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木火通明大富大贵: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阎宝航

阎宝航（1895-1968）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辽宁省海城市望台乡小高丽房村。1918年毕业于奉天两级师范学校。1918年4月创办了奉天贫儿学校，得到程砚秋、张学良、郭松龄等人的支持。1921年，被基督教奉天青年会聘为青年部干事。先后组织“星期三会”、“启明学社”等团体讨论新文学，学习马列主义，探讨救国救民之路。1925年6月阎宝航在沈阳组织学生2万多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五卅”运动。192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研究院。相继组织起“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辽宁省拒毒联合会”3个反日群众团体，分别被选为主席、总干事、会长，进行了一系列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阎宝航化装逃亡北平，联合高崇民等于9月27日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阎宝航任常委兼政治部长，为抗日救亡而奔走呼吁，并募集钱款衣物援助东北义勇军抗日。1937年4月，阎宝航等在上海八仙桥成立“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被推选为常务委员，受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成立东北政治建设协会，任理事长。1946年6月23日被推举为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成员，赴南京呼吁和平。同年任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辽北省人民政府主席。1949年5月，调任全国政协筹委会副秘书长，协助周恩来筹备政协会议的召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兼副总干事，后兼任中苏友好协会俄文学校校长。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阎宝航调外交部，先后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条约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治法律学会常务理事等职。1959年辞去外交部的职务，到文史资料委员会以政协常委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的身份主持征集、整理文史资料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经他征集的文史资料近2000件，1500余万字。“文化大革命”中，阎宝航受到迫害，于1967年11月6日晚被投入监狱。1968年5月22日，阎宝航含冤去世，终年73岁。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1月5日，阎宝航的骨灰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着有《关于东北问题》等。
' N, w/ I5 V7 I3 c0 n0 Y8 t获取最高机密 1 w. ]4 i7 O7 n" T% s

阎宝航（照片）

   1941年6月，延安，中央社会部，机要人员紧握着一份刚刚翻译成俄文的绝密情报。很快，情报被交到一名苏联红军的高级军官手中。这份电报是周恩来从重庆发给中央的，电报上说德国要在6月22日进攻苏联。
) Z2 r- ?" F& x9 I) {7 G, p6 D( X　1940 年12 月18 日，一个突袭苏联的计划秘密完成。德军统帅部调集了152个师和3个独立旅，总兵力达到史无前例的305万。更可怕的是，当这支庞大的突袭军团悄然向东开进时，数百万苏联红军还没有进入战备状态。1941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起了全面突袭。这恰恰与中共中央的情报完全吻合。
1 i! D/ J+ T0 \$ a$ y3 }　　这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欢迎德国军官的酒会正在进行。酒会渐入佳境，一个高大身影出现在众人视线之内。在场的很多人一眼便认出了他，阎宝航，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在重庆，阎宝航是各种高级聚会的常客，但今晚，一些德国人的到来和国民党高官们的兴奋表现，让他感到有些异常。阎宝航见到于右任，就问道：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于趴在他耳边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在6月20日前后。整个欧洲战场的最高机密，就这样，在战争爆发前夕进入了共产党情报组织的视野之内。 9 N5 S; I0 p9 w
　　组建情报小组
" k. b$ T! {, |" p- j) F　　60多年前，在重庆两路口一带，曾经有一个非同一般的居住区重庆村，这里聚集了当时众多上层人物和重要机关。阎宝航的家就在重庆村十七号。1937年9月,阎宝航由周恩来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经过中共中央慎重研究，决定由周恩来授命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情报小组，重点进行国际情报的搜集。 ! \! Y4 d5 E2 V" m2 ?: ]
　　阎宝航交际广泛，朋友众多，在社会各界都声望颇高。1940年,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在周恩来的安排之下，从延安回到重庆，协助阎宝航进行情报工作。在重庆郊外的北碚，秘密电台台长张知敏与妻子负责向苏联使馆发报。李正文，从苏联回国的地下党员，在情报小组中负责秘密交通。沈慧，原名笪幼芳，东北大学学生，情报小组的秘密交通员，在她的家中隐藏着一部备用电台。高维升，阎家的远亲，负责秘密交通和警卫工作。在这个严密的组织当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那就是阎宝航的夫人高素，她一边操持着阎家老店的日常生活，一边不动声色地掩护着家中进行的所有秘密活动。
5 v6 C8 m! B& r, J3 m7 \; a智救战友
! V! H" Q8 }* K6 d　　1942年仲夏，一个与阎宝航接触频繁的地下党员突然失踪，而他恰恰知道这位重庆村十七号主人的真实身份。他就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管理处处长徐仲航。接下来的两三天内，又有两人被捕。作为东总地下党党组成员之一，徐仲航掌握重庆村十七号里的很多秘密。他一旦判变，阎宝航的情报小组将被立即摧毁。此时的阎宝航陷入巨大的矛盾和焦虑之中，按理说，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情报小组将不复存在。深夜时分，周恩来进来了，他立刻布置小组撤退。而此时的渣滓洞杀气腾腾，徐仲航等人被分别关押。一旦劝说和拉拢失去作用，等待他们的就只有酷刑。时间一天天过去，酷刑几乎用尽，但负责审讯徐仲航的特务仍然一无所获。正当他们气急败坏的时候，一纸放人的命令突然出现。阎宝航当时找到在国民党很有影响的德高望重的李济深，说徐仲航是他多年抗日的老乡，不会是坏人。就这样，李济深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最终，徐仲航才被保释出来。
5 p6 H9 w+ e1 r- H1 s/ ?' W　　摧毁关东军 3 X( \! M) h- \8 B2 z% ]
　　1944年的深秋，日本法西斯节节溃败的消息不断传来，何时收复东北成为国民党上下的热门话题。在美军俱乐部，一个国民党军官的话突然引起了阎宝航的注意。日本关东军在整个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抗战以及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都有重大影响。如果大量关东军投入关内战场，那么对中国抗战有重大压力，如果对苏联发动进攻，那么毫无疑问苏联对德作战受到牵制，所以搞清楚关东军的战略动向，是苏联在远东情报工作的重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敌区侦察工作的重点。 4 \& G0 X, i6 `5 S% P
　　这一次，阎宝航将目光直接锁定在国民党军委的核心机关，军委第三厅。钮先铭，国民党军委第三厅副厅长。1944年的深秋，他和阎宝航的来往变得频繁起来。
4 @! w) d0 X" G　　后来的事实证明，1945年8月9日,当苏联红军向日本关东军打响第一枪的时候，共产党各级指挥员手中都掌握着整个关东军的详尽情报：包括所有部队的分布，秘密要塞的位置，军事交通的地图，武器装备和给养的清单，甚至还有日军所有连级以上指挥官的花名册。短短一周后，日本关东军便被彻底消灭。 * s& m# g- \/ \- j
从事特殊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阎宝航生平记事余科杰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２日，德国法西斯军队闪电般地侵入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具关键意义的苏德战争爆发。事前，斯大林曾得知德国会在６月入侵苏联的情报。提供这一情报的就是当时正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阎宝 。阎宝航：从事特殊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 阎宝航：从事特殊战斗的优秀共产党员6 L' O) j" q0 o/ n0 c2 f( |$ Y
9 s9 e' l/ Q5 n2 V# x0 L! b8 i
0 U  e+ n1 F$ O3 s" N+ C# R7 u
　　“他复杂，你不复杂。他能做的事，你能做得来吗？”) P: y$ L1 D% g  b- a( A' F
1 l: V% R/ T% Z
　　１９３７年９月，阎宝航被正式批淮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入党讨论会上， 介绍人之一刘漾波介绍情况时出于慎重，说：“阎宝航的阅历比较复杂”。参 加讨论会的周恩来则说：“他复杂，你不复杂。他能做的事，你能做得来吗？ ”当时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叛的周恩来也是阎宝航入党的介绍人。2 ~9 V0 R1 G; F4 F% T7 S  r6 y( z

3 R3 ~5 P4 _; k* B　　１９８５年４月，阎宝航出生于辽宁省海城县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早年辍学， １９１３年入奉天两级师范学校，在校期间曾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帝 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是“学校中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 １９１８年毕业后，他到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工作。5 O- D$ H* d+ V) ^2 F& t
+ F" \  n  M" k, E# `
　　当时在奉天城里有很多贫苦儿童不能上学，浪迹街头，这对出身贫寒，曾饱尝 失学之苦的阎宝航颇有切肤之痛。他决定利用基督教青年会设在景佑宫的夜校 教室，白天上课，通过社会募捐和义务教学，创办“贫儿学校”，招收贫儿入 学。经过艰苦努力，阎宝航终于如愿以偿。贫儿学校从１９１８年创办到１９ 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停办，这期间，为数千名贫苦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 会，也为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支重要力量。黄炎培参观贫儿学校后对 阎宝航说：“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了北京 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 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的……。”
2 |4 `3 o6 e6 U+ H( f0 I% p* J% }/ ~4 L9 J+ S0 {" k* _
　　１９２０年，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干事。１９２０年-１９２７年 ，正值中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此间阎宝航与其他有志青年在基督教青 年会里先生组织了“星期三会”、“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启明学社”等进 步团体，漫谈新思想，研究社会主义，传阅、翻印马列主义和革命进步书籍。 同时，在阎宝航等人的支持影响下，奉天大、中学校还成立了进步学生团体， 其中有些团体就设在基督教青年会里。这些活动对推动奉天国民革命运动的开 展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１９２５年６月，奉天爆发了声援上 海“五卅惨案”的学生爱国运动。为了把反帝爱国运动的宣传扩大到广大城乡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办起了“暑假大学”或“暑假学校”。其中办 得最好、影响最大的，就是以阎宝航为校长的“奉天暑期大学”。“奉天暑期 大学”聘请共产党员任国桢、吴晓天等任教，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矢志革 命的爱国青年，为中共在奉天建立党、团组织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重要淮备。
% O) i- |2 [, ^3 S) D
( q: l2 v3 H9 B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革命处于低潮之时，阎宝航通过地下党组织， 毅然向满洲省委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满洲省委派周东郊与阎宝航进 行了多次谈话，决定在工作中进一步考验他。不久，基督教青年会派他出国， 使他的入党愿望未能实现。阎宝航出国后，先入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社会学， 后又到丹麦等国考察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１９２９年春经莫斯科回国，升任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
* o7 [3 t0 ]$ k2 s) G0 {& V
: v, |% a1 b- Q# m& O
1 e/ q1 d( C+ X, a
' h# K+ g# b. R! o& Z　　１９２９年７月，阎宝航联络高崇民等，以辽宁省农会、商会、教育会中的爱 国人士为主体，成立了“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后改为“东北国民外交协会 ”），其宗旨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 家主权”。同年秋，阎宝航被选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届会议中国代表团筹备 主任。为在国际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野心，他将从张学良处得到的 “田中义一奏折”译成英文，带到在东京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上宣读，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境界。与此同时，阎宝航还积极参与组织了“ 辽宁国民常识促进会”、“国货推销联合会”和“辽宁拒毒联合会”等，开展 了平民教育运动和抵制日货、销毁日本烟毒的爱国群众运动。１９３１年７月 ，长春万宝山村发生朝鲜农民因水利纠纷被中国农民驱走一事，日本帝国主义 借机大肆散布“在中国的韩侨被杀无数”等谎言，朝鲜境内掀起了排华运动。 “外交协会”有人主张对朝采取报复手段。对此，阎宝航表示反对，认为那样 会给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领东北造成可乘之机。因此，“外交协会”派人到朝 鲜对受害侨胞进行了慰问，未使事态扩大。 阎宝航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期间，张学良经常到青年会消闲，使他们有了相识 相知的机会。阎宝航热心公益事业，具有赤诚的爱国心和很强的社交才能，颇 受张学良的赏识。随着他们友谊的加深，阎宝航逐渐成了张学良的知己和幕僚 ，特别是在张学良主政东北和“九·一八”事变之后，便更是张学良在政治上 倚重的少数智囊人物之一。
) J! H2 D& i) {4 P  l2 A! H" Q  v! X* P8 z$ L' ^; ~
　　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九· 一八”事变。阎宝航乔装为牧师逃离虎口。他一到北京即求见张学良，满怀悲 愤地痛斥了不抵抗主义，反复直言：“军人不能为保家卫国尽职尽责，把国家 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使三千万家乡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 是对国家民族的犯罪。”张学良无可奈何又颇动情绪地大声嚷道：“我不抵抗 ，不爱国，对不起家乡父老，我引咎辞职，让你们来干！”后来阎宝航认识到 不抵抗并非张学良而为，而是蒋介石妥协退让的卖国政策所致。于是，９月２ ６日，阎宝航和其他东北名流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对此，张 学良表示愿意给予暗中支持。救国会成立后，一方面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 以唤起各界民众支持抗日救亡斗争，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募捐筹款活动，对义勇 军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１９３３年７月，救国会在亲日派头子保应 钦的压迫下被迫宣布解散后，阎宝航又联络了原救国会中的坚定分子，成立了 以阎宝航为理事长的秘密组织“复东会”，表示要“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 达目的，永不罢休。”与此同时，阎宝航又与共产党员张西尧、宁匡烈等在北 平西山开办了抗日干部训练班。
! z. X( ]9 _$ F, l! g
7 O0 Q5 W/ Q& M) a$ k# s& ]/ B5 g' ^" j7 e  m( P% n

: z* z0 \4 o; M8 p　　１９３５年９月，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兼代 理司令。蒋介石驱使东 北军同红军作战，企业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东北军一箭双雕的目的。１０月 ，阎宝航与高崇民、杜重远等在上海讨论了西北局势和东北军的前途问题，联 名给张学良写了建议书，劝告张不能对蒋再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 。指出东北军集中到西北，正有利于整训军队；对内应联合各抗日力量，对外 应联合苏联，以便高举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的感召和阎宝航等东北爱国名流的推动下，张学良终于下决心退出内战 和实行联共抗日，并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监禁后，阎宝航为营救张学良做了巨大努力。6 w. \, c5 H+ }7 l5 O2 G

! U/ w; B/ @* V- `　　１９３４年５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经张学良同意，成立了融蒋、张干部于 一体的“四维学会”，阎宝航被推为张学良方面的理事。蒋介石为拉拢张方的 理事，授意宋美龄以基督教教友的名义，邀阎宝航到南京政府任“新生活运动 促进总会”总书记（后改为总干事），并诡称“新运支援抗日活动”。阎宝航 将此情况告知张学良，希他代为婉辞，不料张学良劝他说：“蒋的力量大，我 们回东北还要依靠蒋的援助，今天蒋夫人出面邀请为什么不干呢？”
$ J) i' a, ?7 @: F# E& N
+ L& J3 _- ?5 N7 u　　阎宝航虽就职于“新运”，但并未按照蒋的意旨去做。蒋介石办“新运”的目 的是要以“礼、义、廉、耻”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言论。按照蒋的说 法，“礼”即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即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即清清白白 的辨别，“耻”即切切实实的觉悟。对此，阎宝航做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他尖 锐地指出：“我们的耻莫大于国耻，倘若从以洗雪国耻为己任，民族复兴，也 就指日可待了”；关于“廉”字，他指出，中国社会之所以民穷财尽，民不聊 生，主要原因就是“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他多次在“新运”训练班上演讲 ，一方面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另一方面注重引导学员认识蒋政权的本质 。如他在解释《新生活运动须知》中的“衣食足知荣辱，仓禀实知礼义”时， 反问学员，为什么衣食不足？为什么仓廪不实？谁“足”，谁“不足”？这样 ，就把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两大“病灶”：对内压迫而贪污不止 ，对外妥协而不知国耻。- o$ _  F' D; i( d) ?9 n
3 a. C/ C4 j3 U4 e0 c, V
4 p# f* \6 @2 s5 g

0 m: ~& U. X8 B　　阎宝航任职“新运”期间，利用其特殊身分和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受国民 党反动当局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进行了积极的营救。１９３４年冬，国 民党北平市当局逮捕了共产党员张西尧、张雅轩等人，阎闻讯后即疏通中统局 副局长徐恩曾，使张等人很快获释。１９３５年１２月，国民党当局受日本帝 国主义的胁迫，在成立出卖华北主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时，竟将他们开列的抗 日爱国青年名单送给日军驻天津的司令部。阎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找到复兴 社分子贺衷寒，向他提出严重抗议。贺推委于华北当局，阎当即斥责道：“华 北当局是你们中央政府的一部分，竟把抗日爱国青年出卖给敌人，而你们中央 政府不问不管，你们这是什么政府！”“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许多学生、 教师被捕，当时就学于北平的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受托回南京请求父亲设法 营救，阎宝航当即打电话给北平的宪兵三团司令蒋孝先（蒋介石之侄），通过 他使被捕师生获释。阎宝航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予以热情的支持和正确引导。１９３６年暑假南京地 下学联成立后，阎不仅允许阎明诗把地下学联负责人带到家里开会，还常把自 己的小轿车借给学联到郊外开会，并且以自己青年时代领导学生运动的经验， 指导支持学联以野营、打球、夏令营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开展活动。他对来家开 会的学联有的领导人不修边幅、衣着不洁，颇不以为然。他说：“真正的革命 者不应该那样，以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就应该破破烂烂，这反倒容 易招惹特务的跟踪和注意。”
$ }* l( D! H" {7 {* K7 H
) X- F  h; o: X( u" I　　“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
: @+ u. I! j! I6 P8 U9 @6 H3 U* y. x$ V9 k* y5 }
　　阎宝航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仍以民主人士的身分工作，直到１９５２年才公开 党员身分。在整个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阎宝航都始终活跃在秘密战线上 ，在国统区积极从事搜集情报，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
# ?( c" [. ^5 Y$ C" `1 P8 I9 U! I5 j
8 ~9 {  w7 S, W$ z, R0 G5 P　　１９３８年２月，以陈诚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阎宝航被聘 为该部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康泽任该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邀阎 参加拟订计划。有一天，戴笠设宴邀请阎宝航等东北人士。席间，阎谈及如何 动员民众问题，指出康泽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的旧办法拟订的计划，必然与今天 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精神背道而驰，因为旧办法除了取缔限制还是取缔限制， 进而尖锐地指出：“用警察特务的办法，绝对动员不起民众来。”戴笠听后满 脸怒容地说：“什么叫警察特务办法？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 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不但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 着他后腿，不让他跑。”阎毫无惧色地坚持说：“今天是为了抗战，必须动员 民众，愚见如此，仅供参考！”
' ~6 N3 |( W. ^9 l8 O! R: s1 o+ e- J
　　抗战之初，阎宝航的主要工作就是参与组织领导“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 总”）。“东总”是根据周恩来的具体指示于１９３７年６月成立的流亡关内 的东北民众的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东总”成立后，在阎宝航等人的领导 下，在民众动员、组织训练、宣传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引起了 国民党对它的警惕和不安。１９３８年８月，武汉警察局根据戴笠的旨意，对 “东总”进行了突然搜查。同时，康泽也向阎宝航提出警告：“关于你的情况 很多，我还不相信，但不要和共产党人多接触。”“东总”为应付严重局面的 到来，采取了化整为零的对策，将主要干部散到了各地。１９３９年春，阎宝 航率领“东总”总部迁移到重庆。/ X# f/ A* C  W6 E# G* N% V+ o

  ]; O/ C9 }3 r' z0 U1 \: \　　随着国民党反共的日益加剧，“东总”遭到的打击日甚一日。特别是“皖南事 变”后，各地分会因受摧残，相继关闭，工作人员被列入黑名单，被通缉、遭 逮捕、被活埋，“东总”的机关刊物《反攻》屡遭查封，濒于停刊。对此，周 恩来嘱阎宝航等领导人要坚持渡过难关，指出，只要“东总”的牌子、《反攻 》的牌子存在，以这样的团体和刊物跟蒋介石做斗争，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阎宝航在１９４１年４月与西安来重庆的高崇民一起坚 持“东总”阵地，直到１９４２年秋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取消；同时坚持出版《 反攻》杂志。由于此时阎宝航在萧振瀛经营的“大明公司”当经理，因而他就 成了《反攻》杂志经费的主要供给者。一直出版到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胜 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后才停刊。9 k; z) t" O% S, b: M3 ~% z. E3 [
4 D$ D0 o+ o4 y$ v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在抗日战争出现了战略反攻的形势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 ，阎宝航联络高崇民、陈先舟，在原“东总”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北民主政治 协会”，以便迎接抗战胜利和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运动的开展。1 K0 U/ @- U2 C  ~

5 G1 G1 L2 x& w  }6 x' f　　１９３９年阎宝航抵达重庆时，就带着周恩来、李克农关于建立情报机构和设 置电台的嘱托。他在重庆北碚买下了一幢古朴幽静的宅第，让电报员张志敏和 党的地下交通员纪华夫妇住下，并安装了秘密电台。( e2 }, {$ v. j# w2 p
! }7 h5 ]& u: ~0 _% ?1 G
　　１９４１年５月初，阎宝航通过东北同乡宁恩承从国民党军委会参谋本部二厅 厅长钮先铭处获悉“德军将在６月２０日这一周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他迅 即送给了周恩来的秘书王梓木转至莫斯科，以让苏联急做淮备。这一情报很快 被苏德战争的爆发所证实，因此阎宝航受到共产国际情报局的表扬。苏联驻华 武官罗申对他说：“你的情报工作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斯大林做希望 他把子女送往苏联学习。这时阎宝航的四个子女都在延安。7 |1 }. G% {9 N+ Z6 Q# z

; |/ k7 A3 W' I8 I' _1 m! R　　阎宝航做情报工作善于捕捉时机，重点突破。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汽油奇 缺，常以酒精代替。大明公司董事长萧振瀛开设工厂生产酒精，他为拉主顾多 次宴请美军高级军官。阎宝航作为公司经理，承揽一切交际事宜，积极与美军 要员发展关系。当时，美军总部战略情报处处长贝德除了向他透露一些重要消 息外，还告诉他美军在云南省开远县训练情报人员，淮备送到山东沿海一带日 伪占领区活动，请阎推荐可靠青年参加。阎认为这是借水养鱼的好机会，经请 示上级同意，介绍我方一批人员前往受训，这批人以后分赴华北、东北等地， 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5 {. H4 A7 y+ f/ F. Y
: S, _8 t# E6 M　　情报工作如大海捞针。阎宝航除了抓住重要关节展开活动外，还无时无刻地活 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或以富商大贾的身分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或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在赌场。在阎宝航的人际交往中，既有国民党各部门要 员，外国驻华官员，也有军事、经济、新闻、文教、实业、科技、金融、对外 宣传等社会各界人员，就是社会底层的一些“灰色小人物”，如失业青年、街 头游民，以及袍哥等民间秘密社团，只要有助于情报工作，也都是他积极与之 联络的对象。
- s) D; N+ U9 v  h' r
4 o6 z" n) x1 S, |5 y　　作为一位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阎宝航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真实的思想 感情。原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１９４１年判变后，当了国民党军统局 重庆特区特点小组组长。此人以东北同乡关系有时带着老婆来阎家，阎宝航对 他总是笑脸相迎，可是阎的子女却不高兴。阎宝航则教育他们说：“鄙夷判徒 是对的，但要含而不露，应酬自如，各揣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中统局有一 特务头子谈阎宝航给他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士绅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 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真是扑朔迷离，令人费解。”因此，阎宝航颇受一些国 民党要员的信任，陈诚就说过：“阎宝航要是共产党，我们就都是共产党。”- e7 Q+ Q4 R" i3 a
* O4 Z0 o* d) l8 }5 J3 n' q
　　１９４２年秋，国民党重庆当局在全市进行大逮捕，“东总”骨干成员、重庆 大学教师徐仲航等三人被捕，这关系到蒋管区整个东北地下党组织的安危。阎 宝航得知后立即布置了有关人员的转移。此时，周恩来到阎家同大家讨论了营 救方案。尽管阎宝航的处境很危险，但他表示：“任务在身，我必须顶住！” 他一面转移文件，一面继续抛头露面，营救同志，并吩咐妻子连夜为被捕同志 赶制冬衣，淮备食品。1 P0 w4 h9 u3 D% j
( Z: p/ b* v3 f: E' j+ Q
　　阎宝航开展地下斗争，虽有特色身分掩护，但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密切注意 。１９４２年秋，阎宝航在国民党军工系统任职后，何应钦即找兵工署长俞大 维问：“你们怎么把一个共产党搞到兵工厂里来了？”俞不得不说：“让阎去 搞职工福利计划”。何则说：“叫他搞福利计划，不是把工人抓过去了吗？” 于是，莫德惠等国民党东北籍元老到何应钦那里为阎宝航说项。莫德惠说：“ 在东北时，我就知道阎宝航是一个热情爱国，公正无私，有话就说的人，我愿 以身家性命为之担保。”何冷笑道：“你老先生不了解我们的斗争，也不了解 阎宝航的一切。”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阎宝 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给共产党利用了。”不久，重庆卫戍区总司令 刘峙约阎宝航“谈话”。刘审视阎，咄咄逼人地问道：“阎先生，我们并不是 初交，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阎宝航大义凛然地反诘道：“那么你看呢 ？”刘峙支吾不语。阎说：“共产党是啥模样？是不是疾呼复土还乡，引领企 望白山黑水，力争中原沃土还我中华的，都是共产党？那抓吧，我自报一名， 今天也就不走了。你还可以加官进爵。”
* _/ ]3 ?8 r; i' U' n* w/ y2 [
" R1 X5 C1 x! I# Q　　１９４４年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根本变化，周恩来嘱托阎宝航搜 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资料，以备反攻。阎积极活动，利用关系，打入国民党政 府国防部，搜集到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所有兵力、兵种、要塞等等资料厚厚三大 册。
" b( q; A  ]1 H3 I/ z
: C/ I# X; E2 R# i! c　　抗战时期，特别是到重庆以后，由于阎宝航的身分特殊，寄住他家比较安全， 因此许多同志一遇危险就来他家躲避，阎宝航一家总是热情地为他们作出妥善 安排。因此，他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阎家老店”。在他家里，既有被捕获释 的同志，也有被害同志的家属；既有逃避国民党追捕的进步人士，也有因工作 等原因长住于此者。许多希望投奔解放区的进步青年，为求助阎宝航，也以此 为中转站。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东北同乡、失业难民为求职就业，也常常找上 门来。因此，“阎家老店”的常住人口有时竟达数十人，把一个三层楼房住得 满满的。有时为给突然来的同志腾出住处，子女们就要睡在地板上，阎宝航虽 然身兼数职，收入颇丰，但因人口太多，经常是入不敷出。
4 |; J8 N4 l- ?1 ^1 B- M- {+ y: j$ b4 B" I* Y* }. ^
　　“阎家老店”也是党开展统一战线和地下工作的重要基地。１９３９年，董必 武代表中共南方局在这里安排重建“东总”党组事宜；在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 ０年和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４年两次民主宪政运动中，董必武多次邀集民主人 士和党内同志在这里座谈宪政问题；“皖南事变”后，叶剑英也曾在这里召集 会议，传达分散活动和安全转移等事项。此外，沈钧儒、李公朴、陶行知、李 德本、杜重远、杜斌丞、许宝驹等爱国民主人士也常来此聚会讨论。问题至于 周恩来则更是经常来此。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叛前夕，周恩来 即在这里主持重要会议，研究毛泽东的安全以及到重庆后召开爱国民主人士会 议等问题。
+ e/ }/ y9 K- f6 [' e: a1 o) X
0 ?6 }& F" F5 ~2 o　　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０日，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在重庆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 口惨案”，并作了颠倒是非的报道。对此，阎宝航等代表大会主席团向国民党 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提出严正抗议，还着文严厉谴责了特务的暴行。0 E  ~) j! S% C+ D+ C% e2 S% R
# r  W7 q) J5 A& {+ e/ b, M' \
　　当时，内战危机首先反映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当局无视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 武装，诬称东北只有土匪，他们在东北进行的战争不是国共冲突而是剿灭土匪 。对此，阎宝航尖锐地指出：“东北人民武装均系多年来在东北坚持抗战的队 五”，“想以‘剿匪’、‘接收’作掩护进行内战，是东北人民所坚决反对的 ”。他还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在东北实行的独裁统治，主张国民党应立即撤销 其独揽东北一切大权的“东北行营”，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东北代表组 成的东北政务委员会，处理一切事宜。随着东北内战的日益扩大，阎宝航积极 联络各方人士进行调停，他警告国民党“要不要接受政治协商办法，硬要打下 去，将必定逼着东北老百姓走上自决的道路”。& n7 F/ j" ^9 C% c% f, u

5 @, P( k  c" [% q9 C* c　　４月底，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阎宝航也于５月中旬来到上海。５月２６日， 阎宝航出席了上海各界招待会，参与了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内战运动大会，随 即被推为赴南京和平请愿团人代表之一。６月２３日，当代表团火车抵达南京 下关车站时，就被冒充“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要兵进入候车室。特务无理 取闹，要求把“苏北难民”的痛苦转告周恩来，并要代表团马上带他们去见周 恩来。面对特务和挑衅，阎宝航厉声说道：“这个不行，我们要按预定的程序 去做。”特务又要阎宝航给在候车室外的“难民”讲话。当特务要他“表明是 非”时，他严正地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呼吁和平，我们没有资格来表明是非 ，而且是非不是早已明白了吗？”特大为光火，齐声喊“打”。一个特务又耍 花招，逼着阎宝航要照他的话向大家讲一遍。阎问：“为什么？”他说：“你 们不要说呼吁和平，要说是来解除中共武装的。”阎宝航就对讲台下讲：“大 家听着，这位朋友要我照他的话向大家重说一遍：‘你们不要说呼吁和平，要 说是来解除中共武装的！’”特务听完方知上当，狂叫：“他是个滑头！”“ 不要他再讲话！”“你跪下来，你共产党娜下来！”并一起向讲台涌去。阎宝 航厉声呵斥道：“你们说什么！我是东北老百姓首先出来打日本的一个，１４ 年来，没有给敌人屈过膝！今天，在中国人的面前，我要给中国人保持体面， 看你们娜个来！你们有枪，枪毙我好了！你们侮辱我绝对不成！”阎宝航的凛 然正气镇住了特务和凶焰，他从容地走下讲台，回到候车室。请愿团和特务一 直相持到午夜，原来维护“秩序”的宪兵故意全部撤走，二十多个特务冲进来 ，大打出手。阎宝航额头、眼角、鼻子、四肢多处受伤。同时被欧伤的还有马 叙伦、雷洁琼等人。这就是国民党制造的“下关惨案”。
6 n* V+ f' u$ o8 W- P* p3 H' F
( o4 i8 |5 I- ?9 ~6 u# X$ m　　周恩来等获悉“下关惨案”的消息后，立即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周恩来对阎 宝航说：“宝航同志，你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毛泽东、朱德发来了慰 问电，上海和全国各地的慰问电也纷至踏来。$ q  G9 G4 W2 V9 n1 H

; h  |4 u6 ^$ W　　高风亮节1 r& y5 R9 i& E3 D: T9 D
9 Y8 `0 Q" G. x, v. W1 x
　　１９４６年９月，鉴于阎宝航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了黑名单，党安排回东北 家乡，就任辽北省政府主席。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阎宝航谨循就职誓言， 不辞辛劳，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为工作长，开展经济文化建设和 卫生防疫等工作，为建设和平民主的新辽北，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 要贡献。
" h( C1 X7 W/ f& r! ?  X4 i) V% b9 E0 t0 ?/ g/ x
　　１９４９年５月，阎宝航奉党中央之命调入北平，旋即参加新政协筹备会，任副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他主要从事外事工作。1 h% n! k! M5 P' h( ]
; Q: P. O: O4 g
　　１９５９年７月，全国政协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调阎宝航任专职常委 ，主持征集有关东北文史资料。阎宝航又以极大的热情开展这项工作，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C' R+ F2 _0 U. g$ _' t6 v

6 J: E" y- r# H$ `% G+ M　　“文革”爆发后，林彪、康生炮制了一个“东北判党集团”的大假案。１９６ ７年１１月７日晚，阎宝航被捕入狱，随后阎家多次被查抄，子女们也都受到株连。阎宝航被当作“判徒”、“特务”一直关在秦城监狱，经受着政治上、 精神上的迫害与折磨，终于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２日，因脑溢血致死，终年７ ３岁。/ r4 ]+ I9 ^% g& ^: }1 Y) P

7 V$ d. B8 G* ?& t0 V/ y+ C　　粉碎“四人帮”后，阎宝航被平反昭雪。１９７８年１月５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讲话，对阎宝航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2 ?:
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
6 M' a0 g! u) o( R0 s! h2 R& l! u( u7 Q
作者：阎明复  
, t7 F! j8 r- o7 z. I2 _, I
9 d4 v) S$ B: @5 k' Q《炎黄春秋》 2005.12  
; g# @: _) q* s, C
: k, K3 W: |0 w7 s* ]) o　　抗战年代我还年幼，对父亲的工作情况知道不多，特别是他当时是地下党员、又从事情报工作，更是一无所知。说起来很惭愧，1947年在哈尔滨外专“三查”运动中，我很认真地说我父亲是“资本家”。建国后父亲也没有跟我讲过他过去的经历，没有讲过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即使1952年中央批淮他在外交部公开了党员身份后，他也没有专门和我们谈过，也没有公开向社会说他是共产党员。据安全部的一位老同志回忆，文革的时候，专案组的人找他外调，都不知道阎宝老是共产党员。
% K7 c5 w8 I& S% q* ^" c" ?* w4 }0 r( k: [  n5 |2 d+ f
　　父亲生前没有同家里人着意去讲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入的党。其实，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很有意思。直到文革后我才听到我父亲的老战友、他的入党介绍人刘澜波大叔详细的讲述。当时，文革中受尽折磨、身患重病的刘大叔住在阜外医院治疗，我去看望他。他对我说，当年你父亲入党的情况今日应该向你讲讲了。刘大叔说，1937年你父亲入党的时候，共产国际不同意。我说，中共吸收党员为什么要报共产国际呢？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所有重大的事情都得报告。发展吸收你父亲入党是一件大事，所以得向他们报告。延安报了后，他们答复说：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入党。周恩来同志说，毛泽东说过，国民党可以从我们的队五里把人拉出去，我们也可以从国民党的队五里把他们的人拉过来。当时党内也有人议论，说你父亲社会关系复杂，恩来说，你关系不复杂，但是阎宝航能做的事，你做得到吗？我们吸收一个党员不是看他出身怎样，社会地位怎样，而是看他的共产主义觉悟，有没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决心。刘大叔说，当时决定你父亲是秘密党员，他记得周恩来给父亲取了个代号“阎政”。事隔四十多年我才从澜波大叔那里了解到父亲入党的详情。我想，如果刘大叔没讲的话，父亲秘密党员的代号“阎政”可能至今也无人知晓了。 5 m! G8 s9 `  d4 m% M
" [. q8 K! G- ]. Y* d, D! [9 |, m& f! G
$ P: k( ]1 f# K! [7 R9 U4 H
& m$ f+ A8 Q/ ~0 L% z  D
　　至于我父亲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情报工作的事情，父亲本人从来没在我们子女中间谈过。我是在1962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获悉的。当时我已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工作。1962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在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那里我看到一封信，是父亲写给周总理的，信很长，总理有个很长的批示，我就看了看批示。我记得的是：宝航同志所述经过属实。父亲给总理信落款是1962年3月4日，总理的批示是3月6日。总理把信批给杨尚昆同志，请他阅后转给中调部。星期天我回家，问父亲：“你最近是不是给总理写了封信？”他说：“是啊，你怎么知道？”我说：“在尚昆同志那里看到的。”这样他才讲起了这段往事。当时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总理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讲述了中苏关系的历史、分歧的由来，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原因。总理指出，苏共和中共向来是互相帮助的，不是苏共单方面帮助我们，我们也帮助了苏共。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的淮确情报。总理说，他得到这份情报，马上发报延安，延安马上发给苏联。战争爆发后，斯大林还专门回电给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是由于中共淮确的情报，他们提前进入一级战备。接着总理说：“我忘记了这个情报是谁给我的。”我父亲听说后，就给总理写了封信，提到这件事，提到1941年春天，周恩来同志交给他这个任务，要他与苏联使馆的武官罗申联系，由他来传递情报。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听到父亲亲自讲述自己的情报生涯。 4 x( Q0 I7 R1 @6 F9 j& U8 @$ |
5 y4 M5 f( Z1 E/ L$ C$ g: r
　　还有一次父亲给家人讲述了自己的过去。那是在不平静的1967年夏天，“文革”已闹得全国乌烟瘴气，人人自危，我在中办学习班已无自由，父亲感到形势严峻，可能危及自己，需要向家人打招呼。一个星期天，我爱人吴克良回家看望老人。父亲对她说，现在形势很乱，到处抓人，一旦我被抓，你们不要以为我是坏人。二次大战中周恩来交给我为苏联搜集情报的任务，我提供了大量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前得到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日期以及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详细情报。父亲最后说，我一旦被抓，你们赶快去找总理。不幸，父亲的预感很快成了现实，他被诬陷为“东北帮判党投敌反革命集团”的要员，于1967年11月7日被捕，不到半年惨死在秦城监狱。在父亲的死亡报告上江青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到1973年中央专案组给中央的报告上还写道“阎宝航是证据确凿的国民党特务”。直到1978年专案组还继续混淆视听：在1978年1月5日父亲骨灰安放仪式上胡耀邦同志的悼词稿中,专案组竟删去了“迫害致死”的公正结论。当时中央统战部对专案组这种掩盖“四人帮”罪行的做法还提出了抗议。好在颠倒的历史终于被颠倒过来了，父亲得到“正名”。 : `7 [+ h% X/ P8 K

& N8 i/ g4 d" r6 ]　　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一下周恩来同志交给我父亲情报任务时的形势。1941年春天，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半壁江山，国民党退居重庆，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英国、法国、德国极力推动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妥协，使日本能腾出力量来从东方进攻苏联，与希特勒一起对苏联形成合围之势。当时苏联也很紧张，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国界。斯大林的策略是先后同德国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企图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时间，加强国防。同时，苏联密切关注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加紧收集中国的情报。据我父亲回忆，1941年春天，周恩来找他谈话，说共产国际、苏共希望中共能介绍中共党员帮助他们搜集情报。周恩来同董必武、李克农、叶剑英研究后，认为我父亲最适合这个工作。中央调查部老部长罗青长后来说，阎宝老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 E) I: r3 l* R+ x2 d, ~0 ?
" i# j" s$ M# n# m. O& C　　为什么说我父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有必要简单地回顾父亲相关的经历。我父亲青年时代是一位基督教徒，曾担任奉天（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发动民众抵御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扩张做了大量工作，是张学良将军的密友。“九一八”事变后，父亲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作为张学良将军的主要幕僚之一，他先后被任命为：蒋介石和张学良倡议成立并领导的、由蒋张二人的亲信组成的秘密机构——“四维学会”的理事，蒋介石和宋美龄主持的“新生活运动总会”的总干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议。除了这些工作以外，父亲仍积极推动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开始疏远他，因为他是张学良的亲信。新生活运动总会改组，他被降职做副总干事。1937年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秘密党员。这时父亲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救亡总会，这是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成立的东北民众的抗日团体。抗战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设计委员，同时还任重庆市动员委员会设计委员、国民政府中央赈济委员会顾问、陪都劝募公债运动主任干事及重庆空袭救护委员会抚济组组长。另外，还在大同银行、大明公司担任要职，还是中苏友协等民间团体的理事。父亲接触的面比较广，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边工作期间结交的人很多，知道很多情况。1937年入党后，周恩来嘱咐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活动，继续广交朋友，收集各方面的动态，父亲没有辜负周恩来的重托。 9 L6 @' s. y1 ]1 ?" e: d  [2 t
1 {/ }7 L. u2 S2 L/ X7 Q4 c
　　父亲在1965年，应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约请，写了一份《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纪要。文革以前，父亲跟我讲过，我隐约记得，他说中组部请他谈了当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写了一份材料，他们很重视。但是这份材料我们始终没有见过。2004年冬天，我给在上海的姐姐阎明光写了信。我说，我们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父亲在文革中被捕入狱后的遭遇，他死以后，江青的批示，一个很灭绝人性的决定。父亲现在八宝山的骨灰盒里没有他的骨灰，是母亲的骨灰。所以我说，能不能给中央写封信，请求中央批淮你到中央档案馆去查阅一下父亲被捕后写的材料。明光姐就给曾庆红同志写了信，庆红同志马上批了，而且让中办的同志向明光以及阎宝老的家属表示慰问。很快明光就来了北京，在中办的安排下看了材料，其中有几份父亲在监狱里写的“笔供”，也有1965年写的《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这份材料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在《阎宝航传》里发表了，也没什么可以保密的了。   t& F* @) f) V& n

7 f7 t8 g1 i* W( y& K6 s# D　　我要再次说明，直到1962年3月,在中办主任杨尚昆那里我看到我父亲给周总理的信以及周总理在信上的批示后，我才知道父亲的这段历史；而去年冬我读了1965年12月我父亲写的《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后，受到强烈的震撼，不由地产生了重新认识父亲的强烈愿望！
: E( m/ P5 I% I2 M5 B; i
. O) ^5 Z# e% }0 i5 U　　在《经验》一文中父亲写道：“1941年周恩来同志亲自交待给我国际情报工作任务，并由苏联大使馆武官罗申向我交代了任务范围、具体要求和商定一切技术问题”。罗申说，“国民党日趋反苏反共，形势日趋恶化。苏联大使馆随时淮备撤退。”他“要求父亲设置电台，以建立直接联系。收集情报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包括蒋介石本人及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政治、外交的动态以及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以他们反苏反共的动态为重点”。 5 W' ~7 ^/ Q- y& j+ d; T' }

8 I9 y1 c, \# \; c" c8 u, M+ N+ x　　接着父亲写道：“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做了种种淮备。首先认识到这个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必要时淮备牺牲，并且要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周恩来把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我父亲，认为他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而父亲对自己有清醒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我个人由于多年的抗日爱国声望，特别是在东北青年群众中有影响，而且和上层人士有一定的关系，国民党各派别也拉拢我，所以我取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有机会同国民党当权派来往……”“我以自己的社会地位作掩护，做了情报工作。”但是，父亲并没有盲目乐观，他冷静地看到“随时淮备牺牲”的严峻现实，从一开始就把“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作为一切言行的最高淮则。父亲写道：“要严格保守党组织的秘密。我入党后，对老婆孩子都保守秘密。同刘澜波、于毅夫，我们三人过组织生活，别的党员很少知道。”父亲从事的国际情报工作，更是只有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知道。从1941年春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在大特务不断面斥、小特务随时盯梢的险恶环境中，父亲临危不惧，从容不迫，化解了许多次险情，出色地完成了周恩来、党中央交给的重托。 2 y) Y5 i: m; K) `& J3 D1 f
) z. @$ Z( f1 r( C
　　据我看到的文字材料，最危险的一次，应该是徐仲航、李羽军和孙复起被捕的事件。父亲写道:“1942年夏，‘东总’有三人被捕，三人中李羽军病死狱中，徐仲航知道我的关系，他坚持斗争，没有承认。孙复起自首了，但他不知道我的党的关系。当时，我担任着情报工作不能跑。”父亲就是这样轻描淡写地记述了这一事件，实际上事情的严重性要远远超过他的描写。徐仲航是一位地下党员，长期参加“东总”的活动，刘澜波、于毅夫先后撤离重庆到延安后，南方局决定他参加“东总”的党组，所以他知道我父亲是党员，以及许多机密。同时，徐叔又是另一个地下情报组的负责人，其成员之一沈安娜同志一直打进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机要部门任机要速记，得以参加国民党的高级军政会议，她所接触到的机密可想而知，而且她得到的情报都转报周恩来。当时徐仲航的公开职务是一家国民党御用书店的高层管理人员，而为了更好地掩护，沈安娜女士通过关系介绍徐仲航加入国民党，成了特别党员。所以，徐仲航被捕马上成为周恩来及南方局领导极其关注的大事。获悉徐仲航被捕后，父亲当即安排有关人转移，而他本人则毅然决然地决定坚守岗位，正如他在《经验》中写道：“当时我担任情报工作，我不能走。”那天，他很晚才回家，沉默无言，相伴多年的母亲当即猜出来一定是出事了。直到深夜周恩来到家里来，亲自同父亲商议对策，母亲才放下心来。当时周恩来同父亲商议的细节，当然无从查考。但是我以为，这里最重要的是，父亲平时对徐叔的了解，他的为人，等等。显然，周恩来和父亲做出了徐叔一定会坚持下去的结论，所以就没有安排父亲撤退。同周恩来商议后，父亲向逮捕徐仲航的中统局的人说：“听说名单中有我，要是有什么，不要费事，我自己来。”父亲继续写道：“但由于我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们始终没抓我。”父亲让母亲和家人赶做御寒的衣服，托人给徐叔送去。我想，父亲当时一定很紧张，但是又不动声色，他急于知道徐叔在狱中的表现。后来得知，在狱中徐叔遭到酷刑拷打，体无完肤，但他视死如归，毫不动摇，坚持斗争。事后徐叔说，收到阎大哥送来的大嫂为他赶做的御寒衣物，知道阎大哥和组织上一定设法营救他，更加坚定了信心。想必父亲一定掌握了徐叔在狱中的情况，所以愈来愈有把握，大力营救，终于通过战地委员会主任李济深成功地救出了徐叔。父亲的朋友很多，三教九流无所不有，究竟通过谁打听到狱中徐叔的表现呢？我当然不知道。但我估计，当时经父亲、高崇民高老同意后加入军统，成为它的设计委员的王化一王叔很可能是渠道之一。当时王叔加入军统时，“东总”的几位领导人给王叔提出的任务，就是打听张学良的情况，了解被特务关押的东北乡亲的情况，设法营救他们。王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所以，父亲终于化解了这一危机，继续从容不迫地做他应做的工作。这里还应提到，李羽军同志在狱中牺牲了，而孙复起虽自首了，但是他不了解我父亲是党员，也不知道“东总”里地下党的情况，更不知道父亲做情报工作的情况。这显然是父亲所一再强调的“严格遵守秘密地下工作纪律”的结果。父亲在《经验》一文中还谈到秘密电台的设置，收集情报的途径和递送情报的方法，接头（特别是初次接头）的注意事项，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常态的原则，决不用金钱买情报的原则，等等。
1 t7 |1 S# m, G0 T* J0 ~/ p, S/ r; k1 ?/ i0 K
　　在《经验》中父亲最后写道：“这个工作，从1941年春至1945年日本投降，四年中除完成了一般要求外，曾获得两件特别重要的情报。 ) F% m/ p5 n2 C6 K4 u6 c, S3 F

7 x1 }$ Z0 F3 |: a+ u4 d* _0 X　　一、报道了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淮确日期。 6 O5 V& f( d; T+ N6 R
4 F6 I8 c& u" z: t
　　国民党驻德武官桂永清于1941年5月上旬向蒋介石密报：‘纳粹德国决定了六月二十日左右的一星期内开始进攻苏联。’于右任首先告诉了我这个消息，我装着漠不关心的样子向孙科打听，他也这样说。我立即作了报告。事实证明不错。德国于是年6月22日开始进攻苏联。我的报告约在一个半月以前。不久，罗申对我说：‘你的情报第一，斯大林同志知道你。’所以这个情报对于苏联淮备对付德寇的进攻是有一定作用的。” . B# e0 H, ?4 U) S1 a$ y
  X* _! `+ o2 Z& P
　　他如何取得情报的，我当然不知道。从现在看到的文字材料，大体上是这样的：当时希特勒已制定了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向国民党政府透露了德军淮备进攻苏联的消息。传到重庆，国民党上层欣喜若狂，他们做了很多美梦，苏联被德国消灭，日本可以腾出手来打共产党。那几天国民党上层的气氛整个都不一样，喜气洋洋。一个小型宴会上，德国武官和国民党要员都参加了。我父亲是陈诚手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的少将设计委员。他也参加了，感觉到气氛非常高昂，大家兴高采烈，互相敬酒。于是他走到于右任跟前，于右任告诉他，德军将在1941年6日20日前后一周内进攻苏联。于右老是一个很正派豪爽的人。父亲不动声色，后来又去问孙科，孙科说：是呀，蒋委员长亲自同我讲的。他从孙科那里得到了证实。之后，他借故提前退出了酒会。这个时候正好李正文在我们家，他有幸活到1995年叶利钦总统向参加卫国战争胜利有功的人颁发纪念章之际并亲自接受了这枚纪念章。当时我父亲得到情报后很着急，认为这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一件大事。之前，同周恩来有约定，绝对不能去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有什么事情都通过情报网络来联络，大部分情况是周恩来到我们家来。父亲拿到了情报，不能去周公馆，晚上也不能突然去苏联大使馆。白天可以去，因为当时他在重庆是中苏友协的理事。他就托李正文去，正文叔叔很机警，顺利地完成了转交这份情报的任务。
8 s% B! T. r( ~3 y8 N* }5 g9 P# _" |) l9 Q( A: p
　　二、拿到日本驻东北关东军的全部机密材料。
' R' p6 w, x/ Q. R4 t) r
& r% k, a1 K- w  b0 D! ]　　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布防的情报，父亲是通过他的老朋友宁恩诚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三厅工作的内弟钮先铭搞到的。那是在1944年，陈诚给父亲一个任务，了解日本是否会进攻苏联。父亲就有了“尚方宝剑”。我父亲同钮先铭在重庆也经常往来。他做了几次工作，说陈诚邀请我（父亲）来研究日本关东军的动向，但手中没有资料。钮先铭说，他有材料，就给父亲看。并说：材料放在我这里没用。委员长只淮备打到长城，可是你们东北人要打回老家去。你可以拿回去看，但是三天之内必须还给我。这样拿到这份材料，我父亲就交给苏联使馆，他们很快照了相就退给我父亲了。他如期交还给钮先铭。这个材料包括日本关东军的部署、设防计划、要塞地址、兵种武器、番号人数、将领姓名等等一套全部机密材料。这份材料对于苏军出兵东北，很快消灭了关东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7 x5 i/ Y8 j9 z6 R; N3 B. ~+ N) q# K0 J0 a7 X$ M- l) E
　　1995年夏季的一天，俄罗斯使馆派了一位参赞来找我，了解我父亲在卫国战争期间的情况，我说：你们不知道？他们说，想通过我了解得更确切些。我讲了父亲提供的两个重要军事情报。他就问，你知不知道谁和你父亲一起做情报工作？我说，父亲领导的情报小组，有我姐姐阎明诗，她是译电员，另外还有设在重庆郊区北碚的秘密电台的台长、交通员等人。我说另外还有一位李正文，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时期在西伯利亚被关了两年。李正文回到重庆后我父亲帮助他恢复了党籍，淮备把他派到上海去搞情报工作，走之前住在我们家，也担负了交通员的任务。 8 q4 ?4 N/ P1 g( H1 l" q( |& \# M+ |
( b. W6 d* h: O( J  \* s
　　1995年11月1日，在俄国驻华使馆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仪式开始前,罗高寿大使同阎宝航的家属以及父亲的战友李正文亲切握手，表示热烈欢迎。仪式开始，在场的所有人员都肃立，罗高寿大使宣读了叶利钦总统签署的授予阎宝航及他领导的情报小组成员阎明诗、李正文同志以《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的命令。罗高寿大使说，阎宝航同志1941年6月16日提前向苏联提供了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期的淮确情报，在二次大战最后阶段在苏军对日作战前提前向苏联提供了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军事部署资料。这两件事将载入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史册。在仪式上我大哥阎大新代表父亲接受了纪念章，大姐阎明诗身体欠佳没有出席，我代表她接受纪念章，李正文同志是本人接受的。
! m4 H6 V% M$ G3 |, h. m4 E0 B$ ^! N- ^
　　这里应该补充的是，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阎宝航》专题片摄制组专程到莫斯科采访已离任的罗高寿大使时，罗高寿谈到了这次在北京颁发奖章的仪式，还说“阎宝航的功绩可以同苏联着名的情报人员佐尔格相媲美。我认为，政论家、历史学家对阎宝航写得太少。阎宝航的功绩是俄罗斯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 $ x- ~! d$ @/ v  O; Y" Z
) f) `; y6 e8 c+ z. i
　　还应该提到，1941年11月下旬，我父亲从军统密码破译机构中，得到关于日军将对夏威夷胡瓦岛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和日军调动的情报，立即向周恩来、罗申做了通报。这一情报表明日本已决定向美国宣战，因而使苏联得以从远东地区抽调重兵去加强西部战线，抗击希特勒军队的进攻。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 Z8 t+ P; l# l& O) b  ~3 `0 {

; E+ Y' g( e# F1 i6 d$ p6 \　　这里还必须提到为破译日军密码而做出特殊贡献的池步洲先生。池先生留学日本，专攻数学，回国后投笔从戎，出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军用无线电台总台第四十三台”主任。从日军频繁往来的大量无线电信号中，池先生破译了日军通讯密码，获悉日军大本营正在为偷袭珍珠港而调兵遣将。在破译中心将此情报上报过程中，我地下工作者转告了我父亲。池步洲先生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 ]; w6 }( Y8 Q' \0 f1 c' u! d5 X

9 }3 T9 X8 P$ U6 Z- h9 |0 m) C; o. k　　这里要提到罗青长同志，他回忆道：“1962年3月6日周恩来同志给阎宝航同志报告的一个批示是经我手的，肯定了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周总理批得很长，而且他要我把批件向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副部长帅孟奇、张启龙当面谈了此事。周总理当时还讲到，因为阎宝航的功绩，当时苏联驻重庆武官、也就是后来驻中国第一任大使罗申，还有其他一些人，为此受到苏联方面的奖励，他们升官发财，发勋章，但事情是中国共产党做的。”总理这番发自肺腑的讲话的确是有感而发呀！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五修权同志也对我父亲说，“你讲得太晚了”。幸亏有了1962年周总理的批示，有了罗青长同志的热心传达，才有1965年中组部邀请父亲谈地下工作的经验，才有了《阎宝航谈地下党工作的经验》一文，给后人留下了这份难得的得天独厚的地下工作者的自述。
, V( v% L3 S1 Z0 d2 H& z0 `1 U+ m4 k8 d% C0 |( s! G) O
　　父亲在国际情报工作中肯定还发生过不少惊险的细节，可惜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过问，无人关心他和他的战友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执行党交给的任务的，从而留下了不少令人遗憾的空白。我当时年幼，对父亲的壮举一无所知。2002年秋，我去鞍山给明诗大姐扫墓，看望了已到耄耋之年的大姐夫曹酉。交谈中我有意识地问到当年大姐从事情报工作的事情，姐夫回想了许久，说他记得当时明诗有一本圣经，是密码本，父亲交给明诗的情报，明诗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交高维大哥送到北碚的秘密电台。他还说，北碚的地下电台也出过险情。一次电台所在的楼房房顶漏雨，他们通知附近的一个泥瓦匠来修缮。这个工人来修房的时候，家里没人，他自己爬上屋顶，检修漏雨的地方。他发现一片瓦下压着一根电线，就把整根电线拔出来，装在工具盒里，要拿走。这时电台台长正好回来，发现了工具盒里的电线，就说这是我们收音机的天线，你怎么拔出来了，骂了一通就打发他走了。其实这根电线正是电台的天线，而电台是装在一只盛米的大木桶里。当天他们就离开这所楼房，撤到预先淮备好的备用地点。 . S: }. X, X$ w" g. N* t. T
6 S0 n0 T2 Z$ ?
　　讲到抗战时期父亲在国民党的眼皮底下从事情报工作达五年之久而从未暴露，不能不提到我母亲高素桐。我母亲是父亲一生忠实的伴侣，每逢父亲在艰难险阻关键时刻，她始终和父亲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在父亲广泛的社交活动中，母亲总是给予支持和理解。母亲的庄重大方、温文尔雅和热忱，帮助父亲结交了许多朋友。抗战时期，母亲在重庆操持着“阎家老店”，精心照料着一批又一批的东北难胞、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民主人士和他们的家属，成功地掩护着父亲的情报工作。当年有许多东北人流亡到重庆，不少人找不到工作，没有住处，衣食无着，常常找到我们家里来。特别是1939年“五·三”、“五·四”日寇对重庆进行大轰炸以后，许多流亡到重庆的东北人的家被炸毁了，来的人更多，屋里住不下，就在院子里搭棚子。钱不够用，母亲常常到街上摆摊变卖衣物家什，换了钱赶快到粮店去买平价米。母亲是东北农民的孩子，在炎热的重庆每年都做大酱、渍酸菜，还买了一盘石磨磨豆腐，想方设法改善生活。我们吃什么，客人吃什么，日子过得很紧。母亲以她一贯的为人宗旨，“宁可一人单，不叫万人寒”，热心照料客人，从不菲薄。吃饭时如有人没回来，她都要等待，担心他们的安全。临走时还要为他们筹划资助。受到母亲关怀照顾的人不计其数，大家都亲昵地尊称她为“大家的高妈妈”。 # U  R% a& k6 s5 h2 m8 p

6 I/ M) J2 p" j) z8 D% F- y" _　　“阎家老店”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掩护了在家里居住的地下党员，从未被敌人察觉。每当周恩来、董必武到家里来，母亲总是警觉地守候着。正如父亲在《经验》中回忆的那样，一次周恩来伯伯从后门进来，正在二楼密室里同父亲谈话，突然中统头目徐恩曾派来监视父亲的特务陈建中从大门闯了进来，母亲从容不迫地迎上前去，对他说：“玉衡(父亲字玉衡)不在家。”陈建中东张西望，一无所获，性性而去。每次父亲在二楼密室里同“客人”们“打麻将”(以此掩护)之后，母亲总是亲自打扫这间书房，扫地，倒痰盂。当时我觉得奇怪，家里有阿姨专门打扫卫生，妈妈何必亲自动手呢？我还问过妈妈，她回答说：“顺手之劳么。”现在想起这个细节，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母亲担心父亲同他的战友们密谈时会留下碎纸片、其他什么痕迹，等等，要亲自打扫干净才放心。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在抗战的岁月里她为掩护父亲的情报工作所做的事，当然远远不只是上面谈到的。当母亲在“文革”中去世的消息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的时候，周伯伯说，高素桐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周伯伯的评价，母亲当之无愧。
' S# X6 g0 a# E9 ?- E& N$ p. p4 Q! A4 k1 i
　　最后还应提到，父亲在情报工作上的功绩，他曾获得两个重要的军事情报等情况，是在1995年秋天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期间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写的纪念文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无名英雄》一文中公开披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