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江千川木业工资咋样:古代小偷不是“人”

2011-11-25 22: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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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偷这个角色在我们生活中耳熟能详，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说他最看不起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为何？因为黎叔是“偷儿”，而“偷”里面可是大有文章的。我们经常在碰到亲戚朋友丢东西什么的时候，总是能联想起“小偷”这个罪魁祸首。

可是，这样一个人人喊打的角色，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只看人类法律的发展史这一方面，“小偷”在法律中的地位，就可以构成一部“法律发达史”。

过街的小偷，人人喊打

人类的世界自从脱离了原始社会，就有了私有财产的概念，于是不少人急功近利，想“不劳”而获，于是小偷这个“光荣”的职业就此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小偷的出现，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别人辛辛苦苦的劳动所得，被小偷“妙手空空”的一阵功夫就拿走了，这事情搁谁身上能受得了啊？谁都想偷懒，你能偷我就不能偷？

这下社会的统治者着急了，如果人人都干小偷去了，整个国家的人吃什么喝什么啊？于是，小偷这个行当早就上了黑名单，法家的创始人李悝在制定中国第一部法典的时候就明确提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小偷很不幸地被列入了“盗贼”的行列，成为国家重点的打击对象。

偷东西的还算“人”吗？

其实，深受小偷荼毒的，是广大的劳动者，他们对小偷可是“爱得深沉”。作为公认的代表平民思想的学术流派——墨家，它所提出的法律思想比法家、儒家等惩戒小偷的学说更进一步，这种思想归结起来就六个字——“杀盗人，非杀人”。

什么叫“杀盗人，非杀人”，顾名思义，学术一点就是杀了小偷，不同于杀一般无罪的人，不以杀人罪论处。通俗地说，就是小偷不是人，正当防卫杀死小偷不受什么处罚。

这个理论是怎么来的呢？墨家学者运用类比的方法进行了逻辑推理：

车是木头做的；乘车却不是乘木。盗贼是人；盗贼多并不是人多；没有盗贼，并不是没有人。厌恶盗贼多，并不是厌恶人多；希望没有盗贼，不是希望没有人。这是世人都认为正确的，那么虽然盗贼是人，但爱盗贼却不是爱人；不爱盗贼，不意味着不爱人；杀盗贼，也不是杀人。看似没有相关的政治、法律理论做支撑，得出了这样一个法律格言。

收拾小偷那是应该的

连主张“慎刑”的老好人墨子，对于小偷却毫不手软，声称要“杀之无罪！” 墨家本身的许多成员都是社会低层的普通大众，对侵犯财产权的行为自然有一种特别的愤慨。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劳动的国家，“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理念已经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骨髓。根据这种理念，“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也是自然而然地事情。像小偷这样的“不赖其力者”，自然无人可怜，在他们遭受国家打击的时候，只会人人叫好，谁会去主张他们的人身权利？

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就剥夺了小偷在法律上的人格权，杀了小偷，不按杀一般无罪的人论处。法律上的如此规定，使社会上对小偷的否定性评价就更为不堪了，甚至没有了完整的人格权，可是说是“里外不是人”了。

小偷在哪都不受待见

社会主流思想的基准如此，纵观古今，小偷们可谓没有过上一天的“好日子”。《尚书》中记载了严重的惩罚，警告军队不能偷窃百姓财物，说明西周时法律已经严惩盗窃之贼的规定。

后来，战国时期的李悝制定《法经》，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行于盗贼”。也就是说，在传统的政治智慧中，治理国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打击小偷之流的“盗贼”。

秦汉两朝沿袭了这一思想，并有所发展，后来的历朝历代大多传承了汉朝的法律，对于盗窃，都加以重罚。到了元朝，许多原始社会保留下来的野蛮刑罚自然不需多提，简直骇人听闻。而以“重罚”而闻名于史的明太祖朱元璋更是“磨刀霍霍”，小偷们行动起来更得夹着尾巴了。

不只是在中国的古代法律，古巴比伦法、古代希伯莱法、古罗马法中都有着类似的规定，在不同形态的社会中，在对待小偷这件事情上，难得达成共识。“杀死夜间盗贼”成了一种正当行为，面对百姓们手持的屠刀，小偷们只能呜呼哀哉了。

历史的进步，法律的革新

这一情况直到近代以来才有所转变。随着人权运动的兴起，法律对盗贼的人身权利也有所保护。中国在1957年法律改革后，小偷的生命健康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不过，法律的保护程度较低。

到1984年，小偷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在损害赔偿案件中，被告对小偷的生命安全承担“人道的责任"，也就是一种公平的责任。小偷法律地位的提升被认为是一种法律的进步，体现了法律对人身权的重视与保护。

古代没有原则的杀死正在行窃的小偷是不为罪的，而现在法律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只有当小偷的行为直接威胁被告生命的情况下，被告才可以使用致命的武器对付小偷，否则，被告要对小偷承担赔偿责任，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这不只是法律理念的革新，同时也是人权思想的胜利。（文/刘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