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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敬兰：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时间:2010-05-24 10:01 作者:冯敬兰

　　仔细阅读了《记忆》48期关于“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的“编续往来”，很高兴能通过这个渠道听到各种意见。对于几位读者的质疑和批评，更要表示特别感谢。有质疑就会有新的发现，有批评才会碰撞出新的思想。写这篇文章，谨为再做说明。

　　我是原北京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 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1991年调回北京，一直供职于国企，2005年退休。

　　我就读师大女附中期间，是一个不起眼的初中学生，从未进入校领导的视野，甚至不记得和卞校长打过照面，可是她的惨死却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1996年文革30年，我发表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记忆的疮疤》（全文附后），想起校长在烈日下躺在小推车上的情景，反复追问自己：那些出身好、教养好、革命感情深的同学，为什么竟在光天化日下殴打、折磨女校长至死？是什么让她们如此残忍和冷血？

　　有批评者认为，从《记忆的疮疤》到我主持的五人“访谈”，十四年间我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与宋彬彬站到了一起。那么，我就先从这个话题说起。

　　一、我为什么要为宋彬彬说话

　　近年看到高一3班校友王友琴的著名文章《卞仲耘之死》，明确提到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一些著名作家、学者也循着这个脉络对宋彬彬发出了强烈的谴责。我重读旧作《记忆的疮疤》，在字里行间寻找，却没有“红卫兵”这三个字。14年前我的文章中，称她们为“最激进的左派学生”、“趾高气扬心狠手毒的打手”、“参与暴力行为的那些同学”。 2006年文革40周年，我又写了《烈日下的集体谋杀》，发在搜狐的博客网站，文中写到：“40年前的8月5日早晨，从校长走进校门那一刻起，她的死刑就开始执行了。她被喝令打扫厕所，喝污水，被强迫在正午的日头下，把建筑渣土从这里抬到那里……饥饿、病痛、中暑、脱水还不算，不时有女学生过来抽耳光，踹几脚，更残暴的是那些‘监工’（许多目击现场的同学都深深记得她们的名字），她们用带钉的木棒和铜头皮带给校长造成了遍体鳞伤。心灵的恐惧和绝望就不用计算在内了，校长终于倒在了烈日下。”这类文学描写不同于历史考证，笼统地用“红卫兵”代替施暴者也未尝不可。可是，我没有。我不是红卫兵，犯不上蓄意为她们遮掩，为什么我的文字里“红卫兵”没有出现？我想，只因为当时我在校园里没有看见“红卫兵”。那些行为张扬的同学，包括施暴者，后来或许以“红卫兵”的面目出现在抄家、打人、驱逐“黑五类”的“破四旧”行动中，但是8?5那天，她们尚没有明确的红卫兵身份。

　　2007年9月，现更名为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母校，高调、铺张地举办了建校90周年的庆祝活动，由于评选宋彬彬为知名校友，在海内外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此前我一直在外地、在企业工作，宋彬彬从来不在我的视野里。我上网查看，不禁大吃一惊，网上流传着多种关于宋彬彬的文字，“宋彬彬——宋要武”原来一直属于公共话题。对她的指控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宋要武”组织杀人比赛的，内容实在离奇，我只能付之一笑；一类是“事实”，红卫兵打死了校长，宋彬彬是负责人，至今拒不认罪，应把她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是当年在校生，尽管知道1966年8月5日导致校长惨死的游斗校领导活动是高一学生干的，但也希望看到切实的新证据，证明宋彬彬是发起、组织或领导者。可是，来势凶猛的舆论审判只有空洞的指控，没有具体的证据。

　　2007年临近年底，我在博客写了一篇质疑文章，题目是《请放开宋彬彬》。文章中说：“实验中学今年九月的校庆活动，在网上遭到猛烈抨击，批评文章多言辞凌厉。我同意那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即校方缺少对文革的正确认知，但我反对对宋彬彬本人继续妖魔化。”“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过当年在校的学生（66、67、68三届学生约40个班）有人举证宋彬彬参与暴力的事实，也没有看到过网上和民间流传的宋彬彬打死若干人的实据。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宋彬彬就是一个戴着白色化学镜框眼镜、清秀善良、文质彬彬的高年级女生（她的班级正是我的姐姐班）。我和宋彬彬没有过任何接触，即便在文革中，也从未有过她张扬狂热、盛气凌人的记忆。我相信，母校的同学多数会持有这个印象。”

　　我虽写过几篇文章谴责8?5暴力活动，但是从来没有把宋彬彬和校长之死看成因果关系，这是我一贯的立场。我公开为宋彬彬说话，希望本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原则，撇清宋彬彬身上的口水，给她一个面对自己和公众的空间。不说出施暴学生的名字，不等于可以嫁祸于宋彬彬。宋8?18给毛泽东戴了红卫兵袖章，成为当时的公众人物或曰文革符号，不等于8?5事件的责任就应该归咎于她。既然8?5校长之死和8?18宋彬彬戴袖章已经成为标志性的公共事件，就不可能只有王友琴同学的一种版本，一个声音，当事人的声音，绝对不应空缺。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 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既白的绝对化思维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吗？

　　我决心弄清真相。2007年岁末，我开始参与母校文革初期的调查。我知道，只有心态平和、实事求是、多头调查、反复质疑（包括对自己），才可能找到真相。

　　二、关于个人记忆的可靠性

　　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我在不断自我否定中确认了这一点。重要的是一经发现，就要及时纠正。

　　感谢刘双先生的批评。我在五人访谈中提到，大批军训的学生回校前，我在校园里看到宿舍楼前贴了一长溜儿谭力夫的讲话，以为对联是他的发明。查阅了北大学者印红标著《失踪者的足迹》一书，证明刘双的记忆比我准确。同时我要感谢王容芬女士，她在新作《迫害何时到头》一文中，指出我在“访谈”里对林莽先生发难，把林先生讲的两次提审说成了一件事，把林先生记忆的深色裙子说成了花裙子。王容芬女士是我敬仰的思想先驱和无畏勇士，她的故事我只听过一遍就永生难忘，因此我理解她在新作中的愤怒。其实，我在《记忆的疮疤》中，已知的时间和人物的记忆错误也有三处。

　　个人记忆与事实真相不能等同。不说久远的过去，就是发生在眼前的事，不同境遇不同心情的人，记忆也会千差万别。作为女附中1966年在校生，我也有自己的伤痛和记忆。但是，伤痛是伤痛，记忆是记忆，伤痛不能保证记忆的完整和可靠。

　　近年就“八五事件”我曾接受过三次采访，都被问到“林莽从图书室窗口看到的红卫兵们，一律穿草绿军装，戴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腰扎钉头皮带，脚上是翻毛牛皮军靴”，我是否也见过？刘婷婷是否用穿翻毛牛皮军靴的脚踩了卞校长的头？我的回答是一致的：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刘婷婷做过什么。但是，当时正值伏天，是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校激进的学生都是女赤卫队员的打扮——把裤腿挽到了膝盖，连鞋都不穿。至于红底黄字的红卫兵袖箍更没看见，宋彬彬8?18给毛泽东戴的尚且是从红色横幅撕下的布条连夜赶制出的粗糙毛边黑字袖章，8?5当天怎会有特殊工艺制作的红底黄字红卫兵袖箍呢？

　　我在五人访谈中限于篇幅，没有引用王容芬女士的原文（为历史作证 ——评胡杰获奖纪录片《我虽死去》），本文为再次表达我对林莽证言的质疑，先引用王文如下：

　　近日获悉，林先生是在宋彬彬两次提审他之后做出自杀决定的。第一次提审，宋让他交代少年空军学校的事，旁边站着一个1米8多的粗壮男生，当胸重重给了他一拳。林先生被打倒在地，躺了半天起不来。第二次是深夜，林先生与历史老师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一起被宋彬彬提审，宋彬彬坐着，让他们跪着，旁边站着几个女红卫兵。红卫兵们用皮带抽他们，林先生挨了打，朱老师被抽得更厉害。那天夜里林莽决定与母亲一起触电自杀。他至今清楚记得，宋彬彬与众不同，两次都没穿红卫兵军服，而是绸衬衫和裙子，弱女子的身材。林莽先生92岁了，对生命中最残酷的一幕记忆犹新，同时被殴打的朱学希（应为朱学西——编者）老师也还在世。”

　　由于我在“访谈”中表示了对林莽的质疑，王容芬女士为此向2006年采访林先生的友人求证。她说：

　　林先生2008年又给王友琴女士讲了一遍，与2006年的讲述完全一致。这个证言两年前经我传出后，林先生受到许多恶言恶语，包括网上围攻。”王容芬女士的友人很悲愤，认为“历史的叙述变形了。大家可以说这段的真实细节，但不是这样的说法，这简直是不顾受难者的伤痛……他不计较卞当政的时候给自己划了极右，一家遭遇了人间惨剧，他仍然做电影里红卫兵暴行的证人，担当的已经够了……现在才跳出来写作的这一群，他们为的是与道义毫无关系的目的，我为她们羞耻。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

　　王容芬女士身居国外，亲自访问林莽不容易，无人会苛求。我倒要问问“友人”求真的精神在哪里？既然当事人是两位（林、朱），“同時被殴打的朱学希老師也还在世”，去拜访过后者吗？搞清宋彬彬在哪年哪月哪一天的“深夜”，在什么地方、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难道就无所谓吗？“她们绕过了最要紧的东西，那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至于这种视自己为道德化身的文学语言，除了矫情又有何用？

　　宋彬彬“提审”林、朱二位老师，应该不是心血来潮的孤立行动。我在《访谈》中披露了历史教员朱学西老师与林莽老师不同的记忆。林莽先生指认宋彬彬的证言，是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具体的文字，有细节、有过程、有后果，可以说是栩栩如生。唯一的遗憾是缺少时间和地点两个元素。近几天我仔细读了本人1967—1968年的日记（1966年日记缺失，但是也可以理出头绪），试图找到林老师被提审的那个“深夜”。

　　1966年6—8月的事在五人访谈中已有详细叙述，同年9月开始大串联，起初是有资格的极少数“红五类”，国庆节后很快就失控。女附中变成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附中”，校园里到处是穿着军装的青年男女，哈军工把我校作为“联络站”持续了几个月，而本校学生多去外地串联或呆在家里。1966年冬天，被“血统论”压制的学生强烈反弹，纷纷成立各种组织，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像8月中下旬突然出现一样，“老红卫兵”又突然消散了，其中的强硬分子组成“联动”，炮口直对中央文革小组。学校仍处无政府状态，但大食堂照样开伙，接待外地串联学生，负责后勤工作的是解放区来的副校长李天义，因是工农干部没有受到大冲击。

　　1967年初开始军训，南口驻军装甲兵4636部队进驻学校，学生分裂成四三派（红色造反团1967年2月22日成立）、四四派（东方红公社，具体成立时间不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作为第三方依然存在。年初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后就是派性斗争、大联合、年末学校成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局势稳定后，解放军撤离（1968年元旦过后，该部奉命开赴越南战场），但高团长等领导还在（是否“三结合”进了革命委员会？日记没有记载）。我在1967年11月25日（星期天）写到：“解放军撤走了，指导员在汽车上挥舞帽子与我们告别的情景至今还浮现在我的眼前，不少同学都哭了。”1967年秋冬，已有少数同学提前报名下乡， 11月16日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为去内蒙插队的同学送行，12月9日去北京站为赴北大荒的同学送行。12月15日学校公布了首批毕业生分配方案，有19个同学将走上工作岗位。需要说明的是，四三派保校长胡志涛，四四派批校长胡志涛。整年没有针对校领导和老师的集中斗争。

　　1968年从1月4日开始写日记，几乎全是到西单食品商场、西城肉联厂、21路公共汽车等处劳动。1月14日记：“今天新生开家长会，我校招新生25班1000多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新生何时入校我没有记忆。因为女校对男生缺少管理经验，抽调在校66届学生做新生辅导员，近日我班一同学告诉我，她也当过辅导员。1968年整个春天都在整治学生，一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联动分子”，二是反对血统论同时也无视新政权的四三派头头和骨干。与此同时，少量表现好、出身好的学生陆续去工厂报到，接着就是六六届学生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我是1968年6月13日离校去北大荒的，同行的是119名初三/高三同学。

　　刘进、宋彬彬1966年8月19日宣布退出学校“筹委会”后，据我和一些同学回忆，她们再没有担任过任何组织的头头而抛头露面，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也没有她们的事。那么，宋彬彬以什么身份提审老师？又在哪年的某个深夜提审了老师？据朱学西老师回忆，他被提审并屡遭男生暴打，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我认为这更合情理。我们到北大荒的头半年，陆续得知学校改名“150中学”，进来了工宣队，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几位老师先后自杀。宋彬彬比我们离校更早，由她提审老师，既没有机会，也没有资格。

　　最后，我还要说到“绸衬衫”和不管什么颜色的裙子。自从1966年八、九月恐怖的“破四旧”运动以后到1968年6月我下乡北大荒，记忆里没有看见过哪个同学穿裙子，倘若有，一定会被讥笑为“小资产阶级”，那人肯定不会是“革命后代、共产党员”宋彬彬。70年代初期江青接见外宾，穿了一件仿唐装的连衣裙，我们看见报载后惊呼：哇！以后可以穿裙子啦！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提到以上细节，只是为了说明：个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不可靠的记忆重复100次，仍旧不可靠。林莽老师勇敢地站出来作证，我对他表示敬佩，但是，我仍坚持对他某些说法的质疑，这不是人格否定，更不是继续迫害。质疑是对另一种可能的发现和探寻。在同一事件100个不同的记忆样本中，必定会找到相同性或相似性，那也许就离真相不远了。

　　三、为什么要“纠缠”于细节

　　任何事件都包含着时空两个方向，过程代表了时间，人物是空间活动的主体，而林林总总的因果关系让一个事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女附中的文革事件正是这样。

　　我第一次听说王友琴的名字是从初中同学叶维丽那里，大约十年前，我们谈论校长之死（多年来我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时她说，咱们学校有个叫王友琴的同学，也写过文章，她比咱们小，可能是老初一的。多年来，王友琴一直是我敬重的校友。2007年我从实验中学网站的校友录里得知，王友琴是高一3班学生，原来是我们的学长。对她倾毕生精力搜集文革死难者的工作，她的超凡勇气和耐力，我要再次表示敬意。

　　我非常赞同王友琴学长的观点：“也许没有必要去细究或复述这些细节。但是过多地舍弃细节却可能使我们失去总体性的把握。”

　　几个月前我读了王友琴在1986年写的《女性的野蛮》，文章叙述了她的同学发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作为在场者，她讲得有声有色，而且行文质朴。我不妨摘录几段：

　　①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②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③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

　　④当时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在广播喇叭里说，昨天晚上，校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