胖熊警察自爆马眼: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

                                             江上有奇峰  偶尔露峥嵘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
这里是一所较新的庞大建筑物，大院四周种满米兰树、白兰树，栏栅是茉莉花，这些花夏天开得特别茂盛，随手可以采摘。当我们走进大楼时，一看屋顶好高，四周是北方少见的落地大玻璃窗，除了门口放着四张椅子，供警卫人员休息外，整个大厅空荡荡的。忽然从左侧走出来一个身穿西式服装的女服务员，她领着我们，走过长廊上到二层楼。又过了一条长廊，进入一间大会客厅，大厅的一边摆放着沙发。这间大厅四窗紧闭，室外的热浪被完全隔绝了，使人有舒适感。

　　吃过晚饭，江青带着维特克及其他人，慢慢走着又转了几道廊子，来到另一间大房间。参谋已经带着维特克先进去，宾主在沙发那边坐下。

　　江青突然一声叫：“小张，你今天给北京打长途电话了？谁让你打的？”

　　“这是规矩，我们随外宾去外地，是要每天向北京汇报情况的。”我回答。

　　“我的事不用汇报，向北京打长途是我的事，不用你管。以后不要再打了。”

　　转过身，江青走近维特克，立刻换了声调,微笑对着维特克：“这里空气新鲜，又凉快。我要生活在20℃至22℃的恒温中，这才不感冒，我不喜欢空调的冷气，所以需要常常换房子。我未来之前，这间客厅的空气和温度已经调换好了。”江青像是对着维特克说的，又像自言自语。小沈正在左顾右盼，像是没有听见江青的话，也不翻译。她心里对江青这种卖弄享受很是反感。江青瞪了小沈一眼，也没好说她什么。

　　宾主相对坐下，江青又讲开了：
　　“现在说上海。到上海的第一夜，住朋友家，在一个剧社，可能与苏联有关，上演《怒吼罢，中国！》，是进步的，苏联刚与我们建交。朋友请我去先施公司吃夜宵，有两件事印象很深。我是以群众组织的关系到上海去找党的关系的，通过田汉找党。我知道有个‘春秋剧社’是左翼的。田汉住哪里不知道，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这是冒生命危险。头天晚上在先施公司吃夜宵，听下边吵吵嚷嚷，往下看好像有人打架，朋友说别看了，是野鸡拉客人。第二件是他们要我参加演出《怒吼罢，中国！》，演一个角色，我不能不答应。每天找‘春秋剧社’，我一句上海话也不会讲，也听不懂，但很快找到了春秋剧社。我到那里就说是北方来的戏剧工作者，要找田汉，把党的关系藏起来了，但这样也有被捕的危险。田汉有两个弟弟老三和老五。老三来了，这是很不好的人，但他带我去见了田汉。带到他母亲的家，什么路记不得。田汉叫我哪儿也别去了，就住在他家，要弄清问题。因他们认识我在青岛的一个同志，我说了这个人的名字，他们就信任我了。过了几天，田汉、周扬、阳翰笙三人共同跟我谈话，他们说青岛现在中央知道了，要我放下关系，党的关系可以接上。他们问我想做什么工作，当时有两个电影公司靠拢我们，还有剧社，问我上不上舞台，甚至问上不上银幕，我拒绝了。我要求做群众工作，基层工作。这样他们同意，叫我到北新‘晨更工学团’。那里很荒凉，陶行知在大场办‘山海工学团’，他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重庆时他的地位与闻一多一样。大场很大，‘晨更’与陶有关系。我们募捐，有时找陶。他对我很好，陶也是留美学生，学杜威的。他原叫陶知行后改行知。他在南京办晓庄师范是很有名气，他提倡思想自由。在他那里学习的有一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被捕时排队唱着《国际歌》被杀头，是很壮烈的。陶很爱护青年，我是被爱护者之一。‘晨更工学团’是义务学校，主要教工农子弟，还办店员补习班。我去时，田汉派他的弟弟老五与我同去，他忽然间对我起好感，不顾那样的环境，老在屁股后追着，弄得大家都议论纷纷。田汉有个名字叫老大，这不完全因他是第一个孩子，而是上海流氓。龙头老大，码头二哥，插花三爷……直到老九，当时不知道。我冒险写了封信给田汉，请他把弟弟调走吧，否则我不能工作了。他是官僚主义。谁敢批评他呀，从此我倒了霉了。他弟弟是调走了，我的党的关系也不给解决了，因我的关系都在他们那里。晚上我在街上走，很危险。碰上廖沫沙，他的妻子是我们一个老同志的女儿，他们住在小亭子间，有个小桌子，叫我睡在小桌子上。他诉苦，说风声紧了，有人要逮捕田汉，田汉已经搬家了，但他没有钱搬不了。我第二天清早就到大夏大学去。我到上海前一年那里曾经是我党堡垒，但王明路线左得那样厉害，举着红旗去示威，大批学生被捕，并不都是党员，但党员都给搞掉了。1933年夏秋之交，夏天去的，后来据说国民党特务在那里有几十，都有手枪。我去找一个同乡女同学，她对我很好。我问她：我想向你借一点钱。她问：多少？我说20元。她说刚交了学费。但看我很为难，说还有饭费、零用费，借给20元。我回到廖沫沙那里，给他要他赶快搬家，但钱一定要还我，因为我是借的。结果从此以后，既未见他们，一个钱也未见，我怎么还钱呢？到中学兼课，教国语。一个钟头多少钱记不清了，除了车费都攒下来，我还了，我赌咒再不见左翼戏剧家联盟的人。我在群众中定会找到党，党也会找我的。当时上海有文总、左翼作家联盟、社会主义文学会联盟、青年团左翼教联，都找了。我什么都做，凡是革命工作都做。

　　“红军北上抗日，募捐。1932年十九路军打了一仗，群众知道要抗日，不知道红军。五一、五四、五七、五九、五卅都要上街示威，飞行集会，飞脑袋去。1934年什么节日，可能纪念‘九一八’，这时我有党的关系了，党找了我，去示威，要我担任沪西区的指挥，临时交给我一队不认识的女工，尽管她们有的衣服比我穿得还好，但我这样子一看就不是女工。我在这儿演《婴儿杀害》，还有《锁着的箱子》，演完从后门走了。去看示威路线，空着肚子，想到左翼的人平常去的白俄餐馆吃罗宋汤，想碰见熟人或向老头赊账。一进饭馆，他们没有走，叫女主角的名字，把我抛起来，高兴地说你没被捕呀，告诉我前台要拉幕抓人了。陶行知请了二十几个教授去看戏，出来讲了话，他是名人。那天吃得最好了，谁都给我吃。

　　“第二天示威到泥城桥，带着的女工都跑了，后碰到公开关系，说是改到爱文义路去了，我赶快跑去，还是没有。我绕圈子最后在一个角上找到几十人。有个小孩，那是我学校的，包了个包袱里面是传单和红旗，警察打散了，我装着看时装不走，等他跑了才走。有个刚从牢里出来的同志老王，同我一起从泥城桥到爱文义路。他说他被盯梢了，他让我先走，敌人认识他。我在上海不公开，是下层干部，既不是中央的又不是江苏省委的，先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叫辆黄包车兜个圈回学校。回去后大家正在争吵，党是‘左’的很厉害，共青团比党还‘左’，后来才知道特务掌握了团的领导，他们提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左勿右。对我说你很勇敢，没有逃跑，我们再去搞飞行集会。我说不去了。议论议论两派意见。相持不下，争论好几天。我们那地区很大，很好掩护。教联的党团，坚决要我走，共青团只同意学校搬家，学校怎么搬呢？我认为教联意见正确，就走了，到北京。

　　北京的白色恐怖很严重，很难开展工作。我在北大旁听不要钱。李达讲政治经济学，满堂的听众。那里一个月花7元钱。北京图书馆是全国著名的，我从朋友那里搞了借书证，带烧饼进去，一整天不出来。有几个月学会了脚踏车，尽闯祸。有一天我和赵丹、崔嵬一起骑车，赵丹在前，崔嵬在后，来了个流氓把我逼下车来，崔嵬、赵丹把他揍了一顿。后来教联党团调我，又回到上海。

　　女青年会办了很多女工夜校，当时都在我们手上。男青年会最反动。叫我到沪西女青年会办的女工夜校做教员，接上了党的关系。我能与学生同吃、同住，但不能同劳动，因为有一个任务，即做工人家庭访问。这时参观过一些中小工厂，大工厂进不去，因警戒森严。我的学生多数是内外棉的，纱厂、袜厂的，少数是烟厂的女工，过地狱般的生活。纱厂女工最高的每月收入十七八元，一般的十二三元，童工没有什么钱。资本家怕工人偷懒，卫生间搞大马桶，进去就恶心。早上6点上工，4点就得起床，走很远的路。她们住后楼，前楼是课堂，我住亭子间，因我睡觉不好，改卷子。袜厂的女工更惨，最高工资12元，断一根针罚1元。我有一个最喜欢的学生叫季月娥，一个月断8根针，大家就帮她。包身工更惨。工头到农村骗农民，烟厂有一排凳子，谁占了位子，就有可能当工人。有个黄包车夫的女儿去得最早，占了个位子，但工头介绍一个女孩来，把黄包车夫女儿的头发揪起来，一脚把那个女孩踢到楼下，小孩就死了。这些工人很容易接受革命。”那时我坐在旁边，全神贯注想听听江青的“革命斗争史”到底是怎样的，但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云遮雾罩、东拉西扯，怎么也听不明白。后来江青要整理记录，我又曾经再三阅读，始终理不出个头绪来。天知道维特克有多大本事能写出一本江青传来。

　　江青：“有一天我到上海兆丰公园给一个人送信。这是横的关系，不应该再联系了。他送我一本左翼刊物叫《世界知识》，他约我去愚园路吃饭，我没有去。回来时走的越界中路。外国人治外法权，兆丰公园附近都是别墅区，我赶快走着。黄昏了，听到后面有人骂，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后面的人骂他，这时我被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了这条路。到一个派出所，没女看守，不搜身，只把《世界知识》拿走。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当时我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褂子，穿毛背心，秘密表格在衣角上。被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警察回来了，那时国民党抓人抓疯了。赶快弄到野地里走，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出来说好话，一装红脸，一装白脸。前面有水田，我装着跌倒，把衣角的东西吃进去，这就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到区的警察局，关进栏栅里，两个特务打电话，听他们说抓到嫌疑犯，要黑牌汽车。当时明白不是因直接关系，而是因那朋友而被捕，于是准备口供了。王明已是叛徒，我们有证据。我大哭大闹，把我关到市局。我说我是到兆丰公园看小孩玩的。那时特务捉一个人得多少钱，监狱里人满之患，他们说我的朋友是共产党。我学一个同志的经验，装不认识字，也装傻，什么都不知道，装落后，什么都不懂，政治犯唱革命歌曲，我唱京戏。他们去女青年会调查，没有证据。本来一周就要放我，但有一个女叛徒，说我是装傻。当时有个著名的叛徒叫黑大汉，江苏省委的，两小时就叛变了，假装去欺骗这个女同志，暗号什么都是对的，叫她把秘密文件弄走。这里是租界，她的车突然离租界，到了南市，她就被捉到局里，原先还坚决，后来上了酷刑就叛变了。黑大汉还出卖了自己的妻子，后来叛变写了自首书。

　　“有一天几个学生来给我送东西，我以为是因为我的原因把他们抓到这里的。我就大闹，说他们捉不到真正的共产党，只能抓我们这样的女孩子，给我送东西的也被抓，我坐班房不名誉了，要失业了，你们索性枪毙我吧。这时一个大巴掌打过来，是黑大汉。他骂道，你这个小妮子喊什么，我认得你……

　　“后来女青年会来帮忙，陶行知组织了一大批教授来保我出狱……

　　“哎呀，总之那斗争是残酷剧烈，以后我又到了北京……

　　“1935年春夏之交，教联又去信要我到上海。因为剧联点名要人演《娜拉》。我不喜欢剧联，但可以找党。剧联的人瞧不起我。我夜里不睡觉下功夫读剧本。我住的亭子间下面住的是裁缝，他夜里干活，我就读剧本。我一举成名之后，他们都对我巴结起来了。

　　“鲁迅在《申报》“自由谈”里称赞我，我没有见过他。他是看了我的戏。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但四条汉子，就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搞分裂，想搞死我。你知道，中国有个女明星叫阮玲玉，和美国的嘉宝一样。但阮玲玉被迫自杀了，他们想逼我当阮玲玉第二。”

　　维特克打断了江青的话：“江青夫人，你和鲁迅先生有联系的，是否可以多讲点，这是外国所有人都想知道的事。”

　　江青：“‘四条汉子’提出国防文学，这是典型的汉奸文学。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于是他们围剿鲁迅。在上海，我也是当事人，被围剿的……

　　“30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候鲁迅是革命文艺的旗手。我想你一定读过鲁迅的著作吧，了不起呵，鲁迅对我是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革命的女性……

　　“唉，真惨啊，在那个时代，鲁迅贫病交迫，他生了肺病，国民党迫害他，还有内部斗争，就是‘四条汉子’围攻他。文化大革命通通被打倒！他们围攻鲁迅，也围攻我。

　　“1936年鲁迅病逝了，我们组织了上万人的大游行，也就是送葬的行列，我们绕着人多的大马路走，我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一排人手挽着手，昂着头，你想想看，那有多么神气。我一点都不怕国民党特务，走在最前面……”

　　江青越说越神气。但又一时接不上话茬了，忽然嘻嘻一笑：

　　“我想起来了，给你带来一些照片，当然不是我童年的了，青年时代的，也有我革命生活各方面的。唔，还有我自己拍摄的艺术作品。我是个业余摄影家，这里有我的摄影室、暗房，我什么都是自己来做的，这就是陶醉在艺术之中啊，是非常有意思的……”

　　维特克：“我也拍照，但拍不好，我向你学习，江青夫人。”

　　江青从她身旁的茶几上拿起个厚纸夹，翻看着对维特克说：

　　“你看，这是土改时期的，我还牵着牛在耕地哩。这是在延安窑洞前边，窑洞里面的也有。这是西北战场，如果你的书上需要，我可以复制，都送给你，这是很珍贵的资料。而这两张是我的作品：这一张是庐山仙人洞，你一定读过毛主席写的庐山仙人洞的诗吧：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
　　“这是毛主席专门为我写的，许多人都知道。这另一张呢，是庐山风景。这首诗是我自己题写的：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摇首朗诵，接着说：“我亲自拍的风景，亲自给你写上自己的诗。你看有意思吧，是不是？哈哈哈，小沈你给她翻译呀。”

　　突然，她声调一变，恶狠狠地斥责道：“小沈，我总觉得奇怪，我说了许多，你怎么翻出几句就完了呢？是不是偷懒？”

　　“英文译出来要简洁得多，首长。”

　　小沈毫不在意地回答。

　　清晨4点钟了，谈话结束。又过了多么漫长的一天啊！人人显得疲劳不堪。大家的心里还充满了愤慨。

　　大家回到宾馆，走进我那间大套间，各自找个舒适的椅子坐下。这两天已成习惯，互相之间有了信任和了解，回来都聚在一起。宾馆还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些点心什么的作为夜餐。他们知道，我们总是半夜才回来。

　　小沈本躺在那硬木大沙发上，一下跳了下来，她总是毫无顾忌的：“你们诸位听明白江青的历史了吗？她怎么连自己的父母家庭都说不清楚呢？老说走夜路找母亲，这是什么意思？还说我翻译少了。怎么给她翻译？为什么老走夜路呢？奇怪！”

　　小俞也接着说听不明白：“她的童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呀。”

　　老陈往常是比较谨慎的，这一次也忍不住发表一通议论：“谈自己的历史，怎么一点条理都没有？看来她是有准备的呀。在上海又是地下党，又是飞行集会，又领导工人运动，还是第一流大明星。我听了半天一点也弄不清楚。维特克能听懂了？能根据这些就给她写传？还说要将记录送给人家。我在旁边就没法记。”

　　小沈又插话：“我看呀，简直就是东拉西扯。只有一点是清楚的，自我吹嘘，牛皮都已经吹破了。她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谁知道？以后还有两三天哩，老张，你知道她还要讲什么？看见了吧，她对我的翻译已经不信任了。明天你来吧，徐同志（这是外交部另一个翻译）。”

　　徐说：“我？还不跟你一样？她那些东拉西扯毫无逻辑的话，谁也很难翻出来。”

　　小沈：“这真叫没辙。她的讲话向谁请示过了？她胡说八道，还指挥了西北战场，谁替她负责？”她越说越气，我只好劝阻。

　　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弥补，至于责任，只能由她自己负。

　　七嘴八舌之间，大家感到彼此的心贴近了，几天的相处互相也都了解了，说着谈着天已大亮了。

　　老陈最后出门，对我说：“江青那首诗，你记得吗？我可是记了。留给你看看。”她从记录本扯下一页，交给我。

　　我走进卧室，尽管全身疲乏得像散了架，仍然毫无睡意。这几天已完全处于失眠状态。拿着老陈交给我的纸条，看那首江青自己写的诗。那首诗是江青思想深处的自白。对她而言她已经被锁得太久了，现在已到了该露峥嵘的时候了。这样的心声坦率露出来，她已毫无顾忌。相反，她怕别人悟不出她的意思。

　　毫无疑义的是，江青确实在有计划地为自己树碑立传。她要制造舆论，在全世界树立自己是中国领袖人物的形象。她认为维特克是可以让她达到目的的人选，所以才要大加拉拢，要给维特克资本，给维特克一些别人所得不到的材料。她不顾一切，甚至泄露机密。这一切只是为满足个人的虚荣心吗？不是！她在谈话中没有逻辑，胡编滥造，但对怎么为自己辩白，怎么歌颂自己，却都是有意识安排的，同时又明枪暗箭伤人。有些话故意说得不清不楚，让维特克去编造去发挥。

　　记得江青在某次谈话中说过：“文化大革命”要打倒打烂的首先是国务院、官僚机构。刘少奇是自己送上来的绊脚石。周恩来、彭真才是主要的革命对象。并且说了不少党内高级领导者之间的许多分歧。她拿出那首诗，分明是她心灵深处的自白，她是野心勃勃的！除了张春桥、姚文元之外，还有一帮人在支持她。否则她能如此猖狂吗？江青这个人会装疯，其实不疯。有时是泼妇本性的暴露，有时是以为自己已经登上了顶峰，可以为所欲为了。

　　翻来想去，我心中作痛：“文化大革命”这几年，已经搞得天下大乱，国家民族都在倒退，如果有朝一日，这班人夺走了国家的大权，那真是不堪设想呵！……过去的一切又在我脑中闪现。1938年的江青，1947年的江青，1964年的江青，眼前的江青……时而交叉，时而重叠，这个人似曾相识又完全陌生：她渴望成为社会的中心，她一心想使自己跟着别人伟大起来。她那好出人头地的天性与她随口编造谎言的本事，真是相辅相成呵。

　　时间已经到了8月27日。大家估计江青的谈话快到尾声了，但并非如此。她每日下午6点左右才开始谈，每天请维特克晚宴，而且都要说到半夜2点以后。

　　还是在那座大建筑里，每隔两小时换一次房，以便通风和保持恒温，坐了下来就开讲。

　　江青：“他们的领导骨干是叛徒、特务，革联成立了假党，不要我，现在才知道。过去党中央不知道，延安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据说我离开上海之后，救国会也不要了，改为救亡协会。在这些群众组织中，骨干为叛徒、特务，但广大群众是好的。如七君子事件，我要去营救，到学校去帮学生搞抗日的爱国宣传。周扬他们是假党。当时他们要迫害鲁迅，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他们扣我许多大帽子，我不理他们，因为有群众，他们也不敢怎么样。剧协党团不要我，说我是托派等等。为‘三八’节搞演出，票都卖出去了，事先也开过会，但到时候他们都不来。国民党也不让演，黄绍竑的侄女签字才让演出。我临时上台演双簧，我还发着高烧，还有个演员装醉，给我一拳。到延安后我要求组织审查两次，要他们那些人交代。周扬、胡乔木都保他们。在延安，组织上说，你的历史我们清楚。但我已是毛主席的妻子，需要群众了解我。所以第二次到党校。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知道，他们都是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

　　“鲁迅在五四以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反对孔夫子是一贯的。他在五四运动后被北师大赶走，跑到厦门大学当教授，然后到上海，他自己说他1927年至30年是观潮派。1931年就不观潮了，而是拿起笔作刀枪。1933年或1934年，陈赓同志到上海就住在他家。瞿秋白未叛变以前，同他在一起。当时鲁迅在上海的处境虽然不好，但他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广大工人中，威信都很高。但他身边包围一群人，都是所谓左翼，大弟子丁玲、萧军、胡风，当面装出左，背后干特务。‘四条汉子’说代表党组织爱护鲁迅，说托派要整他，实际是‘四条汉子’要整他，国民党整他。但他临终都在战斗。

　　“1935年党中央、毛主席、红军到达陕北，毛主席打下了一个城市，就找报刊和书来读。为掌握情况，鲁迅的书随时都读了。《我的一封公开信》主席就看了，并推荐给周恩来同志，说这人可有点性格。他长征时挑了很多书，我有主席的手体，是很珍贵的历史文献。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有群众性、阶级性。而王明提‘国防文学’，这毫无阶级性。鲁迅坚持这口号，这就引起围攻。‘国防文学’是地地道道的反共汉奸文学，当时在这个口号下，演出了《赛金花》、《石达开的末路》等。1935年我回到上海时还有革联，组织了业余剧人协会，第一次演《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我演女主角。当时演这类戏也是不正常的，但还是很有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戏。演《赛金花》搞分裂，甚至要搞死我。我并不想做电影演员，但一举成名，电影老板来找我订合同。当时鲁迅尖锐批评他们这些，你想他们不要把他置于死地？如能接他到根据地，他还能多活几年。像他这样的人无须入党手续，他是非党布尔什维克。所以对鲁迅要历史唯物地看，他前期是个激进民主主义者；中期观潮；后期起来作战，一直到逝世。毛主席说，鲁迅是伟大的英勇的旗手。”

　　维特克：“刚刚江青同志谈的党与鲁迅的关系，对外界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很有用。因为在这方面外界有很多模糊的看法。”

　　江青：“1933年陈赓住他家。瞿秋白叛变前也与他接近。1935年毛主席派人去接他，那时上海正围攻他。我知道的关于他的事还太少了，学习也不多，不过所说的都是事实。当他们要搞死我时，舆论通通起来，就是《大公报》不表态，他们要逼我自杀，并放空气要绑架我。我认为不值一驳。那时我身体很坏，我薪水虽多了些，但我有家庭负担，我到供黄包车夫的饭铺吃馍，别人说我是怪物。惟一的嗜好是买书，书店的人认识我，我没钱，他们送书到家，以后再给钱。有时我还到当铺去当，真是没有法子。我那时的生活你们都不会理解的。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三次公演，都是成功的，但都赔钱。我从不揩男人的油。旧中国男女朋友一起外出，车饭费都是男的出，我不这样，有钱时抢着出，没钱时说，这次你出，下次我出。为了看嘉宝的《茶花女》，在第一流戏院，我到得比较早，等到朋友来时，我抢着买票，排了队要买票时，才发现被人掏了腰包，这次只好让朋友买票。看完戏又坐黄包车到处向朋友借钱。

　　“在座的同志都没有这样的感性知识。我还要养家，一个母亲，一个守寡的姐姐，当时要有气魄才能顶住。我天天上马路，你要绑架就绑。群众动了公愤，见了我拉手送花。《大公报》有个女记者，她要我表态。在路上还碰见另一个骂我的记者，要同我拉手，我说你用斗大的字骂我，我在这里等着你，我绝不离开上海。我本来要离沪，电影公司的合同没到期，加上这事更走不了。后来比较同情我的朋友说，你还是写，这才写了《我的一封公开信》。我被捕第一夜睡醒了，就想起苏联领事馆那面红旗，始终相信这面红旗中国会有，这样你就知道李玉和是怎么创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