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仲景归脾丸:如何防止腐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0:41:28
如何防止腐败？ 防止腐败是一个确实应该注意的事，不管JY还是FQ是一致的观点，如何打击腐败呢？现成的方法有几条，貌似都不适合用！！
1 三权分立。三权分立认为，单独成立监督机构是不能确切的预防腐败，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单独成立机构预防腐败，谁来监督这个预防腐败的机构？三权分立理论上是可以防止腐败的原因是在于权力本身是分立的，但是套用老话，不符合中国国情！
２ 成立单独的反腐机构，经验来自香港，廉政总署。香港是最廉洁的城市之一，有耐于高效的反腐机构，但是中国并非没有类似的机构，并且还非常的多，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反腐机构，还有检察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监察部，纪委等等，尤其是纪委，还有双轨双指之类的侦查权－－－在法律范围之外的侦查权，但是效果大家都看到了，也就这样。但这些部门本身都腐败了，还能指望他反腐！
３ 多重奏效，高薪养廉，新加坡的做法。高薪可能养廉，也可能养贪，但是底薪从来没有养过廉，以中国人心中的清官为例，包拯：宋代官员工资情况。宋代俸禄包括正俸（钱）、禄粟（米）、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根据《宋史 食货志》提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和《宋史 职官志》“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记载，姑且以2000个铜钱折银一两计算，太平时期米价是1石600-300钱。1两基本上可以买到4-8石大米，以宋石66公斤计算，1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近924—1848元；（一说宋石为96斤，就相当于1两银子672-1344元）。 米的价格按现在的每斤约1.75元人民币计算（一般1.5元~2元，取中间值）宋朝 七品县令（小县）是每月12两的话，一两相当于人民币近924—1848元的话，他的月薪就是11088~22178元人民币/一两是672—1344元的话，月薪就是8064~16128元人民币，这个待遇就是高薪。
有一个强大和健全的监督制度才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北欧、新加坡等廉洁国家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奉公守法的习惯，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正气，想在这样的国家里搞腐败，是很有难度。但是在中国，如果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言论自由等等所形成的一个健全制度的保护，谁奉公守法谁反而要倒 霉。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15日说，打算带头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带动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自己和亲属等人的资产，杜绝腐败。他说，现有法律不要求总统公开个人年收入，但是作为一个总统，他有带头反对腐败的义务。现在给我们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反腐败？怎样才可以防止腐败？为什么会形成腐败？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够真正做到财产透明这个词。 据我所了解的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源于苏联解题后。俄罗斯的财产私有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很相似的就是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存在这共有财产流失问题。以及一些法律漏洞造成的腐败问题。如俄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之中通过各种途径谋取来的特权成就了他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普京投进了监狱。无疑，腐败问题在俄罗斯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此次，俄罗斯《反腐败法》的颁布，为俄罗斯的反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具体效果如何，还要看政策的执行力。
而中国的腐败问题也是由来已久，中国的官本位制度更是使腐败普遍存在于政权体系中。中国的《反腐败法》早在06年就已经颁布，而且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国家行列之中。共同防止腐败。反对腐败。但是成效甚微。想想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反腐决心，一大批贪官落马，甚至一些地区则是一锅端，几乎在当时让人为之一奋。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的腐败问题还不容忽视。必须追根索源。根治腐败。突然想起郎咸平教授不绝于口的英美法系的信托责任。根深蒂固的信托责任使得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能够真正诶企业公司谋利。就像通用总裁韦尔奇创造了世人瞩目的通用电气却只是带走了1亿多点美元的回报。而政府也是为人民执政。美国总统所接受的外国领导人的赠物超过一定价值必须上交。记得在青年文摘上面举出了一个例子。总统离职之后，一条外国政府领导人赠送的一条狗都不允许带出白宫。可以想象，美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腐败问题，相反很多腐败问题则是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如俄罗斯。而相对更加落后的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则是不断的暴动政变。甚至是内战。这些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思考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香港实行的是廉政署制度，监督政府腐败问题。所以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就指出了中国政府公务员工资低，福利低等等问题。所以造成了大面积的腐败问题。一些人士甚至声称只要政府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水平，中国的腐败就会大大减少。事实上到底是什么原因。韩国也是一个经济发达体，韩国的公务员工资肯定不低但是还是存在普遍的腐败问题。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韩国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企业家政治。都是一些商业集团左右政府。现在的李明博总统更是被戏称为总统CEO。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腐败，总说纷纭。 是不是国家腐败都有共性呢？ 这个问题恐怕谁都无法解释清楚。不可否认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败问题。同时发达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完全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为数不多。这也是不是给我们提醒了一次。现在的政治到底是什么，现现在的政党制度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国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的是利益集团的稳固还是执行国家统治的职能。公务员制度到底是应该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还是作为一个政府部门服务于利益集团或者说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存在。至少现在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大众的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如郎教授所说英美股市是人民的股市，是藏富于民的手段。很多国家却不是，而是圈钱的平台，是投机的地方。一切之间是不是存在这一定的联系。腐败之笔到底产生在什么土壤之上，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还是政府理念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也许监管不到位只是产生腐败问题的一个极小的因素。监管的加强只是限制腐败规模的扩大。或许更深层的因素还是隐藏在制度和经济层面的物质利益与职责信仰的博弈。是道德经济与利益经济的博弈。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的腐败很大因素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博弈。 +首先是制度层面的设计。中国的制度从开始之时 就没有很好的区分权力问题。中国人心目中的官本位制度是从古至今延续的，从古至今。吃皇粮已经成为每个人心目中的向往。古代科举考试挤破头，现在则是公务员考试要人命。重商主义虽然曾经出现过，但是资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所以政府还是不能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则是在政权制度与宗教博弈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经济自由的要求而在满足经济自由发展的基础上一步步同宗教博弈的结果。所以说西方的民主制度主要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最早开始的信教传播。也是在需求一种自由的突破。突破神权的控制。之后是于政权的博弈，在一定脱离神权自由的基础上，开始寻求权力的监督以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之后的博弈，则是在权力监督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共富。就像郎教授所说的英美的股市的发展每一步都是藏富于民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从来都只是作为一个服务于发展的形式存在。权力的监督则是防止类似于宗教权利的专制。一切都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政府或者说国家机器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而不可以单纯的作为一个职业来对待，职业的目的是利益，而政府不是。所以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现在已经演变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存在的公务员制度必然于利益挂钩，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可以成功，但是在中国绝对不可以。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是建立在发达经济体系之上而且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存在的前提也不是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政府办公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今年中国的公务员考试不断升温。公务员通过率不亚于考研有比于高考。所以中国的腐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利益博弈的基础上存在的。顺便提下，大家心中对腐败的意识 一般都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开始的。而且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法制空缺的时候造成的权钱交易。国有资产私有化之中的公私交易。这样造成了腐败，故认为是一种对利益的追求，对别人富贵的眼红，只要能够提高公务员工资、福利就可以防止腐败。也许这样可以，但很可能治标不治本。纵观中国的《反腐败法》颁布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腐败仍然没有很好的得到整治。从经济学上看，腐败也是有成本的，如果按照经济学上的理论，任何现象哟偶那个经济学解释时，都存在这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递增的规律。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这样，越腐败，贪污越多，被审查，双轨，判刑等的成本就越大，腐败行为越轻，罪刑越轻；反之则相反。但是其实中间有一段已经被曲解了。因为一切都可以以价值衡量。都有自身的价格，都可以标榜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论用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可以计算效用。价值价格，但是能够能量腐败程度的边际成本则是罪刑的轻重，边际成本越大，罪刑越重。但是判刑的轻重只是用腐败的程度来划分，而腐败程度的划分则是用区间来划分的，例如你贪污多少钱以5000元以下了，还是10万元以下的还是几百万的，这样就不可以严格划分，所以说只要不超过这个区间就不会加重罪刑。当你贪污达到最高限时。而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则不变，甚至可以说这个时候，边际成本为零了，然后贪污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忌讳了。所以根治腐败，靠习惯的立法，只是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而不能够根治。从边际成本上看之后，再从微观经济学上面的边际收益上来分析下。中国的政府晋级可以说一方面的、是资历因素的晋升，另一方面则是关系因素的晋升。中国的副转正两年，正再升一级的时候就要三年，机会不许错过啊，错过一次就又是两年或者三年。这样机会成本未免太大了吧。很羡慕西方国家。总统什么的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政党竞争也许就这方面好点，必须提拔有才的，这样总统竞选才有实力啊。我们则是很大程度上是资格晋升的。不说这个了。这样看下之后，如果晋升了，边际收益确实不小，两年的时间成本啊，值得商榷，这样造成的走后门现象。送礼现象层数不穷。如果你送礼，就是行贿，他接就是受贿，然后你下面的那些也效仿，你就成为受贿者，你不接，此时恐怕也由不得你了。想晋升上面要，下面也要。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既然把政府作为一种职业的时候，这点也算是外快吧。你不接恐怕举报的就是你，你不接，上面的你也就没法送了。本质上的利益纠结在一起，像是一个联盟一样，这样的职业化理解未免有点牵强，但是中国不可否认，历来的官官相护，利益纠结就是这样。这时候的边际收益就显现出来了，升级越快，收益越大，同时你晋升的边际收益不是说达到一定程度就为零或者为负了，风险太大了，但是你想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行贿其实边际收益看上去原来变成了递增了。因为只有这样做，你一旦承受的刑罚就越重，相对的你边际收益就越大了。作为一种职业，敬业精神是肯定要有的，职业道德决定你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中国虽然腐败问题很严重，但是由于不断发展的经济，全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上升，一定程度还得感谢这些官员。所以来自民间的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发展到反抗的程度。相对的边际成本也相对降低了。既然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来看，腐败的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还将继续存在。现在公私交易或者说权钱交易在大家看来才是造成腐败的根源，没有政府外的行贿。可以说中国的腐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这完全是利益的作用，既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职业化的选择，不可否认就存在一种职业交易，两权相权取其重，更何况在中国既然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既然有利益存在就会产生合作。之前记得一个民营企业家说过一句话“我无罪，我伏法”这种利益的博弈选择才开始形成了交易的基础。但是腐败绝对违法，这也是公认的。虽然是职业间的利益交易，但是违法的交易肯定会使大家心有忌讳。建国初的违法贪污腐败的，那两个人叫什么我忘了但是好像是因为贪污了2000元吧被枪毙了。我们老师很形象的说了句关于中国腐败的比喻：如果受贿2000元就枪毙，那么科级干部有一半就要被枪毙“，然后大家哄堂大笑。虽然和这个没有关系但还是说下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交易，最根本的还是一些经济权利握在政府的手中。真正上的经济自由是资源要素的自由。如劳动的自由。资本的自由。资源的自由，但是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资源没有自由开放。一定的或者说繁琐的审批制度，必然导致交易。必然导致腐败。职业化的交易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壤。资源的自由使用遭到了限制，就像国际间的贸易流动，一旦限制，谁掌握主动权如果需要交易，就必须存在其他形式的存在。国际间的援助很大程度上应该得益于此吧。非洲的穷国有资源的控制权然后你就援助我吧，我在给你批。你的产品可以进来，资源你可以使用。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腐败交易。没有人民的参与的权力分配，必然导致腐败。而西方国家讲究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政府手中的要素其实是由于民主制度的存在，人民能够真正限制权力的运用，况且西方的政府服务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作为一种要素掌握在自己手中，做利益的博弈。不可否认，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腐败的种子植根太深。如俄罗斯、韩国等。所以说资源要素权力的存在提供了交易的基础。这样腐败从土壤到成长就有了生存的环境。上面是制度和经济层面的物质利益与职责信仰的博弈，现在我们看下道德经济与利益经济的博弈。中国的道德是从老子孔子开始的。中国从来的信仰就是积聚财富。散财积德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信仰佛教，道教等都讲究无为，讲究积善积德，可以说中国的传统信仰对中国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官本位思想，重农主义。还有那种对权力的畏惧感，使得对自由的向往就成为禁锢在土地上的小农主义。
权力从建立之初就成为一种绝对统治的工具。只是国防作用的要求成立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能够完全领导政治和政治权力。虽然现在经济正在引导政治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现在还只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政治的渗透。没有自由的经济的前提，经济很难制约政治。同时对自由的追求并没有西方资本主义革命时候的那种精神。自由相对于专制，中国也许更习惯于专制。专制产生腐败已经无须多说了。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民的信仰使的对权力的向往贯穿于历史发展之中。现在也是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反观西方不仅有自由经济发展的要求，对金钱的看法只是证明自己的成功。而且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在起着很大作用。众所周知。西方对基督教的信仰，使得对天堂的向往，使得人民在死亡之后必须把财产捐给教会，已获得死后进入天堂的权利。在郎教授对股市发展的过程中，详细介绍了股市的起源就是因对教会财产的管理而出现的。在此不多做介绍。同时教会使得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有这这样的一种信仰。财产可以捐给教会，但不可以从教会掠取财富。这种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统治或者说引导更好一点，使得进入政府掌握权力的人不会轻易的去进行权钱交易。随着教会的统治被民主制度而取代，但是扎根于内心的思想使得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制约这人的行为。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而中国经过信仰的改造，使得大家都成为无神论者，破除迷信。对有些传统值得保留的信仰也一扫而空。这种无形的信仰如果演化成为一种道德观，对西方来说就是现在的权力服务于经济。就是类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对金钱的另一种看法。这样对财产的蔑视成为了西方的一种信仰，对金钱的另一种方式的看待。使得西方的政权体系没有被权力所替代。相反确实民主式的服务于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政权体系缺乏这样的一种信仰。使得内在的东西总是不能够制约自身的欲望，而物质一旦占据上风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现象：贪污贿赂。纵观改革开放后，物质大潮冲击着一批有一批的政治官员，厦门远华走私案的赖昌星行贿上可达公安部副部长下可到一个小小的海关职员。一切官员都经受不住物质力量的冲击。相反，如果我们内心的信仰可以和西方的一样，是不是中国的腐败能够减少的更多呢。答案肯定是肯定的。现在的中国只要有高点只是水平的人都很愿意提及西方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在信仰方面的缺失造成了中国大面积的腐败。
1 三权分立。三权分立认为，单独成立监督机构是不能确切的预防腐败，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单独成立机构预防腐败，谁来监督这个预防腐败的机构？三权分立理论上是可以防止腐败的原因是在于权力本身是分立的，但是套用老话，不符合中国国情！
２ 成立单独的反腐机构，经验来自香港，廉政总署。香港是最廉洁的城市之一，有耐于高效的反腐机构，但是中国并非没有类似的机构，并且还非常的多，各部门有各部门的反腐机构，还有检察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监察部，纪委等等，尤其是纪委，还有双轨双指之类的侦查权－－－在法律范围之外的侦查权，但是效果大家都看到了，也就这样。但这些部门本身都腐败了，还能指望他反腐！
３ 多重奏效，高薪养廉，新加坡的做法。高薪可能养廉，也可能养贪，但是底薪从来没有养过廉，以中国人心中的清官为例，包拯：宋代官员工资情况。宋代俸禄包括正俸（钱）、禄粟（米）、职钱、公用钱、职田、茶汤钱、给卷（差旅费）、厨料、薪炭等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名目，宋真宗时外任官员不得携带家属,而家属的赡养费则由官府财政供应,月供米、面、羊等生活用品。此外，还有“公用钱”（即招待费），如节度使兼使相公用钱可高达二万贯，而且上不封顶，“用尽续给，不限年月”。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诸路职官，各有职田，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直至边远的小县，尚有七顷。且“外官占田，多逾往制”，由佃户租种，官员坐享其成。 根据《宋史 食货志》提到“熙、丰以前，米石不过六七百”和《宋史 职官志》“每斗（米）折钱三十文”的记载，姑且以2000个铜钱折银一两计算，太平时期米价是1石600-300钱。1两基本上可以买到4-8石大米，以宋石66公斤计算，1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近924—1848元；（一说宋石为96斤，就相当于1两银子672-1344元）。 米的价格按现在的每斤约1.75元人民币计算（一般1.5元~2元，取中间值）宋朝 七品县令（小县）是每月12两的话，一两相当于人民币近924—1848元的话，他的月薪就是11088~22178元人民币/一两是672—1344元的话，月薪就是8064~16128元人民币，这个待遇就是高薪。
有一个强大和健全的监督制度才是防止腐败的有效手段，北欧、新加坡等廉洁国家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奉公守法的习惯，整个社会形成强大的正气，想在这样的国家里搞腐败，是很有难度。但是在中国，如果没有三权分立、新闻、言论自由等等所形成的一个健全制度的保护，谁奉公守法谁反而要倒 霉。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15日说，打算带头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带动公职人员依法申报自己和亲属等人的资产，杜绝腐败。他说，现有法律不要求总统公开个人年收入，但是作为一个总统，他有带头反对腐败的义务。现在给我们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反腐败？怎样才可以防止腐败？为什么会形成腐败？中国应该怎样做才能够真正做到财产透明这个词。 据我所了解的俄罗斯的腐败问题源于苏联解题后。俄罗斯的财产私有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很相似的就是股份制改革过程中，存在这共有财产流失问题。以及一些法律漏洞造成的腐败问题。如俄前首富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就是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之中通过各种途径谋取来的特权成就了他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普京投进了监狱。无疑，腐败问题在俄罗斯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此次，俄罗斯《反腐败法》的颁布，为俄罗斯的反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但具体效果如何，还要看政策的执行力。
而中国的腐败问题也是由来已久，中国的官本位制度更是使腐败普遍存在于政权体系中。中国的《反腐败法》早在06年就已经颁布，而且加入了世界反腐败国家行列之中。共同防止腐败。反对腐败。但是成效甚微。想想朱镕基总理时期的反腐决心，一大批贪官落马，甚至一些地区则是一锅端，几乎在当时让人为之一奋。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的腐败问题还不容忽视。必须追根索源。根治腐败。突然想起郎咸平教授不绝于口的英美法系的信托责任。根深蒂固的信托责任使得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能够真正诶企业公司谋利。就像通用总裁韦尔奇创造了世人瞩目的通用电气却只是带走了1亿多点美元的回报。而政府也是为人民执政。美国总统所接受的外国领导人的赠物超过一定价值必须上交。记得在青年文摘上面举出了一个例子。总统离职之后，一条外国政府领导人赠送的一条狗都不允许带出白宫。可以想象，美国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腐败问题，相反很多腐败问题则是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如俄罗斯。而相对更加落后的国家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则是不断的暴动政变。甚至是内战。这些问题真的值得我们思考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香港实行的是廉政署制度，监督政府腐败问题。所以中国很多政府官员就指出了中国政府公务员工资低，福利低等等问题。所以造成了大面积的腐败问题。一些人士甚至声称只要政府提高政府工作人员工资水平，中国的腐败就会大大减少。事实上到底是什么原因。韩国也是一个经济发达体，韩国的公务员工资肯定不低但是还是存在普遍的腐败问题。但是应该注意的是韩国很大程度上实行的是企业家政治。都是一些商业集团左右政府。现在的李明博总统更是被戏称为总统CEO。
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腐败，总说纷纭。 是不是国家腐败都有共性呢？ 这个问题恐怕谁都无法解释清楚。不可否认发达国家或者说西方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腐败问题。同时发达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几乎都有一定的家庭背景，完全以政治为职业的人为数不多。这也是不是给我们提醒了一次。现在的政治到底是什么，现现在的政党制度产生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国家机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的是利益集团的稳固还是执行国家统治的职能。公务员制度到底是应该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还是作为一个政府部门服务于利益集团或者说服务于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存在。至少现在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大众的利益和利益集团的利益。如郎教授所说英美股市是人民的股市，是藏富于民的手段。很多国家却不是，而是圈钱的平台，是投机的地方。一切之间是不是存在这一定的联系。腐败之笔到底产生在什么土壤之上，是制度设计的问题还是政府理念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造成如此巨大的差别。也许监管不到位只是产生腐败问题的一个极小的因素。监管的加强只是限制腐败规模的扩大。或许更深层的因素还是隐藏在制度和经济层面的物质利益与职责信仰的博弈。是道德经济与利益经济的博弈。特别是在中国，中国的腐败很大因素上就是这两种因素的博弈。 +首先是制度层面的设计。中国的制度从开始之时 就没有很好的区分权力问题。中国人心目中的官本位制度是从古至今延续的，从古至今。吃皇粮已经成为每个人心目中的向往。古代科举考试挤破头，现在则是公务员考试要人命。重商主义虽然曾经出现过，但是资产阶级没有掌握政权。所以政府还是不能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要求。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则是在政权制度与宗教博弈的过程中，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经济自由的要求而在满足经济自由发展的基础上一步步同宗教博弈的结果。所以说西方的民主制度主要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最早开始的信教传播。也是在需求一种自由的突破。突破神权的控制。之后是于政权的博弈，在一定脱离神权自由的基础上，开始寻求权力的监督以更好的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之后的博弈，则是在权力监督的基础上，追求更高层次的经济发展。共富。就像郎教授所说的英美的股市的发展每一步都是藏富于民的。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从来都只是作为一个服务于发展的形式存在。权力的监督则是防止类似于宗教权利的专制。一切都是服务于经济的发展，政府或者说国家机器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而不可以单纯的作为一个职业来对待，职业的目的是利益，而政府不是。所以中国的公务员制度现在已经演变为一种职业，作为一种职业存在的公务员制度必然于利益挂钩，高薪养廉在新加坡可以成功，但是在中国绝对不可以。新加坡的高薪养廉是建立在发达经济体系之上而且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存在的前提也不是公务员作为一个职业，政府办公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今年中国的公务员考试不断升温。公务员通过率不亚于考研有比于高考。所以中国的腐败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利益博弈的基础上存在的。顺便提下，大家心中对腐败的意识 一般都是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开始的。而且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法制空缺的时候造成的权钱交易。国有资产私有化之中的公私交易。这样造成了腐败，故认为是一种对利益的追求，对别人富贵的眼红，只要能够提高公务员工资、福利就可以防止腐败。也许这样可以，但很可能治标不治本。纵观中国的《反腐败法》颁布以来。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腐败仍然没有很好的得到整治。从经济学上看，腐败也是有成本的，如果按照经济学上的理论，任何现象哟偶那个经济学解释时，都存在这机会成本和边际成本递增的规律。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这样，越腐败，贪污越多，被审查，双轨，判刑等的成本就越大，腐败行为越轻，罪刑越轻；反之则相反。但是其实中间有一段已经被曲解了。因为一切都可以以价值衡量。都有自身的价格，都可以标榜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论用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都可以计算效用。价值价格，但是能够能量腐败程度的边际成本则是罪刑的轻重，边际成本越大，罪刑越重。但是判刑的轻重只是用腐败的程度来划分，而腐败程度的划分则是用区间来划分的，例如你贪污多少钱以5000元以下了，还是10万元以下的还是几百万的，这样就不可以严格划分，所以说只要不超过这个区间就不会加重罪刑。当你贪污达到最高限时。而边际成本和机会成本则不变，甚至可以说这个时候，边际成本为零了，然后贪污就没有什么很大的忌讳了。所以根治腐败，靠习惯的立法，只是一定程度上的限制，而不能够根治。从边际成本上看之后，再从微观经济学上面的边际收益上来分析下。中国的政府晋级可以说一方面的、是资历因素的晋升，另一方面则是关系因素的晋升。中国的副转正两年，正再升一级的时候就要三年，机会不许错过啊，错过一次就又是两年或者三年。这样机会成本未免太大了吧。很羡慕西方国家。总统什么的没有严格的年龄限制。政党竞争也许就这方面好点，必须提拔有才的，这样总统竞选才有实力啊。我们则是很大程度上是资格晋升的。不说这个了。这样看下之后，如果晋升了，边际收益确实不小，两年的时间成本啊，值得商榷，这样造成的走后门现象。送礼现象层数不穷。如果你送礼，就是行贿，他接就是受贿，然后你下面的那些也效仿，你就成为受贿者，你不接，此时恐怕也由不得你了。想晋升上面要，下面也要。你不可能独善其身。既然把政府作为一种职业的时候，这点也算是外快吧。你不接恐怕举报的就是你，你不接，上面的你也就没法送了。本质上的利益纠结在一起，像是一个联盟一样，这样的职业化理解未免有点牵强，但是中国不可否认，历来的官官相护，利益纠结就是这样。这时候的边际收益就显现出来了，升级越快，收益越大，同时你晋升的边际收益不是说达到一定程度就为零或者为负了，风险太大了，但是你想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样的行贿其实边际收益看上去原来变成了递增了。因为只有这样做，你一旦承受的刑罚就越重，相对的你边际收益就越大了。作为一种职业，敬业精神是肯定要有的，职业道德决定你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所以中国虽然腐败问题很严重，但是由于不断发展的经济，全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上升，一定程度还得感谢这些官员。所以来自民间的对腐败的深恶痛绝还没有发展到反抗的程度。相对的边际成本也相对降低了。既然从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来看，腐败的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还将继续存在。现在公私交易或者说权钱交易在大家看来才是造成腐败的根源，没有政府外的行贿。可以说中国的腐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这完全是利益的作用，既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职业化的选择，不可否认就存在一种职业交易，两权相权取其重，更何况在中国既然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既然有利益存在就会产生合作。之前记得一个民营企业家说过一句话“我无罪，我伏法”这种利益的博弈选择才开始形成了交易的基础。但是腐败绝对违法，这也是公认的。虽然是职业间的利益交易，但是违法的交易肯定会使大家心有忌讳。建国初的违法贪污腐败的，那两个人叫什么我忘了但是好像是因为贪污了2000元吧被枪毙了。我们老师很形象的说了句关于中国腐败的比喻：如果受贿2000元就枪毙，那么科级干部有一半就要被枪毙“，然后大家哄堂大笑。虽然和这个没有关系但还是说下吧。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交易，最根本的还是一些经济权利握在政府的手中。真正上的经济自由是资源要素的自由。如劳动的自由。资本的自由。资源的自由，但是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资源没有自由开放。一定的或者说繁琐的审批制度，必然导致交易。必然导致腐败。职业化的交易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壤。资源的自由使用遭到了限制，就像国际间的贸易流动，一旦限制，谁掌握主动权如果需要交易，就必须存在其他形式的存在。国际间的援助很大程度上应该得益于此吧。非洲的穷国有资源的控制权然后你就援助我吧，我在给你批。你的产品可以进来，资源你可以使用。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腐败交易。没有人民的参与的权力分配，必然导致腐败。而西方国家讲究的市场经济，自由经济。政府手中的要素其实是由于民主制度的存在，人民能够真正限制权力的运用，况且西方的政府服务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作为一种要素掌握在自己手中，做利益的博弈。不可否认，任何国家都存在腐败，腐败的种子植根太深。如俄罗斯、韩国等。所以说资源要素权力的存在提供了交易的基础。这样腐败从土壤到成长就有了生存的环境。上面是制度和经济层面的物质利益与职责信仰的博弈，现在我们看下道德经济与利益经济的博弈。中国的道德是从老子孔子开始的。中国从来的信仰就是积聚财富。散财积德也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信仰佛教，道教等都讲究无为，讲究积善积德，可以说中国的传统信仰对中国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官本位思想，重农主义。还有那种对权力的畏惧感，使得对自由的向往就成为禁锢在土地上的小农主义。
权力从建立之初就成为一种绝对统治的工具。只是国防作用的要求成立了国家。经济的发展还没有能够完全领导政治和政治权力。虽然现在经济正在引导政治服务于经济的发展，但现在还只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对政治的渗透。没有自由的经济的前提，经济很难制约政治。同时对自由的追求并没有西方资本主义革命时候的那种精神。自由相对于专制，中国也许更习惯于专制。专制产生腐败已经无须多说了。绝对的专制导致绝对的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民的信仰使的对权力的向往贯穿于历史发展之中。现在也是对权力的顶礼膜拜。反观西方不仅有自由经济发展的要求，对金钱的看法只是证明自己的成功。而且人民的思维方式也在起着很大作用。众所周知。西方对基督教的信仰，使得对天堂的向往，使得人民在死亡之后必须把财产捐给教会，已获得死后进入天堂的权利。在郎教授对股市发展的过程中，详细介绍了股市的起源就是因对教会财产的管理而出现的。在此不多做介绍。同时教会使得几乎所有的西方人都有这这样的一种信仰。财产可以捐给教会，但不可以从教会掠取财富。这种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统治或者说引导更好一点，使得进入政府掌握权力的人不会轻易的去进行权钱交易。随着教会的统治被民主制度而取代，但是扎根于内心的思想使得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制约这人的行为。这就是信仰的力量。而中国经过信仰的改造，使得大家都成为无神论者，破除迷信。对有些传统值得保留的信仰也一扫而空。这种无形的信仰如果演化成为一种道德观，对西方来说就是现在的权力服务于经济。就是类如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人对金钱的另一种看法。这样对财产的蔑视成为了西方的一种信仰，对金钱的另一种方式的看待。使得西方的政权体系没有被权力所替代。相反确实民主式的服务于经济发展。而中国的政权体系缺乏这样的一种信仰。使得内在的东西总是不能够制约自身的欲望，而物质一旦占据上风就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现象：贪污贿赂。纵观改革开放后，物质大潮冲击着一批有一批的政治官员，厦门远华走私案的赖昌星行贿上可达公安部副部长下可到一个小小的海关职员。一切官员都经受不住物质力量的冲击。相反，如果我们内心的信仰可以和西方的一样，是不是中国的腐败能够减少的更多呢。答案肯定是肯定的。现在的中国只要有高点只是水平的人都很愿意提及西方的信仰，这种信仰的力量。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在信仰方面的缺失造成了中国大面积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