也证明了"一个人可以在意识形态的轮子下碎裂"。）因此，我们不能指忘有谁会一下子就背弃自己从前的信仰，相反，我们有理由怀疑那样的人是出于真诚。而且他并没有放弃自己根本的观点和立场，更何况他此后数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就对此作出了最好的回答。

　　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是贯穿于吉拉斯思想之中的一条重要线索。可以说他最初的离经叛道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出于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他看来，共产主义者为了实现一个据说是根据社会和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是可以实现的未来（将不会有任何阶级、权力和政治，也不会有任何剥削和压迫），他们建立了一个纪律严明，不允许存在任何反对派的党，进行不断的斗争，追求全面垄断的权力（这样的权力又离不开"不犯错误"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关系），发动全世界劳苦的和被压迫的人民，来建立这个人间天堂。（所以他称共产主义是注重实际而又是乌托邦的，实用主义与教条主义并行不悖。）但是，当权力带来了特权和"历史的地位"时，他们不可避免地沦为了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奴隶！"共产主义的领袖们从革命者变为专制者，又从专制者变为国家财产的滥用者，把共产主义的一些观念当成钱币来支付他们的费用。"他在《新阶级》中提出："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口号开始。但最后竟造成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后权威的新阶级"，"这个阶级是由那些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他们凭借"社会主义所有制""取得其政权、特权、意识形态和行事习惯。他们以国家或社会的名义来行使并分配这种所有权"。"共产党就是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权力既是共产党人的手段，也是他们的目的。""这是每一个执政的共产党无可逃避的命运。""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是一种无上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一个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斯大林是新阶级真正和直接的创始人，使用了最野蛮的手段。"（不过他后来指出"并不是斯大林创造了一个极权的党的官僚阶层，而恰恰相反，这个阶层为自己找到了像斯大林这样的领袖"。）

在他看来斯大林持有这样的信念：如果我们的思想前提、出发点是正确的，那么一切其它的问题就必然由此产生，它们也将是正确的。于是"目的本身把手段神圣化"，谎言和暴力就可能被视为"辩证法中的否定"，通过这一否定，"才能接近隐藏在某种现实背后及其内部的伟大理想"，才能实现"历史的必然性"，俄罗斯乃至整个人类最后才可以走向绝对的真理和绝对的幸福！甚至连斯大林的反对者们有时也认为这些"权宜之计"和牺牲（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命）对于实现预定的历史目的是必要的！（这不难让人想起《中午的黑暗》中多少是以布哈林为原型的鲁巴肖夫的逻辑。）而他自己也曾相信过：更重要的不是手段，而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一系列的变故使吉拉斯最后对此断然加以否定："我相信没有事物或目的可以作为奴役民族，虐待人类和毁灭人类生命的借口"，"没有理想的目的是可以凭罪恶的和压迫的手段来达到的。实际的和现有的目的只有经由合乎人情的手段和方法才可以达到"。他甚至把他和党之间的争执归结为："主要是因为我认为思想本身并未使人崇高与卑贱，只有人所用来体现思想的手段才使人有高低之分"。所以"伟大的政治家是那些能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能坚持不懈地向他们的目标前进，而同时又能坚持基本道德准则的人"。

　　同样，他认为与现实共产主义斗争的手段与方法应该是改良主义的和非暴力的，而不是革命的手段和使用暴力。他认为他以前所有的疑虑、思索和烦恼比起作出这个选择时所遭逢的痛苦都是小事。"我有时候想起革命和政变，有时候想起在党里和在报章作合法的反对，但这些都是一时的想法，我终于觉得对共产主义应该作逐渐的改良，至少在我自己的国家里为然。""我无论一时如何愤慨，都不会变更我最初的信念，即只有民主才能使共产主义摆脱其恶性的循环，要改变共产主义只有用非暴力的方式。"另一方面，虽然内战是不必要的，但"其它的斗争方式却是必要的--有如示威、罢工、抗议的游行、表示抗议的决议案之类，最重要的是作公开的大胆的批评以及表示道义立场的坚定"。因为，"在某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已经出现了，存在了，那么，任何实质上的改良都得求之于这种制度本身。……它已经影响到了全人类，它的存在以和其他制度的存在一样的真实，因之我们对这种制度的态度，必须避免感情用事。换句话说，那些不懂得共产主义一定会在某些国家获得胜利的人，一定也对于共产主义之可转变没有信心，因之也不懂得在这种制度之内找到力量和方法来与之斗争。" 不过他也指出他与社会民主党人的见解并不一样，因为共产主义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同样，他与甘地的主张更有区别。最后他相信不但是东欧各民族人民，而且就是苏联的人民"终可以不经自相戕杀而获基本人权和民族权利，因为这样才可以使他们不致再坠入另一种新的‘理想的‘意识形态和自命为‘解放的‘专制主义之内，才可以与其他民族和睦相处"。 

　　吉拉斯对六十年代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具有深刻的洞见，他敏锐地觉察到：西方在受共产主义的影响（比如，大大加强了在经济上的计划和调节，限制垄断），东方在要求西方式的自由（共产主义世界趋向于各自的独立和理论的多样化），而且双方都在思考和创造一个和平共处的世界；西方国家科技和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在发生变化，生产上开始使用电子设备，进行大规模技术教育，任用精巧的科学工作者，已经进入一个自动化和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电子时代，科技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一切都迫使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肯为一种美丽的教条而牺牲其生活"），开始考虑所有制的多样化问题，市场的作用问题。经济上的变化必然带来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转变，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只限于建立在"党的领导地位"上的转变。他认为南斯拉夫以及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他对西方并不抱幻想，但他指出也不能孤立于先进的经济与社会之外而自行生存和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认为在东欧各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中产阶级，并指出这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阶层将在社会政治中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

　　他同时也预见了南斯拉夫存在的民族问题可能导致的冲突："我相信目前的南斯拉夫政权是不会比以前的政权更有应付大的危机的能力的。没有自由，没有自由退出联邦的权利，没有自主的经济和独立的政治组织以及自有的武装部队，是谈不到民族间的平等的。只有在一个新的南斯拉夫里，各民族都以主权国的资格来结合，每个人民都有政治的自由，才可以造成一个稳固的联邦。当前的政权自然设法来阻挠任何这种倾向。假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解体加深，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压力加大，则一旦在严重的危机来到时，有军事首领起来‘救国‘，也非不可能的事……""铁托靠他的专断的优势和权威保证了和谐，现在，只要有最微小的分歧，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动乱。"尽管至今还没有中文材料披露吉拉斯晚年的生活和思想，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当他再次目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战火中挣扎时，他会是何等的痛苦与悲哀。幸好，当另一场充满了人道主义悖论的战争在南联盟境内爆发时，他已经与世长辞了。

　　常有人把吉拉斯与他同时代同阵营的切·格瓦拉相提并论，可是当1998年格瓦拉的遗骸运回古巴，世界舆论为之轰动时，吉拉斯却在贝尔格莱德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同是理想主义者，结局却是如此之不同，个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今年是吉拉斯诞生90周年，对于这样一位值得我们纪念的真诚的理想主义战士，我们（尤其是曾经从他的思想中汲取过养料的人）如果不写下一些东西来纪念他，则不免会让人想起罗素评价潘恩--西方世界中伟大的民主主义斗士，另一位不合时宜者--的不幸遭遇时所说的话："一个人即使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也需要有些世故，才能得到赞扬。"（《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

　　　　　　　　　　 2001年2月15日改定

注释：引文主要引自《不完美的社会》

参考文献：
　　吉拉斯：《不完美的社会》叶苍译，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6。
　　《同斯大林的谈话》， 赵洵、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司徒协 译1963年"灰皮书"以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
　　《铁托：内幕故事》， 柯雄译，新华出版社1981。
　　国际共运史有关资料
　　南斯拉夫及铁托的有关资料
　　韩少功，丁东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