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肾阴虚吃什么粥好:文化不崛起，政治认同难一致[儒教复兴论坛]

文化不崛起，政治认同难一致
作者：杜吹剑
 
 
 刚刚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着重提出要“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尤其是自许“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专门就文化问题召开中央全会进行研究，说明当局已经意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其存在问题的严重性。从其提出的发展重点来看，亦对以往在文化建设上过于偏重意识形态色彩而有所调整，并尽力向中华民族本位文化靠拢。此举值得肯定，也值得期许。
 
 
 中国曾经是闻名于世的文化大国。可惜，自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势衰微，并在一波又一波的文化激进思潮的冲击下，中国文化受到整体性破坏，长期处于“花果飘零”的惨淡境地。尽管今日中国经济实力大大增强，但国家文化实力与之并不匹配，整个社会亦无一个明确而有力的文化价值体系。文化的迷失必然导致道德混乱。于是，为官者不顾廉耻，为商者不守诚信，为富者不讲仁义，为民者不懂礼仪，这不是危言耸听，而已成为目前世风的真实写照。
 
 
 从历史来看，中国文化遭受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全面侵袭和挑战。第一次是在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外来的佛教对中国本土文化带来严重冲击，但儒家士大夫奋起反抗，努力以儒化佛，最终使佛教中国化，形成了儒、释、道和谐并存的中华文化格局。
 
 
 第二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强力进入中国，亦使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次较之佛教进入中国最大的不同是“圣经伴着军舰走”，即基督教（西方文化）背后有着一个比中国更强大的政治实体，其对宗教文化的输出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图，且给予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所以，这较之第一次的危局更为严重，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交流。
 
 
 文化价值的混乱会影响到文化认同，文化认同则又与政治认同紧密关联。有学者指出：“所谓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政治认同则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政治权力机构对其自身及所属生活区域所行使的某些权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是可以接受的，因而愿意承担某种义务。”“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作为文化共同体之民族的发展目标有必要通过搭建政治结构来完成。”（陈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各界之所以长期未能在政治认同上达成一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文化价值上各是其是，没有形成文化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中央提出的“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目标，亦是为了重建文化认同。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窃以为至关重要者是重建儒教。文化是民族的魂魄，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中国今天虽然已无亡国、亡种之忧，但亡教的危险依然存在。几千年来，中国人深受儒教的影响，耳闻目染，潜移默化，儒家文化所提供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已经深深内化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安身立命，日用而不知。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就是因为以儒教之。“儒教就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载体，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与生命信仰的体现，儒教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蒋庆）。需要强调的是，在重建儒教上，不能纠缠于儒教是否宗教这一学术伪问题，必须跳出旧有的儒教是不是宗教的二元对抗思维。在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称，而儒教居首，此乃公认的事实。
 
 
 故此，欲收拾人心，解决当今中国人的身心安顿问题，挽救道德沦丧的世风，抵御外来宗教肆无忌惮的入侵以及各种邪教的猖狂蔓延，除了重建儒教，力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别无选择。执政党若能在文化建设上赓续道统，继承如毛泽东所言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伟大传统，必能以文化认同促进民族融合，从而为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万世功业。
 

 发表于《环球时报》2011年10月25日，有删改。

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10/2113193.html
   呼吁“重建儒教”为哪般?教化最怕权力染指
 作者：邵建
 来源：2011-10-28 南方都市报
 
 
 
 　　杜吹剑先生日前发表文章《文化不崛起，政治认同难一致》，吁请国家“重建儒教”，提出用儒教来统一全民的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达致政治认同。
 
 　　儒教不是宗教，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儒家教化。但，无论宗教还是教化，现代国家建构，无不是政教分离，亦即教化的归教化，政治的归政治。民众不是不需要教化，也不是不需要政治认同，而是后者无需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比如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移民来自各种不同的宗教背景，无法在文化认同上达成一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着相当一致的政治认同。
 
 　　什么是政治认同？杜文认为：“政治认同则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政治权力机构对其自身及所属生活区域所行使的某些权力(立法、司法、行政等)是可以接受的，因而愿意承担某种义务。”应该说，这样的表述严重不到位，它忽略了政治认同的前提，即国体意义上的权力来源和政体意义上的权力分配。只有权力来自民选并且它是分权形态的又必须受法的制约，这样的权力即使跨文化，也能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交叉共识，并超越国家进而形成一般性的政治认同。比如，利比亚在伊斯兰教的意义上已然有其全民族的文化认同，但卡扎菲的政权照样被推翻。由此可见，专制体制即使有文化认同也无以达成它所需要的政治认同。
 
 　　另外，杜文呼吁重建儒教，是因为“文化的迷失必然导致道德混乱。于是，为官者不顾廉耻，为商者不守诚信，为富者不讲仁义，为民者不懂礼仪”。现象倒是很写真，但开出的方子却无补于事。社会乱象首先要从为官者那里找原因，权力不自敛，社会安能不乱？但，重建儒教就能解决为官者不顾廉耻的问题吗？其结果势必是权力要求权利讲廉耻，它自己依然且更加不顾廉耻。不顾廉耻盖在于权力不受法的制约(甚至法经常成为无良官员打压权利的工具)，与文化无关。此问题不在道德在制度，它需要的是严格的法治建设。教化不是万能药，对政治问题尤其如此。儒家的软肋也正在这里，它重德治却疏于法治。《礼记》载，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孔子并以此“三无私”要求权力亦无私以劳天下，可是权力不听你的怎么办？在教化之外，儒家难办的就是对权力的有效规约，劝善而无以止恶，缺乏真正能够制约权力的制度安排。从历史上看，尽管它可以抗衡传统的皇权专制，但却不能终结专制。因此，治官靠儒家教化远不如靠刚性的法治和制度。
 
 　　至于重建儒教的又一缘由不啻于危言耸听：“中国今天虽然已无亡国、亡种之忧，但亡教的危险依然存在。”“欲收拾人心，……挽救道德沦丧的世风，抵御外来宗教肆无忌惮的入侵以及各种邪教的猖狂蔓延，除了重建儒教，……别无选择。”亡教不知所云，传统文化如果那么脆弱，你想重建也建不起来。但要说亡教的威胁来自外来文化，而且外来文化还导致了今天我们的道德沦丧，我只能说杜先生几乎没有任何现实感。儒教即使重建，也不是为了和外来文化对立，儒教本身不会把外来文化视为文化侵略并不分缘由就把异质文化说成是邪教。相反，儒文化是开放形态的，本身就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所谓“和而不同”，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都是儒文化的精髓。佛文化和基督文化在教化上无不具有劝人向善的一面，和儒教并不冲突，儒教从来也不反对它们，而且愿意接纳它们。今天重建儒教如果是为了抵制以邪教为名的外来文化，不但有违儒家教义本身，而且鼓吹这种极端排他性的“文化崛起”，崛起的势必是文化专制。按该文逻辑，由此形成的文化认同再递进为政治认同，其结果更不堪。
 
 　　统观杜文，注意其语境，不难发现，所谓重建儒教，其实是一次文化喊话。其喊话对象，不是别的，而是权力，是吁请权力重建儒教。杜文最严重的危险正在这里。教化或文化，最怕权力染指，它很容易变成权力的统治之术。儒文化不是没有这样的教训，当年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今天莫非我们要让这一幕重演？如是则文化专制不远矣。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原载于2011-10-28 南方都市报 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10/28/content_32228321.htm
   真正的儒教并不可怕
作者：齐义虎
 
 
 日前邵建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呼吁“重建儒教”为哪般？》的文章（《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8日），对杜吹剑先生在《文化不崛起，政治认同难一致》（《环球时报》2011年10月25日）一文中关于重建儒教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之所以会出现一方呼吁重建、一方质疑重建的观点对立，关键在于双方对于儒教的理解有所不同。
 
 
 儒教到底算不算宗教？这个问题学术界早在前几年就有过热烈的讨论。邵建先生认为：“儒教不是宗教，是在传统中形成的儒家教化。”这里无疑是把西方的基督教作为了宗教的标准来衡量儒教。但早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古人便已有儒释道三教之称，可见儒教作为一派宗教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只是今人对宗教形态的狭隘理解。而且即便从时间上看，若以孔子为开端的话，儒教至少也要比基督教早诞生500年，我们又怎么能以后来的标准去否定前在的事物呢？
 
 
 接着上引的那句话，邵先生又说：“但，无论宗教还是教化，现代国家建构，无不是政教分离，亦即教化的归教化，政治的归政治。”这就奇怪了，既然儒教是教化而非宗教，又为什么要恪守西方政教分离的原则呢？比如今天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也属于教化的范畴，可我们几时听过有人提议将教育和文化职能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
 
 
 短短两句话暴露出的不仅是邵先生的逻辑混乱，更反映了我们当下这个社会如此之多的似是而非的流俗意见。而这一切恰恰源于近代以来西方话语入侵所造成的中文语义混乱和中华文明主体意识的丧失。
 
 
 现代人一听到“儒教”两个字马上会想到西方的基督教，想到西方语言中关于宗教的标准定义，并以后者格义前者，要么得出儒教不是宗教的结论，要么就把儒教想象成中国的基督教。实际上此教非彼教，儒教与基督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宗教形态。所以要想恢复儒教的真义，我们首须摆脱西方基督教之宗教形态的先入之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中文本身的语义去理解何为儒教。
 
 
 在我看来，世间的宗教自古至今可以划分为三大形态。第一类是以民神杂糅、通灵附体为基本特征的巫教，这在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中都可以得到印证，现存的萨满教是其典型代表。第二类是以天人相分、一神孤照为基本特征的神教，其典型代表便是作为一神教的基督教。而介乎二者之间、巫教与神教混合杂糅的便是魔教，可谓正教之歧出，如各种神秘主义的通灵派等。第三类是以敬鬼神而远之、修人文以化成为基本特征的文教，儒教正是其最佳典范。
 
 
 依上面的分类标准，儒教毫无疑问是宗教，但却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与巫教相比，儒教早已绝地天通；与神教相比，儒教人文而不神秘。在政教关系上，巫教追求合一，神教力主分离，文教则主张一体而有所分工。在今天这个时代，政教合一已不可复，但政教分离也不可行。前者以神圣性压倒世俗性，其失也鬼；后者以世俗性压倒神圣性，其失也薄。而儒教的政教一体分工格局则可以调适圣俗、无偏无党、教养兼备。因为政教一体故体用不二、灵肉不分，因为政教分工故权力制衡、预防专制。故儒教与政治既不是合一的同谋关系，也不是分离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的协作关系，即儒教包含政治。这才就是儒教“在朝美政、在乡美俗”的教化传统。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西政的传入，中国的政治彻底走上了舍己从人的西化歧路。先是以政教分离的原则斩断了现代政治与传统儒教的内在关联，后又借助进化论的虎皮扯起反传统的大旗，以新与旧的区分偷换了好与坏的标准，以激进主义的轻狂和傲慢呐喊着要打倒孔家店，进而试图彻底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便为未来开辟出一块干净的场地。但未来不是纯粹的理念世界，而是历史的生长和延续。政治制度可以学习模仿，政治文化却无法复制移植。前者好比衣服，通过一纸宪法就可以不断变换；后者却是皮肤，连着血肉筋骨、历史传统，不是说变就可以变的。脱离制度的文化将成为没有身体的游魂，而脱离文化的制度也必然只是个没有灵魂的空壳。中国自民国以来的种种政治乱象及其名实不副的失序状态，无一不是外来之移植制度与本土之传统文化之间脱节排斥的反应。而立足自家历史传统，将制度与文化重新合一，克服政教不调的失衡，这正是今天重建儒教的意义所在。
 
 
 由于把儒教想象为基督教，所以导致邵先生有两个担心：一是儒教空洞的道德说教不足以制约政治权力，二是儒教借助权力的重建可能走向文化专制。其实这两种担心都是不必要的。儒教历史上又被称作礼教、名教，而不论是典章之礼还是为政之名，都不仅仅是政治之外的道德说教，而是实实在在的制度规约。在基督教那里上帝和凯撒是分离的，而在儒教这里圣—王、天—人乃是一体的。历史上的儒教除了心性儒学的那一套哲学化论述之外，更体现为以礼乐刑政为核心的制度文明，干春松先生的《制度儒学》一书对此有详尽的阐发。只是到了近代儒教才遭到去制度化的政治阉割。唐文明先生在其《中国革命的历程与现代儒家思想的展开》一文中对儒教的近代命运曾有过一个非常准确的概括，即辛亥革命之后儒教经历了去政治化之后的宗教化退缩，新文化运动之后儒教又经历了去伦理化之后的道德化抽象，前者以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会运动为标志，后者以海外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先生的道德哲学为表现。在我看来，不论是去政治化之后的宗教化，还是去伦理化之后的道德化，根源都在于体用分离之后的去制度化，导致的结果自然是儒教的心性化、哲学化、抽象化、游魂化乃至博物馆化。
 
 
 我们今天要重建的绝不是这种魂不附体、苟延残喘的儒教，而是一个摆脱了皇权的压制、祛除了现代的阉割、体用不二、完整健康的儒教。重建儒教不是在政教分离原则下去建立一个基督教那样的教会组织，而是要重新回归政治领域、以制度损益为内容。指向政治制度的儒教回归不是要去装饰权力，而是要规范权力。现代人一提到对权力的规范常常乞灵于西方的民主与法治，殊不知儒教内部一向不缺乏这方面的资源。在儒教看来，权力既不来源于家族的血缘传递，也不来源于民众的抽象契约，而是来自于以德配天之天命，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公有制。在权力来源问题上，儒教的天命民本论比之近代西方的契约民权论更为通达无弊，而后者在根源处还是没能褪去权力私有制的尾巴。至于权力的分配，政—教之间的分权制衡一如西方之司法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分立，即规范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神圣性权力与世俗性权力之间的平衡。至于现代议会儒教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考虑。早在17世纪黄宗羲就已有学校议政的制度设计，而当世大儒蒋庆先生近年也提出了议会三院制、太学监国制的构想。总之在规范权力问题上，我们切不可过渡迷信西方的理论和制度，而遗忘甚至污蔑我们自己的伟大传统。
 
 
 作为政教，儒教从来不缺乏以政行教的智慧；而作为文教，儒教又从来不缺乏和而不同的宽容，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和平共处就是极好的例证。所以邵先生关于文化专制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不足为虑。其实所谓文化专制云云，不过是一神教思维下的梦魇，若能明辨文教与神教之不同，也就不存在类似之担忧了。借用蒋庆先生的话说，儒教乃是王官学，其他宗教则属于诸子学，二者分属于不同的层面，儒教之一元独尊无碍于诸教之多元并存。正是这种错位分布、一统多元的宗教格局，使得中国避免了西方那种宗教战争的信仰冲突，各教派之间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如是之儒教，既有刚毅担当的一面，又有温文尔雅之一面，即便重建，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
     
 
 杜吹剑：《文化不崛起，政治认同难一致》（《环球时报》2011年10月25日）
 网址：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10/2113193.html
 
 
 
 邵建：《呼吁“重建儒教”为哪般？》（《南方都市报》2011年10月28日）
 网址：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11-10/28/content_322283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