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随人俯仰，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

　　他笑称:“我的生命从60岁开始。”著作等身。

　　何满子先生的书房名为“一统楼”，取意鲁迅的诗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安静的“一统楼”临近繁繁华的上海徐家汇，这里不仅是读书写作的地方，还是客厅、饭厅、课室。房中挂着聂绀弩、赵朴初的字，陈从周的画，一件件说起来有亲朋同乡之缘。

　　由聂绀弩的字说到他的旧体诗，不免感慨。何满子曾写诗赠聂绀弩:“先生越老越风流，千首诗轻万户侯。不独文章惊惊海内，更奇修炼出人头。”回忆起来，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桂林就认识了，聂绀弩当时在《桂林日报》当副刊编辑。“‘文革’结束后我们才重新见面。他吃的的苦比我们多。他后来不写杂文，写旧体诗，其实诗也是杂文。”何满子突然想起自己的外号“江湖散人”，笑道:“聂绀弩有一次跟我开玩笑说:‘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

　　这位“江湖散人”，曾经阐明处世的信条:“要我成为某个组织的一员，这是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的。从我进入人生之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三条。也可说是‘三不主义’吧，我始终遵行着的:一是不做官，神气一点叫做不羡权势；二是不随人俯仰，高攀一点叫做坚持独立思思考；三是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这条大概没有什么好名目可攀附，只是图个尽量少受约束。”如今回望数十载风雨，还是没有躲过天地间的罗网。

　　拥有一个安定的晚年，在“一统楼”中教书和写作是何满子的乐事。早些年给研究生上课就在这个书房里，一直到七十十多岁时才不再带研究生。何满子感慨多年的运动把文化切断了:“我们这一代以后没有机会念过什么书。文化一代一代传下来，名师才能传高徒，不然越越教越坏。”曾经，他每天要写一篇文章，近年慢慢减少写作。

　　何满子晚年写得最多的是杂文，文风犀利，自称“常青筋暴露，偏激浮躁，极欠蕴藉”。然而，跟他漫谈了半天，却感感觉“人不如其文”，这是一位忠厚可爱的老头儿。谈话中，他烟不离手，笑道:“医生叫我不抽烟，我还是抽。我原来喝酒很厉害，现在戒酒了。住了一个月医院，医生生说，你再喝酒的话，就不要来了。”我笑着提起:“吴中杰的文章中说，你跟章培恒喝过三次酒，都被打败了。”他忙道:“不是被打败了。我不能喝黄酒，我喝白酒，他是喝喝黄酒的，黄酒没有味道……”

　　抗战前后

　　何满子原名孙承勋，1919年生于浙江富阳，祖父孙蓉第当过南昌直隶州州判，大外祖父是前清道员，为杭州巨富，人称“陆半城”，是两浙师范学堂创办人之一。何满子童年多在大外祖父家居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37年，抗战爆发，何满子随胞姐孙晓梅(革命烈士)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何满子到达延安，几个月后离开，辗转各地从事文化工作。

　　南方都市报:你小时候家学渊远，一直有很好的读书环境。

　　何满子:我小时候多数住在大外祖父家里，在杭州长大，一直到抗战，正好18岁。我只念了一年初中，一年高中，其余都是在家里读书。我从小喜欢读书，七八岁开始读小说，我妈妈念《西游记》给我听。那时候家里有钱，教我外文的老师，一个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一个是剑桥大学毕业的，一个教数理化，一个教外国地理历史文学。我的一个老师因为火灾摔断了腿，生活已经无趣，能教学生是很开心的事情。教中国传统四书五经的是一个举人，我通读过《二十四史》，15岁之前，前四史已读完了。

　　南方都市报:你还有几年的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读书？

　　何满子:我大外祖父去世，我就有几年时间在浙江省立图书馆里，每天都去。历史、外国文学读得多。我大外祖父家在抗战中败掉了，房子全部让日本人炸光了。

　　南方都市报:你姐姐孙晓梅是烈士，她是如何参加抗战的？

　　何满子:我姐姐跟冼星海的老婆钱韵玲同事，钱韵玲是钱亦石的女儿，同在一个杭州的小学教书。抗战时我姐姐到新四军去，29岁牺牲了。

　　南方都市报:你1938年到了延安，怎么去的？

　　何满子:抗战一爆发我就到上海浦东参加钱亦石领导的战地服务团，日本人打到上海，我就跟着逃到武汉，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里，后来到《大汉晚报》工作，武汉危急，我在沙千里介绍下，到延安去了。到延安要有一个有资格人士介绍，我认识沙千里，沙千里介绍我去了延安。我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向往，1938年9月到延安。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看到的延安是什么样的景象？

　　何满子:觉得很新鲜，满街都是歌声，唱着抗战歌曲。我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讲课的主要是何干之、李凡夫等人。张闻天经常来讲课，他讲哲学，讲得好。*也来作报告。他们来讲课都是露天的。陕北公学原来是基督教教堂，有大会堂，不大用，中共中央开会都在那里。年底时，总校搬到分校里去了，成仿吾是校长。

　　南方都市报:同学中有哪些人？

　　何满子:张春桥跟我同一个队，(大笑)那时候他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没什么特别。

　　南方都市报:后来为什么离开？

　　何满子:我不能适应，书太少了，连马克思的《资本论》都没有，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翻译的版本。有莫斯科出的几本中文的列宁著作，还有*的《论持久战》。第二年5月我就离开了。

　　南方都市报:离开之后曾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何满子:到西安时，这时反共已经开始了。我被抓起来，送到青年招待所，那不是一般招待所，后来改成了青年劳改营，幸亏我碰到一个老师，他是洛阳《阵中日报》的主编，我是作者，他认识我，帮我出来了。

　　南方都市报:后来到了成都？

　　何满子:在成都《黄埔日报》当副刊编辑。

　　南方都市报:在那时候认识你太太吴仲华？

　　何满子:她当时还在念书。

　　南方都市报:听说当时很多人追她。

　　何满子:(大笑)给我骗了。(大笑)

　　南方都市报:她家里也是书香世家？

　　何满子:她的祖父是有名的，叫吴光耀，搞金石文字，国家图书馆有一个他的专柜，他写过一本《慈禧三大功德记》，歌颂慈禧的。

　　南方都市报:怎么认识你太太的？

　　何满子:当时我在当编辑，通过作者的关系认识她。后来我出了事情，国民党要抓我。

　　南方都市报:出了什么事情？

　　何满子:我的作者都是左倾人士。正好那时皖南事变，听说黄源死了，我就写一篇《悼黄源》，因为我认识他。国民党就觉得:怎么国民党的报纸上悼念*？要逮捕我，有人通知我危险，当时好在换一个地方就完事了，我赶快走了。我姐姐孙晓梅在新四军，我准备到那里去，经过衡阳，打仗，过不去，我就在衡阳定下来了，在《通俗日报》当编辑部主任。这些事情都巧得不得了！我一到衡阳马上丢了钱，五百块钱丢掉了，一点办法都没有了，简直要上吊了似的，一出来碰到陕北公学的同学程嘉哲，他是衡阳人，把我留到家里去，由他的哥哥介绍到《通俗日报》。在衡阳时我常常到图书馆，当时长沙大火以后，所有的图书都搬到衡阳的一个中学，正好我碰到一个熟人，几乎天天去。抗战时很多经历是很奇怪的。在衡阳、桂林这两三年里，我专门搞音乐，读书记笔记。在衡阳、桂林、长沙这一带来来往往，混到1944年，我回到成都。我们结婚了。

　　南方都市报:先是住她家里去了？

　　何满子:住在她家里，后来才结婚。结婚之后找不到事情，我就到空军通讯学校的印刷科工作，混饭吃。又出了事情。(笑)*到四川跟蒋介石谈判，《新民报》发表了他的《沁园春·雪》，好多人和他的词，我给这首词谱了曲，本来想自己唱唱就完了，没想到印刷厂印了几百张，拿到书店去卖了，有些人传，一下子卖光了。就引起人家注意，当时虽然说是国共合作，上面哪里是这么想的！我紧快想办法调走，避了一下。曾敏之当时在重庆办过一个小报，他曾经写过一条消息。我老是闯祸。

　　南方都市报:你一直对音乐很感兴趣？

　　何满子:因为钱韵玲的缘故，她是冼星海的老婆，我跟冼星海接触之后经常谈音乐，我去到延安，他们两夫妻也到延安去了。有一两个月在一起，冼星海去世的时候，我写过悼歌，我写的词，谱的曲。以后还写过一个冼星海的电影剧本，1955年胡风事件被没收了。

　　南方都市报:你跟广东人很有缘，跟马思聪也熟？

　　何满子:熟的。马思聪家里很有钱，抗战快胜利时他到贵阳去当艺术馆馆长。马思聪在广东的时候，有一次我一个好朋友叶帆带我去看他，他说我很懂音乐。其实我哪里懂？马思聪是拉小提琴的，我写了提琴曲小品，请他看看。一直到解放以后我还跟马思聪通信，我写了冼星海的剧本请他看，因为他们在巴黎时认识，马思聪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指出我的剧本里巴黎哪些街道写错了。我在1955年以后，就没有跟他来往了。

　　南方都市报:抗战胜利之后，你在南京工作了一段时间，又闯了一次祸？

　　何满子:(笑)天津《益世报》采访主任孟秋江是有名的记者，想请我去天津《益世报》，我说天津我不去，他就让我在南京当特派员。后来天津《益世报》并入南京《益世晚报》，我当采访部主任。在我晚报上面写了一部小说《西国水神梦》: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榜》、《红楼梦》混在一起，一天一段，写了一个月。这是游戏文章:有一个老先生，抗战时跑到山里面去，一下雨，这五本书混在一起了，其中的人物就互相来往了，里面写到唐僧追王熙凤，讽刺当时天主教南京区的大主教于斌，他是“政治和尚”，正是《益世报》的老板，就把我开除了。我第一天离开，第二天就去了《大刚报》。(笑)《大刚报》原来在衡阳办的，后来去了南京，这是陈立夫的报纸，我管你什么报纸，有饭吃就行了。后来《大刚报》停办了，我到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到了上海，后来就一直在上海了。

　　胡风事件

　　在上海安定下来后，何满子夫妇有了颇为理想的工作，妻子吴仲华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何满子则在朋友贾植芳的力荐下，到震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贾植芳多次请何满子去见见胡风，何是“江湖散人”，并没有去。1955年，胡风集团事件爆发，自以为和胡风没有一点关系的何满子被捕了。

　　南方都市报:什么时候跟贾植芳认识的？

　　何满子:解放的前一年，我们认识是梅林介绍的，梅林曾是抗战文协的秘书，老舍是文协总务处主任，梅林是老舍的大管家。贾植芳在苏州，我在上海当一个书店的总编，他翻译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我出版了这本书。我们俩喜欢喝酒，常在一起。到了1951年贾植芳在震旦大学当中文系主任，我也到震旦大学教书。我不同意院系调整，当时思想改造，我是反对的。大学是通才教育，清华大学原来是很好的大学，变成工科大学。院系调整时把我派到安徽师范学院去，我不去。我家在上海，我的爱人在电台工作，我就去了上海高中教师训练班。1955年胡风案就被抓进去了。

　　南方都市报:贾植芳让你去看胡风，那时候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他呢？

　　何满子: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胡风的文章我老早就看，他的文章当然写得好，他的一些意见我也很同意的，当然也有不同意的。在桂林的时候我是见过胡风的，但是没有来往，通过一两次信。当时他是“诗坛领袖”，他说我的新诗不是诗，是分行的散文，我就从此不写诗了。后来他写信邀请我去谈谈，我心想我又不写诗了，我就不去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有一个外号叫“江湖散人”？

　　何满子:这个外号是梅林取的。(大笑)他要我参加文协，我不参加，任何协会我都不参加，我连工会都不参加。除了机关单位里面要吃饭，要拿工资，其他的我都不参加。到现在我也不是作家协会会员，也不是任何协会的会员。

　　南方都市报:1955年5月，胡风集团事件发生了。

　　何满子:1955年5月13日是星期五，很不吉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提供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一些材料》，我5月17日就被关起来了。我以前觉得我跟胡风没有一点关系，《七月》和《希望》上面我没有写过一个字。上海的贾植芳、耿庸、张中晓，我都是认识的，往来也不是很多，老贾是我的同事，其他人也不大联系。所以我大吃一惊:舒芜怎么这样干？！星期五《人民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东西，星期天，王戎通知我:你要写个检查。我说:我凭什么写个检查？他说:不是我要你写的，是吴强让你写的。吴强就是写《红日》的那个人，他是市委文艺处处长。

　　我回来以后，那时候我们几家人才有一个电话，16日下午，人家告诉我一个姓吴的打电话，我就知道是吴强。我打回电话去，吴强不在，我说他要向我讨教什么事情，他自己骑车方便，他来找我。

　　第二天，5月17日早晨，一家人刚刚起床，我那天没有课，有人敲门进来，我说:“你找谁啊？”“你是何满子吗？”我说:“是啊。”“你被逮捕了。”我说:“凭什么？”他就拿出逮捕证来，市*局长许建国签署的。带我上了车子，兜来兜去到了一个地方，我一进去，听到耿庸的声音，他要抽烟。我才知道原来怎么回事。

　　南方都市报:在里面关了多长时间？

　　何满子:从5月17日到第二年9月28日，我说你们给我结论，没有，说是给我宽大。走遍了全国去查，对我一点毛病也找不出来，他们说:为了你花掉几万块钱，也好。

　　南方都市报:“二流堂”专案组在查吴祖光时对他说:“为了盘查你的这个‘二流堂’，国家派出的外调人员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你看你给国家造成多大的浪费，你惭愧不惭愧？”

　　何满子:(大笑)他们对我说:“花了那么多钱，把你的问题搞清楚了，对你是好的。”

　　出版工作

　　1956年，何满子获得自由，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在社长李俊民的领导下，出版社汇聚了金性尧、鲲西等一批文化人。何满子后来在《李俊民的人品》一文中回忆:“俊老是经学和小学宿耆黄侃的弟子，又编过报刊和从事文学创作多年，新旧文化都懂行，在他领导下做事，人人都顺遂愉快。俊老要求把出版社办成大学和研究单位的规模，常常不无得意地说:我们这个班子办一个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可以胜任的。”在出版社工作期间，同仁们的得意之作是出版了陈寅恪的著作。

　　南方都市报:得到自由以后还能教书吗？

　　何满子:不让我教书了，第一线不行了，分配到古典文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是1956年冬天成立的。社长李俊民是个好人。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很多同事都是有学问的读书人，鲲西说很怀念那段日子。

　　何满子:金性尧、鲲西，好多读书人。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是那时候出的吗？

　　何满子:李俊民原来是写小说的，鲁迅都肯定他的。他很不满意郭沫若。

　　南方都市报:郭沫若曾说: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何满子:他的意思是新的一批学者瞧不起老的一批学者。李俊民就想办法把陈寅恪的书拿到我们这里来出，通过蒋天枢。

　　南方都市报:陈寅恪晚年最信任的弟子。

　　何满子:蒋天枢对陈寅恪讲，这个出版社是可信的。陈寅恪那时候眼睛已经瞎了。

　　南方都市报:陈先生说过:“盖棺有日，出版无期。”那时候国内没有其他出版社出陈寅恪的书？

　　何满子:就只有这个出版社敢出了。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你们理解陈寅恪的价值何在吗？

　　何满子:陈寅恪本来就很有名，清华四导师之一嘛。那时候全国只有三个出版社出古典的书，另外两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

　　南方都市报:这套书都有哪些同事编辑？

　　何满子:鲲西、我，还另外几个同事合编的。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觉得陈寅恪的东西怎么样？

　　何满子:当然好了，大师！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印了多少？在学术界有什么反响？

　　何满子:印了上万册。实在说，在以前当然有影响的，但是没有这样广泛。后来才有“陈寅恪热”。

　　“右派”生涯

　　好景不长，何满子在1957年当上“右派”，一家人发配到宁夏。1964年调回上海，“文革”爆发后，何满子被遣送回乡，一呆就是12年。1978年底，何满子回到上海，已近花甲之年。有一次经过淮海路四明里时，何满子突然想起去看一看赵景深教授，赵景深在楼梯口端详他一下，脱口而出道:“何满子，你还活着！”从这时起，何满子写下大量文章，著作等身。

　　南方都市报:“反右”的时候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1957年我又被定为“右派”，罪名是:给胡风集团翻案。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有没有写文章？

　　何满子:没有写文章，也没有发表意见，任何意见都不讲。搞知识分子总是要搞的。

　　南方都市报:1958年离开上海发配到宁夏了，你和太太、两个女儿都去了？

　　何满子:我在拉车。我爱人原来是上海广播电台的编辑，到离城十几里的小学里去教书。两个孩子还在读书，都一起去宁夏。我呆到1961年回到上海来医病了，我关在劳改场里休克过去了，医好了又不得不回去，一直到1964年才调回到上海。上海文教书记石西民亲自督办，他人很好的，他在《新华日报》当编辑部主任的时候，我写稿子，是他的作者。抗战胜利后，他到上海编《群众》，我又是《群众》的作者。我在宁夏后来没有办法了，这边不要我了，我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处？就写信给石西民，我说:中国不要我，我就要跑了，我带地图一张，准备从蒙古出境，假设给哨兵打死了，你有责任。(笑)石西民写信来，叫我赶快回来。本来李俊民让我回古典文学出版社，上面不让，让我去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那里面都是“牛鬼蛇神”，右派分子徐铸成他们都在那里。

　　南方都市报:1966年你又出事了。

　　何满子:这个事情很滑稽的。(笑)当时发一本《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论文》，要大家读的。我的书红卫兵一抄家全抄走，包括马恩全集都抄走，我说:“马恩全集怎么可以抄走呢？”他们说:“这上面有你的笔记，有很多反动言论。”我就发牢骚了:“马恩全集都不许看，只能看看ABC吗？”有人马上就报告了，说我讲“*的书是ABC。”当时我们集体宿舍有三个人，那个报告的人指出了，红卫兵就说:“谁讲的？”这个事情不得了，可以打成现行反革命的。我说:“他胡扯，他要我介绍女朋友我没有介绍，他生气，他报复。”(大笑)另外一个人说:“他讲不讲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见。”这样就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嫌疑分子，遣送我回原籍，一回就12年。

　　南方都市报:在家乡主要做什么？

　　何满子:我也不会务农，还不是灌灌水、管管山林，轻微劳动。

　　南方都市报:家人能在一起吗？

　　何满子:他们比我早一年被精简了，只好回去了。

　　南方都市报:还好一家人在一起，而且避开了上海这12年的风云。

　　何满子:不幸中之大幸。乡下人老实，他也不管你什么皇亲国戚，中国老百姓还是好的。

　　南方都市报:在乡下没什么书读，你的大女婿王土然给你找到了《资治通鉴》和《苏轼全集》。

　　何满子:这两套书消磨了一年多，翻来复去地看。在这之前什么书都没得看，可以看的书我不看的，什么《金光大道》。王土然那时候还没跟我女儿结婚。

　　南方都市报:王土然知道你喜欢书，投未来丈人所好，高！(何满子大笑)

　　何满子:这12年只到上海来两三次。一次是机器坏了，来上海修机器，农民很相信你的，知道你是知识分子。一次是我有病到上海来开刀。最后一次是1978年底，*死了，来上海看看情况，讲好了，马上让我回来，是李俊民让我回来的。

　　南方都市报:回到上海古籍出版社？

　　何满子:这几年也在上海上上课，在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科技大学挂一个兼职教授的名字，带带研究生。

　　南方都市报:带研究生是在这个书房上课的吗？

　　何满子:就在这里。

　　南方都市报:主要教什么课？

　　何满子:古代小说。我教古代小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在院系调整的时候，知识分子改造，有两个老先生，一个是周而复的老丈人，他不干了，就没有人教古典文学了。文学院长过来跟我商量:课不能不教啊，明清小说戏曲离不开的。我就搞明清小说戏曲，写了几本关于古典文学的书了。李俊民知道我，这样就到古典文学出版社了。(笑)

　　南方都市报:写得最多的时期还是1978年底回到上海以后。

　　何满子:是啊，我的生命从60岁开始。(大笑)我是1919年生的，到1979年正好60岁，之后才写很多书。(起身带记者到书架前介绍自己的著作。)我们这辈人的经历，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写一百万字的小说。你们幸福啊！你看，我18岁就抗战，到处跑。解放以后以为好了，从1955年起一直到1978年，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何满子小传

　　何满子，原名孙承勋，1919年生，浙江富阳人。曾任记者、编辑、书店总编辑、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早年从事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音乐、戏剧研究，后致力于古代小说、文化思想史研究；也从事杂文写作，曾获首届鲁迅杂文奖。著有《论〈儒林外史〉》、《蒲松龄和〈聊斋志异〉》、《古代小说艺术漫话》、《中国酒文化》、《画虎十年》、《如果我是我》等。

　　采写:本报记者李怀宇

　　摄影:彭辉

　　特别感谢陆灏先生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