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本地花鼓戏汨罗花鼓戏:《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智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7 23:46:48
《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智慧》
唐教授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智慧》。
下面附上唐教授在《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2011年2月19日）演讲稿。供博友们学习共享。
主持人：
说起中国文化我想我们要记住有一个近代文化大师，他叫做辜鸿铭，是一个很怪的老人，生在南洋，学在西洋，结婚在东洋，干活在北洋。他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人博大纯朴，但是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但是不博大；德国人博大又深沉，但是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文化那么深沉，也没有美国文化博大，也没有英国文化纯朴，但是它比这三个民族都灵敏；只有中国文化四者兼备，既博大深沉，又纯朴灵敏。这是辜鸿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我很欣赏这个怪老子的讲法。今天唐博士他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他在对比的过程中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含蓄的内敛的阴柔文化，他是一个讲人情，讲面子的情感文化，是一个整体本位的宗法文化，重视家、国和整体，是一个阴阳协调的和谐文化，是一个“内圣外王”的伦理文化，同时他是一个重视经验和直觉的悟性文化。
由于有了中国文化这样的一些特点，所以就形成了中国式的这种管理智慧，管理智慧里面唐博士给了我们6个特点，第一叫“和而不同”；第二叫做“以人为本”；第三叫做“道德齐礼”，“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第四个是基本路径，叫做“中庸之道”；《三字经》里面讲中不偏，庸不易；第五就是因变制胜；第六是“无为而治”，这是中国管理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今天唐博士演讲的主要内容。
唐博士是70后的，在我们这个论坛上算是比较少的，他是湖南双峰人，曾国藩的老乡，双峰出了很多人物，网上是这样来描写他的，“这个家伙履历比较长，听他自己说自己以前是中专毕业教小学，后来又考本，考研，读研究生，又考博，读博士生，厉害”。他有两个大的特点，除了高中没有上过，什么学都上过，小学、中学、中专、本科、研究生、博士生都上过。第二他什么课都教过，小学、中学、大学、培训、MBA之类的都教过。所以，他讲课的特点是见多识广，干练洒脱，声音宏亮，用词精当，很善于把深奥的东西讲浅，也很善于把浅的东西讲深奥，因为他会把股票什么统统搬到课堂上来。所以他会在轻松、幽默、生动活泼之中，让你忘记那些无风的夏天，或者多雪的冬天。有请唐博士！
唐少莲：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智慧》。
大家好！很高兴也很荣幸有此机会来到茂名石化，与炼油厂基层领导干部共同探讨中国文化与中国式管理智慧。
选择这样一个课题，乃是基于对两个问题的追问：第一是作为五千年未曾中断的文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基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准则和精神追求上到底有着怎样的区别？受中华文化哺育和浸染的我们又究竟体现了怎样的不同于西方人的国民性格与民族精神？第二是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中国管理智慧亦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一度对西方管理理论趋之若鹜的中国人蓦然回首时，却发现我们自己的老祖宗其实也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管理思想资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种中国式的管理智慧在当代社会的价值转化，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管理思想体系呢？
所以，今天要和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二是中国式管理智慧如何可能。
一、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几个不同国家的人同在咖啡馆喝咖啡，却发现杯子里有一只苍蝇。首先发现苍蝇的是一个英国人。他很惊讶，当然也很生气。但英国人讲究绅士风度，觉得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发作，就把钱掏出来压在咖啡杯下，生气但一声不吭地走了。第二个发现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啪”地把咖啡杯砸得山响，“八格呀噜”地一顿狂吼，把服务员一顿臭骂。第三个是个美国人，他发现了那只可怜的苍蝇，微笑着把服务员小姐叫过来说：“亲爱的小姐，在我们美国喝咖啡不是这样的。在美国喝咖啡，边上会有一小罐牛奶、一小碟方糖，外加一小碟苍蝇。当然，糖和苍蝇是由顾客自己决定放不放的，他想放多少就放多少。”故事讲到这里，我想向朋友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设是一个中国人在喝咖啡时发现了苍蝇，他会怎么样？
答案或许会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无论你的回答是什么，你所认定并确信的那个答案一定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基本特质。
那么，在一种文化比较的视野中，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到底具有哪些与西方文化和西方人不一样的特质呢？
1、中国文化是含蓄内敛的阴柔文化
关于中国文化阴柔或是阳刚的特质，相信有朋友会援引《周易·乾卦》的名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作为论据，来论证中国文化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刚强不屈的阳刚之气。此固然不错，因为中国文化本就是刚柔相济的文化。但今天我所讲的中国文化特质是在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中提炼出来的。也就是说，相较于开放、张扬的西方文化而言，中国文化更具有含蓄内敛的阴柔特质。
中国文化的阴柔特质首先就表现在中国人对含蓄与意境的追寻。有个故事：相传纪晓岚刚进翰林院时并不引人注意，连太监总管都不认识他。某次，太监总管见他身穿蟒袍，手拿折扇，觉得有点意思，便出了一上联：
小翰林，穿冬衣，持夏扇，一部春秋曾读否？
这上联不算太俗，嵌有春夏秋冬四季。纪晓岚也觉得蛮有意思，刚好老太监说的是南方口音，便脱口而出：
老总管，生南方，来北地，那个东西还在吗？
对句不仅道出了东西南北，还巧妙地调笑了老太监的那个“东西”早就被阉割了。众所周知，“东西”是个万能词汇，但却能在特定的语境中含蓄地表达特定的对象。
在中国文化中，含蓄和意境都是一种美，它渗入中国人的文化血脉，成为一种艺术态度和生活自觉。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对含蓄与意境的追寻可谓无处不在。例如，我们过去把“上厕所”叫做出恭、登东，现在一般也说成方便、解手；男女之事，西方人说“make love”，我们则叫“巫山云雨”，更给人增添如梦似幻和神奇瑰丽的遐想。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余音绕梁、余味无穷”，一直是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文化是“饺子”文化，把好东西包在里面，需要细细品味；西方文化则是“批萨饼”文化，把漂亮东西都摆在外面，更加一目了然。
大家看这幅图片，猜猜是什么意思？
中国文化的阴柔特质还表现在中国人的谦虚和内敛。“鄙人”、“在下”、“贱内”、“拙荆”、“犬子”、“斧正”、“哪里哪里”等自谦用语比比皆是。中国人在外人面前习惯于贬低自己，把成绩和功劳归功于上级和同事；而外国人则更强调自己的努力和优势。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当中国人在竞选或是竞聘某一岗位时，往往要谦虚地说：在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同志们的无私帮助下，我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绩……这些话在乐于表现自己的西方人那里就愣是闹不明白了：既然你只是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而且这成绩还是在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取得的，那大家干啥要选你呢?外国人也许永远也弄不明白：在一种对自吹自擂、飞扬跋扈等现象深恶痛绝的文化传统中，中国人要不这样表达，那他的竞聘结果可就真不好说了。网上有个笑话。说有个高干子弟对煤老板的儿子说：你给我一百万，没有我在北京办不成的事。煤老板的儿子说：这样吧，我给你一个亿，你能不能帮我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换成俺爹的？这个笑话对那些自吹自擂的人无疑是辛辣的讽刺。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文化的这种阴柔特性，中国人为人处世就十分讲究圆融变通。小时候读过一个故事，说有三个秀才进京赶考，到一个道观去请道长预测考试的情况。道长伸出一个指头，一言不发。秀才们请教是什么意思，道长说：“天机不可泄露”。秀才没办法，只好走啦。小道长忍不住了，问：师父，您刚才那一个手指是什么意思啊？道长回答：他们三个若考上一个，那就代表一个；若考上两个，那就代表一个考不上；若考上三个，那就代表一齐考上；若三个都考不上，那就代表一齐考不上。
中国文化的确十分强调权变或是灵活变通。“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这是一种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也是一种变通；“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是一种变通；“既不犯规，也不犯傻”，这还是一种变通。
据说，一位中国人移民到了美国，因要打官司就对其律师说：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约法官出来坐一坐或者给他送点礼。律师一听，大骇，说千万不可，如果你向法官送礼，你的官司必败无疑。那人说怎么可能。律师说：你给法官送礼不正说明你理亏吗？
几天后，律师打电话给他的当事人，说：我们的官司打赢了。那人淡淡地说，我早就知道了。律师奇怪地问，怎么可能呢？我刚从法庭里出来。中国人说，我给法官送了礼。那位律师差点跳了起来，不可能吧！中国人说：的确送了礼，不过我在邮寄单上写的是对方的名字。
这个故事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人行为处事的灵活态度，这种追求圆融变通的灵活性有时还能形成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思路。但这个故事同样充分暴露了中国人规则意识的匮乏，以原则性为代价的灵活性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2、中国文化是重人情讲面子的情感文化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人情”，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之一。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心理——情感本体的文化，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最核心部分就是“情理结构”，亦即理智与情感交融。钱穆在《孔子与论语》中也说，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因此，中华民族是重情的民族，中国文化是重情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文化史其实就是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史。《诗经》“击鼓”篇记载着四句千古名诗：
死生契阔（生死离合），
与子成说（我和你誓言不改）。
执子之手（让我俩手牵着手），
与子偕老（一直到老再不分离）。
上述四句诗，可谓中国人的爱情图腾。在中国文化中，对情感的表达和宣染是历久弥新的主题，爱情、亲情、友情，喜爱之情与怨恨之情，兴奋之情与痛苦之情......支撑着中国文化从远古走向未来。
但我们这里所指的“人情”更多的是指人际交往中的情感交流，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谚语。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中国人之所以不愿意背井离乡、不愿意浪迹天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愿意离开他赖以生存的熟人生活圈。“熟人好办事”，这是中国人亘古不变的信念。在中国人的社会中，通过人情往来而编织的“网络”生活，成为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图景。由此所形成的特异景象便是：在中国，最流行的学问是“关系学”。
中国当代的朦胧派诗人北岛曾写有一首涵义丰富的诗——《生活》，诗的内容只有一个字：网。这首世界上最短的诗是对中国人生存状态的逼真刻画。
与中国人的重人情、讲面子相比，西方文化更强调功利和实惠。举个例子：联合早报前不久刊载一篇《中欧互动升温，不过同床异梦》的文章，介绍胡锦涛主席到访法国时，萨科奇总统给足了胡主席“面子”：亲自到机场迎接，几乎“全程陪同”访问，又同乘一车，接受共和国卫队盛装欢迎；在欢迎晚宴中，萨科奇拿出有酒中皇后之称的「拉菲」红酒——这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御酒，也是目前价格最贵的红酒之一；更重要的是，这些红酒在年份的选取上颇费苦心：包括胡锦涛出生的一九四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一九四九年，戴高乐决定承认北京的一九六四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九七八年，胡锦涛接掌权力的二○○二年，以及北京奥运二○○八年等等。当然，萨科奇用这些“面子”功夫赢得了实惠。文章评论说：阔绰的中国人一出手就是二百亿美元的巨额定单，实在让生性浪漫的法国人震惊不已。
3、中国文化是整体本位的宗法文化
在中国文化中，整体是高于一切的，常说的大局意识、大公无私等皆反映了这种整体本位的取向。中国过去是农耕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以农业文明为主。聚族而居是生存的基本形式，家族的繁衍和强大需要每一个个体服从和服务于整个家族的利益。因此，整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得以确立，而家族内部所存在的宗法血缘关系又使得这种价值取向更加稳固。而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那里土地贫瘠，但海岸线很长，适合发展航海业和工商业，因而形成了早期的商业文明。商业文明首先要解决产权问题，确保个人的权益，这就需要“游戏规则”。于是，契约关系成为西方商业文明的基础。而随着产权的确立，个体的利益得到保护，个体意识也就相应地建立起来了。这是中西文化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中国文化是一种“家”文化，血缘关系使“家”成为最基本也最牢固的整体单元。一个男人的成功，离不开“家”的支持；一个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家”的稳定。中国社会有句流行的俗话，叫做“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后来有好事者又把这句话演绎成“一个失败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群争风吃醋的女人”。姑不论其是否准确，单从这两句话来分析，一个男人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因素都是“家”：有了幸福而温暖的家，你就有了坚强的后盾；反之，你要是背弃或是抛弃“家”，那就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出家”。
中国人重视“家”，还可以从很多方面反映出来。比方说吃饭，咱中国人吃饭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在一种亲情氛围中其乐融融，而西方人吃饭是各自为政；咱中国人父母把小孩养到18岁以后，还要管他读大学、结婚、买房、带小孩，而西方人长到18岁，会主动脱离父母的庇护独立生活；咱中国人常常以祖孙几代同堂为荣，而西方人大多是利用节假日“常回家看看”；咱中国人顶多是“亲兄弟，明算帐”，而西方人哪怕是“亲父子”，也必须“明算帐”的。
由“家”再推而广之，中国文化必然强调“国”。家国同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忠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移孝作忠是中国传统治理的共同理念。“国家国家”，是先“国”后“家”的，“没有国哪有家”是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不朽宣言。遗憾的是，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中，“爱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忠君”的代名词。由此而衍生出来的怪异文化景观就是，中国人虽然从来都不缺乏“爱国主义”的典型，可是在很多“君”只是暴君、“君”与“民”严重对抗的时代，一些“爱国主义”英雄却往往成为“愚忠”文化的表征，甚至成为屠戮民众的凶手。这一点，已成为中国文化与中华文明一种挥之不去的痛。
此外，还不能不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文化过于强调“家”与“国”的整体利益，“人”，也就是当代西方文化所推崇的个人利益、个人自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被严重忽视和矮化的。记得曾有个文革期间的笑话。说是某知识分子的老婆与造反派头头私通，为达到长期苟合的目的，造反派头头指使自己的姘头（即知识分子的老婆）在批斗会上揭发这个知识分子的种种“恶行”。于是，这个名为老婆实为他人姘头的“革命女性”在台上批斗自己的老公说：他长期瞧不起我，虐待我，把我当作他的私人财产。这时，台下一个心明眼亮的群众跳上台说：对，你这个臭知识分子就该狠狠地批判。你怎么能把你老婆当作私有财产呢？你应该把她当作大家的“公有财产”才对呀……
这个故事虽然讽刺的是男女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但也从侧面提醒我们，曾经有一段时期，谈恋爱、找对象是需要服从和服务于“组织”利益的，是要讲顾全大局这一“政治”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本没有错，可当这“国”与“家”成为扼杀人性之工具的时候，当找老婆也需要服从“整体利益”的时候，我们又该在这“国家”的光影里何去何从呢？
4、中国文化是阴阳协调的和谐文化
为什么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谐文化？我们首先来看看太极图。太极图乃是以黑白两个鱼形纹组成的圆形图案，俗称阴阳鱼。阴阳两条鱼紧紧相拥，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首尾环抱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给人以运转无穷、充满生机的动感与美感。“太极”一词最早出现在《易传·系辞上》，意为派生万物的本源。宋代的理学大师周敦颐曾著有《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之至矣。
我们可以把它简化成这么几句话来加以理解：无极太极，阴阳互摄；阳变阴合，生生不息；动静有序，刚柔相济；共生共存，天地人和。其哲学要义有四：一是阴阳对立，一切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种对立的因素，亦即老子所谓的“万物负阴而抱阳”；二是两种对立因素相反相成，构成共一个和谐的整体，亦老子所谓的“冲气以为和”；三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立的因素相互涵容；四是阴阳轮转，此消彼长，物极必反，动态平衡，对立的因素永恒地转化生息。
太极图可谓中国人的精神图腾。从太极图不难看出，对立面的和谐是中国文化的主基调。古人对和谐的追求大抵有四个维度：一是身心和谐，二是人际和谐，三是群己和谐，即公私和谐，四是天人和谐。
我在这里仅就身心和谐的问题与大家作一个交流。现代社会，很多人都感觉到很累，身累但心更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老子》第五十五章有这么一段话：“未知牝牡之合而脧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大意是：小孩子还不知道男女交合但小生殖器却自动勃起，这是精气充足的缘故。他整天号哭，但喉咙却不沙哑，这是元气淳和的缘故。人的生命活力来自于“精气”或“元气”，身体的最佳状态，是元气充足、阴阳平衡的状态。因此，我们有个说法叫“心平气和”。人只要能做到“心平气和”，其实就是一种身心和谐的状态。但现代人至少有两个常见的毛病：第一个毛病是多欲，即贪图美色美味，贪图功名利禄。然而人的欲望无穷无尽，欲望一旦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导致心理失衡甚至变态。所以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第四十六章）第二个毛病是气盛，即盛气凌人，颐指气使，横行霸道，唯我独尊。“气盛”摆明了阴阳失调，阴阳都失调了，身心又怎么能和谐呢？故孔子在两千多年以前就给我们提出了谆谆告诫：“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
当然，现代社会诱惑这么多，压力这么大，利益冲突这么剧烈，人难免会有一些怨气，扰乱平和的心境。怎么办？怨气当然要发泄。怨气不能发泄，久而聚之，就像三峡大坝超警戒水位一样，不决则已，一决则必哀鸿遍野。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处于维稳和追求政绩的需要，采用人盯人战略，千方百计阻止群众上访；更有甚者，派警察、派强力部门进省会、进北京把上访者抓回来，然后关进精神病院，或是干脆扣上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这些做法无异于以汤止沸，阻塞了老百姓利益诉求的正当渠道，其后果必然是整个社会“阴阳失调”，和谐社会只能成为泡影。
5、中国文化是“内圣外王”的伦理文化
“内圣外王”最早出现于《庄子·天下》，但后世学者几乎都把“内圣外王”的思想归于儒家。的确，从先秦开始，儒家已存有圣王统一的思想，孔子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就是这种圣王思想的典型表征。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之后，“内圣外王”更成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命题。迄今为止，在儒家政治哲学的框架内，奠基于《大学》“八条目”之“内圣外王”的逻辑进路，儒家形成了“家国同构”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亦被视为儒学政治的基本结构与基本特征，其价值内核是“忠孝治国”。在具体的理论走向上，“家国同构”走向了以宗法血缘为社会基础，以道德的形上学来统率世俗政治的仁政或德治之路。换言之，“内圣外王”的形式特征是家与国在人伦关系和组织结构上的同构性，本质特征则是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属性。因此，“伦理”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准则，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属性。
传统伦理最核心的内容是“三纲”、“五常”、“五伦”等，以它们为基础，便可以编织出一整套维系社会稳定的“天罗地网”。
与中国“内圣外王”的伦理文化不同，西方文化主要是一种崇尚权利的法治文化。其主要区别可列表如下：
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文化类型 伦理文化 法治文化
精神追求 修德成圣 皈依上帝
价值取向 崇尚伦理，重义 崇尚自由，重利
治理手段 重道德教化（德治，强调社会义务） 重法律规范（法治，强调权利保护）
社会目标 天下为公，“不患寡而患不均”，更强调结果的均等 更强调机会与权利的平等
6、中国文化是重视经验直觉的悟性文化
什么是悟性文化？先给大家讲两个故事。
古代有个秀才进京赶考，住在一个曾经住过的店里。考试前两天他做了三个梦。第一个梦，是自己在高墙上种白菜；第二个梦，天没下雨，他却又戴斗笠又打伞；第三个梦，是跟心仪的姨妹子赤身裸体背靠背躺在一张床上。秀才觉得这几个梦都很奇怪，第二天赶紧去找算命的解梦。算命的一听，长叹一声，说:“别浪费时间了，你还是回家吧”。秀才不解，追问其故。算命先生道：“你想想，高墙上种菜不是白费劲吗？天没下雨你却戴斗笠、打雨伞，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跟姨妹子躺在一张床上了，却背靠背，这不是没戏吗？”
秀才一听，心灰意冷。回想起前两次落榜，更加觉得算命先生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垂头丧气回到客栈准备退房。掌柜的一看，关切地询问发生了什么事？秀才把三个梦的事说了一遍。没想到掌柜的哈哈大笑，连说好梦。秀才不解。掌柜的说：“高墙上种白菜，这不是高中吗？天没下雨，你却又戴斗笠又打伞，这说明你有备无患呀；你和姨妹子赤身裸体躺一张床上了，还背靠背干什么呢？该翻身了！”
还有个真实的故事。说的是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的怪杰辜鸿鸣老先生。他曾把一夫多妻制当作天下至理。有一加拿大使节夫人，对辜先生为三妻四妾制辩护甚是不满，于一酒会上质问辜老先生，男女都平等，为何中国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呢？不曾想辜先生并不直接回答，却反问这位夫人家里有否茶壶。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辜老追问：那您家里的茶壶配几个茶杯呢？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不难发现：同一件事情，同一种现象，我们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领悟到完全不同的道理，得到完全不同的启示；对事情的解释没有标准答案，解释的方法也无需遵循严谨的逻辑规则，更多的是一种经验式的解读；解读的结果和个人的生存境遇、人生阅历、文化立场密切相关。这，就是悟性文化。
西方思维科学把人类的思维方式分为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两类，现代思维科学又进一步区分为抽象思维（大体上相当于理性思维）、形象思维（大体上相当于感性思维）和悟性思维，并分别指向人类精神世界的三个不同领域——科学、艺术和人文（并非绝对）。与西方文化重视实证分析的逻辑理性思维相比，中国文化更多体现为一种重视经验直觉的悟性思维。理性思维的目的是求知，悟性思维的目标是求道；理性思维回答世界是什么，悟性思维更多地回答世界为什么；理性思维的基础是逻辑规则，而悟性思维的基础是直觉与灵感；理性思维建构的是严谨的科学体系，悟性思维建构的则是关于世界和人生的智慧。因此，悟性是一种不同于理性的哲学思维，它奠基于经验的基础之上，并不严格遵循逻辑规则，其得出的结论具有非逻辑性、跳跃性、偶然性等特征。人们常说的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触类旁通，恍然大悟等等，就是悟性思维最通俗的概括。悟性思维的要害在一个“悟”字，领悟、体悟、感悟、觉悟、醒悟等，通过身心的体察去心领神会“道”与智慧的奥秘。
我曾有一次在课堂上布置一个讨论题：探讨当代大学生发生在校性行为是否应当。有个女孩子当即站起来对我说，老师您的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我惊问其故。这个女孩子说，给您打个比方吧：好比我们已经饿了很久很久了，饿得快不行了。突然之间看到很多的美味佳肴，你却问我该不该吃，这是不是个伪问题呢？我的大脑一下子兴奋起来，紧张地思索了大约8秒钟，然后谈了三点意见。我说，第一，你饿了很久很久了，肯定很想吃。但是想吃不等于应当吃。第二，即便你想吃而且也该吃，但有几个问题你必须弄明白：和谁吃？什么时候吃？在哪里吃？用什么样的方式吃？换言之，能否胡吃海喝，狼吞虎咽？会不会噎着？等等，你务必考虑清楚。第三，最关键的因素是，你吃完后能够买单吗？
二、问策：中国式的管理智慧如何可能？
理解了中国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之后，我们现在就来继续追问，立足于这种文化而生成的管理智慧有哪些最核心的内容？这些智慧在当代社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1、“和而不同”：中国式管理的本质要求
引领21世界的管理理念是什么？我想最本质的一个应该是和谐管理。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黎红雷教授早在11年前就在《人类管理之道》一书中，把变化管理、创新管理、整体管理与和谐管理作为21世纪的新管理理念。如今，站在新千年的至高点上，当我们蓦然回首中华文化五千年的辉煌历程，就会发现，和谐管理的种子其实早在中华文明的童年期就被播下，并结出累累硕果。那么，我们应如何实施和谐管理呢？关键是要做到“和而不同”。
现在有些领导一谈和谐管理，就简单地以为是“你好我好，感情重要；相见拉手，张嘴就笑；一团和气，争论丢掉；上上下下，一个腔调”。其实，这正是传统和谐观所否定的。和谐并非一个鼻孔出气，也并非一个声音说话，和谐乃是包含有差异甚至对立的统一，太极图中的阴鱼与阳鱼即是如此。《论语·子路》篇有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什么是和而不同？就是对上不盲从，不附和，提出不同意见，使决策更加完善；对下不排斥，不压制，能海纳百川，从善如流。什么是同而不和？就是对上一味地奉迎附和，不表示不同意见；对下又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固执己见，唯我独尊。《国语?郑语》对“和同之辩”有着深刻的阐释：“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这乃是说，不同的因素互相匹配、对立、依存、转化、流变，方能构成多样性统一的变化日新的世界；若夫事物只有单调的雷同，则不但不能产生和创造新的东西，反而会使事物归于失败和毁灭。所以，只有一种声调，就没有美妙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华丽的文采；只有一种滋味，就没有可口的美食；只有一种事物，就无法进行评价（“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故君子应取“和”而去“同”。这样，在战略决策的时候，“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左传·昭公二十年》）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交流、驳难，融合，最终形成最优化方案。这就是“和而不同”的管理智慧。
21世纪的管理者，要培育自己“和而不同”的管理智慧，原则上要做到四点：一是要推崇以和为贵的管理价值（“礼之用，和为贵”），二是要遵循“以礼节和”的管理原则（“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三是要凝聚“和则多力”的管理共识（“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四是要贯彻“仇必和解”的和谐思维（“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在中国的管理实践中，有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即班子成员间的和谐问题。许多领导班子之间常常出现矛盾与龃龉，处理不好，不但形不成合力，反而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内耗的出现呢？在这里，我想强调两点：
首先是上级领导在班子的配备问题上，要掌握好四个要领：一是要注意才能的搭配，选准“千里马”，配好“老黄牛”；二是要注意风格的搭配，选准“爆破手”，配好“消防员”；三是要注意职权的搭配，选准“外交官”，配好“管家婆”；四是要注意梯队的搭配，选准“突击组”，配好“预备队”。
第二是在正职与副职的关系问题上，要贯彻“四不”原则。对正职而言，要做到：统揽不包揽，善断不武断，信任不放任，大度不失度。对副职而言，要做到：到位不越位，服从不盲从，补台不拆台，分工不分家。
2、“以人为本”：中国式管理的价值内核
“以人为本”是当今中国的流行语。但正如某些流行歌曲并不能给歌坛带来清新空气一样，“以人为本”的流行在很多企业和组织里也只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并没有带来管理方式的革命。
所谓“以人为本”，是与“以物位本”、“以神为本”相对立的（“以神为本”今天我们暂且不谈）。从哲学上讲，人是物的主人，物是人役使的对象。但当物的功利性价值被无限放大，人就可能异化为物的奴隶。《论语·乡党》中记载了一个故事：“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是说孔家的马厩被焚。孔子退朝后，说：“伤人了吗？”不问马的伤亡情况。孔子并非不爱马，但听说马厩被焚烧后，急切之间只问伤到人没有。这就充分彰显出孔子的人本情怀。反过来，我们现在有些煤矿老板，一旦井下出事，不是想方设法抢救矿工的生命，反而千方百计拖延时间，瞒报事件。这就是典型的以物为本，人的价值在物的功利面前被击得粉碎。当代中国，追求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贪图感官刺激的享乐主义、信奉有奶为娘的实用主义、标榜自我中心的利己主义是这种物本位文化的突出表征。实施以人为本战略，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人与物的异化状态。
中国古代有着世界上最丰富的人本理念，人性、人道、人格、人伦、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等在先秦时期即得到了最广泛、最深入的讨论。如《周易》把人作为“三才”之一，老子也把人当做“四大”之一，都充分凸显了人在整个世界中的特殊地位。《礼记·礼运》说：“人者，天地之心也”，《孝经》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这都是进一步彰明了人的本质地位。当今中国，到底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我有四句话与大家交流：一是关心人——关注人的生存命运，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荀子所谓“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二是尊重人——承认人的主体地位，确保人的基本权利（“天地之性人为贵”）；三是解放人——破除一切制度障碍，彰显人性自由光辉（老子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四是发展人——创造宽松自由环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孟子所谓“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从管理的角度来讲，要彰显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关键要实施人本管理。与传统的管理方式相比，人本管理要实现“八个转变”：一是要重新认识人，企业要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不能把追求利润当做最高目的。二是要真正尊重人，实现从“人是工具”到“人是目的”的转变，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企业的根本目标。三是要科学选择人，实现从“相马”体制到“赛马”体制的转变，创造让真正的千里马脱颖而出的环境和条件。四是要合理组织人，实现从任人唯亲到任人唯当的转变，真正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五是要全面培养人，实现每一个企业员工从人员到人才的转变，把人才资源当做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六是要全程激励人，实现由我们想办法留人到人自愿留下的转变，使每一个人才都能够安心工作、开心生活、忠心为企业。七是要适当约束人，实现由制度约束到价值观约束的转变，让企业的核心价值内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八是要真诚关心人，实现由关心员工本人到也关心其家庭和价值链上的利益相关者的转变，实现真正互利共赢。
需要强调的是，但“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并不完全相同。“民本”乃是针对“官本”而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民本；“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官本。中国社会当前依然有严重的官本位倾向。从一个笑话就可看出端倪：某局长上班乘电梯，突放一屁，因电梯人数众多，甚觉不雅。便对身边的科长说：你怎么放屁了？科长不解，争辩曰：我没放！局长觉得很没面子。过后该局实施竞争上岗。自然该科长落选了。他去找局长理论。局长说：你连“屁大”的事都担待不起，要你何用？这个笑话虽是虚构，不过的确是对某些官本位现象的幽默揭露。实施人本管理就要理直气壮地与这种官本位现象作斗争。
3、“导德齐礼”：中国式管理的基本路径
中国式管理之路应该怎么走？《论语·为政》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用政令来训导大家，用刑罚来规范大家，大家只是但求免于刑罚而已，不会有耻辱感；如果用道德来引导大家，用礼来规范大家，大家不但会产生耻辱感，而且对管理者心悦诚服。
从这么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式管理其实就是“两条腿走路”。一条是“导之以德”，这是要求管理者通过率先垂范，用德行来引导被管理者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一条腿依靠的是道德感召的力量，属于管理中的柔性手段。另一条腿是“齐之以礼”，这是要求管理者用礼、用制度来规范和管理被管理者，使之明白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这一条腿依靠的是规范的力量，属于管理中的刚性手段。这两条腿、两种手段不可偏废，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否则管理者就会成为瘸子。
关键的问题是，管理者如何“导之以德”？又如何“齐之以礼”呢？
“导之以德”的奥妙只有一个，那就是以身作则。有人编造了一个这样的笑话：一个神父在打高尔夫球，一个修女在旁边观看。第一杆打偏了，神父骂道：“TMD，打偏了！”修女说：神父，您不能说脏话啊。又打，还是偏了，神父又骂：“TMD，又打偏了！”修女劝阻说：“神父，您怎么能说脏话呢？上帝要惩罚的。”话音刚落，电闪雷鸣，天空中一个霹雷响过，神父心想，这下完蛋了。于是闭着眼睛等死。可一阵子过去了，神父发现自己竟然没事。睁眼一看，修女给劈死了。神父嚎啕大哭：“上帝啊，刚才说脏话的人是我，您为什么把修女给劈死了呢？”这时只听到遥远的天际传来上帝苍老的声音：“TMD，我也打偏了！”
这个笑话虽然借助的是西方的人物身份，说的可是中国“修己安人”的道理。《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颜渊》篇也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孔子看来，管理者修养好自己，就可以安定好身边的士大夫（中层干部），继而安定好天下百姓（全体员工）。这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道理。仔细领会一下先哲的教导，不难发现，中国式管理启示暗含着一个“道德自觉→道德示范→道德感染→道德辐射”这么一个内在逻辑，管理者的的人格力量会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令下属如影随形，如响应声。
“齐之以礼”的礼有丰富的内涵，大体包括礼义、礼乐、礼仪、礼俗、礼制、礼教等。礼义指礼的精神实质，在管理中发挥用价值引导人的作用；礼乐指礼的文化属性，在管理中发挥用文化培育人的作用；礼仪指礼的仪式程序，在管理中发挥用程序规范人的作用；礼俗指礼的不成文风俗，在管理中发挥用风俗熏陶人的作用；礼制指礼的刚性规定，在管理中发挥用制度约束人的作用；礼教指礼的教育功能，在管理中发挥用思想教育人的作用。所以，中国式的制度管理其实是包含有价值引导、文化培育、程序规范、风俗熏陶、制度约束和思想教育等在内的系统工程，决不仅仅是一种冷冰冰的制度控制，即便与当代西方流行的火炉法则相比较，起内涵也要丰富得多。
所谓“火炉法则”，就是把“火炉”烧得红红的，放在那里，本身并不会主动烫人，但只要有人敢于触摸，它就必烫无疑，不会顾及触摸者的身份，人人平等，谁摸烫谁，而且立即处罚，没有下不为例。它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预警性——触碰火炉会被烫伤，二是即时性——触碰火炉立即烫伤，三是肯定性——触碰火炉肯定烫伤，四是公平性——谁碰火炉都会烫伤。从这四个方面来看，用火炉来比喻制度和制度的执行，倒是十分贴切。不过我在此想借用中国式的管理智慧给火炉法则加一个特征，即目的性。所谓目的性，就是指我们的制度火炉设立的初衷并非是要烫伤人，恰恰相反，设立制度火炉的目的是要给人温暖。这就像我们交通上的红灯设置，并非是要妨碍我们的通行自由，恰恰相反，红灯的设置是要保证我们的交通自由。
那么如何制定公正合理的制度呢？我们来一个中西文化参照，看看哈佛大学罗尔斯教授的分粥效应：一锅粥，七个人来分，如何确保公平合理？
方法一：指定一人负责分粥事宜，每天都由他负责。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换人，结果总是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可见，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都有机会。弊端是什么？，弊端就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能吃饱，其余6天要挨饿。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分，相信他的品质能使他做到公平。可是时间一长就不行了，自己碗里和那些溜须拍马的人分得越来越多了。可见，道德的约束只是软约束，并不产生
方法四：选举一个三个人的分粥委员会和一个四个人的监督委员会，执行权与监督权相分离，七个人全部同意才能吃粥。公平基本做到了，可是等粥分完，早就凉了！
那最好的制度设计是什么呢？还是七个人轮流分粥，不过那个分粥的人必须最后一个拿粥。
4、中庸之道：中国式管理的思维方式
中庸之道，大家并不陌生，可是对它的误解和误读却不少。迄今为止，最常见的误解有两种：一是把中庸之道当做折中主义，认为取两端之中点即是中庸之道；二是把中庸之道当做调和主义，“和稀泥”，无是无不是，无可无不可，实际上是模棱两可。可如果是这样，中庸之道就不仅不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反而成为糟粕。《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是明确地把中庸之道放在至德的位置，是很高的一种境界，一般老百姓很难做到的。
朱熹解释说：“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中庸之道或中庸管理决不是折中主义或调和主义，它强调的是不偏不颇的“适中”，是“无过无不及”的恒常之道，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使事情“恰倒好处”。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思维智慧。
传说上个世纪30年代，何应钦在代理湖南省长期间，有一年清明节上岳麓山为其母扫墓，回来后以省政府的名义下发通告，要长沙各大报社第二天头版头条刊登“代省长何应钦昨上岳麓山扫其母之墓”的消息。各大报社苦不堪言，又不敢得罪省府，只能照办。可有10家报社想出一妙计。消息照登，不过标题改为“代省长何应钦昨上岳麓山扫他妈的墓”。何应钦只能自认倒霉。这10家报社既坚持了原则，又没有公开得罪省府，采用的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大抵可从四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是A而B：立足于A兼及B，以A为主，以B为辅。A而B的思维类似于“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举个例子，在现代管理到底是应该采用放牧式的宽松型管理模式还是牵羊式的约束型管理模式这个问题上，曾经有过不少争论。有的主张管理应该宽松自由一些，发挥员工的主动性、创造性；有的主张管理应该严厉刚猛一些，严格规范员工行为。见仁见智，难有定论。《左传·昭公二十年》引孔子的话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政策宽厚民众就怠慢，（民众）怠慢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政策）刚猛民众就受伤害，（民众受）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的政策）。宽厚用来协助刚猛；刚猛用来协助宽厚，政治因此得以和谐。所以，问题的要害不在于宽厚还是严苛，有时以宽厚为主，辅以严苛；有时以严苛为主，辅以宽厚；有的行业适宜严格一些，有的行业又适宜宽松一些。一切要根据客观实际情况取舍。这就是中庸之道。
第二是A而不A’：主张A，但不能有过度的A’。如《论语》中的“威而不猛、泰而不骄，群而不党，周而不比，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A是适度的，但过度的A’就违背了中庸。所以我们要得意而不忘形，失意而不丧志，勇敢而不鲁莽，谨慎而不懦弱，果断而不武断，刚强而不霸道，服从而不盲从，信任而不放任，坚持而不固执，批评而不中伤等等。举个例子，我们有的年轻人失恋了很难过，很受伤，这都可以理解。但你若是因此而自暴自弃甚至跳楼自杀，那就违背了中庸。我常常和年轻的朋友们说，你可以难过，可以伤心，但不可以瞧不起自己，更不可以抛弃自己的生命。如果非得要有个人自杀，那你叫那个抛弃你的人去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他（她）的损失更大。你损失的只是一个不爱你的人，而他（她）损失的是一个依然深深地爱着他（她）的人。更何况天涯何处无芳草呢？
第三是不A不B：不走A与B两个极端。《尚书·洪范》中的“无偏无陂”、“无偏无党”，《论语》中的“无适无莫”等皆此例。今天讲不卑不亢、不温不火、不慌不忙、不骄不躁；既不纵欲，也不禁欲；既不激进，也不保守；既不专横，也不懦弱；既不自负，也不自卑；既不好高骛远，也不鼠目寸光；既不盲从权威，也不迷信权威；既不闭关自守，也不崇洋媚外；既不教条主义，也不经验主义……这些都符合中庸的智慧。
传说某次乾隆皇帝故意去刁难纪晓岚，问他什么是忠孝。纪晓岚不知是陷阱，老老实实地回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忠；父要子亡，子不能不亡，这是孝。乾隆说：纪爱卿，你平时都自诩为忠臣，那朕今天叫你去死，让你做一回真正的忠臣吧。这下可麻烦大了。怎么办？要么去死做忠臣，要么犯下欺君之罪。这显然是两个极端，非解决问题之道。纪晓岚二话不说，马上跑出皇宫来到护城河边溜达了一圈，然后竟然优哉游哉地回来了。乾隆怒斥道：纪晓岚，朕不是叫你去尽忠吗？怎么又回来了？纪晓岚答曰：陛下，臣刚才本想在护城河边跳河尽忠的。可我刚要跳河的时候碰上屈原了。他指着我的鼻子大骂：纪晓岚你这个孬种，我当年投河自尽是因为碰上了楚怀王这个昏君，今天你的天子这么圣明，为何也要投河自尽啊？臣一想，对啊。今天陛下这么圣明，我干嘛要投河自尽呢？所以特地折回来问问陛下，您是圣君还是昏君啊？这下，反而是乾隆陷入两难了。纪晓岚运用的就是中庸的智慧。
第四是亦A亦B，A与B同等重要，不拘泥于任何一方。记得早年曾流行一个这样的难题：说是年轻男女谈恋爱，女孩问男孩，要是我与你妈同时落水，你只能救一人，那你先救谁？这是一个假设性的二难命题，显然女友和妈妈都不能得罪，他们同等重要。怎么办呢？聪明的人就会回答：我会先救我妈。不过我最心爱的人死了，我一个人独活还有什么意思呢？我会马上殉情自杀来黄泉路上与你相伴。这个答案之所以被称为标准答案，在于A与B两方面都兼顾到，不拘泥于任何一方。《礼记·杂记》讲的“一张一弛”，我们今天讲的能文能武、亦庄亦谐、德才兼备、刚柔相济、奇正相生、恩威并施；“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既要制度管理，也要文化管理；既要有当下的考虑，也要有长远的打算；既要有明确的战略，也要有正确的战术；既要经济效益，也要社会效益等等，都体现了传统的中庸之道。
（文章来源：博主根据唐教授在分部基层正职领导干部讲座提纲、结合《岭南大讲坛-文化论坛》（2011年2月19日）演讲稿整理，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