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战纪秒杀:张国焘叛党之后的活动与最终结局

张国焘叛党之后的活动与最终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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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4月5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张国焘表陕甘宁边区，参加祭黄帝陵后，逃至西安。 7日，在胡宗南部保护下到武汉，发表《敬告国人书》，指责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独立自主，另立门户，不以国家民族为重”，井以书面声明脱离共产党。 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报告大纲》。张国焘曾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工农红军的重要领导。但由于个人野心的膨胀和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他先在长征途中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一头扎进了国民党蒋介石的怀抱，上演了一幕幕不成功的“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不过，张国焘在弃明投暗、改换门庭后，并未踏上他所梦想的“金光大道”，反而像“丧家犬”一样，走上了一条痛苦不堪的不归路。

　　                                   走狗的走狗

　　1938年4月4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在陕甘宁边区南面的黄帝陵举行了一场盛大祭礼。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身份，参加陪祭。陪祭完毕，张国焘没有按照毛泽东叮嘱的“祭完后马上回延安”。他早已有了离开延安的想法，而此次祭陵活动则是他选择的叛逃“天赐良机”，他岂能轻易回头！ 

　　4月11日，张国焘乘坐的火车到达武汉，他从此一头扎入了蒋介石的怀抱。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同时，蒋介石派陈立夫找张国焘谈话，问他愿意干些什么工作。张国焘表示想要出面创办一种“民办刊物”，从思想上“揭发共产主义不适宜于中国的种种论据”。不料，蒋介石对张国焘这一自鸣得意的构想却没有同意，而是表示“另有考虑”。紧接着张国焘接到戴笠的一封电报，要他速回重庆面商要事。 

　　一头雾水的张国焘在军统特务的护送下，于1938年9月抵达重庆。一会面，戴笠就转达了军统主持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办“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即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为了使张国焘忠心卖命，戴笠当即吩咐手下特务，给张专辟一间办公室，配备一辆专用汽车，按“最高待遇”安排住房。 
张国焘此时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要他做“走狗的走狗”，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在失落之余也被戴笠的“慷慨”感动了，因而很快拿出了一种愿意效力的奴才相，并当即提出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构想，并大谈“一方面要打进去，一方面要拉出来”的策略。戴笠当即表示赞同，让他尽管放手去干。 

　　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

　　                                         策反失败

　　可惜好景不长，这种布满鲜花与掌声的日子并未持续很久。在张国焘看来，“策反”是对付中国共产党最有效的办法，因而也是他最煞费心思的工作。继上次提出在陕甘宁设立一些“策反站”的想法后，不久他又向戴笠提出“将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太行山区的一二九师上”。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戴笠听后深表赞同，于是张国焘立即行动起来，亲自选取了五个特务，把“工作对象”的名单交给他们，如此这般叮咛一番后，即令其奔赴太行山区。 

　　一段时间后，消息来了。他派出的五个特务，两个刚到八路军防区，还未开始活动便露出马脚，被逮了起来；另外三个的运气也不好，当他们鬼鬼祟祟地找到张国焘指明的重点“工作对象”进行“策反”时，毫无例外地被当场抓获，交给了反特机关。 

　　张国焘气急败坏地骂了一通，又怒又羞。更让他无地自容的是戴笠对他的冷嘲热讽和责骂羞辱，此时戴笠已没有了往日的和气与尊重，他感到张国焘太不中用，仅是徒具虚名的“绣花枕头”而已。面对戴笠的质问和冷言冷语，张国焘又提出“想在延安设立一个策反站或延安直属组”。戴笠心中对此虽颇为怀疑，但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 

　　几个月后，张国焘虽用尽办法，但也仅在洛川设了一个名不符实的延安站。这与他当初答应戴笠的又差了一大截。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第一，立即停止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二，立即撤销张国焘设立的那些“赔钱、赔人却毫无成绩”的“策反站”；第三，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优待，包括专用汽车。 

　　训练班停了，“策反站”撤了，汽车收回了，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无计可设的张设计员

　　张国焘在军统渐渐变成了人见人厌的“废物”，他也开始为自己的饭碗发起愁来。一天，张国焘在街上闲逛，偶然遇上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亲信机要秘书的甘家馨。甘在大表同情心之后，便问张国焘愿不愿意到中统去，他可以从中撺掇，在朱家骅那里通通气。张国焘顿时眼前一亮，有了“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 

　　果然，事情办得出人意料的顺利。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经甘家馨一介绍，他立即同意调张国焘到中统，并设宴招待。在宴席上，听了张国焘大讲其人生经历后，朱家骅更增崇敬之情。他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张国焘顿时感激涕零。 

　　不过，等他走马上任之后，却发现中统也并非福地，这里比军统还要复杂。他首先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在安排办公室时，张国焘这个中将只得到了一张办公桌。他实在忍不下去了，便去找朱家骅。朱家骅一听大怒，叫来经办人臭骂一顿，才使张国焘的处境略有改善。特务们不再敢公开奚落他，暗地里则对他骂得更狠、恨得更切了。 

　　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却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尴尬的地方“大员”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 

　　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时，心又一下子凉了。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 

　　张国焘所料的确不差，就在他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他更加感到官场叵测，世态炎凉。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施高德路办起了一家“创进”周刊社，出版《创进》周刊，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晚年凄凉岁月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经过四年埋头写就《我的回忆》共计百万言。肯大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 

　　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1966年，张国焘夫妻二人离开香港，到加拿大投奔大儿子海威。
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右手右脚均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他和杨子烈一瘫一跛，都成了废人，住在儿子家很不方便。 

　　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该病院条件很差，病人多而医生、护士却很少，夜里没有护士值班。张国焘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 

　　1979年12月初，因连日大雪纷飞，多伦多天气异常寒冷。老人病院暖气却很不正常，时断时续。3日凌晨，终日躺在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他自己无法拾起，也没有别人理会。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风云人物，就这样凄惨地冻死在了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