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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孔子被打倒，专制就爆发？（文/李守力）

历史上孔子第一次被打倒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这一次灭儒事件时间虽然短促，却是对儒家进行毁灭性打击。法家哲人丞相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在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个方士和儒生，把儒家的书籍全部烧毁，这样也就酿成了“焚书坑儒”的悲剧。六年以后，强大的秦帝国就被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推翻了。

汉初陆贾曾言：“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新语·辅政》）贾谊也曾指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上》)

自秦以后，汉朝统治者以秦亡为训，经过文景无为而治，国力恢复以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以儒家治国。这个国策历经2000年到民国结束。

儒家思想何止2000年，孔子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先秦时代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孔子称儒学为“周礼”，周礼不止是周朝的文化意识，夏朝400年、商朝600年、周朝800年，中华文明已经形成了较成熟的意识形态。夏朝以连山易为代表，商朝以归藏易为代表，周朝以周易为代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所有成熟的学术思想都不出三易，医学黄帝内经或是连山易的应用，老子道德经是周易坤卦的发挥，儒家则是对周易乾卦的诠释，而三易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知道意识形态是宇宙中最高级的产物，生长期最长，必须经历漫长的发育才能成熟，所以儒家思想无疑是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儒家思想必然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算来，儒家的思想渊源有近4000年历史了，儒家的生命期也许正处于青年期，还没有完全成熟，还需要后人继续继承和发扬。

历史上第二次打倒孔家店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一直持续到1976年文化 大 革命结束。此次灭儒时间漫长，力度或轻或重，斗争一直不彻底，直到文 革，才算彻底革了儒家的命。但民国政府仍然尊孔，1934年国民政府在祭孔文中写到：

“既然孔子传给我们这样一种伟大的文明，我们为什么不应对他怀有同样的感激呢？为什么不应竭力发扬广大孔子传给我们的东西呢？孔子屡屡告诫，我们要随时代的进步发扬美德。这种态度也适用在其他方面。我们必须担当起使中国文明更伟大的责任，而不是把中国当前的落后归罪于我们这位伟大的先师。

　　此时此刻，当我们都在这庆贺这位至圣先师的诞辰时，我们首先应当好好想想，怎样才能凭着孔子的教诲维护住中国在现代世界中的自由平等地位。”

胡适批评国民党的尊孔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他控告南京政府的罪状是：南京政府对白话运动全无热情，无批判地看待儒家的各种美德，以及对由其理论家们夸大了的清代以前所取得的种种成就所保抱有的一种理想化的幻想。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文化、思想、社会根源上彻底批判和清算了“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的余毒，在“打倒孔家店”的精神驱使下，孔孟之道斯文扫地。如果说辛亥革命继明清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潮之后，以“西学”为批判武器使儒学的官方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以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时代精神荡涤了以孔孟之道为标志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污泥浊水，使传统社会的精神支柱彻底解构和崩塌了。从此，“儒门冷落、收拾不住第一流人才”的定局遂成,儒学往日的显赫在中国历史上一去再也不复返了。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陈独秀与他的朋友们诸如李大钊、胡适等人在五四时期极力非儒反孔。鲁迅更把儒家视为“吃人”的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旧“文化———意识形态”的解构中迎来了马克思主义，从此一个新的政党产生了，这就是伟大的中国 共 产党。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大地上上下下打倒孔家店，进入了十年丧失理性的疯狂时代。中国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在激越非儒之余常有深切的反悔：

五四后期陈独秀一再指出过应该对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采取理性的分析态度，批孔过勇有悖客观真理。他说，墨子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55 152页,三联书店,1984年），国粹客观存在,不能因为批孔而把传统文化的精华尽弃于厕。陈独秀还说，他本人虽然激烈反儒，但不是针对孔子个人的，也不是全面否定儒学，“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15页，三联书店，1984年）“孔学优点,仆未尚不服膺。”（《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392页，三联书店，1984年）“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宗教、玄学,皆非所长。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于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77页，三联书店，1984年）由此，陈独秀对孔子和儒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孔教之为国粹之一，而影响于数千年之社会心理及政治者最大，且为当时社会之名产，此均吾人所绝对承认者。”（《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0页，三联书店，1984年）“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绝对承认之，而不丝毫疑义。”（《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200页，三联书店，1984年）陈独秀还主张对改造吸收儒家的伦理学说使其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针对那种把新思想与传统道德对立起来的做法，他说：“现代道德的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92页，三联书店，1984年）由此足见,陈独秀在批孔非儒、激烈反传统的同时仍然能理智地对待传统文化和儒学，这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态度批判继承传统遗产提供了借镜。

　　胡适在对待孔子和儒学的认识上与陈独秀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如，他曾不止一次地表露了其思想深处对儒学的看法，他著《说儒》一文对“伟大的领袖孔子”献上崇高的礼赞，在一些学术论文中把“大胆怀疑”的“科学精神”追溯到孔子、王充、朱熹和欧阳修等历代大儒。那么，如何看待他在五四时期以“再造文明”的勇气、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精神炽热地颂扬“只手打孔家店”的反孔非儒的行为呢？胡适晚年自辩道：“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方面，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历的。但是就全体来说，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第258页，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83年）这确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儒学情结。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对吴虞说：“打孔家店”。此言一出，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但是，胡适晚年对孔子的态度大变其化。晚年的胡适“圣人”不离口，据他的秘书胡颂平解释，“先生平日口头上说的‘圣人’，都指孔子”。后来胡适对孔子有了更亲切的称谓，叫“老祖宗”。他说：“我还是讲我们的老祖宗吧，我们的老祖宗孔夫子是近人情的……”这很耐人寻味——中国的经典文化是有后劲儿的。

现如今我们应该继续反思：为什么孔子被打倒，专制就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