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郑恩被杀:“弱势心态”蔓延：为何人人“喊弱、哭穷”？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00:25:15
据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 (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则高达七成。为何党政干部、公司白领等“精英阶层”都觉得自己“弱势”？这一普遍情绪的存在及其背后原因值得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边缘与中心、弱势与强势、主流与边缘会不断发生着转化。但因制度壁垒、权利缺位等种种原因造成的不公平的边缘化、弱势化现象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弱势”缘何成了普遍心态
——不同群体“弱势”感受对比分析报告
调查说明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国人的腰包越来越鼓了，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然而物质的丰富并没能带来心灵的富足，反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自己成为了“弱势群体”，比如公司白领、记者、大学教授等，甚至不少官员也称自己是弱势群体。
一些外表光鲜的群体缘何不少人都有着相同的“弱势”感受？社会快速转型条件下，到底多少人存在“弱势”感受？程度如何？原因何在？为了对这些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客观的认识，人民论坛杂志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样本总计6235人，具体为：
一，不同群体随机抽样问卷调查。选取党政干部、知识分子（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公司白领三个典型群体进行，有效调查人数分别为280人、213人和325人。
二，联合人民网、新浪网、人民论坛网推出网络问卷，参与网友达5417人。
在取得大量一手数据及采访素材的基础上，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按照统计学原理进行了梳理、综合，并对主要选项进行了对比分析。
精英群体“弱势”感受出人意料
45.1%的受访党政干部、57.8%的受访公司白领和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
在一般人看来，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及公司白领应该属于精英阶层，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而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 (主要为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这一结果表明，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虽然传统的“弱势群体”正在减少，但存在“弱势心理”或“弱势”感受的人并没有相应地减少，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蔓延趋势。
为什么“精英阶层”有这么多的人自认“弱势”？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进行了深入采访。
45.1%的受访党政干部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其“弱势”心态主要来源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在激烈的官场竞争、严厉的问责制度和强大的网络监督面前，一些官员成了“惊弓之鸟”，生怕因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而成为众矢之的，每天都谨小慎微、如履薄冰；二是虽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正在逐步推进，但是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论资排辈现象，甚至“潜规则”盛行，很多官员因没有背景，“不跑不送”，处于“天花板”困局之中，得不到重用和提升，成为官场“弱势群体”；三是公务繁杂，既要有让上级看得见的政绩，又要有能让老百姓满意的民心工程，想要有所作为却困难重重，不少官员甚至出现了焦虑症，心力交瘁，倍感“弱势”；四是一些贫困地区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有限，在物价尤其是房价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只能“望房兴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说，公众关注的往往是那些手握实权或者具有领导职务的官员，而对一般的非领导职务官员关注有限，而这些人是官员的大多数，在科层制的结构中，这些人实际上可以调动的资源非常有限，而对上级领导、工作单位等不满意时，往往又不能“跳槽”一走了之，常常靠“忍”，因此心理难免压抑，更容易产生“弱势心理”。
面对官员的“弱势心理”，也有网友指出，官员从过度强势走向相对“弱势”的过程，正是一个群体去魅化的过程。把权力装进笼子，一直是民众的希望。权力受到足够的制约，“弱势”的官员才会真正安全。 针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抽样调查表明，高达55.4%的受访知识分子自认“弱势”。改革开放30余年，知识分子的地位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在经济上也越来越富有，但与一些名利双收、风光无限的房产商、隐形贪官等相比，不少知识分子“喊弱”、“哭穷”首先是因为对自身境遇不满，而这种不满是通过比较得出的，面对当前经济资本(财富)、政治资本(权力)的联姻甚至转换，大学教授的文化资本（教育文凭）显然处于弱势。如北大副教授阿忆就曾在博客中晒工资哭穷，宣称那点工资让人“不能活下去”，并得到了很多知名教授的力挺。不少大学教师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调侃说，“我们的脑袋是富裕的，但就经济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
其次，“弱势心理”在那些基础、冷门学科的知识分子当中表现尤其强烈。他们的教学科研任务非常繁重，待遇却相对较低。“经济学”、“管理学”等很多热门学科领域的研究者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抛头露面，而对于那些基础、冷门学者来说，因专业所限，这种机会比较少，坐在冷板凳上一心向学，不少人觉得被边缘化了。
第三，一段时期，社会推崇“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分子备受尊重，而在市场化的浪潮中，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在改变。当前，社会浮躁盛行，评价标准功利化、单一化，权力和金钱的多寡常被当作成功的唯一标准，这让不少知识分子不受尊重，感到落寞。
针对公司白领群体的抽样调查结果表明，57.8%的受访白领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干得多，挣得少”是记者在采访调查中许多公司白领的共同感受。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白领们工作繁忙，职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他们不像党政干部和大学教师一样有稳定的职位，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人和严格的业绩考核，他们要全身心地投入战斗，为此很多人都处于亚健康状态。对白领来说，风光的物质享受背后是难以承受的职业压力，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感。
专家分析指出，当前社会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阶层也随之快速分化，一些阶层缺乏稳定感，尤其是当前正在形成的白领中产阶层。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以往人人羡慕的中产阶层也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弱势”感受。有专家指出，目前在中产阶层的内部，存在着分化和竞争。在平均工资水平翻番的过程中，一些人收入增长快，另一些人收入增长慢，前者能承受较高的价格和生活成本，在资源的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而后者就会感受到沉重的生活压力。
中产、官员等群体在集体“哭穷”，难免让人觉得矫情，但并不能由此否定这部分人在特定情境时的无力感。针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及公司白领等“精英阶层”自认弱势群体这一现象，专家分析指出，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一个稳定的预期，刚性的制度、公正公平的程序的缺乏是当下中国不安全感产生的源泉。而在当前转型条件下，这种不安全感不仅仅存在于传统弱势群体身上，也同样存在于诸如官员群体、白领阶层身上，这就是为何不同群体却有相同“弱势”心理感受的时代背景。另外，“弱势”是相对的，你在这一个环节强势，到了下一个环节可能是弱势，而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使每个人都身受其害，“弱势”心态自然蔓延。 为何人人“喊弱”、“哭穷”37%的受访者选择“收入与预期有距离，生存、工作压力大”，29%选择“社会竞争中产生不公平感”、16%选择“许多个人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
在随机抽样调查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公司白领等群体的同时，为了更好地掌握公众的“弱势心理”，人民论坛杂志还联合人民网、新浪网、人民论坛网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显示，73.5%的参与调查的网友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这一数据远高于人民论坛记者针对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公司白领随机调查取得的数据。
网络调查往往具有互动性强、参与者众的特点，但因为是匿名进行，网民参与调查有时更是在表达一种情绪，调查结果不一定客观、全面，但从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了解舆情民意的重要参考。从73.5%的受访网友认为自己属于“弱势群体”这个数据中看到，对网友而言， “弱势心理”几成社会普遍心态。在社会快速转型的当下，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种现象值得高度重视与研究。
为何公众普遍出现弱势心态，并且感受如此强烈？在人民论坛记者的调查采访中，排在前三位的原因分别是：“收入与预期有距离，生存、工作压力大”（37%）、“社会竞争中产生不公平感，导致相对被剥夺感强烈”（29%）、“许多个人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16%）。可见，收入差距、生活重压、公平感保障感缺失等是“弱势感”的催化剂。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多成果，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贫富差距的加大必然会引起中低收入者的不满，从而引起“弱势心理”。高房价和通货膨胀的冲击也让人们“弱势感”强化。看到别人住着别墅开着豪车，而自己辛辛苦苦攒一年的工资还买不了几平米房子，“弱势感”怎能挥去？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在涨价，工资增长的速度跑不过物价上涨的速度，“弱势感”如何避免？一位网友这样说。
权力与资本的相对集中，加强了民众的“弱势感”。党政干部手中有权，企业主手中有资本，在其面前，普通民众无权无钱，难免会产生“弱势心理”。“更何况企业主对工人的非法剥削、富裕阶层的炫耀性消费、官员的腐败行为和暴力拆迁、城管粗暴执法等等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都是激起民众‘弱势感’的导火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朱光磊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示。
而很多网友在讨论“弱势感”问题的时候，也往往将社会“弱势感”的蔓延，归咎于“你是哪个单位的”的骄横、“我爸是李刚”的张狂和“拼爹游戏”背后的无奈。只要社会不公平、机会不均等、权钱相对集中，就会生出“弱势”的感叹，从而对社会充满怨气。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就世界瞩目，但贫富差距拉大、阶层固化等问题也日益凸显，社会资源分配不公使得不少群体都心存不满。专家指出，相对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劳而获，对大多数人而言，无论是物质财富的获得、政治权利的实现，还是话语权的掌握、社会地位的提高都不尽如人意。当一些群体与阶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获得越来越多社会资源的时候，另一部分社会成员却因为获取资源的有限性而逐渐被抛到了主流社会发展的轨道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弱势心理”自然会迅速蔓延。 五成受访者认为“让大家都富起来”能消除“弱势心理”49%的受访者选择“让大家都富起来，调整收入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20%选择“增强大家的保障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大家基本生活”，12%选择“让大家都强起来，在利益受损的时候能够有畅通的渠道”
如何消除公众的“弱势心理”，让大家充满自信，获得尊严？49%的受访者选择“让大家都富起来，调整收入分配方式，缩小收入差距”，20%选择“增强大家的保障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大家基本生活”，12%选择“让大家都强起来，在利益受损的时候能够有畅通的渠道”。由此可见，老百姓最关注的还是收入，只有让大家的钱袋子鼓了，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的速度，才能抵御通货膨胀的冲击，才能消除“弱势心理”，增强幸福感。而增强保障感，让大家在利益受损的时候能够有畅通的渠道等，对老百姓来说则是一剂定心丸，保证了幸福生活的持续、稳定。
有专家表示，要想消除公众普遍的“弱势心理”，除了社会主体的自立、自尊、自强，最主要的就是加快民主进程，应当尊重和保障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特别是要加强民主制度建设，保障群体的参与权、知情权和表决权，尤其是保障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和与自身权益有关的各项决策的权利，使其能够依据法律程序维护合法权益，“弱势心理”就会大大降低。
中央党校教授青连斌在接受人民论坛记者采访时表示，制度的不完善是造成“弱势心理”蔓延的重要因素。弱势化的本质在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而造成资源分配不公的关键则在于现有制度的不完善，如户籍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因此完善制度建设是重中之重。
“消除公众普遍的‘弱势心理’，政府责无旁贷。”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政府首先应最大限度地保障政策本身的公平和公正，要消除公众普遍的“弱势心理”，就是要通过政策的公开、公正体现出来，所以政府一定要保证政策本身的公平和正义，若是政策本身就不公平、不正义，若是维护了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遏制“弱势心态”就无从谈起。（执笔：人民论坛记者杜凤娇 王 慧）官场“弱势”群体画像
当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没有人会对此质疑。但是，当白领、城管、老板和官员群体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常识形成了冲击。你大可以说这些强势群体“得了便宜还卖乖”，但笔者宁可相信他们在描述自己处于某种弱势时的某种特定的无力感。其实，每当社会转型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转变为社会弱势群体，在一个强势群体内部也会出现社会分化，成为相对的弱势群体。
官场“弱势”群体有何特点
其实，官场“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官场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弱势”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转型人格，是现代生活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官场“弱势”群体的特点大致有四：
不满现状，又拘于现状。官员中的边缘人对官场的功能、目标、规则、做法等多持反对意见，不大认同所谓领导或上级的工作安排。这种人对自己的份内职责有自我理解，内心深处有依照自我理解行事的强烈倾向。边缘人认为，官场的体制机制现实不利于自我的健康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脱离官场生态。边缘人既有自己的官场理想，又常常觉得现实使之沦为了空想，虽然还是时不时地怀揣“突出重围”的梦想，但最终不免在现实的撞击中沦为幻想。
职务不小实权小，调动资源有限。边缘人常患得患失，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官场边缘人相对于中心人，权力阶位有时并不低，如同样是处级干部，有的却经济地位低，社会声望低，调动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当其苦苦追求而不得的时候，易引起持久的抱怨、苦闷和失望情绪。步入官场的时间无论长短，官场让官员中的边缘人陷入的往往是一种“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取舍困境。
有鸿鹄之志，却又常常目标散乱。社会转型影响官场的功能和地位，而官场与社会既有竭力接洽的倾向，又有双向排斥的离向，但官场的中心人一般能较好地统一这两种态势，在所谓的发展中名利双收；边缘人或者坚守以往自认为正确的传统理念，或者主张“激进超前”的为官思想，他们既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确立着个性独特的品格和人格，又往往在冲突中只能自说自话而无法付诸行动。因此，边缘人原有的理想目标开始游离，时而此地，时而彼处，不断寻求却始终难以找到让独立思想实践的寓所。在这一过程中，力量的博弈使得中心人更靠近中心，边缘人更趋向边缘。这时，官场扩大着张力，同时也为变革蓄积着动力。
被动边缘化与主动边缘化并存。社会转型首先影响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官员对官场有自己的看法，官场的运行也使官员产生某种认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于是，官员或者因种种原因放弃官场追求而主动边缘化，成为“看客”或“不思进取”的平庸者，或者在官场生态中被动地成为边缘人。一般而论，官场的边缘化绝大多数是被动的，是体制机制、时代主题、社会认知等造成的。谁会成为官场的边缘人，除了大的环境，还与一个地方的官场生态、主要领导的意志倾向等关系十分密切。
生活中对于官场“弱势”群体的判别，除了从岗位、职务的重要性程度去判断，还可以从个体的行动表现去探究其个体心理，大凡心态消极、工作怠惰、自我动力不足、工作压力不大、没有方向感、对官场失去归属感的，大体是官场中的边缘人。
官场变迁及“弱势”成因官场“弱势”群体 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与或然性。赤道为中心时，极地是边缘；极地为中心时，赤道是边缘。一切存在，无不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自然界如此，社会亦然。无论怎样将社会按职业、阶层、群体等标准划分，弱势与强势的存在似乎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
官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精英”就意味着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中心地带。如，基层干部是中心化的，但相对于高级干部而言，其或许又是边缘化的。即使在高层干部中，也由于见识、行动等诸多不同，也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分。所以，边缘（弱势）也好，中心（强势）也罢，都是动态的，是相比较而言的，是可以互换的。
这样说来，官场“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有其或然性。在一个思想高度统一、步调高度一致的理想社会中，边缘人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较小，数量最少，对组织或集体的负面影响也最轻。在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以至到改革开放的较长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工作的高低贵贱之别不明显，官员们的宗旨观念浓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及服务意识相对强烈，这可能是中国社会官场“弱势”群体比重相对最小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有一些斗争，但由于斗争各方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中心与边缘所处的地位便经常互移，少有居处不变的边缘人。如“文革”中尽管斗争的力量此消彼长，但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无不高度关注政治命运和社会走向，都是官场或社会的“中心人”，完全置时代命运于不顾的“边缘人”甚或很少。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官场“弱势”群体相对较少的时期。这一时期，改革的目标日益明确，改革的空间不断增大，改革的变数不断增多，脱离贫穷与封闭的人们对社会未来满怀无限希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激励方式与官场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硬道理”得以倡导，“唯才是举”等新的选人用人观念得到践行，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大众人心思进，极大地避免了被社会和组织所边缘化。如今的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边缘人开始大量涌现，并不止于官场。究其根由，是改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文化的多元影响使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和分歧增大，社会鸿沟进一步扩大，经济与政治不当的利益联姻消解着许多官员的从政信仰。更重要的是，目前社会已经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的体制，一批既得利益者在享受这个社会的成果，而一批社会底层人群越来越发现自己很难进入到另外一个阶层里，即社会阶层已经开始封闭。以官场为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并非愿不愿意，而是能不能当好官，德才兼备的人有没有机会当官。社会上许多顺口溜直指的“官场潜规则”、“跑官买官”现象，以及舆情不减的官场腐败，都生动地说明这个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官场“不适应”或“看不惯”的官员弱势化了。 部分官员的“弱势”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部分官员的“弱势”感可能给社会带来哪些消极影响？初步判断有五：一是认为官途渺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极怠工；二是千方百计拉关系，靠近主要领导，努力实现从边缘人到中心人的转变；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如适当的时候经商办企；四是对社会不满，非议时事，制造矛盾；五是寻求精神寄托，有的甚至转投宗教或邪教。无论哪一种可能，于社会都绝无利好。从正面讲，一些处在官场的边缘人，有的始终怀有远大抱负，有的因为年轻充满希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工作的热情，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怎样减少官场“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呢？在社会结构上将官场“弱势”群体消除，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社会或组织要做的，一是要树立全局观念，无论是处在体制或系统的中心，还是体制或系统的边缘，都是社会良性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即在思想上对其做中心化的吸纳，在思想上将边缘人消除，所谓“人心齐，泰山移”。二是在充分发挥每个人专业才能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良好的中心与边缘官员的互动互换机制，使大家都有机会向着自己理想的岗位流动。三是作为官场的所谓边缘人要摆正心态，要彻底改变主动边缘人的心理，要有所为，才会有地位有希望。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体制，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心态决定事态，行动改变命运，这或许是有效的减少包括官场边缘人在内的各类弱势群体的一个方式。（作者谢志强 姜飞云分别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中央党校博士生） “弱势心态”蔓延：矫情还是憋屈
无奈的被剥夺感常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强烈的不公平心态因社会竞争中缺乏良性程序而引发，无助和愤怒皆因无处不在的权力寻租而激化。当今社会，很多人自认为是弱势群体，泛化的弱势群体看似有些矫情，但我们却能管中一窥，探究人群中真实的弱势心态，与其说是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是弱势心态在蔓延。
“弱势心态”来自社会比较
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理应是那些出于社会最底层，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话语权都脱离开社会主体的人群，比如城市打工者、失业人群和贫困人口等。但是当今，人人都给自己贴上“弱势”的标签。导演说演员是弱势群体、教授说知识分子是弱势群体、开发商说有钱没权的人是弱势群体、官员说公务员是弱势群体、工人说自己是弱势群体、老板却说民营企业家是弱势群体、患者说没钱看病是弱势群体、医生却说给人治病还可能挨揍是弱势群体……放眼全国，似乎每个人都是弱势群体的代表。
心理学家发现，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幸福感，所谓幸福在于你在和谁比。你开着奥拓，和骑车上班的人比较会觉得幸福，如果和人家开奥迪的比顿感不幸。事实上，人们的自我评价除了少部分的自我感觉之外，大量来源都是通过社会比较获得的。人们借助社会比较进行自我评价，确认自我归属。可是现实生活中，我们自动化的比较常常不是“向下性动机”，而是“向上性动机”，以自己的弱势和他人的优势相提并论，自然满肚委屈，满心不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从绝对条件看，人们的生活有了质的提升，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常结合自己与他人作出的努力，将自己的利益得失和其他人做比较，如果感觉不公平的时候，仍然会出现不公平感，也就是相对剥夺感。通过社会比较，每个人都存在心理失衡，就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弱势心态”来自控制感降低
生活中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经验？隔壁装修震耳的电钻声让你心烦意躁，而如果你是使用电钻的人，你就不会觉得声音如此令人烦躁；办公室午间休息，邻桌同事将音响的声音开得奇大无比，让你觉得烦躁不安，而如果开音响的人是你自己，同样的分贝你就觉得很享受……为什么同样的外在条件，人们的心理感受会如此不同呢？其答案就是你自己的控制感。如果电钻和音响都在你手里，你可以随时开关，个体有能力控制这些情景时，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无能为力。
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常常在何时觉得自己是弱势的呢？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当我们觉得自己是渺小和弱势的时候，常常面对的是那些我们自认无法对其加以控制的事件。
那么就此推理，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弱势心态是不是基于我们的控制感越来越低呢？当我们走路时不小心被横冲直撞的豪华汽车撞倒时，本认为事件可以绳之以法，但是人家甩出一句“我爸是某某”就逃之夭夭时，我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势；当我们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取名校，每年拿着一等奖学金，马不停蹄的穿梭于不同的校内社团培养和锻炼自己能力时，睡在自己上铺的那些“官二代”或“富二代”，虽平时默默无闻，甚至门门功课亮红灯，但是在就业的大军中，人家早已占据了最优势的阵地，我们拿着一摞摞的优秀证书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时，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弱势；当一无资本、二无关系、三无权力的我们通过工作的辛劳几年奋斗了一个三代同堂、六十平米的蜗居房和一辆万余元的代步汽车，却眼见单位停车场威风凛凛的宝马上坐着新任的领导，这位曾经坐在你对面的旧同事虽然业务一塌糊涂，但是人家有过硬的人脉资源，此时的你感到了自己的弱势。 在这一层面上，弱势心态来源于人们在面对不公平和不公正时的一种控制感缺乏。一般情况下，人们发现，在面对自己不可控制的情境中，无论个人怎样努力，其信念都认为无法改变事情的结果时，个人的心态就会出现弱势心理。如果一些本来希望通过努力和奋斗而改变命运的人突然发现个人努力和奋斗不会产生太大的效果，进而他们会认定未来是不可控的状况，个体便会降低自己的自我效能，也大大降低了成就动机。古人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恐怕是最大的一种弱势心态，因为此时的“鱼肉”在“刀俎”面前断然缺乏控制事态发展的能力。因而，无奈的被剥夺感常因收入差距过大而导致，强烈的不公平心态因社会竞争中的缺乏良性程序而引发，无助和愤怒皆因无处不在的权力寻租而激化。什么是击退“弱势心态”的良药
弱势心态的击退在个人层面的良药是积极达观的态度和合理健康的思维方式，即面对现实保持冷静，维持乐观，又不过分用有色眼镜看待社会。以大学生为例，曾几何时，这是时代的弄潮儿，是象牙塔中的天之骄子，今天他们被冠上了很多新的词汇“新失业群体”、“大学生蚁族”。蚂蚁，看似渺小、卑微、弱势，但是蚂蚁是一种从不抱怨、从不停止追求、从不放弃希望的群体。如果弱势如蚂蚁一般，仍能具有蚂蚁永往无前的动力的话，梦想就一定会改变现实。
当然，弱势心态的击退在更大层面上看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性课题。一个具有控制感的社会应该是让所有维系人类生活中的种种规则都是刚性而严密的，人们对所有的规则了熟于心，所有前行的道路都尽人皆知，人人在此努力拼搏、公平竞争。稳定明确的目标和游戏规则确保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它，让人情关系和权力寻租没有容身之地，不因人的出身是权贵还是草根而改变。刚性的制度、公正公平的程序保证人们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有确凿的制度可以依靠，可以不用畏惧权和利的干扰。在竞争和资源的分配中，就如同奥运会一样，不因运动员的种族、出身、国籍而遭遇排斥，每个运动员都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可凭借自身的能力通向成功的彼岸，不因个人的关系网络、人脉资源和权势地位，每个人都可以在同样的起跑线上追逐梦想、获得安全感。
社会公正公平，前者是给予每个人以他所应得的，后者对待人和事要一视同仁。公平和公正是消减弱势心理蔓延最好的良药，社会生活中充满了良性的竞争程序和刚性的制度，人人都可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个人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相应的报酬和内心的归属，这是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是我们在追求幸福、尊严和共享的生活中的核心要素。（作者管健为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副教授）
不同群体地位变迁的动力逻辑 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众多利益的选择中，政府无力保护所有社会成员使其利益免受损失，这样，就使某些社会成员进入弱势群体。弱势与强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只要你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顺应其历史趋势，就会被边缘化、弱势化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由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所推动的社会转型不断发展，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经历30多年的递进，弱势化、边缘化现在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切实的社会现象，是我们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应当重视的现实问题。
从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演变看推动力
一些群体被弱势化的原因是与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看，这种现象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其二，是与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有关。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众多利益的选择中，政府无力保护所有社会成员使其利益免受损失，这样，就使某些社会成员进入弱势群体。
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演变，最能说明边缘与中心的互变状况。在“十年浩劫”中，知识分子被打入“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列，成为专政的对象，被称为“臭老九”，是社会的另类，自然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为了改变知识分子的地位，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使无数知识分子热泪盈眶、感动莫名。由专政对象而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当时的政治方略和社会现实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社会地位上至少摆脱了边缘化的窘境。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重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的提出，以及干部“四化”(其中之一是“知识化”)方略的实施，在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发了知识分子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而献身的热忱。这种情况，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社会职能的发挥中，在党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略中，成为基本的力量，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脑体倒挂”一度盛行。“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成为当时分配不公的真实写照。“说你穷，你比教授还穷”的调侃，折射出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的转变。商潮滚滚，钱神顶天，官员“下海”，全民逐利，“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知识分子，再度成为被冷落被边缘化的群体。
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知识经济的认识的加深，随着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影响的日益深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官方到民间，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的确认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特别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大大拓展(甚至包括公务员的招考方式)，昭示着这个群体已经切实地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之一，成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力量。30年左右的发展，知识分子由边缘而中心而一度游离中心最终走向中心成为中心，风水转换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的现代化需求，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不言而喻，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对治国安邦方略的调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力量的确认，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认知的日益深刻，都是重要原因。 他们为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弱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和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收入绝对数并不高，但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却颇为优裕。更为重要的是，工人的社会地位高，绝对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层面。在“工农兵”理念宰制社会的时期，工人不仅理所当然地排在农民前面，甚至也排在了全民推崇的解放军前面，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但在最近3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人经济收入的相对优越和社会地位的绝对崇高，逐渐成为往日烟云。国企转制，工人下岗，一度是工人境况的普遍性现象。个体户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由于其经济收入的丰厚而在社会地位上逐渐超越了往昔风光一时的工人。后来叫做公务员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其收入的稳定和相对优裕，特别是其社会地位的日渐显赫，使得工人自愧不如。公务员、知识分子、商人，其收入和地位都在工人之上，工人由过去的核心、中心、重心而边缘化显而易见。当然，并非所有工人都边缘化了，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整个阶层的工人地位的边缘化。
农民地位的边缘化最为令人叹息。农民历来收入不高，但一度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被赋予较高的社会地位，被看成是和工人一样的国家支柱力量。但在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的发展旨趣遮蔽了农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商业文明的勃兴使得流通领域充满了商家的影子，甚至，本应农民所得的若干方面，也被不合理的商业流通体制给榨取了。“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并非危言耸听。收入微薄，地位低下，成为农民这一阶层的显著标志。即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其所服务的城市和工厂，也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收入微薄，地位卑微，往往是被欺侮被盘剥的对象。不仅农民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凡是沾了农气的，都被蔑视。这些都从更深的层次反映出农民(农村、农业)的边缘化。
强势与弱势相互变迁的动力是现代化
回顾30年社会发展的进程，弱势化、边缘化现象确实存在，但弱势与强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只要你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顺应其历史趋势，就会被边缘化、弱势化。
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大众化、平民化、民主化，是消解传统重铸传统，是给传统的精英、核心、中心等“去魅”，没有懂得这些浅显的道理而要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的，自然要被边缘化。因此，我们说强势与弱势相互变迁的动力是现代化。 30多年来的主流与边缘、强势与弱势变迁转化情况，有的属于回归本位，比如文史哲学科由显学成为冷门其实是回归应有的地位；比如精英文化的盛大不再是万民皆追的虚幻场景，而被日益勃兴的大众文化光芒所遮蔽。但有的边缘化现象确实值得警惕，比如工人农民的弱势化趋向。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中，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追赶型现代化进程中，工人农民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体，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利益应当受到关注、尊重和维护。至于下岗工人、进城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更应受到社会的关怀，应当得到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就是物化的而不是人化的。因此，现代化的负面作用值得警惕并应当消解。(作者李宗桂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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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哪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奖金、第二职业、“重奖有功人员”等各种足以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开始导入社会。现在，上述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一些新的足以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的因素还在进一步进入社会生活。
第一，市场经济环境使竞争进一步刚性化，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那些与“朝阳产业”相联系的阶层，那些在能力上居于优越地位、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社会成员，自然会取得较高的经济报酬。
第二，市场机制不会缓解天然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差距。在竞争加剧，但环境依旧的条件下，往往使那些经济落后或自然禀赋严重受限地区的居民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
第三，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始在金融资产和住宅自有率上出现差别，而这是一种足以使财富差距陡升若干倍的差别。在我们这个社会，权利弱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但绝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在弱化，而且强势群体也在特定情境下变成了相对弱势群体，他们在特定领域变成强势群体的同时，也在其他领域经受着权利贫困之苦。差别在于，强势群体可以借助强化其特定领域的强势地位来弥补在其他领域的权利贫困状况，而绝对弱势群体在面对同样的状况时只能是无能为力。
尊重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是潜在地尊重我们自己的权利。反过来，伤害他人的权利，其结果是潜在地伤害我们自己的权利。因此，个人权利是一种平等、普遍的权利。要避免社会走向相互伤害，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对个体权利的普遍尊重和保护。要避免社会走向相互伤害，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对个体权利的普遍尊重和保护
通胀来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描述成弱势群体。我们要问的是，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连社会的一些强势群体也形成了弱势感？如果连强势群体都有这种弱势感，真正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出路在哪呢？
“相对弱势群体”为何形成
要回答上述问题，有必要区分两种弱势群体概念：绝对弱势群体与相对弱势群体。所谓绝对弱势群体，指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社会分层与社会分化中处于最底层的社会阶层，如：贫困地区的农民、城市的农民工、国企改革中的下岗工人、城市贫民等等。导致这些绝对弱势群体形成的原因，有自然方面的（如：疾病、年龄、自然条件恶劣等），但更主要是社会或制度方面的（如：因为户籍身份而导致的机会不平等、就业保障与失业救济机制的不完善）。
很显然，与这种绝对弱势地位相关联的弱势感只是限定在底层的群体与阶层。但那种连强势群体都具有的弱势感，显然不是来源于绝对弱势地位，而是来源于相对弱势地位。
所谓相对弱势群体，指的是在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如：老年群体、儿童群体、学生群体、雇员群体、残疾人群体、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妇女群体、消费者群体，等等。在这里，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相对于一个与之结成权力关系中的对应方而言的权力弱势地位。老年群体与中青年群体，儿童群体与成人群体、学生群体与教师群体，雇员群体与老板群体，残疾人群体与正常人群体，失业群体与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与市民群体，妇女群体与男人群体，消费者群体与生产者群体，等等，均结成不对称权力关系，并处于权力关系中的弱势方。由于前者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利境况，使其权利容易遭受后者的伤害或侵蚀。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文明社会，为了维护社会正义与公平，往往会建立一种社会机制来保护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免受伤害。因此，当一个没有自卫能力的儿童受到成年人虐待的时候，不但会引起公愤，而且法律也会介入。
权利弱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多重角色，归属于不同的角色群体。例如，我们是公务员（职业角色），但同时也是丈夫或妻子，而且还是消费者，有时又是病人，等等。这种多重角色决定了我们同时与不同的群体结成不同的权力关系：我们与用人单位结成了雇佣关系、与妻子或丈夫结成夫妻关系、与生产经营者结成买卖关系、与医生结成医患关系，等等。尽管不排除有些人在所有这些权力关系中都处于强势地位，事实上，就大部分人而言，我们往往是在特定类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强势，而在其他类型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弱势。例如，作为官员，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在与下属结成的权力关系中处于强势地位。但是，一旦官员走出其管辖范围，他们的强势地位或许就弱化甚至终结了。他们在与其他群体结成的权力关系中可能处于弱势。因此，任何人的强势都是有限的，都是限定在特定范围内的。在个人的强势范围之外，面对公权寻租或资本恶行，即便是强势群体的成员，也显得很渺小、很无助、很无奈。
连强势群体都产生了弱势感，其他群体就更不用说了。这恰恰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权利弱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不但绝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在弱化，而且强势群体也在特定情境下变成了相对弱势群体，他们在特定领域变成强势群体的同时，也在其他领域经受着权利贫困之苦。差别在于，强势群体可以借助强化其特定领域的强势地位来弥补在其他领域的权利贫困状况，而绝对弱势群体在面对同样的状况时只能是无能为力。 制度的安排需要避免“相互伤害”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缺乏对个体权利应有的普遍尊重和保护。例如，在劳资关系中，制度设计者认为，为了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可以不惜牺牲农民工的权利；在医患关系中，为了减轻政府的财政投入比例，可以给医院特殊政策，从而容许他们“宰”病人；在生态与环境问题上，为了本地GDP的增长，可以允许厂方超量排放有害污染物，尽管这会对本地居民的健康造成潜在或现实的危害；为了同样的理由，尽管本地企业所生产的食品可能对消费者造成潜在或现实危害，当地政府却可能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加以袒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样的制度安排，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相互伤害的社会。“我”作为医生在伤害病人权益同时，却以消费者的身份受到“不良”生产经营商的伤害（如：消费三聚氰胺过量的奶制品）。反过来，劣质食品的生产商在坑害了消费者的同时，也难保不在其他领域受到他人的坑害。简言之，“我”在这里伤害了别人，同时在那里受到他人的伤害。在这样的相互伤害的社会里，几乎无人可以幸免。即使是强势群体，也难免在超出其权势范围外，其权利（如消费者权利）受到他人的伤害。
于是，尽管GDP总量在不断增长，保障我们的各种权利免受侵害的制度却没有同步增长。消费者还常常处于对产品质量安全的焦虑中，病人常常是花了大量的钱却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服务，而我们作为纳税人没有被咨询过公共财政的钱应该怎么花，也没有关于这些钱花到哪里去的知情权（细账没有公开）。作为市民，我们的收入买不起商品房，也租不到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作为雇员，我们的收入赶不上GDP和CPI的增长速度，但我们却没有相应的权利来要求工资的同速率增长；作为农民工，我们给本地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却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权利。
权利缺失，谁都没有安全感
改革开放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而且也是公民权利的恢复与改进的过程。然而，现实情况是，与国民财富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状况相比，公民权利的增长情况要逊色得多。毋庸置疑，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居民自由多了，某些方面的权利也在增长，但公民的权利增长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而没有公民权利的增长作为保障，居民财富的增长也就失去了依靠。
由于在与权力部门和与资本所结成的关系中，居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居民的权利不受侵蚀，有必要对权力部门与资本进行恰当的约束。否则，必然导致资源和利益向少数强势群体集中，必然导致收入分配的两级分化，甚至富者更富，穷者更穷。数据显示，在中国的现实利益格局中，强势群体的确获取了过多的利益。这种利益的获取，源于对权力部门或资本的约束过小。对于约束弱化的权力部门与资本来说，利益的获取常常是以牺牲弱势群体的权利为代价的。而在一个个体权利弱化的社会中，没有人会是真正的赢家。
道理很简单，弱势群体在无助与无望的情况下，往往会采用弱者的武器来对抗（如：农户不在乎农产品农药过量对市民消费者健康的威胁、奶农不惜在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会通过各种方式来泄愤，一些人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来报复（如：绑架富人）。这反过来构成强势群体的潜在威胁。于是，在弱势群体不满的同时，强势群体也不满——他们缺乏安全感。不但贪官缺乏安全感（因此有裸官），而且中产阶级也缺乏安全感，近来所出现的移民潮，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可以说，一个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没有人的权利是完备的。
不难看出，尊重每个个人的权利，就是潜在地尊重我们自己的权利。反过来，伤害他人的权利，其结果是潜在地伤害我们自己的权利。因此，个人权利是一种平等、普遍的权利。要避免社会走向相互伤害，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对个体权利的普遍尊重和保护。（作者王 宁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警惕“非竞争型的弱势化” 当然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愿意成为“弱势群体”，但是，弱势群体边缘化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凶猛通胀可以让我们感觉“弱势”，改革利益结构调整可以让我们备感边缘，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让我们时刻担心被社会甩出……当然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愿意成为“弱势群体”，但是，弱势群体边缘化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凶猛通胀可以让我们感觉“弱势”，改革利益结构调整可以让我们备感边缘，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让我们时刻担心被社会甩出……
骤变的形式、巨大反差造成了一些人的弱势化感觉
“弱势心态”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被社会边缘，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弱势化”问题也可称之“边缘化”现象，还是有其鲜明的特点和特殊性。笔者以为，今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众多弱势化现象，大多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弱势化往往是以骤变的形式发生的，这当然会造成人们很大的不适应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令人震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从正向方面看，当然有重大意义，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可谓成就斐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出现了一些人被弱势化的现象，这也是以巨变的形式发生的，往往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是以体制变革、城市规划、大型工程项目的形式出现的，造成的这些群体地位的变化几乎是在一夜内发生的，人们当然难以适应，由于变化速度太快，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也常常出现制度滞后的问题。
弱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一些人的弱势化感觉。马克思曾经讲过这样的道理 ：当大家都住在茅舍样小房子里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满，但是一旦在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所有小房子里的居住者就会感到不舒适、不满和被人轻视，也就是说，贫富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被弱势化的感觉。今天我们遇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的社会形势下，社会流动是难以避免的。在社会变化、变革之中，有的人地位上升，有的人地位下降，这种现象难以避免，而且社会流动本身也确实给社会带来了活力。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流动是公平正义的呢？什么是合理的社会流动呢？
制度壁垒值得警惕
弱势心理蔓延是现在社会情绪的一种表达，是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为了解释什么是公平正义，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流动或弱势化。在探索弱势化发生原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弱势化。
第一种，笔者称之为：“在合法竞争中发生的弱势化”。笔者以为，比如，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有的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名牌企业，也有的企业则败下阵来，甚至破产了。在市场竞争（或称作初次分配）中发生的弱势化现象却又难以避免。在这种竞争中，只要竞争的规则或程序是合法合理的，由此产生的社会流动也就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提高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虽然竞争具有合理性与公正性，但是，一些人的下降流动或弱势化总不是好事情。在竞争中，弱者当然竞争不过强者，特别是人群中的老、弱、病、残，往往是竞争体制中的失利者。从社会制度建设的角度看，也必须对竞争中的失利者提供保护的机制。因此，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老、弱、病、残，对弱势者、对下降流动者提供社会保护。
从造成弱势化原因的视角看，还有第二种弱势化现象，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笔者称之为“制度障碍型的弱势化”。这种弱势化不是在合理的竞争之中发生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非竞争型的弱势化”。这种弱势化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将一部分社会成员排斥在外了，换言之，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显然，“制度障碍型的弱势化”是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的。在这方面，人们批评最为频繁的当属户籍制度了。户籍制度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经济资源等方面，对于城市户籍特别是大城市户籍者更为有利。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发现，户籍、居住地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所以，户籍障碍造成了农村人口从一开始就在竞争和资源的获取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起跑之前就被弱势化了。当然，迄今为止，高考的户籍限制还是一道明确的制度障碍，即所有外来人口还是不能参加居住地的高考，而必须回到原户籍地参加高考。 深化改革促进公平“非竞争型的弱势化”绝不仅仅是户籍制度一种，如果仔细考察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就会发现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机关事业单位的非正式工，很多讲课效果不错的“代课老师”等。如果仔细分类的话，这里面有些弱势化是制度设计时就被排斥了的群体，有些是受到制度歧视的群体，也有些是被制度忽视甚至被制度遗忘了的群体。譬如，笔者在社会调研中发现，在职业技术职称制度方面，我们更重视的是高层次的职业技术职称，而对于普通劳动者的职业技术职称表面上也建立了体制，但实际上形同虚设。广大一线的、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的职业技术职称是被忽视的。他们的工艺水平、操作技术，哪怕是“瓦工”、“油漆工”，其技能水平堪称一流，但是，笔者对于一线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证明，78%的这些工人没有任何职业资格或等级证书。
第二种弱势化现象，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这种角度看，我们的改革事业最为重要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最终实现在公民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即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都应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都不应该受到制度的排斥。当然，笔者深知，作为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点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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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通胀焦虑
当CPI突破3%的通胀警戒线时，中产们也许感受不到这一数字带来的生活压力。
猪肉涨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涨了，可以买面粉；咖啡馆提价了，可以在家里喝；房价涨了，可以先租房。这些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幻觉”，以自身生活体验，认为通胀无所谓。而如今，房租在多年稳定后也开始蹿升，根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的房租涨幅超过了20%，北京在原有均价1万多的高价上，今年3月间，一路飙升至3万元左右，房价远远超过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银座。这个时候，中产们似乎一下陷入无处可避的境地。于是，曾经还可“隔岸观火”的中产们发现，这一轮通胀，火已经烧向了自己，CPI的上涨让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中产们开始觉得如此直接而沉重。
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是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原因。而造成一部分中产阶级生活压力上升的根本原因，则是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和竞争。中产阶级分化是中国社会分化的一部分。在社会分化之后，不同阶层的人群以及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同人群，对产品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中产阶级更加看重品牌，更加看重质量，这就是所谓“消费升级”。为了获得差异性强的较高品质，他们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这是在通胀之外，中产阶级生活成本上升的又一重要原因；同时，这也是近年导致通胀的原因之一。
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当中产阶层花费太多的钱用于食品、房屋、教育和医疗支出，喝咖啡、旅游和消费高档商品的需求，就将退居二线。在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受到损害，劳动阶层的储蓄又贬值的环境下，恐怕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仅难以实行，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尖锐。 （李 强）
弱势群体“春天里”的呐喊 这两位歌手在接受采访时就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他们对打工者一面付出汗水和劳动，一面却被歧视和侮辱的现象，“内心感到很刺痛”。要根本改变这个现实，除了增加收入、实现社会保障外，最终仍要落实在促进打工者自身的成长上，在制度、政策和公共生活中，提供适宜的文化空间，让打工者以及其他边缘群体自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愿望，提升起普遍的自尊、自立、自强意识。只有这时，真正的关心和尊重才会产生。最近，一段视频迅速在网络上成为话题。这就是被命名为“旭日阳刚”的农民工演唱组翻唱流行歌曲《春天里》的视频，这段视频被主流媒体关注，引起强烈轰动。
在这两位歌手身上，我们听到了一种无声的呐喊，这是一种对精神世界不屈不挠的追求，他们唤起了全社会对农民工的关怀。其实单是从打工者说，其生存状态并不是简单的“弱势”，只是身处边缘。因此，他们改变命运、融入现代生活的愿望格外强烈；虽然目前与现代生活仍有隔膜，但他们用文化的方式证明，自己完全具备进入现代生活的能力；虽然在各种权利上还缺少必要的平等待遇和保障，但他们在精神上从来不缺少追求，很多人通过参加培训、写作、唱歌、说快板儿、唱戏等形式释放自己的文化能量，自己提升自己，还创造了带有“打工”特征的文化形态。只是相对庞大的打工者整体而言，这些还称不上普遍现象，社会的关注度还不够，甚至还存在偏见，使得农民工缺少的是话语权和表达自己思想意愿的空间。
这两位歌手在接受采访时就表达了强烈的愿望，他们对打工者一面付出汗水和劳动，一面却被歧视和侮辱的现象，“内心感到很刺痛”。要根本改变这个现实，除了增加收入、实现社会保障外，最终仍要落实在促进打工者自身的成长上，在制度、政策和公共生活中，提供适宜的文化空间，让打工者以及其他边缘群体自主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愿望，提升起普遍的自尊、自立、自强意识。只有这时，真正的关心和尊重才会产生。（作者刘 忱为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加强制度性扶助 防止“弱势群体”定型化凝固化
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分层背景下，中央高度重视防止“弱势群体”制度化、定型化、凝固化，强调政策和制度层面的“边缘关怀”、“草根关怀”。防止弱势群体停留在发展的边缘，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公平观，要有计划地采纳适宜中国国情的帮扶与发展方案，使得他们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核心提示：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低下，话语权不足。这群人，我们通常称之为弱势群体。他们的生存状况究竟怎样？有哪些诉求与期望？该如何改善他们的处境？
陕西省丹凤县庾岭镇，81岁的陈竹琴老人与57岁的智障女儿相依为命，生活非常艰难。
党报连发文章聚焦弱势群体
谁是弱势群体？
按经济学标准，弱势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徘徊在贫困线边缘；就业不稳定，容易失业；工作条件恶劣；缺乏社会保障，等等。按社会学标准，则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融合度等特征，比如一些职业虽然收入高，但缺乏社会尊重或者“难登大雅之堂”，从业者觉得被社会边缘化；再比如很多大城市的“城中村”，居民和外界缺乏沟通，语言、文化等也不相容，心理上有孤绝感。按照政治标准，则涉及个人的权利权益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受到社会的歧视等等。
“哭穷”和“真穷”：弱势者哭不出声强势者大声抱怨
被误读的“蚁族”:是“潜势一族” 不是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生存状态调查：权利表达不畅 发展机会少
种完玉米种棒子，年年都是老样子。日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没机会。”张中周说。
穷莫成穷的原因
“弱势”源于能力的贫困
“春天里”的“老男孩”为何催人泪下？防止"弱势群体"凝固化须得制度性扶助
资料图片
中央重视防止"弱势群体"凝固化 推进政策制度倾斜
转型期剧烈的社会分层背景下，中央高度重视防止“弱势群体”制度化、定型化、凝固化，强调政策和制度层面的“边缘关怀”、“草根关怀”。
实现“强国”和“富民”的有机统一
“以人为本”成为中国人权核心理念 将更关注弱势群体
专家谈弱势群体如何走进“春天里”：须得制度性扶助
防止弱势群体停留在发展的边缘，需要在全社会树立公平观，要有计划地采纳适宜中国国情的帮扶与发展方案，使得他们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改善弱势群体生存处境"拔穷根需治本"
媒体不能对弱势群体搞“虚假救援”
他山这石
美国弱势群体如何迈向主流美国往往被冠以自由、民主的国家，但美国历史上也长期存在因歧视和排斥而造成的庞大边缘群体。美国边缘群体虽然长期受到排斥甚至被驱赶，但他们通过各种路径和方式，逐渐迈向主流，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转型期，不少边缘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希望美国边缘群体迈向主流之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他们如何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从游戏旁观者变成游戏参加者
美国往往被冠以自由、民主的国家，但美国历史上也长期存在因歧视和排斥而造成的庞大边缘群体。美国边缘群体虽然长期受到排斥甚至被驱赶，但他们通过各种路径和方式，逐渐迈向主流，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转型期，不少边缘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希望美国边缘群体迈向主流之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黑人、妇女、劳工如何迈向主流
长期以来，美国的主流群体是所谓“沃斯普”（WASP）人群，即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人群的男性精英。他们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左右美国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观的发展。美国不同边缘群体迈向主流有不同的路径和方式，争取的权益也各有不同。以下以黑人、妇女、劳工为例进行介绍。
就黑人而言，根据美国立国之初制定的宪法，大部分黑人被称为“五分之三非公民”，被剥夺了公民权。到19世纪，随着黑奴问题的突出，美国社会掀起一场浩大的废奴运动，经过四年南北战争的较量，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开始出现大的变化。在南部重建时期，黑人通过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和1866年民权法及各州新宪法，获得了公民权和选举权，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甚至有少数黑人当选国会议员、副州长、州议员。但随后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反扑下，最高法院相继作出判例，合法地剥夺黑人选举权和实行种族隔离，尤其是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中批准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隔离但平等”的原则。
进入20世纪后，黑人建立起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通过法院诉讼来争取平等权力的斗争，但成效很差。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通过直接行动，发动大规模的民权运动，先后使1957年、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五个民权法及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获得通过，黑人取得了法律和事实上的平等权力。而70年代后，黑人在美国政坛的迅速崛起更令人瞩目，不但拥有迅速壮大的选举力量，形成了新领导层与新的政治协商机制，而且黑人当选官员人数不断增加。2008年奥巴马击败希拉里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最终成功问鼎白宫，是黑人参政历史上的创举，也可以说是作为边缘群体的黑人迈向主流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对美国妇女来说，从美国建国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她们同样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因为宪法同样没有赋予她们选举权。美国妇女最初的态度是默认现状、顺从屈服。但到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妇女参与废奴运动等社会运动，美国妇女“性别差异性的群体性意识”逐渐产生，由此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运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组织进行合并，并放弃了不少激进主义斗争方式和主张，美国女权运动才取得较快发展。美国一些州相继通过有关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1920年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联邦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正式生效，标志着历时70多年的妇女权利运动实现了最重要的斗争目标。当然，美国妇女完全进入社会中心，还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事。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以及80年代的政治参与，美国妇女逐渐争取到了平等权利，逐步参与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甚至参加总体竞选。可以说，美国妇女已经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从游戏旁观者变成游戏参加者。
而美国工人也曾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弱者。在工业化初期，美国工人争取的是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其中成效最大的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86年芝加哥等地发生50万人大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逐渐取得成效。总体上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劳资关系比较紧张的年代。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劳资关系更为紧张。面对经济危机后劳资关系的紧张局势，罗斯福政府推动通过了《劳工关系法》。这是美国劳工立法上的一个里程碑，该法案赋予工人加入工会以及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此后，美国工会运动获得了大的发展。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工人逐渐转向合法斗争，即通过选票与和平罢工等形式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从人数和比例看，美国工会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它仍然是左右美国政治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经历一百多年的斗争后，美国工人逐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边缘群体迈向主流对中国的启示美国黑人、妇女和工人都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组织的力量来争取自身权益。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是理性、和平的，尤其是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赞同和支持。
教育和就业是边缘群体改变命运的重要因素。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越来越多，到20世纪80年代，近半数美国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增强了她们争取平等权利的实力。同样，20世纪70年代后黑人在美国政坛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黑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黑人白领工人占黑人工人的比例从1965年的19.5%剧增至1985年的40.9%。
政府主动解决针对边缘群体的歧视问题。从美国历史看，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歧视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针对歧视现象，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公平就业。比如，1941年罗斯福政府颁布的8802号行政命令，1961年肯尼迪政府颁布的10925号行政命令，1965年林肯·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的11246号行政命令，都禁止政府合同承包商“因种族、肤色、信仰及原籍而进行歧视”。尤其是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的11246号行政命令,正式推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计划，维护黑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从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政府和社会对肯定性行动态度积极，并且采取了大量措施来促进“肯定性行动”的顺利开展。虽然“肯定性行动”后来备受置疑，但它对弱势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提高了弱势群体的地位，甚至培育了弱势群体的中产阶级。这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帮助边缘群体迈向主流社会的重要举措。
政府逐渐建立起健全的救助体系，并设立救助项目。在弱势群体救助体系的建立方面，美国联邦、州、县、市政府都设有庞大的弱势群体救助机构和分支机构。同时，美国政府对弱势群体设各种救助项目，包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免费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公共工程项目岗位救济；专项救助；针对不同人群的专门救助，如对贫困儿童、单亲贫困母亲、无家可归者、精神病人等。但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的是弱势群体救助项目的管理，具体的项目实施90%以上由社会上的非营利机构进行。
健全针对边缘群体的法制，并依法行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各州和联邦相继立法，赋予妇女选举权。1935年的《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权，有权组织工会，当局和雇主不能以任何方式禁止罢工等内容。同样，美国黑人政治权利也是在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和民权法通过并执行后才得到保证的，如前面提到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四条修正案及1957年、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五个民权法。
主流社会的道义行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面临的困境逐渐加剧。美国教会、社区和私人组织对这一群体的困境予以了广泛关注，给予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济与援助。主流社会的关注和援助是美国边缘群体迈向主流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大量富豪对慈善事业的积极支持，不但是对边缘群体的支持，也有利于化解边缘群体与主流人群之间的矛盾。
建立沟通、交流平台，让边缘群体的呼声能够反映到民意代表和决策层。社会沟通与交流机制是否健全，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成功转型的一个关键指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妇女和工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方式，就是利用美国的选举制度，通过游说、选举和听证会等方式反映其政治诉求。（作者陈奕平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