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彻剧照:1975年毛泽东因何再次批判刚复出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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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

　　1975年6月24日至7月16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各总部领导人，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等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防工办各一位领导人，共计76人。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国际国内形势，部署军队全面整顿。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判断。会议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帝国主义是战争策源地的状况没有改变。但是，战争在三五年内打不起来，有可能推迟。要争取可能的时间，搞好工作，准备打仗。上述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以前“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集中精力加强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国防建设只有随着国家的经济建设、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才能相应地发展，因此首先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共同发展。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客观分析了军队的状况。会议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但是，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就是军队规模过大，严重超编，尤其是干部超编多。所谓“散”，就是军队有派性，组织纪律性差，政治纪律也差。所谓“骄”，就是军队投入“支左”后，大权在握，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是骄横。所谓“奢”，是指军队闹享受，闹待遇。所谓“惰”，就是军队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保持革命晚节。有的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了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这是会议重点讨论的两项议题。精简整编，包括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会议认为，中国兵源充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压缩定额，可以给国家的工农业建设增加力量，有利于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平时，应该把民兵建设搞好，储备好干部，储备好兵员，储备好装备，作好战时动员扩编计划。一旦战争打起来，就可以就地抽调干部，就地征集兵员，就地解决装备，迅速扩编成正规部队。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强调，“编制就是法律”、“兵贵精不贵多”是今后的建军原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压缩军队定额和调整编制体制的原则是：精简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和技术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建设。通过精简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提高部队质量，提高作战能力。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中，要想方设法安排好超编干部。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军队整顿的主要方面：调整领导班子，安排超编干部，调整编制体制，提高军事训练水平，整顿作风纪律，继续整顿国防工业。

　　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军队整顿的任务》讲话中，从“我们军队的状况”、“军队要整顿”、“军委的工作”、“整编中的干部问题”、“高级干部的责任”等五个方面，指出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中心是部署军队整顿工作。

　　1975年7月15日，叶剑英作会议总结。他重点讲了军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他说，粉碎林彪集团以后，全军各方面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其具体表现是：共产党的领导受到削弱，许多党委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教育不严，组织纪律差，事故多；有些单位派性严重，闹不团结，政策不落实，有些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作战思想不统一，战备工作、军事训练、民兵建设都存在一些问题。当前，首先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这两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概括起来就是精简整编。通过精简整编，可以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精简整编的编制确定后，要严格执行。编制表就是法规，不能自行修改。以后，增加单位、增加定额，要经中央军委批准，要保持编制的严肃性。在精简整编工作中，突出的问题是安排超编干部。一定要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好，解决好思想问题。要调整和改组那些不合格的领导班子。对那些搞派性的，要限期改正。不改正的，要坚决调离。最后，叶剑英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说，学习理论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把军队建设和工作搞好。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1975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7月25日，中共中央通知将邓小平的讲话、叶剑英的总结报告转发全党学习。军队整顿迈开大步，成为全国各条战线整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闭幕后，全军认真传达学习会议文件，立即贯彻落实会议确定的整顿任务。

　　调整领导班子。“九一三”事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各军区、各军兵种调整了部分领导干部。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干部，或逮捕，或免职。对部分平反的干部，各单位给予了暂时安排。但是，这都仅仅涉及个别干部的调整，没有对领导班子进行整顿。1975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为了全面调整领导班子，成立由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杨成武、梁必业等6人组成的“调整班子领导小组”。该小组先后与各大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总部(不含总参)、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和国防科委等24个大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就所在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查了解、酝酿协商。大家达成的共识是：本着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敢字当头、能力强的原则，把优秀干部选配到各级领导岗位，特别重视选配好军政第一把手、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从有利于安定团结出发，按照实际情况，既作一些调整，又注意保持相对稳定；对于政治上不强，作风上不能保持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甚至闹派性的人，不予以重用；对犯错误后能改正的人，予以适当安排。中央军委“调整班子领导小组”提出各单位领导班子调整配备的初步方案，其中包括留任的、当顾问的、交流调出的、挂职休养的、离休的及担任党委常委的人选名单。经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讨论研究后，形成大单位领导班子调整配备方案。8月30日，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核批准，中央军委公布了第一批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任命名单。9月，中央军委开始调配军级领导班子，选配野战军、省军区军政第一把手，以及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机关的二级部、局的领导干部。经过这次重大调整，全军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的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不但在政治上得到很大加强，而且在组织上纯洁了，年轻了。通过调整军队各级领导班子，提高了军队的领导能力和指挥能力。1975年底，领导班子调整工作基本完成。

　　安排超编干部。1975年8月7日，中央军委批准了总政治部制订的《关于安排超编干部的方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除少数基层干部复员外，正常的干部转业工作被停止，使军队干部大量堆积。冤假错案平反后的老干部、“三支两军”撤回军队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后，使干部更加超编。据1974年底的统计，全军共有干部152．6万人，超编46.7万人。根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的编制体制，超编干部总数达60余万人。安排超编干部，牵涉面广，政策性强。全军各级党委和政治部门本着认真、慎重、公道、正派的原则，坚持党委集体讨论决定，坚持思想领先，做好每一个人的思想工作。它们对哪些人当副职，哪些人当顾问，哪些人做研究工作，哪些人送学校培养，哪些人离休退休，哪些人转业复员，均分别作出了慎重的决定。在安置去向上，全军采取军内安置与地方安置相结合的安置方式，使干部走者愉快，留者安心，各得其所。

　　调整编制体制。1975年9月7日，中央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拟制的《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军队的编制体制出现了一些混乱状况。由于担负“三支两军”繁重任务和加强战备等原因，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员额不断突破，但是结构又极不合理。据1972年9月的统计，全军总员额595.3万人，军以下作战部队为306万人，仅占全军总人数的51．4％，其中能实施机动作战的步兵、炮兵、坦克部队只有195万人，占32．8％；各种保障部队近162万人，占27．2％（其中工程兵和铁道兵部队103万人，占17．3%），机关（包括军兵种）及直属单位、学校、仓库、医院、科研单位127.3万人，占21.4%。上述情况带来的后果是，编制扩大，人员增加，军队的战斗力却没有相应提高；战斗部队与保障部队、机关直属单位的兵力比例失调，指挥机构重叠交叉，层次多；后勤保障体系庞杂，指挥调度不灵、不便于机动；庞大的员额吃掉了大量本来就不多的军费，部队武器装备无法加强与更新，严重影响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总参谋部拟制的方案贯彻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使精简整编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根据《方案》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全军指战员以加强部队质量建设为重，顾全大局，克服个人主义或小团体利益的思想，坚决服从命令。在精简整编中，全军上下同心协力，发扬令行禁止和雷厉风行作风，决策果断，行动坚决。被调整单位姿态高，风格高，团结协作，表现了人民军队良好的精神风貌。由于指导思想明确，组织坚强有力，精简整编工作行动快，步子稳，效果较好。

　　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发展。“九一三”事件后，全军纠正突出政治的偏向，恢复了军事训练。但是，由于多年不抓军事训练，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还没有提高到应达到的程度，还不适应战备的要求。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全面展开。至1975年12月，陆军有85个师另198个团进行了全训。全训师占44．5％，比1974年增加3．8个百分点。海、空军战斗部队，基本进行了全训。1975年入冬以后，全军有89个军以上机关，30个野战军，50多个陆军师，海军8个水警区11个支队，空军80多个航空兵团进行了拉练。海军各型舰船370艘进行海航训练，空军有各型飞机1000多架进行了转场飞行训练。总部和军兵种机关均进行了拉练。在拉练中，许多部队组织检验性演习，缩小训练与实战的距离，检验和促进了战备。全训部队分别组织了35次师规模、55次团规模近似实战的演习。各军兵种认真抓了单兵、单炮、单车、单机、单艇、单舰技术训练。步兵分队一般进行了两至四次实弹射击。

　　整顿作风纪律。根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要加强作风纪律整顿的决定，军事科学院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广泛征求部队意见，对1963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和1964年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进行了修改。之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召开联席会议对修改的条令进行讨论，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逐章逐条地进行了审查。1975年11月22日，叶剑英将新修订的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上报毛泽东。11月2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将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颁发全军施行。新条令基本体现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继承了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清除了林彪集团的流毒和影响。新条令的颁发和施行，对于促进军队革命化建设，加强部队的管理教育，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备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两大条令颁发后，全军迅速掀起学习的热潮，把贯彻执行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搞好部队的养成教育和管理教育，防止和减少各种事故，作为当时的主要工作。加强行政管理，特别是新条令的颁发，使基层干部管教能力提高，行政事故大为减少。1975年，全军的行政事故比1974年减少了204起。海军反映，通过恢复和健全各种规章制度，官兵关系有改善，组织纪律性和作风培养得到进一步加强，从而使不服从命令、顶撞领导、吵架打架、逾期不归等现象及违法乱纪的行为大大减少。整顿国防工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对国防工业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保证了国防科研和生产的持续进行。“九一三”事件后，针对派性活动的干扰破坏，对国防工业进行整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之后，继续加强对国防工业的整顿，确定按计划完成尖端武器装备生产，尽快研制成功洲际导弹。各部门抓思想整顿和组织整顿，保证科研项目、生产计划的落实。1975年，国防科研、生产计划完成情况，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好的一年。特别是航天技术方面，成绩更为显著。7月26日，“长征-2”运载火箭发射“尖兵-1”卫星圆满成功。10月27日，第十七次地下核试验爆炸成功。11月26日，成功发射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12月16日，又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一年之中成功发射三颗人造地球卫星，这在中国航天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有的专家把1975年称为“三星高照”。这是国防科技战线整顿成果的标志。试验型卫星研制成功，使中国继美国、苏联之后，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中远程地地导弹经过改进设计、采取增程技术后，战术技术性能达到研制任务的要求，通过了考核性飞行试验。在地空导弹试验基地进行的四发独立回路遥测弹飞行试验，全部获得成功。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七机械工业部根据国防工办确定的“以原空舰导弹设计方案为基础、尽量选用现有的成品设备、以最快速度向部队提供装备”的原则，恢复了空舰导弹的研制工作。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军用飞机、军用舰艇、军用电子装备等研制试验进展顺利。研究院所和工厂共同努力，完成了71式62毫米反坦克火箭、73式100毫米滑膛反坦克炮、J-201反坦克导弹、75式105毫米无坐力炮等新型武器设计定型工作，使反坦克武器装备体制逐渐完善。陆海空军常规武器装备试验，也取得一定的成绩。在全国厂矿企业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瘫痪的情况下，国防科研和国防生产仍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动乱形势下，坚守岗位，忠于职守，为中国国防事业作出的贡献。

　　军队整顿的中断

　　对军队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毛泽东在一开始时是支持和赞成的，但后来态度有了反复。因为邓小平复出后领导的整顿，不能不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出现的许多错误，毛泽东对此不能容忍。“四人帮”则见风使舵，推波助澜。此前，“四人帮”同毛泽东一样，也是极力赞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基本精神的。1975年7月11日，中央军委开会讨论叶剑英的总结讲话稿时，张春桥说此稿很好，讲得很全面。对邓小平的讲话稿，张春桥也说讲得好，要放开讲。7月17日下午，中央军委讨论将会议讲话和会议文件呈送毛泽东审批时，王洪文、张春桥没有表示任何异议。7月18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转发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都表示同意。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发生转变后，“四人帮”立即否定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攻击军队整顿。

　　1975年11月，张春桥从总政治部宣传部派人到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阴谋组织批判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他们要求连队议一议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暗示连队干部要抵制“整顿”，批判“领导班子软、懒、散”等提法。他们还说，该连可以直接向张春桥反映情况。与此同时，“四人帮”在上海市的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煽动驻沪部队去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串联。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授意下，批判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材料”很快出笼，经张春桥推荐散发全军。针对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叶剑英的总结报告，“四人帮”还组织一些人撰写批判文章。王洪文调阅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文件和记录，搜集军队一些单位贯彻会议精神的材料，准备“算总账”。

　　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会上会下，“四人帮”表现得特别活跃。他们攻击邓小平和他所领导的全面整顿，批判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攻击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指责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搞唯武器论”，“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四人帮”对军队整顿的结果十分不满，诋毁各大单位调整后的领导班子是“复辟班子”、“翻案风的产物”。他们诬蔑叶剑英是“军内资产阶级”的黑干将、代理人。王洪文甚至嚣张地提出，要重新“解决”军队领导班子问题。

　　在“四人帮”的鼓捣下，毛泽东决定批判邓小平，同时对叶剑英的信任也发生了动摇。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21日，毛泽东确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2月2日，经毛泽东提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华国锋接替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叶剑英健康状况有变化为由，决定由陈锡联接替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至此，军队整顿工作也就中断了。

　　这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遭到严重干扰破坏的情况下召开的。军队众多的高级干部聚集一堂研讨军队建设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一次。与会人员心情舒畅，很少顾虑，气氛很好。叶剑英、邓小平有时深入各小组听取意见，有时逐个找人谈话，打招呼，宣传军队整顿的必要性。邓小平在大会上的讲话、叶剑英的总结报告，深得人心。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确立的军队整顿原则、措施、步骤等重大问题，意义重大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