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全能眼有声小说:辛亥中的保路运动

辛亥中的保路运动

2011-10-04 01: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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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中的保路运动

稍稍了解辛亥历史的都知道，辛亥革命军兴，成败之关键不仅在湖北，也在四川，在川鄂两省同时爆发，却率先在四川演变成民变的保路运动，成了辛亥起义的导火索。

保的是什么路？

话说19世纪末，全世界都在大张旗鼓地兴修铁路：1871年的普法战争，普鲁士人依靠铁路调兵遣将，打败了优势的法军，奠定了德国统一的基础；美国、加拿大横贯东西的太平洋铁路，让这两个巨大的、有大片未开发地区的国家，风驰电掣般驶入了近代。“要自强，修铁路”成为当时各国精英的共识，而辛丑义和团之役，热衷于破坏铁路的义和团惨败，两次沿着京津铁路线杀向北京城的八国联军，则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铁路至大，路权为尊，国之重柄，不轻与人，成为许多官绅、乃至东部普通民众的共识，在这种共识的推动下，国人开始由早先的轻视、惧怕铁路，视路权如敝帚，变成十分热衷于路权，开滦铁路的力争，京张铁路的自主兴建，和詹天佑的一举成名，都是这种渐渐觉醒路权意识的反映。

中国人意识到路权的重要，外国政府、金融资本又何尝意识不到？外国政府和官方金融资本迅速插手，从元气大伤、财力匮乏的清廷手中，拿走了众多铁路干线的建设和经营权。

在许多头脑开通的清廷官员看来，这不仅仅是肥水外流，更是主权丧失，而在那些拟议修铁路的地方，尤其四川、湖南、湖北等西部省份，当地绅民对铁路认识尚不足，有些人甚至不知铁路为何物，但一些旅日川鄂籍留学生却对路权大感兴趣，他们开始回乡散播舆论，称“国造民营可省费三成”，甚至在茶馆中宣扬，国人自造、民营铁路，可以避免风水破坏和“先人庐墓”被惊扰。这时候正是清廷开始改革图存，留学生被各地督抚当宝贝疯抢的当儿，不少留学生可以出入四川总督衙门，他们开始游说总督锡良，让他领衔建议，将川汉等铁路改为商办。

其实商办铁路，清廷自己也求之不得。早在1898年颁布的《矿务铁路章程》中，清廷就明确表示，矿务铁路的各种办理方法“总不如商办”；1903年12月，《铁路简明章程》颁布，规定各省官商只要获得批准，便可修筑经营铁路，捐资50万两以上，还可以获得官衔，更让各地官绅商办铁路的积极性大增。

川汉铁路西起成都，东至汉口，全长3000多公里，一旦修通，千年蜀道将天堑变通途，铁路本身的利润丰厚固不待言，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更加诱人，当时清廷已经批准这条铁路官办官修，但始终难以筹措到资金（仅四川部分1980公里，预算即达5000万两）。1903年7月，锡良在留学生们的怂恿下，向朝廷提出改官办为“官设公司、召集华股、自保权利”的官商合办，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这一建议对清廷而言，等于既省钱又修路，何乐而不为，次年1月，在清廷批准下，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成立，虽然如此，这个公司仍是官办公司，只是规定“如非中国人之股概不承认”，明确排斥了外资，资金来源则是老办法，即“田亩加赋”，在田租的基础上将铁路建设费用作为附加税，摊派到每一亩田地，税率为3%，四川是个农业省份，这种做法无疑让几乎每个四川人都和这条铁路利益攸关。

1905年，湖南、湖北、广东三省绅商要求从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修筑权，最终湖广总督、新政改革的旗手张之洞用675万美元将路权赎回。“铁路国造”一开始就出现了杂音：张之洞和锡良都想“肥水不流外人田”，前者不许川汉铁路修入湖北境内，而后者也如法炮制，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川汉铁路一期由四川人修建，由四川万县至湖北宜昌，铁路修成25年后，湖北再“倍价收回”。

此后川汉、粤汉两地便分别搞起了“铁路国造”，但官办的模式很快就实施不下去：铁路公司形同衙门，冗员充斥，办事效率低下，各级官员又将经费当做“小金库”任意挪用，仅锡良一人就挪用了300万两，而铁路修建却动作迟缓，川汉线居然因为先从东修或先从西修扯皮几年，连最基本的勘线都没做，而早在1900年就动工的粤汉线，一开始即为官督商办，全长1095.6公里的铁路只动工了不到100公里的长沙-株洲线，进展十分缓慢。

迫于四川绅民压力，川汉铁路公司于1905年改为官商合办，又于1907年改为商办，提出将新旧筹资分为四种股份，即“认购之股”（各方主动购买的新股票）、“抽租之股”（即将“田亩加赋”方法保留，只是由捐税改为股权）、“官本之股”（地方财政拨款）和“公利之股”（发行专门基金、彩票等筹资入股），这样一来，整个四川几千万人，大多数成了这条铁路的股东。

然而商办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弊端：公司经营权操纵在官僚和买办手中，他们利用“主权”的幌子大开“利源”，如负责粤汉铁路征地的王先谦不仅借机圈占沿线土地，更挤占干股，坐收渔利。到了1909年，矛盾变得十分突出：粤汉铁路计划筹资6000万银元，实际只筹措到1600万，其中831万为发行股票筹得，其余都是抽捐、摊牌、拨款，仅仅修完长沙-株洲线就花掉近1000万元，贪污、浪费之巨可想而知；川汉线的问题更严重：计划筹资5000万两，到了1909年只筹集到700多万两，加上此前的拨款、抽捐不足千万（1910年为1200万两），其中还有200多万被各级官、绅管理者层层贪污，而铁路进展又如何呢？直到1908年11月，在詹天佑主持下，方进行了宜万线勘线，确定先修湖北境内宜昌-秭归段，全长160公里的铁路，结束了“东西”大论战，1909年12月10日方正式开工，到1910年6月才修了20多公里，四川境内直到清亡，也未修通哪怕1米铁路。

事实上当时全国的“铁路商办”都遇到困难：根据1909年邮传部查勘各地自办铁路实况的报表，川汉、西潼、洛潼、江西、安徽合计估算资金应为7200万两，而实际到位仅1310万两，仅占应集资金的16.6％。这些铁路估算里程3420里，实际建成仅89里占2.6％，且筹措到的资金也主要为租股、土药股、盐茶股，真正民间主动认购的很少。

在这种情况下，清朝中枢通过据称多达15次的调查认定，中国民间资本匮乏，商办铁路不合时宜，资金、技术均不符合要求，且“缺乏统筹”，效率低下，以川汉线为例，如果照当时的进展速度，修完这段铁路要约100年，“后路未修，前路已坏，前款不敷逐年路工之用，后款不敷股东付息之用，款尽路绝，民穷财困”，最终大家倒霉。改变这种状况的办法，就是将路权国有化，由政府出面向外国银行团融资，并统一协调铁路建设。

然而这一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各省股东的抵制。在他们看来，自己在原始积累阶段甘冒风险投入资金，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利源”，如今政府、洋人来“摘桃子”，是与民争利。为捍卫自己利益，他们打出“捍卫主权”的堂皇旗号，并利用当时清廷立宪所成立的咨议局，调集民意予以抗衡。

平心而论，从纸面上，清廷的国有化政策是正确的，但各省股东的疑虑也不无道理：清廷官办工商业衙门化、买办化严重，收归国有非但不可能抑制贪污、浪费和低效，甚至可能雪上加霜，事实上若非“官办”此路不通，当初根本就不会有所谓“商办”，各地股东的抵触除了保护自身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清廷机制的严重不信任。

在这种情况下，湖广总督张之洞依靠自己的声望，暂时排除干扰，在1909年6月6日代表政府和美、英、德、法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总计借款为550万英镑，利息五厘，以建造湖广境内（湖北、湖南、广东）粤汉与川汉铁路，但由于美国财团的横插一杠，和清廷中枢的权力纷争，这项合同一直拖延，9月，张之洞去世，经办人变成了买办商人盛宣怀。由于盛宣怀亦官亦商，口碑不佳，股民们认定他接手借款、国有化，等于变相将铁路利权收归自己囊中，抵触情绪更加激烈。

问题最严重的川汉线不归张之洞管辖，缺乏口碑的地方官更难推动铁路国有化进程。1909年，他们不得不找了个“理财专家”出任川汉铁路公司总收支，来改善财政情况，这位大管家名叫施典章，四川泸州人，曾任广州知府，是个头脑灵活、见过世面的新派官僚。此人上任伊始，便提出一条妙计：从现存经费中拿出350万两进行证券投资，再用赢利建设铁路。

橡胶惹出大祸端

施典章看中的，是当时一本万利的橡胶股票投资。

此时汽车产业蓬勃发展，橡胶需求量大增，一些英国籍商人开始在东南亚种植橡胶，并在上海推销伦敦发行的橡胶股票。自1908年至1910年6月，最疯狂的橡胶股涨到原先股价的18倍，上海滩钱庄、票号几近疯狂，嗅觉灵敏的施典章也找到这笔财路，把大量公款扔了进去。当然，他不仅直接买橡胶股，还向钱庄放贷，自己则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1910年夏，“橡胶泡沫”开始破灭，原先涨到近2000两/股的橡胶股跌到只剩个零头，卷入其中的中国钱庄、票号纷纷破产，上海当地政府存放在票号中的官银，投入救市的资金，也都打了水漂，川汉线的财政窟窿再也堵不住了：不但橡胶股票投资泡汤，那些扔进钱庄的高利贷资本，也因钱庄倒闭而打了水漂。

“橡胶股灾”令在事件中负有责任的交通银行创始人李经楚、铁路局长梁士诒下台，1911年，主张激进国有化的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获得全国铁路的操盘权。出于“橡胶股灾”后的财政压力、整顿路权的现实需要，也出于进一步打击政敌、借机谋取买办私利的考虑，

宣统三年春，盛宣怀向摄政王载沣提出，铁路商办是清谈误国，照此办理再过30年也修不成铁路，当务之急是将铁路收归国有，再由政府出面与列强协商，争取好的借款、管理条件，避免主权过分流失，争取铁路早日投入使用。几乎与此同时，给事中石长信提出“干线官办，支线商办”一说，指责张之洞当年赎回路权是导致粤汉铁路迟迟不能通车的关键，主张由官方收回干线铁路，重新找外国政府、财团融资、合作。

这个说辞非常合乎载沣的脾胃：贬斥汉族督抚，利权收归满人和皇族为主的中枢，又可“多快好省”地建设铁路，他即刻批示“不为无见”，交给邮传部讨论。邮传部的老大正是盛宣怀，讨论的结果不问可知——石长信上书是在1911年5月5日，4天后，不但讨论结果，连批文都下来了。

1911年5月9日，清廷发布《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宣布“干路商办”、“枝路仍许商民量力酌行”，并规定责成邮传部和度支部制订国有化细则。11天后，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签订条约，规定清廷借款1000万英镑，年息5厘，以四省厘金520万两为抵押，修建粤汉铁路，规定“铁路3年完成，贷款40年还清”。

表面上看，这个协议条款较为优厚：建成铁路后的管理权仍归中方，人事权由中方牵头，施工、还款等方面的条款也似合理。但该协议有许多致命的、原则性的错误。

首先，当时几条铁路的路权尚在商股手中，国有化并未启动，清廷实际上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拿出去出售；其次，《铁路干路国有定策》只谈原则，却把国有化细则交给盛宣怀操纵，后者出于政治倾轧和买办私欲，对两湖、广东和四川提出了不同的国有化方案。

湖北、湖南由于张之洞管理得宜，资金损失不大，盛宣怀提出用“国家保利股票”1:1按原股面值置换；广东亏损较多，他提出60%保利股票+40%无利股票的置换方案；四川因资金亏损中有300万系“橡胶股灾”亏空，盛宣怀认为不应“慷国家之慨”，决定不予承担。

表面上看盛宣怀义正词严，但实际上却大有问题：施典章并非民间股东聘请，而是官方“空降”的朝廷命官，川汉铁路的股权虽然以商民为主，经营管理却一直把持在官方手中，让民间全部承担亏损，而负有更大责任的官方却无需任何担当，理难服众；盛宣怀1月就任，半年功夫便强推国有化，且以近乎“强买强卖”的手段逼迫绅民无利、亏损让股，很难不给人以国家与民争利、经办人假公济私的强烈印象（尤其盛宣怀本人还是个买办）；此时清廷正是皇族、满族少壮派得势，向汉族督抚发动清算的时期，盛宣怀依附载沣，露骨地对张之洞、袁世凯等汉族官僚的成算开刀，在铁路发展战略上处处反其道而行之，更给人以政治投机的感觉；具体操办中，盛宣怀徇私舞弊，上下其手，将襄阳几百里铁路列入“支路”允许商办，却把邻近的夔府铁路列为“干路”收归国有，难以服众。不仅如此，只谈“国有化”，却不谈是否继续“田亩加赋”，以及已经收取的“田亩加赋”是否偿还，这等于是赤裸裸侵夺最基层农民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盛宣怀的借款协议所规定“3年修成”的铁路，仅宜万线的377公里，就包括253座桥梁，159条隧道，含54条双线隧道，34条风险隧道和8条一级风险隧道，桥隧总长度占线路全长的74%，即便到今天，也是全国铁路中仅次于青藏线的高难度山区铁路，这条铁路2003年12月1日开工，5万员工在现代化条件下花了7年才终于竣工，盛宣怀等人在短短几天内拿出的“3年修成”规划，和为此规划背负的一屁股外债、由此造成的官民矛盾，又岂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保路运动：从保皇到革命

最早发动保路运动的并不是四川，而是湖南。5月13日，长沙市面就出现保路揭帖，次日长沙发生万人游行请愿，18日，第一次衙门请愿爆发；在川汉线已动工的湖北，盛宣怀为强夺股权，下令停工，引发宜昌商人、民众聚集抗争，清廷调集军队弹压，双方发生冲突，死伤20多人，这是保路运动的第一次流血事件；6月10日，广东保路万人大会召开，发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的号召。而地处盆地、消息闭塞的四川，保路运动最后兴起，却掀起最大波澜。

原来此时川边出事，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正带兵在外镇压，总督职权由布政使王人文护理。王在6月1日方接到盛宣怀的电报，得悉“国有化”的具体内容，当即表示不满，认为此举侵害了四川商民利益，后患无穷，回电邮传部和内阁力争，却被载沣、盛宣怀严辞驳斥。消息通过立宪派的渠道，很快为四川咨议局的议员们得知，他们又迅速将消息传给铁路股东们（主要是主动购买商股的股东），6月16日，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在成都召集川汉股东临时大会，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东达2400名，次日，闻讯而来的各界学生、市民使与会人数达到4000以上，并提出了“争路权、护主权”等主张。为壮大声势，蒲殿俊、罗纶和众股东商议，决定组建“四川保路同志会”，并规定“无论股东非股东均可入会”，单纯的保路运动，由此演变成声势浩大的群众抗争。

蒲殿俊和罗纶都是“体制内人物”，并无反清意识，他们提出的“和平保路”，包括集会、示威游行、血书、演说、罢市、罢课、抗税、传单，为争取市民、贫民持续抗争，壮大自己声势，他们组织慈善会、施济局，向贫民发放救济和补贴，据说成都1/10的人都领取了他们的救济。为确保抗争秩序，避免清廷镇压，他们在市中心搭建光绪“圣位牌”，并摘录光绪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两句，作为抗争的护身符，这种圣位牌迅速被各家各户所沿用，造成巨大声势和压力。

王人文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他不顾载沣、盛宣怀申斥，上疏条陈，弹劾盛宣怀，支持蒲殿俊等人的主张。

然而清廷看到的却是另一个危机：不是政府威信的破产，而是“犯上作乱”的先例不能开。

不到10天，保路同志会的会员就从最初的2400膨胀到10万，遍布全川142个州县，
“破约保路”的口号传遍全国，抗争者表现出极强的组织力、号召力，而这是清廷所最恐惧的，载沣认为，民气越嚣张，政府越不能示弱，否则“更难措手”。7月底，清廷解除王人文职务，命令赵尔丰回成都。8月2日赵尔丰抵达成都，随即参加了川汉铁路公司第一届股东大会，目睹民间情绪后，赵尔丰联名四川大小官吏上疏摄政王，要求顾及四川民情，暂停铁路国有化。载沣等人囿于“不能示弱”和“成算不能改变”的僵化立场装聋作哑，并在9月4日发电申饬赵尔丰，命令他“迅速解散，切实弹压，勿任蔓延为患”。

事实上此时保路同志会中也已躁动不安：在“建制派”中，蒲殿俊较为温和，而罗纶则已倾向激进，主张借助民气，倒逼朝廷；四川不仅是袍哥势力强盛的地方，更有许多革命党人潜伏活动，他们不约而同看到了此次运动的潜力，开始渗透入同志会，并迅速在成都以外的分会中扩大影响。8月4日，袍哥老大胡重义、孙泽沛、胡朗和、侯国治、张益山，同盟会成员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在兼具同盟会和袍哥双重身份的秦载赓、张达三、罗子舟等，在四川资州罗泉井镇福音堂聚会，提出变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以保路为名发动群众，准备武装颠覆清朝，这次会议是保路运动的转折点，从此“保清”运动开始向“反清”运动演变，成都的蒲殿俊等人虽对此不满，却无力控制，这次会议史称“罗泉井会议”。

恰在此时，赵尔丰又帮了清廷一个倒忙：尽管他本人意识到不应一味镇压，但在朝廷严旨下却不敢据理力争，他与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密商，决定先诱捕同志会首要，然后武力弹压，一举奏功。

9月7日上午，赵尔丰以“看电报”为名，将正在四川藩署开会的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彭兰芬等同志会领袖诱骗到总督府扣押，并打算栽赃以“纵火焚烧督署”罪名“就地正法”，幸被匆匆赶到的成都将军玉昆拦阻。随后赵尔丰在成都到处张贴告示，封闭保路同志会，却被愤怒已极的群众逐条批注驳斥，群众蜂拥而至督抚请愿，赵尔丰下令开枪，当场打死30余人，是为“成都血案”。于此同时，赴京请愿的咨议局代表们也被清廷武装押回原籍。

成都血案让四川保路绅民对清廷深感寒心，从此摒弃了“圣位牌”，变保清为反清。不仅如此，不论温和派的蒲殿俊，还是激进派的罗纶，当时都没有推翻满清的意愿，他们的威信也尚能制约外地袍哥、同盟会“借鸡生蛋”，利用同志会组织起义的努力，如今成都保路同志会被封，蒲殿俊等温和派领袖被抓，外地本就有反清倾向的袍哥、同盟会再无约束，遂利用汹涌激愤的民意起事。

“保路同志军”早在等待这一良机，9月9日，也就是成都血案发生后仅两天，孙泽沛就从温江起事，直逼成都南门外的红牌楼；赵尔丰的主力由傅华封率领，仍在川边镇守，手中只有少数卫队，不得不命令由旧军改变的巡防营出动镇压，却被张达三等从郫县、崇义、灌县起兵的人马在犀浦一带阻击。

袍哥本就在四川全境基础深厚，网络遍布，此时他们用木板涂上桐油，写上起义公告顺流放下，沿河沿江的袍哥会众捞到木板后群起响应，起义烽火2天内遍及成都周边十几个州县，这就是著名的“水电报”。

保路同志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之对阵的新军下级军官中多有同盟会众，无意弹压，而巡防营又被袍哥渗透，大批哗变，成都迅速被围困。

清廷大惊，9月10日下令赵尔丰免职，令岑春煊接任。岑春煊审时度势，提出怀柔、暂停铁路国有化等方略，被载沣、盛宣怀峻拒，愤而不愿履职，清廷改由端方继任。

端方是满洲贵族中的改革派，同样主张怀柔，但载沣等人依旧不听，严令端方率领精锐的湖北新军第八镇第十六协主力入川镇压。9月中旬，端方取道宜昌，进入四川。

9月25日，四川荣县宣布独立，保路同志军四处转战，曾先后控制过十多个府、州、县，虽未能攻下成都，但已令“全川糜烂”，赵尔丰枯坐成都，大权则旁落于新军将领尹昌衡等人手中，这些人为求自保，和袍哥频繁私会，成都周边出现了微妙、复杂的局面。迫于无奈，赵尔丰在10月1日释放了张澜等4人，但已于事无补。

湖北新军原本有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端方入川一下抽调了1/3，武昌登时空虚，革命党人趁机在10月10日发动武昌起义，并一举成功。消息传出，四川清方势力土崩瓦解，进退失据的端方自称“汉人”，徘徊资州，试图苟免，而成都清军则开始动摇。

11月8日，保路同志会宣布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推举尚在狱中的蒲殿俊为都督，成都城内反清势力开始公然活动，迫使赵尔丰在11月15日释放蒲殿俊，并默认革命军进城。21、22日，广安、重庆先后成立大汉蜀北军政府和蜀军军政府，川东南57州县宣布响应武昌起义。11月27日，成都无血开城，“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旧八旗驻防城挂牌，同一天，远在资州的端方被起义的第八镇军官刘怡凤等，击杀于资中大东街禹王宫。

波澜壮阔的保路运动，就这样以一个令最初发起者，以及与他们针锋相对的载沣、盛宣怀等清吏瞠目结舌的结局而载入史册：捧着光绪皇帝圣位请愿的保路同志们，最终亲手埋葬了他们一开始一心要依赖、保护的“我大清”，而各方不惜代价争了多年的路权，在政权更迭后却似乎被所有人遗忘，此后几十年间，四川也没能修成多少铁路。

至于始作俑者盛宣怀，在用两条铁路激变四川、湖北，拉开清朝葬礼序幕后，又捧出袁世凯，为清廷的棺材钉上最后一根钉子。由于千夫所指，他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从汉口登上德国商船仓皇逃亡日本，可清廷自己还能“永”多久呢？1年后他返回上海，重新回归买办商人的本色，并在1916年病逝，比他在无心中一手弄垮的清廷，好歹多活了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