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年期出汗的中医治疗:发达的南宋经济和腐败的南宋朝廷

发达的南宋经济和腐败的南宋朝廷

    南宋（1127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宋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西夏、金朝和大理为并存政权。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经济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开放程度较高，但军事实力较为软弱、政治上较为无能的一个王朝。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最繁荣、科技最发达、文化最昌盛、艺术最高深、人民生活水平最富裕的朝代。宋代是为中国最争光的朝代，也是当时世界上发明创造最多的国家。宋朝也是中国为世界贡献最大的时期，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明一半以上都出现在宋朝，那时中国所谓的四大发明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大规模实际的运用，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纸币、垂线纺织，瓷器工艺的重要改革等。宋朝航海、造船、医药、工艺、农技等都达到了古代前所未有、后难比及的高度。宋朝还发展起一门新科学，技术科学。这些辉煌的成就与宋的综合文明有直接联系。宋代的GDP是占全球的50%。国家的综合实力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宋朝都是当时世界的第一大国。宋朝已经达到了封建王朝的顶峰，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的王朝。宋朝开创以来，即治坑矿、组织茶盐开发。因而大量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投入商业手工业中，民间经济受到刺激，突飞猛进。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与繁荣。在宋朝立国之初，宋太祖赵框胤就号召人们“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太宗也曾下诏“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令官员们研究理财求富之道。宋神宗则认为“尤先理财“，发过“政事之先，理财为急“的诏令。这些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高速发展，钱庄业迅猛发展，促使宋朝在世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最早的纸币和银行。银行可以贷款、异地付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造会子局，有徒工一千二百余人。绫锦院织工达到四百余人。除公办的工厂外，一些私办的工厂也相继大量的出现与繁荣。因为经济的空前繁荣，宋钱币铸造量非常大，如宋神宗时全国年铸币506万贯。（唐朝最盛的开元盛世年铸币32万贯）。

   南宋时期马匹产地主要在西夏，瓦剌，和金等国境内，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哈萨克斯坦，蒙古境内，南宋境内没有规模较大的马匹产地。

南宋是文官治军，武将地位较低，这种政治思想决定了军队不会有金，元的血性。

南宋的防御纵深极浅，基本上长江防线被突破整个国家就会全面崩溃。所以南宋军队基本上主力都沿长江防线布置，再加上水军强大，一时把金人挡在了长江以北。在成吉思汗灭南宋时，采取了经山西入四川从西南大后方包抄灭南宋的策略，一战定江山。

    蒙古灭南宋也是通过水军和步兵 不是大名鼎鼎的蒙古铁骑

    看看当今中国就知道了呗 当今中国可以为公车出2000个亿 没看到为航母出几个亿？

    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了转移，国家政策鼓励经济发展。再加上北宋以兵变立国，对武将进行打压，而在朝廷刻意压制下对军事也就不重视。大力提高文人地位，使得这些文人很大程度上完善了杂科，比如数学、美术、雕刻、水文等方面的研究，也从侧面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是南宋经济得以发达的原因。

    金国是马背上的民族，上得马控得弦。其战斗力强悍。天下产良马的地方基本上在草原。其它还有幽云十六州、凉州、并州、川蜀等地。看下上述地区有多少在宋朝的控制下？所以，这就造成了马匹短缺，马匹在宋时是受保护的。

    在这种状况下，如何能实现骑兵集团化呢？

    GDP并不完全体现国力

    宋朝GDP高，但国家、社会、经济、军事等的管理成本远高于金国

但同样产自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售格比美国的售价贵

    南宋政府太软弱太腐败了 从本心上就不愿意攻打金朝 只知道偏安一隅 而金国则却是虎狼之邦 凶残好战 加上金国的领土扩张欲望很强 以及看到南宋的富裕 心里也想占有这份富裕 这就像晚清时期 清朝北洋水师其实有能力打败日本 但是因为政府的厌战腐朽无能 导致了失败 这不是外因决定的 而是内因的失败

南宋是在风雨飘摇中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个偏安江左的朝廷，仍是醉生梦死，对百姓继续进行残酷的压榨和剥削。土地兼并加剧，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地的客户。长江中下游的圩田多被皇室、大官僚、文臣武将所占领。秦桧占有大量的圩田，大将张俊被解除兵权后，每岁收租米仍有60万斛。大将杨沂中，在楚州一地占有良田3万多亩。名将岳飞在死后，也还有水田700多亩，陆地1100多亩。岳飞还算清廉的，其他的臣僚将佐占田的情形就可想而知。兼并之风越演越烈，理宗时有人说：“国朝驻跸钱塘百二十余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口齿日繁，权势之家日盛，兼并之习日滋，百姓日贫，经制日坏，上下煎迫，若有不可为之势。”“今百姓之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①。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地的佃农。“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矣”②。到了南宋末年，这种情形变得更加严重。

南宋的租赋沉重。南宋地域仅及北宋盛时的1/2，但是政府的开支却大大超过前代，江西一路在户籍的口数和土地的数量只有前代的1/3，但是税收超过以往。正税是夏、秋两税及身了钱米等。在交纳时还要加征各种“正耗”、“加耗”等。各种军费、赔偿金人的费用，都加在人民的身上。正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杂税。其中有所谓的“月桩钱”，这是为供给军事的开支而设立；有“经总制钱”，这是把北宋宣和年间的经制钱和高宗时的总制钱合在一起的一种杂税，规定百姓在进行买卖交易田产房屋、牛*等物品时，每干钱要抽一定的钱。地租有定额租和分成租。正租之外，还有不同名目的附加的租米等。其它各种超经济的压迫和剥削也相当重。所以，南宋的阶级矛盾一开始就十分尖锐。

南宋统治者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内部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学术上的分歧往往是政治上不同派别的争斗的反映。北宋的后期，这种斗争已经很激烈。绍兴年间，元祐党籍曾废止，但是到了宁宗的庆元元年（1195年）至庆元六年（1200年），斗争达到白热化的地步。朱熹的学术被禁止。庆元二年，朱熹等59被列入《伪学逆党籍》，嘉泰二年（1202年）弛禁。这就是所谓的“庆元党禁”。到了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朱学的地位才上升。程朱理学经过一段时期，终于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理学的地位上升，大儒真德秀等一些人被起用，却无法改变南宋历史的走向。

南宋政治相当黑暗，高宗时有秦桧把持朝政，打击、迫害不同意见的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贿赂公行。到了宁宗、理宗、度宗，一直到南宋的灭亡，政治异常黑暗。史弥远、丁大全以后又有贾似道，在这些奸相控制下，政出私门，奢侈腐化，卖官鬻爵，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社会的危机更为严重。

1251年至1259年，为蒙古军进攻南宋战争的第二个阶段。1252年，蒙军进兵大理。忽必烈在西南地区经营，1253年底，克大理。忽必烈留兀良合台征云南各地，自己北归。

1256年在诸王大会上议定大举进攻南宋。

1257年蒙哥亲领主力军，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凡良合台北上至鄂州会师。蒙哥入四川，进展艰难。

1259年，围合州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遭到土坚和张珏的坚决抵抗。合州城被围达5个月之久，蒙军损失惨重。蒙哥在一次战斗中，为炮石击中受伤。七月，蒙哥在军中去世。忽必烈得知这一消息后，仍继续南下，并进而攻鄂州，蒙宋双方争夺激烈。这时，蒙古贵族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演越烈，忽必烈急于北撤去争夺汗位，却声称将攻临安。兀良台台进至潭州（今湖南长沙）。贾似道虽得到王坚的报告，知道蒙哥已死，却派人去蒙军求和，愿称臣纳贡，割长江以北之地。忽必烈未等和议结束，立即北归。兀良合台攻潭州，南宋守军极力守御。忽必烈与兀良合台北归，潭州围解。

1260年，贾似道袭杀蒙古军殿后的士兵，谎称大捷。理宗也称他有“再造之功”，昏君奸臣，合为一体，真是无耻之极。南宋又得到一次机会，再苟延几年。

蒙古军进攻南宋战争的第三个阶段，从1267年至1279年。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建元中统。

1267年，接受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将军事攻击的重点确定为攻襄阳、樊城。次年发动对南宋进攻。1268年，蒙古军包围了襄樊。南宋军民展开了襄樊保卫战。宋朝几次派援军但都被打败。蒙古军又切断汉水通道，中断守城军民与外界的联系、供应。

1272年，民兵领袖张顺和张贵带领3000入突入重围的城中，张顺身中创六箭牺牲，张贵入襄阳城，后来在一次战斗中身被数十创，被俘后，拒绝敌人的诱降而被害。第二年，守城的将领范天顺及牛富牺牲，守将吕文焕投降，襄樊城陷。

襄樊失落，南宋朝野震惊。贾似道在战争紧急之时，隐瞒军情，切断言路，以权术控制上下，以官爵牢笼人士。1274年，度宗病死，贾似道立宋恭帝。

1271年，忽必烈建国号为“元”。南宋失襄樊后，元朝伯颜率元军主力顺江而下。南宋政府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命贾似道出兵。1275年，贾似道到芜湖后，向元军求和，元军拒绝。贾似道屯鲁港。元军进击南宋军，鲁港一战，宋军溃逃。贾似道乘单舟逃至杨州。元军乘势而下，很快陷建康。宋政府下令各地起兵勤王，罢贾似道。贾似道在被罢黜流放途中被押解官杀死。

1276年伯颜进军，占临安府，恭宗降。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坚持斗争。1279年，陆秀夫负幼帝投海而死，张世杰乘船突围，遇大风，船覆，死于海中。南宋灭亡。文天祥在赣州战败后。在广东海丰北的五坡岭被俘。后被押到大都（今北京），1283 年，他拒绝投降元朝，被害。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经济变化和走向有两个特点，一是，经济重心的南移，在整个社会的经济地位中，南方经济，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日益重要，其作用和地位超过了北方。二是，两宋经济的发展比较明显。同时也应该看到，元朝的经济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大都逐渐成为国际商贸的中心，农牧业以及东南沿海的经济作物种植都是引人注目的生产领域。就整个形势看，宋元的经济变化经历一个曲折的过程。

两宋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轻，出现新的租佃契约关系，这对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有利的。当时的科学技术有了很大的发展，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个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各个领域。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田土的开辟上。太祖、太宗时期，北宋政府以减免租税的办法鼓励农民垦荒，虽说这种政策带有局限性，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招辑流亡，使农民安定下来，开辟田土，发展生产，还是有意义的。据《宋史·食货志上一》记载。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垦田数524万多顷，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瞒匿的田产。南宋绍兴年间，由于战乱，大片土地荒芜，其中京西南路、淮南东西路及荆湖一带，受到战乱的破坏，尤其严重。南宋政府实行招辑流亡的政策，官僚地主也乘机抢夺土地，利用流亡的农民进行耕种。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

在各个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的不同，开垦田上的办法也不相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圩田。这些圩田灌溉条件好。又可以防止水患，亩产高。从宣州（今安徽宣州）至池州（今安徽池州）。

有上千区的圩田。其中有名的有芜湖附近的永丰圩等。万春圩有田42万多亩。南宋光宗年间， 当涂、芜湖、繁昌三县的圩田已占境内旧土的8/10～9/10。在山地则有梯田，依山势开辟田土，这对于东南地区农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盐碱滩地，则有淤田。通过放淤，改造盐碱地，使这些地方成为能种植农作构的“美田”。浙江的田土得到充分的开辟和利用。

农田水利的发展是农业增产的必要的条件。两宋的水利事业是一个有成就的部门，宋朝政府重视黄河疏浚与治理，每年都要调发数十万民工修冶黄河。对开封和洛阳附近的河系进行整治，收到了应有的效果。除此之外，各地还进行堰、塘、渠、坝的治理。太湖流域的水利灌溉形成一个系统，这里成为北宋的粮食生产的基地，苏、常、湖、秀地区为渔米之乡，南宋中期，“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流行，很能说明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洞庭湖一带，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南宋所以能够偏安一隅，和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发达有密切的关系。

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都有了较大的进步。冶炼技术的发展，为农具的改进提供了可能。犁、耙形状结构改进后，更便于生产。南方在灌溉中使用水车。水车有一种是筒车，利用水力推动水轮，带动轮上的水筒旋转，把水引到高处。还有一种是脚踏的翻车。翻车引水。效率大大提高。秧马在南方的插秧中得到广泛的使用。施肥的方法也有了改进。作物的品种增多，优良的品种得到推广。在优良品种方面最有名的是占城稻。占城稻原是越南的一种水稻。它的特点是耐旱、省功、生长期短。宋真宗曾经派人到江淮一带推广。经济作物如茶、麻、棉和甘蔗等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产茶区已经遍及大半个中国，计有38个州、军。东南地区的养蚕种桑相当普遍。此外，水果、药材的种植也是经济作物的主要项目。棉花的种植主要在广南和福建路，到了南宋的后期，江淮和四川地区都种植棉花。元朝前期的农业有一定的发展，忽必烈设立劝农司指导、监督各地的农业生产，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农副业生产技术。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军屯、民屯，鼓励垦荒。招集流亡，减免租税，赈救灾民，安定人心，从而造成了一个适合农业生产的环境。农具制造、水利机械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就全国来看，南方的农业生产发展得更快一些。但是到了中期以后，元代的农业生产陷于衰落的境地。

2 手工业的发展

宋代手工业有很大的发展。除官营手工业外，民间手工业有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徐州利国监有36处铁冶，每处的工匠都在几十人至百余人不等。官府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室服务，它的发达并不意味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总体来说，民间手工业的产品发展是重要的方面，其产品是封建经济的补充，但在一定程度上，产品不少要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矿冶业在两宋的手工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北宋初期，全国有矿冶的场所201处，到宋英宗时，增加到271处，今河北邢台、福建同安、安徽繁昌都发现冶炼的遗址。河北、河东、陕西、中年等路大量开采石炭（煤），南方出现了开采煤炭的煤井。徐州等地用煤来进行冶炼，用木风箱进行鼓风，生产出来的铁质量相当高。开封城内数百万居民仰仗石炭作为炊事用的燃料。至宋神宗元丰元年，利国监每年向国家交铁课38万斤，磁州（今湖北磁县）上交的数量达197万斤。其它如金、银、铜、铅等的开采，数量相当可观，质量也属上乘。神宗时，铅的产量增加到900余万斤，锡的产量是230万斤。

矿冶业发展，加上当时战争的形势。兵器制造业也很发达，特别是火药武器的制造受到相当特别的重视。南宋政府每年制造的武器有340余万件之多。由于矿产资源多在北方，所以就整个情况来看，南宋时期的矿冶业不如北宋。炼铁、炼铜主要在江西，其次是两广。采煤主要在江西。元朝的兵器工业又有了长足的进步，金元时的火器制造成就尤其显著。元人制造的火铳反映火器业技术的进步。

纺织业。开封有官府的“绫锦院”，生产出上乘的绫锦是用于皇室。河北产的绢在全国享有盛誉。亳州（今安徽亳县）的轻纱，越州（今浙江绍兴）的寺绫，定州（今河北定县）刻丝等，都是有名的产品。从全国情况来看，丝织业以南方更佳。两广及江西、江苏的麻织品，两浙、四川的纺织业的成就尤为突出。海南岛和云南大理地区以棉花为原料织布，在纺织业中是很重要的。南宋时期虽然地处一隅，但丝麻棉的纺织业仍然有较大的发展。南方出现了“柜户”、“机户”这样的纺织的专业户。两浙、皖南的徽州以及四川的纺织品很精美，数量也颇为可观。广西及海南的棉纺织品色彩鲜艳，织工精细，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元朝除原来的丝棉麻的纺织业外，还有一种织毡业。这是蒙古贵族建庐帐、毯车所用。元朝松江乌泥泾（今上海华泾）人黄道婆不远千里去海南岛向黎族人民学习植棉和棉纺织技术。黄道婆学成后回到家乡。热情传播棉纺技术。百姓在黄道婆的指导下，争相学习技术。纺织技术很快传播开来，乌泾的棉纺织品也因此驰名天下。

染色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较大的提高，其中有官府经营的染色作坊，各地都有民间私营的染色作坊。

陶瓷业。宋代的陶瓷业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南到北都有有名的产地，其中定、汝、官、哥、钧是五大名窑。定州（今河北定县）定窑生产的产品，主要是白瓷，胎薄莹白如粉。工艺精巧，其装饰有印花，刻花、绣花。精美的产品，很多用为贡品，汝州（今河南临汝）产的瓷器是一种青釉器，“色近雨过天青”，在北方的瓷器中尤为有名。开封官窑的产品专供朝廷使用。有粉青、有淡白、油灰，以粉青为佳。哥窑在今浙江的龙泉，以章氏兄弟二人先后建造窑的产品精致而享有盛名。钧窑在颖昌府阳翟（今河南禹县），其所产的瓷器色若玫瑰，间以紫红和青蓝，堪称极品。在各种精品中江西景德镇的产品在宋真宗时期，已经闻名遐迩，景德镇瓷器到南宋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到了元代，景德镇成为制造瓷器业的中心，政府设浮梁瓷局进行监督。龙泉窑、钧窑的产品和技术都有了发展。中国的瓷器远销海外。

造船业。宋代造船业相当的发达，全国出现了许多造船业的中心。其中有明州（今浙江宁波）、温州（今浙江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潭州（今湖南氏沙）、鼎州（今湖南常德）等。福建制造海船。内河的民用船只制造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船上的各种操作设备得到改进，提高了航行速度增强了航行的安全性能。宋朝还创造了有许多密封隔舱的密舱法，一舱漏水，船仍可航行。宋朝造船已采用船身逐渐削尖的办法，使船吃水深、阻力小、船体平稳。这些造船工程原理，至今还在运用。洞庭湖一带的造船技术精巧，南宋杨么起义时使用的车船是一种新型的战船。另外在一些航运的枢纽交通集散地方，还有修理船舶的场所。造船业的发达，是当时经济发达的表现，又对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造纸业。造纸业的发展和当时的雕板印刷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造纸业的重要的产地集中在南方。不少地方根据各地的原料，生产自己的带有特色的产品，如四川和江西清江的藤纸、浙东的竹纸，徽州的龙须纸，平江府春膏纸。造纸的工艺也有了相当的进步。造纸业的发达又促进厂文化的繁荣。此外，制墨、制笔、制砚业都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制纸业的发展带动了印刷业的进步，北宋雕版印刷在前代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北宋修的书都有各种印本，除政府印制书籍外。各地的地方政府和民间坊刻印制书籍相当普遍。杭州、成都和福建的建阳是印刷业集中的地区。北宋时已经有套色印刷的技术，元朝印制的无宝交钞上有彩色的图案，北宋仁宗时布衣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元朝进一步又有木活字与锡活字，这是中国的伟大发明、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制糖、制盐、制茶等。制盐业有解州安邑（今山西运城西北）、解县（运诚西南）的池盐，沿海一带是煮海水制盐，四川成都等地产井盐，陕西、河北及河东等地生产土盐。制糖业主要在两浙、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宋代产茶区重要的手工业是制茶业，杭州等地部有自己的名茶。

3 商业的发展

在包括经济作物在内的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同时也由于生产者身份的变化和两宋交通运输的发达，商贸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各个地方也出现了大的商贸城市。北宋的开封在五代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开封分新旧城，真宗时一共有近9.8万户，到了宋神宗时，开封已有户20万，人口当在百万左右。在新城以外，还有商贸的小镇。城内店铺林立，各地的货物云集于此。处处都有商铺、邸店、酒楼、质库（即后来的当铺），以及各种手工作坊，“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城内还有夜市，早市（又称之为鬼市）。南宋的临安是南方最为繁华的都市，四时八节，商贾云集，勾栏瓦市，偏安一隅的帝都沉浸在醉生梦死中。元朝的大都，是一座国际上的商贸中心。城内有米市、马牛市、皮毛市、骆驼市、珠子市以及铁市等。马可·波罗描写当时的大都时说：有各地往来之外国人，或来人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他比较世界各地的城市，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①。除这些中心城市外，还有洛阳，苏州、荆州、广州、成都，应天（今河南商丘）、建康（今江苏南京），到了南宋的后期，有的城内有十多万户居民。鄂州（今湖北武汉）城外的南草市是四川，两湖等地的交易商贸的中心。另外，各地出现很多的市镇，如黄池镇（今安徽芜湖东）、秀州的青龙镇（今上海青浦北）、沙市（今属湖北）等都是商业交易发达的场所。

在商品经济发达和交通方便的地方，出现各种集市。北宋时，北方和江淮地方，有各种“单市”，岭南一带有“虚市”，四川成都于每年的九月九日有专门买卖中草药的“药市”。

宋与辽、夏之间的边贸是当时商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在镇、易、沧、霸、雄等州设置榷场同辽进行交易。宋朝以茶、盐、布、药材、粮食、丝麻纺织品、漆器、犀角象牙、硫磺、铜钱等交换辽的马、羊等*牧产品以及马具、刀剑，北珠、盐等产品。宋夏之间曾在保安军一些地方设置榷场进行交易。其它与西藏、云南、贵州、湖南、广西各地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易也得到发展。南宋在绍兴和议以后，宋金双方在接壤地带开设榷场进行边界贸易。宋向金输出的主要有茶、粮食、绢、帛、丝、麻之类的纺织品以及书籍、药材等。宋从金输入的有人参、皮毛、北珠、银、甘草，以及马匹和盐等。但是这些交易不很稳定，除交通这些原因外，宋与各少数民族间和战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双方贸易的进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也有了进步。北宋货币以铜钱为主，其次是铁钱。但金属货币携带不方便，北宋初年于开宝三年在开封设立过便钱务，商人以金属货币换得“券”，到地方上再换回现钞，用以购买物品。四川出现私人印制和经营的纸币“交子”，这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仁宗天圣元年，交子改为由官府去经营，在益州设交子务专门印造发行交子。交子的票面从1贯到10贯不等，每两周年发行一次，称之为一界。后来交子发行的数量不断增长，发行的地区也不断扩大。南宋又出现了会子。绍兴三十一年，在杭州设立会子务，发行的会子通行东南各路。四川原先发行的交子数量过多，后来改力“钱引”。两淮发行的会子是为淮交，湖北也于孝宗隆兴元年发行会子。纸币的出现便利商品的流通，但宋朝政府利用滥发纸币搜刮百姓，弥补财政的亏空，给百姓带来灾难。元朝把全国的货币统一起来，称之为“钞”。但元朝滥发货币也是没有前例的，它给百姓带来的痛苦也更深，成了元朝政府搜刮百姓的手段。

这种商业的发达表明当时的商品经济是整个封建经济的补充。大都市及一些小城镇的商业活动主要是为封建皇室及贵族、官僚服务的。除政府征调、强买之外，地主阶级得到地租很大的一部分用以购买侈奢品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一些工商业经营者本身就是地主，也有一北从事工商业经营者把获得利润转化到购置田产上。因此，这样的商业，只能再生产出封建的生产关系。但它毕竟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准备了条件。

4 中外交通的发展

宋元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发展得很快。两宋南方海上贸易的发展，取得重大的进展。元帝国的建立，促使了水陆交通的迅速发展。

海运贸易在宋元时期是一个相当发达的部门。一种海运是沿海之间的运输贸易，特别是元朝，大都一岁所需300万石的粮食要从南方调入，江苏的太仓、刘家港就是向北运输船只的聚集地。

另一种海运是对海外的运输贸易。广州是对外贸易最重要的港口。两宋在这里设立了市舶司进行管理。对外贸易的货物要抽取1/10的关税。广州城不断得到扩建，港口建设也有了发展。除广州外，浙江的明州、杭州、温州、秀州及江阴军、密州也都设立了市舶司。有的市舶司之下设市舶务管理对海外的贸易。这里的货物主要是对日本、朝鲜进行贸易。福建的泉州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港口。中国和东南亚、日本、高丽的商业交往很密切。中国出口的物品有丝、绢、锦、麻及棉一类的纺织品以及陶瓷、金银产品；除此之外，还有漆、伞等手工业产品，以及药材。输入的物品有珍宝、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檀香以及木器产品。宋仁宗皇祐年间，市舶司的收入每年为53万贯，英宗时达到63万贯，到了宋高宗末年，增至200万贯。元朝中国的商人远至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沿岸97个国家和地区。

古代的“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重新成为通往西方的重要交通要道。商人通过这条通道进行贸易，西方的传教士也是沿着这条道路到东方来。元朝建立前西方的教士东来见蒙古汗。元朝建立后，西方的教会如圣方济会曾派人到中国的大都，并且在中国大都建立教堂。有的教士到过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各地。一直到元末，还有西方教士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谒见元顺帝，最后从泉州乘船离开中国。宋元时期，中国同朝鲜、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密切。

宋朝的驿站相当发达，这同样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元朝是一个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它对外的联系和商贸除了海路外，还有陆路上对外的商贸活动也很发达。

元朝开凿大运河促进商贸的发展。原来的大运河从杭州到镇江的江南运河、淮安到扬州的运河，大多是隋代修建的。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政府开凿河道连接山东境内的汶水和济州河。至元二十年开凿会通河，从山东的临清以南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的须城西南的安山。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的河段由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大运河把大都和东南地区连接起来，大大方便了南北的联系，促进生产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二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1 经济重心的南移

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规律，这种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在不断地变动，历史在这种不断的变动中向前发展。在隋唐以前，中国经济的重心在北方，但是从南北朝开始，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到了中唐后，南方的经济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五代时期，南方诸国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没有北方那样频繁的战乱。南方的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南唐地处要冲，水稻等农业生产发达，其它如手工业也相当的发达。钱氏统治吴越达40余年，经济发展，商贾集中，杭州因此也成为一个繁华的都市。楚地盛产茶叶，南汉得南海的珠现珍玩，海上贸易带来大量的税利。福建地区在王氏的统治下，社会相对稳定，生产得到一定的发展。

北方大部分地区在辽的统治之下。这以后北方相继有金、元的统治，西北有西夏。北方有些地区，如渤海区域，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些地区，在南北的交往中，获得先进的技术；南方的劳动力被掳到北方，从而促进这些地区的生产进步。但就整个形势来看，北方的战祸更为惨重，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北方。到了南宋，中国的经济的重心向南的转移最终完成。

南方农业的发展，构成南方经济的基础。在北方农田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南方的垦田数字却在不断地增长。北方的劳动人民流亡到南方，加上政府鼓励垦荒的政策，南方的田土得到开辟。

苏浙一带的田土经过100年～200年的开垦，“浙间无寸土不耕”①。绍兴、明州地方的水利工程相当有名，绍兴鉴湖的周围有358里，明州广德湖能够灌溉数千顷田。这给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苏州地区，“吴中自昔号称繁盛，四郊无旷土高下皆为田”②。闽中地狭，开发出来的梯田能够“缘山导泉”，是“田无不耕”。四川成都平原地区，有都江堰灌溉之便，“旷土尽辟。”江南东、西路的田土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开辟。这里的圩田是一种高产的农田，所谓“圩田岁岁续逢秋，圩户家家不识愁”③。万春圩有田1270顷，据说每年收米80万斜。南宋的经济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农业基础之上的。

经济作物也主要在南方。广南西路、广南东路是木棉主要的生产地，福建棉花生产也相当有名。此后，两浙的棉花生产也发展起来。元代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说“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棉花自岭南向长江流域推广，成为我国主要的经济作物。麻也主要生产在广西、江西、四川等南方地区。蚕桑的产地在北方河北、京东各路，由于战争的破坏，这一带的蚕桑业衰落下去。南方的蚕桑业则是另一番景象。两浙地区是蚕桑的主要种植地区。其它如甘蔗、果树等也主要生产在南方。

南方的优良作物品种如占城稻是从福建向江淮地带推广开的，黄粒稻最早出在皖南。南方作物的产量相当高，宋理宗时，两浙路的稻米产量每亩高达5石～6石。

北方的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南方的生产在继续发展，原来南方落后的地方发生的变化相当地迅速，如广南西路，在神宗元丰年间，户口数是25.8万多，到了宋宁宗嘉定十六年达到52.8万多，增长一倍多。同时期的京西路却从80多万，下降到只有60多万①。北方由于战争的原因，统计的差错更大，但是生产的衰落确是无疑的。这种绝对以及相对的变化，造成的结局是南方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的上升，并且超过了北方。南方也因此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文献通考》的材料表明，真宗天禧末，全国的岁入是3600余万，仁宗嘉祐年间是3680余万，神宗熙宁年间的岁入己达到5060余万。南宋占有国土是半壁河山，但到宋宁宗时，岁入高达6000余万，超过了北宋的岁入。这一方面反映了南方人民的负担沉重，但它也表明了南方是朝廷的经济支柱。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要基础。

南方的手工业同样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和经济作物相关的加工手工业部门无疑是在南方。除了煤炭、炼铁等部门，由于资源的限制，南方不能和北方相比，其它如采铜、炼铜业，南方则超过了北方。但是南来到了后期，这些部门由于原料的不足，加上战争的影响生产有所下降。可是也应该看到，这时北方的手工业更加萎缩。相对他说，南方的手工业比较发达。

商业到了南宋的时期，北方的开封等城市明显地衰落下去，北方的商品经济遭受到破坏，而南方的商品经济在继续发展。长江沿线的城镇和沿海一带的城市发展较快。宋代的重要的城市多集中在这些地方，如建康、鄂州、江陵、沙市、芜湖、潭州、扬州以及明州、泉州、广州、福州等。再加上西南地方四川的城市，就可以看出整个南方的商品经济和南方市场的重要性。

两宋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的变化，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南宋灭亡后，元朝时期，北方的经济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南北之间的差距起了新的变化。另外，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但整个南方的经济又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发展又是不宋代的经济从总体上看，是南方超过了北方，具体他说，南方地区情况也不一样，北方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如果把辽金和宋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就更为明显。宋代经济区划可以以淮水为界，则北不如南，以峡州为中轴，南到海南岛，北至秦岭商雒区，划一南北线，则西不如东。农业、手工业这两个封建社会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都是这样。东南各路的农业生产超过北方，南方提供的商品粮大大超过北方诸路，因而南方的手工业、城镇布局及其发展，同样优越于北方诸路①。从宋、

辽、西夏或者从来、金这样一个整体上看，情况稍有不同，大体上，可以把淮水、大散关联结成一条线，全国的经济区划可以以这样一条线为对称轴：南北的经济的差异是北不如南；从走向上看，南与北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大多靠近这条轴线；离这条对称轴线越远，相对他说，经济则越落后。中国经济的变化仍是从中轴线向四周推开，只不过是中轴线向东南偏移了。

在农业上，宋代的垦田最多的在东南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和福建路。到了神宗的元丰年间，垦田数及农业的生产率都是南方诸路（江南东、西路，荆湖南、北路，和福建路）超过了北方诸路（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各路及开封府）②。两宋和辽、金的战争受到破坏最重的北方，到了南宋，北方的农业生产相对南方说，是更落后了。有两点事实应该注意到，一是在北方，北宋特别是北宋的前期，开封周围以及到今天的河北、山东、山西地区的农业生产还是相当的发达，因为它们向来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地区。另一个事实是辽、金统治下的北方在其统治稳定后，在北方恢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农业生产。辽朝的太宗、圣宗时期农业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金人统治下的北方，在章宗时期，全国常平仓的积粟达3700余万石，米800多万石。这主要也是在燕云及其以南北宋原来的统治地区，南方诸路最重要农业生产地区是长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两浙路。淮水、大散关一线的两侧，受到宋、辽或宋、金拉锯战的影响，受到的损害很大，但这些地区原先有一定的基础，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得到较快的恢复。两浙路再往东南，便是福建路，和江南东西路，生产虽赶不上两浙，但也还是一个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荆湖南北路的农业生产水平较低，广南东西路土旷人稀，是一种粗放经营。四川成都平原是一个农业生产发达的地区。四川和荆湖不少地区还是刀耕火种。在北方由河北往北则是宋辽的交界地带。以辽朝为例，这一带农业生产虽不如开封府等地，但在北方它又是较为先进的地区。原来渤海地区，生产较为发达。南京道和西京道山海关及古北口一带往北是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区；再往北是中京道、东京道，是半牧半农的地区。辽朝的北部地区是上京道，主要是游牧区。少数地方是经营农业。其它各个经济部门大体上也是如此。

两宋时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格局，以淮水、大散关为一线划分出南、北两部，在这一线附近，受到战争的破坏，一时生产衰退。就经济的地位说，南方成为经济发展的重心。从经济发展的程度的走向上看，从这一条轴线向南、北推移，越是远离轴线的地区，经济越落后。有的地方，如南方四川的成都平原和北方的原渤海人居住地区，经济较为发达。整个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南方，而大体上以这条轴线为不平衡的对称。蒙古族建立元朝，在忽必烈统一全国后，北方的生产又得到较快的发展，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有所变化，元朝很快走下坡路，但这样的经济格局未能改变。

宋元的经济发展情况，表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又有规律可寻。这种以中间的一定的轴线为对称，经济上发展的高低，由中心地带向四周推开的态势，是历史运动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融合和凝聚力形成的必要的经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