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狗食欲不振怎么办:掌故中的管理智慧

掌故中的管理智慧
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序（1）    潜水偶得    中国的史籍浩如烟海。在这个海洋里出没的人形形色色，其中不乏专精于一泳成名的职业选手，也有不求奖牌但求刺激的业余冲浪者，还有到海底探险、去极地科考、研究海洋生态、观测洋流走向的科学工作者。这些都是好手，本人不敢比拟。现实中，更值得尊敬的是那些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出海打鱼的渔民，是那些忍受着单调和危险去同风浪搏击的海员。同他们的辛勤相比，本人益发惭愧。尽管比不上这些人，但出于对历史海洋的喜爱，自己也会时不时地徘徊海边、徜徉沙滩，抽空扎个猛子下水欣赏海底世界，乐在其中。欣赏之余也拾几枚别人看不上的贝壳之类，这本小书，就是漫无目的潜水中的感想。    多年来，自己游离于历史与管理之间，有一些感悟。在旧作《边缘琐语》中，自己坦承这种在学界的边缘状态。正因为身处边缘，也就有了到史海潜水的理由和机遇。近年来，从历史角度谈论管理的作品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也存在不足。所以，潜水偶得，也不妨芹献于众，供方家一笑。    多数人论及历史与管理的关系，往往是从实用角度出发，看看历史能不能给现实提供参照和借鉴。尤其是以管理为业的专家，言及管理驾轻就熟，但毕竟缺少了系统完整的史学训练，所以拿历史的某个片段言说管理的时候，有时难免搔不到痒处。另外就是以历史为业或以文化为业的专家，谈起典故轶闻一套一套，有的还在史学上有深厚的造诣，但缺乏管理学的熏陶，所以把史料用于管理的时候，往往流于肤浅的比附，甚至会张冠李戴。当然，任何人都有言说的自由，见仁见智是学界常态。况且，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隔行如隔山是精深的前提。但是，我们总希望社会发展中能够在不同山头之间架起桥梁，使人们更方便地到不同景区游览。笔者这种边缘角色，恰恰可以作这种桥梁的铺路原料，但愿不要被某些压路机碾得粉碎就好。    培根讲“读史使人明智”，自有他的道理。英国学者柯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中认为，历史学是思想的一种形式，神学是关于信仰的思想，自然科学是关于外界的思想，而历史学则是关于人类的思想。历史学要回答的，就是弄清楚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就是解释各种各样的证据，认识人自身。要知道我们能干什么，就必须看我们过去干过什么。说到底，管理必须从人出发，而人又是历史的产物。无视历史，就会受到历史的惩罚。凡是试图把历史踩在脚下的人，多半会被历史踩在脚下。英国的那位主编过《剑桥近代史》的名人阿克顿勋爵有许多广为流传的名言，其中一句却往往被人忽视，即“历史的教训就是——所有人都不会从历史的教训中真正学到教训”。在我看来，如果把这句名言作为座右铭，那么，或许就能跳出“学不到教训”的圈子——世界上的事往往是悖论。    我们不可能割断历史，当我们试图走出现实的迷宫时，历史的路标一直在那里招手。一本好的历史书，可以使我们在喧嚣之中回归沉静，可以使我们在浮躁之后回归坦然。中国历史过于繁复，这种繁复表现为同类事情总在不断上演，如果就事论事，难免失于肤浅。了解点历史的真相，对于深化人的思维有好处。历史不是一个个事件的堆砌，不是一连串年代的累积，也不是个把叱咤风云人物的业绩账簿——历史是一种智慧。12世纪法国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伯尔纳曾经说过：“我们好像侏儒坐在巨人的肩头，我们能比我们的祖先看得更远，比他们的知识更丰富。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积累起来的智慧引导，我们将一事无成。”透过历史，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定位现实。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序（2）    以历史论管理大有可为，但是不要期望历史能够给当代的管理活动提供现成的答案。比附式的解说历史或机巧式的套用历史，恰恰会失去对历史的尊重。比如，在企业困难时期重新走一走长征路，仿照三大战役的方法搞搞推销，在《孙子兵法》中学一点减灶增灶的惑敌之术等，在我看来，都属于小聪明，不属于大智慧。历史不会重复，但又在不断重演。从趋势的角度看，阳光下没有新鲜事；从具体的角度看，人不能蹚过同一条河流。历史的功用，在于增进人们的智识思考，而不是提供现成的模仿范例。凡治史者，应当具备陈寅恪先生在审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时所提出的“历史的同情”。陈先生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对于经营管理来说，当代管理学发源于欧美，有着浓厚的西方色彩。这种管理学，有着强烈的工具理性追求，具有严密的数理支撑，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现代管理绝不能排斥由工业文明产生出来的人类智慧。如果试图以中国传统文化来对抗机器大生产孕育出来的当代管理，那等于是用大刀长矛之类的冷兵器对付飞机大炮。我们可以说毕昇的活字印刷术早于古登堡，但如果现在还要用木活字版或泥活字版取代古登堡印刷机，那多半脑子有问题。然而，这不等于我们可以彻底抛弃或割断自己的传统。从技术的角度看，传统的管理方法早已过时；但从精神的角度看，传统的文化积淀已然渗透我们的血脉。管理必须有理性和技术，但不仅仅是理性和技术。对历史经验的探索，对前人智慧的领悟，恰恰可以弥补理性的单一和冷峻。    笔者曾写过一篇《业余读史》，其中说：“在当今这个浮躁、世俗、功利、实用的社会，当你有生活追求、有正经专业、有谋生之道的同时，在生活之余、专业之外读点历史，我相信，你能得到某种智慧的沁润。”历史可以板着面孔，也可以幽默诙谐。即便是穿长衫而不入流的孔乙己，也能给咸亨酒店带来生气和笑声。认为历史枯燥无味，实在是一种误解。庄重严肃不见得就是深刻，白话俗语也不见得就是肤浅。当今的所谓学术文字有一种很不好的倾向，就是以故作深奥的术语堆砌掩饰内容的贫乏，以貌似学术、半通不通的洋泾浜遮盖思想的苍白。有些人穿了一身学术的铠甲，实际是为了罩住自己的肌肉退化。然而在通俗的另一面，当今面向大众的“水煮”、“戏说”又似乎有点调侃得离谱，尤其是有些细节的错失或者虚假，背离了史学的基础。对历史来说，细节是生命。通俗是让人看着舒坦，而不是制造谑头。可以给大众开设快餐店，但不能兜售掺了苏丹红的食品，有了苏丹红尽管更好看，却在不知不觉中危及性命。让学术回归思想，让大众领悟智慧，需要新的尝试。    古人治学，《汉书》可以佐餐，唐诗可以下酒，业余“三上”的日积月累，更是功不可没。笔者不揣浅陋，力求为“三上”增添几丝斯文，为消闲展示片段优雅。在未曾谋面的好友陆淼的催促下，完成了这本一得之作。其中部分文章曾经发表过，这次做了一些补充和修改。但多年教书匠的习惯，致使一开口就有点像上课，呆板有余而活泼不足。虽然内心希望和读者有着完全平等的互动交流，也希望写得不致令人昏昏欲睡，但教书匠的习惯，改也难。既然是潜水偶得，那就免不了有时要被呛上两口，尽管有些近乎老生常谈，而在作者自己，却是发自肺腑的呛水诉说。呛水之后的所得，可能更加敝帚自珍。功耶过耶，有待读者评说。    是为序。    刘文瑞    2009年8月于西北大学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1）    从传统文化中学什么    “学以为己”还是“学以为人”，是学习的真谛之一。    这几年，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管理智慧的呼声不断高涨，针对企业老总举办的各种传统文化讲习班比比皆是。在企业家和经理人那里，时不时也传来运用传统文化解决管理问题的成功案例。但是，有一个前提却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究竟要从传统文化中学习什么。    传统文化包括的范围极广，读《老子》、《论语》固然是学习传统文化，看《三国》、《红楼》未尝不是；以《孙子兵法》、《曾国藩家书》的智慧驰骋商场是传统文化，用《周易》、相术甚至风水堪舆之类迷信手段辅佐经营何尝不是？我们暂且把传统文化中迷信愚昧的一面撇开不论，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结晶，也有一个从中学习什么、如何选择、怎样进行价值评判的问题。    在我看来，目前对传统文化的倡扬，已经出现了某些误区。如果不注意，对企业经营和管理，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例如，对传统文化中兵法类、辩证类、权谋类读物的偏爱，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误区。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凡是讲运用传统文化进行管理的，经典作品往往以《周易》为主，诸子作品往往以《老子》和《孙子兵法》为主，文学作品则往往以《三国》和《红楼》为主（当然，不全是）。这种选择，本身就反映了一种倾向。不客气地说，许多人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的管理智慧，往往带有“权谋”甚至“厚黑”的影子。中国的诸子典籍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喜欢《老子》和《孙子》？《老子》固然富含辩证法，但毋庸讳言，《老子》里充满了权谋式的理智。仔细读它，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一个睿智的老头，用他深邃而冷峻的目光，剥掉了形形色色的伪善，给人类社会还原出一个“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的蒙昧世界。这个蒙昧世界的本质与丛林世界近似，奉行的是计谋和策略。如何以柔克刚，如何以弱胜强，《老子》给我们津津乐道的是那种玩世界于掌上的“术”。所以，有学者坚持认为，《老子》实际上是一部兵书。《孙子》更是直接进入了战争领域，包括谋略、用间、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确实同商场有点相像。读这些，真的能提高管理水平吗？    至于《三国》和《红楼》，其文学地位是无可非议的，然而用于管理也可质疑。《三国》里有太多的权谋厚黑之术，辨识力不强就可能误入歧途。《红楼》中的细腻情感似乎是商家不感兴趣的，而凤辣子的强悍和心计、贾雨村的走门路和徇私情、平儿的忍辱负重、探春的精明强干，才是商家的榜样。没有人写贾宝玉的管理之道，却有许多人在王熙凤身上寻找管理诀窍，以《红楼》为管理蓝本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小说原意。    这种偏差不能完全归之于文本，好的文本也有可能出现歪读。正如鲁迅讽刺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境遇那样，即使如四大发明，也有正用和歪用之分，罗盘是用来航海还是用来看风水，责任不在罗盘本身。《老子》的正题是辩证和智慧，讲述的是世界根本之“道”，《孙子》更是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带兵的道德与不道德等有精辟的论述。但是，我看到的文章书籍，只要涉及管理，则很少弘扬《老子》《孙子》的这些内涵，而是抓住其中的技巧性手段不放。倡导“术”而忽略了更为本质的“道”。这样学习传统文化，恐怕只能事与愿违。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2）    要解决从传统文化中学习什么这一问题，首先要解决学习是“为人”还是“为己”的问题。《论语·宪问》中载，孔子曾感叹：“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古代真正学习的人，是为了使自己得到充实和发展；如今太多的人学习，不是为了自身的提高，而是为了对付别人。不管是传统文化还是现代文化，学习都有目的差异，这种差异又集中表现为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差异。只有“学以为己”，才能真正汲取文化中的养分，凡是“学以为人”，说穿了就是把文化当作工具性的敲门砖。当今世界，这种学习的异化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比如，读学位不是为了提高自身素养，而是为了拿到个牌子；看书不是为了增长自己的知识，而是为了找出对付别人的技巧。这种学习，也可能有一定成效，但却失去了学习的本质，所收到的效果也是买椟还珠而已。君不见，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被许多人摆在桌面甚至装裱悬挂，然而，郑板桥那种看穿世事的豁达磊落，在有些人那里却变成了装聋作哑的处世窍门。“难得糊涂”本来要与挺拔傲立的青竹相伴，在有些人那里却变成了任人践踏的车前草。    传统文化不是经营策略教科书，而是人格修养教科书。学习传统文化，应当从做人出发，做人比做事更为重要，更为本质。退一万步讲，即使是做事，也必须以做人为前提。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于人格的养成。从技术的层面看，随着社会进步，传统的东西已经没有多大用处了，但从人格的角度看，传统延续着民族的血脉。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从《论语》中学习为人之仁，为学之道，养成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从《老子》中学习天人关系的真谛，掌握相反相成的规律；从《孟子》中学习养浩然之气，做世间大丈夫；从张载《正蒙》中学习“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还有很多很多。绝不是嘲孔子之迂腐，笑孟子之固执，窃取老子的诡道，模仿孙子的用间。如果立足于后者，那根本用不着费劲在传统文化中下工夫，直接读一本李宗吾的《厚黑学》足矣。    要真正从传统文化中获得教益，还需要正确对待“有用”与“无用”的关系。许多人学习，都是冲着“有用”才去的。然而，真正的学习，应当立足于“无用”。例如，部队的基本训练是队列，但上了战场是不用队列的，从打仗的“有用”来看，走正步几乎“无用”。但是人们都清楚，只有严格的队列训练，才能养成军人的气质。再如，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数学知识，在现实生活中能直接用上的少得可怜，谁也不会在超市买东西时列方程、解因式、微分积分，但是，没有长期严格的数学训练，就不能养成严密的逻辑思维。学习传统文化，不是立足于“有用”，而是用它来陶冶性情，提升修养，培育人格，这样，受益会更大。所以，学习传统文化，不宜追求那种立竿见影式的“有用”，在许多情况下，“无用”中蕴含着真正的“大用”，如果只盯着眼前的“有用”，则会把你局限到“小用”的圈子里。    关于学习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精华和糟粕的关系问题。人们一谈到传统文化，往往要强调“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我看来，所谓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实践领域内，不过是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精华和糟粕如何区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例如，传统文化讲究孝敬老人，应当属于精华，但是“二十四孝”式的孝道，恐怕现在已经成了糟粕。这就好比吃饭，我们吃下的食物，既有营养成分，也有糟粕渣滓。再聪明绝顶的人，也无法在吃饭前将营养和渣滓区分开来。实践中需要强化的，不是区分食物中的精华与糟粕，而是一副健全的肠胃消化系统。同理，学习传统文化，不在于你读的是《论语》还是《老子》，而在于你自身对《论语》和《老子》的辨识理解。你能够从《论语》中看见“仁”，也能够从《论语》中看见“迂”；你能够从《老子》中体会“道”，也能够从《老子》中体会“诡”。所以，即使如《厚黑学》也是可以读的，就看怎么读而已。就像法制宣传中的警示教育，有人从中能够提高对犯罪的警惕，而有人却能够提高犯罪技巧和反侦察能力。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3）    当然，传统文化在历史积淀中，形成了一批公认的代表性著作，所以，在学术领域内，区分精华与糟粕还是有道理的。不过这是象牙塔里的事，就好像营养学家专心致志研究食物中的营养成分那样。借鉴前人的智慧，对今人依然是有帮助的。传统文化的大师曾国藩在为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列举学习内容时，选取了32位古代先哲——“文周孔孟，左庄马班，葛陆范马，周程张朱，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即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庄子、司马迁、班固、诸葛亮、陆贽、范仲淹、司马光、周敦颐、程颐、张载、朱熹、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许慎、郑玄、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曾国藩所选定的人物涵盖极广，包括经济、义理、辞章、考据等各方面。可以说，这个名单，是曾国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这个名单立足于“斯文”的养成，对各个职业都有参考价值。他称：“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广心博鹜，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管理者的眼光应当长远宏阔，慢慢读来，自当有所收获。    “正名”与管理    历史教给我们的是大智慧，而不是小聪明。这种大智慧要从“正名”开始。    《资治通鉴》开篇很有意思，既不是从三皇五帝说起，也不是从夏商周的某一个朝代完整开始，而是把周朝历史拦腰截断，从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着笔。《资治通鉴》不是断代史，而是通史，这样一个年限，除非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否则是不能取的。如果是从夏禹立国、商汤代夏、西周代商任何一个朝代开始写，我们都会觉得多少都有道理。哪怕从周室东迁开始写，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通史要讲究王朝之间的连贯性，那么司马光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原因其实很简单——这一年，晋国的大夫魏、赵、韩三家，取代了西周以来的晋国，也就是“三家分晋”。从春秋开始，周王朝“天下共主”的局面就不那么安稳了。春秋五霸先后逞强，你打过来他打过去，一派乱哄哄的景象。按理，在当时的分封制下，诸侯发生了纠纷冲突，周王要进行调解仲裁，对违反了规矩的，要进行惩罚。但是，春秋以后，周王室日渐衰弱，诸侯只是名义上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实际上谁也不理睬他。周王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曾经是一代霸主的晋国也没能守住晋文公传下来的基业，几个有势力的卿大夫串通起来就把晋国给灭了，自己取而代之。周天子承认了事实，还加封瓜分了晋国的魏、赵、韩为诸侯。这种大臣起来推翻诸侯的事件，在乱哄哄的春秋以后，还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周王承认这种瓜分，并册封瓜分者为诸侯，确是头一遭。    显然，在司马光眼里，三家分晋是比周室东迁更重要的历史事件。很多人会感到迷惑不解——对于西周王朝来说，周室东迁是多么大的事件啊，国都丰镐二京丢掉了，周幽王的性命丢掉了，好端端的西周从此变成了东周，三家分晋固然不是小事，但能够同王朝更替相比吗？    对此，司马光的解释是：三家分晋标志着周朝制度的实质性变化，而周室东迁则仅仅是历史事件。用现在的话说，平王东迁只不过是公司变换了注册地点，原来的经营区域被竞争对手抢走了，没办法，公司换个地方另开张；而周幽王的死亡，不过是换了个董事长，公司还是原来的公司；而三家分晋，则是改变了公司章程，这就不是仅仅换地方或换人员的问题，而是公司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所以，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比平王东迁更重要，从这里写起更合适。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4）    那么，周朝的章程是什么？一个字——礼。礼是什么？礼就是名分，就是规矩。礼的内容多种多样，大到国家体制、社会规范，小到吃饭穿衣、走路姿势，都由礼来确定。孔子吃饭，肉切得不整齐就不吃，这就是礼。礼的核心是等级划分，表达方式就是上下位置和顺序规则，不得僭越。没有礼，就等于乱了套。周厉王、周幽王不争气，把国家搞得不成样子。但是，周王朝的根还没断，国脉尚存，就是因为后来的周室子孙还能守住名分。东周王室虽然只有巴掌大的地盘，实力连个小诸侯都比不上，春秋的几大霸主足以把周室灭了，但他们谁也不敢。这就是因为名分问题——一旦突破名分界限，就会成为天下公敌。    但是，三家分晋，周王室自己毁坏了名分。作为周王，没有实力，不能主持正义、*叛贼，也就罢了，竟然还给这些犯上作乱的卿大夫加封诸侯头衔。这标志着周朝的礼制彻底玩儿完了。所以，三晋列于诸侯，实际上就是周室政治生命的终结。    历史上，注重名分的正当性的例子，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春秋五霸中的齐桓晋文，征战别的国家，打的都是“尊王攘夷”的旗号，“尊王”就是名分。秦始皇统一天下，但是周朝的“九鼎”却找不见了，而九鼎恰恰是三代天子名分的象征物品。所以，秦始皇不找到九鼎誓不罢休。据说九鼎被沉到了泗水，秦始皇就组织人力几乎把泗水挖了一遍。西汉刘邦出身草莽，一介平民要当皇帝，似乎在名分上有点欠缺。于是，他不惜拿自己的父母亲做幌子，宣称他母亲是在郊野感受了龙的身孕，于是他就成了“名正言顺”的真龙天子。西汉的国家名分象征物是传国玺，于是，王莽篡汉后不把传国玺拿到手里就寝食不安，为此还同他的姑母王政君闹了别扭。明朝的武宗皇帝乱来，大臣们拼死谏诤，也是为了名分。嘉靖时的大礼议，万历时的争国本，都是名分之争。一直到清朝，大臣们还不停地论证“我朝得国之正，亘古未有”。    固然，从孔子到司马光，要正的“名分”是统治者的礼制秩序。但是，如果撇开“正名”所包含的时代内涵，而从“正名”的思考逻辑入手，会发现所谓“正名”，就是追求名副其实，而这正是现代管理离不开的。用比较学术化的语言来说，正名首先是要追求行为理由的正当性，其次是追求行为与理由的一致性，最后还要防范行为与理由的背离。    首先，行为理由的正当性是任何一个管理者都必须重视的。人不管干什么，内心必须有一个信念——我干这个事情是正当的，是值得干的。在管理中，这就是组织目标的定位问题。任何管理，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存在一个对目标价值的考量问题。如果这个目标不值得实现，那所有的管理都没有意义。古代由于时代限制，把这种目标定位为“天命”，所以皇帝下诏都要以“奉天承运”作为自己命令的正当性来源，社会上的草莽造反，也得打出天命的牌子。不管是小说中的“替天行道”，还是史料中的“黄天已死，苍天当立”，都在表达这种正当性。    古代把正当性归结于天命，并把天命与人情伦理、纲常礼教联为一体。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当性已经不再是天命之类的东西，而是人类自身的价值实现。企业肯定要实现利润，但是利润不是企业的最终目的。只有实现利润对社会有贡献，能够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赚钱才是正当的。这就是所谓的“商道”。政府肯定要实施统治，而只有这种统治能够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安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个统治才是正当的。商有道，政有道，各行各业都有它的道，古人甚至说“盗亦有道”。作为管理者，首先应当弄清楚的，就是你的“道”是什么，这个“道”，就是你做出行为的名义。周王分封三晋的不当之处，就是迫于压力自行放弃了对正当性的坚持，以分封肯定了“大逆不道”的行为。如果一个公司只管赚钱，而不管钱来得是否正当，那么它的“道”就可能是歪门邪道，在具体操作上就有可能发生坑蒙拐骗，这个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意义。从历史上看，一个政府，如果不管人民死活，迟早会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力。所以，研究管理的学者，总是把一个组织的管理置于目的与价值的大前提下来进行相应考虑。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5）    其次，“正名”要追求行为与理由的一致性。管理的各种举措，不管是制度规范的制订，还是实际操作，都要保持行为和理由的一致，也就是名副其实。这个“副”不是简单地符合，准确的含义应该是匹配、相称。在这一方面，现实中的管理问题极多，最大的问题就是机会主义。关于机会主义，经济学中有严密的论证，说通俗一点，机会主义就是名不副实。为了取得“实”而不顾“名”的约束，抛弃“名”限定的行为准则。    常见的机会主义问题，通常不会放弃正当的名义，但是在正当的名义下面却干着名不副实的事情，其结果必然是自毁业基。比如，在制定薪酬制度的时候，把按劳取酬说得震天响，信誓旦旦多劳多得；但实际操作时，考虑面子、人情、上下级别等等因素，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所劳和所得倒挂，薪酬并不反映业绩。这样，哪个员工会相信你是按劳取酬？这就需要“正名”。再比如，在用人时，嘴上说的是不拘一格，实际做的是论资排辈。哪个员工还会相信你是任人唯贤？这也需要“正名”。企业的宣传说得天花乱坠，似乎一切都是为顾客着想，但实际运作却是唯恐刀子不快、宰割不狠，从顾客那里能捞多少是多少，给顾客的服务越少越好。这同样需要“正名”。所谓正名，具体操作虽然方式多样，但准则只有一个，就是追求名实相称。实不忘名，名不离实。“打左灯，向右拐”，有可能在眼下走上捷径，但引来的问题就是指示灯不再起作用，久而久之，别人也就不再理睬你的指示灯，甚至看着指示灯就会走到相反的方向。    对于如何坚持管理者的信念，做到名副其实？哈佛大学的管理学教授安德鲁斯（KennethR.Andrews）强调，经理的实践行为比纸面上的规定更有力量。当某个产品发现质量缺陷但又没有成文制度纠正时，总裁断然下令召回这一产品，这就无疑向员工传递出产品质量至上的明确信息（海尔的张瑞敏在创业时砸冰箱正是这样）。而当有着严密的制度规范但经理在执行中却“宽宏大量”的时候，员工获得的肯定是另一种信息——可以马马虎虎。    最后，还要防范行为和理由的背离。所谓行为和理由的背离，是指追求虚名。机会主义落脚于实，为了实而不顾名的约束；而追求虚名则落脚于名，为了名而不顾实的不足。正因为“名”代表了正当性，所以有的人会不顾一切只求名而忘了实，自己拥有的实力并不足以实现“名”指向的目标，却不自量力。这种现象，在历史中也十分常见。比如，东汉末年的袁绍务名，而曹操务实。袁绍徒有虚名，反而因为他的虚名给自己带来了灾难。    中国的管理要搞好，企业要打出信誉，也应当尝试从“正名”开始，寻找名实相符的路径，追求制度与行为的一致。嘴上说的是市场竞争，实际做的是官场寻租，其结果肯定会以实害名。再稍微说远一点，嘴上说的是社会主义，实际搞的是法西斯主义，这正是希特勒遭到全世界反对的原因之一。    当然，正名的道路不见得平坦，有时会有异乎寻常的坎坷。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从计划经济，到“计划指导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直至“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走过了漫长且争论不断的道路。年龄稍长者，不难从亲身经历中看出其中的曲折甘苦。正因为如此，“正名”值得人们格外重视。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6）    儒吏之争的历史轨迹    儒与吏两种身份的平衡与蜕变，是理解中国传统国家管理的一把钥匙。    自秦汉以来，古代的官吏主要出身于两种人，一是儒生，二是文吏。用现在的话来说，前者是经过正规培养的知识分子干部，后者是在基层摸爬滚打从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干部。这两种人具有群体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对古代的国家管理产生了重大影响。    儒，起源于孔子。说起来，儒家虽然在后来显赫了，但孔子本人在世时并不怎么风光。学者李零解释孔子，直接称其为“丧家狗”，这话并非别人“恶毒攻击”，确实出于夫子自嘲。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当孔子听到郑人说他“累累若丧家之狗”时，欣然笑道：“然哉！然哉！”从贬义上讲，这是指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却屡屡落魄而不得志；从褒义上讲，是指孔子以重建盛世为理想，却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春秋战国不大讲道德，“礼崩乐坏”，有枪便是草头王，奉行典型的丛林法则，致使以道德修炼见长的孔子处处碰壁。儒家的“仁者爱人”遭遇到了“强者通吃”，“克己复礼”遭遇到了“纵横捭阖”。到了孟子，情况也没有多大好转。尽管孟子以雄辩著称，到处推销仁义礼智，能把诸侯国君说得哑口无言，但却没有一个有实力的诸侯把他的主张当真。    也许，正是周游列国四处撞墙的经历，使孔子和孟子格外看重道德修养，强调以内心世界的自修抗衡外部世界的纷扰，并形成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线。后来儒家几经变化，而重道德讲修养一直未变。可惜的是，虽然早期儒家的“格致诚正”工夫已经非凡了得，但是效力往往限于“修身”，到了“齐家”那儿就有点可疑，很多著名儒者的家事就不见得兴旺发达，至于“治国”和“平天下”的理想，则不过仅仅是理想而已。    吏，是从“史”发展而来的。吏、史、事，三字本为一源。所谓史，就是官府中的下层办事人员。商周都有大量的史，他们最主要的活动是写作和处理文书，也兼执行政务。在春秋时期，文书是写在竹简木牍上的，相关的处理技艺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比如，要学会如何烤干竹简的水分，打磨制作能写字的木牍，掌握简牍的编册方法，尤其要擅长抄写文字，如有错误则要用专门的刀具刮掉改写，还要懂得检索方式和在具体政务中运用相关文书。所以，后来人们干脆直接称这些人是“刀笔吏”，雅致一点就叫“文吏”。    文吏发迹要比儒生早多了。当儒生守侯在诸侯大员门外苦苦推销仁政时，文吏已经登堂入室变成了诸侯的管家和仆人，是诸侯推行政务须臾不能离开的左膀右臂了。春秋战国的衙门，实际上是刀笔吏的乐园。这些人不在乎道德修养，但却要熟悉公文，掌握衙门惯例，善于处理事务。到秦始皇统一后，朝廷变成了刀笔吏的天下。“王道”伴随着焚书坑儒销声匿迹，“霸道”则随着“以法为教”和“以吏为师”横扫政坛。    概括起来，从起源上看，儒重视信念和修身，吏则重视操作和程序。二者的培养方式和行为准则是有很大区别的。    但是，秦的二世而亡对汉代统治者的教训太大。“马上得之”而不能“马上治之”的儆戒，使汉代帝王不得不看重儒家的作用。西汉初年，草莽出身的刘邦从内心看不起儒者，但为了统治需要，不得不用儒者给干部队伍“掺沙子”。到了武帝，董仲舒改造了儒学，赢得了政权支持的独尊地位，儒生在官府中的比例迅速上升。不过，由于儒生在公文处理和行政效率方面并不见长，所以，文吏仍然可以和儒生对峙天下。这一状况虽然中间略有微调，但整个两汉基本上是儒吏并用。汉宣帝的话最有代表性。当他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建议以儒生治国替代刀笔吏时，宣帝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从西汉到东汉，在这种“霸王道杂之”的人事政策支配下，皇帝是儒吏二者都要用，下面是儒吏都要争上风。于是，儒抨击吏，吏诋毁儒，二者的矛盾在官场上越发明显。不过，在这种互不相让中，为了排挤对方，儒开始吏化，吏也开始儒化。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书，对这种现象描写得相当深入。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7）    到了唐代，伴随着科举制的诞生，朝廷终于把用人的重点放在了儒一方。宰相和六部长官，科举出身者占了相当比重；而基层办事人员，则还是刀笔吏性质的“令史”。领导职务上的主要是儒，非领导职务则全部是吏，儒和吏的地位有了明显变化。吏只有埋头做事的份，已经不能同儒再较量短长。虽然在官场之中占了上风，但是儒生事务不熟、办事不力的问题却没有解决。尤其是儒生本身，在地位和权势占上风的同时，修养和为人却在悄悄地走下坡路。在科举的熏陶下，当官的儒生少了一些早期儒者敢于同皇帝叫板的浩然之气，多了一些轻薄浮躁的文人之习。所以，这时对儒的批评依然存在，不过批评者不再是吏，而是在野的大儒和朝中的高官。    宋元两朝走向了两个极端。宋代科举非常完善，在中国古代的所有王朝中，宋代的干部“知识化”大概是最彻底的。而且，宋代的知识分子比较普遍地养成了值得称道的士大夫气质，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都反映了这种精神。宋儒在政治上的得势，使他们在面对皇帝时也说“天下唯道理最大”，只要有道理，“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然而，这种官吏队伍的儒化，却导致治国能力的不足。儒者的信念、操守可圈可点，而理财、治军则短处立显。所以，宋朝是一个很讲正气的朝代，也是一个很窝囊的朝代。讲正气可以讲得义正词严、冠冕堂皇，也可以讲出朋党意气、你死我活。    宋以后的元朝就完全相反，根本看不起儒。蒙古人马背上得了天下，迷信武力，崇尚粗俗。相传他们把社会分为十等，儒居第九，尚在倡伎之下，仅比乞丐强一点。在用人上，元代重视吏员，尤为重视怯薛（皇帝亲兵）出身的战将。这些人只会舞刀弄棒，挽弓射雕，多数大字不识，以大老粗为荣，驱驰战阵习惯了，根本没有读书人那种对心性的约束。在他们看来，打出来的天下就该自己享受，政权很快腐化。“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草木子·克谨》）所以，后来有人从官员出身的单一性上批评这两个朝代——“宋亡于儒，元亡于吏”。    历史总是在试错中前进，明清时期纠正了宋元的偏失。明代用人号称“三途并用”，即科举、学校、吏员，由此很快就形成了官和吏的明显分野。整个明清时期，长官以儒为主，而办事人员全是吏。不过，这时的儒和吏，同早期的儒和吏比较，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大体上，这时的干部格局，是以官统吏，以吏制官，二者的牵制达到了非常细巧精致的程度，王朝的稳定性大大增加，但汉唐时期的进取精神却不复存在。    儒与吏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延续下来。即便是当今的干部队伍，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儒吏之争的痕迹。    儒和吏的差别何在    在一定意义上，儒追求的是价值理性，吏追求的是工具理性。论办事能力，儒不如吏；论操守信仰，吏不如儒。    最早系统论证儒和吏差别的人，是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一书中，他专门用了《程材》、《量知》、《谢短》等篇讨论这个问题。大体上，王充是站在儒者的立场上说话的，但评价尚属公允。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8）    在王充眼里，儒和吏各有所长。从办事能力来看，儒生不如文吏。“文吏理烦，身役于职，职判功立，将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当剧，将有烦疑，不能效力。”（《论衡·程材》，下同）但从决策咨询来看，文吏则远不如儒生。“夫文吏能破坚理烦，不能守身。不能守身，则亦不能辅将。儒生不习于职，长于匡救。将相倾侧，谏难不惧。案世间能建蹇蹇之节，成三谏之议，令将检身自敕，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将欲放失，低嘿不言者，率多文吏。”总之，“文吏以事胜，以忠负，儒生以节优，以职劣。二者长短，各有所宜。世之将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轨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优事理乱者也。”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吏的长处在办事，短处在操守；儒则恰恰相反，拙于事务处理，擅长教化谏议。    当然，儒生也有随机应变甚至苟且偷容的，比如汉初帮刘邦制定礼仪的叔孙通；文吏也有直言犯谏、志节清白的，如汉武帝时的张汤。但从大体上讲，王充的概括基本准确。也就是说，选拔儒生，立足于决策；选拔文吏，则立足于执行。儒者长在价值导向，文吏长在事务处理。“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    儒吏两个群体的不同特点，是通过不同的培养方式形成的。儒学的传承，靠的是熟读经典。而传世的儒学五经，渗透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伦理执著。儒生耳闻目染，培养的是一种非功利习惯，提倡的是一种箪食瓢饮、乐在其中的精神风貌，追求的是一种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的责任担当。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固执甚至迂腐的作风，但通常不会见风使舵、阿谀苟且。如果从理性人的角度分析，可以说，儒学追求的是价值理性。    文吏的成长，是从文字的认知写作和实际运用入手，基本教材是李斯、赵高的文字范本和现行的法律政令，侧重于文字的书写和修改，“刀笔”二字精确传神。掌握了基本文字技能后，进一步则是读律讽令，撰写公文，熟悉官场对奏跪拜程式。文吏所习所练，处处从实用出发，提倡察言观色，追求的是精明干练的务实技巧。这种训练方式，有可能形成逢迎巴结甚至寡廉鲜耻的人格缺陷，但熟悉公务，干事利落，深文苛察，为行政所需。和儒学相对，文吏的训练追求的是工具理性。    汉代的官吏选拔有四条标准：“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续汉书·百官一》注引应劭《汉官仪》）这四条标准从内容上分析，前两条是针对儒生的，后两条是针对文吏的。也就是说，儒和吏均为统治者所需。事实上，两汉的卓越官吏，不是出于儒，就是出于吏。儒和吏表现卓越的方式和政绩衡量的标准也各有不同。历代正史都有循吏传和酷吏传，这一分类，恰恰是两汉形成的。大体上，循吏多出于儒，而酷吏多出于吏。循吏和酷吏的区分，同后来人们所说的清官和贪官不一样。所谓循吏，是指“奉职循理之吏”。这类人物通常都重视教化，操守出众。“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是忠厚长者。所谓酷吏，是强调他们执法严酷，“皆以酷烈为声”，令行禁止，以能著称。但循吏往往不能“治剧”，面对严峻急迫的行政事务时常束手无策。而酷吏往往操守可疑，刻薄寡恩。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9）    儒和吏的信念不一，行为趋向不一。从道义上讲，人们往往批评文吏的操守，王充就曾说：“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圣教，日夜讽咏，得圣人之操矣。文吏幼则笔墨，手习而行，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赂，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性非皆恶，所习为者违圣教矣。”唐代的刘晏曾比较科举出身为主的“士”和非科举出身的“吏”：“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文献通考·选举八》）一直到清代，这种批评依然屡见不鲜。然而，不管对文吏有多少批评，也不管对儒生有多少赞扬，单一靠儒生，是治理不了国家的。尤其是儒生所学习的五经，缺乏管理上的操作性价值。海外有些汉学家评价中国古代儒生出身的官员说，这些官员基本上都是外行。在官员中间，他们以文人自傲；而在文人中间，他们又以官员露脸。因此，治理国家少不了文吏。但是，单一靠文吏，以吏为教，以法为师，朝廷缺乏谔谔之士，精明强干的背后是见风使舵，又难免重蹈秦始皇的覆辙。所以，有见识的皇帝，都比较注重二者的平衡。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儒和吏的抗衡，似乎会变着花样反复出现。现代“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配合与隔阂，几乎众所周知。甚至在知识分子干部内部，也依然存在着经过“革命实践磨炼”和“书生气十足”的不同经历抗衡。笔者身处大学，党政干部和专业教师之间的群体差别，历历可见。曾有教师放言：“只有那些上不了课、搞不了研究的人才去当干部。”一言既出，几乎得罪了全校的官员。然而，官员也不见得对教师看得上眼。可以私下吐真言的关口，那种抱怨教师不识大体、不顾全局、固执死板的批评，也屡见不鲜。因而，弄清儒和吏的差别，并不完全是故纸堆的营生。    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    儒的吏化产生了乡愿，吏的儒化产生了虚伪。二者的融合，形成中国古代官场特有的黑洞。    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情，儒和吏在历史上也不断变化。变化的总体趋势，在早期是儒的吏化和吏的儒化，在晚期是儒的乡愿化和吏的*化。这些变化，都与官吏选拔制度相关，尤其是与科举制度相关。    孔子曾经对“乡愿”深恶痛绝，称“乡愿，德之贼也”。按照孟子的解释，乡愿就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谐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基本上，乡愿接近今人所说的伪君子，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坚持儒家之道、忠信廉洁，实际上则与“大道不行”的末世乱世同流合污且自以为是。是乡愿还是真儒，关键看他的学问用来干什么。    秦汉时期的社会，远远够不上儒家“天下为公”的标准，所以，真正的儒者，往往持有一种坚信三代之治的准乌托邦信念，以批评社会尤其是批评执政者为己任。然而，选官以儒生为对象，就意味着政权对儒生的收编。儒生一旦当官，就难免受到官场的浸淫。西汉时，儒者当官后往往还以儒家的信念来批评皇帝。而东汉以后，官场的利禄引诱就使批评皇帝的声音逐渐削弱了，而为了跻身仕途沽名钓誉的儒者则迅速增加。这时的儒家已经不再是孔子时代的儒家。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10）    到了唐宋实行科举制以后，儒生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当官之后，而且表现在当官之前。科举考试尽管历经变化，但有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即考试无法测验出一个人真实的道德状况。离开了道德衡量，儒者也就徒有其名。但是，儒学经典本身又无法转变为官场实用的专业技术考试，所以，科举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沿着智力测验的性质向前走，发展到八股文，达到最为精巧的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尽管还有真正的儒者坚守着“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气节，怀抱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但是更多的儒生把儒学作为谋生手段和富贵之道，吸引他们的不再是“孔颜乐处”，而是“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等等。而科举考试的智力测验性质，又能够使儒生的小聪明得以充分发挥。    两汉时期，由于察举的推动，文吏开始兼修经术和律令。从基层干起的小吏，要想得到察举，就得学习儒术。到东汉以后，儒吏合流。建安名士王粲的《儒吏论》对这种由分而合的过程有着文学化的描述：“执法之吏，不窥先王之典；缙绅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无温裕文雅以自润，虽欲无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岂生而迂缓也？起于讲堂之上，游于乡校之中，无严猛割断以自裁，虽欲不迂缓，弗能得矣。先王见其如此也，是以博陈其教，辅和民性，达其所壅，袪其所蔽，吏服训雅，儒通文法，故能宽猛相济，刚柔自克也。”王粲赞扬的是儒吏合流能够使二者的优势相得益彰，但现实并不如此美妙，很可能是二者的毛病凑成一堆。文吏开始学习儒术、阅读五经；儒生开始练习公文、操持实务。伴随着这种吏的儒化和儒的吏化，儒学经典也就开始变成了进入官场的敲门砖。    文吏儒化一旦成功，就进入了儒的行列。就像今天的官员，一旦拿到文凭学位，也就变成了知识分子干部一样。不过，随着科举日渐发达，文吏即使儒化，仕途依然不畅。宋代以后，吏员的上升途径受阻，尤其是明清限制吏员升官，致使吏员更不看重声名，唯以利害算计，下层*遂酿成了不可逆之势。吏员凭借自己熟悉公文案例、掌握公共权力的便利，贪赃受贿，勒索百姓。“朝廷兴一利，吏即随所兴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即随所革者滋他弊。”社会对吏的看法也急剧恶化，甚至把吏员与黑恶势力相提并论。古代的官吏制度，到此走上末路。    儒吏关系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现代管理中，应当克服儒吏合流的副作用，“和而不同”才是人才结构的正道。    尽管古代儒与吏的关系已经成为历史，但它依然可以给我们现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提供许多借鉴。对儒吏关系的历史清理，起码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为我们提供反思的路径。    首先是对干部培训的反思。教育和培训，训练什么内容大有讲究。如果培训内容不当，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儒学的训练，以养成操守人格而见长，但这种训练只能是师承和自省式的，一旦把它变成考试科目和内容，很快就会走向反面。文吏的训练，以学会实用技能而见长，但这种训练只能和现实结合，是践行式的，一旦把它理论化，就会削弱实用性。试图把二者结合一体，只会导致儒者变为乡愿，文吏放弃实务。现代员工培训，同古代有着重大区别，但技术培训和人格培训的分野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技术培训能够提高员工技能，但同时会提高员工讨价还价的能力；人格培训能够增进责任意识和事业忠诚度，但却无法提高实际操作技能。二者的方式迥异。如果以技能考试的方式训练人格，以理论测验的方式训练技能，恐怕会导致行为作伪和效果变异。从更深的层次看，中国高等教育中，大学强调实用技术教育越来越像高职，高职拼命升级点缀理论越来越像大学，恐怕就是一种最糟糕的取向。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11）    其次是对人才选拔的反思。标准的儒者是桀骜不驯的，“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而标准的文吏则有如西汉的杜周，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专以人主意指为狱”，上面让抓谁就抓谁，让放谁就放谁。这两种人不可混淆，直到近代，他们的区别还很明显。民国时期的学界名人刘文典，对蒋介石大大咧咧、不理不睬；著名教授傅斯年，是少数敢于跷着二郎腿让蒋介石听他教训的人物。但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恰如古代的文吏，察言观色忠实地贯彻上司的意图，听着蒋介石的怒骂大气不敢出。没有前者，决策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没有后者，政令不可能得到有效率的推行。试图让文吏兼具儒者的价值观念，让儒者兼具文吏的实用技能，只会使二者俱失。    再次是对人才使用的反思。既然人无全才，就要各用其长。《水浒传》里水泊梁山人才济济，但必须用在合适的地方，才能收到好的效果。假如让李逵到总部来当军师，让吴用到一线去打先锋，恐怕梁山的事业也就不长久了。秦始皇因以儒者为主的博士好发议论、以古非今大发脾气，把他们从高管层彻底排斥出去，清一色的文吏执政，没人敢说一个不字，然后他的独资公司的发展前景也就到头了。宋王朝对士大夫十分重视，放手让他们对政务评头论足，结果书生意气相争，朋党相构，变法和反变法几度反复，政策不断“翻烧饼”，北宋王朝也由此败落。可见，在用人上，群体的单一结构是大忌，“和而不同”才是正道。德鲁克在通用汽车公司考察时，对他触动最深的现象，就是斯隆在用人上的兼容并包。据德鲁克在《旁观者》中回忆，通用的几十位高管，没有两个是出自同一个模子的，他们都有鲜明且大不相同的个性和特色。这一点对通用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斯隆自己也认为“这就是通用真正的力量所在”。中国古代的儒吏合流，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儒与吏的趋同，更与社会发展的僵滞密不可分。    最后是对人事管理的反思。人事管理是立足于发展，还是立足于稳定，直接影响到用人的效果。儒家有一个基本信念，那就是“君子不器”。而著名的唐太宗在用人上的基本宗旨，就是“用人如器，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从逻辑上讲，这种宗旨具有合理性；然而，用人如器的指导思想，恰恰会在制度和管理上阻断形而上的“求道”途径。所以，从唐代开始的科举制，不但发展了儒吏合流的方式，而且建造了打磨人才棱角的“模具”。科举的基本思路，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笼络，而不是提供让人才大展宏图的平台。这种优先追求稳定的制度体系，能够有效防范叛逆和异端出现，维护王朝的安稳，但是也会阻碍创造性和前瞻性的发挥。    儒吏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也值得继续关注的课题，因为它在现实中依然困扰着许多管理者。就拿人才的群体冲突来说，在高校里，专业教师和党政干部的冲突让许多领导挠头。有一次，一位校级领导问在下：“教师同干部的最大区别是什么？”笔者回答说：“教师从事研究，不害怕偏激，从专业角度来看，无偏激则无深刻。而干部要做到协调平衡，最害怕偏激，必须‘手拿两把泥’，只是不要‘脚踩西瓜皮’。”如果我们能够参照古代儒与吏两大群体冲突处理的得与失，真正从中汲取历史借鉴，对于我们处理好现代人才群体的冲突不无启迪。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12）    儒商的前世今生    传统儒商向现代中产阶级的转变，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之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商人的看法往往不佳。“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等道德谴责无处不在。有的人认为，只有那些心术不正、贪得无厌的人才去经商；更多的人则认为，商人或许是好人，但经商就像一口大染缸，把谁放进去都会变色，“好人”经商三年，也会五毒俱全。    中国历史上对商人的歧视，追根溯源，得从儒家谈起。儒家诞生于重视亲情伦理的社会环境之中，其道德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社会结构基础之上的。这种社会结构以血缘和亲属关系为中心，把亲属关系社会化，由“亲亲”到“尊尊”，并沿着“推己及人”的道路展开。儒家的伦理规范本质是“仁”，即像关怀和爱护亲人一样关爱他人；具体的实施规则是“礼”，即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划分关爱他人的程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自己为圆心、以亲属关系（后来扩展到社会关系）等差扩展开来的同心圆道德圈。    儒学道德理论的基础在以人为本。在孔子那里，对人的关怀是十分明显的。即使经过汉儒和宋儒改造发展了的儒家学说，人本思想依然有着清楚的痕迹。但是，一直到近代的社会转型前，儒家所说的以人为本，不是自我个性的发扬，而是以他人为坐标的价值实现。这样，划分等级贵贱的“礼”就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礼”成了人们判别事物的法则。在“礼”的尺度范围以外的人，通常不在儒学的关怀之列。尽管儒者有着“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宏大目标，但他们的天下是分等次差别的。亲人是最值得信任的；远一些的人，信任度也就要下降一些；没有关系的陌生人，一般是不能信任的；至于那些压根儿没听说过的番邦外国，是否具有常人的资格都大可怀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没听说过“夷狄”“性同犬羊”吗？因此，儒学的社会，从本质上说是熟人社会。    从熟人社会的逻辑出发，商人是不值得信任而且也是不能够信任的。理由很简单：商人通常都是陌生人。不论富商大贾，还是小摊小贩，相对于熟人社会来说，他们来自别处，同交易对象没有亲族关系的约束；在传统社会中又不能形成多次重复交易而建立起准熟人的信任关系；更何况他们以盈利为明确目的，而在传统社会商业交易的零和博弈中，你盈利通常就意味着我吃亏。所以，人们难免要以怀疑的眼光打量他们，谨防他们欺骗了自己。“无商不奸”的习惯思维，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道德观念下逐渐形成的，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铸造了人们看待商人的基本观念。    在这样一种商业环境下，商人要想得到人们的信任，就必须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尽可能建立与顾客的信任关系。而这种信任关系的建立，没有其他途径，只能按儒家的“亲亲尊尊”原则联络感情、融化隔阂、把陌生人变成熟人。由此，逐渐产生了历史上的儒商。所谓儒商，实际上就是遵循儒学规定的处世准则，运用由内及外、推己及人的方式开展经营的人。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是游走江湖的社会流动成员试图建立“准熟人”关系的呼喊。所谓“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也正是把顾客当作自己亲人的行为规范。在古代，人们对儒商不乏赞誉。但这种赞誉，在本质上赞赏的是“儒”而不是“商”；赞美之余，更反映出对“奸商”的警惕。可以说，传统社会的儒商，建立在人伦本位的基础之上。因此，传统儒商同现代市场经济的经营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在本质上同小贩与超市的区别、旧式钱庄票号与新式银行的区别是一样的。传统儒商的经商方式，是以人际信任为前提的；而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是以契约信任为前提的。史海管窥 第一部分 历史深处的探寻（13）    近代以来的社会转型和革命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旧有传统道德的挑战和否定。但是，这种挑战和否定，又无法摆脱传统的内省式道德修养途径。所以，现代人对儒商的呼唤，更多地寄望于传统儒家修身养性式的道德自律。例如，各种名目繁多的“学习”，倡导“无私奉献”，甚至“狠斗私字一闪念”，都曾作为我们重建道德、恢复社会诚信的措施。但无可讳言，在改革的大潮中，这种方式的效果不断递减。甚至可以断言，社会转型越彻底，这种方式的效果越差。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不是没有伦理，而是具有同传统社会不完全一样的伦理。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到阿玛蒂亚·森的《伦理学与经济学》，对法治社会的伦理准则的阐述不断深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于亲情关系的差异，其伦理准则在本质上是有等级的。中国的先哲在倡扬人的主体性时，注意到了这种问题，试图以“推己及人”的方式来消除这种差异，但是历史的局限使他们未能突破“礼有等差”的社会格局。而在法治社会中，伦理准则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有的学者指出，法治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个人对社会的单方不成文契约”，这种契约建立在双方的互相信任上，其实质就是要体现出一种打破亲疏界限的公共价值准则。没有对“陌生人”的诚信，就会产生大家都不负责任的“公地现象”，出现对公共产品“搭便车”而不承担其成本的利己行为，引发道德蜕化与价值崩溃。    西方社会的伦理责任，在古代和中世纪主要是由人们的宗教信仰和贵族自律来承担的；而中国社会的伦理责任，在古代和中世纪主要是由人们的人伦约束和士大夫自律来承担的。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建立新型社会伦理道德的责任，需要新一代中产阶级来承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现代儒商群体的出现，将会产生重大的社会意义。    对于传统儒学，现代儒商既要继承，又要改造。应该继承的是传统儒学中的“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需要改造的则是传统儒学中的“礼”，消除等级差异，建设对等关系中的契约文明。例如，以“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伦理道德规范约束市场经济下的交易行为，形成社会公认的“儒商”标准，以尊重公民权利的内涵对传统伦理进行相应的改造，实现社会的平等公正。“儒商”这一名词本身起源就比较晚，是在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已经兴起的环境下才广泛流行的。“儒”作为传统伦理的象征，而“商”作为不讲道德的代表，两个貌似对立的字结合在一起，恰恰反映了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传统伦理向“陌生人”领域的扩展。建立现代伦理，最根本的，是把“亲属”和“熟人”关系中的诚信推广到全社会，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建立契约型的平等社会关系。    一个有作为的现代商人，要想真正成为现代儒商，需要对传统伦理和现代法治都有透彻的了解，能够把传统儒学“仁者爱人”的胸怀和法治社会“人人平等”的观念有机融合为一体。在当前，尤其是要解决双重伦理标准所造成的问题。转型社会造成了传统伦理和现代伦理的脱节，社会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道德滑坡现象，旧有的人伦约束被打破（传销中的坑害熟人就是例证），新型的契约伦理尚未完善（造假就是比较普遍的缺乏契约伦理例证）。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有些人律己不严、言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空泛的道德说教和自身的道德沦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致使伦理责任严重缺失，也加剧了社会评价中的“奸商”指斥。只有新一代儒商切实承担起伦理责任，才能使我们真正走向市场经济。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    齐威王的兼听    ——怎样使管理信息不被扭曲    信息的扭曲受利益的影响，管理者能否从利益差异中校正信息，是实现利益协调的基础。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威王即位后，长期不理朝政。有一天，他召来即墨大夫和阿大夫，开始施展自己的治国之术。对即墨大夫，齐威王说道：“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于是封即墨大夫万户之众。对阿大夫，齐威王说道：“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于是烹了阿大夫，连同平日里自己身边那些给阿大夫说好话的人一起烹。这一手，扭转了齐国的政治风气。“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    这个故事所反映的使贤任能、打击奸佞的道理人人尽知，但对管理来说，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如何才能得到真实可靠的信息。管理离不开信息，如果领导人赖以判断问题和进行决策的信息不准确、不可靠，那么管理活动无异于盲人骑瞎马。    齐威王从身边左右的人那里得到的信息，是即墨大夫“毁言日至”，阿大夫“誉言日闻”。假如齐威王依据左右的禀报来处理事务，那么受罚的是即墨大夫，而受奖的是阿大夫。幸亏齐威王没有轻信左右，而是派使者去实地考察，实际情况是即墨大夫治理有方，而阿大夫的政务却一塌糊涂。两种信息竟然完全相反。齐威王采纳了实地调查的信息，否定了左右报告的信息，从而保证了自己用人和决策的正确性。    为什么齐威王的左右会向他提供虚假信息？这是问题的关键。一般来说，人们谈到信息虚假问题，往往会谴责领导人偏听偏信。这固然没错，但是还要进一步弄清楚虚假信息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价值准则也纳入利益范畴来考察，就不难看出，本质上，人都是利益驱动的——齐威王的左右对他说假话，显然对这些人有利；而齐威王派出的使者对他说真话，同样也因为对这些使者有利。所以，管理者判断信息的真假，首先要考虑相关信息对谁有利？会影响到哪些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利益有差别，不同的人才会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对于齐威王的左右来说，传递出诋毁即墨大夫的信息是因为在这个人身上得不到好处，而传递出赞誉阿大夫的信息则可以从这个人身上得到贿赂。齐威王派出的使者则不然，他们的利益不是从即墨大夫和阿大夫那里得到的，而是因齐威王的信任得到的，所以他们要给齐威王传递真实的信息以维护这种信任。齐威王“烹”那些为阿大夫说好话的大臣，只不过是把利益关系进行了调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内涵在于通过利益关系的冲突判断信息的准确性，对利益关系的判断才是核心。假如齐威王派出的使者能够从说假话中得到比博得齐威王信任更大的好处，那么，使者的信息也有可能造成“偏信”。所以，这个故事不仅要求我们警惕“左右”的虚假信息，同样也要警惕“使者”的虚假信息。    利益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管理者在用人和经营中，应当通过利益的协调形成团队凝聚力；而在信息沟通中，则必须注意到利益的差异性并形成信息的校正机制。比如，“大道消息”和“小道消息”的互相校正，不同部门之间信息的互相校正，内部信息和外部信息的互相校正等等。没有这种多渠道的信息校正，就难以形成协调不同利益的良好决策。如果管理者在采集信息时忽视利益冲突的影响，最终也就难以形成利益协调的管理格局。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2）    笔者所在附近有一条街道，经过几次拓宽，拥挤和混乱现象却更加严重。有一次某位官员来访，不解这种拥堵是怎样造成的。笔者告诉他：正是拓宽道路，加剧了拥堵。因为这条街道行人数量较大，尤其是下午6点到晚上10点，人流量明显增加。然而，拓宽道路的做法是拓宽机动车道，占用了原来的自行车道。改造后的道路，非机动车道又占了原来的人行道。而人行道旁边的建筑无法拆除或迁移，于是，人行道不但沿建筑物的边缘宽窄不等，有的地方干脆就仅仅剩下门面房外的台阶。但行人也是要占道的。没有人行道，行人自然就上了非机动车道。这样一来，骑自行车就麻烦了，于是，自行车又上了机动车道。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的混杂，使交通秩序大为紊乱。那位来访的官员又发出疑问：难道拓宽前没有调研？我又告诉他：决定拓宽道路的都是开车的，不是走路的。当然，假如让走路的来决策，很可能又会把人行道留得过于宽大。一般来说，对于交通的抱怨，开车的往往抱怨行人不守规矩，而走路的往往抱怨司机过于跋扈。这种差别，正是出于不同利益的判断。因此，信息渠道的单一化，往往会孕育出更多更大的利益冲突。    商鞅变法中的封口    ——如何对待决策的不同意见    决策中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反对意见，是对决策的帮助还是对决策的阻挠？这一判断，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前提。    商鞅变法的故事众人皆知，然而变法前的那段争论更值得引起管理者的注意。    为了保证变法的进行、坚定变法的信念，商鞅向秦孝公反复强调，不能疑惑，不能讨论，即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在商鞅看来，尤其不能让下层老百姓参与关于变法的决策，因为智者和愚民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所以，“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史记·商君列传》）。尽管朝廷大臣中有甘龙、杜挚同商鞅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对是否变法的决策并不具有讨论方案的意义，而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最后，秦孝公一锤定音，封死了反对者的口，变法开始推行。    人们大多赞扬商鞅变法的强国效应，秦国也正是在商鞅变法后才崛起的。然而，从逻辑上看，良好的效果不能推论出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商鞅变法的成功，不能推论出此前的“封口”和压制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能逮住老鼠的猫固然是好猫，然而瞎猫有时也能碰上个耗子。假设我用求神问卦的方式决定了一笔生意，而这笔生意还赚了大钱，恐怕不会得出“求神问卦的方法就是正确”的结论，更不会把求神问卦的方式无限制地推广到所有决策中。然而后来有不少人却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而忽视了此前争论中存在的决策弊端，对这场变法陷入盲目赞扬。    按照现代决策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决策在提出问题、确定目标的阶段，尤其是在方案论证的阶段，直到拍板定案之前，都需要倾听不同声音、广泛征求意见，特别要重视反对性的意见。而商鞅变法的决策，可以说基本出自孝公和商鞅两人的“密谋”，一开始就从根本上隔绝不同声音。只要有质疑和反对意见，就被视为“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这样，就使决策问题的界定、目标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备选方案的完善等事项，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决策的优化也就无法实现。造成这种偏失的根源，是古代的专制体制和对抗性思维。不仅商鞅，后来的历次变法无不发生这种问题。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水火不容，执政者一换马，政策立马会来个180度大翻转。从决策方法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值得效仿。虽然变法成功了，但商鞅被五马分尸的遭遇不能不说同这种变法方法有关。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3）    从思维角度看，产生这种失误的原因是追求“同”而未追求“和”。西周末年，史伯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求“和”不求“同”的思想，强调只有不同的调料五味杂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乐器短长疾徐配合，才能演奏动听的音乐。孔子甚至把求“同”还是求“和”上升到做人准则，以此界定君子小人。在决策时，能不能放弃对立思维，而是从“和”的角度看待不同意见，是我们今天应该格外注意的。    当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也是必要的，但有相应的领域。对于决策来说，不妨以拍板为分界线：拍板前，必须重视分歧差异，应该把反对看做另一种提醒和校正；拍板后，则要追求行动上的一致，不允许在实施中采取对抗手段。进一步说，在决策中，人们只能追求行为上的一致，而不能追求思想上的一致。在表达思想上，大狗叫小狗也叫，而且叫声各异；但在围猎中，大狗小狗需要全力合作。商鞅的失误在于混淆了拍板前后的区别。    如何用好“飞将军李广”    ——借重偏师的思路    英雄式人才和官僚式人才在使用上有着比较大的区别。一般来说，应当把不守规矩的英雄放在独当一面的偏师位置上，既要防范他的失误造成致命损失，又要依靠英雄开辟新的增长点。    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中有一句名言：“冯唐易老，李广难封。”西汉名将李广，有飞将军的美誉，一辈子同匈奴作战，令敌人闻风丧胆。但李广的运气实在太差，那些名望不如他的人都封侯晋爵，只有李广落魄不堪，最终还因军事失误而自杀。这是不是因为汉武帝和卫青他们压制人才？    李广这个人具有鲜明的英雄气概。他擅长射箭，有一次把一块石头误认为是老虎，一箭射去，竟然射进石内。他带兵很有特色，当时人称“李广才气，天下无双”。李广先后在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上郡任太守，防御匈奴，以能打仗而出名。他靠的主要是骑兵，平素与士卒打成一片，不摆架子，行军不讲规矩，驻扎没有章法，尤其讨厌那些公文程式。他所率部队的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而且下属也乐意随他拼杀。但是，李广用兵作战过于随意，能大胜，也会大败。    与李广同时，还有一位与他齐名的将领，叫程不识。他和李广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人廉，谨于文法”。程不识训练士兵极苦，布阵驻扎一板一眼，干什么都有严格的纪律和章法，包括公文也一丝不苟。这样，他靠着严格的组织规范作战，不能大胜，但也从无败绩。程不识谈到自己与李广的差别时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史记·李将军列传》）    对于这样两类截然不同的将领，尤其是对不守章法、不按规矩来的李广，领导者应该如何使用？显然，李广打仗是英雄，但不是完人。从他一得志就杀了敢于顶撞他的霸陵尉一事来看，他的心胸并不开阔。当他随卫青出击匈奴时，对安排他迂回出击不满，一心要打先锋。看到不如自己的将领一个个立功封侯，他曾经向一个“望气”（类似于今天的算命）者求教，抱怨自己命不好。从这种争功心理和算命抱怨来看，李广确实存在某些问题。汉武帝和大将军卫青有意压抑他，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把对李广的“控制使用”当作压制人才，不无偏颇。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4）    在现在的公司经营中，也会时不时地遇到李广式的人才。如何善用这类人，考验着领导者的智慧。可以说，李广和程不识是两种人才的典型。李广属于英雄式人才，个人能力极强但缺乏“组织纪律性”；而程不识则属于官僚式人才，只有靠严格的组织规范才能成功。一般情况下，公司经营者对类似程不识的人才在使用上不会有太大争议，往往用这种人按部就班稳扎稳打，而对类似李广的人才则比较难以决断——不用可惜，用了不放心。更重要的是，如果使用不当，不但影响“李广”本人，还会影响“李广”的同事和部下。人们往往崇拜英雄，对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会产生情感上的惋惜。李广本人的不得志，不但引发了几百年后王勃发出“李广难封”的感慨，而且使这种感慨在两千年来都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共鸣。所以，能不能用好“李广”关系到整个公司的士气和后来的历史评价。    如果仅仅看中李广式的英雄气概和过人本领，那么就可能把公司的兴衰成败全部寄托在他一个人身上。这对领导来说，风险未免太大。因为李广的失败概率比较大，一旦把他安排在万一失败就会对公司造成致命损失的位置上，那么无异于赌博押宝。    为了防范李广们带来的风险，有的领导人采取的方法是一边重用一边加强监控。这种办法逻辑上没错，但事实上行不通。因为李广式的英雄，建功立业的前提就是放手让他们施展才能。他们一般都有较强的自尊心，时时监控会对他们的情感造成伤害。更重要的是，这种英雄只有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高度自主中才能把握机会、创造业绩，加强监控无异于给他带上桎梏。例如，一个总经理要求办公室主任每天汇报工作是很正常的，然而要求一个正在开发新产品的研发人员每天汇报工作，则有可能严重挫伤他的积极性。汉武帝和卫青在使用李广上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这方面。    既要防范李广有可能造成的风险，又要充分发挥李广的作用，比较恰当的办法是委派他担任独当一面的“偏师”，而让程不识式的人物固守主阵地。一旦偏师失利，主阵地没有丧失，公司不至于遭到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主阵地侧重防守，而偏师侧重进攻。一旦偏师成功，主阵地的资源可以迅速向偏师接济，甚至可以不失时机地把掎角之势变为主战场。    二战中，盟军在第二战场上充分发挥了巴顿将军的作用，尽管没有让巴顿当盟军总统帅，但并没有产生“李广难封”的后遗症。这种做法，可以看做是“外国李广”的一个典范，值得借鉴。    丙吉问牛    ——管理中的大事和小事    “大事清楚、小事糊涂”是高管应该坚持的原则。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大事和小事。    西汉宣帝时有个十分有名的丞相，名叫丙吉。他有一句名言：“宰相不亲小事。”这句话对后世影响极大。    丙吉起家于鲁国的治狱小吏，但绝没有西汉酷吏那种特有的“刻削少恩”的习气。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来自下层的读书人，“学《诗》《礼》，皆通大义”。所以，丙吉当官一直以宽厚而闻名。在汉武帝时，他被征到长安参与巫蛊之祸的案件处理，保全了身陷囹圄的皇孙（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为自己积累了政治资本。后来丙吉身居高位，仍宽厚如故。史称“吉为人深厚，不伐善”，也就是说他太过厚道，从不炫耀自己的善行，导致人们不大了解他的功劳。直到他当了丞相，依然体恤下情，与人为善。“上（尚）宽大，好礼让”，“于官属掾史，务掩恶扬善”（《汉书·丙吉传》）。丙吉对部下小吏十分包容，汉代宰相不查办小吏，就是丙吉时期形成的惯例。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5）    有一次，丙吉外出，碰上清理道路引起群殴，“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又走了不远，碰上有人赶牛，牛吐着舌头喘气不已，丙吉立刻停下车马，让手下去问赶牛的人，看看牛走了多少里路了。手下的办事人员感到十分奇怪，责怪丙吉大小事务颠倒，死了人不管，牛喘气却体贴入微。丙吉回答道：“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当忧，是以问之。”（《汉书·丙吉传》）就是说，民众打架斗殴，这是长安县令和京兆地方官员管的事，该禁该抓由他们去办，年终丞相考核优劣，奏请赏罚就足够了。宰相没理由亲自处理小事，所以打架斗殴不是该当宰相的在道路上过问的。而现在的时令是初春，未到天热的时候，牛没走多远就喘气，说明时令失常，这就是关系国家生存的大事了。丞相位居三公，主管调和阴阳，职责所在，因而才发问。此话一出，部下服气了。    对丙吉的这段话，现代人见仁见智。有人赞扬丙吉的做法体现了高管的本质，也有人认为丙吉的解释是强词夺理。但人们都承认，高管应当抓大事，这是毫无疑问的。后代的大臣基本上也都能遵循这一规矩。例如，史书号称“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丙吉的宋代版本。所谓“鞠躬尽瘁”，强调的是尽职守责的精神，而不是高级官员应当事无巨细一把抓。到了当代，人们甚至把“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写进管理教科书。    “抓大放小”这个道理并不复杂，但实际操作起来却有难度。几乎没有人反对高层经理应该抓大事，但却在何为大事、何为小事上难以达成共识。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丙吉的下属认为死伤人命是大事，而牛喘是小事。这种对大事或小事的不同判断，才是引发争议的焦点。现代有不少管理者也强调要抓大事，问题是不同的人在事情大小的判断上常不一致。“一个钉子断送了一个国家”式的寓言故事，在管理读物中比比皆是。显然，按照因果链展开，几乎所有的小事最终都可以引发大事；而一旦把因果链截断，那些看起来了不得的大事，长远来看也不过是小事一桩。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价值观念的转移，曾经的大事过了一段时间也会变成小事。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浪潮中，某学校的基层书记和辅导员召集学生语重心长地谆谆教导：留长头发、穿喇叭裤，不是生活小节，而是关系到能不能继承革命传统、保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大事；尤其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听了会*亡国的。在学生看来，这未免小题大做，过于大惊小怪。但在辅导员眼里，这当然是大事。    不同的管理层次、不同的专业领域，对大事和小事的判断也有选择性差别。管理学中著名的霍桑实验就曾经发现，员工的逻辑和经理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在经理看来很重要的事，员工可能把它当作鸡毛蒜皮；而在员工看来很重要的事，经理可能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所以，怎样判别大事与小事，才是管理者的真功夫。    就拿汉代的丙吉来说，不仅同自己的部下在事务大小上有判断分歧，而且同自己的儿子在事务大小判断上也说不到一块儿。有一次，他的儿子丙显参与汉高祖庙的祭祀，事到临头才急急忙忙准备祭祀穿的衣服。丙吉大怒，对夫人说：“宗庙至重，而显不敬慎，亡吾爵者必显也。”显然，丙显是把祭祀看作无关紧要的形式，而丙吉则把祭祀看作重要无比的大典。凑巧的是，后来的事态还恰恰被丙吉说准了。从这一点看，准确判断大事与小事，没有固定的公式，需要经验和智慧的积累。那种试图用量化的方式把大事和小事简单化处理的想法，很有可能走入误区。现实中的教训，往往是算计得太精明，结果把大事和小事颠倒了。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6）    贡禹的进谏    ——上下级关系的处理准则    上下级关系是以事业为重还是以面子为重，决定着经营决策是避难就易还是能抓住关键。单纯考虑可操作性是远远不够的。    西汉元帝即位后，急于做出一番业绩，聘任名气很大的贡禹出山，任命他为谏大夫，数次虚心求教。面对真心求治的皇帝，贡禹开出了从古到今屡试不爽的药方——节俭。贡禹的进谏所提出的，不是那种常见的笼统的大道理，而是操作性很强的具体方案——从皇宫马厩中的坐骑，到皇帝特供的服饰器物，建议裁减三分之二；后宫的宫女和陵园的守墓人，也按一定的标准裁员，下令放她们归家；经常不去的宫殿馆阁，暂时停止装修。所有领导人都知道，那些看起来无比正确却没有可操作性的大道理，说了等于没说。而贡禹的建议已经想得十分周到，只要皇帝愿意，实施起来毫无绊搁。这正是贡禹高明的地方。贡禹的这一建议，果然深得元帝欢心，一切照办。这一举措，似乎皆大欢喜，皇帝提高了节俭爱民的威望，贡禹增添了辅国良臣的名声，百姓得到了经济生活的实惠。贡禹自己也从中得到好处，很快就被提升为光禄大夫，后来一直做官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这样说来，贡禹的做法似乎没有任何问题。但司马光在写《资治通鉴》时，却对贡禹的做法持批评态度。司马光说：忠臣事君，要责其所难，而不是顺其所易；要补其所短，而不是劝其所长。把难事做好，把短处补上，那么，易事就不用烦劳，长处也不用规劝。元帝本人，恰恰一直以节俭见长，而以优柔寡断见短。进谏有缓急之分和轻重之辨。元帝即位时的燃眉之急和头等要务是谗佞用权，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两个小人操持国政，外戚许氏、史氏骄纵不法。元帝本人患得患失，过于柔弱，不敢决断，对大臣之间的争论也往往是各打五十大板，调和矛盾。贡禹如果不清楚这种局势，就算不上人才；而如果了解这种局势，却知而不言，避重就轻，则罪过更大。从相关记载来看，贡禹显然属于“知而不言”者。因此，司马光认为，贡禹其实不是什么好鸟。    尽管有司马光的批评，但是贡禹式的进谏却不绝于书。一直到清朝英国军舰的隆隆炮声打破了天朝的宁静，朝中的大臣依然在赞美道光皇帝的节俭，甚至打了补丁的朝服反倒比崭新的朝服更流行、更昂贵。所以，贡禹进谏这个案例很值得当今的领导人深思。    对于上下级关系来说，尤其是在那些拥有决策大权的领导者和具有参谋咨询职能的部下之间，怎样才能真正发挥下级的作用，向上级提出真正有价值的建议，大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对于下级来说，以职责为重，而不是看领导的眼色行事，特别是把心思用在事业发展上，而不是用于揣摩领导人的意图、掂量领导人喜欢听什么。根据自己分管或者负责的工作，把对事业最重要的建议提出来，即使有可能“逆龙麟”也在所不惜——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对于上级来说，更为看重决策的质量和公司的前景，而不是自己的面子；对部下出于工作需要做出的顶撞或抢白，予以理解和同情，鼓励部下犯颜直谏——这是一种掌权的气度和雅量。否则，下面会形成阿谀奉承之风，上面会形成专横跋扈之势，最后还是以牺牲事业发展为代价。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7）    再进一步说，经营管理涉及的大量事务，总有轻重缓急之分。如果领导人总是回避棘手问题，部下总是从消极的可操作性出发，那么就有可能“上下合力”把努力的方向定位在无关大局的小事上，而延宕了企业发展的重大决断，日积月累，就有可能会断送企业的前程。当年汉宣帝就对尚未即位的元帝表现出的“柔仁好儒”十分担心，称“乱我家者，太子也”。果然，元帝乐于以身作则搞节俭，贡禹乐于投其所好提建议，朝政紊乱，社会矛盾加深，等到西汉王朝这个刘家的独资公司不得不面对经营上的重大危机，任何补救措施都失之晚矣。    上下级关系是以事业为重，还是以面子为重，决定着经营决策是避难就易，还是能抓住关键。单纯考虑可操作性是远远不够的。当今的经营者整天忙忙碌碌，当以此为鉴，随时责问自己：我忙的是不是真正重要、事关发展前途的大事？    马援告诫子弟的含义    ——榜样的选择    榜样有可能是“刻鹄不成尚类鹜”，也有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选择何种榜样，怎样学习，关系到人的发展与事业前途。    有一句人所熟知的励志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我们还需要反问一句：想当将军的士兵是不是好士兵？进一步说，将军是不是士兵的适当榜样？    东汉名将马援，为人豪放。人们多数都知道他“马革裹尸”的悲壮，但却忽视了他的谨慎仔细。马援告诫子弟的一份家书，就很值得细细玩味。    马援有两个侄子，马严和马敦。二人年轻气盛，可能多少还仗着叔父在朝中的大将地位，喜好评议时事、臧否人物。对此，马援十分担心。在远征交趾时，马援特意给家中去信告诫这两位侄子，提到两位年轻人的榜样：一是龙述（字伯高），该人“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二是杜保（季良），该人“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这两个人都是马援敬重的，但是马援希望自己的子弟学习龙伯高，而不要效仿杜季良。原因并不复杂，马援在家书中明白无误地说道：“效伯高不得，犹为谨勑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事见《后汉书·马援传》）    人们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如何选择适合的榜样，马援的家书给出了答案。当一个人有可能达不到榜样的高度时，就要思考低一档的效应是什么。如果是“刻鹄不成尚类鹜”，那就值得模仿和学习；如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那就值得警惕和提防。给人们树立一个近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为榜样，学习的后果有可能是制造出大批伪君子；而一个有血有肉同你我差不多的常人榜样，反倒会形成正面效应。当年美国的总统肯尼迪，在他做出十分愚蠢的“猪湾登陆”决策导致失败后，他的民意支持率反而上升。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的形象在此之前过于“完美”，而愚蠢和失败，使老百姓看到他也是常人。    将军和士兵的职责不一样，行为模式也大不相同。美国人巴顿是著名战将，但他那种目空一切、我行我素的风格，如果真有哪个士兵要极力模仿，十有*会被开除军籍。有一些大学生动不动就拿比尔·盖茨退学后创业成功的例子说事。对此，我只想问一句：“你具备比尔·盖茨的素质吗？”盖茨退学创造了微软，但不具备相应的素质和追求而一味效仿盖茨退学，顶多增加一个街头混混。因为厌恶学习而退学，同因为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业而退学，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对于一个员工来说，公司领导人可能在长期搏杀中养成了不拘小节的风格，但这并不等于下级员工可以在工作中马马虎虎。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但就是有不少人解不开这个窍道。对于员工来说，做做“将军梦”未尝不可，但自己必须清楚，要学的是将军之“神”，而不是将军之“形”。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8）    作为公司领导人，也应当清楚，在许多情况下，你的言行会被部下无意识模仿，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因此，当如何为部下树立一个好榜样时，不仅需找出他山之石，而且要自己以身垂范。盖茨的退学不可被员工模仿（他自己也从来不以此为荣），但盖茨的平易近人、善于沟通、献身慈善事业，却能成为员工的楷模。苹果公司的乔布斯，执著于创新而不注意市场，影响了手下的一批研发人员，结果却造成了管理层和技术层的严重隔阂甚至对立，甚至引发严重的经营危机。尽管乔布斯也有他自己的成功之道，但其中的教训值得引以为戒。    人物如此，公司经营也如此。好公司的榜样极多，看你如何学习。有的大公司有雄厚的资产，可以在战略上做出大手笔，而一个资产不足的小公司如果也学这种大手笔，就有可能倾家荡产。创业阶段的经营往往是带有浓郁个人风格的，而进入规模经营阶段往往趋向规范化。创业阶段过于追求规范，有可能会扼杀活力；而守成阶段过于突出个人风格，则有可能会破坏制度。选择经营管理的榜样，也需要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次级效应。打个极端一点的比方：让相当正规的大企业去学小作坊的“船小好掉头”，让夫妻店去学上市公司的监管方式，都无异于邯郸学步。    《隆中对》的失误    ——文学描述不等于理性分析    战略必须有相应的资源支撑。没有确切的资源计算，只有煽情的文学描述，是古代文人治国的通病。    诸葛亮的《隆中对》一直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被不少人奉为古代战略分析的典范，也由此赢得了历史上的高度赞扬。未出茅庐而天下三分，确实体现了诸葛亮过人的战略眼光，然而，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隆中对》不乏失误之处。（批评诸葛亮并不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给古人找茬，而是寻求有可能超越古人的途径和方法。）    大体上，《隆中对》的失误，首先表现在资源分析的不确切上。对资源缺乏精确的计算，只进行一种大略的估计，这是中国古代文人治国的通病。黄仁宇之所以批评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大致也是出于对这种现象的感慨。刘备当时没有多少本钱，却又急迫寻求崛起的途径。为他提供咨询方案的诸葛亮，以《隆中对》的形式为刘备提供了一份相当诱人的咨询报告。但是，这个报告的致命缺陷，正是这种诱人的前景缺乏资源支持。诸葛亮的分析，仅仅考虑了当时的地理态势和集团分布，对刘备手里所掌握的、可利用的、可借用的各种资源是有所夸大的。    透过“三分天下”设想的表象，我们可以看出，实现这一战略的起点在于掌握荆益二州。即便有了荆益二州，其实力依然不足以挑战曹操。所以，《隆中对》的全部战略构想都建立在联吴的基础上。而在某种意义上，蜀吴联合，在多数情况下，是蜀的一厢情愿。以诸葛亮之聪明，他不可能看不到这个问题，但是为了使三分天下的战略设计能够站住脚，他在为刘备提供咨询报告时，有意不谈联吴的种种困难。对此，精明的刘备也十分清楚，他们只谈联吴的价值和意义，而不谈联吴的可行性，不过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的选择性失明而已。    当然，在曹操的进逼面前，联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问题是，这种联合抗曹的积极性，蜀远远大于吴。此后曹操向吴国发起的进攻，客观上大大助了刘备一臂之力，使吴蜀联合变为现实。但是，在这种联合中，吴国的获益远远比不上蜀国。所以，此后这种吴蜀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一直磕磕绊绊。而到关羽的刚愎自用破坏了吴蜀关系后，《隆中对》的战略设计也就基本失败了。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9）    作为一位管理咨询师，在给出咨询报告时，不考虑现实资源对战略目标的限制，这份报告就很成问题。《隆中对》的失误恰恰在这一点上暴露无遗。当联吴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时，“三分天下”的设想就把它当作一个确定前提来看待，这是后来蜀国战略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吴蜀联合的力量不对等，吴国君臣那种“吃了亏”的感觉，又使这种联合孕育着裂痕。后来，刘备不听劝阻同吴国翻脸，不完全是为关羽复仇，很有可能是对吴国咄咄逼人的压力的一种反弹。失去荆州后，蜀国的战略已经受到了致命打击。对刘备来说，事业前景的断送，远比兄弟之情更容易导致孤注一掷行为。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隆中对》看做一个试探性、摸索性的战略构思。然而，在刘备君臣后来的实践中，显然不仅仅把它当作构思，而是当作操作性方案。所以，尽管有实施过程中的细节调整，比如诸葛亮经营南中，后来又经营陇地，都是用来增强自己的战略实力、弥补原来完全依赖联吴的战略局限，但是，当吴蜀联合已经出现危机时，蜀国君臣并不能及时做出根本性战略调整。究其原因，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隆中对》并未给后续的战略调整留有足够的余地。    分析《隆中对》的失误，不是吹毛求疵。恰恰相反，这一战略设想是非常杰出的，唯其杰出，所包含的失误才具有致命性。《隆中对》作为古文名篇，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教益。然而，在中国当代的管理咨询中，我们不难发现，类似《隆中对》这种轻视资源限制、缺乏条件分析、没有调整余地的报告，还屡屡出现。以文学笔法描述一个诱人前景，而不是以理性分析冷峻对待现实，这是战略研究之大忌。    再谈《隆中对》的失误    ——使命与策略的背离    任何战略，都要做到使命与策略的衔接。高调诱人的使命，无论多么吸引人，没有可实现的策略，最终不过是美丽的肥皂泡。    战略是为了实现使命的，所以，任何战略，在具体策略设计上，都要表现出策略与使命的衔接。而《隆中对》在这一点上，恰恰犯了战略大忌。    同曹操和孙权相比，刘备要地盘没地盘，要实力没实力，他的优势主要在于“皇叔”这个身份。为了保持道义上的优势，更实际的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刘备是以“兴复汉室”为口号的。不管他是否出于内心的真诚，外表上冠冕堂皇的旗号不能丢，即“欲信大义于天下”。这一选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可取的。但是，占据道义优势并不等于具有可行性。刘备把自己的使命定位于“兴复汉室”，这种充满道德责任感的愿景，不过是抢占了一块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虚幻高地，并无实现的可能。对于这样一个基本没有多大期望值的使命，诸葛亮给出了三分天下的对策。而这个对策，只要联吴抗曹成功，就可以变为现实。这正是《隆中对》被人们称道的地方。变虚幻为真实，进而把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割据称雄变为兴亡继绝的义举，这无疑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    将一个非常高尚、非常正义的使命作为战略选择的理由，好处是巨大的，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思维支配下。相对于实体和目的上的正当性，人们一般不重视程序和手段上的正当性。而且还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给不太光彩的手段穿上道德的外衣。比如，以刘备为例，为了兴复汉室，从同样是汉朝宗室的刘表、刘璋手里夺取荆益二州，就显得理直气壮。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0）    问题是，这种高尚的使命和现实的策略，能否做到紧密衔接？从《隆中对》来看，衔接是有疑问的。因为仅仅据有荆益二州，只能算割据一方，不能算实现了兴汉大业。所以，诸葛亮把这种衔接巧妙地寄托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天下有变”的机会上。“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固然十分美妙，然而，诸葛亮回避了一个战略设计必须回答的问题：如果“天下无变”，该怎么办？    答案很简单，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策略与使命就无法衔接。于是，这一战略就带来了一个很要命的后果：“天下无变”也得按“天下有变”来操作，否则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正是这种战略失误，使得三国之中实力最弱的蜀国，到后来竟然不顾一切进行北伐。六出祁山的行动方案就是这样出台的。尽管以诸葛亮之聪明，不会看不到这样做的危害，但不这样做，就等于放弃了信誓旦旦的使命。所以，明知扛不起“兴汉”的大旗，也只能硬着头皮扛起来。蜀国的困境，恰恰是最初战略目标的错位造成的——既然“汉贼不两立”，那就得拼上命去对付“贼”。    更重要的是，“兴复汉室”使蜀国在称帝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当曹丕称帝后，刘备该怎么办？按照战略使命，刘备应该坚持不称帝，*曹魏，扶立汉室正宗。但是，蜀国君臣上下都知道，这个使命不过是个旗号，当不得真。刘备不称帝，就不能满足大臣将领的心愿，会失去众望，令人心涣散。对此，连诸葛亮也不得不以十分勉强的“大王刘氏苗族”为理由而劝进。但是，正是称帝之举，使“兴复汉室”的使命蒙上了“窃命”的阴影。为了抵消这种阴影，保证旗帜不倒，尽管“益州疲弊”，也要“北定中原”，在不顾实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恢复汉室和三分天下之间的不衔接，是《隆中对》在战略设计上存在的重大缺陷。类似的战略失误，值得今人引以为戒。尤其是那种高调诱人的使命，能否有现实可行的策略与之衔接，是判断战略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尺。    三谈《隆中对》的失误    ——战略的调整和转移    人不是神，不可能预计好一切，所以制定战略应当明确战略转移的边界条件。撞了南墙还不回头的战略，肯定不是好战略。    任何战略，在实施中都存在着信息反馈和不断调整。人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所以，在进行战略设计时，能不能预留出实施中调整的空间，是衡量战略优劣的一个重要尺度。    诸葛亮的《隆中对》，从整体来看，显然是一个“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是“三分天下”，第二步是“兴复汉室”。后来人们对它的高度赞誉，实际上只与第一步有关。可以说，在刘备取得荆州和益州建立自己的战略根据地时，《隆中对》的设想有如高屋建瓴，尽管存在着资源不足的缺陷，但不失为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构思。所以，在刘备建国的第一步，《隆中对》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然而，当它进入第二步时，问题就暴露无遗。    战略调整需要审时度势。这种调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战略总目标可行，仅需要根据实施中的反馈信息进行枝节调整；另一种是发现战略总目标无法实现，需要对目标进行根本性调整。《隆中对》本身，没有留出这种根本调整的空间。尤其是当刘备“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蜀汉面临着战略调整的紧要关头时，原本就主持战略设计的诸葛亮，在“益州疲弊”的危急存亡关头，依然坚持原定战略目标不变，在平定南中之后，以北伐态势表明了自己坚持第二步战略的信心。“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三国志·诸葛亮传》）很明显，诸葛亮认为，蜀汉的战略只需要进行枝节调整，不需要改变战略目标。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1）    那么，诸葛亮的判断是否恰当？就以他脍炙人口的《出师表》而论，人们在赞扬其鞠躬尽瘁的耿耿忠心时，却忽略了“益州疲弊”和“北定中原”之间的不配套。明知实力不济还要坚持北伐，固然有诸葛亮以此表达忠于先主遗志的意图，有前期经营汉中等地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考虑，但最根本的，就是他认定《隆中对》的战略目标不可更改。    有意思的是，后主刘禅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同诸葛亮不一样。史学界有人认为，刘禅并不是个傻瓜。假定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刘禅的“胸无大志”何尝不是调整“兴复汉室”战略目标的一个信号？但鉴于刘备的“托孤”，鉴于诸葛亮的实权和威信，“扶不起的阿斗”只能以自己的消极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便刘禅真是弱智，那么哪怕他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哪怕丞相如何出类拔萃，也得考虑一下最高领导人的阻力对战略实施的影响问题。    让我们换成公司来考虑，一个“董事长”要放弃、“总经理”要坚持、实力又处于劣势的并购计划，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诸葛亮是绝顶聪明的，然而，他为何还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原因之一，就是当初《隆中对》的战略目标具有不可更改的因素。刘备集团先前的所作所为，全都建立在“兴复汉室”的前提上。一旦更改这个目标，就等于彻底否定了原来的行为。因此，《隆中对》从提出伊始，就决定了只能一条道走到底，无法实现类似于“彼可取而代之”、“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战略转换。既然战略目标不能调整，具体方法也就难以大幅度转向：吞并天下不能转换为保境安民，攻势不能转换为守势，都是在所难免的。    后人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感叹，实际上包含一个误区——假如诸葛亮还活着，就能打败曹魏。这种误判古今中外屡见不鲜，所以更有警示价值。比如，谈到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被罢免，人们不禁叹气，好像如果道光不罢免林则徐，林则徐不离开广州，就能打败英国人。对于这个问题，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有相当深刻的论述。谈到通用汽车的破产保护和重组，人们也会产生联想，假如斯隆再世，似乎通用就不会出现危机了。德鲁克同斯隆的观点分歧，正同这种对未来危机的预见有关：德鲁克认为通用的战略实施多年取得巨大成功后肯定需要改变；而斯隆认为以往的成功说明这种战略需要坚持。这种“假如某某如何”的思维，实际上是没有把战略本身的失误和人员运作的失误区别开来。固然，有很多战略失败是相关人员搞砸的；但也有很多战略失败是战略本身的问题，尤其那种表面很诱人的战略，更容易使人们产生判断失误。    当然，是否需要作出根本性的战略转移，归根到底要依赖于战略设计时确定的转换战略目标的边界条件。《隆中对》竖起兴复汉室的大旗，从一开始就是拒绝战略转换的，根本就不可能设定战略转换的临界点。所以，刘禅放弃“兴复大业”的行为，就变成了一种“战略背叛”。    现实中，这种不能转换的战略，一旦失败，人们往往归因于没有坚持下来，而且还会振振有词地强调“最后的胜利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诚然，有通过坚持和韧性取得成功的战略，但也有因为坚持而失败得更惨的战略。当年，史玉柱的巨人大厦坚持了，秦池白酒的央视标王也坚持了，结果如何？所以，一个战略目标是否值得坚持，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2）    对于经营来说，有不适当地转换战略导致目标舍弃出现问题的。当年，柯达在经营战略上果断放弃照相机业务，聚焦于胶片业务，取得了极大优势。这一战略转移成为MBA课程中的经典成功案例。然而，随着数码技术的兴起和胶卷业务的萎缩，从更长时段看，人们又对这一战略转移是否成功产生了疑问。20世纪60年代，松下幸之助果断放弃计算机，被视为明智，然而随着IBM的崛起，松下的放弃是明智还是短视也成了问题。    “一根筋”式的坚韧和“撞南墙”式的固执，有时候很难区分，中间只有微妙的差别。对此，我们不奢求一个战略能够“千秋万代”，但我们必须在现有条件下，在战略设计中作出是否需要重大调整的临界标准设定。古人不可能对这种战略转移的临界点进行数理分析式的严密论证，指望诸葛亮作出麦肯锡式的战略转移临界点分析，无异于责备关羽为什么不用机关枪。批评《隆中对》，不是故意要和诸葛亮过不去，而是提醒今人在赞美古人的同时清醒地看到我们可以超越古人也能够超越古人的时代进步。    九品中正制的管理弊端    ——“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冲突    单一的软指标无法操作，而单一的硬指标可能会背离初衷。在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关系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管理者认真琢磨。    管理活动中，免不了要同各种指标打交道。但是，这些指标真的那么有效吗？各式各样的指标，归根究底无非两大类——软指标和硬指标。这两类指标的区分标准在于，硬指标可以定量，而软指标只能定性。在定量和定性的关系上，常常存在着隐含的冲突，即目的和手段的冲突；从更深层次看，其实质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    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实行过一种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由曹魏的吏部尚书陈群所创，一直到隋代才被废除。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郡设立专门品评人才的“中正”一职，“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中正按照家世和行状品评本州本郡士人：家世，即祖辈资历、门户名望；行状，即言行表现、道德品质、才干能力。中正综合家世和行状把士人分为九等，以备选用。    这项制度就包含着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冲突。在“硬”的一面，强调门第背景；在“软”的一面，主张“唯才是举”。之所以要有“硬”的操作性设计，目的是为了实现“唯才是举”。否则，只是在定性意义上强调“唯才是举”而缺乏客观标准，肯定会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硬指标在一定意义上是必须设定的。    但是，指标的软硬程度不一样，执行起来的效果就不一样。家世是硬的，不服气不行，而言行是软的，可以众说纷纭。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九品中正制的两大标准并行，很快就变成了单纯以家世选人、不管言行表现，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政治，被时人批评为“立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辨氏姓高下”（《魏书·崔亮传》）。某些著名世家甚至从儿童起就垄断了官位，“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戴”（屠隆：《鸿苞节录》），正应了俗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九品中正制偏向硬指标的结果是纨绔子弟也变成了旷世奇才。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3）    有人认为，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在于中正一职被世家大族所把持，也就是说，不是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执行制度的人有问题。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从管理学角度看，一旦存在着硬指标和软指标的冲突，实际执行中的天平肯定会向硬指标倾斜。比如，当代在选拔干部中曾经奉行过“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的政策，看起来很全面，似乎无可指责，而且特别强调个人表现位于家庭成份之上，但经历过极左岁月的地球人都知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的实施结果是堂而皇之的“血统论”，把公民区分为“红六类”和“黑五类”，并造就了特殊的“可教育好子女”群体。    有管理经验的老总，多数对这种强调硬指标的管理持保留态度，因为硬指标往往会把管理者带入某种陷阱。在现实中，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费尽气力达到了当初设计的指标，而实际效果却距离原来的设想差一大截，甚至有时还会南辕北辙。比如，警察为了改善社会治安，拟定破案指标，结果在实际操作中不但未能实现社会治安的好转，反而增加了刑讯逼供。企业为了实现利润，给员工规定必须完成的生产指标，结果在实际操作中有可能完成了生产指标却未能实现利润，或者实现了利润指标却骂声四起。这种指标陷阱，就是来自于指标体系的“软”、“硬”冲突。这就好像九品中正制的制度本意是唯才是举，而实施结果却是选出了一批纨绔子弟。    一般情况下，定性指标是对经营活动的价值取向定位。通过定性指标，可以表达出企业的使命，设定经营的目的。而定量指标则是对实现企业使命、达到经营目的的手段设定。通过设置定量指标，可以将企业使命变为能够操作的具体措施。因而，从本质上来说，定量指标必须在实现定性指标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如果背离了定性指标，定量就失去其价值所在。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即定性指标缺乏可操作性。任何定性指标，不管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一旦没有可操作性的支撑，只能是一纸空文，充其量只能作为鼓舞人心的口号。所以，没有定量化的衡量尺度，定性指标会难以实现。如果只有定性没有定量，定性指标就失去其实现的路径。    因此，仅仅有软指标，无法保证其落实；仅仅有硬指标，则无法保证其价值。而硬指标和软指标并列，试图让二者相得益彰，实际操作起来却会导致出现类似于九品中正制的情况——抓住了硬指标，背离了软指标。这是因为，在指标的软硬冲突之间，管理人员肯定会趋向于选取硬性指标。从实际操作的角度看，越是硬化程度高的指标越容易执行。从管理者的角度看，硬性指标不但具有明晰、可靠等特点，而且可以减少争议，实现形式上的公平。从被管理者角度看，硬性指标一目了然，不易作弊，无需揣测，实施方便。从理性选择意义上看，实际管理活动中人们肯定会向硬性指标靠拢，即使这种硬指标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在设计之初就已经同软指标有所背离，或者在实施中产生了轻微地否定软指标的倾向），人们一般也会容忍。只有到了这种硬指标明显阻碍甚至破坏了软指标的实现时，人们才会提出质疑，加以修正。如果有兴趣，不妨对当代的标准化考试、管理中的量化测评加以分析，恐怕都难以跳出软硬指标冲突的窠臼。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4）    管理者重视指标的作用，而且优先考虑硬指标，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从哲学意义上讲，就是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工具理性具有优先性。韦伯的科层官僚组织理论，正是因为突出了工具理性而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但是，管理者要时刻牢记，工具理性是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服务的。离开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就什么也不是。这一点，正是韦伯式科层官僚制遭到学界诟病的症结所在。实际上，韦伯自己也曾对这种强调工具理性的弊端感到深深忧虑。当代管理学家德鲁克在他的管理学论述中特别强调软指标，即企业的使命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德鲁克试图把软硬指标有机结合为一体。在由他倡导的目标管理中，他特别强调目标总汇。所谓目标总汇，其实质意义就在于使具体的硬指标必须服从抽象的软指标，而抽象的软指标必须分解为具体可操作的硬指标，在目标的上下协调中，尽可能减少指标体系的软硬冲突。归纳起来，就是价值理性通过工具理性得以实现，而工具理性必须受价值理性的约束。从这一意义上看，在现实管理活动中，对硬指标过于热衷以至于忘记软指标，或者对硬指标的弊端深恶痛绝而必欲除之而后快，都是不足取的。现实中关于管理指标软硬问题的讨论，往往执其一端。如果能够从软硬指标的统一性角度来考虑，则有助于解决一些现实中的突出问题。    即便软指标和硬指标不冲突，可以相得益彰，管理者也要认识到：硬指标多数是淘汰性的，只能把不合格的挡在门外；而软指标基本是创造性的，可以真正推动事业的发展。比如，一个工厂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这是硬指标，但只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而不能生产出“精美”的产品。而一个手工艺人根本没有什么国家标准，但他可能竭尽心力制造出精美绝伦的工艺品来。因此，管理中如果倾向于硬指标，也会有成就，但不过是短平快的成就而已。而倾向于软指标，则有可能创造出奇迹，如中国古代某些巧夺天工的工艺技术，然而不可能形成成本核算概念，更不可能提高效率。    从“停年格”到“循资格”    ——资历也是好东西    用人该不该论资排辈？在多数情况下，讲资历是必要的。尽管这不是最佳选择，但往往是次优选择。    在用人方面，说起论资排辈，恐怕没有几个人赞扬。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往往少不了论资排辈。对此，简单化的肯定或否定，都无助于我们改进人事管理。    回溯历史，论资排辈可谓源远流长，很早就有了制度化、体系化的保证。北魏孝明帝时，吏部尚书崔亮曾经专门制定过一个“停年格”，即按年资决定任用升迁。当时，有人批评“停年格”说：“士无善恶，岁久先叙，职无剧易，名到授官。执按之吏，以差次日月为功能，铨衡之人，以简用老旧为平直。”（《魏书·辛雄传》）批评归批评，按年资用人却照行不误。到了唐代，就在号称盛世的开元年间，吏部尚书裴光庭，又制定了一个“循资格”。对此，也有人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据《新唐书·选举志》载，这种制度“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在反对意见声中，唐玄宗进行了适当调整，对“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可以破格提拔，而制度整体上并未废除资格之法。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5）    说起来，崔亮、裴光庭这些大臣都不是等闲之辈，不会不知道论资排辈的害处。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制定和坚持这种制度呢？如果了解他们出台这些制度的背景，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用心。    崔亮所处的时期，武人跋扈。崔亮长期从事选官，“六为吏部郎，三为尚书，铨衡所宜，颇知之矣”，但他顶不住那些军人的压力，只好用“停年格”来稍加限制。当他的外甥刘景安也批评这一制度时，他只好发出感叹：“昨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为汝所怪，千载之后，谁知我哉？”    裴光庭的名声不是那么显赫，但在政务处理上还是有一套的。唐代的选官制度，曾经一度注重不次提拔，极易使人产生投机心理。尤其是从武后到中宗，过于普遍的快速提拔升迁产生了极大的副作用。所以，裴光庭用“循资格”来防范官场上的“冒进”，自然有其合理因素。正如隋唐史名家岑仲勉教授所言，“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故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之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隋唐史》）    由此可见，简单地批评论资排辈，有可能使人才选拔产生更大的弊端。资历这东西，归根到底，标志着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没有一定的资格和经历，哪怕你是旷世奇才，也很难一下子就胜任要职。即使从道理和逻辑上把一件事情弄得十分透彻，如果没有亲身经验，也会没有“感觉”。所以，尽管资历不等于能力，但是从概率上看，资历和能力在多数情况下是正相关的。用人要讲资历，就是出于这种概率判断。当然，也有一些人的资历和能力不成正比，这种人需要的是“破格”，而破格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少量的，是对“循格”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一旦大量“破格”，就有可能引起混乱。几十年前“坐火箭”式的干部提拔所造成的危害，就是一例。    讲资历，是因为资历和能力在一般情况下成正比，但是单讲资历而不看能力，资历的积极意义也就不存在。这种“不看能力”才是人们讨厌论资排辈的关键。如果资历和能力匹配，论资排辈有何不可？有人说“论资排辈是中国现代化的极大障碍”，那么，如果不带偏见，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本的论资排辈比中国更严重，是否就阻碍了日本的现代化？    再进一步，我们能不能在用人上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恐怕不可能。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没有十全十美。一旦出现所谓的十全十美，更得提高警惕。当年的计划经济强调自己是完美的，而市场经济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孰优孰劣而今已经十分清楚。人的理性是有限的，管理中千万不要想着找出最好的制度，我们只能找出现实条件下最不坏的制度。在用人上重视资历固然有缺陷，但我们在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时，只能采取这一标准。不讲资历，有可能更坏。    武举为何成了摆设    ——制度的隐性作用    任何制度，都具有多重作用。如果只注意制度的显性作用而忽视制度的隐性作用，效仿或者移植这种制度就会变成摆设。    从隋唐创立科举制开始，文科举之外还有武科举。起码在武则天时期，就有了武科举的明确记载。当时的统治者，受文科举的启发，曾试图用考试的方式选拔军事人才。历史上的武举，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考试种类，还要测验跷关、负重、身材等相关项目。到了宋代，几经反复，又增加了书面考试，由考儒家经典而最终演变为测试《武经七书》，笔试和现场测验相结合，武举终于定制。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6）    武举基本上仿照文举办法，考试科目和内容也能够结合军队实际，“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宋史·选举志》）。步射以九斗到一石三斗之弓力，马射以六斗至八斗之弓力，看参试者能否射中靶子；跷关负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举重和耐力测验；另外再加上兵书和韬略，军事理论也有了。武举的出身和任官也都仿照文举，制度体系基本差不多。    按道理，文科举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照猫画虎的武科举也应该得到人们的重视才是。但是，武举的实际效果却与文举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越到后代越差。在唐代，武举还选拔出了郭子仪之类的大人物，可以作为这种制度的成果吹一吹，但宋代就没有这么辉煌了。到了明清，武举的衰落已无可挽回，从上到下，就没有人把武举当回事。那些认为宋明武科举十分荣耀的人，大概是相信了说书艺人的虚构和夸张，如“岳飞枪挑小梁王”、“常遇春大闹武科场”之类。明清时期的武庠生或武举人，多数人不过是通过这一途径混个出身，谁也不会看重武举头衔。军队里面看重的是行伍出身，提起武举都觉得寒碜。明朝后期的著名大臣熊廷弼，本来是武举乡试第一名（解元），后来为了证实自己的才能、洗刷武举的名声，他又参加了文举并中了解元。所以，他的大堂上有“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的对联，大大地扬眉吐气了一番。清朝曾有人作打油诗嘲讽武举：“头戴银雀顶，脚踏粉底皂。也去参主考，也来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子路愠见曰：‘这般呆狗醮，我若行三军，都去喂马料。’”当今有些所谓学者不察，将某些历史人物武举出身作为一种荣耀来标榜，殊不知如果当事人再世，恐怕也羞于启齿。在军队中真正值得炫耀的出身，是行伍而不是科考。到了清代，文科举是为官正途，而军队里只有行伍才是正途，武科举只是人们奚落的杂途。    同样是科举，为什么文科举能够在历史上发挥那么重大的作用和影响，而它的孪生制度武科举就这样不济事？    解答这一疑问，要从科举的作用说起。许多人都以为，科举的制度用意是选拔人才，其实并不尽然。衡量一个制度的作用，绝不能只看表面的标榜。任何时候，选官制度的作用都是多面复合的。从汉到唐，选拔官员制度几经变化，但有一点很明确，就是强化集权、笼络人心。汉代实行察举制，由地方向中央推荐，用人的实权掌握在享有推荐权的地方大员手里。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新诞生的中央王朝的首要之急就是把用*收归中央，以免大权旁落，防止地方尾大不掉。而科举制的最大好处，就是用中央统一考试的方式，剥夺了地方长官的推荐权。李世民看到科举考中的新科进士从承天门鱼贯而入，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的感慨，说明他首先看到的是科举制度的笼络作用，而不是得天下英才而用之的选拔作用。正因为这样，从唐代开始，科举选出的人才“中看不中用”的毛病一直存在，进士的虚浮浇薄一直为人们所诟病。从两宋到明清，不少有识之士不断批评科举不得人。著名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还提出恢复汉代的察举、三代的乡举里选，认为那样做能在选拔人才上取得更好的效果。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7）    武举的内涵则不一样了。从隋唐到明清，朝廷笼络军事将领靠的是另一套路数。所以，武举不承担集权和笼络作用，统治者只希望它发挥选拔人才作用。然而，武举采用的还是文举的那套做法，而那套做法的效用主要在笼络人心方面，这样，制度的设计内涵和外在效用的差距立马就暴露出来了。文举有可能选不出能臣，但却能培育忠臣，而武举却怎么也选不出勇将。这样一来，武举的作用实在有限，打起仗来还是那些行伍出身从基层上来的人顶事。所以，皇帝也就不大重视武举，而这种不重视又加剧了武举的衰落。于是，武举就成了一种摆设，发挥着“猪尾巴的功能”——没它不好看，有它不压秤。    任何制度，都有这种复合性，管理者不可不察。例如，评职称，是评学术还是评待遇？提干部，是为工作还是为级别？考察绩效，是为推进事业还是为摆平报酬？竞争上岗，是为测量能力还是为排除异己？任何一种制度，都在外显的目的后另有隐含的目的。如果不细究目的的差别，一个看起来很有效的制度被移植到另一领域，很可能驴唇不对马嘴。    李林甫和杨国忠    ——政客和流氓的区别    政客和流氓是不一样的，同样是“坏”，政客通常坏得有章法，而流氓则坏得无边际。一个组织，如果老辣政客掌权，会引发不显山不露水的慢性癌变，而如果是市井无赖当政，则会当即心肌梗塞。    历史上，好人当官的有，但似乎总不多见；坏人当官的则有如恒河之沙，比比皆是。但是，如果对所谓的“坏人”不加区分一概而论，似乎也掌握不了历史的真谛。研究一下历史上老辣政客和无赖流氓当官的区别，还真是很有意思。    唐朝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都是被史书谴责的奸佞。但细细查究，两个人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何也？一为老谋深算的官宦世家，一为骤然暴发的市井无赖。可以说，李林甫是政客的典型，而杨国忠则是流氓的榜样，两个人对大唐王朝的影响显然是不一样的。    李林甫出任宰相，是玄宗时期政治上的一个转折点。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奸臣佞相的权谋、心计以及他“口蜜腹剑”的名声，对唐朝的政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史学界一般认为，李林甫任相是唐王朝由治世到乱世的分水岭。但其实李林甫出身世家，有着丰富的官场经验，在他的治理之下，并没有什么突发事件和大的乱子，反而在盛世光环中如鱼得水。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直到天宝十一载（752年）病故，李林甫专权达16年之久。他为人机灵，工于心计，善于钻营，外表甜言蜜语而内心阴狠毒辣，是个笑面虎式的人物。“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啗人，而阴中伤之，不露声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接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其术者。”(《资治通鉴》卷214，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三月)。当然，李林甫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还是很有一套的，是一个典型的很有心计的官僚。因此，李林甫执政，唐王朝得上的是慢性病，尽管致命，但一时三刻表现不出来。    杨国忠则不一样。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人都看不起的无行赌徒，也可以说是个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的市井无赖。靠着偶然的艳遇，他傍上了后来成为虢国夫人的表妹，而另一个表妹杨玉环又成了玄宗的心上人。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和运气，把他推上了宰相的高位。小人得志，其实也是不容易的。但正是这种不容易，使他看到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现实。他深知自己当宰相是难得的“低概率事件”，于是走上了不管名声好坏、只顾自己享乐的道路。据说，杨国忠曾经自我表白道：“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至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明皇杂录》卷下）治史严谨的《资治通鉴》也取了这一说法，称杨国忠对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所谓“税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结局、归宿。也就是说，杨国忠对政治的态度，就是把政治看做一种赌博，谁知道结局如何，既然最终不能青史留名，还不如现在就胡作非为。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政事不过是他随心所欲的玩物。例如，他按候补官员的长相任命官职，竟然让一个大胡子去主政湖州。这种胡来，使杨国忠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也断送了玄宗的政治生涯。在杨国忠手里，唐王朝得上的是脑溢血并发心梗，当下就丢了命。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8）    暴发户式的“政治家”对政治的危害要比官僚世家明显得多，在世人心里激起的愤慨也要强烈得多。天宝年间，杨家得势，遭到了世人的严厉抨击。但平心而论，杨家的罪恶主要表现在生活的奢侈浪费、竞相豪华方面。他们对国家与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风气上，而不是统治权力的运用上。除杨国忠一人，杨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没有在政治上的志向和作为。特别是虢国夫人和韩国夫人，纯粹属于那种凭借自己的美貌过分炫耀的浅薄女人。她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依赖玄宗的宠信和放纵收受贿赂；向皇帝说一说某人的好话，乘机谋点私利；给皇室子孙当几次媒婆，抖落一下“三姨”、“八姨”的威风。    有意思的是，对李林甫的责难，主要来自于他死后的官场；而对杨国忠及杨氏家族的责难，则在杨家权势正隆的时候就已爆发。而且，对李氏的责难还近于说理，对杨氏的责难则全部情绪激昂。我们难道能够全然肯定，对杨氏的责难都是正义的呼声，丝毫没有掺杂阿Q式的“我为什么不能”情绪么？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人们对李林甫式的政客不满，往往期待以激烈的变革来清除这种政客造成的慢性溃疡。但是这种变革，却在多数情况下会把胆大心黑、精明强干又不择手段的流氓扶上台。这种“造反派”替代“老干部”后，除了少量“流氓”可以努力转变为“绅士”实现稳定外，多数暴发户类似于杨国忠式的行径，会使各种隐含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人们可能又会怀念政客时代的圆滑和章法，而忘了他们对制度体系的侵蚀。任何组织，一旦执政者陷入了这种政客和流氓的交替循环，就有可能每况愈下每下愈况，说万劫不复是有所夸大，但要跳出这种循环则需要漫长的历程。    朱元璋严刑酷法的偏失    ——性恶论和小人得志    相信“人性本恶”的假设，势必走向丛林世界。以性恶论为前提设计制度，最终肯定走向韩非和秦始皇。    在现实生活中，“小人得志”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历代统治者常常把“近君子，远小人”作为用人的基本准则，但是“君子”总是十分稀缺，而“小人”却是屡见不鲜。那么，“小人得志”是怎样形成的呢？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绩可以作为一个引子。    朱元璋打击贪官污吏，最有名的是明初四大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所谓空印案，是朱元璋发现地方官员到首都核定钱粮收支预算时，都要带上盖有骑缝印章的空白文书，遇到户部驳回，随即用空白文书改正。朱元璋怀疑其中有弊，处死了所有地方衙门在空白文书上签字的官员和主印官员。所谓郭桓案，是朱元璋怀疑户部侍郎郭桓贪赃，刑讯逼供，牵连到六部多数长官，几乎把中央各部门侍郎以下一扫而光。当滥杀无辜引起普遍不满时，朱元璋又处死了办案人员以平民愤。所谓胡惟庸案和蓝玉案，是以谋反罪处理了一大批文武开国元勋。这几次大狱，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捕风捉影、借题发挥，但也确实震慑了官吏队伍，保证了吏治的清廉。    在严刑酷法的威胁下，官吏战战兢兢，唯恐身家不保。“严打”高潮时，官员上朝，先与家人诀别，晚上回来，则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洪武年间曾任右佥都御史（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的严德岷，至宣德年间谈起往事仍心有余悸，说：“先是国法甚严，仕者不保首领，此敝冠不易戴也。”（《明史·严德岷传》）人们为了保命，不得不顺从上意。好一点的官吏，提心吊胆，诚惶诚恐，凡事墨守成规，唯求避祸；阿谀奉承之流，则曲迎上意，看风使舵，甚至助纣为虐。“严打”的结果是士大夫的骨气被一扫而光。朱元璋本意是要建造一支清白干净的官吏队伍，结果却使身边重用的人多数都是龌龊之人。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19）    朱元璋的失误，在于过分迷信刑法的威慑力。之所以迷信刑法，是出自“性恶”的假设。正是“性恶”假设，引导人们走向“小人”境界。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把“性恶”假设奉为圭臬。    中国很早就产生了针对人性假设的争论。先秦的孔子主张“性相近”，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告子主张性无善无不善，公都子主张性有善有不善，争论得一塌糊涂。后来的治理者，无非是在这二者之间搞平衡。对于多数帝王而言，在思想上还可以倡导一下“性善”假设，以作为推行仁政的理论基础；而在现实中大都偏向于“性恶”假设，以防范草民百姓的为非作歹。这种貌似矛盾实则一致的立场，用一句俗语就可以说清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朱元璋则是少量绝不相信性善、坚决相信性恶的帝王之一。在他的眼里，所有人都是恶人，尤其是官场中人，“无官不贪”、“尽皆赃罪”。所以，除了以严刑酷法惩治，别无他法。这一思路，实际上就是一种“你恶，我比你更恶”的威胁。这种威胁充其量只能压抑恶，却不能弘扬善。今天，不少学者强调，法治社会就是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对于这种论调，我们暂不进行长篇大论的学术考究（这种考究在学术界已经有人做得相当深入），只强调一句——如果把法治建立在“性恶论”的基础上，最终在理论上只会接近韩非，在实践上则靠近秦始皇。    以“性恶论”为基调来设计制度，处处离不了防范和制约。而任何制度体系，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旦把这种防范发挥到极致，最终的走向就是朱元璋处理“四大案”的做法。因为“一放就恶”，小人嚣张，只好严管；“一管就假”，君子不屑，还是小人得志，只得严上加严。稍有松弛，前功尽弃。淘汰的多是正直好人，小人借机扶摇直上。黄钟毁弃、瓦釜轰鸣的悲剧，只得重复上演。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第十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正是对这一问题的逻辑分析。    “性恶论”导致小人得志的途径是多方面的。首先，小人善于揣摩上意——你不相信任何人，我就跟着你的思路走。君子的一大特点是不会人云亦云，而小人的脑子则“进化”到了宠物状态。君主不相信其他人，但不能不相信自己，所以对那些完全顺从自己的，自然要另眼看待。当然，宠物有时也会讨人嫌，但这种讨嫌绝不是对抗。所以，小人往往能进入“自己人”的圈子，而“君子不党”则会被疏远。其次，小人善变——上面一变，这种人马上就变，而且变起来面不改色心不跳。君子变起来相当困难，一般会坚守自己的信念；即使非小人非君子的常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总会迟疑或脸红；小人则没有这种心理障碍。这种揣摩功夫和善变行径，归根到底，在于小人没有底线约束。契诃夫的《变色龙》，就是这种人的写照。在这种环境下，即使常人还保持着某种善意，坚守着某种底线，最后也会被迫走到《一个小公务员之死》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除了向小人靠拢，没有任何良策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常人为生活所迫，为压力所屈，为外界所扰，为内心所苦，除非是归隐山林，在不甘心抑或不情愿的无奈下，也都会多多少少沾染上一点小人习气。史海管窥 第二部分 掌故背后的智慧（20）    究竟是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催生了“性恶论”，还是“性恶论”培育了小人？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暂且不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性恶论”和小人得志是互相促成的。    在管理学中，我们起码应当认识到：没有必要的信任和道德自律，就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契约关系。正如《联邦党人文集》第55篇所言：“过分热衷于这种思想的自由的真诚朋友（即相信人性皆恶——引者注），并不知道他们给自己的事业造成的损害。因为人类有某种程度的劣根性，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慎重和不信任，所以人类本性中还有其他品质，证明某种尊重和信任是正确的。共和政体要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加以这些品质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当中某些人的政治妒忌所描述的图景与人类特性一模一样，推论就是，人们没有充分的德行可以实行自治，只有专制政治的锁链才能阻止他们互相残杀。”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张灏，曾经引用莱努·尼布尔（ReinholdNiebuhr）的话，把这一思想概括为一句：“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成为必须”。    那些想当然地认为西方的法治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朋友，不妨认真读读《联邦党人文集》。你会发现，对小人作恶的防范，恰恰建立在信任、忠诚、德行和荣誉的基础上。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制度好就好在假定官员是恶人。这真是个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误解。如果真正了解美国，不难发现，美国人对普通百姓，甚至包括陌生的外来人，并不是十分警惕的，而是有一种近乎本能的信任。而仅仅在对待官员及其他一切执掌公共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舆论权力）的人，才有一种发自天然的不信任。他们相信人可以为善，甚至本性就是善的；真正为恶的是权力，而不是作为官员的人。所以，他们的制度是“治官不治民”；而专制王朝的制度，则是“治民不治官”→“治小官不治大官”→“治大官不治皇帝”的逻辑延伸。弄清这一点，才能把握性恶论与小人得志的关系。    管理者需要时刻牢记，如果坚持性恶论，那么狡诈可以被解释为“智慧”，背信弃义可以被等同为“识时”，狼狈为奸可以被看做“双赢”，掩耳盗铃可以被视为“素质”。那些从古代智慧中寻找这种治人秘籍的所谓学者，恐怕需要猛醒；那些在现实经营中以不信任作为管理前提的实干家，恐怕也得反思。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ISchiller）曾在《心智管理者》（TheMindManagers）一书中说：“人性被看成是什么样的，最终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并不是因为人类不得不那样行事，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被期望着那样行事。”    另外，还需指出的是，“性恶论”假设绝不能与“经济人”假设画等号。诚然，“经济人”强调利己，但利己不等于性恶，这需要另文阐释。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把他人全都当作坏蛋来提防，最后只会导致社会交往的成本越来越高。到小卖部去买包烟，你只能假定对方不骗你，否则，你要不就压根儿别买烟，要不就得用录像机把整个交易过程录下来。但这样做划算吗？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如果你的录像没人相信，或者看了你的录像的人颠倒黑白，硬说你是用软件编辑后在讹诈，你还得给录像做公证。几个回合下来，首先发疯的肯定是你。如果你去医院看病，心里却想着医生肯定坑你，那你就得处处小心、步步防范；同样，医生看见病人，就假定他是来搞讹诈的，那就得事事提防，问话都得小心翼翼。最后的结果，是把能治之病搞成不治之症。有些所谓“维权”，最终吃亏的恰恰是在不信任的气氛中耽误了治疗的病人。由此，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制度是用来约束权力的，还是用来约束人本身的？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文化思考的表与里（1）    康熙为何恢复八股考试    制度的兴废更替，必须建立在对制度内涵有深入掌握的基础上，而不能被表面的“有用”或“无用”所迷惑。    清朝康熙即位时只有8岁，还是个孩子。遵循顺治的遗嘱，四位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这四位大臣都是马背上打出来的战将，尤其鳌拜，纯粹是赳赳武夫，崇尚强弓硬弩，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对于文绉绉的八股考试，他们并不打算弄清其中的奥妙，只是直观地看到八股的无用。于是，在他们的主持下，科举考试改革取消了八股文，改用能够直接反映治国能力的策论（即政策性或对策性的论文测验）。    康熙是一位深受传统典籍熏陶的帝王，在文化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亲政后，他立即取消了四位辅政大臣的改革，恢复了八股考试。中国历史上出色的统治者，都明白治理天下不能仅靠武力、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道理，康熙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治国水平上，康熙要远远超出四大辅臣。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疑问：康熙为什么会对遭到多方抨击、明显无用的八股考试情有独钟？再进一步，八股考试真的无用吗？引申到管理问题上，我们应该怎样区分制度措施的无用和有用？    八股无用之说，主要是针对这种考试格式要求近乎苛刻且远离社会现实而言的。但是，格式规范是不是就禁锢了创造力？远离现实是不是就缺乏治国能力？批评八股的人，是因为洞察八股的弊端而发难，还是因为吃不上葡萄发酸水？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追究的问题。（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参考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其中对八股的利弊有较为深入的论证。）    在人才的选拔上，四大辅臣追求实用而取消八股，康熙则将看似无用的八股重新恢复，其用意要比单纯追求实用高出一筹。选人用人，如果过分功利化、实用化，效果不一定好。八股考试的长处，在于维系统治思想，测验智力水平；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弊端，但比立竿见影式的实用技能考察更能满足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这对我们今天的用人与管理不无启示。比如，选拔人才的考察标准和考察方法，了解其责任心、毅力、坚韧程度，恐怕比是否掌握某种技术更重要；弄清楚他的为人和操守，恐怕比某些等级考试证书更本质。    西方的公务员考试起初也十分重视技能，但是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美国国务院在选拔驻外联络官时，严格的知识与能力考试并不能保证录用者的胜任。哈佛大学的麦克利兰（D*idC.McClelland）通过广泛调查和研究，发现了这种考试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冰山模型”，认为浮在表面而且容易被感知和测量的知识与技能，实际上并不是决定业绩的主要因素；真正决定业绩的，是水下看不见的自我形象定位、潜在特质和动机等因素。所以，考试能否有效，不在于追求表面的有用，而需要检测内在的素质，于是，他设计了一套新的素质测评方法。如果撇开时代差别，麦克利兰的这一观点和方法，同八股考试有逻辑上的暗合之处。    八股已经成了历史，但康熙的举措却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制度变革的过程中，最省事的方法就是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简单地否定不一定能产生出更好的替代制度，反倒有可能阻断制度的自然演化式改进。事实是，即便是精心设计出的新制度，表面上看来似乎比旧制度优越，但由于尚未在现实中“磨合”，很有可能潜藏着另外的问题。当一个制度存在明显弊端时，作为管理者，必须考虑能不能找出更好的替代性制度。如果没有合适的替代品，对不起，旧制度还得用。最糟糕的是，急急忙忙把旧制度否定了，而替代制度的实施效果有可能更差劲。新制度可能在一些方面克服了旧制度的缺陷，却在另外的地方造成了更大的弊端。一味守旧固然不可取，但火候不到的“创新”往往会造成反复甚至倒退。那种对历史经验视而不见的“一张白纸”式说法，主观上是想创造出“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实际效果却很有可能是大煞风景的拙劣涂鸦。国家也好，公司也好，都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文化思考的表与里（2）    当今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是一个浮躁飞扬的时代，是一个急急匆匆的时代。在这种转型中，人们往往看重破旧立新，而忽视传统承继。殊不知，欲速则不达。管理者需要在制度变迁和替代中保持冷静的头脑。    孙嘉淦谈“三习”    耳习于阿谀奉承，目习于奴颜婢膝，心习于乾纲独断，那就会小人当道。如何战胜“三习”，既是对领导人的挑战，更是对制度的挑战。    中国自古一直有着君子小人之辨，历代政治家也总是不断强调“近君子，远小人”。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小人往往扶摇直上，君子则会受到或明或暗的排挤。许多人因此痛骂小人，但却忘了一点：败家子弟是父母娇惯“训练”出来的，小人当道是上司喜欢“栽培”出来的。    清代有个大臣叫孙嘉淦，康熙末年考中进士，任翰林院检讨。雍正即位，为了表现皇帝的宽宏大度和励精图治，下令让大臣上疏议论朝政。孙嘉淦上疏提出三项建议：“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雍正一看，勃然大怒。众所周知，雍正的帝位来历有点不明不白，尤其是雍正兄弟之间的骨肉相残，更是私下非议的谈资。而孙嘉淦的建议首条就是“亲骨肉”，这不等于直接揭雍正的疮疤？雍正看到奏疏，当然怒不可遏，对大臣言：“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在旁边伺候的大学士朱轼，看见雍正很生气，很严重，于是缓慢迂回做答道：“嘉淦诚狂，然臣服其胆。”（《清史稿》卷303《孙嘉淦传》）这一下，雍正回过味来了，想了一会儿笑着说：“朕亦且服其胆。”此后，孙嘉淦一直受到重用。说起来，雍正在清代的皇帝里心胸不算开阔，但如果他真要同孙嘉淦斤斤计较，孙嘉淦也就没有了后来的建树。    到乾隆登基，孙嘉淦已经是朝廷重臣，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吏部侍郎，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检察长兼中组部常务副部长。面对刚刚上台的新皇帝，他板起一副前朝老臣的面孔，结结实实把乾隆教训了一顿。这顿教训，就是很有名的“谏三习疏”。    《清史稿·孙嘉淦传》完整记载了“谏三习疏”的全文，原文太长，大意是：哪怕皇帝仁孝诚敬、明恕精一、殚精竭虑、剀切周详，也要防患于未然；即便心无不纯、政无不善，也要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因为政治的*是不知不觉的，极盛之时肯定有不能察觉的隐患弊端，一旦显露，就会积重难返。而这些隐患，最主要的就是“三习”。    所谓“三习”，首先是“耳习”，即听惯了“皇上圣明”的称颂。“主德清则臣心服而颂，仁政行则民身受而感，出一言而盈廷称圣，发一令而四海讴歌，在臣民本非献谀，然而人主之耳则熟于此矣。耳与誉化，非誉则逆，始而匡拂者拒，继而木讷者厌，久而颂扬之不工者亦绌矣。是谓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    其次是“目习”，即看惯了下面的唯唯诺诺。“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则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盻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此在臣工以为尽礼，然而人主之目则熟于此矣。目与媚化，非媚则触，故始而倨野者斥，继而严惮者疏，久而便辟之不巧者亦忤矣。是谓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    再次为“心习”，即总觉得自己掌握着真理。“敬求天下之事，见之多而以为无足奇也，则高己而卑人；慎辨天下之务，阅之久而以为无难也，则雄才而易事；质之人而不闻其所短，返之己而不见其所失。于是乎意之所欲，信以为不逾，令之所发，概期于必行矣。是谓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文化思考的表与里（3）    三习一旦形成，就会生成一弊，“喜小人而厌君子是也”。“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课事考劳，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主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入耳，谛观之而其颜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可胜言哉？而揆厥所由，皆三习为之蔽焉。治乱之机，千古一辙，可考而知也。”听惯了阿谀奉承，君子的直言不讳难免会令人讨厌；看惯了奴颜婢膝，君子的耿直刚正难免会让人难受；行为上习惯了乾纲独断，君子的抗命不从难免会使人恼火。三习既成，下属就会知之而不敢言，言之而不能听，刚愎自用，自毁根基。久而久之，衰败就不可逆转。尤其是小人的灵巧、揣摩、迎合、投其所好，更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所以，一不小心，小人就会占了上风。    即便皇帝励精图治，如果自以为是，那么最后也会日积月累走向反面。“虽敛心为慎，慎之久而觉其无过，则谓可以少宽；厉志为勤，勤之久而觉其有功，则谓可以少慰。此念一转，初亦似于天下无害，而不知嗜欲燕安功利之说，渐入耳而不烦，而便辟善柔便佞者，亦熟视而不见其可憎。久而习焉，或不自知而为其所中，则黑白可以转色，而东西可以易位。所谓机伏于至微而势成于不可返者，此之谓也。”    尽管孙嘉淦讲得如此透彻，但是乾隆并没有真正听进去。乾嘉之交，成为清朝盛衰的转折点。孙嘉淦死于乾隆十八年，谥号文定。如果他活得长久一些，按照他的脾气，说不定也会因为“恶毒攻击”给自己招来祸殃；即便噤声，也会看到和珅之流的春风得意。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在一定程度上都同“三习”有关。从西周的强调殷鉴，到魏徵谏唐太宗的“十渐不克终疏”，再到清朝孙嘉淦的抨击“三习”，应该说，同样的道理已经在历史上反复说过无数次，但是古代王朝一直未能跳出“周期律”。这一方面说明，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和克制在治理国家中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仅仅依赖这一路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习”问题。“载舟覆舟”也罢，“两个务必”也罢，都是一种不具有长远效应的警示。当代哈耶克所著《通往奴役之路》专门探讨了“为什么最坏者当政”的问题，可以给人们以另一种启发。    “指东打西”的管理效应    很多政策举措，表面的指向和内涵的指向是不一样的。管理者必须弄清其真实含义，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满族入关后，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冲突问题。在“满汉之分”、“华夷之辨”的思想影响下，江南汉族才子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康熙即位之初，在辅政大臣鳌拜的主持下，对江南士人施以颜色，理由却不是“华夷之辨”，而是清查赋税，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典故。    本来，在古代拖欠税银是惯例，所以几乎家家都拖欠税银。而鳌拜清查拖欠赋税，用意其实也不在财政，而在政治。在这次“税政风暴”中，清廷下令只查缙绅，即具有秀才以上功名头衔的人。凡是有拖欠者，“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任缙绅概行降调”，有意要杀江南士人的威风。这一查发现，苏松常镇四府，有功名的欠税者多达13517人，这些人全部被取消功名，其中三千人交刑部议处。顺治十六年的探花，时任翰林编修的叶方霭，家中只欠一厘，折算为制钱只有数文，上书求情，朝廷不理，照样革除功名，降调职务，被贬到上林苑任蕃育署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放到国家植物园管育苗。江南名士，被牵连到这一案的，还有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人。于是，就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实际上，清查赋税云云不过是一个借口。朝野无人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收拾这批读书人，是杀鸡给猴看。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文化思考的表与里（4）    十几年后到了康熙十七年，国内大势已定。这时，朝廷需要的是笼络文人。形势不一样了，政策也就不一样了。于是，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以撰修《明史》为由，专门举行了一次特别科举，开博学鸿词科，并钦定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为《明史》总裁。科举取士在古代是国家大事，非常隆重，按道理，应该十分严肃才对。但这次的特殊考试却十分蹊跷，根本不按常规衡量文采，而是按照在社会上的名气大小强行网罗在野士人。当局极力要把当时闻名海内的几位大学者拉来，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和傅山。顾、黄坚辞不就，加上有顾炎武的外甥在朝中罩着，也就罢了。陕西的李颙和山西的傅山则比较难堪，他们被地方官用床板硬抬出来应试，这二位甚至以绝食和自杀抗争。被强制参加考试的50个人，其中虽有希望借此机会飞黄腾达者，但持对抗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如有十几人拖到晚上还故意不完卷，名士严绅孙竟然只写了不到题目规定内容的三分之一（一赋一诗，赋未作，诗20韵只完成8韵）。施闰章的应试诗，用了犯忌讳的“清夷”结句。按照他们的水平和文才，连题目都做不完显然不合常理。但这些毛病皇帝一概不计较，50人全部高中，而且齐入翰林院，实在不愿当官的几位，以年老为由授予内阁中书衔准予回籍休养。显然，这种考试依然是指东打西，强行拉人考试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答卷也是走走过场，只不过是借机传递出朝廷政策变化的信息而已。    在中国，这种指东打西的方式十分普遍。或者甲罪乙治，如上述清查赋税；或者千金市骨，如上述特科考试。总之，表面的理由和实际的内涵并不一致。中国成语中，这种方式非常多见，如指桑骂槐、李代桃僵、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类。对此，我们不妨问一句“为什么”？    “指东打西”的行为逻辑，隐含的是中国传统中的“正名”习惯。不过，这里的“正名”不是追求名实相副，而是给不那么光彩、不太好明说的目的和手段安上一个堂而皇之的名分。在上例中，清朝刚入关时，统治者在“华夷之辨”的道理上，是讲不过那些江南文人的，但处治你拖欠国家赋税，则堂堂正正，具有充足的理由。而当统治者要放下身段，求得汉族士人谅解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像当今的澳大利亚总理那样向当地土著正式道歉，所以就以冠冕堂皇的开科举士来传递这一信息。说白了，“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这其实是历代统治者的老花样了。例如，明朝的东林党争中，阉党抓捕东林名士杨涟和左光斗的理由竟是“贪赃受贿”。清朝一入关，这套把戏就学了个十足十。洋人刚刚开始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了解这种民族心理，所以碰足了钉子。就拿英国人来说，从乾隆时期的马戛尔尼访华一直到撒切尔夫人时期的香港问题谈判，都在类似的问题上栽了跟头。    “指东打西”的做法，在管理中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尤其是对一些不方便公之于众的政策变化，能够有效地传递出相关信息。但是，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更多。因为它的效果来自于当事人的理解，如果当事人不理解其中包含的真实信息，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对话，还会造成新的矛盾，甚至带来“无中生有”的冲突。即使当事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也会因为这种方法的“名实不副”而产生抵触。假如一个老板惩戒了一个违纪的员工，而当事人和其他员工都为这个被惩戒者抱屈，认为老板是甲罪乙治式的“找茬”，那么这个老板的威望就会大打折扣。再如一个上司，给一个业绩并不那么卓著的部属高额奖励，最好的效果也不过是能够激励这个部下对上司形成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对事业发展不会起到推动作用。    因此，“指东打西”在管理中必须慎用。说到底，“指东打西”的内在不足是名实不副。正常的管理，应该力求做到名实一致。一旦名与实存在不一致，那么这种不一致程度越大，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越高。只有当部下认为你的“指东打西”是出于好心和善意时，才有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孟子所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1）    太平天国的科举和皮毛关系    是用读书人装点门面，还是真正以知识立国，差别极大。有时候，古香古色的红木家具缝隙里，填充的是几千年的烂泥。    史学界曾经有一些文章高度赞扬太平天国的科举，并把这种科举作为农民起义军重视知识分子的例证。实情究竟如何，值得探究。    洪秀全的文化功底很差，有一点就可以证明，他从14岁到30岁考了四次，却连个秀才都考不上。在清朝科举的序列里，秀才只是起点，距离举人和进士还有十万八千里。用现在的话来说，洪秀全就没考上正规学校。如果仅是一两次考试失败，尚可说纯属偶然，而他却连续四次根本连门都没有入，只能说明他文才不济。后来他写的那些诗，叫顺口溜还差不多，称为诗实在有辱斯文。当今某些史书笼而统之说洪秀全“科举不第”，不过是为了歌颂农民起义而抬举了他。当然，洪秀全确实有走科举道路的意向，但连科举的边都没有沾上这一事实，实际上是他不能对人言说的隐痛。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洪秀全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有那么一种深深的敌意。    太平天国起事后，确实举行过科举。然而仔细一推敲就会发现，太平天国的科举，根本就是一场闹剧，另一角度看则是一场悲剧。不少史书文章对这种科举的赞扬，与宣传秦始皇重视知识分子的口径无二。    历史上，太平军占领南京后，需要用文人帮助统治，更确切地说，是需要文人装潢门面，所以，他们确实进行了科举。但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科举呢？在南京首次开考时，告示竟说：通文墨而不应试者，斩首不留。这显然不是重用知识分子的架势，说凶相毕露也不过分。即使如此，偌大南京，被刀剑驱逐到考场的，不过五十多人。其中还有一些在试卷上故意痛骂发泄，以求一死者，如郑之侨、夏宗铣等人。其后的几次科举会试，是为庆祝诸王的生日举行的，根本与治理国家无涉，只是一种新政权的装饰点缀而已。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也曾举行过科举，考试题目是《大顺定都西京赋》，一眼就可看出，李自成需要的是歌颂新时代的阿谀奉承，并不需要治国理民的真知灼见。虽然这种科举没有为国求才的性质，但还没有到动用刀枪逼迫的分上。太平天国用刀剑驱使的科举，则连李自成式的科举都不如。如果说这就是重视知识分子，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太平天国的科举不值得一提，不过，其中反映出了某种社会心理。在中国，大老粗既害怕知识分子又看不起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有传统的。唐末的黄巢与尚让，在长安建立了大齐政权。有些读书人不服气，于是，在尚书省南门上冒出了“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的诗句。黄巢看见大为光火，一口气杀了全城三千多儒生。即便是取得了政权的刘邦和朱元璋，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也无例外。刘邦尊崇儒者，是从摆脱“草根”情结开始的。此前，儒生的帽子不过是他的溺器。朱元璋则以坚持“草根”情结为荣，所以这种敌视知识分子的心态也最为顽固。据说，洪武年间印制纸钞，由于纸质不好几次都失败了，导致朱元璋做了一个梦，梦见只有用儒生的心肝做祭品才能印好纸钞。于是，这位大老粗皇帝真的打算杀几个人。马皇后听说后劝解道：库房里积压的历年科考的卷子，就是儒生的心肝。一语提醒了朱元璋，下令把这些卷子打成纸浆，果然，这次印钞成功了。这个故事真假暂且不论，但足以令读书人心惊肉跳。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2）    一方面是对读书人的尊崇，另一方面是对读书人的敌意。这种悖论式的传统值得进行社会学研究。不管是尊崇还是敌意，对于民间来说，读书人向来是被视为“异类”的，不是神化就是鬼化。神化暂且不谈，在鬼化方面，最常见到的是呆傻化渲染。自古民间广泛流传着讽刺秀才相公的种种笑话，像“傻女婿”、“酸秀才”之类，把读书人说得极为不堪，就是这种另类心理的宣泄方式之一。电影《刘三姐》就是一个例证。因此，毛泽东关于“脚上有牛屎”的农民最有文化、书读得越多越蠢等说法，确实有它的社会基础。    当然，异类可能遭到打击，也可能得到“重视”。不过，这种“重视”同打击是相辅相成的。当年知识分子备受摧残的年代，也不乏“重用”的事例，梁晓、初澜、罗思鼎、石一歌等历历在目。告别了*，知识分子开始扬眉吐气，但是，“异类”的影子依然存在。所谓“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不过是说说而已。如果真是“一部分”，就不用挂在嘴边了。如果一个人整天指着自己的一条腿对别人说这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那这条腿十有*是假肢。所以，中央首长探访季羡林、钱学森，不等于重视知识分子就落到了实处。提拔干部看文凭，更不等于尊重知识。即便是企业经营，如果董事会与技术部门互相视对方为异类，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当一个总经理以自己从基层摸爬滚打取得成功为荣，转而对“科班”满脸不屑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制造出“类”的隔阂。用读书人装点门面，还是真正以知识立国，差别极大。有时候，古香古色的红木家具缝隙里，填充的是几千年的烂泥。    正是由于异类问题，中国传统的文人，作为一种无根之“毛”，总是要拼命把自己黏附在某一类的“皮”上，力求变成同类。比较多见的，是向庙堂靠拢；比较少见的，是向江湖或者山野靠拢。一旦所谓的知识分子，看到领导学说有如古代的文人捧上圣旨，盼望领导指示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那么，不管这些人得到多么高的重视，这个社会肯定没有知识的立足之地，得志的不过是叔孙通之流。而一旦皇恩不能泽及或者遭到杀戮威胁，即便是孔子的后代，也会携带诗书投奔陈胜。    “洋科举”和文化研究的误区    在浩瀚的史料中，不乏“洋科举”之类的记载。即便是真实史料，也存在如何择取的问题。只有回归理性，才能从历史中找到对今日管理的启示。    如果说，太平天国的科举，反映了大老粗和知识分子的某种关系，那么，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中的洋科举传闻，则反映了中国人的某种文化观。    我们有不少人总是用神秘的眼光看洋人，但同时又对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深信不疑。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欧风东渐之时，我们总是要找出西方某一先进事物的中华之源。如“老子化胡”、声光化电源于墨子等等。最有意思的是，我们还创造出了“洋科举”的神话。    鸦片战争中，英国人占据了定海，随后，就有了英国人在定海开科取士的传闻。“庚子秋，闻逆夷酋长在定海开科，应试得四十馀人，只剔去未完卷之人，馀皆中式。题系‘中天下而立’二句。榜发后，饬各生领旗匾银，每各领到数百元，酋长悉请入船，带见国王，当即往粤东而去。”（刘长华《鸦片战争史料》，见《鸦片战争》第3册第147页）说得有鼻子有眼，有考试题目，有参考人数，有发榜赏赐程序，好像真的一样。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3）    到八国联军入京时，又有洋人开科取士的说法，这次传得更神，而且同赛金花和瓦德西的暧昧关系相结合。据传，是赛金花给联军司令瓦德西进言，而瓦德西欣然采纳。赛氏言，“满清搜人材，在八股试帖，将相于斯出焉”。“瓦乃于金台书院考试，学期悬榜如昔，文题‘以不教民战’，诗题‘飞旆入秦中’。试日，人数溢额，瓦为评判甲乙，考得奖金者，咸忻忻然有喜色。”（柴萼《庚辛纪事》，《义和团》第1册第318页）科举的地点、时间、题目、等次一应俱全。甚至题目都和时事相扣，文题批评了清朝用义和团作战的失误，诗题竟然直指两宫逃亡到陕西，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批驳这些资料的不真实不可信是简单的，只要稍微具备一点关于科举和晚清史的常识，就能看出其中的伪造痕迹，多少受过点学术训练，就能写出遵循逻辑的辨伪文章。但问题在于，这种明显的漏洞百出的编造，竟然使今天的一些学者深信不疑。有些学者尽管不大相信，但是为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为了承继“以华化夷”的传统，仍然在引用这些资料。这种选择史料的心态，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不要说上述史料很容易就能看出伪造痕迹，即便是真实的史料，如果取舍不严谨，照样会把人们引入歧途。鸦片战争中的“三元里抗英”事件，英军死伤到底是多少？“平英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有些著作，为了“弘扬爱国主义”，长期对那些不确切的资料引用不误。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5年）一书第四章对三元里抗英的资料梳理和考察。    过去史学界有一种很不地道的做法，叫做“以论带史”，从而导致了非常普遍的有色眼镜式的史料选择。比如，对古代的地租和赋税，过去往往选择那些最能体现阶级压迫的数据和资料，而忽视资料的分布比例和代表面，似乎每个王朝都是“残酷压榨”，看不出不同朝代的赋税轻重之别。对古代的科技成就和生产成就，为了“突出”历史上的辉煌，不惜过分拔高，在已经溢美的赞扬上再夸大其词，例如宋代的“亩产千斤”。对农民起义的有关资料，过去的选择有某种隐恶扬善取向，对某些残暴血腥现象避而不谈，例如，人们多数不知道，黄巢曾经开过“人肉作坊”制造军粮，李自成也曾大肆抢掠。至于在中外关系上，这种问题更为常见。许多学者试图打破“欧洲中心论”，但如果搞出一个“中华中心论”来，在逻辑上自己打自己，岂不滑稽？    如果挖空心思找中国传统文化的“先进性”，我们满可以说：所有西方的新鲜玩意儿，都是从中国传去的。不但过去有老子化胡，而且现代西方在物理学上出现的量子力学，那是从太极图学去的。玻尔的徽章，那是用中国的“阴阳鱼”设计的。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才引导人们发现了微观世界的夸克。甚至连美洲的“印第安”，都变成了中国商朝人的问候语“殷地安”。再进一步，我们不妨说，《西游记》中的“洞中方数日，世上已千年”，正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时空转换。这样的历史研究，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不以西方为圭臬，是具有合理的学术意义的，但以西方作为参照系，则是历史眼光所必需的。否则，在批判“西方洋奴”的同时却培育了“东方不败”，在批判西方优越的同时却养成了唯我独尊，就会陷入某种迷狂。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4）    许多学者言之凿凿，西方的文官制度起源于中国，但是，有几个人认真耙梳过相应史料，找出这种说法的根据来呢？当然，要找出一点传教士介绍中国科举的资料并不难，难处在于搞清楚这些传教士乃至启蒙学者的介绍究竟对西方产生了多大影响？    只有清除了类似“洋科举”式的学术谬误，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读历史，需要看到的是理性的启迪，而不是寻找出快意恩仇的飞刀。从历史角度反思管理，更需要跳出“洋科举”的误区。否则，“中国式管理”就会使人发昏。有一句比较极端的网络言论，抱歉查不出是谁说的，引用如下：“如果炼金术可以和现代化学平起平坐，如果用易经原理可以编写计算机程序，那么，中国式管理就是成立的。”话虽然极端了一点，但却不失为一种警示。    左宗棠和樊增祥的故事    ——“学历”的用处    学历对个人有用，才干对社会有用。如何把二者统一起来，是历代没有解决好的管理问题。    从中国有了科举制开始，“功名”便成为读书人的头等大事。“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中国人好面子，官当得再大，学问再好，如果没有个进士头衔，总是一块心病。晚清名人左宗棠，就因这块心病，引起了一桩波折。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考中进士，只是个举人出身（道光十二年中举）。这就有点像今日的高级官员头上没有戴过博士帽一样，总觉得是一种遗憾。当然，举人也可以当官，然而，同进士出身相比，差别不啻天壤。从明代开始，举人任职，只能在边远地区的穷山恶水；进士任职，则是紧要繁冲的肥庾膏壤。举人政绩再出众，只能艰难地在仕途上跋涉；进士只要镀点金，三跳两跳就进了中枢。因此，举人当官，总感到气短。    左宗棠才能出众，以卧龙自比，恃才傲物，然而作为举人，不可能直接当上大官。特别是他的性格，与谁也不能共事，一头典型的“湖南犟驴”。幸亏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慧眼识英雄，将其聘为师爷。按照清代的规矩，官员对师爷都十分尊敬，待以宾礼。然而，师爷没有任何官场身份，只能在幕主的身后策划。不过，左宗棠不同于常人，岂能屈居于他人之下？骆秉章又十分信任他，对左宗棠言听计从，把一切政务都交给他处理，自己乐得当甩手掌柜。左宗棠也就当仁不让，颐指气使，俨然成为不是巡抚的巡抚。甚至连左宗棠代拟的巡抚奏折，骆秉章连过目都不过目就直接发给朝廷。巡抚手下大员向骆秉章请示汇报，骆秉章干脆让他们直接询问左师爷。    但左宗棠这样专横跋扈，操持省政，很快遇到了麻烦。清代的规矩重文轻武，只要是文人都看不起武官。进士看不起举人，举人则看不起总爷。左宗棠以举人出身，在进士面前觉得低三等，而在武官面前则觉得高一头。据刘成禺《世载堂杂议》记载，咸丰九年，署理提督、永州镇总兵樊燮有一次因事谒见骆秉章。骆秉章让樊燮直接去见左宗棠。樊燮见了左宗棠并不请安，惹得左宗棠怒气大发：“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汝何不然？快请安！”樊燮则以体制相抗，称：“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三品官也。”左宗棠看到一个丘八竟然敢顶撞自己，越发急了，起身就要踢樊燮，一边骂着：“忘八蛋，滚出去！”樊燮亦恼怒不堪，狼狈退出。不久，樊燮就被朝廷革职回了老家。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5）    左宗棠过于张狂，本来就人缘不太好，辱骂樊燮恰好给人提供了口实，使得骆秉章因此遭到“一官两印”的弹劾。朝廷令湖广总督官文密查，并指令道：如弹劾情状属实，对左宗棠如此狂徒，必须严办。执掌军机的肃顺，把这一奇闻告诉了门客高心夔，高心夔又转告了著名文士王闿运，王闿运再告于在南书房当值的郭嵩焘。郭嵩焘与左宗棠相交甚深，岂可不救？就请王闿运在肃顺那里想办法。肃顺示意找别的大臣保荐，他好借机说话。于是，郭嵩焘找了同在南书房当值的潘祖荫，由潘祖荫上疏力保左宗棠。疏中有“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句，另外加上胡林翼、曾国藩为左宗棠说话，肃顺顺水推舟，称“人才难得，自当爱惜”。结果，左宗棠因祸得福，被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湖南军务。自此，左宗棠开始飞黄腾达，很快成为封疆大吏。当然，左宗棠不忘潘祖荫的恩情，一直都以厚礼相送，仅仅每年冬天的“炭敬”一项，照例为一千两。潘祖荫是个金石家，左宗棠也就给他送文物古董。同治十二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还给受革职处分的潘祖荫送去了西周名器大盂鼎。    话分两头，樊燮被革职，愤愤不已。无端受左宗棠侮辱，无非是因为武官没有科举功名。自己没有希望了，就靠子孙为自己扬眉吐气。于是，他写了个木牌，称为洗辱牌，上面只有六个字——“忘八蛋滚出去”，供在祖宗牌位下。他不但让儿子看着这个牌位，而且让儿子穿上女装。“考中秀才进学，脱女外服；中举人，脱女内服，方与左宗棠功名相等。中进士，点翰林，则焚吾所树之六字洗辱牌，告先人以无罪。”以此激励儿子取得比左宗棠更大的功名。他的儿子樊增祥，果然没有辜负他的一片苦心，光绪三年考中进士，馆选为庶吉士，进了翰林院，外放后当过陕西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一直到署理两江总督。西北大学的前身陕西大学堂，就是樊增祥在陕西时主持兴办的。樊增祥出身武官家庭却成了一代文士，颇有诗名。辛亥以后，他作为名士，曾先后在湖北的督军府等任过职。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无论是左宗棠还是樊燮，“学历”问题都是一块心病。据说左宗棠执掌大政后，在他的手下特别重用举人而百般刁难进士。看来，“学历”确实有用，不然，人们就不会为它耿耿于怀。然而，“学历”和一个人的历史贡献并不一定成正比。仅仅过了一百多年，中国稍微有点文化的，几乎很少有人不知道左宗棠，但是，除非是专门学者，很少有人还知道樊增祥。在我看来，“学历”是对自己本人有用，而“才干”则是对历史社会有用。弄清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学历学位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陈宝箴批评李鸿章的启示    决策中的不同意见，必须立足于建设性，必须“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这样才不至于把不同意见变成打人的棍子。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人的奇耻大辱。堂堂天朝，号称“世界第三，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却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一时间，战局的主持人李鸿章成为众矢之的，国人皆曰可杀。异口同声，都认为李鸿章主战不力。    然而，在众多责骂李鸿章的声音中，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批评却与众不同，据陈三立的《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载，陈宝箴抨击李鸿章的，不是主战不力，而是不能死谏求和。“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死生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大臣均休戚，所自处宁有是耶？”就是说，身为朝廷重臣，明知实力和局势都不能打，然而，李鸿章却迫于舆论压力，不是以死相谏，而是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倚违两可，观望揣摩，屈从于主战派，把国家大事当儿戏，这才是李鸿章真正该杀的地方。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6）    应该说，在潮水般的“李二先生是汉奸”舆论中，陈宝箴一针见血，指出李鸿章犯的不是“汉奸罪”，而是“误国罪”，意义深远，足以引起决策者的借鉴。    甲午前夕，由于信息的不透明，国人了解到的局势，与当局者掌握的情况，相差不啻千里。在民众眼里，“中兴”多年，洋务有成，北洋水师声威在外，纵然打西洋没有把握，对付东洋日本还不是小菜一碟。而李鸿章心里清楚，北洋水师的这种声威，装门面可以，真正要打并无胜算。朝中主战的清流，以翁同龢为代表，心里何尝没有自己的小九九，表面慷慨激昂，真实用意是挟舆论之力从慈禧手里为光绪争权。尽管“内外言战者众”，但高涨的情绪代替不了武器的犀利，况且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还掩盖着派系的争斗和权力的角逐。李鸿章十分清楚，“海上交锋，恐非胜算”。但是，他又受不了那种站在道义高度上的求战压力，所以选择了做样子的战争姿态。要求北洋水师“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这种保全自己的心态，最终把北洋水师引上了绝路，也葬送了李鸿章的名声。    对于李鸿章的失误，后来黄秋岳的评价最为中肯：“盖义宁父子（陈宝箴父子），对合肥（李鸿章）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劫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花随人圣盦摭忆》）    商鞅变法时，采取的办法是把不同意见扼杀在摇篮中。而甲午海战时，采取的办法是屈从于脱离实际的主战呼声。二者看似相反，实出一辙。对于决策而言，能否形成不同意见的表达和评价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科学决策确实要重视不同意见，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要区分这种不同意见是建设性的还是对抗性的。反对意见不等于对抗，赞同意见也不见得就是支持。这里面的奥妙，恐怕只有熟悉中国国情的人才能洞察。前秦苻坚出兵征伐东晋时，忠心耿耿的苻融等人死力劝谏，而心怀鬼胎的姚苌和慕容垂大力支持，就是一例。甲午时的主战，唱主战高调的，有的出于忧国忧民的真情，有的则出于权力斗争的谋略，单纯的爱国热情与老辣的钩心斗角纠缠到一起，不是对决策的主角李鸿章形成意见上的辅助，而是要借助光绪皇帝的权威地位把李鸿章逼到死角。这样，对李鸿章主和的反对意见就不具有决策的参考价值，而是用来打他的棍子。这种企图置对方于死地的高调，堵死了用反对意见来改进决策并优化方案的通道。所以，现代的科学决策，首先要从不同意见如何表达做起。管理决策中，不同意见哪怕是反对意见的争鸣，必须是讲道理而不是对骂，是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或偏差而不是要置对方于死地。一旦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对抗状态，不同意见的积极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主战派占据了道义高地，这是决策中消灭不同意见的杀手锏。任何决策中，一种意见如果带上了“政治正确”的高帽子，就会改变决策的性质，“管理”就会被“政治”所替代。假如你辛辛苦苦算出来种苗比种草更划算，但对方如果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压过来，你就非输不可。假如你提出一个确实能够提高效益的新方案，但批评者是用“损害了广大群众的利益”来指责，那么你也会失去辩解说明的余地。所以，真正重视管理决策中的不同意见，要从“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入手。当然，如果决策内涵中本身就包含政治或者道德内容，则另当别论。不过，即便是政治性或道德性的决策，在不同意见的表达上，依然可以做到“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也就是说，内容是政治的或者道德的，但不同意见的表达却是说理的而不是用帽子压人的。对这一点，更需要细细品味。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7）    李鸿章确实有他的历史失误，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决策环境，不调整决策机制，那么，“李鸿章现象”就不会绝迹。看看下面李鸿章与德国首相俾斯麦的这段对话，更能了解当时的态势。“李之历聘欧洲也，至德见前宰相俾斯麦，叩之曰：‘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己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应之曰：‘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李鸿章曰：‘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良久曰：‘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梁启超《李鸿章传》）    对于甲午战争中的不同见解，有许多人总觉得主战的翁同龢大义凛然，比屈辱求和的李鸿章道德上更高尚，实际并不是这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史料，可以看出翁李二人的差距。戊戌变法失败后，翁同龢因推荐康有为而获咎，被革职“永不叙用”。翁同龢在自己的日记中百般委屈，声称他早就发现康有为心怀叵测，不敢往来。在日记中还要曲迎慈禧，以图再起。而同样赋闲的李鸿章，在康梁出事后也被人揭发曾资助康梁举办的强学会，遭到慈禧“有人参尔康党”的责问。李鸿章正言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在慈禧刚刚*变法之后，当着慈禧面坚持中国必须变法，坦然表白自己“实是康党”，这是要有点见识和勇气的。由此来看，翁同龢与李鸿章的人品差别，实不可以道里计。仅仅因为翁同龢主战的“政治正确”就把他捧上道德高峰，说明“政治化”和“道德化”不仅影响决策，而且更有可能导致对历史的误读和歪曲。    再进一步，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夕患得患失，比起曾国藩来又差了一大截子。曾纪泽曾经在慈禧召见时对答说，原来他以为大臣献出生命，就是忠臣的极限，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事例，说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竟比生命名声更重要。“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名声，以顾大局。”而这正是李鸿章没有做到的地方。在现实中，具有李鸿章能耐的人尚不多见，而具有曾国藩的胸怀者则更为罕有。即便有这样的人物，也会被高帽子逼上绝路。曾国藩“外惭清议，内疚神明”这八个自责大字，现今还不正在被我们某些学者用来作为诋毁他的“自供状”吗？    七七事变后，曾在喜峰口抗击日寇的张自忠以天津市长身份，不得不同日本人周旋善后，被舆论骂为汉奸，化装逃回南京时，差点被义愤填膺的学生揪出来杀了。为了洗清汉奸的恶名，张自忠以求死之心最后战死在枣宜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汉奸的恶名，把张自忠逼上了绝路。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8）    从这些教训中不难看出，去除压在决策者头上的政治高帽和道德高帽，才是制度建设的正途。    袁世凯的兵变    ——不择手段的原罪    企业经营中，目的的正当必须以手段的正当为前提。一旦不择手段，就会背离道义，最终遭到报应。    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实权人物。他要是站在清朝政府一边，革命党就很难完成推翻帝制的大业；他要是站在同盟会一边，清廷就再无能力扑灭革命的熊熊烈焰。因此，孙中山以大总统之位相让，期望能够借助袁世凯的力量完成革命。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黄兴，在当时的公开言论中都对袁世凯以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相许。    然而，袁世凯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反而以复辟帝制的行径落了个“窃国大盗”的历史骂名。导致袁世凯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段历史也为国人熟知。不过，有一个细节，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针对迎驾专使的“北京兵变”。    当时，南京临时政府以大总统一职相让，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任职。对于袁世凯来说，北京和直隶是他的老巢，他内心极不情愿离开，但不答应去南京就当不上总统。于是，当南京派蔡元培、宋教仁等专使来北京迎接他南下时，北京城发生了专门针对专使的“兵变”。袁世凯最为亲信的北洋第三镇，由天津混混出身的曹锟率领，本来是守卫京师的，为了不让老袁走，围绕着驻专使的迎宾馆，在王府井、前门、东单、西市大肆抢劫商铺，连迎宾馆也在洗劫范围。乱兵喊出的理由是：如果袁宫保去南京，我们就造反。那些文质彬彬的使者被吓得跳出窗户在墙根儿蹲了半宿。由此，老袁有了不去南京的理由，而专使也领教了秀才遇见兵的尴尬。    袁世凯的这种手段，表面看起来很能奏效。当兵的一闹，南京临时政府果然不再坚持，只能让他在北京就职。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手段的不正当，肯定会埋下失败的种子。如果袁世凯光明正大据理而争，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不能去南京的理由，恐怕以他当时的实力，南京也无可奈何。但是，他采取的这种搞诡计的办法，却把自己推到了道义的对立面。很快，他就尝到了骄兵悍将在下面做小动作的苦头，最终把自己也送上了众叛亲离、遗臭万年的历史审判台。正如唐末的藩镇，凡是靠兵变登上前台的，十有*到后来又在兵变中丢了脑袋。这一教训，值得当今的企业家吸取。    任何事业，哪怕是目标十分高尚的事业，都必须以堂堂正正的手段来达到目标。一旦为了目标而不择手段，就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不仅仅是因为市场可以带来更高的效益，更重要的是市场能够保证人们的自由选择权。而计划经济的弊端，也不仅仅是因为计划体制下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更重要的是用计划方式剥夺个人选择权的手段否定了人的自主性。如果仅仅从目标正当性的角度批评计划经济，那么，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例子就足以驳倒这种批评；只有从个*利正当性的角度批评计划经济，才能看出计划手段是如何不把“人”放在眼里的。既然市场以人的自主选择为基础，那么市场体制下手段的正当性就更重要。企业是应该逐利的，那种要求企业放弃逐利行为的道德说教，不是傻话就是胡话。但是，这种逐利必须有相应的道义约束。这种道义，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遵守规则和采用正当的手段。在学者那里，往往把这种道义概括为这样一句话：“程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9）    不择手段追求所谓的“实质正义”，往往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在企业经营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以各种理由表现出来的不择手段。比如，以生存困难为理由而欺骗消费者，以规则不公正为理由而破坏规则，以对方不公正为理由而“以牙还牙”，等等。具体事例不用列举，老百姓随便都可以拿出一大把。这些理由表面上都很充分，有些甚至理直气壮。即便不那么理直气壮的，也能够因为这些理由而减少自己的内心焦虑，使不择手段变得心安理得。问题在于，一旦突破了不择手段的底线，那么，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打造了一个丛林世界。你可以不择手段欺骗顾客，顾客就可能不择手段报复企业；你可以花言巧语欺骗员工，员工就可能糊弄敷衍报复公司；你给对方挖了个坑，对方就可能给你也下个套。这样的人，迟早会得到自己所作所为的报应。    有些所谓的企业家，特别看重权谋，动不动就以《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作为自己的经营宝典。如果从古籍的角度说，《孙子兵法》实际上还是有道义章法的。不看重《孙子兵法》的用兵之道，只是热衷于其中的奇诡之术，就会买椟还珠，糟践了这部名著。而《三十六计》已经落入下乘，丧失了道义的支配。热衷于《三十六计》的人，最终肯定会炼成李宗吾先生批判的“厚黑学”。这种经营方式，是把“权术”当做“艺术”。权术和艺术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天壤之别。舞台上表演武术是艺术，然而借助武术推销大力丸就是权术。凡是推销大力丸的企业，总有一天会被顾客抛弃。    一个企业的成功与否，不但要看市场份额和盈利率，更重要的是要看取得市场份额和利润的手法是否正当。把遵守规则当犯傻，把投机取巧当本事，可以短暂得势，甚至可以取得耀眼业绩，但却无法打造真正的企业。近年来，有所谓企业原罪的讨论，但对什么是原罪却众说纷纭。应该说，不择手段才是真正的原罪。一旦靠不择手段来赢利，那就走上了歧途。借用民营企业家*的话来说，赚钱从来不是罪过，钱不会使人变坏，只有不择手段弄来的钱，才会变成罪恶之源。    用人的“君臣佐使”    用人既要“干事”，又要“和人”，没有单一标准。就像“君臣佐使”的配伍体现中医师的功力一样，不同类型人才的配伍，体现着领导者用人的功力。    中药很少有单用一味的。汤丸膏散，往往都会有几味甚至几十味药混在一起。这种混在一起的配方，按照中药理论是大有讲究的。这种讲究的要旨，就是“君臣佐使”。《素问》云：“主病之为君，佐君之为臣，应臣之为使。”所谓“君”，是指主攻药物；所谓“臣”，是指辅助药物；所谓“佐”，是指起配合作用的药物；所谓“使”，是指起引导与调和作用的药物。常见的中药方剂中“甘草三钱，大枣二个”，就是这种“药使”。    中药是否科学暂且不论，本文不过借此引出话题，谈谈用人的“配方”。民国年间，国民党有一位很有名的*，叫谭延闿。这位老兄是清末最后一科的会元（科举会考第一名），与谭嗣同、陈三立并称“湖湘三公子”，积极参与变法和辛亥革命，在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中一直担任要职，是国民政府的第一任主席，后来改任行政院长。他为人文雅，写一手极漂亮的颜体楷书。但是，他却有一个很不雅的外号——“谭甘草”。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10）    甘草在中药里相当特殊，似乎什么病也不能治，但各种方剂基本都少不了它，是最常见的“药引子”。能够得到这个外号的人，也得有一番工夫。据说，谭延闿的随和程度世所罕见。他的办公室谁都可以随便进去，烟随便抽，水随便喝。谁要他的字，都有求必应。在他执政湖南期间，长沙的店铺到处都是他题的匾额。就连部下出卖了他，他也是苦笑一下就完了，所以湖南人又把他叫做“谭婆婆”。还有一个传说，谭延闿五十岁生日，有人给他送了这么几句话：“茶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无闻焉。”应该说，把谭延闿写字比作明代大奸臣严嵩，做官比作五代不倒翁冯道，算是刻薄到家了，而谭延闿得知后，反而称道这个人的文采不错，还把他推荐到孙科那里去当官。    对于多数管理者来说，这种“谭甘草”是很令人头疼的。经理们喜欢的是那种敢作敢为、能够开拓事业的人才，而不大看好那些黏黏糊糊、三锥子扎不出血来的蔫蛋。但是，事情往往有另一面。过去在农村的时候，老饲养员告诉我，“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犟驴”。话糙理不糙。如果梁山泊上都是敢冲敢杀的李逵，那恐怕内部的架就打不完。按照中医的说法，如果没有甘草，那些大黄芒硝之类的“虎狼之药”就难以调和。唐朝有一位名声显赫的宰相姚崇，但与姚崇同为宰相的，却是“每事退让”的卢怀慎。卢怀慎自认为本事不及姚崇，所以任何事都不拿主意，唯姚崇马首是瞻，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伴食宰相”，就是说只会陪着吃饭。然而，开元盛世的出现，不光有姚崇的功劳，也有卢怀慎的业绩。没有他的调和折中，姚崇恐怕也难以显露才华。无独有偶，谭延闿在民国时期，也被人比作“伴食宰相”。没有这种八面玲珑的“甘草”伴食画诺，就难以消解当时派系林立、剑拔弩张的官场纠纷。所以，“谭甘草”的存在，还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对于“甘草”的评价和使用，关键在于经理的着眼点。如果仅仅从干事出发，那么，就像中医治病，有主治的“君”和辅治的“臣”就足够了。但是要让这些治病的药物发挥作用，或者要消解副作用，还得用那些不治病的“甘草”来导引调和。西医的道理也差不多，癌症的化疗，真正治病的是那些杀灭癌细胞的药物。但是那些不治病的辅助药物也是少不了的，否则病人就受不了。有些经理人，往往看的是员工“能干什么事”，对于“不能干事”的员工嗤之以鼻。然而，有些员工虽然不能“干事”，却能“和人”，或者能营造某种适合干事的“气氛”，这种员工也是不可少的人才。    所谓团队，正是各种人才的一种凝聚。如果仅仅是把“能干事的”集中到一起，远不是团队，充其量只是一种集合。团队离不开凝聚力，而能产生凝聚力的往往是“甘草”之类不治病的黏合剂。当然，这里面有个分寸度量问题。假如一个中医开出的药方，只有“君臣”没有“佐使”，那么这个中医就不称职。如果事情反过来，一个中医只喜欢“甘草”而排斥“大黄芒硝”，那他就是典型的庸医。作为经理，能够把“虎狼药”和“引子”恰当搭配，才能够体现出用人的功力。史海管窥 第三部分 转型社会的忧与思（11）    不可复制的管理经验    复制管理经验，其结果往往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然而，从成功的经验中认知管理机制、悟出道理，则大有裨益。    读历史，读著名企业的成长经历，读那些非常典型的案例，总会引起人们模仿的冲动。然而，我们必须清楚，相当多的管理经验，都是不可复制的。管理拒绝拷贝。中国有一句成语“东施效颦”，需要牢记。    比如，拿破仑打遍欧洲无敌手，然而后来法国那些一个个以拿破仑为楷模的将军，几乎都在战场上失败得一塌糊涂。出身穷苦且当过和尚的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并不意味着所有穷和尚都能当上皇帝。数不清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管理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越卓越、越典型的案例，越不可复制。    在中国的大学管理中，西南联大已经成为一个经典，而且几乎是无法超越的经典。然而，西南联大的辉煌是如何形成的呢？凡是关注这一现象的人，都不能忽视它的特殊背景，即战争的影响。日寇侵华的炮火，打破了华北的宁静，于是清华、北大、南开等名校，辗转大半个中国，来到昆明组建了西南联大。战争期间，一切都得因陋就简。宿舍是临时搭起来的茅草房，教室是土墙铁皮顶的临时屋，大多数搬不动的实验设备，必不可少的图书资料，能够带到昆明的只是极少部分。这样的物质条件，恐怕是中国大学历史上最恶劣的。然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它创造出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这个奇迹的发生，有一个很重要但往往不被人提起的原因。在战争背景下，西南联大的教师基本上都“不搞科研”，而且教学也“不正常”。没有设备，无法进行必要的实验；缺乏资料，无法进行学术上的耙梳；时时响起的防空警报，使人们无法平心静气从事研究；前线消息一日三变，人心牵挂时局而无法专注于书本。这些因素，都使得西南联大不可能按部就班地组织正常的教学科研活动。那些教师不用再忙着写书撰文，不可能一头扎进实验室，于是，只好把自己的大量精力、把自己的学术兴趣都放在与学生的交流上。战时的条件又使得教学活动高度“自由化”，教师想讲什么就讲点什么，学生想学什么就学点什么，一切全无“章法”，更没有那么多的“规矩”。正是这种特殊的方式，造就了西南联大的一代英才。    那么，这种成功的经验能不能复制？比如，有人认为，当今的大学，就是因为科研压力过大而不能使教师专注于教学，主张放松对高校教师的科研要求。单纯从现象上看，这种主张几乎同西南联大的“不搞科研”不谋而合。然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今天的大学也学西南联大“不搞科研”，不但收不到当初的效果，而且还会南辕北辙。原因很简单：当初西南联大的那些教师，在正常情况下个个都是搞科研的好手，已经形成了沉醉于科研之中的习惯。到了昆明，没有科研的条件，只好同学生神侃，把科研的想法和做法渗透到教学中。当今的高校教师，恐怕不能同那时的教师相比，相当一部分人不是没有客观条件搞不成科研，而是根本就不是科研的那块料。西南联大的教师是没有科研条件憋得慌，只好投身教学；当今有些教师是肚子里没货，拿不出东西来充实教学。如果我们现在简单地从表面现象上模仿西南联大，让教师不搞科研，说不定，教学没搞上去，麻将桌会多出几张；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月下神侃不会出现，消闲娱乐场所反而会增加不少业务。从管理的角度看，西南联大不可复制也无法复制。    以此推论，任何成功的经验，都有其具体的背景和条件。自然科学研究，在完全掌控条件的前提下，实验结果可以重复。而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完全掌控所有条件，因此，重复的几率不高。社会生活和实践，条件的差异更多更大，某一情景重复出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即便是自然科学研究，实验室能够通过的不见得就能通过中试，更不见得就能大面积推广。在管理中，如果不顾条件差异盲目效仿某种经验，很有可能就应了一句老话：“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那些管理典型案例的全部意义，是让人们从中得到机理性和普遍性的认识，而不是提供一个复制的样板。典型是供思考的，不是供模仿的。    1989年，笔者当时还是一名讲师，承蒙一位先生厚爱，提名让我当了某次硕士生答辩的评委（当时因为高级职称人数有限，政策允许讲师进入答辩委员会）。这次答辩是在宁夏大学进行的，只有两个学生，答辩却进行了两天，而且方法也很特殊。很简单的规范操作以后，就开始了讨论，后来的全部时间和讨论热点都聚焦于当时的社会风波。在宁夏大学的招待所，开着电视，看着新闻，教师与学生一块神侃胡扯，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看起来似乎漫无边际，但却渗透着学术内容。正是这种表面近似闲聊的答辩，使参与的学生和教师双方都得到不少启发。事后我们都觉得，这种聊天答辩要比一板一眼的正规答辩收获更大。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能出现。后来笔者参与的、主持的答辩并不少，但是很少有这样的效果。由此可以联想到，任何时候，对成功经验的学习，实际上都是一种再创造过程。齐白石对跟他学画的学生称“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