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龙银枪属性:第三种人——马宏

“第三种人”绝响：彭文应zt(2007-04-08 14:32:20)

“第三种人”绝响：彭文应

马宏

1957年夏那场“阳谋”中，千万知识分子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分子”。面对突如其来的罪名和围攻批判，各个“右派分子”的反应，一般说来，不外下面三种情况：

　　一，彻底认罪。即，被批判的人完全遵循批判者的观点与逻辑，对自己的言行“上纲上线”，全部承认加给自己的罪名，特别是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并照搬批判者的用语及语气，痛斥自己“罪大恶极”。

　　例如《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和社会学家费孝通，都在“认罪书”中自认，“我的政治野心，就是要造成自己在舆论界的权威，和党报分庭抗礼，这种政治野心，比想当什么局长、部长之类的野心更毒，对人民事业的危害性更大”；“我已站在章罗联盟向党进攻的最前线。我犯了弥天大罪，叛国大罪”。他们表示“向人民伏罪”，“从此永远老老实实跟着党走”。［1］这种态度的人，在“右派”中相当多。

　　第二种，则是回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而只承认并批判自己轻视工农、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思想，及一些具体的认识问题或学术问题上的“错误”。这在“右派”当中更为普遍，或许能占“右派”总数的一半以上；如果考虑到第一种态度的人必然也会检讨自己的“个人主义”及学术问题上的“错误”，则可以笼统地说两种自我批判几乎涉及所有的“右派分子”。

　　第三种态度比较实事求是，但为数甚少。他们一方面检讨自己认为确实存在的错误，一方面力图对强加于己的虚妄罪名进行辩解。例如罗隆基，他在题为《我的初步交代》的长篇发言中重点检讨了自己8个方面的错误，同时对一些具体的重要事实再一次作了申辩。他说：“尽管我是资产阶级，我自问绝对没有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野心和阴谋。即令我是一个万分自私自利的人，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尤其是，对于“章罗同盟”的指责，他至死也没有承认：“我自己所犯的错误不应该推到章伯钧身上，章伯钧所犯的错误，亦不应该牵涉到我”；［2］他在多次批判会上都坚定表示：“你杀我的头，我也没有小集团。”［3］

上述三种情况之外，笔者在此要提到还有一个极为特殊的事例：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彭文应，他在受到批判时，不仅就每一件具体事情与成百上千的围攻者据理争辩，固持事实和己见，而且在上海市二届二次人代会上公布了一篇发言稿，对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追求与坚持的社会责任作了总结和阐述。他把社会里的人分为三种：“第一种人是不满意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种人只看到缺点，看不到成绩。第二种人是很满意于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愿意拥护它、保卫它。这种人看到了成绩，但忽略了缺点，或者还没有采取行动来消灭缺点。第三种人是热爱这个社会这个国家，看到了他的成绩，同时也看到了还存在着的缺点与问题，为了使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更加美满，更加巩固，更加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得更加繁荣，更加幸福，他不满于现状，他想到未来，他不愿意成绩旁边还有缺点。他不只注意缺点，更一天到晚用尽心思，采取办法，来改进工作，消灭缺点。一部人类进步的历史就是由这种人创造出来的。”　

　　不言而喻，彭文应自认是那推动“人类进步的历史”的“第三种人”。这段表白显示了彭文应的态度与上述三种情况皆有区别，他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政治评价与上述种种自我反省和忏悔形成了鲜明对照。

然而，彭文应为他的“态度恶劣”付出了沉重代价。他的职务被撤销，没有了工资，六个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顿失生计。妻子急得旧病复发死去，次子自杀身亡。“组织上”来人告诉他，只要写个检讨认错，甚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他坚决不写。他说：“想用不给吃饭来逼我承认，是绝对办不到的！”子女们跪著哭求他：“家里没有饭吃了，你就承认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写，他对一同落难被打成“右派”的朋友王造时解释说，他的经济和家庭的确越来越困难，但是不应该从个人利害得失来对待政治上的是非问题，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直到一九六二年生命垂危之际，他还给中央上“万言书”，呼吁“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　

　　由于彭文应“死不改悔”，所以几次“摘帽”、平反都与他无缘。直到1978年，全国的“右派”几乎全都被宣布为“错划”而恢复名誉，而彭文应却被“升级”，与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三、五个“国家级”“右派分子”并列，仍不能平反。

　　如今，我们在为彭文应的铮铮铁骨、直情径行感动之余，感悟到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一种清醒的、自傲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特别是彭文应的那篇发言，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检讨，而是这种使命感的自我表白，是一篇振聋发聩的“知识分子宣言”。

　　然而，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展到古今中外，就会发现，具有类似“第三种人”观念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世界上历来不乏其人，不绝如缕。例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把知识分子的政治角色比作“牛虻”，认为知识分子的天职就是受良心所遣来叮咬国家这头庞大而行动迟缓的“牲口”。他清楚地知道，“诚实地反对在国家中所做的许多不法及不正当的事的人，没有一个能保全自己的生命”，但知识与修养赋予他视死如归的责任感和勇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分子要想担负起批评社会的责任，最要紧的是处在一个独立的地位上。他说：“要想为正义而斗争的人，……必须有一个私人的身份而不要公共的岗位。只有‘不在其位’才能更自由地‘谋其政’”。［6］即不是直接参与政治，而是批评政治；不在“庐山”之中，而处“庐山”之外。这就是典型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角色。苏格拉底虽然被蛮横自私的雅典权贵杀害了，但是他的“牛虻”精神却溶进了西方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血液里，政治批判构成了许多西方知识分子的天然性格。

　　在前苏联的铁幕时期及当今的俄罗斯，也不断有以“第三种人”或“牛虻”自命的知识分子，独立地、顽强地批评时政。如因批评斯大林而遭逮捕、流放，后发表揭露黑幕的作品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近年回国後明确表示，他不参加任何政治竞选，拒绝出任任何官方职位，而始终保持着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即对政府监督的角色，对社会腐败批评的角色。无论是对当年戈尔巴乔夫的政府，还是对当今叶尔钦的政权，索尔仁尼琴都毫无顾忌地给予尖锐的批评。即使他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构的膨胀、腐化和贪污舞弊。

　　反观中国，这种坚持独立知识分子角色的意识却一向罕见。中国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士人“修齐”的终极目的是从政作官或给权贵做谋士；而少数“出污泥而不染”的，则退居山林，做隐士，不问政治。这两类知识人都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精神格格不入。而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知识人想做“隐士”也做不成，都成了新政权“皮”上的“毛”。

　　正是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使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不懂什么是“独立性”和“批评精神”，新中国建政以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中，具备知识分子禀性的实属凤毛麟角，绝大部分人只能称之为“有知识的分子”。

　　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牛虻”式的坚守知识分子的天职与良心的言行，和索尔仁尼琴始终如一地发出对执政者批评的声音，发出独立於各种政治派别的监督的声音，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彭文应固持高傲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特别是他以“第三种人”自命、自勉的那篇发言，更令人感到震撼与自省。就笔者所见，在那次近百万人身陷灾难的反右运动中，这样以“第三种人”自命的态度与行为仅此一例，是成千上万“右派”中的绝响。


（本文原载北京《方法》1998年第9期）

注释：
1，《文汇报》1957年8月22日，《人民日报》1957年7月14日

2，《人民日报》1957年7月16日

3，《大公报》1957年7月4日

4，《文汇报》1957年9月1日

5，参见叶永烈：《沉重的1957》，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6，转引自《思想家——跨世纪探险》，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