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赵云空城计:谈谈自恋_武志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4 16:35:03
谈自恋
作者：武志红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平常事件，像在与别人的争论中，迫切地希望打败对方，以证明自己是对的，都是由于小我对死亡的恐惧而引起的。如果你以你的观点自居，把你的观点等同于你的“我”，当你错的时候，你这种以思维为基础的自我感就会严重受到死亡的威胁。所以你的小我不能承认错误，错误就等于小我的死亡。
谈谈自恋（1）：我们都有一堵超级自恋的墙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心中建一座足够坚固的墙，足以抵抗一切打击？”
最近，去一家咨询机构做关于灾后心理干预的讲座时，一位听众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堵墙，这堵墙不可能坚强到“足以抵抗一切打击”，但却具备另一个功能：将我们圈在这堵墙内，令我们看不见别人的真实存在，也令我们看不到更大的力量。
然而，只有真正看到别人的存在，我们才有机会走出孤独，并建立起真爱的关系，也只有看到更大的力量并顺从这个力量，我们才能真正强大起来，并获得真正的解脱。
并且，在自己构建起来的墙内，每个人都是自恋的、扬扬自得的、自以为正确的。
例如，看起来最谦逊的人，骨子里也是谦逊为荣的，看起来最痛苦的人，也是一边痛苦一边自大的。
所以，我们本能上都是抵触改变的，因为那意味着要拆掉这堵自恋之墙。
前不久，我一个朋友X去做近视眼手术。当被固定在病床上，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时，她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剧烈的恐惧中。
“好像我要死了，甚至比死还可怕，”她回忆说，“好像一切都消失了，一切都不存在了，我胡乱伸出手去，却什么都抓不住，就像是一个溺水的人，却发现周围连一棵可以起心理安慰作用的稻草都没有。”
为了对抗这种恐惧，她做了一件事情：胡思乱想，想象她自己是待宰割的羔羊，而到底会有谁来救她。
这样一想象，她觉得好受了很多。
然而，我对她说，假若她不做这个想象，不做任何对抗，而是听任自己沉浸在这种恐惧中，她最后就会得救。
说得救，是因为她是一个心理问题比较重的女子，她极渴望亲密关系，但却很难建立起稳定而高质量的亲密关系。在我看来，导致这一结果的核心问题是她看不到恋人的真实存在。这时，她越在乎对方，就越是容易把她头脑中想象中的恋人形象投射到对方身上，而这时对方就会觉得离她越远。
但为什么会看不到恋人的真实存在呢？因为，当和恋人在一起时，或和任何人在一起时，她的心理活动会一直处于活跃状态，她会一直在行动、想象或思考，她的心从来没有留下空隙。然而，只有当我们的心理活动能在某些瞬间停顿下来时，我们的心才能感应到对方的真实存在。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道理，对于这个道理，明朝大哲学家王阳明用八个字做过概括：此心不动，随机而动。
很多人内心中有一个充满恐惧的小孩。
王阳明不败的秘密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我看来，他堪与老子媲美。并且，他还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伟大的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哲学绝非是书斋里的空想，而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学以致用的东西，用到政治上，王阳明成了第一流的政客，和王阳明较劲的对手们不管多强大，最后都败给他，用到战争上，王阳明则成了最可怕的军事家。
他提出“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八字真言时，正值江西的宁王造反，而他作为当地的最高官员负责平叛。当时，他的一个下属抱着一腔爱国热情想与宁王奋不顾身地作战时，王阳明问，兵法的要义是什么？这个下属答不上来，而王阳明随即讲了他的兵法要义，就是这八字真言。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理解是，我们的心经常处于“妄动”状态，即一个念头接一个念头像滚雷一样不断地在我们心中炸响。然而，绝大多数人却对自己的“妄动”没有觉察能力，套用精神分析的术语，这些没有被觉察的“妄动”就是潜意识，当我们被潜意识所控制时，我们就会处于程度不同的失控状态。我们以为，自己是根据意识层面的某种想法去行动的，但其实，是我们没有觉察到的潜意识在驱使着自己这样做。
这时，我们的行动就有点像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宁王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后来犯了很多战略和战术上的错误。然而，作为对手，如果王阳明的心也处于同样的“妄动”状态，他一样也会犯一些大大小小的错误。
然而，王阳明的“心”可以不动。如果他的心不动，他的心就是一面空明的镜子，宁王的“妄动”会清晰地映照在这面镜子上，而其致命缺陷就会被王阳明一览无余。结果，王阳明可以随时抓住宁王的漏洞，从而可“随机而动”，不仅可先发制人也可后发制人。
相反，如果我们的心先动了，并且还对自己的念头特执著，那么就会看不到事情的本相，而犯一下低级的错误。
譬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突袭苏联前，有无数情报被透露给苏联，但斯大林抱定一个念头“希特勒不会愚蠢到攻击苏联”，所以对这些情报视而不见，并且在战争爆发前一天气急败坏地下令枪毙了一个反叛到苏联的德军士兵，甚至当德军的大规模闪电战开始后，斯大林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没有及时下达反击的命令，结果令苏联红军在战争开始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
这种现象在强人中极为普遍。伊拉克战争期间，萨达姆也是认定布什会像老布什那样，发动战争就是为了教训他一下，当美军攻到巴格达时就会停下来。此外，他还故布疑阵，让美国和联合国情报人员怀疑伊拉克果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而投鼠忌器。
斯大林和萨达姆这两个例子都是“此心已动”，而且对自己这个念头过于执著，结果就不可能及时看到事实的本相。
在“此心不动，随机而动”的理念指引下，王阳明成了最可怕的军事家，他一生打仗无数，未尝败绩。他去世前一年，两广再次叛乱，其他人无法平叛，朝廷不得已再请王阳明出山。孰料，叛匪一听说鼎鼎大名的王阳明要来，立即就投降了。
“小我”由无数妄念组成
以上都是太伟大的例子，有点扯远了，我们再回到X的小故事上来。
其实，和斯大林与萨达姆一样，X的心也是先动了，而且动得很厉害，结果看不到了事实的本相。
事实的本相很简单——医生是帮她的，而她已先动的心是恐惧中所藏着的被迫害念头，即，她对周围一切人都有戒心，她潜意识中认定一切人和她建立关系都是为了攻击她和控制她的。
她有这样的念头，也是因为她童年时有这样的人际关系——她的妈妈对她的控制欲望太强烈，这意味着妈妈一直试图过分侵入她的空间。同时，妈妈还一直给她讲人多可怕，她一定要加强自我保护。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令她的心很容易处于“妄动”状态——“别人都是来害我的”。所以，尽管意识上知道医生是来帮自己的，但潜意识上却认为医生是害自己的，并因而充满了恐惧。
这不仅是她躺在病床上那一刻的感受，更是她无时不刻的感受。这种恐惧就像是一种背景音，一直弥散在她的内心深处，令她时刻都处于不安全感中。为了对抗这种弥散的恐惧，她会忙碌地做事，喋喋不休地说话，拼命地学习和思考，总之是不能停歇下来。如果停歇下来，这种恐惧就会将她吞噬。
这样一来，对抗似乎是有道理的。
但是，假若她听任自己沉浸在这种恐惧中，不去做任何对抗，而是让念头或意识像水一样在心中流动，最后那一刻，她就会全然明白，这种恐惧到底是怎么来的。
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称，唯一重要的是点亮你自己心中的光。假若X能在那一瞬间全然明白那种弥散的恐惧是什么，这就意味着她在这一角落上的光被点亮了，这时就会立即得救。
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克里希那穆提的方法是，不做任何抵抗，让心中的念头自然地流动，这时我们会发现念头一个接一个，但当念头可以停歇时，那时真相会自然映现。
一个读者在我发在天涯论坛的帖子《谎言中的No.1：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中写道，她发现自己冷酷无情，经常不合时宜地哈哈大笑。最近一次是看体育比赛时，有两个运动员猛烈撞在一起，其中一个被撞得鲜血淋漓，看到这一幕后，她哈哈大笑了起来，这引起了一起看球的丈夫的不满，他斥责她为何如此麻木。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令她也开始怀疑，自己为何如此冷血。
后来，她按照克里希那穆提的方法做了一下工作，先是回想起她冷血时的画面，然后让念头自然流动，结果，念头终于停歇时，她脑海里映现了一个暴力画面：爸爸一拳打在妈妈的脸上，妈妈血流满面。并且，当这个画面出来后，她心中有说不出的畅快。
这个念头就是答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她之所以对运动员撞在一起不自觉地幸灾乐祸，是因为她的内心深处有“妄动”。具体而言，是她渴望爸爸揍妈妈一通。原来，她的妈妈喜欢挑剔和唠叨，爸爸喜欢沉默，而她觉得爸爸对妈妈忍让得太过分了，所以曾希望爸爸揍妈妈。可是，打人本来就不好，而她一个女儿又怎么能希望爸爸打妈妈呢？所以这种念头最初一产生后，她立即和它进行对抗。对抗貌似成功了，这个念头她再也意识不到了，但也不过是压抑到潜意识中去而已，并最终变成了令她失控的“妄动”的源头。
为什么越爱越孤独
美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称，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被思维给控制住了，当头脑中出现一个念头时，我们不自觉地会去实现它。但如果我们能觉察到思维的流动，既不去实现它，也不与它对抗，那么我们很容易会理解思维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随即就可以从思维中解脱出来。
对于这位女士而言，她产生父亲揍妈妈一顿的念头乍一看是不好的，但这个念头的产生却是源自她对父母失衡的关系的自然反应，从这一点而言，这个念头的产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她继续让思维自然流动，那么她还会发现这个念头背后还藏着其他的念头，而一旦最后那个念头出现，她便会明白她与父母的三角关系的实质，而自动放下前面那个暴力念头。
每个人的“小我”都是不同的，有人喜欢追求快乐，将快乐视为最重要的事情，有人经常沉溺在痛苦中，视痛苦为必然，有人视助人为绝对原则，有人则将索取视为理所应当……总之，我们都在“小我”之墙所围成的院落内过着自以为是的生活。但不管这个院落内所奉行的法则看起来是多么美好或伟大，它们都是将我们与其他人、其他存在乃至世间万物建立真实的联系的障碍。
因此，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走出孤独，都渴望与别人相爱，但这个最普遍的欲望却很容易成了奢望。
并且，这时我们越自以为是，越以自己的“小我”为荣，那么我们相爱的渴望就会成为以我的“小我”消灭对方的“小我”的战争。
日本小说家渡边纯一写了一本名为《钝感力》的“心灵鸡汤”，大意是，相对比较迟钝的人才可以更易与人相处，也更能忍受挫折，因为他的心比较钝。
这种说法是很有问题的。例如，心理学中所说的边缘型人格障碍者是最难与人相处的一种人，因为他们非常情绪化，既渴望亲密关系，但一旦建立起亲密关系后，他们又会忍不住地大肆攻击恋人，而恋人受不了想离开他们时，他们便容易有自伤甚至自杀的极端行动。
不过，自恋型人格障碍者却很容易和边缘型人格障碍者相处，因为，自恋型人格障碍者普遍既自大又迟钝，因为他们心中那堵自恋的墙太坚硬了，边缘型人格障碍者的情绪化或许会给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却刺透不了自恋型人格障碍者的自恋之墙。
所有人都渴望爱，但孤独却无处不在。
心不动的瞬间最有洞察力
不管我去了哪里做讲座，最后都会有人问类似的问题：请问怎样才能让我的孩子或我的配偶变得更好？
提类似问题的人，都是缩身于“小我”的墙内，并试图将别人纳入到自己的墙内，这怎么可能呢？
试着去了解一下你的内心，你一定会发现，你的头脑中有着仿佛永不停歇的念头。然而，如果你想发现世界的本相，你想真正看到别人的存在，你的心就必须要有空隙。
以前，我经常自诩看人的眼光很厉害，一般是第一眼，最多也很少超过5分钟，我就会有一个清晰的判断，而这个判断也几乎从来没有欺骗过我。
现在，我明白，这不是我多厉害，其实恰恰相反，是因为和人初相识时，我容易有那些不自恋的瞬间。在那样的瞬间中，我的念头之河停止了流动，心中出现了空隙，这时我的心会自然而然地感应到对方的真实存在。
正如王阳明所言，我这时是“此心不动”。
对我而言，这样的时刻一般都是不自觉中出现的。假若我一开始就抱定一个念头，我非要把对方看清楚，那么，我反而容易出错。也就是说，这时我的心动了，而心一动，我看见的就是我的心投射到对方身上的自己的“妄念”，而不是对方的真实存在了。
所以，我赞成这种说法：重要的不是做什么，重要的是放下。若想看到别人和其他事物的真实存在，你至少要有某一瞬间，可以放下你的“小我”。
我们都有一个自恋的“天使”，她蒙蔽了我们的双眼。
前不久，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他的心理咨询机构讲课，主题是灾后心理危机干预。
汶川地震发生后，这类讲座盛行一时，绝大多数都是关于灾后幸存者的心理发展过程和如何进行心理干预的，并且多有一个比较标准化的资料和课程。我不想讲这个，我想讲讲我自己的反思。
我是5月18日～24日随同一个47人的心理志愿者团队去地震灾区的，回来后，我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句话：地震打破了人们的幻觉，而我们再去帮助他们把幻觉建立起来。
依照那个比较标准化的材料，也依照我个人的理解，地震等重大灾难对幸存者造成的心理冲击主要有两点：
一、受伤、亲人遇难和财产损失等实际丧失带来的痛苦；
二、控制感被破坏。
关于第一点，并不适合在地震刚发生后不久进行处理，所以我们主要是针对第二点做工作。
什么是控制感呢？这可以简单概括成一句话“我控制着我的人生乃至周围的世界”，有些人可能有明确的这种想法，而多数人是无意中抱有这个意识，但地震等重大灾难强有力地告诉我们，你能控制的事情很有限。
控制感被打破，会令一个人的人格的暂时解体，他会从“我能掌控一切”的强大感迅速转向“我什么都做不了”的无能为力感中。
但是，必须要帮助幸存者恢复控制感吗？既然这本来就是幻觉，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也是一个机会，令当事人从幻觉中解脱出来呢？
睡眠浅是因为自恋
仿佛是为了考验我似的，在去这个机构讲课的前一天晚上，我遭受了一个小小的挫折。
当晚，我和往常一样，在晚上12点前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但无法入眠，因为楼上不断传出有类似用锤子砸钉子的声音，一直到凌晨一点的时候还没停。这令我很受不了，于是打电话给小区的物业管理处，值班的保安则答应过来查看一下。
然而，等了很久，这个声音还在继续，不得已我再次给物业打电话，质问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没有人家在装修，我所住的那栋楼，以及周围的两栋楼没有一个房间是亮着灯的。
怎么会这个样子？我有点不信，便穿好衣服出去查看了一下，发现果真如物业所言，没有一个房间是亮着灯的。
这一刻，我忍不住开始怀疑，莫非我有幻觉和被迫害妄想了，这可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啊。
不过还好，赶过来的几个保安说，他们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只是没有人家亮灯，声音也不大，很难明确是哪里传出来的，而且这时也总不能挨家挨户去查看吧。
没办法，我只好回到自己家里，硬躺在床上试着令自己入睡。
逐渐的，我回想起1996年的一件事情。
那个学期，我在读大四，决定考研究生。为了保证自己的学习时间，我和宿舍的哥们商定，每天中午和晚上的12：30前就要关上宿舍门，不允许别的宿舍的哥们进来闲聊，并且12：30后大家也不能大声说话和听音乐等。
说是商定，其实是大家为我牺牲，因为我们宿舍6个人中只有我一个人考研究生，但我们宿舍的哥们都是性情温和的好人，很容易彼此体谅，他们知道我这个人睡眠很浅，很容易被吵醒，所以愿意为我做这个牺牲，而接下来的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也一直在贯彻这个“商定”，甚至还为此和别的宿舍的哥们发生过几次小小的冲突。
研究生考试结束的那一天，我非常内疚。为了消除内疚，也为了表达我的感谢，我拿当时剩下的几百元积蓄请他们哥五个好好搓了一顿。回来后，我说，我再也不限制大家了，大家愿意怎么着就怎么着。他们则说，你小子要是还限制我们，小心我们一起来揍你。
结果，当天晚上，他们有人唱摇滚，有人很大声地打电子游戏，而我却可以酣然入睡。第二天早上，我感到非常惊讶，原来我是可以在很喧嚣的环境下入睡的，我并不是一定会那么神经过敏。
一旦明白“原来我是可以在很喧嚣的环境下入睡的”之后，我就很少再那样敏感了，几乎可以在任何条件下想睡就能睡着。
那么，为什么这个晚上，我再一次变得挑剔？这个晚上，和1996年的那个晚上又有什么相同的道理？这样一联想，我立即明白，我是在玩自恋的游戏。
我们都妄想控制世界
一说到自恋，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个人很容易以自己的某些条件为傲，譬如相貌、智商、家庭背景和学历等等。然而，最核心的自恋不是这些。
最核心的自恋是控制感，即我前面提到的，我们几乎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认为，“我能控制我的人生，我能左右世界”。围绕着这种感觉的，是自己很少能察觉的一些预言“我早就知道事情会这样运转的”。
这种预言被称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即如果我有了一个什么样的预言，我就会只关注与这个预言相符的信息，并且会将事情朝我所预言的方向推动，而如果事情一旦背离了这个预言的方向，我会很容易受到刺激。
1996年考研前，我的一个预言是“我是一个睡眠很浅的人，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所以，我会对睡眠环境很挑剔，这种挑剔就是在捍卫我的这个预言，也就是在捍卫我的自恋。
但是，考研结束的那个晚上的事情修改了我这个预言，我心中有了一个新的预言“我是可以在喧嚣的环境下入睡的”，从此以后我就真可以实现它了。
那么，现在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为什么又变得这么挑剔呢？
因为，我现在住的小区环境很棒，很安静，长时间地住在这里，我心中逐渐有了一个新的预言“这个小区晚上很安静，很适合睡觉”。然而，这个晚上，那个莫名其妙的类似用锤子砸钉子的声音便挑战了我这个无形的预言，从而破坏了我的控制感。此后，我之所以打电话给物业，还爬起来试图去找到噪音的来源，都是为了捍卫我的控制感，捍卫我的自恋。
明白了这一点后，我的身体放松了下来，而情绪也平稳了很多。
这时，我突然想，这个世界是何等地孤独啊！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我并不能感受到这世上任何其他人的存在。既然我感受不到，那么其他人对我而言真的存在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时其他人对我来说并不存在。
其实，不仅如此，当我白天在人群中穿梭，甚至和另一个人谈知心话时，别人一样是不存在，因为我其实还是只对自己感兴趣，我貌似是在和对方交流，在试图努力理解对方，但我绝大多数时候并不能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内心世界，我甚至对他们都不感兴趣，所以他们并不存在。
想到这里，我开始对那个令我讨厌的声音有了一点好感，我想，这个声音是在提醒我，不要那么自恋，真以为世界是围绕着你转的。
随即，我开始试着去尊重并接受这个声音，慢慢的，我越来越放松，不觉中便酣然入睡了。
很多父母看不到孩子
第二天中午，我和请我讲课的朋友一起吃饭，突然下起了暴雨，而我们吃饭的房间是在顶层，哗哗的雨声将我们谈话的声音几乎给淹没。这时，一个服务员送菜后没有及时关门，一个朋友对他大声提醒她关门，声音中有明显的恼火和不耐烦。
等服务员关好门出去后，我和他们谈起了我昨天晚上的感想，并想象说，假若现在让我在哗哗的雨声和雷声中入睡，我相信我可以安然入睡，但如果雨声停了，有一个服务员用很小的声音来敲门，我入睡肯定要难很多。
为什么？一个朋友问。
我解释说，因为我内心中接受了雨声和雷电是我控制不了的这个事实，但我不愿意接受一个人是我控制不了的这个事实。因为接受程度不同，所以内心的预言不同，这导致了我会有不同的行为。
我说完这些后，刚才大声对服务员说话的那个朋友不好意思地说，看来他是无形中想控制那个服务员了。
这种对人的控制欲望无所不在，假若一个人在一个环境中越觉得自己有掌控感，他的控制欲望就会越强，而当控制感被破坏后，他的反应也会越强烈。
历史上有无数这样的故事，一旦某个人大权在握，他很容易会变得小肚鸡肠，任何人违逆他的意志，都会遭到他程度不一的报复。
这几乎是绝对权势所导致的结果。本来，我们就生活在“我能左右一切”的幻觉里，如果一个人真赢得了这种权势，可以保证在他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左右一切，那么他就会失去对别人的意志的尊重，而肆无忌惮地打击一切不服膺于他这种幻觉的人。
同样的，在家里，掌握着财权、话语权和力量等各种资源的父母很容易会沉浸在“我能左右一切”的幻觉中，对孩子的控制欲望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意识上，他们会很爱孩子，很想对孩子奉献，但事实上，他们很难看见孩子的真实存在，结果他们越想爱孩子，就越容易否认孩子的独立意志。
很多家长习惯在升学、工作和婚恋等关键时刻干涉孩子的事情，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志做选择。他们意识上会说，这是紧要关头，孩子的人生经验不足，他们的经验很重要，但潜意识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潜意识上，他们真正担心的是失控的感觉，他们惧怕孩子的发展轨道不在自己左右之中，也担心孩子变成一个真实的、有自主意志和独立判断能力的人，从而不再是他们幻觉中的小孩。
近日，一个妈妈因为女儿的心理问题和我聊了很久。在和她聊天时，我昏昏欲睡，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不令自己睡着。因我感觉，在她面前，女儿不存在，我也不存在，只有她自己存在。她滔滔不绝地讲她对女儿有多好，多么尊重女儿的意愿，每当女儿有重大选择时，她一定会和女儿商量。但是，“商量”的结果一定是，女儿按照她的意愿做选择。现在，她的女儿出的所谓心理问题，其核心就是和妈妈对着干，并拾起自己以前被迫放下的意愿。
人一开车脾气就大，这也和自恋的幻觉息息相关。因为，很少有车这样的物品，既强大又灵活又听话，它不仅很大地扩展了你的行动能力，而且几乎完全听命于你。在完美条件下，开车会给我们“车人合一”的感觉，这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我能左右一切”的幻觉。
但这个幻觉很容易被打破，堵车、道路状况不好、有人抢路等等，都会打破这种幻觉。这时，那些控制欲望很强的人——也即严重生活在“我能控制一切”的幻觉中的人——就容易发展出暴力行为。据调查，美国公路上发生的枪击案，多数都是堵车和抢道等小事引起。
爱上想法就会掉入陷阱
当我们生活在“我能控制一切”的幻觉中时，我们就无法和别人建立起真正的关系，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被控制。那些貌似很依赖的女人，其实一样是生活在幻觉中，希望那个控制她的男人能够按照她的想象来控制她，假若她发现男人控制她的方式和她想象得很不一样，她一样会逃离这个关系。
对关系的渴求是最本质的生命渴求之一。然而，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和某个人相爱，甚至渴望“天人合一”，但只要我们还是生活在自恋的幻觉中，我们就不可能与别人建立起真正的关系。
那么，怎样才能走出自恋的幻觉呢？下面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发挥一些作用。
首先，去认识自己围绕着自恋所建立起来的自我实现的预言。
每个人的内心中都藏着很多自以为是的想法。甚至可以说，我们每一个比较稳定的想法都是自以为是的。并且，对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我们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执著，因此，我们会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努力以捍卫自己的这些想法，而一旦觉察到这些想法，觉察到这些想法上的自以为是，以及我们对它们的执著，就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放下它们。
在本专栏上一期的文章《我们都有一堵超级自恋的墙》中，我写道，即便最消极的人也一样是超级自恋的。所谓绝望，并不是“什么都不要了”，而是最严重的自恋，也是最大的执著之一，绝望的核心是不甘心——“为什么我就不能得到我最想要的”以及“我怎么做都没有用，这一点上没有谁比我更聪明”。最终选择自杀的人，一样是处于自恋中，要么是复仇，要么是不愿意面对真相。
在一个网站上，一个网友在我发表的一个帖子中问我：“道德是否是一种自恋？”我回复说：“绝对是，而且会导致一个恶果'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越想做圣人，就越需要找到大盗。而且圣人形象自动会激起一些人的反感，令他们自愿做大盗。譬如，多少坏孩子是因为父母逼他们做好人导致的恶果。”
这个“绝对”显然大有问题，我后来反省说：“那一段我是比较得意的个人见解，所以写的时候洋洋自得，这个绝对不是关于道理的，而是加强我的自我价值感的。一得意了，就被蒙蔽了，所以要放下。”
我们所执著的一切看法中都藏着类似的洋洋自得，如果能清晰地捕捉到这种洋洋自得，就可以部分地放下了。
其次，去认识自己幻觉被打破时的恐慌和愤怒。如果知道愤怒从哪里来，就可以少发脾气了。如果意识到自己的恐慌的含义，就可以少去控制别人了。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去认识我们为什么会执著于那些想法，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构成我们自恋的幻觉的养料。
譬如，一个朋友和我聊天时说，你“治”不好我，因为我不配合。她说完这句话后开心地笑了起来，这种笑声中便藏着自恋的幻觉。
德国心理学家埃克哈特·托利在《当下的力量》一书中写道，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的想法所控制，因为我们认同了这些想法，将这些想法等同于“我”，如果放下这些想法，就好像“我”要消融一样。
那么，这些想法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又为什么非得把它们当作自己人格的养料，我们又怎样才能从这些想法中解脱出来，下一期的文章中，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
——摘自埃克哈特·托利的《当下的力量》
深夜时分，荒郊野岭处，一个女子，刚和丈夫吵完一架，郁闷之余冲到马路上来飙车。
孰料，轿车突然熄火了，祸不单行的是，她还没带手机。
幸好，她发现，路边不远处的山中有一栋亮着灯的房子，于是走去求借电话一用。
房子的主人是一个老人，他答应借电话给她一用，但是，作为条件，她得回答他一个问题：
你是谁？
这是台湾作家张德芬在她的小说《遇见未知的自己》中一开始的情节。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但也是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们每个人有意无意中都在用生命回答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的回答，也决定了我们生命的质量。
这部小说中，对这个问题，女主人公尝试做了很多回答：
1．我是李若菱；
2．我是一家外企公司的经理；
3．我是一个童年不幸现在婚姻也不幸的女人；
4．我是一个身心灵的集合体。
但是，老人反驳说，这些回答都有局限，稍一质疑就会出现漏洞。你是你的名字吗？你是你的职位吗？你是你的经历吗？你是你的身体吗？你是你的情绪吗？你是你的心理结构吗……
最后，老人说，除了被说滥的“灵”之外，她说的“我”都是“小我”，都是可以变化可以改造可以消失的，而“真我”是不会改变也不会消失的。如果用更哲学化的语言说，“小我”即幻觉，我们绝大多数人执著地将“我”认同为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随时会破灭。
李若菱的回答显示，“小我”的内容可以有许多层面的内容。不过，“小我”的核心内容是一对矛盾：对痛苦的认同和对抗拒痛苦的武器的认同。
我们的自恋需要以痛苦为食
人生苦难重重！
这是美国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在他的著作《少有人走的路》中写下的第一句话。
随着阅历的增长，我对这个看法越来越认同，因为实在没有发现谁不曾遭受过巨大的痛苦，甚至都很少发现有谁当前没有什么痛苦。由此，我常说，大家都有心理问题，因为痛苦几乎总是会催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
那么，有没有可能终结这绵绵不绝的痛苦？
对此，释迦牟尼指出了一条路：开悟。他宣称：开悟就是痛苦的终结。
但是，能达到“痛苦的终结”的人极少，而我不断发现，人们对自己的痛苦都有一种热爱。
例如，团体治疗中很容易出现“比惨”，参与者会在言谈中要么暗示要么公然宣称：“我才是最悲惨者。”
又如，在和人聊天的时候，我常听到有人带着自豪问我：“你说，还有谁比我更加悲惨吗？”
并且，我越来越明白，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是一个轮回，几乎没有谁不是不断地陷入同一种陷阱，然后以同样的姿势跌倒，最后发出同样的哀嚎，但在这种哀嚎声中，又总是可以听到浓厚的自以为是的味道。
如果不够敏锐的话，我们会听不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腔调。不过，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执著于苦难的轮回的。那就是，奇迹发生了，某人的人生悲剧可以不继续了，这时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对此是何等惆怅。
一个国家，有一个剪刀手家族。
所谓的剪刀手，就是每只手上只有两个手指，是一种先天畸形。这个家族中的男人都是剪刀手，剪刀手的爷爷生了剪刀手的父亲，剪刀手的父亲又生了剪刀手的儿子……
这算是一种悲惨的轮回吧。不过，这个家族展示了人性的坚韧，他们没有因此而自卑，反而以此谋生，一直利用这个先天的残疾，在马戏团里做小丑。
后来，这个家族生出了一个有5个手指的健康男孩，这个不幸的轮回可以部分终结了。但对此，他的父亲非常失望，因为儿子不能继承父业了。
这是网友aw在我的博客上提到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显示，人会恋栈曾经的苦难。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在和苦难抗争的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对抗苦难的武器。但是，如果没有苦难了，武器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试着去问自己这个问题，你会发现，你很容易会爱上你发明的武器，你不愿意它被放下、封存甚至销毁，你无意中渴望它一直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它所针对的痛苦应一直存在下去，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本来是用来消灭痛苦的，但最后却出现了相反的结果：武器的存在需要以痛苦为食。
这是一种特定的联系，即某一种武器总是需要某一类痛苦为食。
每个人的命运中都有一种似乎特定的、频繁出现的痛苦，而它之所以不断轮回，一个关键原因是我们的“小我”所创造的“伟大”武器需要它。
譬如，一个女子的父亲是酒鬼，很小的时候，她就得忍受醉酒后的父亲的辱骂和折磨，还要用她孱弱的身体去照顾父亲。
意识上，她痛恨酒鬼父亲，发誓以后一定要选一个决不会酗酒的男子作自己的人生伴侣。但是，她成年后爱上的几任男友都是酒鬼，其中多数男子一开始便是酒鬼，有一名男子一开始不是酒鬼，但和她相处很久后逐渐变成了酒鬼。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关键原因在于自恋，即这个女子“爱”上了自己发明的武器系统——对抗一个醉酒的男子所带来的痛苦的系列办法。她为了维护这种“自爱”，也即自己发明的这一套对付酗酒男子的系列办法，就只有去重复这一类痛苦。
抗拒痛苦，所以恋栈痛苦。
太渴望“好”，会导致对“坏”的执著
并不仅仅是痛苦才会催生“小我”的武器，其实对任何过去经历的恋栈都会导致这一问题的产生。
最初，当我们还是一个婴儿时，对“好我”的恋栈和对“坏我”的抗拒已然开始。
每个孩子一开始都是自恋的，他会认为，周围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是他所导致的。当妈妈亲近他时，他会认为，是他此时的想法或行为令妈妈亲近他，所以他此时的“我”就是“好我”。相反，当妈妈疏远他时，他会认为，是他此时的想法或行为导致了这一结果，所以他此时的“我”就是“坏我”。
这是最初的“小我”的产生。前不久，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张德芬说，我们多数人最初在自己家中会获得两个经验：
第一，学习否认自己的情绪和感受等一切内在的东西，而以父母的外在标准来看待自己；
第二，否认自己的价值，深深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弱小的无能的小东西，离开父母就不能生存。
这两个经验结合在一起，会令我们对“好我”特别执著，对“坏我”充满恐惧。譬如，张德芬自己的“好我”就是卓越，在她的前40年人生中，她一直在处处争第一，这既是因为“好我”会带来奖赏——最初势必是父母的奖赏，也是因为对“坏我”充满恐惧——“如果不卓越，就没人（最初也是父母）爱你，你就会死去”。
这是一对矛盾，“坏我”总是“好我”的对立，一个人意识上对“好我”越执著，这也势必意味着，他潜意识上对“坏我”同样很执著。很多特别渴望考第一的学生，一旦真考了第一后，他们就会感觉到恐惧，万一下次成绩下降会怎么办？有些学生是因为好奇而爱上学习，他们也会考第一，但这是好奇心得到满足时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主产品，他们所以不会伴随着对失败的恐惧。
我前面提到，“小我”是幻觉，这一点，只要多看一下几个人所执著的东西就立即明白了。
有的人显得特别依赖。对他们而言，依赖的“我”就是“好我”，而“独立”的“我”就是“坏我”。他们对依赖这么执著，对独立这么恐惧，是因为父母喜欢他们依赖，当他们表现得最弱小无助的时候，会获得父母的关注与照料，但如果表现出独立的倾向，就会被忽视、批评、否认甚至虐待。
有的人显得特别独立。对他们而言，独立的“我”就是“好我”，而“依赖”的“我”就是“坏我”。他们对独立如此执著，对依赖如此恐惧，是因为他们和依赖者有截然相反的家庭。在他们家中，当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被迫使独立，有的父母在孩子一出生后就开始挫折教育了，而当他们表现出依赖时，很容易会遭到忽视和打骂。
于是，这样两类人当出现在同一类情景中时，就会出现完全不同的风格，依赖者拼命依赖，而独立者拼命独立。而且，一旦危机出现，依赖者会表现得更依赖，独立者会表现得更独立。
这难道不是很荒谬吗？
克林顿为什么是希拉里的绝配
追求“好我”并压抑“坏我”，这是每个人的小我的核心逻辑。可惜，我们居然都是从与父母或最初的养育者的单一关系中发展出了如此宏大的逻辑。这严重阻碍了我们活在当下，令我们总是依照在遥远的过去所形成的逻辑来判断当下的事情，从而不能如实地看待当下的处境，并根据当下的需要作出恰如其分的选择。
这并非仅仅是童年的特点，我们绝大多数人总是活在过去，因为我们很容易会渴望“重复快乐”和“逃避痛苦”。这种渴望乍一看没问题，但关键在于我们渴望的是“重复过去的快乐”和“逃避过去的痛苦”，而不明白，任何事情一旦发生就已成过去，它绝对不可再复制。这便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力特的名言“你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的寓意所在。
有趣的是，执著于“好我”而惧怕“坏我”的结果是，“好我”与“坏我”总是不断同时重现于自己人生中。
这种重现首先出现在自己身上。一个看上去极端自信的人势必是自卑的。我们常用“又自信又敏感”来形容这类人，所谓敏感就是对别人批评他、不接受他很惧怕，这就是自卑的体现。
这种二元对立的现象无处不在。不管在什么地方，当我们追求这一方向的事情时，相反方向的力量势必会产生。
这很容易理解，正如一个天平，当我们在这边加砝码时，那边也得加，否则天平就会失去平衡。
因而，当你追求卓越的程度是10分时，你惧怕失败的程度也会是10分。
同样，当你追求善良的程度是10分时，你愤恨邪恶的程度也会是10分。于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获得权力，他一定会是一个暴徒，因为他会严重排斥不符合他理想的一切人，并最终对这些人动起杀机。
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的内心是分裂的，而他的分裂几乎总是先产生于他的家中，父母的奇特教养方式令他发展出对“好我”的极度执著，并对“坏我”的极度恐惧。他们的“好我”表面上会披上理想主义的外衣，但其核心常常是“强大”。他们看似是不能容忍理想主义被破坏，但其实是不能容忍弱小。
目前流行的“吸引力法则”称，世界的奥秘是同类相吸，即有同样心念的人很容易引起共振。
但是，依我的观察，二元对立导致的异性相吸更为普遍。
克林顿对希拉里有致命的吸引力，而他们的自传均显示，迥然不同的性格是他们吸引彼此的秘密所在。如果说，希拉里的理智和自制力可以打到满分10分，那么克林顿的感性和制造麻烦的能量也可以打到差不多满分。
这个著名的爱情故事中的心理奥秘是，克林顿的心中有“希拉里”，而希拉里的心中也有“克林顿”。
具体而言就是，克林顿的“好我”是“不羁”，而“坏我”则是“自制”；希拉里的“好我”是“自制”，而“坏我”则是“不羁”。克林顿不敢“自制”，而希拉里则不敢“不羁”，他们在极力发展自己的“好我”时，也是在极力排斥自己的“坏我”，生怕那样一来就没有人爱自己，就会死去。
但这样一来，他们的内心就严重失衡了，而追求内心的和谐该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吧。所以，自制的希拉里和不羁的克林顿早就在彼此渴望了，他们是彼此的命定情人。
当你刻意向走向白时，你的心中另一种力量会走向黑，分裂因为心想而产生。
她太节俭，所以丈夫会大手大脚
一对夫妻，妻子很节俭，而丈夫则大手大脚。妻子对丈夫这一点很不满，希望他能变得和她一样节约。
但是，我和她聊天中发现，她最初之所以对他有感觉，正是因为他的豪放和热情。
并且，仔细回顾他们的爱情史，便会总结出一个大致的规律：丈夫的大手大脚程度，和她节俭的程度是相匹配的，她越节俭，丈夫会越大手大脚。
在我看来，这是他们潜意识的平衡的需要。她意识上越追求节俭，潜意识中追求奢侈的动力就越强，但她视奢侈为绝对敌人而彻底排斥。结果，丈夫就帮她实现了潜意识的愿望。
这种动力并不仅限于夫妻之间，也常出现在亲子之间。我们常看到，父亲一辈的人勤俭持家，视奢侈为绝对敌人，而儿子一辈却成了败家子，很快将家给败尽。如果仔细追求其中的动力，也可以说儿子一辈是帮父亲一辈实现了他们深藏在潜意识中的奢侈的愿望。
读历史小说《明朝那些事儿》，可以发现明朝历代皇帝中常有这样的事：一个节俭的皇帝父亲有了一个奢靡的皇帝儿子；一个超爱劳动的皇帝父亲生了一个超爱玩闹的皇帝儿子……
自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互动的。如果节俭是有现实基础的，而不是出自对“坏我”的排斥，那么，就不必有一个奢侈的配偶或孩子来做平衡了。
有些强迫症患者每天洗手近百次，把手洗破了都停不下来，看上去，他们是在追求极端的洁净，但如果深入地观察潜意识，就会发现，他们潜意识深处必定藏着对“脏东西”——如欲望的渴望。
二元对立是心理学所说的自我结构，也即“小我”的核心机制，“小我”主动产生的念头势必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力，所以我们并不能“心想”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来，而“小我”所追求的“好”总是由别人的“不好”来衬托的。
广州的一个打工仔，每个月能挣约2000元，他只留100元，而将其他钱都给太太。他的太太每隔一段时间会失踪一次，钱花光了就会再回来。一开始，她说自己是出去经商去了，后来她承认，她是出去吸毒贩毒去了，而且每次都是去投奔情人，她有多个情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太太，当她坚决要和这个打工仔离婚时，他伤痛欲绝。
难以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似乎百害而无一利。但和我聊了近三个小时后，他承认，他以前也曾鬼混过，他14岁就来广东，前8年时间都是在坑蒙拐骗抢。后来，他找到了现在的工作，才深深地体会到，这种踏实的生活多么好，并为之前荒废的8年而痛惜，但这8年时光不可挽回了，而他又渴望挽回。这是他为什么找一个“坏女人”的深层原因，他希望能通过拯救这个“坏女人”而实现拯救“坏我”的目的。
受虐的好处：道德正确+逃避责任
和他聊天时，我发现，他对自己是“拯救者”这一点非常自得，当几次讲到她带着他的钱离家出走时，他的脸上神采飞扬。
并且，表面上，他对妻子很宽容，容忍她吸毒，容忍她找其他男人，但我可以感觉到，他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的缺点。当发现她的缺点时，他虽然不直接批评，但会用种种言行巧妙地让她知道，他注意到她的问题了。显然，他没有看到她的独立存在，而这一定是“好”与“坏”并存，而是将她视为一个工具，一个可以将被自己严重压抑的“坏我”投射的对象。
本来，他的内心中有严重冲突，他想做好人，但曾做过8年坏人的事实无法否定，这令他很痛苦。现在，他将“坏我”投射到妻子身上，自己以“好我”自居，内部的冲突转化为外部的冲突，想改变自己的努力变成改变妻子，他就可以舒服多了。
这个故事是我们共同的故事，我们的“小我”中都藏着很多二元对立，这些二元对立令自己的内心感到痛苦，于是我们将这种内在的冲突投射到外部世界中来，这样自己就可以轻松多了。
所以，许多哲人称，外部世界的冲突，典型如两次世界大战，其实都是我们内心冲突的转化。表面上，战争多是类似施虐狂的战争狂人们制造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互动的结果，因为他们想攫取权力的话，没有受虐狂们的配合是不可能的。
常见的受虐狂有两种，一种是“拯救者”，一种是“受害者”。
6月26日～27日，我参加了一个关于家庭系统排列的工作坊。两天的团体心理治疗中，出现了几个震撼人心的个案，疗效惊人，也出现了几个无法进行下去的个案，而这几个无法进行下去的个案都有相同的原因：当事人宁愿以受害者自居，而不愿意发生真正的改变。
成为受虐者这该多痛苦多受伤啊！但是，受虐者有一个道德的制高点：你伤害了我，所以你应该对我的痛苦负责。
以前，我写过两篇关于自恋的文章《我们都有一堵超级自恋的墙》和《远离你自我实现的陷阱》，在这两篇文章中，我讲到，“小我”对幸福和快乐并不感兴趣，“小我”最感兴趣的是“我是正确的，我早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谁比我更聪明啊。”
那么，成为受害者是最容易获得正确感的途径，施虐者一旦发动攻击，那么他们几乎就铁定被按在道德错误的位置上了。
此外，以受害者自居还意味着不必对自己的人生负有责任。在受害者的内心中，负有责任意味着“我是错误的”，这就挑战了“小我”的自恋需要。
渴望做英雄的拯救者自己首先是病人
在这个工作坊上，有一幕对我触动很大。当时，一个学员问主持工作坊的郑立峰老师，他抗的东西太多，太累，想放下，该怎么办？郑老师说，不多，别放下！他建议这个学员抱起一张凳子，然后对他说，这多好，抱凳子可以令自己强壮啊。这位学员显然还真以为郑老师赞同他抱凳子。于是，郑老师建议他再多抱几张凳子。
这时，我想到了自己。现在，我的心理学功底强了很多，而我分明感觉，我怀里抱着的凳子也多了很多，尤其是从2007年底到现在，我感觉自己的内心几次出现飞跃，对人性的理解又深了几个层次。但同时，一个又一个高重量级的负性事件在我身边出现。
我想，这也是我的内心逻辑在我周围世界的投射的结果。我的价值感的重要源泉，也即我的小我的重要养料是“我能救人，这真棒”。结果，这个逻辑在我的周围世界不断升级，我“救人”的能力越来越强，而需要我救的问题也越来越重。
但是，我真能救人吗？我真希望能救人吗？我还是更希望“周围世界永远要有大病人，那样我这个英雄才有用武之地”？
这种愿望听上去不错，但依照前面的分析，当我的“小我”的重要结构是“英雄拯救病人”时，那就意味着，“英雄”和“病人”这个二元对立的矛盾都是我自己的一部分。而且，假若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我做英雄的代价自然是渴望让另一个人做病人。
那个学员在向郑立峰老师请教时，其实是在炫耀“我是拯救者”，并且隐约还在渴求一个完美结果“我能不能既享受拯救者的角色的价值感又放下很累的痛苦”。
小我中藏着很多这种渴望：我能不能彻底自信；我能不能既享受受害者的正确感而又不遭受受害者的痛苦；我能不能要一个既愿意包办我的生活又给我自由的配偶；我能不能要一个只对我好而对别人都蛮横的老公……
二元对立的小我结构只能导致优点和缺点并存，并且优点几乎总是缺点的另一面，我们选择了优点也就是选择了缺点。我们能做的，不是只要优点而不要缺点，而是在接受优点的同时接受缺点。
不过，我们如果想做到接受别人——如配偶的优点和缺点并存，首先要做的是接受自己的“好我”与“坏我”的并存。那位过度节俭的妻子，她如果能接受渴望享受的“坏我”，降低她的节俭的“好我”和渴望享受的“坏我”的内心冲突，那么她就会接受丈夫的大手大脚。这时，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她丈夫的奢侈程度会自动降低。
但是，小我能彻底被放下吗？我们能否走出二元对立的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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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迷恋痛苦：我博客的网友的回答：
1.我的感觉是：苦难令我们具有存在感。就好像，我们都知道我们体内有五脏六腑，但我们平时都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什么时候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就是当它痛的时候。所以我也会“自虐”地喜欢上胃痛的感觉，因为它仿佛在提醒我我是在活着。
一帆风顺的生活太单调了，像白开水一样，有益但没味道，所以有些时候便会自己制造些苦难出来，来得到存在感。
——endless
2.“小我”一直把苦难当成敌人并执著于同苦难抗战（也把自然界的一切，甚至人当成敌人来抗争，并以战胜苦难来显示自己的伟大），如果不受苦了，就意味着“小我”的不伟大，甚至于不存在了。
——太阳下的呆呆
3.一直以来在刻意追求苦难，苦难的人生有其悲壮的一面，让我感到“我”有接受苦难战胜苦难的勇气和斗志。现在，觉得这一切像是潜意识导演的一场悲剧。自己选择了一份托不住的苦难给自己还暗自垂泪和感慨。现在我选择一份幸福的人生？我改变了一个轨迹。
4.我感觉很多人在享受他所经受的苦难，明明有机会脱离困境却不做行动。似乎只有在困境中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 ——小木
5.拜读过武老师很多文章，现在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套自我与外界对接的系统，这套系统通常在你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武老师有好多文章提到）且这套系统由小我管控着，就像一台机器按照原先设定的功能自行运作着一样，心思的细密或神经的粗大就好比工序的简单和复杂程度。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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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芬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tiffanychang 谈谈自恋（4）：我们为什么爱评价？ 你有什么感觉？
2006年10月，我在上海中德班学精神分析时做过“病人”，看了6次的心理医生，而在每次50分钟的咨询中，我的心理老师经常长时间地保持沉默，而一旦开口讲话，多以这句话开始。
现在，我自己也开始做咨询，对我的来访者，我也常试着问这个问题，但发现，让来访者谈感觉是一件困难的事。
其实，别说是来访者，就算在心理咨询师圈子内，谈感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数次参加心理咨询师的个案督导。在督导老师的指引下，一个心理咨询师先讲述自己的个案，然后督导老师让大家讲话。结果，尽管督导老师一再强调谈感受，但大多数人仍然一上来就发表评论性的语言。
可以说，喜欢评价是一个普遍现象，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一旦开口，讲出来的多是评价，而很少是感觉，更遑论是纯净的感觉。
纯净的感觉是天籁之音。一个朋友一次表达出她单纯的悲伤，那是天籁之音。一个小混混写出了他打群架时忘我境界中的感受，纯净至极，那也是天籁之音。
但可惜，纯净的感觉难得一见，而评价却无处不在。一部被期待的电影公映后，总会出现无数文章，但文章中很容易见到高智商的文字游戏，而很少见到纯净的感受。
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热衷于评价，而对感受却如此疏离？
评价者真的在乎被评价者吗？
从表面上看，我们爱评价的一个答案是，我们对别人太感兴趣了。
因为，当使用评价时，我们的焦点几乎总是对准着别人，而不是自己，并且势必会有褒贬。
所以，在心理治疗的个案督导中，当有的心理咨询师对别人的个案进行大肆分析或评价时，督导老师会提醒说：“请讲话时多以'我’开头，少用'你’开头的句式。”
这个提醒是为了让讲话者把焦点对准自己，但这很少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因“你……”的句式很容易变成“我对你的感觉是……”，这时的感觉并非感觉，仍是评价，只是借用了感觉这个词而已。
在这样的沙龙中，每当听到褒贬的话时，我很容易感到难受。稍稍成熟一点的心理咨询师会很少用尖锐的批评，而容易给予夸奖，但夸奖和褒贬一样令我感到难受。夸奖的意味儿越明显，我难受的程度也就越大。假若碰巧有人刚讲了感觉，而且还是很纯净的感觉，再突然听到明显的褒奖，我会觉得，这就仿佛是在入迷地听一首纯音乐时突然传来电钻刺耳的声音似的。
不管心理咨询师多么高明，当他将焦点对准别人而进行喋喋不休的评论时，我都会有这种感觉。
类似的，在其他任何场合，当有人这样做时，我一样会感到难受。并且，我尤其惧怕那种只谈自己的过错而不谈自己的动机和责任的人。
这样的人会不断强调“某人伤害了我”或“只有某人才能令我快乐”，听这样的话纯粹是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所以除非一个人能明白自己在一件事情中的动机和责任，否则事情不可能会出现好的转变。
譬如，一个女子说，一个已婚男人引诱她，得到她，又抛弃她，他实在太该死了，本来他明明知道她是何等脆弱的，为何还这样残酷地伤害她？！
但是，她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已婚的，他既未欺骗她，也未强迫她。他是引诱她，而她也是投怀送抱，他要为选择她负责，她也要为他选择她负责。
倾听这样的故事，对貌似不幸的人表达同情，以前我会这样做，但现在越来越少，因为我明白这终究只是浪费时间罢了，而且还强化了他们对自己是一个受害者角色的执著。
不仅如此，我在演讲中也常讲到这一点：心理学学到最后，就会失去同情心，因为你总会发现，在不是非常明显的强迫情形下，不幸总是不幸者自己选择的结果。
既然评价总是针对别人的，那么，评价者真的对被评价者感兴趣吗？
要明白这一点，你只需做一次被评价者就可以了，而这又实在太容易不过。那时，你很容易感受到，在喋喋不休的评价者面前，你不存在。
因为，评价者对别人不感兴趣，他看起来是将焦点对准了你，但其实，他感兴趣的只是将他的小我投诸在被评价者之上，而对于评价者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他没有兴趣。
你真的对别人感兴趣吗？
治疗中的沉默会令沟通更加流畅
在采访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不少心理医生谈不出细节来，当他们叙述起一个心理治疗的个案或他们所知道的一个故事时，他们很喜欢讲自己的分析或大理论，但当问起故事的细节，或治疗中关键的转变时，他们常哑口无言。
每当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会想，在他们面前，来访者到底存在吗？所以，后来再采访时，我只会选择那些能讲细节的心理医生。
现在，我做心理咨询了，发现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身上。我很关注细节，但是，无论是和人聊天，还是在做心理咨询，我发现自己虽然会耐心倾听，但却容忍不了沉默，稍一沉默发生，我便会不由自主地开口讲话，制造一些话茬，好使对话立即继续下去。
终于，在一次咨询中，我迫使自己沉默，不去急着接话茬，更不去制造话茬，结果发现，沉默使得咨询过程变得更有弹性也更加流畅。
这是为什么呢？从表面现象看，我容忍咨询室中出现沉默后，来访者的表达更多了。
从深层原因看，我容忍咨询室中的沉默，是在限制我的表达，限制我在咨询室中的表现。我的自我表现的时间少了，来访者的表现的时间自然会增多。
用更准确的语言说，咨询室中的沉默，就是心理医生在限制自己“小我”的表达，当心理医生的“小我”在咨询室中退位时，来访者的“小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退，而被“小我”所掩盖的东西就会映现出来。
每个人的“小我”都活在自以为是的投射和认同的游戏中。即，“小我”假定自己早就掌握了自己人生和周围世界的规律，而在人际关系中，“小我”会将某些东西投射到对方身上，对方一旦有了反应，“小我”则会特别关注符合它所投射的内容。放到咨询室中，即来访者在传递信息时已做了假定——“我早知道心理医生会怎样反应”，并会在心理医生的反应中寻找符合自己假定的内容。
来访者的投射在很多时候会取得成功，心理医生不自觉中会中了来访者“小我”的圈套，而认同来访者投射的内容并给予回应。
例如，习惯依赖的来访者，会表现出“我这么无助，请你帮帮我”的样子，而心理医生可能会对于这样的来访者给予分析和建议，然后来访者会表示，医生你太棒了，你真是我的大救星，而心理医生也有了价值感……
这是来访者的投射与认同的游戏，而心理医生也会有自己的投射与认同的游戏，一些在咨询室中很强势的心理医生，他不断地说话，不断地接话茬，其实就是不断地满足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医生的价值感而已。
假若心理医生和来访者都在喋喋不休地说话，那么，他们的话茬可能会看上去接得特别好，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两个人孤独的心理游戏而已。尽管，来访者的一些“问题”会暂时被解决，但从根本上会强化来访者“小我”的逻辑，让他对自己的这些逻辑更执著。
喋喋不休的人只对自己感兴趣
譬如，如果一个心理医生能化解一个依赖成性的来访者所有的疑问，那么，这个来访者就会对自己的依赖逻辑——“我越无助别人会越爱我”——就会更执著，他会认为他的人生答案就在于找到一个好的依赖对象，而不是他自己。
但是，如果咨询室中出现沉默，这个投射与认同的游戏就会被打断，当心理医生既不接话茬也不制造话茬时，来访者投射的内容就会反转到自己身上，从而对自己投射的内容有了一个觉知的机会。
所以，可以说，心理医生的沉默，反而在咨询室中营造了一个空间，可以让来访者更好地觉知自己，而这是最重要的，正如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提所说——“唯一重要的是点亮你自己心中的光”。
两个人都喋喋不休地说话时，看起来是他们彼此理解，但这常常是一种假象，他们其实看到的都是自己：我在你的讲话中索取我的“小我”的养料，你在我的讲话中索取你的“小我”养料，因为两个人的“小我”貌似很像，所以两个人都以为遇到知己，但不过是遇到了自己的投射而已。
一次，我见到两个来访者讲述他们看心理医生的经历。A说第一句，B接第二句，A接第三句，B接第四句……他们都是在分别讲述自己的体验，根本没有理会对方的话语，但其内容却丝丝入扣，连接得仿佛天衣无缝，让我和其他听众目瞪口呆。最后，我们这些听众还在震惊中时，他们两人已彼此引为知己，深恨相识太晚。
这让我想起了13年前的另一次经历。当时，我去一个电话心理热线实习，观摩一个心理志愿者接电话。来访者讲到了她童年时被针扎到的疼痛和没人管的辛酸，一听到来访者的故事，那个志愿者无比兴奋，因为她童年时也有一次被针扎得鲜血淋漓，然后她开始讲述她的体验以及后来的感悟，最后问对方：“你和我是一样的吧？”对方显然没有认同，而是在沉默中挂掉了电话。
看起来，这个故事和前面的故事完全不同，因为前面的两个来访者似乎有了共鸣，而后面的来访者显然对心理志愿者起了抵触心理，但是，这两个故事真的有什么不同吗？前面两个来访者，他们真的是知己吗？所谓知己，是“你深深地知道我自己”，但我认为，这两个人不过是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已，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对方的真实存在，也对此丝毫不感兴趣，例如他们在那番“对话”中根本没有给予彼此回应。
你可以仔细观察任何两个在喋喋不休的人的对话。在多数情形下，你都可看到，他们说得越高兴，就越是对对方不感兴趣。
在那些特别有表现力的影视作品中，两个相爱的人常会出现长长的沉默，但这沉默不是令他们更远，反而令他们更近，便是因为同样的原因。
我们内心越矛盾，就越自恋
德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中称，绝大多数人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将“我”等同于思维。关于这一点的最经典表述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此前的文章《远离你自我实现的陷阱》也谈到，因为我有一个想法“我是一个睡眠很浅的人”，而我果真被这个想法做左右，真的变成了一个很容易被惊醒的人，这类故事也典型地反映了我们是怎样被自己的思维所控制的。
思维只不过是“真我”的一个功能而已，而我们却将思维视为“真我”自身，这导致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问题。
“真我”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我们能与“真我”合一，那么我们将会获得真正的安全感。相反，由无数种思维组成的“小我”是一直处于变化中的，所有的想法都是有严重局限的，而每一个想法的消失都会令“小我”感觉到自己要死去，所以，惧怕死亡的“小我”会极力维护自己的想法，以此维护“小我”的恒定性。
这是我们喜欢评价的根本原因，评价自然是来自思维，而我们如此挚爱评价，是因为我们多数情况下将“我”等同于思维，但这只是“小我”而已，而非“真我”。
“小我”的重要特征是自恋和二元对立。自恋即，“小我”会认为自己左右着世界，而“小我”既然是由无数种想法组成的，所以这种自恋的具体表现就是捍卫自己的所有想法，不管这些想法是什么，都急于将其付诸实施。
二元对立即，“小我”是矛盾的，“小我”的任何一个具体的想法都有其对立者，譬如追求成功的对立者是惧怕失败，渴望快乐的对立者是惧怕悲伤……
二元对立带来了冲突，“小我”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想法的争斗，这种内部冲突令“小我”感到痛苦，于是“小我”渴望将内部冲突转化为外部冲突，那样“小我”的痛苦不仅会有所减轻，而且外部冲突中的优势感还满足了“小我”的自恋需要。
结果，本来是内心中喋喋不休的念头的争斗变成了外部的争斗，而评价便是初级外部争斗的表现，再发展下去便是控制、暴力和战争。
怎样才能放下评价，停止喋喋不休的思维，而拥有清澈的感受呢？
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允许“空”的出现。
沉默便是“空”。在咨询室中，如果心理医生容纳沉默的发生，并帮助来访者捕捉到沉默中的信息，那么会帮助来访者认识到自己投射和认同的游戏，而这些游戏都是极具局限性的。例如，依赖者以为自己只有依赖才会被人爱，控制者以为自己只有强大才会被人爱，但这是真的吗？只要能清晰地觉察到这个游戏，来访者很容易就会明白，自己所执著的逻辑是非常片面的，自己完全可以换一个活法，甚至换无数种活法。
真的有那喀西斯这样自恋的人吗？只需要与自己的影子相爱？其实，再自恋的人也需要把影子投射到别人身上。
聆听：你能给别人的最好礼物
普通的人际关系中，如果一个人能不加评价地倾听并容纳沉默的发生，一样可以导致类似的结果发生。对此，德国哲人埃克哈特·托利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中给予了引人入胜的描绘：
当你倾听别人说话时，不要仅用你的大脑去聆听，还要用你的整个身体去聆听。在聆听的时候去感受你内在身体的能量场。这会将你的注意力从思维中带走，并创造一个真正没有思维干扰的、便于真正倾听的宁静空间。这样你就会给予其他人空间——存在的空间。这是你可以给别人的最珍贵的礼物。
大部分人不知道如何去倾听别人说话，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被思维所占据。他们赋予自己思维的注意力比赋予别人说话内容的注意力要多得多，而对于真正重要的东西——别人话语和思维之下的存在，却丝毫也未留意。当然，你只能通过自己的存在才能感受到别人的存在。这体现的就是合一，就是爱的开始。在存在更深的层面上，你与万物是合一的。
这是“空”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在其他关系中，“空”也具有神奇的力量。
我爱玩摄影，而资深的摄影爱好者知道，一张好照片的一个特征便是有“空气感”，要拍出这样的照片，就需要去注意取景范围中的空间，而不是将注意力全放在实物上。
并且，想拍出任何一张好照片都需要先腾空自己的脑袋，也即放下自己的思维，那样才能将注意力投诸在被拍摄对象上，从而能用心碰触到被拍摄对象的迷人之处。如果你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思维上，不管你怎么玩，都很难拍出震撼人心的照片。
一张照片并非仅是对拍摄物的表现，一张照片表达的是一种关系，是你的“真我”与被拍摄物的本真的关系。
心理咨询也一样，心理医生并不能“治好”来访者，而是提供一个关系，这不是心理医生野心勃勃的“正确小我”与来访者“错误小我”的较量，而是心理医生的“真我”与来访者的“真我”相遇。哪怕这样的相遇只是一个瞬间，它也足以颠覆来访者“小我”对自己某一片面逻辑的执著。
急于追求确定感，就会丧失创造力
为什么一个好的心理医生会不断问来访者的感觉，一个好的督导老师又不断问被督导的心理医生的感觉？
这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感觉是什么？
对此，印度哲人克里希那穆题的回答是：感觉是我的本真与其他存在的本真相遇那一刻的产物。
不过，因为关于感觉的说法很多，这一定义无妨加一个形容词：纯净的感觉是我的本真与其他存在的本真相遇的那一刻的产物。
依照这一定义，假若你执著于“小我”，你也就不可能与其他存在的本真相遇了。
所以，不管一个心理医生掌握了多少知识，那些知识必定是思维层面的内容，如果他执著于这些知识，他就不可能与来访者的“真我”相遇，好的疗效也就不能发生。
一个心理医生执著于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执著于“小我”的自恋“我早就知道咨询室中会发生的一切，我能左右咨询室中的一切”，而沉默则会突破这一自恋，沉默不仅会打断来访者和心理医生的投射与认同的孤独游戏，也是心理医生已事先假定“我并不知道咨询室会发生什么，我也不了解来访者，除非来访者映现出其真我”。
这一假定本身即“空”，只有当我们真的相信了这一点，我们的“真我”才能与其他人或其他事物的本真相遇。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喜欢使用评价的人喜欢确定感，说起话来斩钉截铁，而富有创造力的人却势必能容忍甚至喜欢模糊状态。
这是因为，评价源自“小我”，而“小我”无比自恋，真以为自己知道一切左右一切，所以喜欢评价的人就喜欢表现“小我”的自恋。相反，富有创造力的人不会急着去解释，他们知道，所谓的模糊状态，也即自己的“真我”还没有和事物的本真相遇。这时，假若急着去给予解释，就是强行将“小我”强加给事物，于是就远离了事物本质了。所以，容纳模糊状态，也就是他们的“真我”和事物本真慢慢相遇的过程。
苏格拉底说，知道得越多越明白自己无知，而只有接受自己的无知状态，才可能知道更多。相反，那些总以为自己知道很多的人，也就是真的无知了。
牛顿构建起经典力学体系后，有物理学家开始认为，物理学走到尽头了，其他人只能弥补一些细节了。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后，又有人提出类似观点。结果，量子力学又出现了。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对比，而这种对比也体现在一切关系中，那些自以为掌握一切左右一切的人，最多只能将自己的“小我”凌驾于某一领域之内，他可以获得权力感，但总是会阻碍这一领域的事情的进展，而那些能对这一领域做出真正卓越贡献的人，总是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无知的人。
谈谈自恋（5）：尊重你的选择，走出自恋幻觉
我们常说，“我做这一切是为了你”，这句话的另一面是“你得为我的人生负责”。
一天下午，我在自家厨房里洗碗，和往常一样，我洗得有些马虎，一个碟子洗了三遍才算干净。
拿着一个碗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隐隐有些不开心。我想，这该是我马虎的原因了吧，我试着觉察下，这个不开心是什么。
洗碗的动作慢了下来，而在水流冲过手的某一瞬间，我发现，我心中在暗自抱怨：凭什么是我？
这种抱怨源自儿时，因妈妈体弱多病，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帮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妈妈从未主动要我做什么，都是我自己主动去做。但是，这种主动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这样做也想换取妈妈或家人的赞赏，同时隐隐还有些埋怨，而这埋怨我从来没有在家中表达过，但它一直存在。
因为渴望换取赞赏，也因为不情愿，所以，我并不能投入到做家务的事情中去，所以，尽管我在原来的家中和现在的家中都会主动去做家务，但都是比较马虎且效率比较低的。
也可以说，我在做家务时，是处于幻觉中。看起来，是我一个人在洗碗，但其实，我是在为一个幻觉中的妈妈和其他亲人洗碗，也对着这个幻觉中的妈妈和其他亲人埋怨。
明白了这一点后，我的不情愿消失了，我全然投入到洗碗的事情中，而在那么一刻，我的心中突然一片空明，我发现，原来只是清水流过手的皮肤的感觉都可以那么美，甚至当手指轻抹过饭渣时的感觉都带着一种安宁和喜悦，而以前当手轻抹饭渣时总是有些抵触。
这一刻过去后，我想，这就是活在当下的感觉吧。头脑的幻觉一旦放下，我就可以和当下的事物建立一个单纯的关系，并能全然投入到这个关系中，这时就能体会到当下任一关系中的喜悦和安宁。
自恋幻觉的ABC
这个小小的体验也让我对投射性认同有了更深的体悟。投射性认同即，我将我的东西投射给你，你认同了我的投射，并表现出我的意识或潜意识所渴望的行为。如果精确地表达其逻辑，可以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
我做了A，你要做B，否则，你就会得到C。
最近，我写的一系列文章都是关于自恋的，而自恋的核心就是，我渴望将我想象中的世界投射到现实世界，具体而言，就是我希望周围人能够按照我的想象来行动。
不过，我们通常不会也不能单纯地命令别人做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别人并不情愿按照我们的希望来做事。于是，我们就开始玩投射性认同的游戏，我先付出A——这是我认为很好的东西，而你就得表现出B——这是自恋的我们所渴望的核心。这还不够，如果你没有表现出B，我就会向你发出威胁，迫使你表现出B来。
我洗碗的小故事就藏着这个游戏。我做了自认为很好的事——主动地为妈妈洗碗，而我要换取的是妈妈和亲人对我的爱与关注，如果没得到我所渴望的爱与关注，我就会表达出怨气——我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你们不给我想要的东西。
光这样也就罢了，因在我的家庭中，我一直都得到了足够的爱与关注。关键是，我这样做藏着一个更深的逻辑——我懂得妈妈的需要，妈妈也该懂得我的需要。但这种我懂得，可能是一个幻觉，而渴望妈妈懂得我的需要，就不折不扣是一个幻觉。这种逻辑进一步演化，就可以发展成“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你当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你还得为我的人生负责”。
并且，这个逻辑会延续到我的生命的每个角落，尤其是和女性的关系中，而令我的一贯表现是，我总是主动付出，但每次付出都不坚决，都隐含着不情愿的味道，而当对方不能对我的付出给予我所希望的回报时，就会收到我的潜意识发出的否定或威胁的信息——你对不起我。
那些很愿意付出的人，譬如我自己，在表现自己独有的A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不求回报，我愿意这么做”。但是，如果深入到潜意识深处，就会发现这句话是虚伪的，他们其实在渴望回报。渴望回报本来也不是不好的事情，毕竟付出和回报的循环是人际关系不断深入的动力，关键是，付出者限定了对方回报的方式，你必须以我所渴望的B来给予回报，其他回报我都不想要。而且，付出者还从不诉说自己想要的B是什么，他们希望自己不必说出来，对方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但没有谁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付出者势必会失望，随即会发出信息C，他会用种种巧妙的、自知或不自知的方式让对方感觉，你做错了，你对不起他。太失望的情形下，付出者就会脱离一个关系，而在脱离时，他感到绝望：我付出了这么多，你怎么能这样对我呢？
你必须听话——父母的自恋幻觉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付出者”并不是什么利他主义的付出，我们最初做一件事时，都以为自己是在付出，在满足别人的需要，关键只是付出方式的差异而已。
投射性认同带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在限制别人的行为方式，而且还是在幻觉中限制别人的行为方式。我做了A，我这么辛苦，我不说你就应该知道我要你做B，否则，你就是不爱我，你就是坏蛋，你就该死。
读历史类小说时，我发现，那些大权在握的人，最喜欢玩这种游戏，他们渴望自己不说属下就应该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如果某个属下常做到这一点，他们会倚重这个属下，如果某个属下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会疏远或打压他。这不过是自恋幻觉的游戏罢了，他们渴望将自己的幻觉强加给别人，但自己说了别人才知道该怎么做，和自己不说别人就知道该怎么做，那种感觉的差异就大多了。
自恋幻觉的投射无处不在，最集中的表现领域并不是政治或社会领域，而是亲子关系和情侣关系这两种亲密关系中。
亲子关系中，父母常使用的逻辑是：我对你这么好（A），你必须听我的（B），否则你就不是好孩子（C）。
许多父母的A是比较明确的，即他们的确是在付出，他们甘愿为孩子付出一切看得见的利益，如金钱等物质利益，或时间和精力等精神利益。有些父母的A则不明确，在外人看来，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极度缺乏耐心，甚至会严重虐待自己的孩子，但是，和前面那种父母一样，这些父母一样会认为自己对孩子有极大的付出，譬如，我给了你生命，我认为这个付出就足够了。
付出的多与少是一个问题，而接下来的问题则是，父母对B有多执著。有些父母的自恋幻觉要轻，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父母比较民主，控制欲望不是那么强，甚至没什么控制欲望，那么，他们的B就很轻，既不刻意要求孩子要听话，对孩子要做什么也没有刻意的期望，而孩子会觉得在和父母的关系中没有压力。这样的父母，C也就不大存在了，他们很少对孩子实施惩罚，既没有主动的惩罚，也没有被动的惩罚，所谓被动惩罚，也即通过伤害自己来控制孩子。
但是，如果父母对B很执著，即不管A如何，他们都在头脑中限定了孩子的行为方式，相应的，孩子会感觉自己的空间被限制住了。这种被限制感，有时来自父母的主动惩罚，有时则来自父母的被动惩罚，而那些控制欲望极强的父母则会使用双重方式，先是使用主动惩罚，如果主动惩罚无效就会使用通过伤害自己来控制孩子。
我了解过很多这样的例子：一直以来，孩子都觉得自己父母堪称完美，但突然之间，一切都改变了，父母变成非常可怕的人，会使用一切方式迫使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事。
通常，这都是投射性认同的典型例子。父母先是付出A，在这方面，他们简直是不遗余力，毫不吝惜地将自己的所有资源给予孩子，而孩子也回报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听话。然而，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很大也可能根本不起眼，其表现都是，孩子没有按照父母的意思去行动，即没有回报父母以B。
这时，父母便会使用C，要么否定孩子，要么压制孩子，一开始的力度通常都不大。但孩子想捍卫自己的选择，不想听父母的，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这导致了父母使用C的力度不断加强，而最终导致了恶性循环。
自恋幻觉势必会破坏亲密关系
一个男子一直都是父母的乖宝宝，他和父母的关系也一直很融洽，他向妈妈承诺，如果谈恋爱了一定会先告诉她。
一开始他也的确是这样做，但后来的一次恋爱，他一直瞒着妈妈，直到妈妈发现后才不得已告诉了妈妈。妈妈不答应他和这个女子来往，暗示儿子听她的，而儿子先是答应，但仍然偷偷和那个女孩交往。妈妈感到不爽，开始明确表达意见，发现这样还是不行后，不断加大施加压力的力度。最后，她向儿子发出威胁，如果你不和这个坏女孩断绝关系，我就和你断绝关系。
我和这对母子聊了约两个小时，这个妈妈几次说到，儿子偷偷和那个女孩交往令她非常愤怒，她觉得被背叛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表面上，这个妈妈认为那个女孩很“坏”（除了她这样看外，别人都不这么看），实际上，是她的自恋幻觉被破坏了：我对你付出了这么多（A），你要按照我的意思来（B），否则，你就会受到惩罚（C）。她愿意为儿子付出一切乃至生命，但这样做的一个交换条件是，儿子要把生命交给她支配。
这种自恋的愿望，势必会遭到挑战，因为大家都自恋，每个人都想活在自己的意志里而不想活在别人的意志里。
夫妻关系中，这种恶性循环也很常见。刚开始建立一个亲密关系时，多数人都乐意付出，但慢慢的，疲倦了，出现所谓的审美疲劳了，有时还有深深的绝望感。
这是因为，刚开始建立亲密关系时，我们对自恋幻觉很有信心，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梦中情人，她（他）和我想象得一模一样。于是，自己信心百倍地付出（A），同时渴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想象给予回应（B）。但是，这种梦幻感一定会被破坏，因为对方势必不是按照你的想象来行动的，她（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爱你。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当发现不能获得B时，我们会发生冲突，所谓冲突，就是在表达C。但冲突并不能真正将对方纳入自己的幻觉世界。最后，我们累了，所谓累，是我们觉得这套ABC的游戏玩不下去了。这时，有些人会改变自己的那一套逻辑，而接纳对方的真实存在。对此，我们会说，他们磨合成功了。
有些人对自己的逻辑非常执著，他们会将C发展到极致，会一味地谴责甚至攻击对方，认为他们辜负了自己的付出。
自恋幻觉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这是在压制对方的存在感，最终导致对方试图远离自己，而损害了关系，这是我们陷入在孤独感中的根本原因。
怎样才能打破自恋幻觉呢？一个关键是，彻底明白自己开始某事的初衷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这是自己的选择，所以是自己为这一选择负责，而不是别人为自己负责。
这个逻辑就斩断了ABC的三个环节的纠缠。既然我做A是为了自己，那么B就不存在了，而我也就无从发出C的信号了。
控制欲望以吞噬别人的精神生命为食。
你永远有一个选择空间
一个读者给我写信说，她就要大学毕业了，父母希望她回到老家所在的一个城市，但她很清楚父母的控制欲望太强，所以想去其他城市。但是，不仅父母轮番给她做工作，父母还叫了亲人和她的朋友给她做工作，用种种方式向她施加压力，现在她虽然不情愿，但还是倾向于回老家了。
我回信说，回家也罢，去其他城市也罢，你必须明白，这是你的选择，这不是你父母的选择，所以是你为这个选择负责，而不是你的父母、亲人或朋友为此负责。
这封信对她犹如当头棒喝，将她从恍惚状态中拉了出来，她开始认真地为将来做各种考虑，并最终倾向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她知道这会引起父母的埋怨和谴责，以及亲朋好友的不理解，但她决定承受这一切。
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屈从于别人的压力，其实是逃避责任。这里面也藏着一个微妙的自恋幻觉的游戏：我为你考虑（A），你也要为考虑（B），否则你就是不爱我，你就该为我的人生负责（C）。具体到这个女孩身上，她已经潜藏着一个逻辑：我为父母考虑，父母就要为我的人生负责，如果未来我的人生有痛苦或不幸，那这不是我的原因，而是父母替我做选择的原因。
没有谁真正能替你做选择，因为所有的选择都得通过你自身。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你都有选择权。
当然，我们的选择范围会有差别，如果没有人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们的选择范围就很宽，如果有重要人物或强权人物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们的选择范围就会很窄，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都是有选择的。
霍金的身体彻底瘫痪，但他还可以选择成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甚至我们会发现，尽管我们以为他的选择范围是太狭窄了，但他却对自己拥有的选择范围非常感恩，而一旦他开始这样做，他的这个选择范围就会出现不可思议的扩张。
说得极端一些，即便你只有一死，但你仍可以选择死得有尊严。
那些生命中的强者，总能在极端情形下发现自己的选择范围。相反，所谓的正常人，倒很容易觉得自己无路可走。当我们所谓被迫服从于别人的意志时，其实都是在将自己生命的责任推卸给那个人：我既然听从了你的选择，你就该为我负责，我的生命中的痛苦就得你负责。
检验我们是否为自己生命负责的一个简单标准是：我们是否在抱怨。抱怨就是自恋幻觉的C部分。如果C产生了，那前面几乎势必有A和B。正如这个女孩，她对父母的埋怨是C，而她的初衷A则是“我顺从父母的渴望”，她的渴望B则是“父母认可她且为她的人生负责”。
有些时候，我们的选择范围的确会很窄。假若这个女孩的妈妈说，如果你离开我们，我就自杀，而且她真的会去自杀，那么这个女孩的选择范围就非常狭窄了。
但这时，她仍然可以选择说，我情愿留下来，我愿意这么做，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这样做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打破妈妈的自恋幻觉，因为自恋幻觉的三个步骤是：我选择了A，我渴望你回报B，否则我就实施C。这三个步骤中都藏着“我要如何”的逻辑。即，自恋者认为是自己在掌控局面，假若我们说，我这么做是我的选择，这就是说，是我在掌控局面，就可以打破自恋者的幻觉。并且，当你这样做时，自恋者的“否则”信息也无从发射了。
怨气：衡量自恋幻觉的标准
如果遇到极端的控制者，这种方式可以是反控制的开始，先是非常坚决地表示，我是自己在做选择。接下来，可以从一些小事开始，坚决捍卫自己的意志的地盘，如吃什么穿什么去哪里玩等等。
主动的控制者很容易被我们发现，而被动的控制者则容易被我们忽视。所谓被动的控制者，是通过伤害自己来控制别人。如果说，主动的控制者利用了我们的恐惧，那么被动的控制者就是利用了我们的内疚和同情心。
例如，一个总是可怜兮兮的人，他们常常散发的也是自恋的幻觉：我这么可怜（A），你怎么还不可怜我（B），你这个坏蛋（C）。
假若这个女孩顺从了父母和亲人的意愿，那么，她很有可能会发展成被动的控制者：我听从了你们的意愿（A），你们要为我负责（B），否则你们就是不对的（C）。
在我看来，评判一个人自恋幻觉的严重程度的标准是这个人的怨气。
18世纪末，罗伯斯庇尔想在法国打造一个纯洁无瑕的乌托邦，任何阻挡他这一想法的人都被他无情地送上断头台，其中有许多是他的战友。最终，议会拼命反击，将他送上了断头台。本来，他可以动用他的特权瓦解国民议会，但这会破坏他的理想，所以他迟迟没动用这一特权，而最终丧命。据说，临死前罗伯斯庇尔说了一段话：我比耶稣还伟大，耶稣做了什么？杀死自己，这再容易不过了，而我的路要艰难很多，因为我要通过杀人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这要难多了。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理想社会，为此，我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唾弃的暴徒，但为了这个伟大的理想社会，我甘愿被人误解并牺牲自己的形象。这是已成为偏执狂的理想主义者们所共有的冲天怨气：你们看，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做了多大牺牲啊，而你们竟然不理解我的苦心。
这种说法只是意识层面的逻辑的片断，而一个偏执狂的理想主义者的完整逻辑是：我这么做是为了你（A），而你竟然不接受我的苦心（B），那么你去死吧（C）！
有趣的是，尽管手上沾满鲜血，但罗伯斯庇尔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却很容易打动人心，成为偶像级的人物。
对此，我想，这是他们做了我们不敢做的事情。我们都想将自己的幻觉——它可以美其名曰为理想——强加给世界，但我们知道，别人不接纳，所以我们缺乏这份勇气和执著。但是，在一个偏执狂眼里，别人是不存在的，别人的想法他们不感兴趣，别人的幸福和苦痛他毫不在乎，所以他可以执著地坚持将自己的幻觉强加给世界。成功了，可以获取权力，失败了，则貌似是一种美，一个无比美妙的理想主义泡沫幻灭时的美。
宏大的理想主义和亲密关系中的“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一样，都貌似是将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但他们之所以对别人那么感兴趣，不过是渴望将自己的自恋幻觉强加给别人而已。所以，我想，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将注意力收回到自己身上，明白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并彻底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放下对别人的控制欲望。
并且，一旦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真正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的选择范围，懂得感激已拥有的一切，从而可以更深沉、更踏实地活在当下，活在真实的世界里。相反，当我们的注意力主要是集中在别人身上时，你的世界，就很容易会是一个怨气冲天的世界。
乌托邦是一个荒芜的无趣世界，是偏执狂们的自恋幻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