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s 白银之手套装:1911，清王朝最后一个春天

　　即将出版的著名纪实文学作家王树增的《1911》格外引人期待。这本展示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云历程，探求历史大势及其演变原委的大作，严格来说是用笔记体创作的历史随笔。无论是史料采集还是视角选取，都有独到的地方。

　　立宪党人忍无可忍挑战皇权

　　1911年5月，南方已进入夏季，繁花在溽热的暑气中怒放；而北方仍在深春，残花在逐渐燥热起来的风中漫天飞舞。

　　皇族和臣民都无法意识到，这是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个春天了。

　　一连串重大事件纠结在一起，一步步向着那个著名的历史节点逼近。

　　第一个重大事件是朝廷主动所为：5月8日，清廷颁布上谕：管理帝国的最高权力机构——政府内阁成立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个政府内阁。

　　内阁官制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由内阁总理和各部大臣充任。内阁总理决定大政方针，保持政令统一，协调各部大臣，训示监督地方督抚。同时，内阁总理“随时入对”皇帝和太后，各部大臣“随时入对”内阁总理，而有关国务之上谕，由国务大臣副署。内阁会议将议决法律、敕令、官制、预算、决算、条约、外交、任免以及处理议院移交的人民陈请议案等。

　　然而，清廷推出的内阁，不但没有受到赞同与拥护，却因对以往满臣汉吏平分共组执政机构的颠覆性改变，而成为促使这个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帝国突然死亡的众多因素之一。

　　13名内阁成员中，汉族大臣只占4名，满族大臣却占9名，9人中皇族竟占5人：总理大臣奕劻、民政大臣善耆、度支大臣兼任监务大臣载泽、海军大臣载洵、农工商大臣兼任禁烟大臣溥伦。

　　这样一个内阁，国人称之为“皇族内阁”。

　　皇族内阁的出现使清廷最终丧失了所有政治派别对它仅存的认可。

　　实行国会制度，建立责任内阁，是立宪党人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国会请愿运动中立宪党人和大多数封疆督抚的共同诉求。立宪党人期望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以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政体变革。

　　梁启超是立场变化最为剧烈的立宪党人之一。他认识到大清帝国已经到了“国势杌陧不可终日，中智以下咸忧崩离”的地步，开始暗中准备伺机发动政变。

　　6月4日，一个名为“宪友会”的全国性政治组织成立了。立宪党人以“组建一个政党”的名义在民政部备案，总部设在了北京，而民政部竟然没有任何防备地批准了。当时的中国，连同皇族在内，很少有人通晓“政党”的概念，一个离心离德的“政党”将对执政者的生存产生多么大的威胁，无论是皇族还是立宪党人都不明白。几个月后，宪友会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倾覆大清帝国的强有力的推手。

　　张謇北上政治游说

　　在立宪党人的营垒中，巨绅张謇的所作所为耐人寻味。张謇很清楚，朝廷的政体变革是否成功，关系到国家的前途，更关系着他的实业的前景。如果连支持君主立宪的绅士们都与朝廷离心离德了，那么大清王朝必将处于举国恨之的危险境地。他决定亲自北上进行政治游说。

　　在历史的非常时刻，立宪党人已开始考虑抛弃朝廷另寻政治出路，并且已准备与握有潜在军事实权和政治实力的官僚阶层的上层人物联合，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政治变故，并在变故中寻求政治主动，这无疑是立宪党人试图谋取最大政治利益的机敏所致。

　　1911年6月8日，张謇到达北京。他就大清帝国内政和外交的几个重大问题对摄政王载沣提出的忠告真诚而急切。关于政体变革，他特别提醒载沣万万不可半途而废，须切实通过各省咨议局了解民情和民生问题。

　　待谒见贪婪和昏庸众所周知的庆亲王奕劻后，张謇倒觉得这位满族权贵已是极其可怜，因为当他历数完大清帝国目前的危机后，庆亲王奕劻竟然“掩面大哭”。

　　对于危乎其危的大清帝国来讲，内阁总理大臣的掩面痛哭以及朝廷实行的所有自救措施都已经晚了。

　　曾经辉煌的大清王朝，在意识到不进行变革就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其决心变革的胆识当入史册。无法想象，一个延续了数千年帝制统治的封建王朝，能够毅然变更似乎天经地义的政体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客观地说，这样做需要巨大的勇气与魄力。从这个角度讲，推动这一变革的慈禧太后，是一个可以重新评价的历史人物。

　　但是，对于所有试图进行变革的执政者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启动变革的合适时机以及为变革准备足够安全的时间。就大清王朝而言，最好的变革时机，应在戊戌变法期间，如果那时慈禧能够和光绪一起站在维新派一边，而不是以个人权力的得失衡量变革事宜的话，中国近代史当重写。可惜大清帝国不但再次错过了最佳时机，同时由于皇族们种种卑劣的私欲，阻碍着政体变革的种种努力，拖延了可能成功的最后的时间段。皇族们很快就会明白，他们最终丢掉的不仅是奢侈的生活方式，而且是赖以世代生存的政权。

　　1911年，危机四伏的大清帝国已经没有转危为安的时间了。

　　同盟会定1913再起义

　　6月30日，一个名叫杨笃生的同盟会员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而死，理由是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一再失败的绝望。死前，他给在伦敦的吴稚晖写去一封信，托他将自己积存的100英镑交给黄兴充作军费，另外的30英镑替他转交给母亲。孙中山认为，革命者不应该这样去死，他在回复吴稚晖的信时说：“夫人生世间，对于一己方面，此身似属我有，行动可以自由；然对于社会方面，此身即社会之一分子，亦不尽为我所有也，倘牺牲此身不有大造于社会者，决不应为也。”

　　此时，同盟会内部的分歧依旧难以弥合。

　　孙中山坚持在两广地区发动起义引起了同仁的普遍不满，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令失望情绪在革命党人中弥漫。孙中山短暂地潜回日本时，与同盟会的同志发生了争执，愤怒之余甚至表示：“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而宋教仁认为，以往的失败是因为起义地点选择不当。现在看来首选应该是中央，其次是长江流域；而选择边境地区是下策。对此，胡汉民不赞成，谭人凤愤怒，黄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认为无论在哪里发动起义，都必须要有充足的款项支撑。7月31日，中部同盟会成立会在上海四川路的湖北小学召开，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人参加。中部同盟会认为，以往屡次失败是因“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现在要改变这一切，“培元气，养实力”，不可再轻易发动起义——中部同盟会预定再次起义的时间是：宣统五年，即1913年。

　　将起义时间定在1913年的革命党人，没有预料到距天翻地覆的事件发生已经不到三个月了。

　　孤独地奔波在异国他乡的孙中山也没有预料到，那个天翻地覆的事件并没有发生在他认为最有革命基础的广东，直到事件发生之时，他依旧在苦苦地动员华侨们支持他的武装暴动。

　　朝庭收铁路激起民变

　　革命党人新的武装暴动未见任何端倪，中国国土的腹地却突然发生了一个骇人的事件：大清帝国的政府军开枪射杀了大量平民——这就是被称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保路运动。成都发生大规模流血的那天是1911年9月7日，这一天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一个月。

　　保路运动，起因于一道关于铁路的政令。尽管这是皇族内阁的第一道政令，但无论草拟还是颁布的时候，阁员们没有一个人有任何忐忑不安。办完公，他们照例去赴宴听戏。

　　民众的生存艰难和国家的内忧外患，还有革命党人连年发动的武装暴动、立宪党人对执政者的猛烈抨击、不断发生的大规模民变以及军队已经显露的对政府的不忠，这一切都使得国人对大清帝国政府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所有的不满与指责，无一例外地集中在对清廷政权合理性的严重质疑上，执政者已经成为民众泄愤的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历史时刻，任何一件关乎公共利益的事，只要稍微处理不当，就会引发连锁反应，以至最终酿成不可控制的大乱。对于一个政权来讲，这种全民性的情绪对立，其危险远远大于革命党人的武装暴动和立宪党人的政治非难。

　　1911年，以顺从著称于世的大清帝国的臣民，其忍耐力终于到了崩溃前爆发的临界点。最能冲垮这个临界点的因素，莫过于与外国人相关的那些事情。自《辛丑条约》签订后，民族屈辱已成为中国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此时的清廷，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迫于无奈，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他们严重低估了绅商们和知识分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前者在经济利益上寸步不让，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绪极度高涨，由此带来的后果令清廷大吏们猝不及防。

　　1911年5月9日，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一道关于将铁路干线收回国有的上谕颁布。

　　自晚清政府批准铁路商办以来，政策和管理都十分混乱。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7年，直到1911年，川汉铁路仅修成了15公里，所集股本的40%用于筑路，其余均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以至造成严重的倒账和亏损。就当时中国的筑路水平而言，铁路干线的修筑，无论需要投入的巨额成本，乃至技术保障和管理经验，都不具备民间商办的条件。但问题在于，清廷将铁路干线收回国有，并不仅仅是为了加快铁路干线的建设，还有用铁路修筑权做为抵押大行借款以解决政府财政困难的目的。

　　1911年，大清帝国政府的外债总额已达库平银2亿4千6百万两，最低年息5%，最高竟达12%，几近崩溃。

　　在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动下，大清帝国政府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北京签订了《川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总额600万英镑，年息5厘，四国银行组成的债权团享有上述铁路的修筑权和继续投资的优先权。

　　此时的皇族内阁，严重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商办铁路是由民间集资的，而“民间”的范围远比他们想象的大得多：“农夫、焦煤夫、泥水匠、红白喜事行、洋货担、铣刀磨剪、果栗摊担、舆马帮佣”，总之，社会平民阶层的林林总总都曾“争先入股”。然而，一道圣旨就将筑路权收归国有了，难道平民手里的股票将成为一张废纸吗？这与强盗公然入室抢劫有什么不同？

　　上谕颁布的第五天，皇族内阁才意识到，大清帝国的臣民已经今非昔比。

　　先是湖南万人集会，决心与铁路国有不共戴天。接着，广东绅民万人集会，为进京抗议代表送行：“代表为救亡起见，任大责重，深入虎穴，与路贼相抗，万一或遭格杀，即以杀我全体无异”。

　　四川商办铁路集资最为广泛，皆系“川民按亩加捐，敲筋击髓而来”。政府宣布所有股份一律变成国家铁路股票，这等于说川民的“脂膏汗血”实际上已被洋人掌管且归还无期。

　　四川人不怒便罢，一怒便惊天动地。

　　四川保路运动 催生暴力革命

　　四川保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和萧湘，还有四川实业界最具实力的资本家邓孝可等立宪党人。他们不但是宪友会的成员，也是川汉铁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因此，他们的反抗除了保护经济利益之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公然对抗。

　　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2000多人集会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

　　8月初，内阁急电西藏，要求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速回成都代理四川总督。19日，内阁再颁上谕，催促赵尔丰强行使用川资继续铁路施工。

　　清廷就这样丧失了缓解民愤的最后一次机会。几天之后，仅成都一地宣布参加保路同志会的川人竟达10万以上。

　　24日下午，保路同志会大会，数万人涌入会场，与会者要求罢课罢市并到总督衙门请愿。

　　此时的赵尔丰虽“中情惶急”，京城里却“久无复电”。原因是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值此川情危险之际撩挑子，因为他没能染指铁路大借款的回扣，也没能染指四川、江西两省督抚缺位的贿银。而对于摄政王载沣来说，将铁路收为国有“合同既已签押，事实再难变更”。

　　8月25日，全川各地纷纷罢市，并随之发生了捣毁警署的事件。

　　9月7日，赵尔丰终于下决心采取严厉镇压措施，他扣押了包括蒲殿俊、邓孝可在内的数名保路运动领导人。消息一经传出，数千川民聚集于督署大门前，枪声响了，巡防营的马队随即冲向人群……当晚，成都大雨如注，“被枪击毙者众尸累累，横卧地上”。第二天，成都“居民闻此凶耗，人人首裹白布示哀，多且七十以上者，徒手冒雨奔赴城下。”。赵尔丰再次命令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噪”。

　　至此，由铁路引发的事变，已不是立宪党人能控制的了。数日之内，由同盟会、哥老会组织的民间武装从成都周边十余州县赶来，20万之众的武装平民截断交通，扼守要道，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城行动——由立宪党人发起的保路运动，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革命。

　　赵尔丰急电，又急电，再次急电，皇族内阁决定动用武力。上谕饬令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自湖北赶往四川查办，任命在上海赋闲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同时饬令湘、滇、鄂、粤、黔、陕六省新军立即驰赴四川。

　　9月25日，由同盟会员吴玉章领导的民间武装，宣布四川荣县独立。这是辛亥年间第一个由革命党人宣布建立的新政权。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15天。而在大清帝国的都城里，没有任何死亡即将来临的征兆。

　　10月4日，经皇帝钦定，大清帝国国歌兼陆军军歌《巩金瓯》正式颁布。此时，距离武昌起义爆发还有6天。

　　由于端方率鄂军入川，湖北清军兵力空虚，省城武汉显得有些冷清。

　　江河亘古奔流，大清大限已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