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通草副作用:人教版普高课标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5教师用书 第三单元

第三单元

单元说明

　　这一单元是全套五册书中唯一的文艺评论和随笔单元。这是在学生经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一阶段的语文学习，阅读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获得了一些文学常识的基础上，安排这个单元的。应该说，到这个阶段，学生在专业知识和艺术体验上，已经有所准备，是能够学好这个单元的。

　　这个单元的三篇课文，或探讨艺术表现的语言形式，或评论某种审美现象，都能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咬文嚼字》一文，贯穿着作者一个总的思想，就是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作者对每个实例的咀嚼，都领悟到不同文字所蕴含的不同意味、不同思想感情，从而告诉读者，在文字运用上，“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本着这个精神，“刻苦自励，推陈翻新，时时求思想情感和语言的精练和吻合”，才能“达到艺术的完美”。

　　《说“木叶”》一文，是“咬文嚼字”的范例。作者说：“‘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了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里。”在语言上是一字之差，在艺术形象上却是千里之别，原因何在？作者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说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

　　《谈中国诗》是议论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作者在中外诗歌的比较中，分析中国诗的特征：从诗的发展顺序来说，中国诗与外国诗刚好相反；中国诗篇幅短小；中国诗富于暗示性；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但从总体说，“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

　　这三篇课文，尽管论题有所不同，但主要是阐述诗歌的欣赏。之所以这样编排，原因正如朱光潜先生所指出的：“要养成纯正的文学趣味，我们最好从读诗入手。能欣赏诗，自然能欣赏小说、戏剧及其他种类文学。”（《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本单元课文，都是论说性的。学习这类文章，不同于学习文学作品，在阅读方法上应该有所区别。一般来说，不妨指导学生按照下列步骤阅读。

　　第一，从头到尾阅读，碰到不懂的地方不要停下来查询，以便于先对全文有个整体印象。然后再慢慢阅读，直到能用简洁的语言概括全文大意。

　　第二，理清文章的思路。先理清总体思路，拟出全文纲要。然后理清局部思路，搞清各部分内容的顺序以及相互之间关系，找出重点部分，拟出各部分纲要。

　　第三，透过重要的段落和关键语句，抓住课文的主旨。

　　第四，对课文的观点和材料作出判断，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在阅读的过程中倡导学生做笔记。

8咬文嚼字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全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至5段），说明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其中，第1、2段举出《屈原》《水浒》《红楼梦》中炼字的例子，说明“你这”式、“你是”式、“你有”式三种不同句式有不同的意味；第3、4段举出王若虚《史记辨惑》中对《史记》李广射虎一段的改写，说明文字一增一减意味不同；第5段举出贾岛“推敲”的故事，说明用字不同意境也不同。

　　第二部分（第6、7段），说明文字联想意义的使用，有善用和误用两种。第6段举苏东坡的《惠山烹小龙团》诗里的三、四两句为例，说明善用字的联想意义，可以使诗的意旨丰富蕴藉。第7段指出联想意义也最易误用而生流弊，形成“套板反应”。

　　第三部分（第8段），全文小结。指出读者应从文章所阐明的咬文嚼字的道理中，领略运用文字所应有的谨严精神，养成创作和欣赏都必须潜心琢磨的好习惯。

　　文章告诉我们，“逐渐达到艺术的完美”，这是“咬文嚼字”所追求的目标；“求思想感情和语言的精练与吻合”，这是“咬文嚼字”的要求；以谨严的精神，刻苦自励，留心玩索，推陈出新，这是“咬文嚼字”必须下的功夫。

　　二、问题探究

　　1.讲究“咬文嚼字”有什么好处？

　　有些人不大重视语言文字，误以为语言文字是细枝末节，无关宏旨。读了本文，应有很大触动：原来语言文字是那么微妙的东西，用这个字，还是用那个字，一句话这样说，还是那样说，竟然有那么大讲究。由此明白：“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养成咬文嚼字、随处留心玩索的好习惯，一个人的语言修养就有希望逐步提高。

　　2.课文贯穿着一个总的思想，就是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的关系。作者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作者反复强调，文字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强调语言是跟思想感情走的，强调更动了文字就同时更动了思想感情，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这个观点抓住了语言的本质，抓住了推敲语言文字的本质，指出了推敲文字的根本途径。阅读时，品味语言，要品味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写作时，推敲文字，要从根本上调整思想和情感，思想务求透彻，情感务求凝练，这样才能恰当地使用语言文字。

　　3.从课文中，可以看到作者“咬文嚼字”的极高水平，这对我们“咬文嚼字”有什么启示？

　　第一，咬文嚼字“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拿“你是”式、“你这”式来说，仅仅一字之差，作者却品味出它们不同的表达效果，而且讲出表达效果不同的原因。这告诉我们，无论阅读或写作，一个字也马虎不得。

　　第二，咬文嚼字要有较强的语感、丰富的语言知识以及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能力。作者之所以能对课文中所举的例子进行精辟的分析，不仅得力于作者有极强的语感和丰富的语言知识，而且得益于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能力。例如，作者对“推”“敲”二字的品味。从“推”字想到门是虚掩的，由虚掩又想到“寺里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和尚”，由一个和尚又想到在这“冷寂的场合，他有兴致出来步月，兴尽而返，独往独来，自在无碍，他也自有一副胸襟气度”。作者又联系上句“鸟宿池边树”，想到“推”“可以无声”，气氛冷寂，才不至于惊动宿鸟。这样的咬文嚼字就显得很到位。

　　第三，咬文嚼字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要敢于创新。作者在课文中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对任何见解、任何名人不迷信、不盲从，敢于独立思考，发表新的见解。对郭沫若，对王若虚，对韩愈，尽管他们都是名人，但作者不盲从，发表了与他们不同的见解。尤其韩愈对“推敲”的意见，似乎成了定论，获得许多人的认同，作者却提出相反的看法。

　　4.这篇课文在写法上有什么特点？

　　这篇课文是随笔，作者以漫谈的方式，似与读者促膝谈心，娓娓道来，字字句句沁入读者心田。作者不以深奥的理论吓人，举例子，做阐释，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读者在不知不觉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者的观点。同时，作者所举例子都十分典型，十分精辟，很有说服力。对例子所做的解说，周密精要，令人心悦诚服。全文道理与例子、观点与材料结合紧密，材料产生观点，观点又建立在材料基础上。

　　关于练习

　　一作者举的下列例子分别说明一个什么道理？试分别加以概括。

　　1.“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一句的修改。

　　2.《史记》李广射虎一段的改写。

　　3.“僧推月下门”一句的推敲。

　　4.《惠山烹小龙团》三、四两句的剖析。

　　5.“柳腰桃面”等套语的评述。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把握全文内容，提高概括内容要点的能力。

　　参考答案：

　　1.语言表达和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不同的思想感情。所以，无论阅读或写作，必须要咬文嚼字，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

　　2.斟酌文字，实际上是调整思想和感情，所以文字一增一减，意味就随着变了。

　　3.推敲文字，就是推敲思想感情，也是推敲作品的意境。不同的字眼表现不同的意境，使用什么字眼，要由表现的意境来决定。

　　4.用字的难处在意义的确定与控制。字的联想意义是游离的，偏于个性的，迷离不易捉摸、难以控制的，既可以使意蕴丰富，也可以使意思含糊甚至支离。善用字的联想意义，可以在含混中显得意蕴丰富，达到艺术的妙境。

　　5.字的联想意义最易误用而生流弊，容易滑向套板反应，袭用套话滥调。文学创作要克服惰性，遇事要朝深一层去想，做到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

　　二马南邨在《不求甚解》一文中，提出与作者不同的主张，说读书“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理由有：

　　1.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古人读书的正确态度，我们应该虚心学习。

　　2.诸葛亮与徐庶等三人一道读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诸葛亮比三人高明，因为他“观其大略”，知识面更广。

　　3.宋代陆象山说：“读书且平平读，未晓处且放过，不必太滞。”这是说不死抠一字一句，不因小失大。

　　全班或分组讨论：对朱光潜与马南邨的不同见解，应该怎样看？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通过比较，了解两种不同的读书方法的优劣。

　　参考答案：

　　朱光潜在本文中所说的咬文嚼字，是说“无论阅读或写作，我们必须有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单就阅读说，就是要求精读，不放过一字一句，要细细咀嚼文字的意味。精读，就是古人说的，做到“字训其义，句贯其意，文寻其脉，篇会其旨”，逐步进入“字会、意会、情会、理会、神会”的境界。

　　马南邨在《不求甚解》中讲的是另一种读书方法。他认为，读书主要在于“会意”，就是领会书的精神，而不要去做繁琐、牵强的解释。像读经典著作，就是要领悟它的精神实质，而不能只死抠它的一些字句。

　　这两种读书方法各有长处和局限性。对于学生来说，应以精读为主。

　　三作者说：“在文字上推敲，骨子里实在是在思想感情上‘推敲’。”理由是什么？试从自己的写作体会或者读过的诗文中举例说明这个论断。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了解咬文嚼字的本质和途径。

　　参考答案：

　　文字是表达思想感情的。如果思想还没有透彻，感情还没有凝练，文字就会含糊。只有思想透彻、感情凝练，文字才会明确。因此，文字上的推敲实际上是思想感情的推敲。

　　可举的例子很多。例如：

　　1.《为了忘却的记念》：“眼看朋辈成新鬼”改“忍看朋辈成新鬼”，思想感情就起了变化。“眼看”，是眼睁睁看着的意思，说的是无力救助；“忍看”，则饱含悲愤之情。

　　2.王安石的名句，“春风又到江南岸”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既写活了春到江南的勃勃生机，又流露出喜悦兴奋的心情。

　　3.《谁是最可爱的人》，原句“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蹓跶、边说话也行。那是多么幸福呢！”最后一句改为“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思想感情由羡慕而调整为赞美舍己为人的高尚情操。

　　四从读过的诗文中举例说明“套板反应”及其危害性。

　　设题意图：“套板反应”的现象在诗文中比比皆是，本题可以引导学生了解这种现象及其危害性，为消除这种现象而努力。

　　参考答案：略。

　　教学建议

　　一、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主要是让学生体会语言文字的微妙，养成一字不肯放松的谨严精神，以提高阅读和写作的能力，能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

　　二、这篇课文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语言文字与思想感情有密切联系，推敲语言文字就是推敲思想感情。引导学生懂得这个道理，并应用于实践，有利于提高学生读写能力。学生会从锻炼自己的思想感情入手提高语言文字水平，在推敲语言文字的同时推敲思想感情。

　　三、课文中几个实例可以先让学生尝试品味。例如，第一个实例，阅读之前，先让学生想一想，说一说：“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两句话有什么差别？想过说过后，再读朱光潜先生的分析，就更有收获。二、三两个实例，同样可以如此。第二个实例，先读《史记》原句和王若虚改句，想想原句和改句意味有什么不同，哪一句好。第三个实例，先想想“僧推月下门”好，还是“僧敲月下门”好。

　　四、关于课文内容的启示，可以先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随感而发，最后作一小结。读每个实例，都可以让学生说说“有什么心得体会？”“得到什么启示？”教师摘要板书，在此基础上，最后小结就水到渠成。

　　五、关于字的联想意义，侧重教读第7段。第6段难点较多，对于学生来说，应用的价值不大，只求大体了解就行。后一部分所说的“套板反应”则是人们的通病，应该作为教读重点，启发学生改变那种不动脑筋、好用陈词滥调的不良习惯。

　　有关资料

　　一、作者介绍（尹敏）

　　朱光潜（1897—1986），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笔名孟实、孟石。安徽桐城人。1897年9月19日生。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次年进香港大学，主攻教育学。1922年毕业后，在上海中国公学和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执教，并与匡互生、朱自清、夏丏尊、叶圣陶、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成立立达学园，筹办开明书店和《一般》杂志（后改名《中学生》）。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1929年毕业，转入伦敦大学，同时在法国巴黎大学注册，后又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以论文《悲剧心理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秋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任教，并曾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朱光潜一直是北京大学教授，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第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香港大学名誉教授等职。

　　《文艺心理学》和《诗论》是朱光潜1933年回国以前的代表作。1933年回国之后，在执教之余，继续从事美学和文学研究工作。主要是结合新文学运动的实际，撰写论文和书评，文章分别收入《孟实文抄》（后略作增删，改名为《我与文学及其他》和《谈文学》）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光潜主要从事美学研究工作，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系列重大美学理论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成为美学界一个重要流派的代表。此外还致力于翻译西方美学名著，在批判继承美学遗产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的《西方美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西方美学历史的著作。

　　朱光潜的著作，除了上面举述的以外，还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谈修养》《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艺文杂谈》。翻译了柏地耶、哈拉普、柏拉图、克罗齐、黑格尔、莱辛、维柯等人的论著。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第二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二、文学与语文（上）──内容、形式与表现（朱光潜）

　　从前我看文学作品，摄引注意力的是一般人所说的内容。如果它所写的思想或情境本身引人入胜，我便觉得它好，根本不很注意到它的语言文字如何。反正语文是过河的桥，过了河，桥的好坏就不用管了。近年来我的习惯几已完全改过。一篇文学作品到了手，我第一步就留心它的语文。如果它在这方面有毛病，我对它的情感就冷淡了好些。我并非要求美丽的词藻，存心装饰的文章甚至使我嫌恶；我所要求的是语文的精确妥帖，心里所要说的与手里所写出来的完全一致，不含糊，也不夸张，最适当的字句安排在最适当的位置。那一句话只有那一个说法，稍加增减更动，便不是那么一回事。语文做到这个地步，我对作者便有绝对的信心。从我自己的经验和对于文学作品的观察看来，这种精确妥帖的语文颇不是易事，它需要尖锐的敏感、极端的谨严和极艰苦的挣扎。一般人通常只是得过且过，到大致不差时便不再苛求。他们不了解在文艺方面，差之毫厘往往谬以千里。文艺的功用原在表现，如果写出来的和心里所想说的不一致，那就无异于说谎，失去了表现的意义。一个作家如果不在语文精确妥帖上苛求，他不是根本不了解文学，就是缺乏艺术的良心，肯对他自己不忠实，像我们在下文须详细分析的，语文和思想是息息相关的。一个作家在语文方面既可以苟且敷衍，他对于思想情感的洗炼安排也就一定苟且敷衍。处处都苟且敷衍，他的作品如何能完美？这是我侧重语文的一个看法。

　　我得到这么一个看法，并不是完全拿科学头脑来看文学，硬要文学和数学一样，二加二必等于四。我细心体会阅读和写作的经验，觉得文学上的讲究大体是语文上的讲究，而语文的最大德性是精确妥帖。文学与数学不同的，依我看来，只有两点：一是心里所想的不同，数学是抽象的理，文学是具体的情境；一是语文的效果不同，数学直述，一字只有一字的意义，不能旁生枝节，文学暗示，一字可以有无穷的含蓄。穷到究竟，这还是因为所想的不同，理有固定的线索，情境是可变化可伸缩的。至于运用语文需要精确妥帖，使所说的恰是所想说的，文学与数学并无二致。

　　人人都承认文学的功用在表现，不过究竟什么叫做“表现”，用这名词的人大半不深加考究。依一般的看法，表现是以形式表现内容。这话原来不错，但是什么是内容，什么是形式，又是一个纠纷的问题。中国旧有“意内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说法。照这样看，以“言”表现“意”，“意”就是内容，“言”就是形式。表现就是拿在外在后的“言”来翻译在内在先的“意”。有些人纵然不以为言就是形式，也至少认为形式是属于言的。许多文学理论上的误解都由此生，我们须把它加以谨严的分析。

　　“意”是情感思想的合称。情感是生理的反应在意识上所生的感觉，自身迷离恍惚，不易捉摸。文艺表现情感，不能空洞地言悲言喜，再加上一些惊叹号，它必须描绘情感所由生的具体情境，比如哈姆雷特的悲哀、彷徨和冲突，在莎翁名剧中是借一些可表演于舞台的言动笔貌表现出来的。这就是说，情感必须化为思想，才可以表现得出。这里所谓“思想”有两种方式。一种运用抽象的概念，一种运用具体的意象。比如说“我打狗”这个思想内容，我们可以用“我”“打”“狗”三个字所指的意义连串起来想，也可以用“我的身体形象”，“打的动作姿态”和“狗被打时的形象”连成一幅图画或一幕戏景来想。前者是概念的思想，后者是意象的思想，就是“想象”。两种都离不开“想”的活动。文艺在大体上用具体情境（所想的象）表现情感，所以“意”是情感饱和的思想。

　　在未有语文时，原始人类也许很少有抽象的概念，须全用具体的意象去想，几乎一切思想都是想象。这是最生动的想法，也是最笨拙的想法。你试用这种想法想一想“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或是“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川”，其中有许多事物动静，你如何能在一霎时想象遍？运用语文是思想的捷径，一个简短的符号如“三百”“倾”“太华”“界”“带”之类可以代替很笨重的实事实物。既有了语文，我们就逐渐避繁趋简，概念的思想就逐渐代替意象的思想，甚至不易成意象而有意义的事物如“百年”“陇首”之类仍可以为思想对象。到了现在，语文和它所代表的事物已发生了根深蒂固的联想，想到实物时，马上就联想到它的名谓“树”字。在一般人的思想活动中，语文和实事实物常夹杂在一起，时而由实事实物跳到语文，时而由语文跳到实事实物。概念与形象交织成思想的内容。因为心理习惯不同，有人侧重用实事实物去想，有人侧重用语文去想，但是绝对只用一种对象去想的人大概不会有。

　　语文与思想密切相关，还可以另用一些心理的事实来证明。普通说思想“用脑”，这话实在不很精确。思想须用全身，各种器官在思想时都在活动。你可以猜出一个人在用思想，甚至猜出他在想什么，因为从动作姿态上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有些人用思想时，必须身体取某种姿态，作某种活动，如叉腮、抖腿、摇头、定睛、皱眉之类，你如果勉强停止或更动他的活动姿态，就会打断他的思路。在周身中，语言器官的活动对于思想尤为重要。婴儿想到什么就须说什么，成人在自言自语时就是在用思想。有些人看书必须口里念着才行，不念就看不下去。就是“闷着想”，语言器官仍是在活动。默想“三百”，喉舌就须作说“三百”两字的动作，虽然这动作的显著程度随人而异。所以行为派心理学家说：“思想是无声的语言，语言也就是有声的思想。”单从文化演进的过程来看，思想的丰富和语文的丰富常成正比。一般动物思想不如人类，野蛮人思想不如文明人，关键都在语文的有无或贫富。人类文化的进步可以说是字典的逐渐扩大。一个民族的思想类型也往往取决于语文的特性。中国的哲学文学和西方的不同，在我看，有大半由于语文的性质不同。我们所常想的（例如有些伦理观念）西方人根本不想；西方人所常想的（例如有些玄学观念）我们也根本不想，原因就在甲方有那一套语文而乙方没有。所以无论是哲学或文学，由甲国语文翻译到乙国语文，都很难得准确。我们固然很难说，思想和语文究竟谁是因谁是果，但是思想有时决定语言，语言也有时决定思想，这大概不成问题。

　　从这些事实看，思想是心理活动，它所借以活动的是事物形象和语文（即意象和概念），离开事物形象和语文，思想无所凭借，便无从进行。在为思想所凭借时，语文便夹在思想里，便是“意”的一部分，是在内的，与“意”的其余部分同时进行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语文看成在外在后的“形式”，用来“表现”在内在先的特别叫做“内容”的思想。“意在言外”和“意在言先”的说法绝对不能成立。

　　流俗的表现说大概不外起于两种误解。第一是把写下来的（或说出来的）语文当作在外的“言”，以为思想原无语文，到写或说时，才去另找语文，找得的语文便是思想的表现。其实在写或说之前，所要写要说的已在心中成就，所成就者是连带语文的思想，不是空洞游离的思想。比如我写下一句话，这一句话的意义连同语文组织都已在心中想好，才下笔写。写不过是记录，犹如将声音灌到留声机片，不能算是艺术的创作，更不能算是替已成的思想安一个形式。

　　第二个误解是起于语文有时确需费力寻求，我们常感觉到心里有话说不出，偶然有一阵感触，觉得大有“诗意”，或是生平有一段经验，仿佛是小说的好材料，只是没有本领把它写成作品。这好像是证明语文是思想以后的事，其实这是幻觉。所谓“有话说不出”，“说不出”因为它根本未成为话，根本没有想清楚。你看一部文学作品，尽管个个字你都熟悉，可是你做不到那样。举一个短例来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哪一个字你不认识，你没有用过？可是你也许终身做不成这么一首好诗。这可以证明你所缺乏的并不是语文，而是运用语文的思想。你根本没有想，或是没有能力想，在你心中飘忽来去的还是一些未成形的混乱的意象和概念，你的虚荣心使你相信它们是“诗意”或是“一部未写的小说”。你必须努力使这些模糊的意象和概念确定化和具体化，所谓确定化和具体化就是“语文化”，“诗意”才能成诗，像是小说材料的东西才能成小说。心里所能想到的原不定全有语文，但是文学须从有限见无限，只能用可以凝定于语文的情感思想来暗示其余。文学的思想不在起飘忽迷离的幻想，而在使情感思想凝定于语言。在这凝定中实质与形式同时成就。

　　我们写作时还另有一种现象，就是心里似有一个意思，须费力搜索才可找得适当的字句，或是已得到的一个字句还嫌不甚恰当，须费力修改，这也似足证明“意在言先”。其实在寻求字句时，我们并非寻求无意义的字句；字句既有意义，则所寻求的不单是字句而同时是它的意义。寻字句和寻意义是一个完整的心理活动，统名之为思想，其中并无内外先后的分别。比如说王介甫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诗中的“绿”字原来由“到”“过”“入”“满”诸字辗转改过来的。这几个不同的动词代表不同的意境，王介甫要把“过”“满”等字改成“绿”字，是嫌“过”“满”等字的意境不如“绿”字的意境，并非本来想到“绿”字的意境而下一“过”字，后来发现它不恰当，于是再换上一个“绿”字。在他的心中“绿”的意境和“绿”字同时生发，并非先想到“绿”的意境而后另找一个“绿”字来“表现”它。

　　语文既与思想同时成就，以语文表现思想的说法既不精确，然则“内容”“形式”“表现”之类名词在文艺上究竟有无意义呢？

　　要明白这问题，我们须进一步分析思想的性质。在文艺创作时，由起念到完成，思想常在生展的过程中，生展的方向是由浅而深，由粗而细，由模糊而明确，由混乱而秩序，这就是说，由无形式到有形式，或是由不完美的形式到完美的形式。起念时常是一阵飘忽的情感，一个条理不甚分明的思想，或是一幅未加剪裁安排的情境。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它是作品的胚胎，生糙的内容。他从这个起点出发去思想，内容跟着形式，意念跟着语文，时常在变动，在伸展。在未完成时，思想常是一种动态，一种倾向，一种摸索。它好比照相调配距离和度数，逐渐使所要照的人物形象投在最适合的焦点上。这种工作自然要靠技巧。老手一摆就摆在最适合的距离和角度上，初学有时须再三移动，再三尝试，才调配得好。文艺所要调配的距离角度同时是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语文，并非先把思想调配停当，再费一番手续去调配语文。一切调配妥帖了，内容与形式就已同时成就，内容就已在形式中表现出来。谈文艺的内容形式，必须以已完成的作品为凭。在未完成之前，内容和形式都可以几经变更；完成的内容和形式大半与最初所想的出入很大。在完成的作品中，内容如人体，形式如人形，无体不成形，无形不成体，内容与形式不能分开，犹如体与形不能分开。形式未成就时，内容也就没有完全成就；内容完全成就，就等于说，它有了形式；也就等于说，它被表现了。所谓“表现”就是艺术的完成；所谓“内容”就是作品里面所说的话；所谓“形式”就是那话说出来的方式。这里所谓“话”指作者心中想着要说的，是思想情感语文的化合体，先在心中成就，然后用笔记录下来。

　　作品无论好坏，都有一个形式，通常所谓“无形式（formlessness）”还是一种形式。坏作品的形式好比残废人的形貌，丑恶不全；好作品的形式好比健全人，体格生得齐全匀称，精神饱满。批评作品的形式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完整的有机体。有机体的特征有两个：一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有头有尾有中段，一是全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互相联络照应，变更任何一部分，其余都必同时受牵动。

　　这标准直接应用到语文，间接应用到思想。我们读者不能直接看到在作者心中活动的思想，只能间接从他写下来的语文窥透他的思想。这写下来的语文可以为凭，因为这原来就是作者所凭借以思想的，和他写作时整个心灵活动打成一片。思想是实体，语文是投影。语文有了完整的形式，思想决不会零落错乱；语文精妙，思想也决不会粗陋。明白这一点，就明白文学上的讲究何以大体是语文上的讲究，也就明白许多流行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论──例如“形式重要抑内容重要？”“形式决定内容，抑内容决定形式？”之类──大半缺乏哲理的根据。

9说“木叶”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第1段，说明从屈原《九歌》开始，“木叶”成为诗人们笔下钟爱的形象。文章举了谢庄《月赋》、陆厥《临江王节士歌》、王褒《渡河北》为例。

　　第2段，说明“木叶”就是“树叶”，但是古代诗歌中有用“树”的，有用“叶”的，就是用“树叶”的十分少见。大量的是用“木叶”，后来又发展到用“落木”。

　　第3段，说明“木叶”“落木”与“树叶”“落叶”的不同，关键在于“木”字。由此可见，在诗歌中，概念相同的词语，也有可能在形象上大有区别。

　　第4段，说明“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含有落叶的因素。从“木”所用的场合可以看出，自屈原开始把“木”用在秋风叶落的季节之后，后代诗人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效果。作者把曹植诗中的“树”的形象与吴均诗中“木”的形象作比较，“树”没有落叶的形象，而“木”显然有落叶的景况。

　　第5段，说明“木”为什么有这个特征。因为诗歌语言在概念的背后，还躲着暗示性，它仿佛是概念的影子。“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还具有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让我们想起树干，而不大想到叶子，“叶”因此常被排斥在“木”的形象之外，这排斥暗示着落叶。而“树”与“叶”的形象之间是十分一致的。作者以周邦彦的词为例加以说明。

　　第6段，说明“木”的第二个艺术特征：有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带来疏朗的秋天气息。正因为有这个特征，所以《九歌》中的“木叶”才如此生动。而曹植《美女篇》中的“落叶”，是饱含水分的繁密的叶子；司空曙《喜外弟卢纶见宿》中的“黄叶”，是在蒙蒙细雨中，没有干燥之感，因此都与“木叶”的形象不同。至于“落木”，比“木叶”更显得空阔。“木叶”的“叶”，有缠绵的一面，“木叶”是疏朗与绵密的交织，而“落木”就连“叶”这个字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第7段，说明“木叶”与“树叶”在概念上相差无几，在艺术形象上的差别几乎是一字千里。

　　综上所述，全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1至3段为第一部分，列举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一个现象，就是“木叶”成为诗人笔下钟爱的形象，而“木叶”形象的关键在一个“木”字。第4至6段为第二部分，说明了“木”的两个艺术特征，以及为什么有这些特征。第7段是小结。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学者，也是诗人。他以深厚的学养与丰富的联想力，对“树”与“木”、“树叶”与“木叶”、“木叶”与“落叶”、“木叶”与“落木”所造成的诗的意境的差别，作出了极为精细的美学辨析，使我们对古诗词中艺术的精微之处有了更深的体察，值得我们借鉴。

　　二、问题探究

　　1.这篇文章实际上是谈论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为什么把“说‘木叶’”作为标题？

　　把标题定为“说‘木叶’”，就可以把古诗中的意象“木叶”作为论题，围绕它展开全文。作者先排除古代诗人考虑文字洗练的因素，再探寻它用于秋天的情景中蕴含有落叶的因素，最后从中得出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并加以阐发。从现象谈到本质，从个别谈到一般，从具体谈到抽象，既深入浅出地阐发了理论，又易于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如果把题目定为“谈谈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也无不可，但那势必是另一种行文思路，大概是摆起架子大讲理论，不大容易写得深入浅出。

　　2.文章是怎样阐释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的？

　　说“木叶”文章谈到，这暗示性仿佛是概念的影子，它与“概念中的意义交织组合起来”，“成为丰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所谓“概念中的意义”，大约是指在字典、辞典可以查得到的语词的意思。有人称之为言内义，它明了确定。而作为概念的影子的暗示性，所指的是概念以外的意义，如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等，这样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有弹性的，是要依据上下文、整首诗来表达或理解的。在诗歌鉴赏中，不仅要玩味语言的言内义，而且要玩味语言以外的意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和鉴赏诗歌的旨趣。

　　中国诗歌语言的特点，就是注重语言的暗示性，追求含蓄不尽。诗歌的语言是有尽的，但它包含的意思、给予读者的暗示、启发则是无尽的。“做诗最忌太直、太露，读诗最忌太滞、太凿。一览无尽的作品算不上真正的艺术，拘守章句的读者也不是真正的鉴赏家”。（袁行霈《言意与形神》）我们鉴赏诗歌，要从语言入手，但不要被语言所局限，应当从言内到言外，品尝那些言外的微妙的滋味。

　　关于练习

　　一认真阅读课文，抓住关键性语句，把握全文大意。试辨析“树叶”与“木叶”、“落木”与“落叶”的意味的不同，概括“木”在形象上的艺术特征。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融会贯通地理解课文的内容，抓住课文内容的要点。

　　参考答案：

　　“树叶”：“树”与“叶”的形象之间不但不相排斥，而且十分一致，它们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因此“树叶”可简化为“叶”。“木叶”：“木”具有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的影子，使人常想起树干，很少会想到叶子。“叶”常被排斥在“木”的形象之外。“木”与“叶”的形象之间是不一致的。

　　“落木”与“落叶”的不同：以曹植《美女篇》为例，“落叶”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而“落木”不仅触觉上有干燥之感，而且连“叶”字所保留的清秋气息和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木”在形象上有两个艺术特征。

　　第一，“木”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它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使读者更多地想到了树干，而很少想到叶子，“叶”因此常常被排斥在“木”的形象之外，这排斥暗示着落叶。例如，“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这里“扫高木”，显然是落叶的景况，显出“落木千山”的空阔。

　　第二，“木”还暗示了它的颜色，可能是透着黄色，在触觉上它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我们所习见的门栓、棍子、桅杆等，就都是这个样子。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来了整个疏朗而清秋的气息。至于“落木”，则比“木叶”显得更加空阔，连“叶”这个字所保留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二《咬文嚼字》指出文学作品中的文字往往有联想的意义，本文谈到诗歌语言的暗示性问题，二者的意思是一样的。在我国诗歌中，如“梅”“柳”“草”等，都具有暗示性，能引起联想。试举例说明。

　　设题意图：旨在引导学生借鉴课文分析诗歌的方法，提高欣赏诗歌，尤其是我国古代诗歌的能力。

　　参考答案：

　　在我国诗歌中，“梅”是诗人喜欢歌咏的对象之一。但作者表现的感情不尽一致。王安石《梅花》，表现了梅花“凌寒独自开”的高贵品格。我国古代把松、竹、梅誉为“岁寒三友”，是高贵圣洁的象征，这首《梅花》的意象表现的就是我国这种传统文化精神。陆游《卜算子·咏梅》表达的是“寂寞开无主”的无奈、“黄昏独自愁”的凄凉心境，以及“只有香如故”的孤傲和清高。毛泽东的词与陆游的词题、调相同，意境却截然不同，毛词巧妙地把陆游词中对梅花不幸遭遇的倾诉和孤芳自赏的表露化为对它达观坚定的描述和高贵纯洁的赞颂，词中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壮美，豪放乐观，振奋人心。

　　古代诗歌中，类似“梅”的意象不胜枚举，如竹、松、草、柳，等等。不妨发动学生搜集、梳理这些意象，甚至可以编撰一本《中国古代诗歌常见意象小辞典》。

　　教学建议

　　一、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这篇课文读起来并不轻松。它需要逐字逐句认真、细致地读。但并不难懂，只要下工夫读了，把整篇文章贯穿起来，各个部分融会贯通，就可以把握文意。因此，首先要指导学生熟读。

　　二、学习一篇课文，把握它的意思仅是初步的，最终目标是要能举一反三。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说，阅读了教科书上的课文，要能在课外阅读同类的文章。学习《说“木叶”》一文，当然不能例外，因此，要指导学生尽可能掌握课文中的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例如辨析诗歌语言精微之处的方法，并且尝试用这种方法去鉴赏诗歌。在练习二中就可以进行这种尝试。

　　三、这篇课文中引用了不少古代诗词，如有条件和需要，可以把这些诗词的全文告诉学生，最好让学生自己到图书馆或者上网查找。这样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课文，而且锻炼了学生搜集、整理和运用资料的能力。

　　四、欢迎学生对作者的见解提出不同看法，只要言之成理，就加以肯定。也许有学生对作者这种“咬文嚼字”的欣赏法不以为然，教师应说明，这是鉴赏法的一种，有它的长处。对于初学诗歌的学生来说，“咬文嚼字”有利于打下扎实的基础，应该重视“咬文嚼字”。

　　有关资料

　　一、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袁行霈）

　　关于文学作品的多义性，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已经谈到了。《文心雕龙·隐秀篇》说：“隐以复意为工。”又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异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版第632页。他所说的“复意”“重旨”，就是我在这里所说的多义性。然而，刘勰并没有专门论述诗歌的多义性问题，更没有把多义性作为诗歌艺术的一个独立范畴来看待。此后，在中国古代的诗歌批评著作中，也偶尔有涉及多义性的，如皎然《诗式》所谓“两重意”皎然《诗式》卷一《重意诗例》：“评曰：两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原作“诣”，据《诗学指南》本改）道之极也。”《十万卷楼丛书》本。，但都没有从理论上对多义性进行深入的探讨。

　　在西方，对诗的多义性也有人谈到过。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讲的“双意复言名词”以及“三义”词、“四义”词见《诗学》第二十一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72页。，就是一个与多义性有关的问题。但丁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曾谈到诗有字面的、寓言的、哲理的、秘奥的四种意义。其《神曲》也“具有多种意义”，“通过文字得到的是一种意义，而通过文字所表示的事物本身所得到的则是另一种意义。头一种意义可以叫做字面的意义，而第二种意义则可称为譬喻的、或者神秘的意义”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版第159页。。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多义性问题。不过，对多义性的深入研究，却是20世纪以后随着语义学的建立而开展起来的。语义学是符号学的三个分支之一，研究语言符号和它所指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其他两个分支是：句法学，研究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学，研究符号与其使用者之间的关系）。符号学认为，许多理论问题都可以通过分析、研究表达这些理论所使用的语言符号，而得到解决或说明。有人用符号学的理论来研究诗歌，把诗歌也看做是一种符号，叫“复符号”。这种“复符号”所投射出来的语意，只是它所包含的意义的一部分。这就涉及诗歌多义性的问题了。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语言学家理查兹（I.A.Richards）的学生恩普逊（WilliamEmpson），在1930年出版了一部书，书名叫《意义暧昧的七种类型》（SevenTypesofAmbiguity）。它的主旨是说明，为什么对同一首诗的意义会有不同的理解。恩普逊从作者方面、读者方面以及作者和读者两方面，找出七条原因，归纳为七种类型，举了许多诗例加以具体分析。这部著作曾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朱自清先生写过一篇题为《诗多义举例》的文章原载《中学生杂志》，收入《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就是用恩普逊的方法分析了四首中国旧诗。这四首诗是《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陶渊明《饮酒》（结庐在人境），杜甫《秋兴》（昆明池水汉时功），黄庭坚《登快阁》。这是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多义性的一篇专论。可惜朱先生自己对这个问题没有继续深入地研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也没有重视，以致到今天我们在这方面仍无进展。

　　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是值得认真研究的。这项研究是文学史、文艺理论、训诂学、语义学共同的课题。文学既然是语言的艺术，诗歌又是语言最精粹的一种文学体裁，那么，研究诗歌特别是研究诗歌艺术，自然离不开诗歌语言的研究，离不开语义的研究。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艺术，无疑是一条途径。但是，决不能用语义分析代替对于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恩普逊从语义学的角度研究诗歌里的暧昧语、含糊语，固然有其价值，但这并不等于诗歌艺术的研究。所谓多义并不是暧昧和含糊，而是丰富和含蓄。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研究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要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实际出发，把基础建立在对大量作品的具体分析上；要科学地总结古代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借鉴国外的语义学成果，以建立我们民族的诗歌美学语义学理论。

　　诗歌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谓词的多义性有相通的地方，诗歌可以借助词的多义性以取得多义的效果，然而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按照词汇学的解释，词义是客观事物或现象在人们意识中的概括的反映，是由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的。由于语言中词的数量有限，不可能一对一地表示复杂的客观事物和现象，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多义词。然而，不管一个词有多少种意义，这些意义都是确定的，可以在词典里一一注明。而且这些意义都是社会性的，为社会所公认的。诗的多义性与词汇学上所说的词的这种多义性不同。诗人不仅要运用词语本身的各种意义来抒情状物，还要艺术地驱使词语以构成意象和意境，在读者头脑中唤起种种想象和联想，激起种种感情的波澜。诗人写诗的时候往往运用艺术的手法，部分地强调着或改变着词语的意义，赋予它们以诗的情趣，使一个本来具有公认的、确定的意义的词语，带上复杂的意味和诗人主观的色彩。而读者在读诗的时候，他们的想象、联想和情感，以及呈现在他们脑海里的形象，虽然离不开词义所规定的范围，却又因人因时而有所差异。生活经验、思想境界、心理气质和文艺修养互不相同的读者，对同一句诗或一句诗中同一词语的意义，可以有不同的体会。同一个读者在不同的时候读同一首诗，体会也不完全一样。可见，诗歌的多义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一首含义丰富的诗歌，好像一颗多面体的宝石，从不同的角度可以看到光的不同折射和色的不同组合。

　　另外，在词汇学里讲词的多义性，是把同一个词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不同意义加以总结，指出它的本义和引申义。如果孤立地看，一个多义词固然有多种意义，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一般说来，一次却只用其一种意义，歧义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语言时需要特别避忌的毛病。但是在诗歌里，恰恰要避免词义的单一化，总是尽可能地使词语带上多种意义，以造成广泛的联想，取得多义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耐人寻味，就在于这种复合的作用。“诗无达诂”这句话，如果理解为诗是不能解释的，那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如果从诗的多义性上理解，这句话倒也不无道理。由于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多义性，读诗的时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有不同的体会和理解，这是很自然的。

　　为了进一步阐明中国古典诗歌的多义性，我在这里提出两个新的概念：宣示义和启示义。宣示义是诗歌借助语言明确传达给读者的意义；启示义是诗歌以它的语言和意象启示给读者的意义。宣示义，一是一，二是二，没有半点含糊；启示义，诗人自己未必十分明确，读者的理解未必完全相同，允许有一定范围的差异。宣示义，是一切日常的口语和书面语言共有的；启示义，在文学作品中特别是诗歌作品中更丰富。所谓诗的多义性，就是说诗歌除了宣示义之外，还具有种种启示义。一首诗艺术上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启示义的有无。一个读者欣赏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对启示义的体会能力。

　　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启示义，我大致分为以下五类：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言外义。这五类启示义，以它们依赖宣示义的程度，构成一个系列。双关义与宣示义关系最密切，双关义的两个意义之中的一个就属于宣示义。情韵义是附着在宣示义之上的各种诗的感情和韵味，它不能离开宣示义单独存在。象征义，有的附着在词语的宣示义上，有的在整句诗或整首诗之中。深层义可以含蓄在词语之中，但多半含蓄在全句或全篇之中。言外义既不在词语之中，也不在句子之中，而是在字句的空档里，即所谓字里行间的“行间”。它虽然并未诉诸语言，但读者可以运用自己的联想和想象去加以补充。

　　双关义

　　在一般场合下，使用语言的时候，一个词只传达一种意义，而排斥它的其他意义，以避免发生歧义。而双关却是让两个意义并存，读者无法排斥掉其中任何一个。

　　双关义可以借助多义词造成。例如，“远”有两种意义：远近的“远”，表示空间的距离长；久远的“远”，表示时间的距离长。《古诗十九首》中“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的“远”字，就可以作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或者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关于这个“远”字的双关义，朱自清先生在《诗多义举例》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又如贺知章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前两句用碧玉形容柳树，一树绿柳高高地站在那儿，好像是用碧玉妆饰而成的。碧玉的比喻显出柳树的鲜嫩新翠，那一片片细叶仿佛带着玉石的光泽。这是碧玉的第一个意思。碧玉还有另一个意思，南朝宋代汝南王小妾名叫碧玉，乐府吴声歌曲有《碧玉歌》，歌中有“碧玉小家女”之句，后世遂以“小家碧玉”指小户人家出身的年轻美貌的女子。“碧玉妆成一树高”，可以想象那袅娜多姿的柳树，宛如凝妆而立的碧玉。这是碧玉的第二个意思。碧玉这个词本来就有这两种意思，而在这首诗里两方面的意思似乎都有，这就造成了多义的效果。又如，“虚室”这个词，陶渊明在《归园田居》里两次用到它：“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前一个“虚室”与“户庭”对举，后一个“虚室”与“荆扉”连用，可以理解为虚空闲静的居室。然而，“虚室”又见于《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司马彪云：“室比喻心，心能空虚，则纯白独生也。”陶渊明所说的“虚室”又是用《庄子》的典故，指自己的内心而言。在陶诗里这两种意思都有，造成多义性。

　　双关义还可以借助同音词造成，南朝民歌里有大量这类例子，如以莲花的“莲”双关爱怜的“怜”，以丝绸的“丝”双关思念的“思”。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以阴晴的“晴”双关爱情的“情”，也属于这一类。

　　双关义在诗的多义性里是最简单的一种，无须赘述了。

　　情韵义

　　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过无数诗人的提炼、加工和创造，拥有众多的诗意盎然的词语。这些词语除了本身原来的意义之外，还带着使之诗化的各种感情和韵味。这种种感情和韵味，我称之为情韵义。情韵义是对宣示义的修饰。

　　词语的情韵是由于这些词语在诗中多次运用而附着上去的。凡是熟悉古典诗歌的读者，一见到这类词语，就会联想起一连串有关的诗句。这些诗句连同它们各自的感情和韵味一起浮现出来，使词语的意义变得丰富起来。而这种种丰富的情韵义，往往难以用训诂的方法予以解释，也是一般词典中难以包括的。

　　例如“白日”，除了指太阳以外还带着一种特殊的情韵。曹植说“惊风飘白日”（《箜篌引》）；左思说“皓天舒白日”（《咏史》其五）；鲍照说“白日正中时，天下共明光”（《学刘公幹体》其五）；李商隐说“白日当天三月半”（《无题》）。“白日”这个词有一种光芒万丈的气象，用白形容太阳的光亮，给人以灿烂辉煌的联想。盛唐诗人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一开头的“白日”二字和诗里那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正相吻合。这首诗所写的景色是日落黄昏时的景色，但丝毫也没有黄昏时分的萧瑟、暗淡和朦胧，而是给人以辉煌灿烂的感觉。诗里激荡着对于光明的留恋和追求，是那一轮当空四照无比辉煌的“白日”，渐渐地隐没于山后了，所以要“更上一层楼”，追上那将要隐去的白日，追回那光辉壮丽的时光。此中的意味是何等深长！

　　“绿窗”，意思是绿色的纱窗。但是它在诗词中另有一种温暖的家庭气氛，闺阁气氛。如刘方平的《夜月》：“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李绅的《莺莺歌》：“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温庭筠的《菩萨蛮》：“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韦庄的《菩萨蛮》：“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苏轼的《昭君怨》：“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幽梦。”

　　“拾翠”，意思是拾取翡翠鸟的羽毛，古时以为饰物。如果只从字面上理解，意思很简单。可是在诗词里，“拾翠”却是一个饱含着感情和韵味的词语。这个词最早可能见于曹植的《洛神赋》：“尔迺众灵杂遝，命俦啸侣，或戏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写的是一群女神在水边的活动。她们的美丽，她们的风采，她们那种飘飘然的仪态，通过采珠和拾翠等活动很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此后诗词中出现“拾翠”这个词，便常常和年轻美貌的女子联系在一起，和水边绮丽的风景联系在一起，和美好的回忆联系在一起，令人产生怀念和向往之情。如杜甫《秋兴》其八：“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是对安史之乱以前长安的和平安定生活的美好回忆。孙光宪《八拍蛮》：“越女沙头争拾翠，相呼归去背斜阳。”宛如一幅美丽的图画。张先《木兰花》：“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李甲《帝台春》：“忆得盈盈拾翠侣，共携赏、凤城寒食。”写妇女春日在水边的嬉游，也很有气氛。

　　又如“南浦”，大水有小水别通叫浦，也就是水流分支的地方，“南浦”无非是南边的一个浦口，它本来的意义很简单。屈原在《九歌·河伯》里说：“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经他用后，“南浦”便染上了离愁别绪，有了更丰富的情韵。后代诗人再写送别的时候便常常用这个词。而一写到浦口，便总是用“南浦”，似乎东浦、西浦、北浦都不够味了。如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白居易《南浦别》：“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范成大《横塘》：“南浦春来绿一川，石桥朱塔两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细雨垂杨系画船。”辛弃疾《祝英台近》：“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

　　“凭栏”“倚栏”，意思是依靠着栏杆，但是诗词中用“凭栏”“倚栏”，却有多种意味，或表示怀远，或表示吊古，或抑郁愁苦，或悲愤慷慨。杜牧《初春有感寄歙州邢员外》：“闻君亦多感，何处倚栏杆？”正说明倚栏或凭栏是一种寄寓感情的方式，而这两个词也随之染上了浓郁的感情和韵味。如李璟《摊破浣溪沙》：“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杆。”李煜《浪淘沙》：“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冯延巳《鹊踏枝》：“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姜夔《点绛唇》：“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这些诗句中的“凭栏”都是和某种激动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

　　又如，“板桥”就是木板桥，却比“木桥”更有诗味儿。刘禹锡《杨柳枝》：“春江一曲柳千条，二十年前旧板桥。曾与美人桥上别，恨无消息到今朝。”温庭筠《商山早行》：“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板桥”这个词也有一种特殊的情韵，换成“木桥”就索然无味了。

　　由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出，诗歌语言的情韵义是由于诗人反复使用而逐渐涂上去的。这种情韵在诗里所起的作用，有时甚至比词语原有的意义更重要，它可以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和联想，使诗的含义更加丰富饱满。

　　但是在使用这类富有情韵义的词语时，也需要加以创新，使它们不至于成为陈词滥调；要以充沛的思想感情来驾驭它们。正如章学诚所说：“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有大鹏千里之身，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安鸟雀假雕鹗之翼，势未举而先踬也，况鹏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嘉业堂本《章氏遗书》卷四。例如，“丁香结”喻指心中郁结的忧愁，李商隐《代赠》：“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李珣《河传》：“愁肠岂异丁香结？因离别，故国音书绝。”牛峤《感恩多》：“自从南浦别，愁见丁香结。”李璟《摊破浣溪沙》：“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丁香结”的。但也有从另外的角度下笔的，陆龟蒙《丁香》：“江上悠悠人不问，十年云外醉中身。殷勤解却丁香结，纵放繁枝散诞春。”“解却丁香结”就是使丁香的花苞开放，丁香花一开，春意才更热闹而浓郁。这首诗运用富有情韵的词语，而用法有所创新，使人觉得十分新鲜。

　　象征义

　　象征义专指那些用象征的手法派生出来的意义，有的附着在词语的宣示义上，有的并不在词语上，而在整个句子之中或整篇诗歌之中。象征义和宣示义之间的关系是指代与被指代的关系，宣示义在这时往往只起指代作用，象征义才是主旨之所在。

　　在中国古典诗歌里，象征义是很常见的。在那些题为《咏怀》《感遇》的作品里，尤其是如此。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陈子昂的《感遇》三十八首，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便是这类作品中的名篇。在这些诗里，取作象征的事物相当广泛，而表现的内容多半是政治的感慨，或伤时，或忧生，或言志，或讥刺。如阮籍《咏怀》中“西方有佳人”一首，以不能与佳人交接象征理想不能实现。陈子昂《感遇》中“兰若生春夏”一首，以兰若的摇落象征盛年易逝，壮志难酬。张九龄《感遇》中“江南有丹橘”一首，以丹橘经冬不凋象征自己的坚贞的品格。这些诗都是含蓄深沉、意义丰富的佳作。李白、杜甫的一些诗，虽然不以《感遇》《咏怀》为题，但是也以象征的手法抒写政治的感慨，实际上也属于这一类。如李白《古风》中的“桃李开东园”，“美人出南国”，杜甫的《客从》《病橘》等。这类作品构成中国古典诗歌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象征义有两个特点：一、用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象征抽象的意义；二、用客观的事物象征主观心理和情绪。例如：以松菊象征高洁，以美人香草象征理想，等等。有些词语由于反复使用，已经有了固定的公认的象征义，如：

　　“东篱”，陶渊明《饮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本是写实，陶家庭院东边有一道篱笆，篱下种着菊花。因为陶渊明是一位著名的隐士，他又特别喜欢菊花，在诗里屡次咏菊，菊花几乎成了陶渊明的化身，所以连带着“东篱”这个词便有了一种象征的意义。一提“东篱”，就让人想起那种远离尘俗的、洁身自好的品格。因为“东篱”有了这种象征意义，后人写诗的时候写到篱笆，便常常说“东篱”，似乎“西篱”“南篱”“北篱”，都缺乏诗意了。如刘眘虚的《九日送人》：“从来菊花节，早已醉东篱。”苏轼的《戏章质夫寄酒不至》：“漫绕东篱嗅落英。”李清照的《醉花阴·九日》：“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新亭”，由于《世说新语·言语篇》里记载过一个“新亭对泣”的故事，所以“新亭”这个普通的地名也就有了一种象征义，象征忧国伤时的悲愤之情。辛弃疾的《水龙吟》：“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刘克庄的《贺新郎》：“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

　　除了公认的象征义，还有属于个人的象征义，这是诗人临时创造出来的，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如陶渊明诗中屡次出现的“归鸟”象征着他自己的归隐。王士禛的名作《秋柳》组诗，其一以南京白下门的秋柳寄托故国之思，“他日差池春燕影，祗今憔悴晚烟痕”的秋柳，遂亦具有象征的意义。这类象征义都是诗人自己的创造，因为个性色彩很浓，所以比较难懂。李商隐的诗因为较多地用了这种个人的象征，所以显得朦胧。例如《初食笋呈座中》：

　　嫩箨香苞初出林，于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

　　这首诗是李商隐22岁时所写的，当时他在兗州观察使崔戎幕中掌书记。据《竹谱》注，兗州附近出产一种竹笋，味最美，是难得的佳肴。这首诗就以初生的嫩笋为象征，表现了一个壮志凌云的青年对不公正的社会的愤慨，以及对自己前途的忧虑。那初出林的鲜嫩芬芳的竹笋本来有希望成为一棵凌云的大竹，可惜在它还幼小的时候就被采来吃掉了。皇都应有无数水陆的美味，怎么还忍心剪伐这幼小的竹笋呢！冯浩注曰：“《竹谱》云：‘般肠实中，为笋殊味。’注曰：‘般肠竹生东郡缘海诸山中，有笋最美。’正兗海地也。”冯注“陆海”，引《汉书·地理志》：“（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据冯注，此二句意谓：皇都陆海亦有无数竹林，何须剪伐此兗海之竹？然兗海之竹既不应剪，陆海之竹岂应剪乎？细绎义山诗意，凡竹之笋皆不忍剪。何焯批曰：“陆海，言陆地海中所产之物也”，近是。白居易《轻肥》：“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陆海”犹“水陆”。义山意谓：皇都多有水陆所产各种珍肴，岂忍剪此幼笋食之耶？般肠笋既然味最美，必进贡皇都，故有此感慨。

　　李商隐笔下的牡丹也有象征意义，《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其二：

　　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

　　这首诗是李商隐在泾州时写的，用被雨所败的牡丹象征自己。石榴初夏才开花，错过了春天的大好时光，牡丹似乎有资格讥笑她。但是遭受风雨的摧残提前零落的牡丹，她的命运恐怕还不如石榴呢！诗的最后两句又递进一层，牡丹为雨所败而夭折固然可怜，但毕竟还有几分粉态，如果等她自己凋谢了，那时再回想今天的情形，反而会觉得今天的粉态新鲜了。在这首诗里，牡丹的形象和诗人自己的形象融合在一起，意味很丰富。

　　个人的象征义如果得到普遍的理解和运用，可以转化为公认的象征义。汉班婕妤《怨歌行》，以被弃的秋扇为象征，抒写了遭人玩弄而终被遗弃的妇女的悲愁。本是班婕妤个人创造的象征，后来已成为公认的了。

　　公认的象征义的建立依赖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象征习惯。例如，以鹏鸟象征不祥，以杜鹃象征悲哀，就具有中国的特色。前者源自汉贾谊《鹏鸟赋》，其序曰：“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鹏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鹏似鸮，不祥鸟也。”《西京杂记》也说：“贾谊在长沙，鹏鸟集其承尘而鸣，长沙俗以为鹏至人家，主人当死。”后者源自古蜀帝杜宇化为杜鹃的故事，见汉扬雄《蜀王本纪》、晋左思《蜀都赋》、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等书。可见鹏鸟、杜鹃的象征意义由来已久，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闻一多先生有《说鱼》一文，指出“鱼”在古代是一种隐语，有象征“匹偶”或“情侣”的意义。以此解释《诗经·周南·汝坟》，遂得出不同于前人的胜解。

　　深层义

　　深层义隐藏在字句的表面意义之下，有时可以一层一层地剖析出来。如欧阳修《蝶恋花》的最后两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古今词论》引毛先舒云：“词家意欲层深，语欲浑成。……‘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此可谓层深而浑成。何也？因花而有泪，此一层意也；因泪而问花，此一层意也；花竟不语，此一层意也；不但不语，且又乱落，飞过秋千，此一层意也。人愈伤心，花愈恼人，语愈浅而意愈入，又绝无刻画费力之迹。谓非层深而浑成耶？”

　　又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无非是写三峡水流之急，船行之快，是一首咏山水、纪行旅的诗。我们还可以引《水经注》写三峡的那一段文字来印证。但是诗的意思如果仅仅是这些，那不过是把《水经注》改写成为一首诗而已，就不会成为千古绝唱了。这首诗还有更丰富的意思，那就是表现了诗人自己心情的轻松和喜悦。这首诗是李白在流放途中走到三峡，遇赦返回的时候写的。正因为不久之前有逆水而上的艰辛，所以遇赦归来顺流而下才格外感到轻松和喜悦。这种感情，诗里没有直说，而是以轻快的节奏流露出来的。除此之外，我感到诗里还有一种惋惜与遗憾的感情。上三峡的时候，李白大概没有心情欣赏周围的景色。当时他写过一首《上三峡》，诗里说：“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可见他当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如今他遇赦返归，顺着刚刚走过的那条流放路，重又泛舟于三峡之间，他一定想趁这个机会饱览三峡的壮丽风光。可惜他还没有看够，没有听够，没有来得及细细领略三峡的美，船已飞驶而过：“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喜悦之中又带有几分惋惜和遗憾，似乎嫌船走得太快了。

　　深层义在以下几类诗里比较丰富：

　　第一类是感情深沉迂回、含蓄不露的。如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从字面上看，“落花时节”是点明与李龟年相逢的时令，但它还有更深的意思。李龟年当初是红极一时的音乐家，经常出入于王公贵戚之门。如今他流落江南，也许已成为一个流浪街头的艺人，这对于李龟年来说是他的“落花时节”。“落花时节”暗指李龟年不幸的身世，这是第二层意思。杜甫当年在长安虽然不得志，但也曾出入于岐王、崔九之门，在那盛世里无论如何也比他后来四处飘泊的生活要好些。何况那时他才三十几岁，而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老病有孤舟”，他自己的境况也大不如前了。所以“落花时节”又暗指自己不幸的身世。这是第三层意思。此外还有更深的意义，对于唐王朝来说，经过一场“安史之乱”，盛世的繁荣已经破坏殆尽，也好像是“落花时节”。我们必须透过字面的表层义，体会出这几层意义才算真正懂得了这句诗。

　　又如杜牧的《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

　　这首诗写一个失意宫女的孤独生活和凄凉心情。在一个秋天的晚上，微弱的烛光给屏风上的图画添了几分暗淡而幽冷的色调。这时，一个孤单的宫女正用小扇扑打着飞来飞去的萤火虫。“轻罗小扇扑流萤”这一句有多重的含意：第一，古人说腐草化萤，虽然是不科学的，但萤总是生在草丛冢间那些荒凉的地方。如今，在宫女居住的庭院里竟然有流萤飞动，宫女生活的凄凉也就可想而知了。第二，从宫女扑萤可以想见她的寂寞与无聊。她无事可做，只好以扑萤来消遣她那孤独的岁月。她用小扇扑打着流萤，一下一下地，似乎想驱赶包围着她的阴冷与索寞，但这又有什么用呢？第三，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取凉的，秋天就没有用了，所以诗词里常以秋扇比喻弃妇。从诗题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秋天的晚上，这宫女手中的小扇便是一把秋扇，从这把秋扇可以联想到持扇宫女被遗弃的命运。三四句“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也很耐人寻味。“夜色凉如水”暗示夜已深沉，寒意袭人，该进屋去睡了。可是宫女依旧坐在石阶上，仰视着天河两旁的牵牛星和织女星。牵牛织女的故事触动她的心，使她想起自己不幸的身世，也使她向往那种真挚的爱情。满怀心事都在这举首仰望之中了。这首诗没有一句抒情的话，但宫女那种哀怨与期望交织的复杂感情蕴含在深层，很耐人寻味。

　　第二类是在自然景物的描写中寄寓了深意的。如柳宗元《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表面看来这不过是一首富有画意的写景诗，在大雪迷漫之中，鸟飞绝，人踪灭，只有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渔翁在孤舟上，一竿在手，独钓于江雪之中。但细细想来却不只是写景，而另有深意。在这渔翁身上，诗人寄托了他理想的人格。这渔翁对周围的变化毫不在意，鸟飞绝，人踪灭，大雪铺天盖地，这一切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依然钓他的鱼。他那种悠然安然的态度，遗世独立的精神，正是谪居在外的柳宗元所向往的。我们可以用张志和的《渔父歌》作比较：“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这首诗写的是春天的斜风细雨，再加上白鹭飞、鳜鱼肥，闲适中带着潇洒，是一幅渔家乐的图画。柳宗元诗中的那个渔翁，更多的是孤寂与清高，他仿佛是被社会所遗弃的，又是遗弃了社会的，他不像张志和诗中的那个渔父，心目中有肥肥的鳜鱼。他的垂钓并不在得鱼，而只是想找一个安静的去处，让他忘掉世上的庸俗和纷扰，暂时得到一点休息。所以这首诗与其说是一幅真实景物的素描，不如说是表现了诗人自己对于人生的态度，而后者就是它的深层义。

　　第三类是富有哲理意味的诗歌。如杜甫的《江亭》：

　　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

　　“水流”二句，王嗣奭《杜臆》说：“景与心融，神与景会，居然有道之言。盖当闲适时道机自露，非公说不得如此通透。”仇兆鳌说：“水流不滞，心亦从此无竞。闲云自在，意亦与之俱迟。二句有淡然物外、优游观化意。”他们都指出了这两句诗的哲理意味。这两句诗不止是一般的情景交融，还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江水的流动是它自然的本性，并不是要和谁竞争，自己的心也像水流那样不争不竞；闲云悠然地停在那儿，得其自在，自己飞驰的意念也和闲云一样地迟滞了。在杜甫看来，水也好，云也好，都是自在之物，它们的动，它们的静，都是出自本性，并不是有意要怎样，也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与追求，只是各行其素而已。杜甫感受到云水的这种性格，并从中悟出了人生的道理，便觉得自己也化作了云水，和它们一样地达到自如自在的境地。

　　言外义

　　上述四种意义，或是诗歌语言所负荷的，或是诗歌语言所蕴含的，或是诗歌语言所指代的，可以总称之为言内义。然而古典诗歌的多重意义不仅表现在言内，还可以寄托在言外。言外之义是诗人未尝言传，而读者可以意会的。言内义在字里，言外义在行间，诗人虽然没有诉诸言辞，但在行间有一种暗示，引导读者往某一个方向去想，以达到诗人意向的所在。富有言外义的诗歌，状物而不滞于物，引导读者由此及彼地展开联想和想象。它总是让人读后还要思索一下，寻一寻余味。在寻思中有所领悟，有所发现，遂得到艺术欣赏的满足。

　　大凡事物的发展总有其前因后果，感情的发展也有它的脉络。然而中国古典诗歌通常不是把感情脉络的连续性呈现给读者，而是从感情的发展脉络中截取最有启示性的一段，把其他的略去，留给读者自己去联想补充。同时句子之间有较大的跳跃性，句子之间留下了较大的空白。从感情脉络中略去的部分就隐约地浮现在这无言的行间，并以它们的多姿与多彩丰富着言内之物，构成诗歌的多义效果。

　　司马光《续诗话》：“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唯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4月第1版第277页。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举崔颢的《长干行》说：“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姜斋诗话》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6月第1版第162页。类似的富有言外义的诗例还可以举出许多，如卢纶的《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诗写一个大雪之夜，准备集合轻骑兵，去追击溃退的敌人。诗人只写了准备出击的场景，究竟出击没有，追上敌人没有，统统略去了。“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并不是战斗的结束。可是那种艰苦的自然环境、肃穆的战斗气氛和将士们的英雄气概，都被烘托出来了。神龙见首不见尾，并不是没有尾，尾在云中，若隐若现，更有不尽的意味和无穷的魅力。又如元稹的《行宫》：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红色的宫花和白头的宫女，色调形成鲜明的对比。红的宫花让人联想到宫女们已经逝去的青春，而宫花的寂寞又象征着宫女们当前的境遇。在这样一座古行宫里，几个白头宫女闲坐在一起，谈论着玄宗的往事。诗里用了一个“在”字，说“白头宫女在”，言外昔日行宫的繁华已不复存在，如今只有“白头宫女”还在这里，好像是那段繁华历史的见证人。诗只写到宫女说玄宗就结束了。至于她们的身世如何，诗里没有交代。反正已经把那种凄凉寂寞的气氛和抚今追昔的情调表现出来了，其他也就不言而喻。前人说这首诗“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诗人玉屑》卷十引《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3月新1版第211页。，是不错的。又如蒋捷的《虞美人》：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这首诗以听雨为线索，选取少年、中年、暮年三个不同的时期，歌楼、客舟、僧庐三个不同的地点，串起了作者自己一生的经历。这三个时期作者的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然而作者把变化的过程统统略去了，只是跳跃地选了三个点来写，让读者自己在对比中体会其他的一切。作者少年时代的浪漫，中年时代的飘泊，暮年时代的凄苦与灰心，曲折地反映了南宋亡国前后的时代气息，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写诗的困难往往不在于取而在于舍。诗中那无言之处也需要认真经营。剪裁得体，才能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竹庄诗话》引《漫斋语录》说：“用意十分，下语三分，可几风雅；下语六分，可追李杜。”见《竹庄诗话》卷一“讲论”。可见前人对这一点的重视。然而大诗人也难免赘疣，柳宗元《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冷斋夜话》引苏轼曰：“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见毛氏汲古阁刊《冷斋夜话》十卷本，卷五。苏轼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诗的前四句，渔翁由显而隐，山水由隐而显，渔翁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渔翁那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已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出来。诗写到这里实在是应该结束了。可是柳宗元犹嫌不足，又用两句诗交代渔翁的去向，描写他的那种悠悠然的神情。这两句孤立地看，的确是佳句，但是在这首诗里未免多余。正如傅庚生先生所指出的：“柳河东《渔翁》诗至‘欸乃一声山水绿’收束，颇有含蓄之致，实于不足之中见足。乃必藉云之相逐，点出‘无心’二字，政见其有心于‘无心’，了无余蕴，是求其足乃转不足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二○《剪裁与含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150页。

　　以上所讲的双关义、情韵义、象征义、深层义和言外义，构成中国古典诗歌含蓄蕴藉的艺术特色。但这五种意义的区别，只能说是大致的、相对的。在有的诗里，各种意义可能并存着，很难十分严格地划分开来，不必过于拘泥。

　　（选自《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二、《青与绿》（林庚）（可与课文作比较阅读）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草与柳在古代诗词中一直经常这样地同时并见，要说明其间的缘故，根本上还是因为都涉及春天。“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柳树是代表着春风的，而草则又与春风共其命运。“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春回大地的信息，首先就体现在草与柳的变化上。“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只是那么一星星若有若无的草的痕迹，便宣告了春天的来临。“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柳枝上刚萌发出点点的细叶，料峭的春风便已来到了人间。这个细叶，诗词中又称为“柳眼”，仿佛在说碧玉妆成的柳树，忽然从睡梦中一觉醒来，睁开了眼睛，同时也就是春天的开始了。所谓“风回小院庭芜绿，柳眼春相续”，草透出了绿意，柳睁开来眼睛，这是多么富于生意的绿色世界啊。

　　世界是绿色的，可是诗人却爱说“青青河畔草”，“青青夹御河”，“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自是嫩绿色，所谓“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可是却非说“青青”不可。春天叫做青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青春复随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绕”。而春游也叫做踏青，却不说踏绿。春天唤做青阳，春神名曰青帝，少年称为青年，那么到底是谁代表着春天呢？

　　绿与青原是相近的颜色，所以青天又称碧落、碧空，碧也就是绿。绿草可以称为青草，绿柳却不能称为青柳，但是“天官动将星，汉地柳条青”却又正是好诗。“春晚绿野秀”，这绿野却很少称之为青野。大概由于绿指的是具体的现实的世界，而青则仿佛带有某种概括性的深远意义。绿原是一种和谐的色调，在万紫千红的春天，绿乃是多样统一的典范。而青则更为单纯，凝净，清醒，永久，松树因此就都称为青松。所谓青山绿水，何尝不正是两种性格的说明呢？这里或者会给我们带来一点生活中的启发吗？谁不愿意青山不改、青春常在呢？但这只是一种理想，从现实到理想，从具体性到概括性，本来是绿的却说成是青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青青。

　　写于1983年立春

10谈中国诗

　　课文研讨

　　一、整体把握

　　全文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1段），交代谈中国诗的根本立场。

　　作者认为，谈中国诗要采取比较文学的立场，就是说，谈起中国诗，眼中要有外国人和外国诗在。因为只读中国诗的人，没法“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没有居高临远的观点，就“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只有采用比较文学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对中外诗进行比较，才能对中国诗作出正确的评价，得出合理的结论。

　　第二部分（第2段），概括中国诗的一般发展特点及其规律。

　　按照一般的说法，诗的发展是先有史诗，次有戏剧诗，最后有抒情诗。中国诗则不然，抒情诗出现得异常之早，戏剧诗随后，史诗没有。因此，中国诗是早熟的，一蹴而至崇高的境界，但以后缺少变化。中国的艺术和思想体构，“往往是飘飘凌云的空中楼阁”。

　　第三部分（第3至7段），阐述中国诗的特点。

　　1.篇幅短小。作者在第3段指出，“中国诗是文艺欣赏里的闪电战，平均不过两三分钟。比了西洋的中篇诗，中国长诗也只是声韵里面的轻鸢剪掠”。原因是，“一篇诗里不许一字两次押韵的禁律限制了中国诗的篇幅”。

　　2.富于暗示性，“言有尽而意无穷”。作者在第4、5段指出，外国诗人论诗的观点与中国诗人论诗的观点很接近，中国人说“言有尽而意无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与外国人所谓“空泛连接着确切”，意思一样。“一般西洋读者所认为中国诗的特征：富于暗示”，是正确的说法。作者还认为，这富于暗示，“是一种怀孕的静默”，“说出来的话比不上不说出来的话，只影射着说不出来的话”。“中国诗用疑问语气做结束的”，比“西洋的任何一诗来得多”，例如拉丁诗里有个“何处是”的公式，在中国诗里应用得最多。

　　3.“笔力轻淡，词气安和”。作者在第6段指出，“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原因是，一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中国诗调较轻，比不上西洋诗调的沉重；二是中国古代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中国诗“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

　　4.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作者在第7段指出，中国诗除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外，在内容上与西洋诗“无甚差异”。例如，外国也有“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

　　第四部分（第8段），总说中国诗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

　　作者认为，像各国人都是人一样，中国诗和西洋诗都是诗，共同点多于不同点。中国诗里有“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有“中国的”成分。在中国诗里是零碎的，薄弱的，到西洋诗里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读者“回到本国诗”。

　　这篇课文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旁征博引，在比较中外诗歌的异同中，阐释中国诗的特征。观点鲜明，材料丰富，语言生动，富于说服力和感染力。

　　二、问题探究

　　1.课文第1段中，“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这一句是什么意思？

　　联系上下文可以看出，“他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是对只读中国诗的人而言的。只读中国诗的人，不能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对中外诗歌进行比较，从而在比较中认识中国诗不同于外国诗的地方，即中国诗的特点。他只能就中国讨论中国诗，不能“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用居高临远的观点看待中国诗，因此难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就是“不能对整个本国诗尽职”。

　　2.课文的结构布局有什么特点？

　　主要特点是：开篇明确论述的原则，然后逐层展开，分别论述，而在论述中又不时广征博引，使文章跌宕生姿。

　　文章第1段，说明谈论中国诗要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然后层层推进，阐述中国诗的特点。每一个特点的论述，都包含着对比与综合。对比，是把中外诗歌作对比；综合，是在诸多材料中综合中国诗的特点。文章结尾，作者又宕开一笔，“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使文章说理辩证周密。课文的整个结构圆通灵活，充满机巧。

　　3.从本文可以看出学者文化随笔的哪些特点？

　　第一，化深奥为通俗，化复杂为单纯。本文是谈中国诗这样一个深奥、复杂的问题，然而作者举重若轻，把这个问题用通俗、浅显的语言传达给读者。雅而不奥，俗而不庸。作者不是生硬地提出几条干巴巴的理论，摆开架势大加推衍，而是举出诗歌以及图画、音乐、故事、传说、寓言等具体的例子，作大量的丰富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一些道理。没有泛论、概论这类高帽子、空头大话，读者在接受那些具体例子、形象比喻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作者的观点。

　　第二，居高临下，征古今引中外，有较强的知识性。在课文中，作者站在历史和文化的高度，自由地驾驭着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史资料。他引用的国外资料中，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捷克乃至印度等国的资料；涉及的范围包括文学、哲学、历史学、艺术等。引用中国的文史资料，从古到今，那就更多。这样的文章，以丰富的知识取胜。

　　第三，讲道理、发议论，幽默风趣。课文以说理为主，但它的说理，不同于论文，往往是艺术的谈笑风生。课文中充满了幽默风趣，读者会一边阅读一边忍俊不禁。当然，学者的幽默风趣，不是低俗的插科打诨，而是具有高雅的品位。难怪有人把这种学者随笔又称为小品文。

　　关于练习

　　一你读过不少中国诗，也读过一些外国诗，你认为中国诗有哪些特征？作者对中国诗的特征是怎样阐述的？你怎样评价作者的观点？

　　设题意图：高中生已经读过一些外国诗，更读了不少中国诗，应该对中国诗的特点有一些认识。因此引导学生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阅读课文，可以与作者更好地沟通，对中国诗的特征有更深的认识。

　　参考答案：

　　第一问。中国诗的特征，可依学生的认识自由理解，共同探讨。教师也可引导学生边阅读课文，边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理解本文讲到的中国诗的特点。注意要引导学生用例子说明，不要进行空泛的议论。可参照课文研讨进行讨论。

　　第二问。作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中外诗歌的比较中，得出中国诗的特征。课文举了大量典型的例子，运用巧妙的比喻，在谈笑风生之中，把中国诗的四个特征呈现在读者面前。

　　1.从诗歌发展的历史说，中国诗与西洋诗相反。西洋诗是：史诗?戏剧诗?抒情诗。中国诗是：抒情诗?戏剧诗，没有史诗。中国的抒情诗“早熟”，但“早熟”带来“早衰”。

　　2.篇幅短小，追求在简短的篇幅中包含着悠远的意味。西方也有人主张诗要短小，但西方的“短”还是比中国的“短”长得多。

　　3.富于暗示性，“言有尽而意无穷”。西方读者最看重中国诗的这一特征。中国诗的旨趣往往在字面以外，“字面”不过起到诱发和影射的作用。

　　4.笔力轻淡，词气安和。中国也有“厚重”的诗，但比起西洋诗来，还是轻柔得多。

　　第三问。作者在课文中的观点尽管有权威性，但也有可议之处。因为作者是从他自己的欣赏习惯出发来评论诗歌的，是一家之言。尽可以倡导学生各抒己见。

　　二课文用了许多精妙的比喻，显出作者特有的幽默和睿智。找出你最喜欢的比喻，说说它们的含义和表达作用。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学习课文中巧妙的比喻，也能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参考答案：

　　例如，为了说明中国诗的发展的超常性，作者用中国画的发展作了相应的类喻，“譬如中国绘画里，客观写真的技术还未发达，而早已有‘印象派’‘后印象派’那种‘纯粹画’的作风”；然后联系印度的《百喻经》一语道破天机。

　　为了说明中国的诗歌之短，作者借用了一西方的短语“轻鸢剪掠”，轻巧自在，凭人去遐想。钱氏作比喻，重文采亦重哲理──“假如鞋子形成了脚，脚也形成了鞋子；诗体也许正是诗心的产物，适配诗心的需要。比着西洋的诗人，中国诗人只能算是樱桃核跟二寸象牙方块的雕刻者。不过，简短的诗可以有悠远的意味，收缩并不妨碍延长，仿佛我们要看得远些，每把眉眼颦蹙。”其中道理更是相当深刻的。

　　其他如把中国诗中的狂放比喻为“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妙”中凸现了一个“准”字。

　　文章又在比喻中结尾：“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高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有情有理，点破了比较文学之于研究者的关系。

　　三联系课文，比较曹操的《观沧海》和普希金的《致大海》，写一篇一二百字的短文，评说它们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异同。

　　设题意图：引导学生通过比较两首诗的异同，体会中国诗的特征。

　　参考答案：

　　提示：内容上，《致大海》赞美了自由奔放的大海，抒发诗人对自由的渴望和苦闷，表现诗人在残酷专制下的崇高的自由精神。《观沧海》把大海塑造成一个能包容宇宙的博大宏伟的艺术形象，作者通过写大海抒发自己政治家、军事家的博大胸怀和壮志豪情。

　　形式上，《致大海》是自由体诗。《观沧海》是古体诗。

　　（可以按中国诗的几个特征逐一比较）

　　教学建议

　　一、这篇课文对于高二学生来说，有一定难度。它谈的问题较大，又是从英文译为中文，语言风格有欧化的痕迹。不过只要认真地反复读，是可以读懂的。不妨引导学生从课文的段落结构入手，理清作者思路和行文脉络，进而把握全文大意。学生划分段落和归纳段意，要提示他们注意抓住关键性语句。

　　二、引导学生在诵读课文时注意下边四个方面。第一，作者怎样在中国诗与外国诗的比较中，归纳中国诗的特点？第二，作者引用了哪些古今中外的资料？旨在说明什么问题？第三，对文中的比喻进行分析，比喻的含义是什么？有什么表达效果？第四，注意品味含义深刻的句子。

　　三、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资料。例如，关于作者的资料，关于课文内容的资料。如有条件，指导学生自己进图书馆查找或者上网搜索。学生也可以分成小组，合作寻找有关资料，然后供班上集体使用。

　　四、鼓励学生对作者观点提出不同意见。但要注意：1.真正理解了作者的观点，切勿连作者的观点都未弄清，就匆忙发表不同意见；2.发表不同意见要有理有据，切勿强词夺理。

　　有关资料

　　一、钱钟书生平简历（王吟风）

　　钱钟书（1910—1998），字默成（存），一字中书。著名学者、作家。江苏无锡人。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研读英国文学。后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辑等。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有卓著成绩。

　　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有独特成就，被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外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出版有《宋诗选注》《管锥编》（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还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主持过中国文学史唐宋部分的编写工作。他的《宋诗选注》在诗选和注释上都有高明识见，还对中外诗学中带规律性的一些问题作了精当的阐述。《管锥编》则是论述《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传》《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外传》《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学术著作，体大思精，旁征博引，是数十年学术积累的力作，曾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钱钟书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大家。

　　60年来，钱钟书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著作等身，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

　　（选自《走出魔镜的钱钟书·〈管锥篇〉──登峰造极》，金城出版社1999年版）

　　二、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周扬、刘再复）

　　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国文学的稳定性、统一性等特征之外，中国古代文学运动由于自己的语言特点以及中国哲学、伦理的影响形成了一些与外国文学，特别是与西方文学不太相同的特征。

　　汉语言文字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也是最为古老的语言文字之一。如果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汉语言和作为汉语符号的汉字则有更为明显、更为独特的表现能力。中国文学之所以具有今天这个特色，与汉语言文字的特点密切相关。

　　汉语言文字有几个基本特点：①以表意文字为主。在表音和表意这两大文字体系中，汉字属于表意文字的体系。一般地说来，每种文字初始都是象形的，属表意文字体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许多民族的文字已经表音化，而汉字则至今仍大体保持着表意文字体系的基本特点。从汉字的构成方式即“六书”来看，除“假借”“转注”“形声”这三种方式里有一些表音的成分之外，“象形”“指事”“会意”这三种方式都是表意性的。②单文独义。汉字是方块形的，除少数联绵词外，每个字都有独立的意义，都可进行形与义的灵活的组合。③一字一音。汉字是音节文字，而不是音素文字。汉字从形式上可以划分的最小语言单位就是音节，所以一个汉字也就是一个音节。④单音词丰富。汉语中有大量的单音词，尤其在古汉语中是这样。汉字是一字一音，因此所谓单音词就意味着单字即词；那么，词义、字形、音节就成为一个灵活的组织了。⑤区别“四声”。“四声”是汉语的四种声调，古代分平、上、去、入，现代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声”是汉语独有的用声调来区别不同的字词及其含义的方式。⑥言文分离。汉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即被称为“文言的纯粹的书面语”，同日常生活交际所用的语言相去甚远。这就是说，操汉语的人，要读懂“文言”，除了识字以外，还要进行专门的训练。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白话文”的出现才告基本结束。

　　以上六个方面的特点，对于中国文学形成和建设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作用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一、容易引起具体意象。汉字具有表意性特征，它自身的排列有时就可以引起某种具体的“意象”。在中国文学发展中还受到过自觉的利用，如赋和骈文，就大量地运用同形旁的字，这虽不无堆砌之病，但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国文字的象征表意特征构成了文学中一种独特的审美效果。这种现象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表现，大赋不过是其极端的、集中的表现而已。

　　二、由于汉字一般地说是单文独义，一字一音，中国诗歌的音节变化便有一整套独特的规律，且在外观上造成整齐对称的形式美。中国的古代诗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为精严的格律诗。

　　三、汉语有四声，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虽也有四声搭配谐和的例子，但还是处于不自觉的状态。魏晋南北朝以后，诗人们自觉利用汉语言的特殊性，注意字声安排“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于是近体诗（五言律、绝，七言律、绝）、词、散曲等诗歌体裁便应运而生，并统领诗坛达千年之久。这些诗歌体裁充分利用四声变化，造成了节奏鲜明、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

　　四、文言文这种特殊的书面语言，能够与日常用语长期分离而保持官方语言的地位，这本身就是语言史上的一大奇观。这一特殊现象影响到文学，就发生了文学在两个不同的轨道上运行。虽说世界各民族文学也有双轨运行的现象，但内容与形式皆发生巨大的差异的，不能不首推中国文学。比较一下宋元以来的古白话小说同文言散文就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学的区别。

　　文学不等于文字学，语言文字提供的条件只构成文学的部分的美学特征。一个民族的文学是包含着该民族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心理素质、民情风俗及由此决定的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在内的一整套价值系统。因此，中国文学之所以为中国文学，除了因为汉文字语言具有自己的特征以外，还因为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体系。这种观念体系受中国传统的思想体系所支配，其思想渊源无疑地应该上溯到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以这种儒家学派为主体、为骨骼，中华民族塑造了自己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考察中国文学观念的形成，如果把握住正统观念的形成发展线索，就可以思过其半。文学的正统观念是从荀子开始确定的，他强调了圣人的地位：“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荀子·儒效》）这就给文学批评史上的“原道、征圣、宗经”奠定了基础。随着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接受，儒家思想就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正统观念，并进一步在文学批评中得到确定。“原道、征圣、宗经”，在刘勰的著作里被分为三篇，实质只有一个：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文学的指导思想，道是圣人之道，经是圣人之言。儒家正统思想对文学正统观念的支配经过韩愈到宋明理学、心学之后，其风愈演愈烈。作为“圣人”的孔子和“亚圣”孟子，他们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下述几方面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文化性格。其一，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义、礼、智、信”为标准的道德观念；其三，是以“天、地、君、亲、师”为次序的伦理观念；其四，是以“允执其中”（《论语》）为规范的中庸哲学。

　　在这种统治思想的支配下，以诗文为教化的文学功用说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学观念。中国的文学在内容上偏于政治主题和伦理道德主题。“经国之大业”、“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说法，一方面固然提高了文学的地位；一方面也不恰当地将文学视为政治的附庸，说教的倾向一直被当作一种无可非议的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乐、宦海的升沉、战争的成败、国家的兴亡、人生的聚散、纲常的序乱、伦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旋律，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戏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学和教化观念，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政治热情、进取精神和社会使命感，但同时也抑制了自我情欲的释放，自由个性的迸发和自我意识的开掘，尤其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观念，使文学蒙上了一层理性主义的烟霭。

　　与上述内容特点并行的是“中庸”的美学追求。中国文学讲求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一般不把情感表达得过分热烈。和西洋诗相比，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有节制，言有尽而意无穷。在中国诗里，所谓“浪漫”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里，所谓坦率的，比起西洋诗来，仍然是含蓄的。通过这样的比较，是可以看出“中和之美”所包含的理性主义色彩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是互相补充的，儒、道、释三家也常常合流。在封建社会中，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史的主线，那么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就是另外两条重要的副线。儒、道两家思想作为民族心理的结晶，有其相同的一面，如两者都求其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观及以“人生至道”为重心的结构体系，都影响了中国文学的总体风格。但儒、道相异和对立的一面，又分别给予中国文学以不同侧面的影响。如果说儒家思想是琴键弹奏出的凝重的主调，那么道家、佛教思想就是不时泛出的轻快的和弦。道、释二者之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更深远的，当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论语》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这就包含了后来孟子所主张的“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后来的儒家继承了兼善的精神，道家则本着“无为”之旨，发展了独善的精神。在中国文人身上，积极入世和消极避世的思想往往交织在一起，彼此消长，此起彼伏，在文学作品中也有着极为鲜明的表现。如果说，“兼善天下”与“独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补的人生趋向，那么，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则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常有的心理状态和艺术意念。当然，“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仍然是那些处于“穷”时而遗世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主导的心理定势。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无伪则性不能自美”；那么庄子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天成，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其狭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么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和否定。

　　应当注意的是，老庄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学艺术形式的两个方面：第一，“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四十章》）的观点揭示了艺术中“虚”和“实”、“无”和“有”的辩证法，指出“有生于无”。对于形成中国文艺含蓄精练的艺术表现形态上的特点，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文学极强调以虚写实，以静写动，或以动写静的表现方法，善于创造“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境界。比如宋玉写美女之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全无一句实写美女的身高与肤色，却让人感到不可言喻的美。中国文人不喜欢纤毫毕现地直接描述，而把艺术感觉、艺术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寻，追索那些不可言传的“大音”“大象”──美的极致。第二，“大制不割”（《老子·二十八章》）、“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从表现形态上来看，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揭示了艺术以少胜多，无中生有的奥秘。而“大制不割”、“道法自然”则从另一方面把握了艺术中的“有”和“无”的辩证关系。“不割”即强调一种自然的完整性，强调自然的纯朴、素朴、浑朴。然而，至高无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来“法”形而下的自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自然”的美。因而，中国艺术家向来把刻苦的技巧训练与不露刀斧之痕的无技巧境界结合起来。“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是大多数中国作家毕生孜孜兀兀追求不止的艺术境界的写照，也是他们艺术道路的写照。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相比，大体上说，西方文学显得直截了当、率性任真，中国文学则喜欢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学倾向于锋芒毕露的深刻广大，中国文学则倾向于绵里藏针的机智微妙；西方文学尚一泻千里的铺张，中国文学则尚尺幅万里的浓缩。当然，艺术现象本身永远比对它的抽象概括富有生机，我们也知道，中西文学之间有共同的诗心文心，西方文学中也有其委婉、含蓄、微妙、简隽，中国文学也具有直接、深广、铺张，绝不是判然可分为此岸和不可到达的彼岸，但审美理想在总的倾向上的差异也是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

　　有人根据艺术对现实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不同，将艺术分为表现的和再现的两种类型。再现的艺术力求按照感知和认知的方式客观地、准确地反映现实世界，使现实世界的表象与艺术的意象达到一致和重合；而表现的艺术则是以心灵外射的方式，根据主观的意愿拆碎现实表象的固有的常态的组合并重新加以组合。但是艺术不可能也无意于等同现实世界；同时，艺术不管怎样组合也不可能彻底消去现实世界的表象形态。由此言之，任何艺术家不可能纯属表现的，也不可能是纯属再现的，而只能是以表现为主或者以再现为主。表现艺术中有再现，再现艺术中有表现，再现和表现的划分毋宁说只是存在于观念中的划分。这种观念上的划分也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中国文学的特征。中国的文学一般地说是倾向于表现的，这可以从体裁和创作方法的选取看出来。

　　首先，在体裁上，中国文学偏于抒情，而叙事文学兴起较晚，也较不发达。《诗经》这部最早的古代诗歌总集，抒情诗占了绝大部分，叙事诗只是小部分，而且，叙事诗中除了个别的优秀篇章之外，大都比较拙直、稚嫩，而抒情诗则显得比较成熟、老练，并已有许多杰作。中国除一些少数民族之外，没有产生过规模宏大的史诗，而几乎与中国产生《诗经》的同时，古希腊却产生了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印度也产生了《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这两大史诗。在整个诗歌史上，中国抒情诗蔚为大观，而叙事诗则总嫌不够景气。中国小说作为不屑一顾的“丛残小语”，冷清寂寞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才有所起色，但真正具有小说意识——不是当作实际发生的真实，而当作虚构的“逼真”和“如实”──是进入唐代以后的事情。长篇小说的产生时期更推迟到了明代。中国的戏剧文学则不仅产生得晚，而且充满浓厚的抒情气，近于抒情诗的联缀的格局。中国戏曲的假定性的虚拟表现手法，则更为某些表现派戏剧家（如布莱希特）所乐道。

　　其次，在创作方法上，中国文学不重写实而重写意。比如，古典诗歌中的游历山川、探览名胜、凭吊古迹的题材，可以处理成叙事性或描述性的作品，但是在众多的诗歌中，却往往是代之以象征、暗示、隐喻、抒情等艺术手段，而虚化了即目所见的景象。如唐诗人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并无一字关于幽州古台的具体描绘，完全是人生的感喟、心灵的外射和意念的迸发。古诗常提倡所谓“情景交融”，其实主要也是借景抒情，着眼点在于抒发、宣泄内心郁积的情感。在唐代安史之乱前后，杜甫以他诗人的敏锐和不可抑制的忧愤写下了一系列诗篇，其中如《哀江头》《悲陈陶》“三吏”“三别”《北征》等纪实性较浓的诗歌，曾被人艳称为“诗史”。这也恰恰说明这类可供史证的纪实性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比较不常见的。明代批评家杨慎对于“诗史”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矣，宋人不能学之。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讦，乃其下乘，而宋人拾以为至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如其诗可兼史，则《尚书》、《春秋》可以并省。又如今俗卦气歌，纳甲歌，兼阴阳而道之，谓之‘诗《易》’可乎？”（《升庵全集》卷一百三十七）不论杨升庵评价杜诗是否准确，他对于纪实性作品的见解显然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绘画理论中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苏轼语），批评按焦点透视法来作画的主张，讥笑李成“仰画飞檐”；在文学理论中也有相近的倾向。反对斤斤于目前所见：“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是一种比较共同的见解。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体系，有着整套与西方不相同的范畴，这些范畴是根据中国文学发展的特点归纳出来的，它们产生之后，又反过来规范和影响了文学的审美理想、审美需要，从而规范和影响了文学发展进程的轨迹。中国的古代文论范畴是很有特色的，它们不是玄虚而是微妙，往往是拟象取譬以供参悟，不易落入言筌，如“气”“风骨”“韵”“味”“意”“神”“体”“肌理”“格调”“意境”等等。这些范畴经过不断演变、完善，内涵也日益丰富，又逐渐在相互间交叉，形成了网络，构成了体系，相对于西方的“悲剧”“喜剧”“崇高”“滑稽”“幽默”“典型”等美学范畴。中国古代文论的诸范畴，表现出一些多义性特点，但更注意主客体的和谐。

　　中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这些总体特点，到了“五四”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现代文学中由于小说、戏剧受到重视，就不再显示出抒情胜于叙事、表现多于再现的特点。整个文学的思想倾向的变化更为明显，古代文学中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已被现代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所取代。此外，文学理论由于接受外来的影响已出现了许多有别于古文论的新的范畴和概念，语言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使中国文学形成了新的民族文学的特点。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

　　三、怎样欣赏中国诗词（节选）（周汝昌）

　　我想叙及的，约有以下几点：

　　第一，永远不要忘记，我国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汉字文学的高级形式，它们的一切特点特色，都必须溯源于汉语文的极大的特点特色。忘记了这一要点，诗词的很多的艺术欣赏问题都将无法理解，也无从谈起。

　　汉语文有很多特点，首先就是它具有四声（姑不论及如再加深求，汉字语音还有更细的分声法，如四声又各有阴阳清浊之分）。四声（平、上、去、入）归纳成为平声（阴平、阳平）和仄声（上、去、入）两大声类，而这就是构成诗文学的最基本的音调声律的重要因子。

　　汉语本身从来具有的这一“内在特质”四声平仄，经过了长期的文学大师们的运用实践，加上了六朝时代佛经翻译工作的盛行，由梵文的声韵之学的启示，使得汉文的声韵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于是诗人们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将诗的格律安排，逐步达到了一个高度的进展阶段——格律诗（五七言绝句、律句）的真正臻于完美，是齐梁以至隋唐之间的事情。这完全是一种学术和艺术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极为重要，把它看成了是人为的“形式主义”，是一种反科学的错觉。

　　至唐末期，诗的音律美的发展既达到最高点，再要发展，若仍在五、七言句法以内去寻索新境地，已不可能，于是借助于音乐曲调艺术的繁荣，便生发开扩而产生出词这一新的文学体裁。我们历史上的无数语言音律艺术大师们，从此得到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于中可以驰骋他们的才华智慧。这就可以理解，词乃是汉语文诗文学发展的最高形式。（元曲与宋词，其实都是“曲子词”，不过宋以“词”为名，元以“曲”为名，本质原是一个；所不同者，元曲发展了衬字法，将原来宋词调中个别的平仄韵合押法普遍化，采用了联套法和代言体，因而趋向“散文化”，铺叙成分加重，将宋之雅词体变为俗曲体，俗语俚谚，大量运用；谐笑调谑，亦所包容；是其特色。但从汉语诗文学格律美的发展上讲，元曲并没有超越宋词的高度精度，或者说，曲对词并未有像词对诗那样的格律发展。）

　　明了了上述脉络，就会懂得要讲词的欣赏，首先要从格律美的角度去领略赏会。离开这一点而侈谈词的艺术，很容易流为肤辞泛语。

　　众多词调的格律，千变万化，一字不能随意增减，不能错用四声平仄，因为它是歌唱文学，按谱制词，所以叫做“填词”。填好了立付乐手歌喉，寻声按拍。假使一字错填，音律有乖，那么立见“荒腔倒字”，——倒字就是唱出来那字音听来是另外的字了。比如“春红”唱出来却像是“蠢门共”，“兰音”唱出来却成了“滥饮”……这个问题今天唱京戏、鼓书、弹词……也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名艺人有学识的，就不让自己发生这种错误，因为那是闹笑话呢。

　　即此可见，格律的规定十分严格，词人作家第一就要精于审音辨字。这就决定了他每一句每一字的遣词选字的运筹，正是在这种精严的规定下见出了他的驾驭语文音律的真实功夫。

　　正因此故，“青山”“碧峰”“翠峦”“黛岫”这些变换的词语才被词人们创组和选用。不懂这一道理，见了“落日”“夕曛”“晚照”“斜阳”“余晖”，也会觉得奇怪，以为这不过是墨客骚人的“习气”，天生好“玩弄”文字。王国维曾批评词人喜用“代字”，对周美成写元宵节景，不直说月照房宇，却说“桂华流瓦”，颇有不取之辞，大约就是忘记了词人铸词选字之际，要考虑许多艺术要求，而所谓“代字”原本是由字音、乐律的精微配合关系所产生的汉字文学艺术中的一大特色。

　　然后，还要懂得，由音定字，变化组联，又生无穷奇致妙趣。“青霄”“碧落”，意味不同；“征雁”“飞鸿”，神情自异。“落英”缤纷，并非等同于“断红”狼籍；“霜娥”幽独，绝不相似乎“桂魄”高寒。如此类推，专编可勒。汉字的涵义渊繁，联想丰富，使得我们的诗词极尽变化多姿之能事。我们要讲欣赏，应该细心玩味其间的极为精微的分合同异。“含英咀华”与“咬文嚼字”，虽然造语雅俗有分，却是道着了赏会汉字文学的最为关键的精神命脉。

　　第二，要讲诗词欣赏，并且已然懂得了汉字文学的声律的关系之重要了，还须深明它的“组联法则”的很多独特之点。辛稼轩的词有一句说是：“用之可以尊中国。”末三字怎么讲？相当多的人一定会认为，就是“尊敬中国”嘛，这又何待设问？他们不知道稼轩词人是说：像某某的这样的大材，你让他得到了真正的任用，他能使中国的国威大为提高，使别国对它倍增尊重！曹雪芹写警幻仙子时，说是她“深惭西子，实愧王嫱”。那么这是说这位仙姑生得远远不及西施、昭君美丽了？正相反，他说得是警幻之美，使得西施昭君都要自惭弗及！苏东坡的诗说：“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是否那“江柳”竟然“动摇”了一座村庄？范石湖的诗说：“药炉汤鼎煮孤灯。”难道是把灯放在药锅里煎煮？秦少游的词说：“碧水惊秋，黄云凝暮。”怎么是“惊秋”？是“惊动”了秋天？是“震惊”于秋季？都不是的。这样的把“惊”字与“秋”字紧接的“组联法”，你用一般“语法”（特别是从西方语文的语法概念移植来的办法）来解释这种汉字的“诗的语言”，一定会大为吃惊，大感困惑。然而这对诗词欣赏，却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的诗家词客，讲究“炼字”。字怎么能炼？又如何去炼？炼的结果是什么？这些问题似乎是艺术范畴；殊不知不从汉语文的特点去理解体会，也就无从说个清白，甚至还会误当作是文人之“故习”，笔墨之“游戏”的小道而加以轻蔑，“批判”之辞也会随之而来了，──如此，欣赏云云，也岂不全成了空话和妄言了？因此，务宜认真玩索其中的很多的语文艺术的高深的道理。

　　至于现代语法上讲的词性分类法，诸如名词动词，等等，名目甚多，而我们旧日诗家只讲“实字”“虚字”之一大分别而已。这听起来自然很不科学，没有精密度。但也要思索，其故安在？为什么又认为连虚实也是可以转化的？比如，石湖诗云：“目青浮珠珮，声尘籁玉箫。”浮是动词，一目了然，但籁应是“名词”吧？何以又与“浮”对？可知它在此实为动词性质。汉字运用的奇妙之趣，表现在诗词文学上，更是登峰造极，因而自然也是留心欣赏者的必应措意之一端。其实这无须多举奇句警字，只消拿李后主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来作例即可看得甚清：譬如若问“东”是什么词性词类？答案恐怕是状词或形容词，等等。然而你看“水长东”的东，正如“吾欲东”“吾道东”，到底该是什么词？深明汉字妙处，读欧阳词──“飞絮濛濛，垂柳栏干尽日风”之句，方不致为“词性分析”所诒，以为“风”自然是名词。假使如此，便是“将活龙打作死蛇弄”了。又如语法家主张必须有个动词，方能成一句话。但是温飞卿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一联名句，那动词又在何处？它成不成“句”？如果你细玩这十个字的“组联法”，于诗词之道，思过半矣。

　　第三，要讲欣赏，须看诗词人的“说话”的艺术。唐人诗句：“圣主恩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不说皇帝之贬谪正人是该批评的，却说“圣”“恩”超过了汉文帝，没有像他贬谪贾谊，远斥于长沙卑湿之地。你看这是何等的“会讲话”的艺术本领！如果你认为，这是涉及政治的议论性的诗了，于抒情关系嫌远了，那么，李义山的《锦瑟》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不说如今追忆，惘然之情，令人不可为怀；却说何待追忆，即在当时已是惘然不胜了。如此，不但惘然之情加一倍托出，而且宛转低回，余味无尽。晏小山作《鹧鸪天》，写道：

　　醉拍青衫惜旧香，天将离恨恼疏狂。

　　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

　　云渺渺，水茫茫。征人归路许多长。

　　相思本是无凭语，莫向花笺费泪行。

　　此词写怀人念远，离恨无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而归信无凭，空对来书，流泪循诵──此本相思之极致也，而词人偏曰：来书纸上诉说相思，何能为据？莫如丢开，勿效抱柱之痴，枉费伤心之泪。话似豁达，实则加几倍写相思之挚，相忆之苦；其字字皆从千回百转后得来，方能令人回肠荡气，长吟击节！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如果一味直言白讲，“我如何如何相思呀！”岂但不能感人，抑且根本不成艺术了。

　　第四，要讲词的欣赏，不能不提到“境界”的艺术理论问题。境界一词，虽非王国维氏所创，但专用它来讲究词学的，自以他为代表。他认为，词有境界便佳，否则反是。后来他又以“意境”一词与之互用。其说认为，像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矣；欧公的“绿杨楼外出秋千”，着一“出”字而境界全出矣。这乍看很像“炼字”之说了。细按时，“闹”写春花怒放的艳阳景色的气氛，“出”写秋千高现于绿柳朱楼、粉墙白壁之间、因春风而倍增骀宕的神情意态。究其实际，仍然是我们中华文学艺术美学观念中的那个“传神”的事情，并非别有异义。我们讲诗时，最尚者是神韵与高情远韵。神者何？精气不灭者是。韵者何？余味不尽者是。有神，方有容光焕发，故曰“神采”。有韵，方有言外之味，故曰“韵味”。试思，神与绘画密切相关，韵本音乐声律之事。可知无论“写境”（如实写照）“造境”（艺术虚构），都必须先有高度的文化素养造诣，否则安能有神韵之可言？由是而观，不难悟及：只标境界，并非最高之准则理想，盖境界本身自有高下雅俗美丑之分，怎能说只要一有境界，便成好词呢？龚自珍尝笑不学之俗流也要作诗，开口便说是“柳绿桃红三月天”，以为俗不可耐，可使诗人笑倒！但是，难道能说那七言一句就没有任何境界吗？不能的，它还是自有它的境界。问题何在？就在于没有高情远韵，没有神采飘逸。可知这种道理，还须探本寻源，莫以“境界”为极则，也不要把诗词二者用鸿沟划断。比如东坡于同时代词人柳永，特赏其《八声甘州》，“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以为“高处不减唐人”。这“高处”何指？不是说他柳耆卿只写出了那个“境界”，而是说那词句极有神韵。境界有时是个“死”的境界，神韵却永远是活的。这个分别是不容忽视的分别。

　　第五，如上所云，已不难领悟，要讲词的欣赏，须稍稍懂得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学艺术上的事情。如果只会用一些“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刻画”“语言的生动”等语词和概念去讲我们的词曲，良恐不免要弄成取粗遗精的后果。因此，我们文学历史上的一些掌故、佳话、用语、风尚，不能都当作“陈言往事”而一概弃之不顾，要深思其中的道理。杜甫称赞李白，只两句话：“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还有人硬说这是“贬”词（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实是诗圣老杜拈出的一个最高标准，析言之，即声清、意新、神俊、气逸。这是从魏晋六朝开始，经无数诗人摸索而得的一项总结性的高度概括的理论表述。如果我们对这些一无所知，又怎能谈到欣赏二字呢？

　　大者如上述。细者如古人因一字一句之精彩，传为盛事佳话，警动朝野，到处歌吟，这种民族文化传统，不是不值得引以为自豪和珍重的。“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人谓是“微词”，我看这正说明了“脍炙人口”的这一诗词艺术问题。

　　至于古人讲炼字，讲遣辞，讲过脉，讲摇曳，讲跌宕……种种手法章法，术语概念，也不能毫无所知而空谈欣赏。那样就是犯了一个错觉：以为千百年来无数艺术大师的创造积累的宝贵经验心得，都比不上我们自己目前的这么一点学识之所能达到的“高”度。

　　词从唐五代起，历北宋至南宋，由小令到中、长调慢词，其风格手法确有差异。大抵早期多呈大方自然、隽朗高秀一路，而后期趋向精严凝练，绮密深沉。论者只可举示差异，何必强人以爱憎。但既然风格手法不同，欣赏之集中注意点，自应随之而转移，岂宜胶柱而鼓瑟？所应指出的，倒是词至末流，渐乏生气，饾饤堆砌、藻绘涂饰者多，又极易流入尖新纤巧、轻薄侧艳一派，实为恶道。因此清末词家至有标举词要“重、拙、大”的主张（与轻、巧、琐为针对）。这种历史知识，也宜略明，因为它与欣赏的目光不是毫无关系的。

　　（选自《唐宋词鉴赏辞典·序二》，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版。标题是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