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 区委书记访谈:徐贲：“教育废品”与难以界定的学者写作

徐贲

徐贲的著作基本都与其专业无关。

“这是一个很难用科学来界定的问题型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而激情与理性的奇妙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学者许纪霖曾这样评价苏州人徐贲。

徐贲确实是一位让不少读者感到困惑的学者，他是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语系教授，但这几年他的写作完全绕开迂腐的学术、学院制度的束缚，比许多本土专业学者更能切入中国社会实际，他的思考总是有关中国最重要的时代困境。在苏州的公寓中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徐贲说自己写公共讨论文章，缘于自己是教育的废品，偶然做了票友，参与了公共写作。

求学：“我是教育的废品”

徐贲的家就在苏州大学旁边，公寓里藏着不少古旧书。徐贲说，这些都是他父亲的，父亲毕业于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在徐贲眼中父亲就是个文人、诗人，“父亲是对我影响很大的人。他教我念书，但从不讲道理，叫我体会，而我总喜欢把体会说出来。”不过徐贲自嘲，父亲虽然是诗人，但自己却没有文采，“父亲从小都这么说，所以我更希望把事情说清楚。”

徐贲的文章有相当部分关注的是教育问题，尤其是高等教育，而这可能与他的学习经历有关。徐贲常说，“我对中国的应试教育厌恶透顶。”“文革”期间，徐贲和当时大多数青年一样插队落户。“在乡下插队根本没人管我，一个人一个队，看了许多书。”徐贲说，他有时候想，如果他是插队在什么兵团、农场，那还会有时间看书吗？那后来的人生道路会完全不同。在徐贲看来，如今的自己也许就是各种偶然性塑造出来的。

1977年，恢复高考。没有读过大学本科的徐贲报考了中国社科院语言所机器翻译专业研究生，“那年600多人报考，就取了4个，我是其中之一。”但最终社科院还是拒绝了徐贲，原因是他在农村插队时办了个“病退”。“幸运”的是，家乡的江苏师院（后改为苏州大学）中文系收留了他。中文系并不是徐贲心仪的专业，所以很快他就转到了英文系读研究生。

徐贲说，他那么关注高等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亲历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个发展曲折以及其中的一些荒唐之处。1977年考取研究生时，学位建制还没有完成，就读在江苏师院，但研究生学位由复旦大学颁发。当他论文写完的时候，答辩一开始却没有通过，“当时三个老师组成答辩委员会，一个是我导师，一个是南京大学陈嘉，还有一位是复旦大学杨岂深，他们中陈嘉最‘左’，他说我思想自由化拒绝投票。”这样答辩拖了2年，之后校方重建答辩委员会，用复旦大学的陆谷孙代替陈嘉，“这样我好歹通过答辩，拿到学位，这个时候已经是1982年了。”

当1982年拿到硕士学位时，徐贲说他还拿到几所美国大学的奖学金，甚至还考取了联合国公务员，但由于各种原因总是未能成行。“我觉得，冥冥之中人算不如天算。如果中国社科院当年录取了我做机器翻译研究，我现在就是个程序机器；如果进入联合国，也是一个机器。但当时事情发生在你头上，你肯定觉得非常可惜难过。”

硕士毕业在江苏师院教了2年书后，徐贲考取了复旦大学英文系博士。“去复旦大学也是很巧的事，当时夏仲翼等三位导师都有自己的学生考博，他们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所以大家都说我不太可能考上博士。”但徐贲又考上了，或许是一点点小聪明，或许是太能揣摩中国的应试教育了。

“那年的考题很奇特，其中有一道题是：‘1956年英国皇家剧院上演过一个剧，评这个剧。’那年我才几岁，我怎么知道那年上演的戏？但我对考试很有经验，你问我这个问题，肯定有用意，这个剧肯定在当时非常有影响力。这个剧就是约翰·奥斯本的《愤怒的年轻人》，英国愤怒一代最重要的作品，这是我揣摩出题用意猜的。”结果只有徐贲一个人通过考试，80多分，“不招我也得招我。”这个时候，校方又拿出了徐贲的“污点”——病退档案，但这次，“陆谷孙为我说了话，然后我就去了复旦大学。”不过在复旦大学英文系只待了几个月，徐贲就去了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那年是1985年。1985年留学美国，1991年拿到博士学位，在加州圣玛利学院3年拿副教授、5年聘为正教授。

徐贲说：“我是教育的废品，如果我是教育优等品的话，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他说，他进大学从来都不好好上课，到了美国念博士，导师也不怎么管，等到论文开题的时候，自己论文都写好了。“要是我依靠老师的话，我就不是这样子了。所以，我的专业概念比较薄弱。”

写作：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

徐贲这些年在国内出版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与其专业无关，多为公共讨论和政治哲学、思想史方面内容。徐贲去年出版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是对汉娜·阿伦特关于“记忆”的解读，今年3月出版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关注的则是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我虽然是英文系毕业，但我有混饭吃的技能。”“这是一个很难用科学来界定的问题型学者，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而激情与理性的奇妙混合，可以称之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学者写作。”许纪霖曾这样评价徐贲。

徐贲说，他写公共讨论文章，一开始都是被编辑逼的，“我以前也不愿意写这类公共讨论文章，我觉得不会写。”他说，后来想通了应该写这类深入中国社会的文章，“我在农村插过队，我们在农村积肥，可没有肥，看到鸡拉个硬币大小的屎，都会弯下腰捡起来放进篓子。我的这些小文章就像这些鸡屎，不要嫌小，捡起来。我不写轶事，我都会在文章中放入一个小小的个人价值判断。”《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和《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就是在这些“鸡屎”文章上积累成册，而且看上去非常有体系。

谈到国内同行的学术研究，徐贲说，国内学人在做的一个是翻译，“但翻译有一个问题，所有西方重要的著作，都是以他们的目标读者来创作的，而我们不是它的对象读者，只是可能读者。”另外一种工作就是完全用自己的话说，“我介于这二者之间，所以我把自己的工作比作马上可以下锅的菜。”

现在写这种公共讨论的文章，是徐贲真正感兴趣的事，“我喜欢多管闲事，写文章都是多管闲事。”“其实很多国内专业学者，看的书比我多，学养比我高，但他们不把很多现实问题当做问题。如果他们都能从各自的专业出发，讨论公共问题的话，就没我的事了。”在徐贲看来，说到底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作用问题，能写这种文章的人，写得好的人多了去了，但他们就是不写，“他们是专家，我是打杂的，我是票友。可他们做得太专业了，公共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