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胸顺气丸的价格:丁玲的爱情生活

丁玲的爱情生活

作者: 王先金   发表日期: 2008-01-28 09:35  点击数: 686

描述： 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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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婚恋》3-3 丁玲的爱情生活               丁玲与冯雪峰的爱情   早在1927年，丁玲与冯雪峰就有了感情上的交流与共鸣。她坦露与胡也频的爱不同于对冯雪峰的爱，前者是浪漫的像孩子的游戏似的，后者是诚挚的、刻骨铭心的。   1937年，丁玲在与美国作家斯诺夫人一次谈话中，她深情而缓慢地说：“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但是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特别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当年，冯雪峰缺乏胡也频一样的热情和勇气。不然，丁玲会舍去胡也频而与冯雪峰结合。忆及此，丁玲颇为婉惜地责怪冯雪峰。但是尽管如此，他俩彼此间还是相互信任并保持感情的交流。                   丁 玲   1933年秋，误传丁玲被捕遇害了。冯雪峰听了传言，内心异常悲痛。为了纪念具有特殊感情的“亡友”，他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编辑发表，寄托他对丁玲的深情厚意。   冯雪峰在感情上比较理智，他控制对丁玲在感情。1936年，丁玲被捕释放后来到上海，与冯雪峰重逢。她有千言万语要向冯雪峰倾诉，还想在冯雪峰面前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当她刚开始哭泣时，冯雪峰马上板起面孔，异常严厉地说：“为什么老想着你自己呢？世界上不只是你一个人孤独地在那里，还有很多人和你一样。”   当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出版引起社会的轰动时，冯雪峰读后也感动得落了泪。但是，他在给丁玲的信中，却掩饰这种感情，板起脸孔说：“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                               冯雪峰   丁玲在冯雪峰的心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皖南事变后，冯雪峰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的牢房里，默默地思念着丁玲。他回忆写道：“狱房特别地暗，这一夜......可以辨别的是两只深闭着的在睡眠的眼睛，有着很长很黑的睫毛覆盖着。这是一双美丽的眼睛。”醒来，他再也忘不了这双眼睛，把这写成了题为《哦，我梦见的是怎样的眼睛》的诗。   半个世纪之后，1986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天，从重病中醒来的丁玲，一开口就叨念着冯雪峰，因为冯雪峰是在十年前的大年初一逝世的。十天以后，丁玲病危，不再对美好的人世说出怀念之情，一代文坛才女怀着对冯雪峰依恋之情辞别了人世。               营救胡也频胡也频因从事革命活动，受到反动派的注意，他同丁玲一起逃离济南到了上海。他们俩刚到上海不久，便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胡也频又参加了中国***，还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并被推选为出席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准备赴江西苏区参加大会。　　　　　　　　　　　　　　　     丁玲与胡也频   1931年1月17日上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在上海的临时住处清华同学会宿舍。他告诉沈从文，他和丁玲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正准备搬家。   这天下午，沈从文应约再次赶到万宣坊胡也频的家，但胡也频没有在家，据说是买东西去了。晚上再去一趟，还是没有回家。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再赶到胡也频家，发现胡也频竟然一夜未归。沈从文好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对丁玲说：“别发生了什么事吧？”他们那里知道，胡也频在昨天去参加中共地下党人何孟雄召集的一个会议，不料被特务察觉，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捕。   18日晚上，沈从文刚刚回到家，就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来找他，老头自称是监狱里的牢头：“我受一个姓胡的先生之托，给您送个信。”说着便把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交给了沈从文。便条是用一张烂纸写的，上面写着：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商量，保我出去！”   沈从文一看便条，就知道预料的事果然发生了。便条上说的“胡先生”就是胡适。沈从文找到胡适，胡适也很着急：“这不行，我们得想办法保释他出来！”但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接着，沈从文又赶到胡也频家，把这消息告诉了丁玲，丁玲请他去找李达帮助。在李达家里，沈从文与李达的夫人王会悟以及施存统、朱谦之一起商量营救的具体办法。最后，大家认为还是请胡适和徐志摩出面，写信给在南京任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请蔡先生出面营救。徐志摩这时候正接受胡适的推荐，准备前往北京大学就职。在繁忙的准备和迎来送往的告别之际，沈从文给他带来了胡也频被捕的凶信。并告诉他，胡也频的妻子丁玲刚刚生下孩子，处境危险，特务也可能会把丁玲抓起来。胡也频是徐志摩熟悉的作者，以前在北京时就经常给《晨报副刊》写稿，到上海以后，又给《新月》杂志写过稿。徐志摩在政治上比较超脱，他不以党派和阶级来看人，而只是看重在文坛上的友谊。因此他一听说胡也频被捕，就激动地说：“参加什么党派，是个人的信仰，怎么可以凭这一点来抓人呢？”沈从文乘机向他提出请他出面营救的请求：“我知道先生素来抱有正义感，我来找您，就是为了请您设法营救的。”徐志摩毫不迟疑地拿出纸笔，给蔡元培写了一封短信，请他在南京设法斡旋。沈从文也去找了胡适,请他营救胡也频.胡适在20日的日记里记下了此事：“沈从文来谈甚久。星期六与星期日两日，上海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捕房破获共党住处几处，拿了27人，昨日开讯，只有两女子保释了，余25人引渡，其中有一人为文学家胡也频。从文很着急，为他奔走设法营救，但我无法援助。”他还是写了信给蔡元培，请蔡营救。   沈从文拿了徐志摩的信，便赶往南京，找到蔡元培，但此时的蔡元培对这样一桩重大的政治案件已经无能为力了。此后的几天里，沈从文在南京又先后找过国民党的元老邵力子，甚至还找过陈立夫，他们或者表示鞭长莫及，或者已经爱莫能助。   时间过去了20天，事情没有一点进展。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惧怕事情闹大，2月7日竟将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在上海龙华监狱秘密杀害，使营救失败。直气得徐志摩大声诅咒：“如此政府啊！如此政府啊！”   胡也频牺牲以后，丁玲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为了帮助丁玲度过这段艰难的日子，沈从文又找到徐志摩。徐志摩答应把丁玲的一本书稿推荐给中华书局，但因稿子的篇幅比较单薄，稿酬也就有限，徐志摩一时间也没了办法。他的妻子陆小曼提醒他说：“你不能去向邵洵美借一笔钱吗？你就说我有急用。”邵洵美是徐志摩在新月社中的文友，因为办书店，善经营，还编辑出版多种杂志画报，是文人中最有钱的一个。果然，邵洵美借了一笔钱给徐志摩，徐志摩就把这笔钱转给了沈从文。   几天以后，沈从文就伴送丁玲和胡也频留下的遗孤，假扮成夫妻，历尽艰险，送丁玲母子回到了湖南老家常德。（沈从文是湖南湘西人）终使丁玲母子脱险。             丁玲与冯达同居   为了避免在母亲面前露出破绽，她只在湖南老家住了三天，就匆匆赶回上海。   转眼到了五月，一天冯雪峰告诉了丁玲，有个外国女记者要来进行采访，报导左联五烈士的情况。这位女记者就是艾格纳丝．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不懂汉语，丁玲不会说英语，当时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名叫冯达。   遵照约定的时间，丁玲来到史沫特莱的住所。当史沫特莱开始向丁玲提问，冯达翻译时，丁玲才注意到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男青年，一张典型的广东人的脸。   后来，丁玲又到史沫特莱家去过一次，仍是由冯达作翻译。从此，冯达与丁玲相识了。   此后，冯达经常去找丁玲，初为公事，后成私交，两人便同居了。   冯达比丁玲小两岁，这时该是25岁的青年，从没谈过恋爱，与女性没有密切地接触过。当他见到一位在社会上颇有名气的女作家时，他对她的崇敬要超过爱恋好几倍。他很软弱、胆小、谨慎，但他有一颗帮助对方的心，他知道自己做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但生活小事还是能做得令对方满意。   在胡也频牺牲以后，遇到冯达之前，丁玲从来没想过再与人恋爱。因为她“相信不会有谁能象也频那样纯朴热情”，她需要的是一个也像胡也频那样的爱人。   冯达的闯入，无意中与丁玲的要求相符合，这是天意还是巧合？   冯达爱她，敬重她，经常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的红色新闻给她听，陪她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饿了，给她做饭；工作了，悄悄离去。累了，两人躺在床上，望着窗外天幕上的星星，娓娓谈心，聊天。冯达所做的一切都从丁玲的意志出发，从不提任何要求，包括性要求，完全像朋友一样。   1932年夏天，沈从文在上海见到丁玲，问起她和冯达相处的情况：“两人生活怎么样，是不是还好？”   丁玲很坦率地回答：“有什么可说的？我们又不是年轻小孩子。一切都平平常常，住在那里也同公寓一样，白天各人有各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   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丁玲和冯达过得不错，举案齐眉，相敬如宾。   沈从文晚年，他的助手王亚蓉问他：“她（丁玲）跟胡也频时，不也跟冯雪峰吗？”沈从文回答说：“是的。她可以说乱得很，长得又不好......跟萧乾也有来往，萧乾不理，主要是让人给她捧场，讲清楚的。”当王亚蓉问沈从文和丁玲是不是以前有什么恋爱关系时，沈从文一口否定：“没有，没有。幸好没有这种关系。”   王亚蓉还说：“齐光说，那时她在延安使劲追彭德怀。”沈从文说：“彭说我不愿意看她。”             丁玲来到陕北   1936年10月10日丁玲从西安启程来保安。那时，***就住在保安。六、七月份，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瓦窑堡进驻此地。在丁玲尚未来到保安之前，***便已闻知她的名字，因此对她的到来也很重视。丁玲来保安后不久，***、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领导人在一间大窑洞，为她举行了一次欢迎会。欢迎会共有二十几人参加，中央领导几乎都出席了。   丁玲第一次受到这么高的殊荣，心里又高兴又激动，她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从远方回到家的一个孩子，在向父母那么亲昵的喋喋不休的饶舌。***望着她的浓眉大眼，很有兴趣地听着。当丁玲讲完后，***说，你是从国统区来到苏区的第一个作家，现在这里的条件很差，打仗的人多，文化人少，你来了好，可以把苏区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你在上海领导过左联，多想些办法，多发挥一点作用。丁玲与***虽是初次见面，但是并不陌生，1921年夏天在长沙，她参加了在船山书院开办的补习班，原来说，毛润之先生也要来讲课，但是终于没有来。她是那时知道这个名字的。后来，她与几个女同学一起转入岳云中学，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妻子的杨开慧。所以他们有话说。***问她：“你这么远来到苏区，打算作点什么呢？”   “当红军。”丁玲坚定地回答。   “好呀，”***高兴地说，“昨日的文小姐，今日的武将军，还有一仗要打，可能还赶得上，跟杨尚昆他们前方总政治部上前线去吧。”   11月19日，丁玲在***、张闻天等人支持下，主持召开座谈会，筹备文艺协会。11月22日，文艺协会就举行成立大会，丁玲在会上报告了协会筹备和经过。***在会上讲了话，他提议这一文艺团体的名称叫“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或“苏区文协”。   会上选举了干事会，丁玲、成方吾等十六人当选为干事。次日，在第一次干事会上，丁玲又当选为中国文协主任。11月24日，丁玲随杨尚昆等北上定边。随后又随彭德怀、任弼时领导的一方面军从定边南下，前往三原前方司令部。在打击胡宗南的战斗前线，丁玲结识了一批红军将领，其中有彭德怀、萧克、贺龙、陈赓、王震、杨得志、黄克诚等，他们都用热情豪爽的方式和语言，表示对她的欢迎。前线的见闻和军旅生活，使丁玲感觉到粗犷和豪迈，她被感染着，即便在行军途中也坚持写作，其中就有散文名篇《彭德怀速写》。1936年12月30日，丁玲正在随军经甘肃赴三原前方司令部的途中，部队交给她一封电报，是***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赠给丁玲的一首词〖临江仙〗：         抗战时期的丁玲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另一种说法是：***将词附在拍给陇东前线聂荣臻的电报中，请转丁玲。丁玲因已离开了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未能收到。   1937年3月1日，丁玲陪同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到延安时，又当面请***亲笔抄录了这首词，写在两张16开大小的浅黄色毛边纸上。这给了她很大的鼓舞。***赠丁玲词的手稿初由她自己珍藏，1939年初陕甘宁边区一度紧张，丁玲担心在动荡的生活中遗失，她把手稿装进一个中式信封内，托人带到大后方重庆，转交胡风保管。胡风在信封上写上“毛笔”二字，意即***的笔迹。1955年胡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后遭逮捕，抄家时，公安人员搜到了这封信，但未引起注意。抄来的***手迹、胡风的日记、书信、文稿一并存进了公安部的档案柜中，一放就是十年。直到1965年胡风被判刑后，按程序，一些不该没收的东西可以领回，***的手迹才与其他一些杂物被梅志领回。“文革”中，胡风家再次被抄，信封藏在一只皮包的夹层中，皮包中的东西被抄一空，但信封却没有被抄走。“文革”结束后，1982年胡风从四川回到北京，手稿完好地回到了丁玲手中。   ***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这首词发表于1980年10月〖新观察〗第七期，同时刊登了手迹照片。             丁玲陈明夫妇的悲欢   1917年，陈明生于江西鄱阳湖畔，父亲为儿子取名陈芝祥。   1934年，陈芝祥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二·九”时，他是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不久，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从此，他开始使用笔名陈明，将自己的本名陈芝祥留在了白区。             丁玲与陈明   1937年5月初，陈明看到了宝塔山。他从上海经北平、太原、西安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一名学员。那一年他正好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勃勃生气。   1936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逝，延安文艺界举行了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介绍高尔基的生平。晚上是文艺演出，在文艺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是田汉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同名独幕剧，正在抗大十三队的陈明扮演剧中的儿子巴维尔（伯夏）。   陈明那挺拔的鼻梁，机敏的眼睛，带磁性的嗓音和娴熟的演技，引起了一位女观众的注意。她30出头，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像聚光灯一样紧紧盯着陈明，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这样的人才，当年在延安并不多见。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起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她回味着剧情，回味着舞台上那一幕幕场景，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轻轻呼唤着：“伯夏！伯夏！”伯夏是剧中巴维尔的爱称。   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宣传股长握手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巴维尔”。在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他俩都感觉到一种热流漫遍了心田。   在西战剧团里，他们每天行军、演出，朝夕相处，相知日深。1938年春天，西战团去西安。丁玲带着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从涧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直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同志，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乘务员，给陈明找了一个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去，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因为她看到陈明的棉裤在工作中磨烂了。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写文章丁玲是一把好手，针线活也拿得起。但在西安，要演出，要开会，要搞宣传，还要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诸事缠身，在这样紧张繁忙的日子里缝制一条棉裤，对丁玲来说，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陈明拿到了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除了母亲，还没有哪一个女人给予过他这样细致深厚的爱呢，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陈明的胃病急性发作住进医院。仅仅是几天的分离，丁玲感到怅然若失，而陈明则觉得度日如年，望着医院的天花板，陷入淡淡的愁云中。丁玲是团长，团长关心团员，合情合理，但过分的关心又怕别人说三道四。无论是每人一份的战利品，还是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她总要把自己的一份留给他；见他穿鞋特别容易坏，就省下自己的津贴买新鞋给他。这使陈明感到很不安。陈明清楚丁玲对自己的真挚感情，他既兴奋，又担扰，他觉得自己不般配。有时，陈明对自己说：她是看我比她小十几岁，只是像关心弟弟那样地爱护关心我而已。其实，陈明内心深处明白，这种解释是自欺欺人。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说：“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而归，在延安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再次开赴晋察冀敌后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丁玲没有率团出去，留在延安，陈明因胃病还没完全好，也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当时，丁玲住在山下，陈明住在山上。每天，丁玲把设法买来的鸡蛋和牛奶送上山去，给陈明增加营养。   陈明心中明白，丁玲送来的不是牛奶，分明是她的执着的爱情。他实在不敢接受。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他们的阻碍，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她无论是成就还地位都太高，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自责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只能敬重她、崇拜她。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写道：“让这些日子快过去吧。”   1939年陈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又称烽火剧团。陈明带着烽火剧团长时间地在边区各地演出。丁玲则在1939年11月调离马列学院，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     丁玲 陈明 蒋祖慧 在北京家中1952年   陈明总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丁玲的爱，这份爱太沉重，可是他又忘不了她，也不忍心伤害她。他想逃避。于是，他长时间去边区巡回演出，试图让时间来冲淡这浓浓的情爱。   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革命的圣地，却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他们搞不懂：那么有名的大作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地位的高级干部，偏偏看中了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些关心陈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讳：“你就不怕让人笑话你是‘小丈夫’？”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开放的女性，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就连老朋友、大胡子诗人柯仲平也气喘吁吁地跑来了，很认真地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结婚，我怀疑你们能不能白头偕老？”   越是了解丁玲，陈明就越爱丁玲，在丁玲的身上，具有许多长处：真诚、热情、直率、温柔、才华，她把这些聚于一身，因而具有强大的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可是种种议论他不能不考虑年龄、地位、资历、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感情？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好烦。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叫席平的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席平是苏州东山人，抛弃富裕的家庭，奔赴延安参加革命。这个苏州姑娘长着鹅蛋脸，很有江南女子的韵味。她爱陈明，也尊重丈夫对丁玲的感情。他们生活得很和谐。   一天，丁玲和罗兰到一家饭馆里吃饭。饭馆里人很多，她们找了一张桌子坐下来。丁玲是罗兰最崇拜的人，她把丁玲看作可敬的领导，又当成可亲的大姐，她爱说话，她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把这些日子里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都一股脑讲给丁玲听。忽然，丁玲打断她：“罗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饭馆里边还有我们认识的人？”   罗兰环视四周，疑惑地看着丁玲说：“没有哇，我谁也没有看见。”丁玲说：“你再仔细找找看！”罗兰又搜索了一遍，忽然看到了陈明，他和烽火剧团的一群人坐在一起，正在聚餐。罗兰高兴地喊起来：“陈明！陈明！”她那响亮的湖北嗓门，一下子打断了那一桌子人的欢笑声。陈明立刻跑过来，坐在她们旁边，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丁玲的话也很少，他们两个说了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只有罗兰一个喋喋不休，一下见到两位好朋友，她实在高兴。她没有注意到丁玲和陈明两个人的神情有些异样。   陈明坐了一会儿，就回到他们那张桌子上，挨着一个女同志坐下来，那个女同志模样很文静。他们低声说了几句话，那女同志又朝这边望了望。罗兰问丁玲：“那个女的是谁？”丁玲却说：“我们走吧！”   罗兰把丁玲送回她的住处。进了窑洞，丁玲就哭了，对罗兰说：“你有没有发现，陈明变心了！”   罗兰看到丁玲落泪，有些慌乱，她还没有看见过丁玲掉眼泪呢。她赶紧劝慰道：“不会的，陈明不会变心，他不是那样的人！”丁玲说：“你不敏感，你不懂。他就要和烽火剧团的那个女同志结婚了！”罗兰一股怒气冲上来：“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她冲出窑洞，向桥儿沟烽火剧团的驻地跑去。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婚后，他依然深深地思念着丁玲。   1941年初，剧团回到延安。一天，陈明带着妻子去看丁玲，三个人见面的一刹那，空气似乎凝固了。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自己。席平从丁、陈二人四目相视的眼神里，一下子全明白了。她虽然知道丁、陈的感情，但想不到他俩是爱得那么深，那么真，她觉得自己是个多余的人。丁玲面带笑容，祝愿他们美满幸福。丁玲表面冷静，内心却在翻江倒海，这一切怎么能瞒得过陈明呢？陈明夫妇告别后，丁玲扭头奔回窑洞，一头扑在床上大哭起来。她怨陈明，为什么做出如此蠢事，既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席平。   以后，陈明努力地爱妻子，但感到很累。不久，席平怀孕了。1941年底，刚做母亲的席平同意和陈明离婚。后来席平到延安医院当化验员，带着儿子和同是化验员的陈经镇结为夫妇，移居广州。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蓝家坪一间窑洞中，两个苦恋五年的情人终于结成伴侣。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结婚这天，他们没有举办仪式，没有请宾客，没有喝喜酒，没有撒鲜花，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两个人自己的事，与他人无关，不必麻烦别人，也不必惊动别人。他们的邻居、作家罗烽的母亲有些心痛地说：“你们爱得很苦！”                 参阅资料     参见《文摘旬刊》1996.7.8 《冯雪峰与丁玲的爱情》     原载《现代旅游报》1996.6.12                 (1996.12.09)     参见《文摘旬刊》1998.5.22 《丁玲与冯达》     原载《美化生活》1998.5 丁言昭文             (1998.10.16)     参见《作家文摘》2004.11.9 《陈明扮演的伯夏吸引了丁玲》     原载《书语：丁玲陈明爱情书简》丁玲、陈明/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10 出版             (2004.11.11)     参见《云南老年报》2006.3.29 《儿子笔下的丁玲》     原载《我的母亲丁玲》陈其本/文 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 (2006.03.29)     参见《文摘周报》2007.4.27《婚外恋漩涡中的艾青》     原载《我和艾青》高瑛/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7.05.28)参见《作家文摘》2007.8.10《胡适营救胡也频》原载《团结报》2007.6.16 李传玺/文             (2007.08.31)参见《作家文摘》2007.12.21《丁玲1943年的几则日记》原载《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 李向东/文         (2007.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