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味逍遥丸能经常吃吗:“由富到贵”并非易事

“由富到贵”并非易事

                                                                                                         吴晓斌

上海金茂大厦宴会厅，3650支蜡烛，25位女模特，精美的时装秀……在这样一种绮丽的氛围中，张朝阳、潘石屹、刘晓光等近40位知名老板身穿特制的晚礼服，参加了名为“企业家品位与商业影响力”的宴会，时间为2004年2月28日。

业内颇有名望的《中国企业家》，以“寻找中断的贵族记忆”为题报道了这次聚会：烛光晚宴感召着每一个人，虽然大厦外面是绵绵细雨，可谈论品位、追求品位是这些中国最活跃的商业人物的真实心态，“在晚会快结束的时候，有人十分认真地说，从这一刻起，中国企业家的品位比4小时以前有所提升”。

为强调主题，《中国企业家》特意提醒读者：当上述场景“出现在上海这座亚洲最高大厦二楼宴会厅的时候，你感觉到中国企业家们渴望由富到贵的那种萌动了吗？”

一个重要的信息就这样传递了出来，我们的企业家们已不满足于以“富”为荣了，巨额的财产，已不能带给他们想望的尊贵感，他们现在渴望提升“品位”，渴望“由富到贵”了。用《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的话说，“在打拼天下的过程中，企业家们的内在修为已经足够”，现在欠缺的“只是形象包装和商界礼仪”，所以他们到了“该讲究的时候了。”

显然，这是一次精心筹划的聚会，也是一台资本、技术与媒体的合唱，几十名身价不菲的老板，用他们统一的装束和集体演出，宣示了一种郁结已久的渴念，其象征意义是勿庸置疑的。考虑到当下中国社会情状及可以想见的将来，我以为，假如张朝阳、潘石屹们果真提升了“品位”，果真将自己与某种“贵族记忆”连接了起来，“内在修为”真的“已经足够”，真的 “讲究”了起来，并且果真“由富到贵”了，那么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我们这个社会，都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也正因此，这次聚会便有了仔细辨认的必要，某些细节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它们寄托着晚宴举办者的良苦用意。我们看到，无论是晚礼服，女模特，还是时装秀，抑或现场一位“品头论足”的法国专家，都洋溢着一种异域气息，弹奏的是一种来自西方的情调，很明显，晚宴的质地、氛围及光泽都是在刻意模仿巴黎或伦敦的富豪聚会。因此，晚宴主持人、《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所说的“寻找中断100年的贵族记忆”，此“贵族”，不应理解为百年前的满清贵族。也许，在牛文文言辞的内涵中，即使是百年前的满清贵族和汉人富商，他们也不过是某种“品位”和“优雅生活”的载体或符号，他们肯定不会着长衫马褂戴瓜皮小帽，而应是西装革履，他们的礼仪、“讲究”，也不应是中式的，而应是西化的，这一点，与会的美通公司首席执行官王维嘉一语道破：“今天我们谈的所有的品位，包括餐桌上的礼仪、穿着等，都是西方的品位，有哪一点能从中国的文化积淀里找到根源？没有。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西方的品位，是我们拷贝西方的品位”。[1]

所以，含糊之辞可以省略，概念应该厘清，真实并据说还“代表着先进文化”的渴望与萌动不必隐晦——在那个细雨绵绵的早春之夜，在那个绚丽芬芳的晚宴上，我们的企业家和富商们寻找的不是对满清贵族的记忆，而是对西方上流人士聚会的某种想象，他们的衣着、谈吐、行为举止，都是在模仿和复原想象中的西方贵族沙龙。这样看来，整个烛光晚宴，不过诠释了昆德拉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也许，在晚宴的氤氲中油然而生的某种幻觉里，张朝阳、潘石屹们眼中的金茂大厦宴会厅，忽然成了巴黎或伦敦某座五星酒店的夜总会；环绕身边的25位女模特，忽然成了法国贵妇或意大利交际花；而他们自己，则是风度十足“彬彬有礼”的贵族和绅士。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时尚的名词，各自代表着流行的价值取向。以前曾遭贬斥和批判的“贵族”、“上流社会”、“品位”等词语，不知何时均恢复了名誉，成为热衷新潮的人特别是“成功人士”追逐的目标。稍加分析便可看出，是资本和商业炒作在操纵近年来的时尚流变，当然，各类媒体在这中间也推波助澜，并借此谋利。但是，正象市井喧嚣恰恰遮掩了商人的计谋，“话语狂欢”容易将人带入“理智的盲区”，“贵族”、“上流社会”、“品位”一类名词，也正利用和借助现代传媒，置人于一种“无意识的接受”。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以卓越的分析向我们说明，“无意识接受”是统治力量操纵社会的手段，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传播策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都企图实行对大众的控制。[2] 看来，我们有必要在“贵族”、“上流社会”、“品位”这类时髦言辞面前停下匆忙的脚步，宁神细听，分辨其内涵，识别其品质，免得被人引入“盲区”却不自知。

限于篇幅和种种条件，本文只谈“贵族”，而且，笔者假定张朝阳、潘石屹们最想学习和模仿的是西方贵族中的最优秀者，所以，本文只谈英国贵族。

为什么说英国贵族是西方国家贵族中的“最优秀者”呢？这是因为，英国贵族在长达七、八百年的历史中表现出的品性、素质、进取不息的精神、在与王权的斗争中展示的政治素养和技巧、对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以及其建立的多方面的功绩，都是法国、德国等国贵族无法比拟的。让我们先来到1215年的6月15日，那是一个星期一，早晨，一伙英国贵族约请国王约翰商议要事，经过谈判，他们迫使国王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在英国历史上，《大宪章》首次明确了“国民权利”：不经“合法裁决和本国法律的审判，不得将任何人逮捕监禁、不得剥夺其财产、不得处死、不得施加任何折磨”。《大宪章》还强调，国王征税须经贵族和主教会议批准，非经以贵族为核心的大会议的同意，“不得擅自开税”。这些条款，成为后世“人权”和“无代表则无税”原则的基础，并就此拉开了英国宪政改革的大幕。英国贵族素以品性“坚韧”和“内敛”著称，贵族后裔年轻时在公学中要经过严格的寄宿式管理，每天自行整理内务、冷水盥洗、跑步练操。除学习宗教、拉丁文、希腊文等多种文史典籍外，学校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及礼仪，让他们具备“绅士风度”。毕业后，他们还要到欧洲大陆做长达数年的游学，以增长见识和学问。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贵族总能适时吸收社会上的精英分子加入自己的行列，如战功卓著者、大地产者、金融家、工厂主和人文学者，其开放性使这个阶层总有“新鲜血液”输入，因此能历数百年而持续有所建树。1688年，一些贵族带头发起“光荣革命”，在没有发生大的流血冲突的情况下，扭转了英国的历史方向，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迅速建立起来，确立了议会制和政党活动合法化。随着资本积累和制造技术趋于成熟，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也最早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光荣革命”以最小的成本和社会牺牲，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血流成河”的法国和俄国革命的社会转型之路，至今仍让人钦慕不已。19世纪中叶，贵族主导的英国政府和议会迫于工人阶级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政治上作出退让和妥协，许多工人和社会下层人士获得了普选权，英国渐渐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贵族后裔温斯顿 .丘吉尔挺身而出，带领英国军民英勇抵抗德国法西斯，在1940—1941年那个黑暗时期，以一岛国之力，只身挡住了希特勒的凶恶气焰。战争中，许多贵族家族及子弟奔赴前线，血染沙场。如阿勒斯福德伯爵、诺森伯兰公爵亡于1940年的战事，家道显赫的第7任威灵顿公爵1943年捐躯，德文希尔公爵的继承人牺牲在1944年，萨福克伯爵死于1941年。战火甚至使一些脉系久远的老贵族绝嗣，如第16任阿伦德尔男爵的家世可以追溯到16世纪，1943年血胤断绝。在战胜法西斯的斗争中，英国贵族及其子弟立下的功绩引人注目，套用丘吉尔的话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当然，这句话如果用于表述英国贵族在政治、工业、文学和科学等领域的成就，也许更恰当一些，在人类各个群体中，可能从来没有，也再难找到在那么一小群人中，出了那么多的政治家（丘吉尔、索尔兹伯里），军事统帅（纳尔逊、威灵顿、蒙哥马利），诗人（拜伦、雪莱），工业家（白金汉、布里奇沃特），科学家（牛顿）和哲学家（培根、罗素）。[3]

正是因了英国贵族的不朽功业，对国家荣誉和社会进步做出的杰出贡献，所以这个阶级的最终衰落才让世人感叹。正是因了英国贵族的良好品质，在与内外敌人较量的过程中展示的英勇精神和斗争本领，特别是他们付出的代价及其巨大的牺牲，他们才赢得了今天人们的尊敬，人们才愿意称他们为“真正的贵族”，同时却对法国、德国或骄奢淫逸或在重要历史关头无所作为的贵族们嗤之以鼻。可见，单单是一个封号和爵位，并不自动让人在心中认为你是贵族，单单拥有一个显赫的门第或拥有大量的财富，也不会引起今天人们的真正尊敬。

我们已经拥有巨额财产的企业家和富豪们，渴望"由富到贵"，渴望获得尊贵感，这很自然，也是好事。只是“由富到贵”，并不简单，绝非易事，并非举办一个烛光晚宴、盛装出席、按西方礼节举手投足便能“提升”到位；更非简单的数字相加，由财富的不断累积所能抵达。今天一个张朝阳，其财富恐怕远远多于当年几十个英国贵族财产的总和，可并没有谁真的认为张已经是一个“贵族”了。一部英国贵族史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群体之所以“贵”，不在其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巨额财富，更不在其“炫耀财富”的生活方式，而在其品行端正，操守优良；更在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为其他群体提供了保护和帮助，以及对国家荣誉的捍卫；还要看其是否为民族前途与正义事业付出了代价，是否做出了应有的牺牲。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些素质、功业和条件，这个群体才“贵”得起来，才有资格被人们称为“贵族”。

以聚会在金茂大厦宴会厅的老板们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家和富人，今天已经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资源，他们不仅拥有财富，而且拥有技术、社会地位，许多人还或掌握或参股或收购了一些媒体，对社会能产生巨大和持久的影响。谁都不会否认，这些企业家每日每时都在为社会创造着物质财富，每年还上缴国家大量税款，并且为众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已经为社会做出了可观的贡献。正是这些贡献，成为他们自豪且渴望“由富到贵”的资本。可为什么人们觉察不出他们的尊贵呢？如果他们中间的某位当众说：“我已经付出不少，你们该承认我是一个贵族了”，人们肯定会笑出声来，人们为什么会觉得可笑呢？

显然，这是因为企业家和富人群体的品性、素质、道德水准及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与他们具备的能量和掌握的社会资源还不对称，与人们心目中的“贵族”标准还差的太远。总体而言，作为一个阶层，中国企业家和富人群体还处于一种不成熟的状态，其品性参差不齐，不少人文化上欠修养，道德上还没有通过社会和人民的检验，许多人财富的来源和积累过程缺乏合法性，显得非常可疑。尽管这个群体早就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自觉，并试图用一些政治形式上的举措来巩固其财富和社会地位，但在当下中国，这些形式主义的举动最终能获得怎样的效果，连他们自己也心无定论。虽然他们中间不少人常有捐助“希望小学”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善举，但这个群体的多数人还没有学会更好地支配财富。我们经常看到的“黄金宴”、“888万元豪车”之类报道，显示着这个阶层还处在“炫耀财富”的虚荣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忽然有人在上海举办了一个烛光晚宴，按西方礼仪“讲究”了4个小时，然后就说自己“提升了品位”，宣布自己已经开始“由富到贵”了，岂不贻笑大方。

为中国长治久安计，我们今天还真的需要一支“贵族”了，或者说，中国社会已经到了需要一个有贵族素质和作为的群体的时候了。数遍各个阶层，最有能力和可能担当这个角色的还是企业家群体。如上所述，中国企业家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只是受制于整体素质和品性，他们还没有表现出与自身实力相称的社会作为。所以，修养和锤炼素质，端正自己的品格，是富人们眼下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需要的不是举办晚宴来“提升品位”，而是需要有更深厚的人文学识，更加敏锐的道德良知，需要对财富的本质和作用有更清醒的认识；此外，对拥有巨额财产的一种负疚感，对社会弱势群体更多的同情心，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基础上，他们需要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胸怀，对社会走向有更深刻的认知与把握，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有更清晰的定位，并渐渐懂得应通过何种更有效的途径及方法，维护自身的财产和利益。例如，相较于那些形式主义的主张和要求，作为社会上纳税最多的人群，他们应当更加关注国家税收事项，他们可以提出税收立法方面的建议，可以对每年的税收额度提出质询，可以要求对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及其对税款的使用进行审议、讨论和监督，并使之制度化。我们应当记得，英国走向立宪民主制的第一步，正是从贵族要求对国家税收有干预权力启动的。当中国企业家群体有朝一日果真端正了品性，对自身社会责任有了更多的自觉，当他们终于知道应采用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他们终于意识到属下员工和社会弱势群体与自己同样有合理的利益诉求，因此不再拖欠员工工资和鄙视这些人群而是设法团结，当他们终于不再只赚取短期利润，而是懂得照顾和争取社会整体利益的时候——并且，让我们怀着真诚和善意，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我们能够看到，企业家们在争取社会长远利益的斗争中，宁愿牺牲自己和家族的利益也在所不惜。那样，谢天谢地，我们就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也有自己的贵族了，我们也终于可以向着企业家和富人们，送上尊敬的目光。

当然，笔者也深知，中国走向这一天的路程还很漫长，并布满困阻，能否走通这一途径，眼下还是未知数。从悲观的角度看，我与许多人一样，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可是，我仍然写下了这篇文章，我仍然怀有期待。如果各种机缘在需要的时候能够相遇，如果我们的企业家和富人能于罪与火中自拔，超越自我，跨过羁绊，真的“贵族”了起来，并在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中流砥柱”，带领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走上“英国道路”，那真是天佑中华，那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幸运。

注释：

[1]  这次晚会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3期。

[2]  参见《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 卡尔 .曼海姆 著   黎明  李书崇 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第1版

              [3]  有关“大宪章”和英国贵族的历史作为，可参阅阎照祥著《英国贵族史》，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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