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无双无限钻石:孔庆东：想念父親

        仿佛意識到是在夢裡﹐父親發來了電子郵件﹐讓我給他保存一份什麼檔案。
我想可能是做夢﹐搞錯了吧﹖就去查是不是父親來信了。哦﹐果然猜對了﹐父親寄來了一些發黃發紫的他的個人檔案﹐要我好好保存。
        我想父親真夠相信我的﹐這般重要的東西﹐怎麼就放心讓郵局給遞送呢﹖他大概是太想我了吧。於是便到廚房﹐對正在做飯的母親說﹐您回哈爾濱看看我爸去吧﹐他一個人﹐又那麼大歲數了﹐生活很不方便哪。
       母親說﹐我才不回去呢﹐那老東西﹐脾氣那麼倔﹐什麼都跟我擰著來。他不就樂意一個人麼﹖我不回去﹐我在你這兒多好啊。
       我說﹐回去看看吧﹐他都80多歲了吧。
       母親說﹐可不是嘛﹐他死的那年70﹐今年可不80多了嘛。
       啊﹖父親死了嗎﹖我冷不丁渾身一驚。只見滿頭白髮的父親﹐笑容滿面地看著我們。
       是的﹐父親早已死去十多年了。那麼我現在﹐這還是在做夢呀。父親死的時候﹐哪裡有什麼電子郵件﹐哪裡有什麼網絡﹐連我都不知道什麼叫電子信箱呢。
       這回夢醒了﹐但是睜不開眼睛﹐因為眼睛裡早已充盈了淚水。
       我半夢半醒地掀開被子﹐呆呆地坐起來﹐聽見外面刷刷的雨聲。撩起垂簾不捲的窗帷﹐已經是暮色沉沉。東京秋天的暮雨﹐下得正急。
       這幾天工作非常累﹐每天只睡五個小時。今天下課回來﹐便想小睡一會兒﹐晚上好繼續工作。明天報名了一個旅遊團去看紅葉﹐放鬆放鬆疲憊的身心。
        然而這個夢﹐再次提醒我﹐該寫那篇文章了吧﹖該寫下那四個無數次湧上心頭的字了吧﹕想念父親。
        是的﹐這個題目﹐我多少次在心裡唸叨著。在路上﹐在車裡﹐在烈日下﹐在風雨中。但是總不知道如何下筆﹐有時都快要寫了﹐隨即便陷入了那個“想念”裡去﹐寫文章變成了回憶往事的檢票口。日語把“檢票口”叫做“改札口”﹐那意思很有趣﹐頗像我們寫文章﹐持著一個“札”進去之後﹐“札”的性質就“改”了。今天這一回﹐我估計八成還是開了個頭﹐終於什麼也寫不成的。
         父親叫孔憲之﹐曾名孔憲知﹐生於1925年﹐屬牛﹐屬得其所﹐一輩子是個牛脾氣。他有個姐姐﹐就是我的姑母孔憲秀﹐比他大四歲﹐88歲才去世﹐我身在日本﹐不能前往﹐可能這也是我夢見父親的一個徵兆吧。
         天下孔姓分60支﹐我屬於最正宗的“聖人支聖人戶”。我的58代祖是衍聖公﹐名叫孔公鑒。我就是孔公鑒三弟孔公鏜這一支的孔子第73代後人。我的祖父孔昭禮﹐是家族裡的長子﹐下面有三個弟弟。大概各家的事務都歸他總理吧﹐我的祖父就被稱為“甩手掌櫃的”。根據父親和堂叔們的談論﹐我判斷祖父的生活水準﹐起碼是個富農。因為家裡有車馬﹐有買賣﹐還有雇工。祖父不用親自勞動﹐兜裡經常有零花錢給侄子們。整個家族裡都很尊重他的威嚴﹐即使晚年﹐祖父到哈爾濱住在我們家的那幾年﹐堂叔們仍然對他畢恭畢敬。
        可是我家祖孫三代填表的時候﹐出身欄卻一向填的是“貧農”。當年父親在淮海戰場上入黨﹐組織上問他家裡是什麼成分﹐父親搞不清楚那個成分的“標準”﹐說是地主富農似乎不好﹐要說是貧下中農吧﹐又覺得有點丟臉。把家裡說得越窮越好﹐窮得連耗子都餓死了﹐那是文革時的極左毛病﹔把家裡吹得越富越好﹐富得耗子都跟姨太太睡在一張席夢思上﹐那是野蠻發展觀時代的極右毛病。父親拿不準家裡的階級成分﹐就摸著石頭過河說﹕“是中農”。
         不過這個成分可不是自己說了算的﹐組織上是要寫信調查或者派人外調的。那個外調的同志到我們山東老家一看﹐我祖父光棍一個﹐出無車﹐食無魚﹐地不過兩畝﹐房只有一間﹐院裡不見雞鴨犬﹐牆上掛滿地瓜乾。這位同志回去就吼道﹕“老孔﹐你家算什麼中農啊﹖你家也配中農﹖你家比我家差多了。改過來﹐貧農﹗”就這樣﹐我家的成分被“改札”為貧農了。
        父親每次講到這一段﹐有些慚愧﹐又帶著點得意。那慚愧是緣於被人家揭穿了虛榮心﹐“明明家裡窮﹐裝什麼中產階級啊”﹗而那得意﹐則是因為此後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了實惠。貧下中農成分為主的工人階級﹐實際上構成了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中產階級”﹐他們政治上受尊重﹐生活上很安逸﹐大鍋飯﹐鐵飯碗﹐衣食住行無憂﹐生老病死有靠。所以﹐艱苦奮鬥建設新中國家底的也是這批人﹐逐漸喪失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和警惕性﹐養育了新生資產階級的也是這批人。
        父親出身貧農﹐又是山東老八路﹐三野的解放軍﹐後來是工人老大哥﹐再加上有文化﹐那種政治上的自豪簡直是牛氣衝天。但就是這種自豪﹐使得他不求上進﹐貪圖安逸﹐在吃吃喝喝與罵罵咧咧中享受完了他的後半生。從大多數人的角度看﹐這是極大的遺憾。但我想從他自己的角度看﹐也未必不是一種幸福。革命勝利了﹐老子就要享受它幾十年的革命勝利果實﹐父親不正是用自己的後半生實踐了這一理論嗎﹖儘管他所享受的﹐不過是普通的酒肉和普通的閑適。但是一個基層的工人﹐能夠跟他的一群狐朋狗友﹐幾十年沉浸在這種生活裡﹐強大的國家﹐平等的社會﹐穩定的收入﹐純樸的人情﹐你就不能不承認﹐那是一個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平民百姓的幸福時代。
         可是我一直有個疑問﹐祖父的那些車馬﹑那些買賣﹐都弄到哪兒去了﹖怎麼偏巧在解放前夕﹐他成了一個貧農呢﹖1970年代我第一次回山東老家﹐鄉親們衣食無憂﹐精神面貌也愉快樂觀﹐但是村子裡還沒普遍通電﹐多數人都不穿內褲﹐平時也很少吃肉﹐看得出大家都是窮人出身。只有我祖父﹐吃穿都講究﹐出入有威儀﹐咳嗽一下都帶著金玉之聲﹐上廁所繫腰帶都是舞臺動作。他在哈爾濱我們家裡﹐整天眯著眼睛﹐拿著一柄小木梳﹐梳理他那部花白的長髯。梳好了﹐睜開一對忽然間變得很大的眼睛﹐就去下館子。我父親幾次跟他吵架﹐都是因為發現他自己吃獨食﹐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裡。我怎麼看我爺爺﹐都不像是個“貧下中農”啊。
        後來把我們家族的材料聯成一片﹐慢慢想明白了。祖父兄弟四個﹐還有遠遠近近堂兄弟一群﹐本來都歸他管。可是後來分了支﹐特別是其中很多家“闖了關東”。在黑龍江的富錦縣﹐盤踞著我們家相當大的勢力。大人們說到“富錦”﹐就像說家裡的一個買賣似的﹐他們會說“我到富錦住幾天”﹐“到富錦那邊要點錢”什麼的。在哈爾濱和鶴崗﹐也有零星的幾家親戚。不論誰家﹐都似乎跟我祖父發生過金錢方面的來往。而且我的祖母很年輕就去世了﹐父親又當兵在外﹐祖父對侄子們是比對我父親更加疼愛的。到底是他自己有意散了財﹐還是大家一起“幫助”他散了財﹐都無所謂了。反正解放後﹐我祖父也一直過得很幸福。他是一個有威嚴﹑會享受的“貧下中農”﹐女婿是棗莊煤礦的礦長﹐兒子是老八路﹐每月給他寄十塊錢﹐晚年還到哈爾濱這麼洋氣的大城市住了幾年。因為害怕火葬﹐又回到山東。去世之後﹐子孫千里奔喪﹐披麻戴孝﹐完全按照封建禮教將他土葬入殮﹐可以說是一生無悔啊。
        我祖父喜歡新社會﹐說新社會“喜氣”﹐但也偶爾懷念舊社會。他經常聽了什麼廣播後﹐操著一口蒼老的魯南話﹐深深感嘆說﹕“毛主席﹐了不起啊﹗”但偶爾又加上一句﹕“就是火葬這個事兒﹐瞎胡鬧 — 中央有奸臣哪﹗”每次中央或者黑龍江什麼路線鬥爭勝利了﹐打倒了某個政治人物﹐或者會議代表的排名發生了變化﹐爺爺都很高興地要喝酒﹐以為跟他作對的那個奸臣被揪出來了﹐火葬很快就要取消了。可是過了一段﹐仍然不見動靜。爺爺就瞪著父親說﹕“這個奸臣﹐還是木（沒）揪出來呀﹗”父親雖然也一腦袋封建思想﹐但在火葬這個問題上﹐還是受黨教育多年﹐能夠堅持唯物主義立場的。他煩躁地對爺爺說﹕“你就是迷信﹗土葬火葬不都一樣嘛﹖人關鍵是活著的時候﹐多吃點肉﹐多喝點酒﹐死啦就死啦﹐土葬你也木（沒）什麼吃﹐火葬你也木（沒）什麼吃呀﹗”爺爺一拍桌子﹕“畜牲﹗”
        他們父子倆很少能聊到一塊兒﹐因為立場相距甚大但脾氣卻同樣暴躁也。後來爺爺對我母親流淚說﹕“東兒他媽﹐我不能在哈拉濱老啊﹐我要是在哈拉濱老﹐那個畜牲就把我燒成灰兒﹐冒青煙兒啦。我還是回關裡家老吧。”爺爺告別了老劉家和其他鄰居們﹐帶著他的私房錢和我母親又塞給他的幾十塊錢﹐回關裡了。關於祖父年輕時候的事情﹐我就一點也不知道了。
        我祖母去世的時候﹐我父親才四歲﹐所以他從小缺乏母愛。缺乏母愛的典型表現是﹐平時好像很暴躁﹐但對人間柔情特別敏感﹐看了忠臣孝子啊﹑扶老攜幼啊﹑生離死別啊之類的好人善事就容易落淚。落淚有損英雄形象﹐於是就儘量迴避人間柔情﹐裝出野蠻粗魯的樣子﹐對什麼都大咧咧地吆喝一番。看電視如果遇到柔情蜜意的場面﹐馬上就換頻道﹐嘴裡嘟囔著﹕“媽了巴子﹐演得什麼玩意兒﹗”其實心裡是很想看下去的。我估計他一個人在家的時候﹐肯定會看那些感情戲﹐很可能還會咧著嘴嗚嗚地哭。但我們一出現﹐他立馬就裝成個老虎。
         父親填表“文化程度”一欄﹐寫的是“初中”﹐其實他唸的是私塾。他看不起現代教育﹐但知道“初中”比“私塾”好聽。他自幼學的是三百千和四書五經﹐留給我的最珍貴的遺物﹐就是一冊《朱子格言》和幾冊四書。父親認識很多生僻字﹐比如苶﹑豸﹑弁﹑丼﹐拿根棍子往地上一寫﹐全樓都不認識﹐於是個個敬佩﹕“人家老八路﹐就是有文化呀﹗”父親很得意﹐經常翻著本《四角號碼字典》查來查去。我上小學前就會查四角號碼了﹐“一橫二豎三點捺﹐四叉五插方塊六﹐七角八八九小小﹐橫上一點是零頭”。用四角號碼查字﹐不但使我能夠迅速記住字的結構﹐而且使我對漢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後來上了北大中文系﹐見古典文獻專業的基本功裡﹐有一項就是查各種工具書﹐聽到幾個同學唸唸有詞地背著﹕“一橫二豎三點捺”﹐我覺得十分好笑。現代教育看做很高級的東西﹐其實人在童年就可以掌握﹐誰說教育是越來越“進步”呢﹖後來再聽他們背“一橫二豎三點捺”﹐我就接著搗亂說﹕“四關五馬六張飛。”
         認字讀書的功夫﹐我很快就超過了父母﹐但寫字卻是我的軟肋。小時候是“大劃拉”﹐現在是“劃拉大”。我父母的字在一般人裡﹐算是寫得很好的。母親的字比較秀麗﹐帶點小資氣息﹔父親寫毛筆字起家﹐後來改用鋼筆﹐所以他的字工整規矩﹐藏鋒轉筆都一絲不苟﹐如同部隊出操。父親經常罵青年人的字“寫得跟狗爬似的”﹐這個我沒法反駁。但是有一次他罵罵咧咧了一陣﹐見我不理他﹐忽然放低了聲音說﹕“你那個字兒寫得亂七八糟﹐將來你批文件兒﹐讓下級笑話。”我由此知道﹐老頭子原來有“望子成龍”的思想﹐希望他的兒子當官呢。我雖然頗有看不起老頭子之處﹐但對他一生抗上﹐從不溜鬚拍馬﹐是暗自敬佩的。也許我早就萌生了這樣的潛意識﹐我要本事比你強十倍﹐還要比你能抗更大的官。你不過罵的是幾個廠長局長﹐我將來要罵的官﹐比他們大百倍﹗
        父親說話直截了當﹐並非是他牛脾氣天性一味粗魯。一個原因是我祖母早逝﹐我祖父又不怎麼照看他﹐自由散漫慣了﹔另一個原因是多年的部隊生活﹐縱容了他的炮筒子性格。抗戰時期﹐山東是形勢最複雜﹑鬥爭最殘酷的地區。村上經常過隊伍﹐很多青年跟著走了。有的跟著國軍﹐有的跟著偽軍﹐有的跟著土匪﹐父親不知是覺悟高還是運氣好﹐跟上了八路軍。可是八路軍也很封建﹐一聽他姓孔﹐不敢要他。因為山東老家一直信奉著“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孔子後代不論富人窮人﹐都是儘量一不做官﹑二不經商﹑三不當兵的。近代以來傳統社會解體﹐人民生活日窘﹐漸漸地孔姓之人也難守此訓﹐做官經商者日多﹐但當兵還是一條大忌﹐往往要下大決心﹐或者改姓﹐或者更名的。
         我父親堅持要“參加革命”﹐並亮出了自己的硬件 — 私塾出身﹐相當於初中文化。八路一聽﹐被雷住了﹐因為他們指導員才小學畢業。於是從不敢要﹐到幾支隊伍搶著要﹐最後費縣縣大隊用一顆美國花瓣手雷收買了我父親﹐給他們當了文書。我問父親那顆手雷呢﹖炸死鬼子了嗎﹖父親說太漂亮了﹐全縣就那麼一顆﹐是劉少奇送的﹐捨不得扔﹐後來讓一個女八路給偷去了。我想也許不是偷去的吧﹐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兒呢﹗
         父親講過很多他們打鬼子反掃蕩的故事﹐但我覺得都沒有電影上演的好看 — 兒子永遠覺得媒體比爸爸強。特別是父親居然沒有跟鬼子拼過刺刀﹐真沒勁。多年以後方知﹐父親講的﹐才是真實的戰爭。比如半夜突然被鬼子包圍了﹐抄起槍和手榴彈﹐嗷嗷叫著一邊亂打一邊就往外衝﹐等天亮一看﹐有光著腳的﹐有光著腚的﹐有嘴裡叼著鬼子耳朵的﹐有手裡拿著鬼子腸子的。我小時候覺得﹐爸爸這夥八路軍﹐這仗怎麼打得這麼醜陋﹖這麼噁心﹖一點英雄氣概都沒有﹐跟電影上的李向陽﹑趙勇剛他們比﹐簡直是一群土鱉。可父親老是愛講這些﹐還說什麼拼刺刀是拼不過鬼子的﹐如果沒子彈了﹐就抓一把土往他們臉上揚﹐然後撲上去就咬。我心想這都是什麼損招啊﹖電影上的八路都是一個人挑翻七八個鬼子﹐怎麼到我爸他們這兒﹐改成流氓打群架了﹖
        今天再想父親所講的場面﹐乃深深體會到那是何等的驚心動魄。每一秒鐘﹐我的父親都可能沒有了。把那個場面千百倍放大﹐每一秒鐘﹐我們中華民族都可能沒有了。
         講到解放戰爭﹐仗打得就輕鬆多了。父親最叫苦的就是走路﹐一黑夜要走一百多里山路﹐走著吃﹐走著睡﹐走著撒尿。漣水戰役華野失利﹐父親他們被一路從蘇北追到魯南﹐國軍離共軍的尾巴只有五分鐘的路程。有的戰士跑到路邊拉泡屎﹐就被俘虜了。父親不愛看《南征北戰》﹐說﹕“媽拉個巴子﹐一點不真實﹗”在我們看來﹐那已經是最真實的戰爭片了﹐裡面共軍死了很多﹐國軍很威風﹐而且是解放軍真槍實彈演的﹐裡面的影星仲星火還差點被打死。父親叨叨說﹕“我的這個氣管炎﹐就是南征北戰﹐讓國民黨攆出來的﹐他怎麼不給演﹖陳老總說了﹐不會跑路能打勝仗嗎﹖他光演打勝仗﹐我遭的這個罪為什麼不演演﹖”但是講到孟良崮戰役全殲74師﹐父親總是眉飛色舞﹕“奶奶的﹐這下可報了仇了﹐讓你攆﹗三萬多王八犢子﹐連張靈甫﹐帶攤煎餅的﹐一個沒跑了﹐全他媽收拾了﹗”
        山東戰場的幾個戰役之外﹐父親主要參加了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淮海戰役中﹐父親一個人押運二百副擔架過黃河﹐沒損失一個傷員﹐立了三等功。我小時候覺得這沒什麼了不起﹐跟董存瑞比差多了。多年後我有一個機會﹐護送12副擔架去醫院﹐剛過馬路就丟了兩副﹐到醫院一數﹐還剩七副擔架五個傷員。想想父親當時上有敵機下有敵兵﹐民工都是烏合之眾﹐而且傷員都脾氣暴躁﹐神智不清﹐圓滿完成任務確實不易。父親說很多傷員疼痛難忍﹐就打護士﹐護士因為沒有麻藥﹐就流著眼淚任傷員打。這時候父親大喝一聲﹕“媽拉個巴子﹗你是國民黨啊﹖國民黨才打人啊﹗”這句話往往比麻藥還管用﹐可見“國民黨”一詞當時已經臭到了什麼地步。
        父親還抓過一批俘虜﹐我跟很多人講過。有個電影裡演過類似的情節﹐不知道編劇是不是輾轉聽到了我說的故事。一天夜裡父親他們排睡在墳地裡﹐天濛濛亮時對面的哥們過來借火抽煙﹐火柴一亮﹐彼此發現是敵人﹐父親他們手疾眼快﹐先端起了槍﹐結果俘虜了一個連的國軍。父親的立功表上有一項四等功﹐我估計可能是這件事。
         後來的渡江戰役就沒什麼可講的了。父親說國民黨真不禁打﹐他媽的成群結隊主動來投降﹐你想立功都沒機會了。另外把我們的豬肉白麵都吃了﹐那時的規矩是﹐反革命吃豬肉﹐新革命吃豆腐﹐老革命吃白菜。王八犢子們一傳十﹑十傳百﹐都投降過來吃豬肉﹐他媽的反革命反成祖宗了﹗我們這些老革命﹐端著白菜窩頭在旁邊看著﹐乾生氣木（沒）辦法。還有林彪的四野﹑劉伯承的二野﹐也都渡了江﹐都趕來會大餐﹐其實湊什麼熱鬧﹐陳老總一個人就夠了。
        父親不懂全局的形勢（其實讀讀毛選就明白的）﹐也似乎不知道三野的很多戰事都是粟裕大將指揮的﹐他就對陳老總一個人愚忠﹐很少提到粟裕等其他將領﹐可見當時陳毅的個人魅力也是我們研究軍史時不該忽略的。渡江後父親不在先頭部隊﹐就一路跟著“撿洋落”。父親領著一群山東哥們﹐胳肢窩裡都夾塊木板﹐上寫某某縣人民政府﹐等部隊把那個縣一佔領﹐某位哥們就去掛牌辦公了。所謂山東幹部遍天下﹐就是這麼來的。
父親到了蘇州﹐就止步了。他講到蘇州﹐一個是大米真難吃﹐一個是大姑娘真難看。第一條我和我媽都贊同﹐因為糧店裡賣的南方大米﹐東北人都不愛吃﹐寧肯吃粗糧﹐也覺得比那“秈米”香。第二條我不大相信﹐人們都說蘇杭出美女﹐俺爹咋說不好看呢﹖母親說父親是土包子沒見過世面﹐他心裡就知道那些“山東大妮子”。後來我想人在戰爭年代的審美觀可能具有獨特性﹐比如林彪就認為錦州出美女﹐此乃亙古未有之論。人家毛主席明明說了﹕“錦西那個地方出蘋果。”他林彪非說出美女﹐就因為錦州是林彪一生中最重要的戰場。俺爹說蘇州大姑娘難看﹐到底是在蘇州遭受了什麼挫折﹐影響了他對蘇州婦女的觀瞻﹐還是正話反說﹐本意是蘇州大姑娘真好看呢﹖他在蘇滬一帶停留了好幾年﹐但是具體做什麼工作卻語焉不詳﹐只說過康生到蘇州﹐他參與過警衛佈置﹐每條胡同一挺機槍。我到蘇州住在觀前街時﹐晚上出去在胡同裡溜達﹐想像著當年父親也在這些石板上走過吧。
1953年﹐父親被調到東北﹐準備赴朝參戰。但還沒過鴨綠江﹐停戰協議就簽字了。父親吹牛說美國鬼子要是再不簽字認輸﹐等我過了江﹐哼﹐三八線就劃到媽拉巴子美國了。父親以為三八線就是用“三八大蓋”步槍劃出來的一條分界線而已。他很愛看抗美援朝的電影﹐可能是因為自己不曾參加﹐看著過過癮。
        然後是大裁軍﹐父親轉業到鶴崗（他們山東人唸“豪崗”）﹐後到哈爾濱﹐當了個小廠長。他1950年代的歷史我很不清楚﹐看他履歷表上沒犯過任何錯誤﹐但官卻越當越小﹐這一點不像陳老總﹐倒是像賀老總。到我出生時﹐他只在豆腐廠當了個車間主任﹐雖然說相當於分廠長﹐但職權是很有限的﹐也就能決定把豆腐渣賣給哪家養豬的﹐所賣的錢還不能私吞﹐而是全體工人一起喝酒用了。
       從我小時候的角度來看﹐父親生活的最主要內容就是喝酒﹑聊天﹑罵領導﹑打兒子。他對待鄰居同事都超級友善﹐別的孩子欺負我﹐他總是先揍我一頓﹐再去給人家道歉。外面遇到的任何人﹐他都能拉到我家來喝酒﹐不管家裡有沒有菜。他所罵的領導也到我家來喝酒﹐但他還是照罵。動不動就說﹕“老子是抗日幹部﹐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打天下﹐你們他媽的坐享其成﹐走後門﹐不要臉﹐都是修正主義王八蛋﹗”其實他不懂什麼是修正主義﹐他罵人家的所謂走後門﹐不過是送孩子參個軍或者一斤肉票買二斤肉之類。他就這樣慢慢得罪了很多“當權派”﹐文革時被人家批鬥了多次。所以他1970年代以後﹐經常罵文革﹐他認為的“文革”﹐只是1966﹑1967﹑1968這三年。他把很多看不慣的事﹐都歸罪到文革頭上。比如我一頂撞他﹐他就說文革教壞了你們這些王八羔子﹐一點不孝順﹗我心想那你頂撞我爺爺﹐是誰教壞的呀﹖他還不喜歡簡化字﹐說文革把字都簡化了﹐他還得重新適應﹐寫出來一點沒文化。但他寫自己的名字時﹐從來不寫那個“憲”的繁體﹔寫我的名字時﹐也不寫那個“慶”的繁體。他不知道簡化字古已有之﹐民國時期就曾經公佈過﹐新中國頒佈簡化字表也是文革以前的事情。他還看不慣青年男女手拉手“壓馬路”﹐說媽拉巴子文革把你們都解放成流氓了﹐大白天就手拉手﹐這不是國民黨嗎﹖其實哈爾濱風俗歐化﹐男女交際相對開放﹐文革前後基本沒什麼變化的。
        文革後期﹐各城市都組織了工人民兵﹐相當於武警﹐人家就把他調去當了個分部的副總指揮﹐實際意圖是省得聽他罵人。他幹得挺得意﹐弄了支卡賓槍放在家裡﹐還偷了幾粒子彈。說當年有支三八大蓋就不錯了﹐第一次看見卡賓槍還是陳老總的警衛員身上揹的。過春節的時候﹐趁著滿城鞭炮震天﹐他讓我衝天打了一槍﹐笑著說﹕“看你那個熊樣﹐當兵不行啊﹐當個司令還行。”
         他管民兵期間﹐是有點實權的﹐抓捕過不少著名流氓大盜。那些人沒有一個恨他﹐更沒有人在我身上報復。因為抓到之後﹐他總是去親自審訊﹐把人家臭罵一頓﹐講一番社會主義紅色江山來之不易和你媽生你多麼不易的大道理﹐最後問人家﹐你對得起毛主席﹑對得起陳老總嗎﹖人家肯定痛哭流涕地說對不起。他就讓人家寫檢討書﹐按了手印﹐然後就放了。其中有幾個還真的改邪歸正了﹐父母拎著雞到我家感謝。父親說這不算走後門﹐把雞收下吃了。
         文革過後工人民兵解散﹐他回到豆腐廠﹐已經沒有他的位置了。副主任他不願意當﹐工人他當不了（因為不會做豆腐）﹐歲數也大了﹐就當了打更的。人家更夫都是天一黑關門睡覺﹐他卻認真得很﹐兜裡裝根麻繩﹐夜裡起來巡邏多次。他很會抓小偷﹐雖然上了年紀﹐身體又很胖﹐卻能三下兩下把一個小夥子捆得結結實實。他曾經酒後把我一隻胳膊綁在桌子腿上﹐我用另一隻手怎麼解也解不開。他幾次要教我這種綁人的功夫﹐但我出於逆反心理﹐沒學。
        父親抓到小偷﹐還是喜歡給人家訓話﹐然而這已經是改革開放時代的小偷了﹐不管黑貓白貓﹐偷到葷腥就是好貓﹐誰還聽他那套叨叨令﹖他最生氣的﹐是有一次那小偷居然還反過來訓他﹕“我說大叔﹐你讓誰給忽悠啦﹖你還真把這工廠當成你自個的啦﹖你還以為這是毛主席的年頭啊﹖我把話放到這兒﹐用不著我偷﹐這工廠出不了十年﹐肯定有個大號的賊﹐整個浪地﹑一根毛都不剩地﹐把它偷嘍。你愛信不信﹗說句實惠的﹐大叔﹐趁著現在都蝦蟆哈吃眼的﹐你也趕緊往家劃拉點﹐將來人家一動手啊﹐你想吃屁都趕不上熱乎的啦。”父親聽了大怒﹐給了那小偷倆嘴巴。我沒在現場﹐但我估計那小偷看俺爹的神情﹐大概跟魯迅《藥》裡夏瑜看紅眼睛阿義差不多吧。
        或許是打小偷的報應﹐父親最心愛的東西被偷走了。1990年代初﹐他兜裡揣著他的轉業證﹐他的軍功章﹐還有一枚淮海戰役紀念章和一枚渡江戰役紀念章﹐去老幹部局上訪﹐結果在公交車上﹐連同錢包一起都丟了。他寫信告訴了我﹐我感覺到他的心在流血。我不能怪他粗心大意﹐我願意用在北大剛得的一千元頭等獎學金﹐買回那些金色的檔案﹐雙手呈放到父親的面前。但父親也知道這只是幻想﹐他之所以告訴我﹐是他知道﹐這世上只有我懂得他的心有多痛。
         父親此後變得更懶了。我家住在五層﹐馬路對面是哈工大巍峨的克里姆林宮風格的主樓﹐我們窗下是川流不息的車輛和熙熙攘攘的市場。父親退休後﹐經常痴痴地遙望窗外。哈爾濱的豆腐衰落了﹐哈爾濱的紡織衰落了﹐哈爾濱的軍工衰落了。坦克廠生產的拖拉機﹐競爭不過鄉鎮企業﹔導彈廠生產的麻將﹐競爭不過郊區的農民﹔飛機廠生產的自行車﹐連成本都收不回來……我料他定是想起了那小偷的預言。父親是個平民﹐也甘當平民﹐但他是見過世面的胸懷天下大事的平民。外人只見他喝酒罵人吹牛﹐不知道他幾十年讀書讀報﹐感情有很細膩的一面。         他年青時玩過攝影﹐玩過集郵﹐玩過鐘錶。他喜歡史地知識﹐經常拿著放大鏡研究地圖﹐他知道所有的省會和全國的鐵路幹線﹐能背出幾十個國家的首都。他高興時也能說幾段子曰詩云﹐還會點簡單的樂器。他並不贊成我選擇文學專業﹐也不懂“中文系”是幹什麼的﹐但我上北大後假期回家﹐他總是拿出厚厚的一本剪報﹐裡面是各種文學知識﹐還有連載小說。那些對我都沒有用﹐都屬於小兒科的東西﹐但我總是謝謝他。我們一家都是不喜歡輕易外露感情的﹐真心的感謝也往往故意用調侃化解掉。更何況脾氣都倔﹐都等著對方先低頭。
       父親一生基本沒有對我說過軟話﹐但他的行動不自覺地透露出很多掌心化雪的愛意。從學齡前一直到上大學﹐他都打過我﹐但我注意到﹐他從來不曾打過我的要害﹐有兩次把木棍打折了﹐都是因為我的肩膀太結實了。還有一次我凌空捏住了他打來的拳頭﹐霎時覺得自己的勁太大了﹐如果捏得他拳頭動不了﹐那是很讓他沒面子的﹐我就暗鬆了一點勁﹐讓他的拳頭還是打到我的肩窩。但他似乎覺察到了﹐垂下兩手﹐沮喪地轉身去了。他打我罵我﹐我都毫不屈服﹐但那一瞬間﹐我覺得自己很不孝﹐真想回到童年﹐毫不反抗地被他打哭﹐然後聽他醉醺醺地斥罵﹐反正罵完了就吃飯唄。
        父親長期每月掙48塊錢﹐母親掙38塊錢。每月我們家給祖父寄十塊（祖父去世後﹐我妹妹出生﹐這十塊就用到妹妹身上）﹐買商品糧油用去十多塊﹐每天給我二角錢大概一個月五塊﹐日常買菜等家用大約15塊﹐母親自己花用不到十塊﹐其餘30多塊﹐大部分都被父親用在了吃喝上。別人家如果有這30多塊富餘錢﹐日子是過得非常滋潤的﹐多數鄰居都有了“四大件”— 自行車﹑收音機﹑手錶﹑縫紉機﹐個別的還有黑白電視機。而我們家自行車是公家的﹐收音機是朋友給攢的﹐手錶是1970年代才有的﹐縫紉機則一直沒有。全家存款最多的是我﹐因為我每天可以節省一角錢﹐每月賣廢品也可收入幾塊錢﹐還有過年時候的壓歲錢﹐這些錢主要用於買小人書﹑學習用品和鞭炮﹐其餘的則經常被父親連哄帶嚇“借”去喝酒吃肉了。
        父親喜歡吃肉﹐而買生肉是要肉票的﹐所以他三天兩頭跟朋友下館子﹐多數是他付錢﹐還振振有詞曰﹕“我來﹐我來﹗我人口少﹐你嫂子從來不計較﹐家裡啥也不缺。有錢就他娘的花唄﹗”我和我媽對此很氣憤。但現在算算﹐他就是把20多年喝酒吃肉的錢都省下來﹐也就一萬元左右﹐現在也不夠他兒子在北京買一平方米的房子的﹐所以我現在寬容和理解了他的一切。我小時候雖然過得樸素點﹐但並未缺吃少穿。家裡每週都吃肉﹐經常可以買冰棍買水果﹐過年總有新衣服﹐平時還有私房錢。半天上課﹐半天隨意遊玩﹐物質精神兩充實﹐確實是“陽光燦爛的日子”也。
         假如我或者母親在街上撞見父親喝酒﹐他會叫上我們一起吃﹐趁機向我們灌輸他那套“人活著就要多吃多喝”的歪理邪說。這時候我覺得他的話雖然不對﹐但態度是很親切的。他打罵我主要都是我頂撞他或者不給他面子﹐其實他是非常以我為自豪的。每個學期的家長會﹐他都搶著去。我媽要去﹐他就反對說﹕“你懂個啥﹖你會說個啥﹖”我媽說﹕“大酒鬼﹐就你懂。”父親理了髮﹐抹點頭油﹐穿著他最好的衣服﹐威而不猛地坐在家長群裡﹐等著老師表揚他兒子。回來一邊喝酒一邊轉述﹕“今天三個老師一共表揚了你五次﹐媽的不要驕傲啊。”有幾次他還代表家長講話﹐在那種場合﹐他居然一句粗話也不說﹐講得簡潔有力﹐又能配合政治形勢﹐又能結合學校實際﹐確實有幾分陳老總的風度﹐往往掌聲如雷。所以他在家裡罵人時﹐母親會說﹕“你就欺負老婆孩子的章程﹗在學校講話﹐你咋不敢罵銀（人）呢﹖”
         我單獨跟父親在一起時很少﹐時間長點的﹐一次是跟他“蹲牛棚”﹐一次是跟他回山東為祖父奔喪﹐這在多年前都有專門的文章回憶了。記得小學三年級﹐學校佈置了撿榆錢的任務﹐每人三兩﹐幹部半斤。父親十分罕見地帶我去逛了一天的動物園﹐一邊看動物﹐一邊撿榆錢。中午在草地上吃的麵包紅腸松花蛋﹐我喝的汽水﹐他喝的啤酒。我們爺倆沒有什麼話﹐坐在報紙上﹐各自想心事。我發現父親沉靜的時候﹐變得比平時更加寬闊魁偉﹐似乎身體裡有一片我所不知道的汪洋大海。吃完喝完﹐他一伸腿﹐就仰在草地上睡著了。輕風吹起報紙的一角﹐擦著他黑亮的皮鞋。陽光透過高高的樹梢﹐照在他國字型的臉上和大字型的身上。他開始打鼾﹐跟遠處傳來的老虎的低吼恰好一唱一和。動物園我經常去﹐但那一刻的動物園﹐我感覺就是天堂。
        父親自稱三歲喝酒﹐但他喝了一輩子﹐卻沒喝過幾回名酒。我因為枉擔了一個“北大醉俠”的名﹐被文化部聘為“酒文化”顧問﹐每年都有人送我名酒。酒香滿室﹐此心悠悠。深夜小酌一杯﹐不禁想起父親。他若活著﹐看看兒子孫子﹐想必是很高興的。但看看世道滄桑﹐肯定又是生氣的。
         我經常總結別人﹐但我總結不了父親。他的側面太多﹐似淺又深﹐似簡實繁﹐雖然不是聖人﹐卻真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的感覺。這篇文章就像開頭預料的那樣﹐一次是寫不完的。從東京寫回北京﹐寫回哈爾濱﹐寫到山東﹐寫到蘇州﹐寫到每一處我所知道的父親去過的地方。每一次打開文檔﹐都想起許多畫面﹐許多細節。寫了﹐又刪了。一會怕混亂﹐一會怕囉嗦﹐似乎從沒寫過這麼費事的文字。或許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場對話﹐是一場彌撒﹐也是一首安魂曲吧。古人說的“子欲養而親不待﹐樹欲靜而風不止”﹐前一句是我的心情﹐後一句則是我的處境。
         喝酒﹐我可能一輩子都不是父親的對手﹐但我想﹐這世上最能體會他心境的﹐還是我這個不孝的兒子吧。父親一定有他的天下之憂和身世感懷﹐但他不是文人﹐他沒有寫出來﹐他對我講的都是“好的故事”和對我有用的事。他有許多秘密和想法都帶走了。我不想追尋那些秘密﹐我想我已經領悟了他的遺囑﹕不論世道如何﹐處境如何﹐都要堅持做正直的人﹑善良的人﹑能吃能喝的人﹑敢笑敢罵的人。人可以窮可以富﹐可以細可以粗﹐可以雅可以俗﹐但“士不可不弘毅”﹐總要對得起流金歲月﹐高天厚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