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年代，服务于国家的国有企业所生产的工业产品，以“剪刀差”的形式与农民进行交换，农民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在这种价的不等量的交换中，无偿地转向了工业、转向了国企，让农民承受了巨大的隐性负担，而国企从农民身上获取的价值，并没有完全投入倒社会生产中去。在建国之初到国企工人成建制下岗结束的2001年这段时间里，数亿农民间接地为中国的工业化做出了无私的巨大的奉献。
由于“国姓”企业在计划年代的优越性，国有企业在为国家创收的同时，也截留了许多应该属于全民享有的利润，而形成了自己内部的福利系统，国企工人虽然薪水不高，但享受着独有的国家福利保障，而国企的部分骨干还有着内部关系价格等多条门路。从某种意上说，国有企业工人是计划经济年代的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包大揽的计划经济带来的惰性，使得国企工人逐渐丧失了进取精神和拼搏精神，而产业地位和福利待遇的优越，使国有企业工人逐渐丧失了社会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是，国企逐渐丧失了活力，效益整体下滑，导致许多国企巨额亏损资不抵债，成了国家和社会的包袱。于是，国企改制也就成了大势所趋。
国企改制首当其冲的是作为劳动者的国企工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数以万计的国企在改制过程中，让工人通过买断、内退、‘两不找’、解除合同、发生活费五种形式下岗。上海市有一百多万国企工人下岗，其下岗工人以“买断”类型居多，约占总数的80%，说明上海的国企改制工作比较彻底，绝大部分下岗职工已经完成了身份置换，由‘单位人’变为‘社会人’，相对稳定。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下岗工人出现的起止时间模糊，具体数字难以统计。学界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下岗工人在30年改革开放的中期出现，高峰期是1998年至2001年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时期。其间，每年下岗工人人数都维持在700～900万之间。
根据相关统计，中国历年累计的下岗职工人数近4000万。从地域分布看，下岗职工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东北三省占25%；从行业分布看，主要集中在煤炭、纺织、机械、军工等困难行业。
但数以万计的国企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走到必须关停并转的地步，并不是国企工人的过错，而是体制的过错。相应地，承担这一责任和应该为此买单的人，也不能仅仅归到国企工人的头上，而应归到不合理的经济管理体制上。应该为国企改制成本埋单的应该是国家和整个社会。但事实上，国家把改革成本推给地方，地方把改革成本推给企业，企业把改革成本推给职工，发达地区把改革成本转嫁给落后地区，城市把改革成本转嫁给农村，这说起来实在是不够公平的。
不用说，数千万国企下岗工人被动地承担了国企改制的成本，按理说国企下岗工人应得到整个社会的补偿。对此，有人打了这样一个比喻：一艘因风暴而濒于沉没的轮船，为了保住大多数人的性命，先是往海里扔货物，然后，有一些同样是活生生的人，或者出于自愿，或者是被统一安排，一个一个地跳进了惊涛骇浪之中。轮船负荷减轻了因此没有沉没，大多数人的性命保住了。当风暴停歇之后，轮船拉响汽笛，直挂云帆济沧海，开足马力直奔前程。这时候，那些在危急关头跳下大海的人，侥幸还没有被淹死，还在那里挣扎。船长、大副、二副、水手，以及乘客们，就应该怀着虔诚的敬意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殉难者救上船来，献上食物，献上衣物，还有温暖的表达尊重和感谢之情的话语。对被动地承担了改革成本的下岗工人，也应该通过各级政府来获得来自于整个社会的补偿，但我们国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说至少没有做到位。
那么，近4000万国企下岗 工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怎样呢？
当初，许多国企工人区区一两万元乃至几千元便“买断”了工龄。有的下岗工人在失业的前两年内，每月仅靠200多元的失业救济金（具体金额各地有所差异）维持生计，两年之后就不再纳入登记失业人员行列，而成为“灵活就业人员”——到处寻找这里打一天零工那里打一天零工的机会，有的则干脆赋闲在家，慢慢地等待老去；等待走向那“有许多许多野百合，野蔷薇”的地方……
突然间失去了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的国企工人，真正自立自强、实现了再就业或创造了事业“第二春”，收入高于原先所在国企的人，只是凤毛棱角，多数下岗工人尤其是50多岁下岗失业的老工人，由于韶华已逝、观念陈旧、健康不再、腹里无“知”、手中无“技”，再加上没有积累和本钱，只能谋求强体力、低技术、低薪水、非稳定的工作。而这种特定的劳动市场本身就具有边缘性和向下滑动的特征。他们在技术更新愈来愈快的劳动力市场，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不少人在当今连朝气蓬勃、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毕业生都为就业发愁的劳动力市场几番碰壁之后，只好靠着一份养老保险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由于生计维艰，有相当部分的国企或者是集体企业的下岗工人没有办法交养老保险或正在失去交养老保险金的能力。因为，国企长期以来的低薪，使他们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失去基本生活来源之后的他们，还得靠自己交纳社保金，而买断工龄的几千元钱只够交纳两年；除了一日三餐，他们还不可避免地遇到孩子上学、家人生病等各种开销。一些人长期“蜗居”在国企过去分配给他们的狭小的老旧住房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每天为了温饱而凄惶度日。所以，有不少下岗工人只好干脆放弃了养老保险，其结果是年龄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没保障，子女教育也处在劣势状态，整个一家人渐渐进入两代人的恶性循环中，一些潜在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正在悄悄的积累、酝酿……一些下岗的中年女工，为了全家人的生计活路，只有“含泪走进夜总会”，出卖自己的身体。她们的穷苦程度是政府官员、富豪高管和白领金领们难以想象到的。社会上普遍认为，没有哪一个群体比国企改制造成的下岗失业工人更穷更苦了。有人说农民与他们有一拼，但是农民进城打工失业之后还有退路，种地至少可以赚得一碗充饥米饭。而下岗失业工人却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的无产者，是最典型、最真实的赤贫群体。
一位网友在网贴中写道：大哥和嫂子下岗后，谋了一份扫马路的工作。已有6年工龄。为了生存，为了供孩子上学，两口子10年来没添置一件衣服和添置一件像样的家什，现在仍然穿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工厂发的工作服。一天生活费是15元，早上吃白粥，咸菜；中午5元钱蔬菜，晚上吃冷饭（节约燃气）；一个月打两回“牙祭”，一回2斤“槽头肉”，剩下450元供孩子上大学。侄女儿大学毕业后，一家总共欠债是23000元。医疗、教育、养老、住房四座大山几乎压垮了大哥的脊梁！
有网友在博文中提到：逛逛东北 “煤都”抚顺的老城区，人们随处可以见到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些“两水两气”居然在阳台上伸出烟囱来——这是本已消失了的在上世纪50至80年代期间的原始采暖方式。原来一些国企下岗工人因交不起采暖费被断了暖气，无奈又回到了原始的采暖方式。
抚顺曾是个物产丰富的资源型重化工业城市，一个曾辉煌无比的英雄城市，可由于长期过度采掘，她的资源已经枯竭了，重化工业衰退了，而开发后留下的却是随处可见的沉陷区，被称为沉落的城市。而更重要的是在机制转轨和结构调整的战略变迁中，由于国家区域性政策倾斜战略的政策失衡，导致这个饱经风雨，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底蕴的城市，一个满清王朝发祥地的多民族城市，一个为国家建设提供重要能源，立下汗马功劳的城市，在转型和结构调整中逐渐衰落，大批的产业工人沦落为下岗工人衣食无着，更加可怕的、带有几分哀伤的沉落气息正笼罩着这个２００多万人口的大城市的上空……
数千万国企下岗工人，以自我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承受了改革的阵痛，但他们却没有获得与自己的贡献相应的回报；没有获得与自己的付出相应的补偿。有人说，国企下岗工人是一个政府喊 “关心”的口号最多，而国企工人感受这种“关心”最少的群体。这话一点不假。随着时代的列车滚滚滚向前，国企下岗工人迅速地被社会边缘化，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在自己大半辈子辛勤劳动积累基础上“生长”的经济硕果，却没有能力和权利去分享。毫无疑问，社会责任和公德缺失，是中国国企工人下岗后被遗忘的根本原因。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经济动因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于是，经济目标尤其是经济增长率，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目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但在追求经济增长率时，恰恰忽略了为改革成本“埋单”、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和巨大牺牲的下岗工人。然而，一个有良知的民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绝不应只满足于GDP总量超日本、赶美国，而应该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包括下岗工人在内的所有弱势群体，让数千万曾经为新中国大厦架起工业大梁立下汗马功劳的下岗工人，实实在在分享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果。
源自 
中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