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游御龙羽扇属性加点:高考美文（下）

汪涌豪

进入7月，各地书店又呈现出一片火爆景象，新书充斥书架，读者纷纷涌入。应该说，对于今天日渐忙碌的都市人而言，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基于主动还是被动，能抽时间走进书店亲近书本总是好事。读书能增进知识，陶冶性情，进而提高人的文明素质与城市的文化品位，怎么说都应该鼓励。不过细加观察，其间一种“浅阅读”现象很堪忧虑，它主要表现在阅读兴趣的单一上，与之相伴随的，还有阅读过程的随意和阅读目的的迷失。

阅读兴趣单一集中体现在对生活类、时尚类等通俗读物的偏好上，而肯花时间细细体味经典名著的越来越少。这从新华书店7月份销售统计中就可看出。据此统计数字，除《新华字典》等长销书外，各地书店位居排行榜之首的都是通俗读物，相比之下，人文社科类图书少而又少。即就其中最好销的文学类书籍而言，位居前列的也多为《我为歌狂》、《爱上爱情》等通俗小说，或者日、韩当红作家的言情新作。此外便是网络文学的纸介版和漫画图文类读物了。前者已发展到将网络游戏改制为创新小说隆重推出的程度，而后者漫画绘本，因其作者放低身段，以平视大众的姿态，关心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有一点童真与温情，再带些外冷内热的调侃，浪漫感伤的倾诉，一下子将许多人挟制到远离现实的虚拟真空，并成为都市时尚情感最好的代言，其中有的销量已过百万册，有的则被改编成电视剧在热档播映。至于一些原本是儿童看的图文书，也错位成了成年人的最爱，本地一家著名的周刊有“漫画书八大经典”之选，其中如《丁丁历险记》等书就吸引了无数成年人的眼球，书价不低，销售却仍火爆。

本来，读养生、化妆、烹饪、园艺类书，乃或读名人传记以励志，读理财宝典以应用，完全随各人的兴趣和需要，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当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大多数人只读这一类书，少有更多途的阅读拓展和更进一步的知识追求，譬如因人际关系紧张和生存压力增大，就只选择浪漫过头的爱情童话以为即时的寄托，因生活节奏加快和闲暇时间的稀缺，就只拿轻松浅显的四格图文替代计划中的原典赏会，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警惕。这种阅读过程的随意与阅读兴趣单一一样，再清楚不过地凸现了都市人在阅读目的上的迷失。因为事实显然是，读书可以用为休闲，但决不仅止于休闲，其最根本的质性更无关于休闲。读书除能深化已知了解未知外，还在于能助成人们深刻的灵魂拷问与自我反省，并从根本上满足从生命的繁琐中挣脱出来的自由向往，从而求得对生存困境最彻底的觉解和对情感层次最诗意的丰富。

显然，上述通俗读物是很难帮助人真正实现这一目的的，它们或许可以安慰人于一时，但安慰不到久远；或许可以滋润人的情绪，但滋润不到灵魂。那永远能安慰和滋润人灵魂的，只能是经过时间淘洗的经典，因为它保留了人类对外部世界和内在心灵最艰苦的开拓，也最能证明人的心智所可达到的精神高度。所以我们在东西方都可见到，人们把读这样的书比作“心灵的探险”，比作“灵魂的壮游”。而在当今变化迭生的信息社会，一切知识不断被刷新，也惟有它历久弥新，能让人反复体味，并引导人克服格式化的生存，走向精神的丰实和成熟。此所以费迪曼要将从荷马到毛姆、佛斯特的作品列入从18岁到80岁《一生的读书计划》，卡尔维诺要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说：“每一次重读经典，就像初次阅读一般，是一次发现的航行。经典是这样一种东西，它很容易将时下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噪音。”

可现在，“时下的兴趣”有从背景噪音升格为阅读主流的危险，即使是经典，也多被掺了水透了气，如坊间迭出“缩水名著”即是一显例。那些《文学名著精缩》、《外国文学速读手册》、《文学名著快读》，将丰富的文学大餐变成速食的快餐，据说销得不错，但对通过阅读经典以获取精神滋养这一目的的达成而言，显然是一条岔道，一种偏航。

为了一个人精神的成长，乃至一座城市文明的提升，现在是到了加大对先进文化的宣传力度，认真学习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并使之落实到从出版到发行各个方面的时候了。我们不需要面上的花团锦簇，而急需切实的长养扩充。而对读者来说，进食但求适口是可以的，但寻找精神食粮，就应该有更上一层的追求。依此衡量，“浅阅读”不能算是一种自觉的阅读，甚至还不能算是一种有效的阅读。

4.“新说书时代”的媒体崇拜

张  闳

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或“混嚼”。

无论这二人的角色错乱到何种程度，但他们的共同点却不难发现，即通过电视节目，演绎经典名著，并以通俗易懂和生动活泼的演说方式，赢得了一般听众的喝彩。这一情形类似于传统的说书艺人，尽管他们有意无意要以学术的面目出现。对于古典名著或历史故事的演绎串讲，本就是一种文学形式，这并无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但奇怪的是，这种方式一旦在电视媒体上出现，却引起众多非议。易中天等人的出现，预示着一个建立在电视节目基础上的“新说书”时代，正在悄悄到来。

电视台作为一个公共媒体，仅仅是提供了一种更便捷、更直观的大众传播手段。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将那些本属于学院的知识向普通公众播散，这在大众传播媒介发达的西方社会，是很平常的事。知名学者往往会借助电视媒体普及学术，或一部分学者分化为大众知识传播人，有别于专业知识分子和学者。但大众能够分享的永远只是学术当中较为确定和实用的部分。比如中国人学历史往往就是想从古人那里获得职场、官场的生存智慧。

有人斥责易中天偏离了学术，俗化了历史，这种指责显然牛头不对马嘴。易中天是个学者，但在电视台讲座，显然不是搞学术研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让全国人民都变成学者。另一方面，历史本就是一些个“俗事”，何来“俗化”？怪只怪原先的学者们把历史神话了。《三国志》可以演义出《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为何就不能演义出《品三国》呢？毫无疑问，易中天的讲座不是讲给给专业人士听的。易中天是一位好文科老师，一位出色的说书人，至于其学术水准究竟如何，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没有人会把袁阔成或单田芳当作“学者”，也没有人会认为毛宗岗、金圣叹是“说书人”。而跑到电视节目中去搞学术研究，显然是跑错了地方。即使是一位真正的大学问家，也不可能在电视节目中大谈学术，不可能搞一场“全民学者化”运动。所以，不管刘心武、易中天等人的个人意愿如何，他们在“百家讲坛”上的行为，实际上跟学术没有太大关系。

在我看来，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的出现，并非学术发达到了全民普及的程度，而是旧式说书艺术的现代复活。就《三国》（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三国志》，还是作为文学的《三国演义》）本身而言，易中天的解读或品味，实际上并未提供多少新鲜货色。他所说的无非是一些平常见解，或作为一家之言的学术观点。将一般学术观点以通俗生动的方式讲授，本也是对一个文科教师的起码要求。然而，易中天的演讲但却受到如此狂热的追捧，仿佛是空前绝后的惊世之谈，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学、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育状况之恶劣。学院学者们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学术”，早已令人厌倦。学生们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无暇品读文学和历史作品，以致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历史文化知识。尽管今天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公众患有严重的“文化消渴症”，以致“新说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补习教育。

现代媒体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更为便捷的和大众化的手段，易中天等人合理地利用了现代媒体手段，赢得了听众。但另一方面，现代媒体也带来了“媒体崇拜症”。传统的说书艺术依靠一个固定的场所，说书人与听众之间以一种直接而固定关系交往。它的传播依赖于直接的“口—耳”关系，“现场声音”是最直接的传播媒介。现代传媒的传播介质的多媒体化，说书人除了言语和声音之外，其个人形象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传播符号。身体的整体性形象诉诸听觉、视觉诸多感官，形成对受众的整体的、示范性的影像。同时，现代传媒可以连续性地重复，不断强化对受众的视觉冲击。媒体的高科技手段到来的神话般的效果，加上学术的神秘性，造就了公众对“学术明星”的偶像式的崇拜。

在现代媒体的强大号召力面前，观众和听众几乎无可避免地“粉丝化”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文化传播的结构和性质。“粉丝化”并非以知识理性对待知识，而是实现将知识和文化明星“偶像化”，成为膜拜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对知识的开发性和反神话倾向的偏离和背叛。这一代“粉丝”们需要的，实际上既不是文化，也不是知识，甚至不是娱乐。只是出于对强大“偶像”的习惯性的“精神依赖”，把自己交付出去。“粉丝”们的受支配性人格，使得他们既懒得自己觅食，甚至连动嘴咀嚼一下都懒得去做，躺在知识的摇篮里张着嘴等待喂养。易中天所扮演的，无非是一个“精神保姆”的角色。他将那些艰涩坚硬的学术“馒头”咀嚼了一遍，拌上了他的玑珠般的唾沫，变成了松软滑腻的面团，易于吞咽和吸收，然后反刍出来，喂养那些被哺养惯了的年轻一代读书人（如所谓“乙醚”）。这种靠被偶像咀嚼过的精神食粮维持其精神价值的“粉丝”们，喜欢品尝的正是这种口味。在这方面，易中天现象跟娱乐界的“超女”现象同出一辙。 

5.   苏州河辰光

姜  纬

在陆元敏的照片里，苏州河袒露出了它的家常——那是生活的循环，是日复一日的日子，是视觉上的疲倦和单调。但陆元敏决心留存这样的一条河，那是他的世界。无论是都市里的人们的日常活动还是他们的生命活动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遗弃物），陆元敏都通过镜头赋予意义与生命的对象。

在布罗代尔的书中，人民以及人民的生活不是空洞的，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信念、勇气和灵感，当然还有他们的欲望和愚昧，那些隐没在历史的背面和角落的人们，在重重阴影中他们的日常性活动远较个别的、传奇的历史事件更具本质意义，正是他们从过去塑造了现在，他们被呈现出来，而且获得了雄辩的意义。这使我们有了一个稳固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可以质疑一切关于我们的历史和生活的戏剧性叙事。

陆元敏的照片是这个稳固立场的可视化。在这些照片里，苏州河袒露出了它的家常——那是生活的循环，是日复一日的日子，是视觉上的疲倦和单调，摄影家们往往提不起兴致去拍：它不是引人注目的审美对象，也不是增强人类活动戏剧性的舞台。但陆元敏决心留存这样的一条河，那是他的世界。

《苏州河》是陆元敏199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大部分照片是1991至93几年间问世的。陆元敏的苏州河不是流过去的水，而是一坛有年份的酽厚的老酒，就如他对我讲的：“辰光好像停牢了一样。” 这“辰光”，是他小时候有几趟到亲戚家路过苏州河留下的印象，那时候苏州河的西段，有好几个摆渡码头，过河就要依靠摆渡船，这给小陆元敏以非常新奇难得的感受；这“辰光”，更是有关父亲的记忆：他父亲的单位就在河边，有些休息日他父亲在单位值班，带陆元敏去过好几次，用电炉烧咖啡喝下面条吃，在年少的陆元敏眼里，那是另外的一个世界。所以当他调到普陀区文化馆工作，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苏州河时，封存的记忆“复活”了，人们具体的生存，从环境到行当，从面貌到动作，一切还停在那儿，昨天仿佛就在眼前，丰沛而刻骨铭心。《苏州河》成了陆元敏那几年最主要的功课，他沉浸于“停牢”这样的“辰光”的欣喜中。就这样，似水流年，我们看见一个人从河边走过来，走向灯火灿烂的今天，身后的河流渐行渐远，但是即便这样，他也发现他的心里、身体里依然伸展着那条悠长的河流。他拍摄，他像一个收藏家一样摩挲着旧物，那情景必定是黑白的，黑白是时间的颜色，夜为黑，昼为白。收藏者捧着从时间中残存下来的碎片，似乎自己是乘着这块碎片在浩荡长河中漂流至此，时间于是薄如蝉翼，世界呈现出脆弱颤动着的完整性。

苏州河才是上海真正的母亲河。在相当长的时段中这条河与每一个上海人的居家过日子有着不可替代的血脉关联，从作者按下快门以至回溯前七八十年的岁月中，季节、饮食、服饰、房屋……还有人的表情、人的信仰、人的境遇其实并未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照片中那些在重重限定之下、在命里注定的逼仄中梦想和受累的人，被注视但并不自知，他们承受生活的坚忍和与生活的苦斗，那些结实丰富的情境，构成了苏州河最基本的现实，那正是城市和河流芜杂表皮之下真实的神经、筋脉和骨骼。

苏州河曾经是上海的内在机枢，上海人和它百感交集的繁复经验在陆元敏手中呈现。作为敏锐的摄影家，他看出了“他”的河流和“我们”的河流有着根本的差异，这不仅是翻新几座桥梁、冲淤排污绿化的问题，追忆旧日点滴时光会使我们感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城市大规模地改造是一个当代现象，但当河流不再是“他”的河流时，苏州河的精气神在人民生活中的内在瓦解、断裂就已经开始了。

阅读陆元敏的照片，就是对苏州河做出重述的过程，朴素的影像里，苏州河重新成为安放一切的中心，重新庄严、雄辩、令人敬畏。一般的照片是“拍摄”出来的，他的照片是“流淌”出来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区别。人不是与他的世界对抗或从他的世界出走，从根本上看，人是在承受、分担和体现世界的命运，人物带着他的整个世界行动和生死。摄影家的情感与慈悲，他的宏大与郑重其事，他对时间和命运的领悟一概由此发端。这是中国摄影久被遗忘的根本精神，而这个人的照片让我们重新记起那长河落日的气象。

6.   守望老屋

陈鹏举

安徽石台县有一座二百年历史的乡村老屋，要被运往瑞典。九年前，也是安徽境内的百年老屋荫余堂，被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一个博物馆买走。这所拥有16间屋子的住宅被分装成16个集装箱运到了大洋彼岸。祖上的老屋能不能卖到国外去？这是一个问题，这问题大家都在议论。这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似乎更应该议论一下。那就是：老的建筑，能不能离开它生根的地方？譬如上述的那座老屋，它们是安徽境内的老屋，它们和当地的田园环境共存同生。它们已经是当地的一段历史和文化。历史、地域、文化，在这三维之间，老屋有着它自己的坐标和价值。它们其实是不可以离开这历史、这地域、这文化的。就像鸟，在森林之中，鸟才是真正的鸟，离开了那一片森林，把它放在笼中，它就是笼中鸟了。美国的那个博物馆，说是让百年荫余堂，成为展示中国建筑的一个窗口，其实，这种展示不正确。因为这老屋，是一只笼中的鸟了，甚至只是一只鸟的标本，一个死去的鸟的形态。历史、地域、文化的三维，是我们传承所有过去的文物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可惜，这个应该是很浅显的道理，在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钱去交换的当代，却被人们淡淡忘却了，甚至是许多所谓的文化人，所谓的研究和致力于传承文物的人。

从老屋的问题生发，可以清理一下有关文物的思路。对于祖宗的遗赠，现在的人们更多的是对一个个个体的文物发生兴趣，譬如艺术品的拍卖，当今的人们是相当热衷的，这种热衷无可非议，因为确实是许许多多的文物、古玩都成了游走的鸟儿。这些玉，这些瓷器，这些书画，有关它们的生地，它们来到今天的经历，大都已无从说起，也因此出现了辨伪这一课题，也因此出现了在这方面有才能的专家。这一切都是无奈的结果，然而，真正的收藏，真正的鉴赏，恐怕不是这么回事。真正的收藏、鉴赏，是在历史、地域、文化的三维之间，寻找和确认历史的走向、地域的特征和文化的传承。几年前，浙江一个收藏者，把他在地摊上搜寻到的出土的越窑瓷，捐给了地方博物馆，那博物馆没有他所预期的褒奖，而是批评了他。因为那些越窑瓷离开了它们出生的地方，损害了它们原有的历史、地域和文化的意义。这儿无意谈论这里面的褒贬，只是想说明，文物离开了它的生地，离开了它的经历，它的意义会大大减弱。当收藏文物、古玩，都变成一种何从说起的收藏，更多的就只能是一种陶冶心情，自家喜欢的方式了，就像古玉专家杨伯达所说的，民间的玉的收藏爱好者，图个欢喜，也就不错了。

也由此，应该提出一个如何守望我们的精神家园的问题。真正的敬畏历史的人们，应该在宏观上着眼，传承中国的历代文物。譬如老屋，有志者可以拥有对流传的文物更大的热衷和勇气。就像对待历史上流传有序的书画、瓷器和玉器，对于具备历史、地域和文化意义的传承价值的老建筑，应该充满热情地加以保护。应该是一个有序的工程，守望老屋，就象建立希望小学，同样具有意义。希望来自历史。历史满怀希望。这两者，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腾飞的一对翅膀，就老屋而言，延续是文明的延续，没有人手中握有终止的权利。老屋是不能离开它出生的地方的，因为老屋像森林中的鸟一样，它是在它出生的地方生活着和那一片森林悲欣交集，并由此感动世纪，感动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