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世唐门霍雨浩和王东:陈伯达与于会泳

　　《建国大业》、《解放》等影视作品，出现了江青四十年代后期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镜头，引起舆论关注。把当时的江青当作共产党革命阵营的一员来处理，无疑是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要说有什么遗憾，就是《建国大业》在表现1948年国民党空袭阜平城南庄毛泽东驻地一段时，以相当多的笔墨表现炊事员（喜剧演员范伟饰）为了给毛泽东抢出一罐红烧肉被不幸炸死，毛泽东鞠躬哀悼。这个情节虽然生动，却于史无证。如果让范伟饰演陈伯达，表现陈伯达在这次空袭事件中曾经救过毛泽东的史实，无疑会给影片增加一抹亮色。历史的真相是，1948年４月，毛泽东住到了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刚住下不久，暗藏的特务刘从文就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报告了毛泽东的详细住址。５月的一天，过去一直平静的城南庄的上空突然响起了飞机声，不一会，国民党的几架轰炸机出现在城南庄上空。毛泽东正在屋子里批复电文，没当一回事。陈伯达听见了国民党的飞机声，立即感到大事不好：这些飞机是冲着毛泽东来的。他急忙往毛泽东住的屋子里跑。陈伯达一进院门，看见江青正一个人向外跑，并且很快就钻进了防空洞，而毛泽东还在屋子里。于是，陈伯达不顾危险，跑到毛泽东的屋子里，高声喊道：“敌机来了，敌机来了，主席快走！”毛泽东这才意识到问题严重。陈伯达叫几个战士架着毛泽东赶快撤。毛泽东刚走出院门，敌机扔下的炸弹就准确地炸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陈伯达救了毛泽东。

　　近二十多年来，人物传记的出版日趋繁荣。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对许多过去在政治上被判定为负面人物的传记作品开始告别脸谱化，努力展示他们人生的复杂性、丰富性。从古代的帝王将相，到民国时代党、政、军、商、教、科、文诸领域的人物，都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传记。唯有涉及到晚近的政治另类人物，比如江青集团里的人物，还没有走出脸谱化的格局。一些传记作品，谈到这些人，就说他们做了哪些坏事；或者有什么罪恶，根子就追到他们头上。这样处理历史，还不如某些影视编导高明。我认为，即使面对晚近的政治另类人物，也应当走出脸谱化的格局，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写。

　　最近，我读到戴嘉枋所著的《走向毁灭——样板戏主将于会泳人生沉浮录》一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公司2008年出版），感到这是一部走出了脸谱化格局的政治另类人物传记。

　　于会泳原来是一位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是《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杜鹃山》等现代京剧的音乐主创者。四届人大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次年8月自杀，当时的结论是“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死党，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作者戴家枋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现为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他并不认识于会泳。只是因为在音乐史专业研究中，接触到于会泳的音乐理论和创作成果，感到这些成果在音乐史上的地位影响无法抹杀，才产生了撰写这部传记的冲动。在写书的过程中，作者采访了传主的几十位同事和亲属，查阅了传主留下的大量文本资料，包括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在隔离审查期间所写的十七万字的交代材料。这就使此书的内容不仅有于会泳人生经历的过程，同时涉及到不少文革期间文化部门高层的决策内幕及重大文化事件，诸如样板戏的产生过程，“三突出理论”的形成，国务院文化组的职能，“九大”代表的推荐审查，四届人大的组阁和文化部的活动，“革命历史歌曲”和“战地新歌”的演出、播放，文革期间的对外文化交流，批判电影《创业》、《海霞》、《园丁之歌》和“无标题音乐”，为晚年毛泽东录制古典音乐等等，此书都有独家的记叙，其中不乏鲜为人知的精彩细节。本书虽然定位为文学传记，但力求真实地讲述于会泳的内心世界和矛盾人生，真实地还原于会泳所处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史实均有出处。于会泳天生并不是一个政治野心家，而是一个出身山东农村的音乐痴情者。直到1967年初，上海音乐学院还把他当作批判对象。当时江青把他救了出来，参加样板戏创作，从此平步青云。作者认为，江青要当文化革命的旗手，就要有破有立，帮她“破”的人，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帮她“立”的人，却不好找。又要艺术上的行家里手，能够心领神会，创造性地实现她的意图，又要政治上对她忠诚不二，这是江青对于会泳青睐有加的原因。这本传记既不回避于会泳政治上的错误，也不贬低他音乐上的才华。造成于会泳悲剧的原因既有个人的道德缺陷，也有那个疯狂的时代身不由己的无奈。

　　俗话说，画鬼容易画人难。作者力求把传主当成“人”来画，这是一种难度更大的选择，也是一种更加高明的选择。其实，此书1994年就曾经在国内公开出版过。但后来却被当成“替四人帮死党于会泳翻案的坏书”，禁止重印。这次香港出的只是补充了新的材料的增订本。我认为，要想让政治另类人物传记走出脸谱化的格局，除了作者提高史学境界，更重要的是给传记的写作和出版营造一个宽松的文化环境。如果只许作者画“鬼”，不许作者画“人”，另类人物的传记必然干瘪无味。长此下去，读者的口味也被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