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家将是不是真的:胡风女儿晓风：不该忘却的往事

 
　　本文摘自《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集体回忆）》，林贤治编，花城出版社

 

 　　[作者简介]

　　晓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本名张晓风。湖北蕲春人。1939年出生于敌机轰炸下的重庆；因战乱两岁多即寄养在上海的幼儿园里，直至抗战胜利才与家人团聚；高中毕业考大学时因受“反革命”父亲胡风的影响，政审不合格而未能升学；后在北京郊区国营农场当农业工人从事大田劳动；二十年后，胡风获平反，遂调至中国艺术研究院担任胡风秘书。胡风去世后，主要从事胡风著作的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主要作品有《九死未悔 胡风传》及《我的父亲胡风》等。并主编了《胡风选集》、《胡风全集》等十余种。 　　我母亲将她的回忆录题为《往事如烟》，而章诒和女士怀念她的几位前辈之作则名为《往事并不如烟》。其实两人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那些苦难的往事，希望它能如逝去的岁月般地，如烟云般地逝去。可是，这又怎能做得到呢？何况，那些往事也不应该被忘掉。列宁曾有过这样的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有一位哲人也说过：“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大意）”。看来，大家都必须时常打开记忆的闸门，将往事钩沉出来，记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才能进步，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才能永不再重演。 　　日前，林贤治先生再三约请我，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桩大文字狱“胡风反革命案”受难者家庭的一名子女，写一写我的亲身经历。虽然我很怕落入个人炒作之嫌，但基于以上原因，只能勉为其难了。1955年5月13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对于牵连进这个案子的所有家庭来说是个永生难忘的日子。 　　从这一天起，《人民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胡风反革命集团”这一冤案从此构成了。对我们这些子女来说，其震动之大，无异于天塌地陷，从那一天起，我们眼中的世界整个变了样，每个人的生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那一天起，父母们陆续被拘押，被审查，进看守所，进监狱，被劳改 ；做子女的我们，或是失去了美好的童年，或是失去了幸福的少年，在本应有父母关爱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关爱，在本应受教育的时候失去了与同龄人平等的机会，没能受到完善的教育，落在了起跑线的后面，聪明才智得不到培养和发挥，或者落到了社会的底层，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恋爱与婚姻 　　关于我个人自那天之后的一些情况，我曾在一篇回忆文章《我和我的父亲胡风》（载《现代家庭》1999年9期）中简要提及过：虽一直在要求进步但因总是“划不清”与父亲的界限而不能加入共青团；虽成绩优秀但两次考大学都因政审不合格而未被录取；参加工作时又没有好的工作给我，只能在最脏最累的车间里当学徒工；最后，在“三年困难时期”来到了农场从事农业劳动，并在那里安了家；近二十年过去了，父亲获平反后，我才被调离农场到父亲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这里，我就不想再重复这些，而是重点谈一谈我在农场近二十年的生活，尤其是在“文革”中的种种遭遇，因为那件件桩桩都与我的家庭出身挂起了钩。 　　1961年9月，我从街道上报名来到了京郊的一个国营农场，当了一名农业工人。 　　劳动是艰苦的，尤其对于像我这样学生出身、身体又瘦弱的女孩子来说，则更苦更累。耪地、间苗、浇水、捣粪、装车、割麦子、掰玉米、拾掇棉花，等等，什么活都干，日晒风吹，泥水里淌。 　　好在我不惜力，干活老实，人缘也比较好，往往是，有的老工人在上垅活时早到了地头，看我还差一大截，就马上回过头来接我。在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也就在农场安心劳动，就这样过了下来。我的爱人也是农场的职工，他是怎样来到这里的，那又是另外一种情形了。简单说来就是：高中毕业后被选拔保送到某军事院校学习，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信念，主动要求到地方工作，又困惑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历经周折，最后也来到这里当了农业工人。 　　我们认识后，由志趣相投而感情日深，一两年后便决定结婚。领导对我们的婚姻表示异议，警告他说这会对他有不好的影响时，他却不领这好意，于是，我们在1965年12月初登记结了婚，并在农场一个破旧的牛栅里安置了新家。这年年底，我父亲回到家中，作为监外执行。过了全家团聚的一个春节后，又被送到四川去，我母亲则自愿“伴囚”，与他随行。他们于1966年2月到了成都，公安部门在城里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在监管中生活，母亲是“免于刑事处分”的，所以有一定的自由，也能与我们兄妹通信，有时，我也按她信中所说的给他们寄去所需的东西。 　　“文革”开始后，当地的运动愈演愈烈，上面把他们临时转移到了川东的一个劳改茶场。这时，我与爱人商议，反正我们已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境也就这样了，还是由我一人来与母亲通信，转达我们兄妹的情况，报个平安吧，我们就通知我的哥哥与弟弟不要再与他们通信了，以免招惹麻烦。弟弟晓山这年正值高中毕业，属于“老三届”。高考制度已经砸烂，他和同学们一样无法升学，在到外地去串联了一趟后，于1968年响应号召下乡插队落户去了。那是内蒙呼市附近的土默特左旗，属农区。一年的工分没多少钱，根本不够生活，只好靠我哥哥给他一些补助。这一插就是十年，虽然因表现优秀，在招工和招工农兵学员时，村里曾多次推荐他，但都被这出身卡住了，直到恢复高考制度后，才因优异的考试成绩被大学录取。 　　再说我哥哥晓谷。解放初期在上海时，他就入了青年团并担任团区委的工作，后来到华东航空学院（现在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成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并于1952年入党。父亲出事后，学校领导对他仍很信任，没有什么歧视，毕业后留校任教。但“文革”一开始，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地掀起了暴风骤雨，他再也不能教学，只得靠边站，和其他反动学术权威一样，住过“牛棚”，又因与父亲“划不清界限”而被处分以留党察看。那时候，曾有他们单位的人来农场向我调查他的表现，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几个问题，例如，他与父母相处的情况，是主动斗争还是感情很亲密，你是如何认识的，等等。我据实说明，当时是公安部要求他带着我和弟弟做父亲的工作，希望他能认罪，接受改造，并对他说清，不要在生活疏远他们，要关心和照顾，保持父子关系，等等。而哥哥当时所做的一切正是严格按照组织上的要求的。 　　1966年底，我的大儿子出生了。孩子很可爱，母亲给我寄来了她织的小毛衣。 　　后来，我将孩子穿着它照的相片寄给了她。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里，这张照片给他们带来了难得的欢乐。不久，形势更坏了，劳改茶场也不能呆了，父亲被押解着离开了母亲，又去过看守所里的日子，再后来，被送到位于四川大竹县的省三监的大监里，与重犯人一同生活劳动。那张照片也就伴同他过着多年暗无天日的生活。母亲则留在劳改茶场劳动，直到1973年，因父亲患精神疾病才得以来到父亲身边照顾他的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与我完全失去了联系，生死不知，只能在心底里推测着他们的境况。 　　每年的春节，晓山从乡下回到北京，哥哥也放寒假来北京过年，这时，我们兄妹三人才得以团聚。我们农场因为是在郊区，所以，“文革”前夕先开展了“小四清”运动，上面还派来了工作组。究竟是否查出领导干部有什么四清四不清的问题，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不久就开始对我们中有“问题”的普通职工下手了。也很想找出我和我爱人有什么重大问题，可又找不到。正好这时农场里出了一件大事故，却差点把我俩扯了进去。 　　事情是这样的：职工们常把上班用的自行车存放在大食堂里，一天夜里，食堂忽然失了火，烧掉了一些自行车。调查认定是有人放火，嫌疑人锁定在一个男青年身上，不久就将他抓进了看守所。这青年与我同期来农场，我们关系很好，他把我当作姐姐。可正好那天我的自行车没放在食堂，而是放在家里。于是，便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定是他预先向我作了通报。工作组对此人一再审问，逼他承认放火，属“阶级斗争新动向”。对我们，还不能直接审问，而是左拐右弯地，想把我绕进去。我根本不知情，当然不能作证他究竟有没有放火，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为什么没把自行车放在食堂。工作组没有抓到任何可乘之机，这才不再为此事问我（直到“文革”后期，此人才被放了回来，对他下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这样，在看守所里过了几度春秋，最后还留下了“尾巴”，直到“文革”结束，因他不断申诉才重下结论，给他落实了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农场职工都是从社会各处来的人员，成份比较杂，包括了一些汉奸、伪保长、小连长、“地富反坏右”子女，等等，应有尽有。一开始，我们场就揪出了不少“牛鬼蛇神”，主要是“地富反坏右”。 　　红卫兵拉着他们敲锣游“街”（场里的大路），批斗他们。那时好像就已有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说法，所以，我虽然不能参加革命行动，但也没对我有什么大的伤害。只是，一些会我无权参加，也不让我参加革命组织。我爱人倒能参加，并参与了革命组织的一些活动。由于他政策水平强，还成了组织的“高参”，以致到后期就被对立面说成了是“黑后台”。 　　随着运动的深入，作为最高指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中的按语在批斗会上一次次地当作口号喊出，其中“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一句是用得最多的。于是，早已被人们忘怀的“胡风”这个名字在十多年后又被记了起来。我也就一次次地被置于了难堪的境地。由于我们农场是北京市农林局直属的良种场，所以，每年的麦收和秋收都要分配当时的中央直属文化团体或机关到我们场来劳动，并在现场召开批斗会。中国京剧院、中央党校、还有中国作协和文联等单位都来过。每次，都是由他们的造反派带上来一溜“黑帮”，当场揭发他们的罪行，进行批斗。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的成员来参加劳动的那次。“黑帮”中有臧克家、冰心、黄胄等人。 　　批斗他们时，一面揭发声讨他们的一些“资产阶级腐朽生活”表现和反动言行，一面还得让他们“坐飞机”。我们农场的职工则站在后面观看，也参加他们的批斗会。看着瘦弱的冰心被造反派拧着胳膊“坐飞机”，人们还不断地嘲骂和指斥她，什么“美帝国主义的洋奴”、“司徒雷登的干女儿”等话，我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我的父亲没在这一行列里。过一会儿，他们又指着一位说是漏网的“胡风分子”，于是，主持人便领头高喊“打倒胡风反革命分子”。我只好低着头也跟着喊。但心里直担心那些“客人”知道我的身份，巴不得这会早点结束。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林彪败露后，按说我们的处境应该好了吧。但却变本加厉地开始了新的运动，“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且是从未有过的激烈。场里不断地揪出新的“阶级敌人”。早就被“解放”了的场长是从农村提着头闹革命出身的十三级干部，文化程度不高，但有个特点是好大喜功，很想弄出个特大案件来“震”一下农林局系统。于是，他动员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到处去调查我们俩的情况。这时，从城里又给农场派来了工作组。他们内查外调，从我们周围的人那里，整理出了一些“材料”。本来，我俩人缘好，不管和什么人都处得不错，当然很容易被划成所谓的“集团”。于是，也出现了一些针对我俩的大字报。更出乎我们意外的是，工作组竟陆续编出了个“三批材料”，在全场大会上宣布，还危言耸听地说查出了什么翻案集团、放火集团，等等。 　　“材料”和大字报中对有些人是点出名字的，对我俩则是用 ×××、××（我爱人的名字是两个字）。 　　说我们如何如何是胡风的孝子贤孙，如何看过胡风的十万言书（连三十万言他们都没搞清楚），等等。 　　具体说的什么我现在都记不得了。总之，如同侦探小说一般，故事性特强。后来可能他们自己也感觉到太荒唐了，所以宣读过一回后也就不再提了。总之，老谱就这样地在十多年后翻了新。形势是如此的严峻，每次开揪斗大会时，我都是心惊胆战地，不知我俩会不会被身旁的小将揪上台去。往往是，每当揪出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主持人就会拍着桌子大声叫喊：“大家说，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还有没有了？”大伙高声答道：“有！” 　　有时，主持人还会高喊“老鼠拉木掀，大头在后面呢！”，以起到震慑人心的作用。曾有一次在向我调查什么情况时，给我看一份某人的揭发材料，对我说，你看，他都揭发你了，你还不揭发他？我说，我不能因为他揭发了我，我就随便说他，我得实事求是。他们实在找不出可以给我们定罪的事由，加之，农场的老书记较注意政策，反对揪我们上台。随着运动的结束，工作组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 　　外面的情况一天天在好起来，终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们也与母亲恢复了通信，知道他们还平安地活着。到1977年秋，高考制度恢复，晓山在插队十年后，考上了内蒙师范学院，《中国青年报》特地发了报道，以示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的。不管怎样，这是个重要的信号，我们都感到情况要有转机，母亲的信上也开始有了乐观的话语。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决议，更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1979年1月12日，我接到父亲发来的电报：“离此去成都”。几天后，又收到了母亲自成都省委第二招待所发出的信。原来是公安部电话通知监狱当局让释放父亲出狱的。 　　不久，晓山趁寒假期间，一人先去成都，和他们共度了自由后的第一个春节。到我去成都看望他们时，已是春光明媚的四月。由于形势变了，我向领导请假时，出乎意外地顺利。在成都难得地陪他们游玩了一阵后，仍然回到农场继续干我的农活。 　　这年的11月底，因父亲住院动手术，我又请假来成都陪护他，这之后，再也没回到农场上班。1980年3月底，中央安排父亲回北京治疗疾病，我的父母才结束了在四川十多年的生活。这年的9月，中央发布76号文件，在政治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安排父亲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顾问，同时调我到同单位做他的秘书，协助他的工作并照顾他的生活。第二年的2月，正式给我办了调动手续。我爱人也在这之前由原工作系统调回了城里。我们回到了在城里的家，从此结束了那段难忘的农场生涯。一天，我陪同新单位人事处的同志去农场调档案。办完后，那位同志对我说，给你的评语写得很好啊！我只是笑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作为“反革命钦犯”的女儿，我这二十多年的遭遇，实在还不能算太坏，也侥幸没有受到皮肉之苦，但是，二十多年前在“文革”期间所受到的种种压力，至今仍不时在我的脑海中闪现，那种压抑感又会重新涌上心头，挥之不去。近年来，我读到不少回忆文章，里面更多的是家破人亡，精神失常，在冻饿中或“劳教”中悲惨地死去，青春和才华在超重的体力劳动下随时光流逝 令人不忍卒读。我一直在想，为了死去和受害的一代、两代乃至三代人，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