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师麒麟分身打不死: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经济增长——兼论弗里德曼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

[摘要]在VAR模型的基础上，对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验证了弗里德曼假说。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减缓了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时我国的经济增长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货币供应量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货币供应量变动能够引起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而且我国经济增长的变动能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动。
[关键词]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货币供应量，经济增长，弗里德曼假说
一、引言
当前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大，2007年4月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逐月攀高，连续6个月超过国际公认的3.0%的轻微通货膨胀底线，2007年全年CPI指数上涨4.8%。2008年2月CPI指数为8.7%，创历史新高。通货膨胀形成的基本原因之一是本国的货币供应量过度膨胀。2007年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40.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7%；狭义货币(M1)余额为15.3万亿元，增长21.0%。广义货币增长率上升虽然不是我国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但两者有着密切联系，货币供应量增长促进了我国总需求的“主动增加”，特别是促进了两大资产价格上涨(楼市与股市)，然后传导到食品价格上涨并引致通胀。通货膨胀是衡量一国宏观经济运行是否稳定和健康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通货膨胀及其所引起的社会成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为剧烈的通货膨胀会给宏观经济造成极大冲击，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
本文研究了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度量，第四部分是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文献综述
(一)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产出
Friedman(1977)在诺贝尔奖演说中论述了通货膨胀产生的经济效应，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可能导致更易变动的通货膨胀率预期，从而使未来通货膨胀变化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体现为通货膨胀率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具有正向影响；第二部分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产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扭曲了价格机制和资源分配机制，从而导致了产出的降低和经济的非效率，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对产出有负面影响。这种理论推断被称为弗里德曼假说。大量的文献对弗里德曼假说进行了验证，国外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大部分学者认为高通货膨胀率增加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如Okun(1971)、Cukierman和Meltzer(1986)、Grier和Perry(1998)、Grierand Perry(2000)、Bradley Kemp Wilson(2006)。二是关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产出的关系，这部分研究具有争议性。一部分学者赞同弗里德曼假说，即认为通货膨胀不确定降低了产出，如Wilson和Culver(1999)、GrierandPerry(2000)；另一部分学者则不支持此结论，如Clark(1997)、Jansen(1989)、Levine和Zervous(1993)。我国学者已经对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周宏山和李琪(2006)，刘金全、郑挺国、隋建利(2007)，赵留彦、王一鸣、蔡婧(2003)，但是对通货膨胀与产出关系的研究较少，本文对此进行了验证。
(二)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
弗里德曼(Friedman，1963)、施瓦茨(Schwartz，1963)和托宾(Tobin，1970)的研究都证实了货币和产出的相关性，得出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很可能是真实产量变动的结果”这一内生货币的结论。但是，McCandless和Weber(1995)在对110个国家近30年的产出增长率、平均通胀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产出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在长期没有相关性。Nina Budina(2006)分析了马来西亚的货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关系，结果发现，产出有很大的外生性，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
关于中国货币供应量与产出、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一些研究。邹至庄(Chow，2002)以货币数量论为起点，利用1952～1993年的数据，研究了中国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决定过程，认为货币数量论能解释中国的通胀现象。陆云航(2005)认为货币供应具有内生性，当货币供应量增加时，真实产量会先于价格水平开始增加，但是随后真实产量会比价格水平下降得更迅速。杨建明(2003)认为，广义货币(M2)、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刘金全、崔畅(2004)认为，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性对于保持实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积极的货币政策仍然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有效政策取向。姚远(2007)认为，长期内货币非中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并不影响货币供应。
与国内以往的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已往大多数国内文献分析的是货币供应、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而本文则研究了货币供应、通货膨胀不确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这是因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比通货膨胀本身更能反映通货膨胀的波动性，从而能更精确地反映三者的关系；第二，已有文献大多数使用年度数据进行研究，这样就掩盖了变量在一年内的波动，同时也不能满足VAR模型对数据样本容量的要求，易引发“虚假回归”，而本文使用的是1998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月度数据，从而可以更准确地反映三者的动态关系。
三、1998-2007年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测量
早期的实证研究往往简单地将通货膨胀观测值的方差或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衡量方式，如Okun(1971)，Foster(1978)，Pagan、Hall和Trivedi(1983)。这些研究大部分认为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高通货膨胀水平往往伴随着高通货膨胀不确定性。Engle于1982年提出了自回归条件方差(ARCH)模型，从而为研究经济现象中波动的集群性(Volatility Cluster)提供了新方法。在ARCH模型的基础上，Bollerslev(1986)提出了广义自回归条件方差(GARCH)模型，GARCH模型能在给定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明确估计通货膨胀在不可预测冲击下的条件方差，它比前面两种衡量方式更能反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这方面的研究包括Baillie etal(1996)、Grier和Perry(2000)、Conrad和Kanasos(2005)、Bradley Kemp Wilson(2006)。
本文采用GARCH模型测量我国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采用1998年1月-2007年12月的月度数据。通货膨胀的变量为π=ln(CPI*100)，CPI是与前年同期比较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GARCH模型要求变量平稳，为此本文首先对丌进行了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10%的水平下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即为平稳性变量。模型如下：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1)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对上式进行条件异方差的ARCHLM检验(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相伴概率为0.012，拒绝原假设，说明存在ARCH(条件异方差)效应。

利用GARCH(1，1)模型对模型(1)重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方差方程中ARCH项和GARCH项的系数都是统计显著的，并且对数的似然值较大，AIC和SC值较小，说明GARCH(1，1)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和数据。再对这个方程进行条件异方差的ARCHLM检验(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相伴概率为0.72，接受原假设，说明不存在ARCH效应。方差方程(4)中的ARCH项和GARCH项的系数之和等于0.957，小于1，满足GARCH模型的参数约束条件。系数之和非常接近于1，说明通货膨胀条件方差所受的冲击是持久的，即冲击对未来的预测非常重要。通过方差方程(4)，得到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方差序列(如图2所示)，以此衡量我国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四、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和数据
1.模型。本文主要是采用向量自回归(Vector Auto Regressive，VAR)模型进行研究，VAR模型是1980年由西姆斯(Sims)提出来的。这种模型采用多方程联立形成，利用模型中所有内生当期变量对它们的若干滞后值进行回归，从而估计全部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本文构造的VAR模型可以表示为：

这里，M2代表货币供应量，用广义货币供应量表示；y代表中国经济增长，用月度工业增加值表示；vol代表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用我国通货膨胀率的条件方差表示。
为了满足VAR模型对数据样本容量的要求，同时也为了避免年度数据掩盖变量在一年内发生的波动，本文所采用的样本为1998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为了消除季节变动的影响，本文使用移动平均季节加法模型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同时对调整后的数据取对数，分别用lnvol、lnM2、lny表示。
2.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ADF法检验lny、lnM2、lnvol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这三个变量的原始序列均是非平稳的，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lny、△lnM2、△lnvol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

(二)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
基于VAR模型，根据MC和SIC最小化的准则，确定滞后期为4。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检验变量的协整关系时，确定滞后期为3。从检验结果(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都表明存在一个协整关系，说明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

从(5)式中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M2每增加1%，我国经济就会增长2.011%，说明广义货币供应量M2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正面效应，这意味着长期内我国货币非中性，符合传统凯恩斯的理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反向的变动关系，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每增加1%，我国经济增长将减少6.5%，说明我国通货膨胀率不确定性的增加降低了我国的产出，从而验证了Fnedman假说在我国的成立。其原因是，通货膨胀率的不确定将会扭曲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效力，从而对社会总产出产生负向影响，体现为形成了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

(三)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基于建立的VAR模型，本文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1.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变量必须平稳，因此对lny、lnM2、lnvol的一阶差分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根据MC和SC最小化准则，在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选取滞后期为3，结果如表5所示。

货币供应量M2和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是货币供应量波动的原因，同时货币供应量波动也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原因，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我国货币的非中性。这与刘金泉、刘志强(2002)的结论一致，他们利用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了中国货币的非中性。
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影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货币等名义变量与实际产出等实际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究竟是货币供给影响实际产出，还是实际产出对货币供给具有反馈作用，直接关系到“古典两分法”和“货币变量中性”等重要问题，因此，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检验和判断一直是货币政策理论的核心问题。
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通货膨胀率不确定性波动是我国经济增长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
货币供应量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是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波动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
2.脉冲响应函数。协整分析只提供变量间长期关系的信息，但是没有为一个变量作用于另一个变量的动态特征提供更多的信息，引入脉冲响应函数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脉冲响应函数反映了在误差修正模型扰动项上加上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新信息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对lny、lnM2和lnvol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时，主要采用了广义脉冲法(Generalized Impulses)，以克服Cholesky脉冲响应法中由于变量的次序不同而导致脉冲结果不同的弊端，结果如图3到图6所示。其中，横轴表示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变化率。
(1)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货币供应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图3可以看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扰动项对经济增长的冲击一直为负值，说明了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波动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弗里德曼假说在我国的成立。


从图4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M2扰动项在1～2.5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为负值，但从长期来看，冲击为正值，且趋于稳定。原因在于，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是反映在价格上，从而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进而损害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说明我国存在托宾效应，即货币扩张导致了实际产量的增长。
(2)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从图5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扰动项在短期内为正，长期内趋于稳定，说明随着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增加，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将会进一步增加，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存在加速过程。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如果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过高，那么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造成失业率的下降和工资水平的上升，而这又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波动率；另一方面，当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增高时，产品市场的需求会相应增加，但由于调整成本以及时滞因素的存在，产品市场的供给水平无法等量增加，因此，产品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缺口加大，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


从图6中可以看出，货币供应量扰动项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冲击在短期内为负值，长期内为正值，即长期内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因为，过量的货币供应既不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也不是直接原因。短期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并不能立刻引起总需求的扩张，货币超量供应只能形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只有在长期内，当利率降低致使微观行为主体的支出增加时，总需求才进入扩张期。此时，经济活动转向复苏，先前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被释放出来，表现为通货膨胀率的升高，进而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
五、结论
本文利用1998年1月到2007年12月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一些结论。
其一，Friedman假说在我国是成立的，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增加减缓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主要是因为，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将扭曲微观经济主体的跨期储蓄决策和投资决策，影响市场的预期相对价格水平，阻碍真实价格信息在市场间的传递，导致价格机制对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从而降低了经济的实际产出。
其二，长期内我国经济增长波动加剧了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随着经济增长波动性的增加，紧缩性政策也将导致通货膨胀发生波动，此时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将会进一步增加，即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存在加速过程。
其三，我国存在着托宾效应，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导致了实际产量的增长。同时，货币供应量与我国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经济增长变动能引起货币供应量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动也能引起经济增长的变动。这说明，在我国货币是非中性的，当前我国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调节经济的货币政策选择是合适的、有效的。
[作者简介]王凯(1980—)，女，山东青岛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国际金融；庞震(1981—)，男，山东平度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研究方向是经济哲学。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