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林冲的成语故事: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简论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简论 赣州信息港[www.gz.jx.cn]　　文章来源：江西抗战史研究　　更新时间：2007-5-15 8:50:40
内容提要建设新赣南是抗战时期蒋经国领导进行的地方建设活动。政治腐败和政权、官员疏离百姓，是民国时期长期存在的问题，抗战使其严重性益发显露。蒋经国挟其特殊的家庭和知识背景，发起赣南“新政”，主张修明政治，转移风气，铲除污浊，培养人才，发展经济与教育，与民利益和改善官民关系，建立赣南地区新的政治基础、经济状况和社会风气，实现政治与社会的更新。这些主张，反映了蒋经国当时较为独特而系统的政治革新和社会建设思想，又因其决然推行而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然而，体制内的制度性变革具有难以逆料的艰难性，蒋经国也无法解决其思想主张与社会现实、体制壁垒、政治环境、利益格局之间的深刻矛盾，其新政思想和活动最终只能是一项新奇动人而无法实现的政治实验。
关键词蒋经国政治革新地方建设
“建设新赣南”是抗日战争时期蒋经国发起进行的一项较有影响的地方建设活动。从1939年6月出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到1945年2月离任去重庆的6年期间，蒋经国“日夜奔走”，“苦心”经营，提出并围绕建设新赣南的目标，先后阐述并部分实践了一些在国统区内罕见的思想主张，企图通过个人的影响和努力，导引赣南地区革故鼎新，实现人人有工做、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的“五有”建设目标，“将一个落后的贫穷痛苦的旧赣南，变成一个前进的富强康乐的新赣南”。[1]建设新赣南的思想主张及活动，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政治革新和社会建设的问题，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国民党内反应固然强烈，延安也表示了一定的关注；国内舆论纷起传播，美英等国也有报道乃至记者的实地考察；热情的赞扬和恳切的期望所在多有，尖刻的指责乃至“恶意的破坏”也不绝于道。显然，这是抗战史和民国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198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有研究者尤其是作家、亲历亲见者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这主要是出版了一些作品和回忆录[2]，介绍蒋经国的经历和在赣南的“新政”，但公开发表的研究论著尚难见及。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本文拟结合实践与结果的考察，对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作一梳理，力图回答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和行动何以产生那样大的影响、蒋经国下力气经营新赣南的思想根源和真实意图是什么、客观效果到底如何等问题，以请教于同道和师友。
一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产生于抗日战争和国民党地方政治腐败的双重背景之下。因此，他的思想首先表现出严厉批判现实的特征，而将转移风气、改变现状、修明政治，致力于建设“抗战建国”“新据点”，视为建设新赣南的起始工作。
蒋经国是1939年6月11日正式接任第四行政公署专员的。此前，他长期在苏联留学，1937年回国，次年在江西省政府任保安处副处长、新兵督练处处长，从政经历仅一年半，任专员应当说阅历不足。虽然有蒋介石儿子的特殊身份和优势，为常人所不及，但他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也相当艰难，并非仅凭“太子”身份便能有所作为：其一，此时已处抗日战争的战争环境之中，上海、杭州、广州和武汉等重地已经失守，江西省会南昌及赣北也已经沦陷，江西成为东南抗日战争的前线，境内驻有第三、九两个战区的部队，分别在赣东和赣西北与日军形成对峙，全省比较安全的地区只剩赣西赣南。江西承担着从人力和物力上支撑东南抗日作战、屏蔽西南大后方的重大任务，地位日显紧要。就赣南而言，该区地处赣粤湘三省毗邻之区，虽为前线的后方，但也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就在蒋经国接任的次日即1939年6月12日，日机即分批空袭赣州，专署四周被炸，伤亡百余人，蒋经国的住宅亦遭机枪扫射，其媳妇、儿子只得隐迁到城外通天庙中居住。此后10余天内，赣南各县城皆先后被炸，而敌机炸赣州已大半改用燃烧弹，这使他一上任即面对满目疮痍。他在上任10多天后写给父母的信中说，他自已兼任救护、消防总队长，每有轰炸即“率领队员驰赴投弹灾区工作”，亲自参与现场消防、救护，并曾亲手从瓦砾堆中救活母子2人。显然，江西与赣南的战略地位和现实的战争威胁，对蒋经国的思想不能不产生深刻影响。他在次年春阐述建设新赣南问题时说，赣南是湘浙赣闽粤的总后方，是一个完完全全适合于抗战建国的据点，“建设新赣南，即是建立一个抗战建国的据点”[3]，便很鲜明地表达了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国民党地方政治的现实，对蒋经国刺激甚深，令他很是反感和不满。赣南曾经长期是粤系军阀的势力范围，从北伐到两广事变一直有粤军盘驻，其据地称雄，横行霸道，实际上控制着邻接广东5县县长的安排权和赣南钨矿的管理、税收权，以至如亲历者所言，江西“省政府的政令，一向进不了赣南”[4]，成为长期困扰江西省政府的问题。同时，“粤军在赣南烟赌公开”，军官与粤商包烟包赌包娼，并不隐蔽，造成即使在两广事变平息、粤军交还赣南政权后，其“烟赌娼之为害，人民的痛苦是不堪言状的”[5]的现状。基层地方事务则多“把持在土豪劣绅手里”，他们恃强凌弱，欺压百姓，侵蚀和操纵政权，致使政令不能推行，人民过着“穷苦黑暗的生活”，社会“情况混乱到了极点”。就在1939年初，即曾发生安远、上犹两县自卫队“绑禁县长”，省驻赣南3个保安团的部分官佐“殴辱”当时的行署专员刘已达、致使“赣南情势迫切”的事件[6]，如此等等。蒋经国将这些现象，迳称为虚伪的、封建的和黑暗的政治。严酷的现实与蒋经国的背景、条件和抱负相汇合，激使他下决心“勇敢站起来，号召志同道合的朋友，来清除社会的罪恶，来反抗人类的仇敌”，“为赣南的人民，打出一条生路”[7]。因此，建设新赣南思想的提出，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蒋经国正式提出“建设新赣南”的思想，是在1940年1月。在当时举行的春节座谈会上，他首次阐述了“推行新政治，建设新赣南”和三年实现“五有”目标的思考。后来，他对其内涵有过进一步的概括，指出建设新赣南，就是要“推翻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创造一个新的三民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创造新的消灭旧的”工作，“就是建设新赣南的目的和工作”[8]。由此可见，其一，他对赣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持否定态度，并不认为它是三民主义的；其二，他的建设新赣南主张，思路可称简明，即集中在“灭旧”和“创新”两个方面。这里，我们看其 “灭旧”方面的认识和主张。
蒋经国既然对现实不满，将改变现实作为其建设思想的起始和重要环节，事属必然。事实是，几乎在莅任之初，蒋经国便表达了“灭旧”的强烈主张，这个主张配之以“毫不容情”的“霹雳手段”，在整个建设新赣南期间贯穿始终，尤以1941年实行三年建设计划之前最为突出。其基本内容是：
（一）严禁烟赌娼，转移社会风气。建设新赣南的活动，实际上从严禁烟赌娼、转移风气首开其端。从蒋经国写给父母的信中可知，他上任才十几天即“已开始严禁烟赌”（禁娼稍后），可见行动之疾。他认为，烟赌娼一是败坏了社会风气，二是浪费了社会财物（他认为全赣南一年仅赌娼二项即需消耗650万元，烟款更多，若以之用于建设可做许多事）。因此，他将严禁烟赌娼、转移社会风气作为修明政治的突破口，明确表示“转移风气为修明政治之先决条件”[9]，指出禁绝烟赌娼，目的是要使政治走向清明之道、社会在良好秩序下发展和人民在优良环境下生活。在反复阐述道理的同时，他采用极为严厉的办法施禁，其做法大体是1940年前，让犯禁者在公共场所示众；1941年起，境内仍有售贩吸食和偷种鸦片者，“只要查实，一律枪决”，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和收容所，分别收容娼妓及“不管他是什么人”的赌犯，并视情节罚充苦工、开农场、扫街道等，以促其觉悟和反省，重新做个良好公民。客观地说，禁烟并不自蒋经国始，赣南此前即被“定为绝对禁烟区”，但“这不过是一句话”[10]，说说而已。蒋经国的严禁政策实施后，则大为不同，不仅烟赌消声慝迹，过去的“牌声彻夜”不再耳闻，娼妓也基本禁绝，可以说效果显著。由于烟赌娼的基本禁绝，蒋经国在转移社会风气上可以说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同时也在实际上消解了粤系势力影响赣南的一项重要社会基础和经济来源。
（二）“除暴安良”，打击土豪劣绅等“腐恶势力”。在严禁烟赌娼的同时，蒋经国也表示不能容忍土豪劣绅把持地方事务致使政令不能推行、平民百姓不安生业的现状。他明确将“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界定为“我们的敌人”[11]、妨碍抗战建国和新政推行的腐恶势力，认为建设新赣南不能和土豪劣绅封建势力并存，要使政令畅通，人民安居乐业、新赣南建设成功和地方自治实行，就必须消灭土豪劣绅，肃清流氓地痞，打倒一切恶势力，“建立人民的权力”。为此，一方面，他要求并采用拘案、监禁、罚款物、罚做苦工、用“罪恶板”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另一方面，他特别注意地方武力都是被“一般土豪劣绅所把持”和“落伍的军人”组织非法武装的事实，针锋相对地提出要整编自卫队为统一的国防性武力、办理清乡、收缴民枪、训练壮丁和彻底剿灭非法武装（其中也含有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的内容，因此这一点需要区别分析）。这些主张的实行，对土豪劣绅恶势力是沉重的打击，其武断乡曲、恃势干政凌人的局面，也就大有改观。很显然，蒋经国的这一思想，已经涉及国民党统治建立以来即普遍地严重存在的土劣恶势力侵占政权、欺压人民的问题，应该说是有见识的。正因此，斗争也就相当激烈。据记载，在1942年已经取得将其力量压下去了的“最大的成功”后，仍有个别土劣抗拒和残酷暗杀蒋经国的得力干部，甚至声言要收买蒋经国本人的人头；而蒋经国也就进一步强调要“彻底消灭”其势力，表现出绝不手软的决心。对于地方上公正的士绅，他也表示要予以保护和尊敬，欢迎他们参加建设，可见其政策界线也属分明。
（三）整肃贪官污吏，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尚未受到官场侵蚀的蒋经国，对贪官污吏和官场恶习可称深恶痛绝。他将干部的私欲和腐化视为比土豪劣绅、烟赌匪祸更为可怕的大危险，认为乱派捐款、诈索百姓金钱以肥己的官吏寡廉鲜耻，其“行为完全与土匪相同”，是破坏新赣南建设的阻力和危害人民福利的蟊贼。他指出，一定要“严办贪污”，“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立廉洁的地方政府和民主政治的基础，维护正义和公平[12]。因此，他将施政目标，定“在如何肃清地方土豪劣绅的恶势力，严惩地方不肖官吏，同时并尽力提高人民权利，奖励人民检举”上[13]，提出采用“最严厉的办法肃清贪污”，规定凡贪污300元以上者枪毙（即使是他亲自培养提拔的干部、亲信犯规，也曾“忍痛”处死而不宽贷）；要求配合调整机构和人员转变政府作风，全力克服腐化危险，禁止向民众乱派捐款，整顿租税田赋（3年中取消了36种苛捐杂税），平抑物价；组织政风巡察团到各地去检举大小贪官污吏、新旧土豪劣绅，清除“害群之马”；他还同时劝令从专署人员、县乡长到保甲长的各级官吏，“特别要忧勤惕励，言行自检”，克制不正当的欲望，根除贪污恶习，“永远保持自己的贞洁”[14]。显然，蒋经国在这里表达的是劝惩兼施的严厉治政和治官的思想。
（四）分配土地，打倒封建经济。1940年11月，蒋经国曾喊出“打倒赣南的封建经济”的口号，但涉及作为封建经济核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在1943年国民政府较大规模推行扶植自耕农之时。该年8月《正气日报》一篇反映蒋经国思想的社论指出，农村土地分配，极不平均，没有土地的农民不得不接受苛刻的条件向地主租借土地，终岁勤劳所获，大部分以地租形式缴给地主，农民生计之苦可想而知。过去三年，赣南当局对地方反动势力虽作过多次扫荡工作，但只限于政治方面，“对于以地主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经济基础，未加损害”。社论锋芒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认为欲求改善农村经济，改变大多数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被奴役的地位，消灭反动的地主势力，“必须加紧摧毁地主的经济基础，彻底实施国父的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15]。这样的言论在其他国民党统治区恐怕难以想象，但确实反映了蒋经国当时思想的真实。当然，当时在赣南并未出现与其相应的全面行动，类似言论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它毕竟表明，蒋经国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危害、地主阶级在农村的作为和对平均地权必要性等重大问题，内心是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的。
由上可知，蒋经国所选择的建设新赣南之路，首重批判与清理。他期求全面触及赣南国民党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现实、运作机制与社会风气，力谋以所谓“雷霆”之气廓开根基，进而在这个根基之上建立“新赣南”的大厦。因此，在“终至解决了一个一个的问题”的同时，他顺势提出了谓之为“创造新的”社会的建设思想。
二
蒋经国关于创新方面的建设思想，以“修明政治”为核心，并从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建设诸方面提出了可以说相当全面的计划。就其系统性而言，这些思想形成于1940年秋冬提出并通过三年计划之时，基本目标是希图把整个赣南改建出“新的面目”。
（一）关于政治建设。从根本上说，切断土豪劣绅与政治的联系，惩治贪官污吏，确实重要，但这还只是治标。蒋经国可能认识到，更重要的在于治本。因此，他将修明政治、建立廉洁政府作为其政治建设的目标，在其上任次日即1939年6月12日，他所作第一份“施政”讲词，便是《修明政治与爱护人民》。就其“修明政治”的主要论述分析，他的着眼点又在培植新的干部和聚集民众两个方面，由此构成了他关于建设新赣南领导力量和人民作用的认识，并成为其政治建设的中心内容。
蒋经国对干部的重要性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古人思想自然不绝于口，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论述也常常被他用于说明“建设新赣南最重要的是干部问题”[16]。为此，他将建立新赣南领导力量置于优先地位，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培养、使用和教育干部的思想，其基本点有：造就新的干部，要“开人矿”即发现人才，“用赣南人的力量，来建设新赣南”，更要培训区县乡各级干部，通过培训统一其意志、团结其精神、坚定其信仰和加强其能力，建立起强有力的地方政权，使赣南这只大船向前航行；使用干部的原则是只问其能力、责任感、信仰和意志，绝不看重资历或同乡同学等新旧关系，做到私人不用用能人，旧人（指不合时代精神的腐朽分子）不用用新人，坏人不用用好人，坚持为地为事择人，决不为人择地择事；亲身体验和不断实践是“真正培养干部的地方”，干部既要“重视实地考察”和亲身体验，“了解实际的情况”，力免言行脱节，尤须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做事，“要把民众的痛苦当做自身的痛苦，随时随地为他们忠心服务，尽到公仆的职责”，“拿出血心、热心、忠心、良心来，为民服务，为民造福”[17]；既要爱护干部，也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实行有功必赏、怠惰必罚、功过有归、赏罚分明。这些思想，与前述严厉治政治官的主张相融合，反映了蒋经国希图建立能够在建设新赣南中“发生核心作用”的新的干部队伍的要求。这些要求对当时的国民党人来说，显然过高，因此虽然也有极少数干部深得蒋经国好评，但当时全区的各级干部共有3万余名，他们显然难以领会并真正去践行这些要求。
“人民”是蒋经国经常使用的概念。在其上任次日所作“施政”讲词中，他即明确指出，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政治的腐败澄清和生死存亡，“都系于人民”，因此公务人员要尊重国民（不论贫富）的人格，发挥人民的价值和解决人民的需要即最低限度为人民解决疾病、痛苦和贫困[18]。他之视人民与国民党当局还有一大不同，即基本上不包括地主阶级。尽管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地主其实被他视为反动势力，“消灭反动的地主势力”至少是他心中的目标之一。因此，蒋经国不但在思想感情上相当接近民众，认为与富人相比，穷人的心理更坦白、感情更浓厚、态度更诚恳；而且在政治上十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后来多次指出，确定以国民为主、从政者为仆的地位，集中民众的意志和力量，提高人民参加政治和建设的权利，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幸福乐园的根本条件；160万赣南人民是建设新赣南的力量，如果离开了人民的参与和力量，地方政府必至空虚无能，地方建设亦必毫无成效[19]。这说明，蒋经国当时确实有将人民群众视为政治和建设的重要力量、以提高人民参与政治和建设权利为实现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思想。所以，他相当注重深入乡村民间，上任一年多，即爬山过岭，步行2850里巡访各地，清楚有多少桥、茶亭和水利工程需要修理；诚心听取民众呼声，实行星期四接见民众和在各地遍设民众代笔处制度，亲自“询问生活状况，并调查控诉案件”[20]，解决民众要求和痛苦，仅兼任赣县县长的头半年，亲自处理的民众控诉即达1255件，1942年一年接见的民众有1023人；要求公务员接近民众、体察百姓疾苦，对人民要有恻隐之心，爱民教民亲民，力倡“良法善政”，反对害民扰民和愚民；提出改善官民关系，制定16条官民合作公约，还特别组织政工队深入乡村，以农民为工作对象，调整军民官民关系、调查各县施政情况、督导各地工作。这些主张和做法，不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应该说对人民群众是有益的。
（二）关于经济建设。蒋经国的经济建设思想，强调以发展公营和合作事业为重点，带有计划经济性质。他对西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并不十分认同，批评其经济制度是无计划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而是为了赚钱，所以发生经济危机。他指出，要在赣南建立三民主义的经济制度，其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我们是有计划的”[21]；赣南的经济建设要以发展公营及合作事业为主，在明确建设的现代化、科学化方向的同时，“力避资本主义榨取关系之发生，切求利益归于最大多数之人民”[22]。可见，在对经济制度、发展思路和目标的选择上，蒋经国的思想倾向，实际上是以政权力量规划经济、限制剥削的国家资本主义。他的经济主张，比较接近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思想。
在此主导思想下，蒋经国阐述了一些具体主张。首先，经济建设要有计划、有安排地进行。他相继亲自拟定了三年计划（1941-1943）和五年计划（1944-1948），要求各县逐年逐项按分解下达的指标落实执行。1940年拟定的三年计划，提出农林工交商矿文教卫政等11个方面的建设目标和项目，主要指标为办331个工厂、314个农场、2995个农业示范区、3000个合作社，建筑6043个水利工程、259座新校舍。1943年提出的五年计划，规模更大，提出了工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城市现代化、树立重工业基础等大胆设想和具体指标[23]。两个计划（后者并未实施）反映了蒋经国的基本建设思想和目标规划，事实上成为他在赣南致力的主要活动。其次，强调经济建设最重要的原则“应以全体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在贫穷落后的赣南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蒋经国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巨大的经费需求与财力微薄而又不能过重增加人民负担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他除了极力争取省政府对赣南兴办工业的支持外[24]，还先后表达了发动人民用自己的力量推进生产事业和改造生活，在政府计划与统制下奖励私人投资，吸收外资，自力更生是我们的建设精神，建设捐款按“钱多的人多出钱，钱少的人少出钱，无钱的人不出钱”的原则征收，用很少的钱做很多的事，取缔轻视商人的不正确观念以及清查公产公款、整顿税收、发展公营事业以利增收等等主张。这些主张，应该说具有积极意义。第三，“革新财政”。蒋经国注意到了派款招怨、官吏中饱的问题，对解决该问题也比较用心。他提出一个新办法，即通盘筹划财政总预算，确定老百姓的应分担款额，实行“一年只派一次款”，并由百姓直接向经征处缴纳[25]。显然，这个主张很有创造性和革命性，注重从制度上消除以往随意派款和层层盘剥的诸多流弊，对确实减轻人民负担和有效防止官吏贪挪，都不失为好方法。第四，设立扶植自耕农示范区。这不是蒋经国的创造，却被赋予了他所独具的意义：江西全省抗战中只有蒋经国在赣南4县设立了6个示范区，共征收土地10 806亩，创设自耕农1 116户[26]。蒋经国将设立示范区视为赣南认真执行“耕者有其田”的“和平的让渡”土地政策的开始，认为实行该政策，与消灭封建制度、解决民生问题乃至“建设现代化之农村”、“培养现代化之农民”紧密相联[27]。这也是蒋经国重视并认真办理示范区的内在原因。
（三）关于精神和文化教育建设。蒋经国把建设新赣南看作一个整体事业，因此也特别重视精神文化建设。他认为，赣南的经济建设是绝对不能和“精神建设”分开的，要在物质建设的基础上来改造人民的生活和心理，改造人的质量，比较初步地流露了新精神的产生依赖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意思。他尤其强调理想、精神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指出只有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只有有了新的理想、精神和干部，才能完成新赣南的建设[28]。为此，他将“改变人民的心理”使之“精神时代化”与经济建设一同列为三年计划的主要任务，提出人人都要读书看报、高兴快乐、强壮健康、相亲相爱、劳动做事五大精神建设目标，要求养成爱国爱民的新的道德观念，倡导文化“迅速深入民间，以破除封建思想，竣扬民族精神，提高知识水平，促成社会进步”。他还对日常生活习惯进行改革，制定《新赣南家训》，确定农民节、健康节、官民同乐节、读书节等10多个新节日，要求进行卫生建设和实行阳历年、赣南居民挂戴标识等等，其间一些规定过于机械，与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冲突，引起了人们生活的诸多不便。
在教育方面，蒋经国论述最多的是教育与师资的重要性，用力最勤的是扫盲和兴学建校。他接过其父关于国家的生命力由教育、经济、武力三要素所构成的思想，进一步认为教育为发达经济、增强武力的总枢纽，极力宣传教育对增强国力、培养国民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振衰起敝、教育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培植新的中国人、赣南人，都是教育上的问题，发展教育也是促成民众觉悟、使其不受土豪劣绅欺压的唯一方法[29]。他尤其强调教育在新赣南建设中的特殊地位，明确表示“教育是建设新赣南的灵魂”，是一切建设事业的基础，教育办不好，建设新赣南就是空的。因此，他自己“决以全力对付教育”，表示要用行政力量推进工作，“把教育建设首先完成”；也要求民众重视教育，社会贤达和殷实富户自应慷慨捐输、帮助教育经费，百姓亦应出力参与，办学兴校，识字读书，扫除文盲，限期内“境内倘再发现文盲，必予驱逐出境”。
另一方面，他也十分重视师资问题，认为这是教育建设的基础，“教育建设之能否成功，全视师资的良窳以为转移”[30]。为此，他要求从积极培训和提高待遇两方面兼筹并顾，解决师资缺乏问题。同时，批评只看官阶、卑视教师的不良社会风气，赞扬待遇菲薄而工作勤劳的教育界人士，并用4句话来肯定中小学教师为“建设新赣南的主力军”地位，称他们为冲坚折锐的前线战士，移风易俗的社会导师，筚路蓝缕的开辟先驱，继绝存亡的圣贤豪杰。这里有的话似乎不无矫情的意味，但总体上仍应看到，蒋经国关于教育的言论，还是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和进步性的，有的认识可以说较为深刻而有见地。正是在他的大力提倡和督办下，当时赣南的兴学扫盲工作有一个“飞跃的前进”，蒋经国自己对此也较满意，认为这是“本人最引为荣幸的事件”。
三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立意新奇，来源广泛，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之所以如此下力气经营其主张和活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从未把建设新赣南仅仅看成是地方性问题，他的本意是要在国民党统治逐渐走向衰退的转折时期，提出并实验地方政治革新和社会建设范式的问题，为日后发展建立根基。
由上可见，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反映了蒋经国在抗日战争和民国政治的大环境下，具有独特见解而且较为系统的政治认识和社会建设理想。概而言之，他比较清楚地表明了地方建设的重要意义、思路方法、政策措置和目标任务等主张，其基本思路是：建设新赣南，首先要力谋廓清基础、革新政治、为民除害，然后有计划地进行政治、经济和精神文化教育建设，为民谋利，实现社会的更新。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这个思想具有相当强烈的革新性质和建设精神，并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其一，所言并未超出书面上国民党的政纲和有作为官员应尽职责的范围，谈不上什么创造，如修明政治，惩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烟赌娼等等，但蒋经国的可贵之处不仅是认真申述，而且是雷厉风行地付诸行动，即不但有所言而且有所行。在当时，应该说做比说更难也更重要。这一点，在当时民国政治中是少见的。其二，所思虽然源于上面的部署，但蒋经国作出了自己的发挥，进而形成了较有意义的思想见解，例如在地方自治、扶植自耕农、国民经济建设等等方面，他所阐发的干部思想、人民观点、建设原则等，颇有见地，其意义和深度都大大超出了当局的本意和预想。蒋经国在思想上的发挥与发见，也是其他许许多多国民党官员难以做到的。其三，所想完全出于自己的创造，大者如建设新赣南思想的提出，建设目标、方针和政策的确定，小者如重视改善官民关系、改革财政和减轻人民负担、倡导公正公平等，确如蒋经国所言表现出要自己走出路来的创新特点，有的确实具有可贵的思想价值。正如江南先生所言，他在赣南形成的接近老百姓的风气，“既可开辟官民沟通意见的渠道，复可遏阻下级官员贪赃枉法之风”，“别的国民党官员办不到”[31]。因此，从一个地区行政的角度看，建设新赣南的言行立意较高，新鲜活泼，非一般性地方事件可比。
包括海外学者在内的不少人，都指出过蒋经国“落在苏联的模式里”的问题。这涉及到怎么看待建设新赣南思想的突出特点，即思想来源的多元性问题。事实上，蒋经国在营建其思想主张时，比较多的注意到了自身偏重于苏联生活经验而中外古今知识不足的问题，因此也就比较注重广收博采。从其言论中可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石的言论，古代政治家的经验，现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和苏联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共同成为蒋经国的丰富的思想资料，都各各有所反映。首先，他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有较为深刻、准确的理解，在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方面都有较好的阐发和运用。对其父言论的宣传阐发也十分用心，在讲话中引用其父的言论屡有所见，其精神文化和经济建设思想，也可以说基本上未出其父发起的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新生活运动和经济建设运动的大框架。从总体上说，孙中山三民主义在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中，始终处于主体的、基干的地位，事实上被奉为建设新赣南的指导思想、目标模式和行为准则，一些国民党人指责他“赤化”，实在是冤枉了他。其次，在这个根本前提下，蒋经国确实选择运用了其他思想资源，但都只具有从属的、借鉴的意义：民主政治虽被定为政治目标，除了有与三民主义相同含义者，也有用于社会动员的实用意图。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经验为他大量引用，尤以王安石和王阳明为最。前者例如阐发王安石实施新政的精神（他之将建设新赣南称为“新政”亦源于此），并认为王之新政失败在于不会用人和当时所谓贤者不为王所用等等；后者如编印和讲解王阳明治理赣南的事迹及文选，建造阳明堂、仰德堂，设立阳明奖学金，依照王搞“赣南乡约”办法编印“新赣南家训”[32]，要求学习王阳明做人做事的道理和管人管事的经验等。显然，蒋经国重视王安石并表示要完成其未完成的新政事业，是与其在社会革新上有共通之处；推崇王阳明并表示“一心一意的来学习阳明先生的精神”，则在于王治理赣南的经验。至于苏联的思想影响，确实很大，不容否认。由于长期的留苏生活，苏联的思想影响可以说深入骨髓，这从蒋经国接受并着力阐发计划经济主张、干部决定一切思想和群众观点，以及其作风方法、语言辞句上，都可得到证明。对此，他自己也未隐讳并有所辩解。他曾针对当时关于建设新赣南不合中国国情、是要把俄国人的鼻子装在中国人的脸上等批评性意见，明确表示，他的言行是以中国的社会实际为依据，在以中国社会实际为施政根据的基础上，“采纳人家建国的经验，运用科学的真理，不但不会错，而且是应当这样做”[33]。这个回答理直气壮，同时也说明，尽管苏联经验影响巨大并使其思想显出鲜明的痕迹，蒋经国仍然仅限于从经验借鉴和思想、行为方法的角度进行选择和采用。当时一些国民党人对此大生诟病，既反映了某种事实，也与其反苏反共的思想立场不无关系。正是思想来源的广泛，蒋经国建设新赣南思想才显得丰富和鲜活，这是自不待言的。
其实，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之所以引人注目，根本所在，是因为他在国民党统治逐渐走向衰退的转折时期，提出了地方政治的革新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社会的问题。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蒋经国所针对的都既是地方社会的恶劣现实，事实上也是民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重大问题，如土豪劣绅等恶势力对地方政权的渗透与控制、基层组织的无力与空虚、官吏的贪渎与庸劣、与人民关系的疏离与恶化等等，均是涉及政治制度和统治现实的根本问题，从国民党统治建立起即已存在并延续恶化下来。因此，蒋经国在赣南的所思所为，反映的实际上也就是对民国政治的革新要求和建立社会新模式的企图与设想。所以，他的努力首先得到了其父的支持和“赞许”（至少前期是这样）， 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熊式辉，也是从“地方政治改革的新成就”[34]的角度予以评价。而毗邻的江西第八行政区的瑞金县，竟也于1940年秋冬，仿效着进行所谓“建设新瑞金”的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的言行必然触动既得利益者，因而在国民党内也就遭到了激烈的攻击和反对。对于自己的用心，即其着眼点在全国而不仅仅在赣南一地，蒋经国其实说得既清楚又坦率，一点都没有隐蔽。他从一开始，就没把建设新赣南视为地方性行为，一直反对别人看低其意义，批评关于建设新赣南是地方性行为之类的议论，是“完全错误”的观念，明确指出建设新赣南“毫无地方特殊之色彩”，决非属于地方性活动，而是“伟大的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整个国民经济建设的一部分”和“建设新中国工作之一部分”。他多次对朋友亲信坦言，赣南是其“心血地”，“赣南事业无异于革命之火光”，他所以苦心经营，流汗奋斗，不是要这块地盘，而是要做更大的事业，“要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要在黑暗的政治环境中，打出一条光明的道路来，”要用赣南事业的“火光以照耀黑暗之四方”[35]。显然，蒋经国极力突破建设新赣南的地域价值而拓展其普遍性意义，甚至于建议其父将他发起的农业丰收运动办法推广全国参考，清楚地显示出其深远的抱负和目的。美国人评论说“小蒋建立模型，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36]，可以说是清楚地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即蒋经国的深刻用心的。因此，我们如欲真正把握蒋经国建设新赣南的思想和活动，显然也就不能离开这个根本点。
四
蒋经国的思想既有反映、批判和改变现实的优长，也有过于理想、脱离现实的缺失。其思想和实践，从治理社会的一般意义上说，具有不应忽视的一定价值；从当时的条件和最终结果上看，则只能说是一场不可能实现的政治实验。
实事求是地说，蒋经国为实践其思想主张作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不可轻予否定的一定成绩。在整治社会秩序方面，如前所述，以示众、罚工来严禁烟赌娼乃至枪毙售贩吸种鸦片者，转移社会风气；用拘禁、罚工罚物和公示等办法，“毫不留情地打击”土豪劣绅，改变土豪劣绅恶势力武断乡曲、干政凌人的局面；严惩贪赃枉法，禁止向民众乱派款，即使是他的亲信犯规也“忍痛”处死而不宽容，3年中取消36种苛捐杂税，等等，不能不说难能可贵。在社会建设方面，情况虽更复杂一些，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转化成了建设的成绩。据他自己在1943年底的检查，其政令被执行情况为：做到的占55%，做到一半的30%，完全没做的15%。从其它方面的记载看，成绩也较明显。
在工业上，时人记载，江西的工厂大多创办于抗战时期，“其分布地区，咸集中于吉、泰、赣一带，以赣县最多”[37]。仅据1943年1月至1944年9月间江西省建设厅核准的工厂登记清单统计，全省已登记工厂总数为74厂，其中第四区有26厂（大多在赣县），占35%[38]。这些工厂，涉及机械、电力、化工、麻织、食品加工、火柴、卷烟、造纸、印刷等行业，有的还很突出，如印刷业，当时大东书局、商务印书馆都在赣县设有印刷工厂，“成绩卓著”；又如“战时在赣县创办之化学工业，有兴业电化厂及利原化工厂，规模较大，生产亦巨，均能自行制造酸钾烧碱纯碱等，对供应物资缺乏之西南各省工业，颇有贡献”[39]。
在商业方面，以开办商店数为例，据1940年调查，赣县有1 313家，位列吉安、浮梁之后。到1944年11月调查，赣县商户已居全省第一，增至2 363家，分布在39个行业[40]。可见当时赣南商业发展情况较好。在农民生活方面，据中央农业实验所有关乡村物价调查，江西有完整数据的吉安和赣县二县，农民所付物价指数1940、1941和1942年赣县分别为310、662和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