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外卡组送去墓地:林彪最赏识的王力大红大紫迅速倒台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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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最赏识的王力大红大紫迅速倒台内幕
王力,1922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年轻时便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调往山东《大众日报》担任记者。不久,出任中共山东渤海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解放后,在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宣传处长。60年代初,调往越南,做民兵工作的顾问。回国后,升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苏两党论战时,曾作为“秀才班子”的成员参加了“九评”的撰写工作。康生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是“秀才班子”的负责人。王力曾随康生多次赴莫斯科谈判,并一起起草“九评”文件。平日不愿意送字给人的康生,曾亲笔给王力写过一副对子:“十下莫斯科,稳坐钓鱼台”。意即王力十次去莫斯科谈判,而“钓鱼台”则是双关语,因为当时写作班子在钓鱼台。
1965年对于王力来讲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年9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中央决定以林彪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便是王力。文章指出:
毛泽东同志关于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
文章受到了重视,王力也得到了林彪、康生的赏识,从此开始平步青云,跻身上层。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
从《红旗》杂志副总编,一下进入隶属于中央政治局之下的“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开始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随着尹达、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穆欣的先后被揪斗,“中央文革小组”只保留了清一色的所谓“左派”,王力也随之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四支“秃笔”之一。
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曾多次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起草了一系列中央文件、《红旗》杂志社论(如1967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等),其中,人们较为熟知的或许就是1966年《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和1967年2月老帅们“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了。
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社论刚刚发表,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老帅们与康生、江青、陈伯达等“中央文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为了党和军队的前途,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会议的原定日程是“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进行了猛烈抨击。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始终处于守势。会上,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说话不多,只是埋头记录。会后,他们就开始了“告御状”的准备工作。
据王力回忆: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
这就是由张春桥、王力、姚文元“集体整理核对”的会议记录《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
工于心计的张春桥在与王力、姚文元凑好记录后,三人直奔江青住处。王力回忆道:
张春桥向江青报告,带着姚文元和我一起去钓鱼台十一楼。
张春桥向江青一条一条讲,本来正在“生病”的江青,立时“病愈”了。江青暴跳如雷,说道:“这是一场新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的,陈伯达、康生在路线斗争中动摇。”由于李富春在会上一言未发,所以江青没有提到他。事关重大,江青劝张、姚推迟一天回沪。
江青说要立即报告主席,并说:“你们三个都要去。”
江青马上给主席打了电话。电话是主席秘书徐业夫接的。江青说:“张春桥、姚文元就要回上海了,请主席今晚接见。”过了一会儿,徐业夫回电,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会见他们(引者注:实际是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
晚10时左右,我们到了主席那里。……
主席先问张春桥什么时候走?张春桥说18日回上海去,问主席还有什么指示。主席说,没有了,都谈过了,简单说了几句。
这时,张春桥说:“今天,发生了一件事,要向主席汇报。”接着,把我们三个人凑的情况,向主席汇报了一遍。我一言未发,只是听着。
我注意到,汇报前边的那些发言时,主席光是笑。当讲到陈老总的发言时,主席变了脸,不再笑了(据王力回忆,陈毅说了一句:“斯大林提拔了赫鲁晓夫,以后又怎么样?”意思是说现在的林彪以后会怎么样?)。主席开始是当笑话听,听到这里,板起面孔,从此以后再也没笑。主席针对以后的问题,话都比较厉害。如张春桥告总理对第十三期《红旗》社论没送给他有意见时,主席说:“党章上没有这一条――党报党刊社论要政治局常委审查?”
汇报的时间不长,主席已经当成很大的问题了,但还没有发大脾气。最后说:“第一要抓军队,第二要抓地方,第三要抓干部,第四生产要搞好,要抓铁路和煤炭。”
因为张、姚要回沪,主席要我把这一意见告诉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
这时,主席又心平气和了。我说:“我根据主席和总理最近反复讲的干部政策,写了一篇社论,叫《必须正确对待干部》,早已送主席看了,主席看过没有?”主席说:“你马上再直送一份到这里来,不要经过陈伯达。”……
这次大约谈了两个小时。
王力的回忆,是对“恶人先告状”这一俗语的贴切注释。随后,
再往后,就是“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字报贴满北京全城。
“七二○事件”是王力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北京西郊机场,数万群众迎候“英雄”凯旋归来
如果说1967年7月以前,王力还主要是给人以“左派”笔杆面目印象的话,那么,武汉“七二○事件”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舞台上的“精彩亮相”了。
1967年6月下旬,毛泽东派谢富治、王力前往西南,解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的“文化大革命”问题。王力是作为“中央文革”成员派去的。王力的实际工作经验比关锋、戚本禹丰富。谢富治提出增加余立金,毛泽东又建议增加李再含。于是,一行四人前往西南。另外,还有“北航红旗”的四个红卫兵同行。
毛泽东驾临武汉,是和解决武汉两大派分裂问题有关的。
这一年的
18日晚,毛泽东召集会议,确定了关于武汉问题的三条方针,即:武汉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性错误(注:指武汉军区支持“百万雄师”);“三钢”、“三新”是革命群众组织,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但毛泽东同时说:“都是工人,我就不相信一派那么左,一派那么右,不能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
19日晨,周恩来飞往北京。当天,谢富治、王力、刘丰等违反周恩来关于他们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来到武汉水利学院。那里是“钢工总”的总部。谢富治和王力在讲演中,透露了昨夜会议所定下的三条方针。王力还说:“相信武汉的问题是可以就地解决的,因为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谢富治、王力到“钢工总”及其讲话,使“三钢”、“三新”一派“热烈欢呼”。
王力作为“中央文革”“大员”,说“武汉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实际上等于是支一派,打一派。消息传出,激怒了“百万雄师”,王力成为“百万雄师”的攻击目标,武汉街头贴出声讨王力的大字报:《王力究竟是人还是鬼—深思几个为什么?》。大字报指出:
“王力自窃据‘中央文革’成员以来,一贯以极左面貌出现。在他插手的四川、内蒙、江西、河南、湖北、浙江、云南等省,均出现大抓‘谭氏’人物、大搞武斗、大流血、大混乱、大破坏、工厂停工的事。这是为什么?王力是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把王力揪住,交给湖北三千二百万人民,与各兄弟省革命组织一道,进行斗争,挖出这颗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打倒王力!王力从‘中央文革’滚出去!”
19日下午3时,在武汉军区小礼堂召开军区党委扩大会,师以上干部参加。据陈再道回忆:
“王力以教训人的口吻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一点也不理解,因此,我只好像给小学生上课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讲起。……’王力从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讲起,一直讲到1967年军队‘支左’。胡说什么武汉的‘职工联合会’(‘百万雄师’的前身)是陶铸的官办组织,是用来破坏工人运动的。而‘工人总部’则高举‘造反有理’的旗帜。……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揪‘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会议一直开到夜里11时。”
武汉军区连夜向所有干部、战士传达会议精神。军区机关还没有传达完,“百万雄师”一部分人就在汉口游行,以示抗议。
王力的态度,使“百万雄师”怒气冲天。如王力回忆的:“突然涌进了一些人,不知是什么人,连他们(即指‘百万雄师’)的负责人也控制不住,动手打了我,把手表和钢笔也抢了,打得一塌糊涂!”
20日上午,“百万雄师”调动200多辆汽车,出动数万人,头戴安全帽,手执长矛,在武汉游行。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武汉市人武部和省军区独立师近千人参加了示威游行。独立师几百名军人全副武装,带“百万雄师”袖章,枪上刺刀,在汽车上架起机枪,公开与“百万雄师”一起行动。武汉三镇,工厂停工,交通中断,街道堵塞,到处一片反对谢富治、王力之声。这便是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
20日下午3时54分,周恩来乘专机直飞武汉。
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为了息事宁人,指示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和独立师师长朱怀龙,尽快设法救出王力。随后,具体布置毛泽东离开武汉。21日凌晨,毛泽东从武汉王家墩机场直飞上海。
21日中午,王力被二十九师救出后,换上军装,被护送到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
22日凌晨3时,王力被秘密护送到武汉远郊的山坡机场。
王力被打的消息传到北京,传到钓鱼台,江青、陈伯达、康生以为,这正是个好“题目”,“中央文革”可以借此做一篇大文章。他们和林彪决定利用王力回北京之际,大造声势。为此,他们组织了数万人到北京西郊机场,像迎候“英雄”凯旋一般欢迎王力。
22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乘坐的飞机飞抵北京。当腿上绑着石膏、绷带的王力出现在西郊机场,欢迎“英雄”的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
“打倒武汉‘百万雄师’!”“揪出武汉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
“王力同志是坚定的左派!”“向王力同志学习!”“向王力同志致敬!”
23日早上5时2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谢、王“胜利回京”的“喜讯”。
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刊载谢富治、王力在北京机场受到“热烈欢迎”的消息、照片。照片上,江青等“中央文革”成员,身着军装,挽着王力的臂膀,咧着嘴,作一副雄赳赳势不可挡状。
当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们举行规模盛大集会、游行。上海举行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达百万之众。大会发出了“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称“百万雄师”为“百匪”,称“七二○事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的丑剧”,声称“为了保卫‘中央文革小组’,我们永远不惜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下午4时半,林彪领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紧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广场群众一片欢呼。谢富治、王力成了“英雄”。
“七二○事件”后的几天,是王力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可惜,好景不长,一个月后,王力就被“中央文革”弃之如敝屣了。
对王力的讲话,毛泽东怒斥为:“大、大、大毒草!”王力作为替罪羊被抛了出去。
“七二○事件”后,王力紧跟林彪,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鼓噪。这恰恰成为“中央文革”“小三子”倒台的原因。
工于心计又喜欢标新立异的林彪,提出了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亦即“揪军内一小撮”。
大方向指出来了,但蒯大富不知道林副统帅的目标所指何人。他立即找到王力,询问林彪的用意。于是就出现了下面一段对话:
蒯大富:“武汉事件的后台是不是肖华?”
王力:“不是。”
蒯大富:“是不是叶剑英、徐向前?”
王力表示默认。
随后,蒯大富连夜布置:27日,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中央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9日,发表“打倒徐向前”的《严正声明》,并派人前往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绑人抄家。所幸徐向前未在,绑架未成,但五个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和一些材料被抢走。
30日,蒯大富指派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成员任传仲,先后向全国23个省、市、地区派出200多名人员,携带调查徐向前等内容的调查提纲,进一步搜集材料,把“打倒徐向前”推向全国。
蒯大富后来曾在交代中涉及他们当时的判断:“林彪做接班人,有好多人不服,主要是四方面军的,他们力量大人多。‘七二○事件’就是四方面军的陈再道搞的。林彪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就是冲着这些人来的。林彪‘要大做文章’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把反对他的力量全都打下去,为他当接班人扫清道路。”
陈伯达、江青也如此热心于“揪军内一小撮”,说穿了,无非是借“七二○事件”为题,继续做批“二月逆流”的文章。在他们看来,“二月逆流”中的主将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都属于“军内一小撮”。
“中央文革”的“秀才”们是制造舆论的好手。
社论提出“崭新”的“理论”:“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彪同志直接指挥的伟大军队……”社论历数了“军内走资派”彭德怀、罗瑞卿的种种“罪行”,歌颂了“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林彪,然后把“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提了出来。
关于这篇社论的起草经过,王力回忆说:当时起很坏作用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林杰起草,陈伯达看到后鼓掌叫好,说“好极了”。在陈伯达主持下,向王力、关锋念了一遍,不送总理,就发了。
这篇社论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各报转载,立刻在全国卷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狂澜!
在王力煽动下,造反派们冲进外交部,高喊“打倒陈毅”,坚持要封闭外交部党委、政治部,致使外交工作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揪军内一小撮”之声甚嚣尘上时,
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的“八一”社论,写了“大毒草”三个字!
毛泽东批示:“还我长城!”
毛泽东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准备下达全军的文件中,圈去了多处“军内一小撮”字样,批示:“不用!”
透过这些批示,又一次表明,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因为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在那种年月被吹成“一句顶一万句”,而他批评《红旗》的“八一”社论是“大毒草”,犹如一颗原子弹落在《红旗》杂志编辑部!
毛泽东的“震怒”,使北京的政治气候骤变,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各自设法从一场政治危机中滑脚,相互推诿责任。
林彪马上闭上“尊口”。好在他是“副统帅”,树大根深,一时倒不了。他溜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江青是“第一夫人”。虽说毛泽东不时批评过她,但不管怎么说,她也是一时倒不了的。
康生是个老滑头。
江青和康生联合起来,把责任全推到了陈伯达头上。
陈伯达慌了,赶紧推卸责任:“《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当时,陈伯达已是中央“第四号人物”,何况又是“中央文革”组长,倘若陈伯达倒台,势必会在全国引发一场反对“中央文革”的浪潮。于是,江青、康生也觉着把王力、关锋作为替罪羊抛出去最合适。
恰于此时,上海传来毛泽东对王力
毛泽东用了三个“大”字!看来比看到《红旗》“八一”社论时更加愤怒!
王力、关锋是倒定了。
很快,有人提供了新的材料:早在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这个“宣传要点”清样上亲笔签字的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的王力刚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组组长,关锋管《解放军报》,这下子,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更是罪责难逃。
康生还连夜翻查了王力的档案,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
于是,把王力、关锋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究到王力、关锋头上,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机溜掉了。毛泽东同意了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和关锋。
“追究责任”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江青宣布开会,说这次会是“中央文革”的“生活会”,主要批判王力和关锋。
康生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批判王力。康生历数王力之罪:反党乱军、毁我长城,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然后追溯到“文化大革命”前,说王力是刘、邓、王(即王稼祥)的“三和一少”路线的黑干将。……然后追溯到解放前的历史问题,来了个新账老账一起算。
陈伯达针对关锋作了长篇批判发言。
江青在会议结束时宣布:“王力、关锋从今天起请假检讨!”
“请假检讨”亦即隔离审查的一种“美妙”的说法。于是,威名显赫一时、列为“中央首长”的王力和关锋,立刻失去了自由。他俩被软禁于钓鱼台二号楼,“闭门思过”。“请假检讨”后的王力与关锋,被软禁在不同的楼层。他们得到的命令是:二人之间不能见面。因此,王力和关锋实际上是被限制行动的。
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时,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