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添富基金官网主页:画说雍正——细谈雍正皇帝与他的肖像画

　　雍正皇帝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公元1678年12月13日），排行皇四子，“胤”是康熙诸子的排行，“禛”字在《说文解字》中意为“以真受福”，康熙皇帝为皇子们赐名都取“示”旁，寄予有福的愿望。

　　成年以前的胤禛较多过的是书斋的生活，与其他皇子一起入尚书房接受严格的文化和军事教育，课程包括满、汉、蒙文，四书五经以及骑马射猎等。康熙皇帝有意识的让皇子们走出深宫，接触社会，增长见识。作为年长的皇子，胤禛跟随父皇康熙外出巡幸的机会比较多,到盛京祭祖，往曲阜祭孔，上五台山礼佛，巡视塞外和奉天等地，视察永定河、淮河、黄河工程。从祖先发祥地的东北到富甲天下的江南，胤禛的足迹遍及了半个中国，对各地的山川风物，经济民俗，宗教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康熙三十七年,胤禛受封贝勒，四十八年晋封雍亲王。

　　康熙皇帝子嗣众多，身为雍亲王且又是较年长的皇子，胤禛在储位竞争中有一定的优势，但他没有担任过什么正式职务，也没有参与过实质性的重大政治活动。胤禛表现得颇为低调，他以坚韧的性格，四面周旋的态度回避了斗争的锋芒。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清心寡欲，生活恬淡的富贵闲人的模样，自诩“破尘居士”，与僧衲道士谈经论玄，不问荣辱功名，实际上，这只是他散布的烟雾，胤禛一刻也未放松过为夺取储位的努力。一方面，他暗自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另一方面，时刻注意与父皇的感情维系。胤禛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意，对康熙帝的喜好甚是了解。康熙重视农耕，亲自指导种植御田，胤禛投父皇所好，翻画《耕织图》，并将其中的人物画成自己与福晋的面容，表现自己向往田园生活的恬淡，以及对农业愿意亲力亲为。胤禛将自己的赐园圆明园经营的有模有样，邀请喜爱园居的康熙驾临。据《清圣祖实录》记载统计，康熙帝临幸11次，这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特殊恩荣。通过种种刻意作为，胤禛在感情上始终与康熙帝保持着比较亲近的关系，康熙帝称赞他“能体朕意，爱朕之心，殷情恳切，可谓诚孝”， 感情的亲近很可能在康熙帝选择继承人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胤禛朗吟阁读书像》

　　绢本，设色。纵175.1厘米，横95.8厘米。

　　朗吟阁位于圆明园中路“天然图画”内，是康熙赐给胤禛的书斋。图中的胤禛年纪尚轻，应该是他作皇子时的肖像。

2《胤禛读书像》轴

　　绢本，设色。纵42厘米，横34.5厘米。

　　图中的胤禛手捧书卷，看上去文质彬彬。

3《胤禛耕织图》册

　　绢本，设色。共52开，每开纵39.4厘米，横32.7厘米。

　　这套《耕织图》是雍正登极以前以康熙年间刻版印制的《耕织图》为蓝本，请画工绘制的，并且别出心裁地将画面中农夫和农妇的形象换成自己与福晋的容貌十分写实。每开画上都有雍正的亲笔题诗，并钤“雍亲王宝”和“破尘居士”两方印章。

二　 励精图治　秘诏立储

　　康熙皇帝于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戌刻死于畅春园，尚书隆科多宣读遗诏由胤禛继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二十日，胤禛在太和殿登极即位，改年号雍正，以次年为元年。从这一天起，胤禛开始了他人生中的另一个阶段，所谓的“富贵闲人”从此变成了“真龙天子”。

　　胤禛继位的过程，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后世的一个谜团，被传为清宫三大疑案之一。由于康熙帝晚年没有明确继承人选，去世的又很突然，使人们不由得对胤禛即位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民间盛行种种说法，说康熙帝遗诏中原写“传位十四子”，即抚远大将军允禵，胤禛事先涂改了遗诏，将“十”字改作“于”，从而篡夺了皇位。或说康熙帝病危时，召允禵回京，谕旨被隆科多隐匿不发，等康熙帝病逝，隆科多遂宣布胤禛继位。关于篡改遗诏的问题，史学家已有解释。清朝皇家规矩，称皇子为“皇×子”，如“皇四子”、“皇十四子”等，不会直呼排行，而且“于”在古文中应写作“於”，更重要的是，清朝遗诏应有满汉两种文字，汉字相近，满文却不同，这种说法无法令人信服。至于召回允禵的谕旨，缺乏可靠的资料，谕旨下发自有一套程序，隆科多一人是无法隐匿的。当时审查证实，传言是胤禛的政敌散布的，审讯记录汇成《大义觉迷录》。雍正自以为大胆公布出来，可以使传言不攻自破，没想到反而使传言越传越奇。乾隆帝想杜绝传言的流散，即位不久就把《大义觉迷录》宣布为禁书，更使得人们对其中的内容感到好奇。

　　雍正登基时已45岁，在藩邸的多年生活，已使他积累了相当的人生阅历和政治经验，思想已经十分成熟。他登基后锐意革新，大力推行新政，从官吏的整顿，到经济制度的调整，为自己的王朝开辟了一个比较清明的政治环境。雍正在他不长的十三年的统治中，惟日孜孜，励精图治，抱着改革的坚定决心，在各个方面施行具有其特色的政治策略。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实行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制度，在政治方面确立密储制度，建立军机处，实行对官员的养廉银制度、改土归流政策，完善密折制度。雍正亲历了康熙朝的储位斗争，虽然他成了最终的胜利者，但其中的残酷和痛楚他深有体会。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就早定大计，建立秘密立储的制度。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在乾清宫召集总理事务王大臣以及满汉文武九卿，宣布：鉴于康熙晚年为建储之事身心忧悴，今不得不预为之计。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正大光明”匾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事实上，雍正为做到万无一失，又另书一同样内容的传位诏书亲自藏在圆明园的某处，王公大臣无一人知道这份诏书的存在。秘密建储的方法便成为清朝立储的制度，后代嘉庆、道光、咸丰都是以这种方式顺利过渡的。这种抛开长幼、嫡庶的制度，实际是君主极权的一部分，是皇帝个人意志的最终体现。

4《雍正朝服像》轴

　　绢本，设色。纵255厘米，横174厘米。

5《雍正观花行乐图》轴

　　绢本，设色。纵204.1厘米，横106.6厘米。

　　图为雍正君臣赏花游乐的情景，因无题识记载，画中人物不得而知，想必是雍正宠信的王公大臣。雍正在任用和选拔官吏上有一套自己的标准。一曰“能”，任人唯贤；二曰“公”，要求为官者不谋一己之私；三曰“忠”，强调君臣大义；四曰“廉”，严于律己，杜绝贪脏妄法；五曰“直”，要求官员刚直不阿；六曰“新”，提拔选用新进。雍正性格多疑，好用权术，能得他信任重用的官员都是克尽职守而又谨慎谦恭的，如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张廷玉、鄂尔泰、田文镜、李卫等。

6《雍正观书像》轴

　　绢本，设色。纵171.3厘米，横156.5厘米。

　　雍正勤于政务，无一日懈怠，在历代帝王之中，难有出其右者。他曾在养心殿西暖阁写下一幅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应该说，作为一个皇帝，他对自己的职务是兢兢业业，尽职尽责的。雍正将康熙朝已经出现的密折制度完善化，令官员用奏折报告施政情况、建议和私人事务，他在奏折上用朱批给以指示。密折奏事使政令完全体现了皇帝的意志，也使本来就不甚透明的封建政治更加神秘化，官员心存戒备，不敢擅权妄为。雍正用这种方法，使官员相互牵制，并完全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雍正一朝留下的朱批谕旨，有数万件之多，每折多则上千言，少则数字，书写整洁，文笔流畅，足见他思路清晰，下笔成文。雍正时时将自己与康熙相比，说自己事事不如其父，“惟有洞悉下情之处”，比乃父高明。确实，雍正以自己在藩邸四十余年的阅历，对官场和社会状况的了解，绝对超过年仅八岁即位的康熙。

7《平安春信图》轴

　　（清）郎世宁绘。绢本，设色，纵68.8厘米，横40.6厘米。

　　图为意大利画家郎世宁画的胤禛、弘历父子的肖像。画中二人皆作汉族装扮，置身修竹秀石之中，旁边的石几上陈设着文房古玩。弘历是雍亲王胤禛的第四子，自幼聪明好学，甚是让做父亲的胤禛备感得意。康熙在临幸圆明园时见到弘历，一见之下便喜爱不已，带回宫中养育，成为康熙帝孙辈中最受宠爱的一个，祖孙三代其乐融融，让康熙帝感受到了不可多得的天伦之乐。后世甚至有人认为，胤禛之所以得到皇位，也是因为康熙帝爱屋及乌，出于对皇孙弘历的喜爱，为弘历的将来奠定道路。弘历似乎一开始就是雍正心目中的继承人选，他又是康熙生前最疼爱的孙儿，人品才识在同辈中也颇为出众。雍正五年（1727）年长弘历7岁的皇三子弘时获罪消籍，更加无人能与之抗衡。雍正死后，根据放置在“正大光明”匾额后的遗诏，弘历顺利即位，改年号乾隆。

8《雍正行乐图》页

　　绢本，设色。纵34.9厘米，横31厘米。

　　处理好与西北蒙、藏、回等民族的关系，是清王朝前期的重要政务。雍正元年，青海和硕特蒙古的罗卜藏丹津，放弃清朝封爵起兵。雍正任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进行讨伐，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控制了形势，第二年大军凯旋。随后，雍正进行了一系列善后事务的处理，在青海建制，重新调整了中央与青海的隶属关系。在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事务，把西宁卫改为西宁府，将青海的重要地区直隶中央。又改甘肃的凉州卫为凉州府，新设武威县等。经过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以及对青海的善后处置，清廷有效的加强了对青海的统治，密切了边疆与中央的隶属关系。青海与西藏毗连，加强对青海的治理，有利于西藏的进一步经营。平稳的政治局势，促进了青藏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元、明直至清朝初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一直由当地有势力的大族出任首领，管理土著居民，同时接受中央王朝的统治，实行的是与内地不同的统治制度——土司制度。土司势力过度膨胀，致使“土人知有土官而不知有国法”。土司之间的战争也相当频繁，与地方政府更是矛盾重重，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生产发展和正常统治。对西南土司制度实行改革，清代称之为“改土归流”。雍正四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陆续在贵州、云南以及四川凉山、湖南、湖北，广西等部分地区实施，至雍正末年为止，历经10年，大体上在滇、黔、桂、川、湘、鄂等六省基本实现了改土归流和设官建制。建筑城池、变革赋役、开发交通、广设学校、实行科举，推动了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强了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9 雍正祭先农坛图

9《雍正祭先农坛图》卷

　　绢本，设色。纵61.8厘米，横467.8厘米。

　　先农坛在北京南城永定门内，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祀农神、祈求丰收的地方。始建于明嘉靖年间，清朝重修。图中表现了雍正皇帝祭祀先农坛的场面。每朝皇帝都有祭先农坛的活动，但记录这一活动的图画，目前所见只此一幅。清帝亲祀先农，亲耕耤田，皇后亲祀先蚕并躬桑、缫丝，显示了帝后关心百姓衣食的思想，是统治者用来教化百姓而做的姿态，也是接受中原文化传统中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

　　在每年仲春吉亥，皇帝亲飨先农，以示“重农务耕”，列为中祀。前二日致斋，视牲，先一日告祭，设神座，陈供器等。祭日辰初三刻，皇帝出宫，盥洗就位，迎神，乐奏《永丰之章》，皇帝上香，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

10 雍正临雍讲学图（局部）

10《雍正临雍讲学图》卷（局部）

　　　绢本，设色。纵62.8厘米，横619.5厘米。

　　　图中绘雍正在国子监讲学的场面。雍正在位时，曾多次前往讲学。他还曾谕告礼部，将奏章中的“幸学”改为“诣学”，以示自己的谦恭。雍正提倡儒家思想，对孔子的尊崇大大超越了前辈帝王，追封孔子先世为王，大力兴修曲阜孔庙，并在祭孔时行跪拜礼。雍正从君主的需要出发，以自己的理解解释儒家思想，使之更适合统治者的需要。在雍正看来，孔子维护了君臣之道，肯定了君王的统治。在儒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雍正有着比大多数统治者更为深刻和本质的认识。

11《雍正十二月令行乐图》轴（局部）

　　佛教在清代是得到统治者提倡的，各朝皇帝都表现出对佛的崇敬。雍正时期的佛教文化由于雍正本人的浓厚兴趣而与其他朝代有明显的差别。雍正好谈佛法，自号“破尘居士”，表示身不出家，却是在家修行，甚至在宫中举办法会，召集全国有学行的僧人参加，并亲自说法。雍正信用僧侣，曾让文觉禅师参与机密政务的决策，同时他自己也直接干预佛教的内部事务，亲自任命寺院主持，赐给佛徒封号，参与佛教各派的论辩，晚年更是大量修缮古刹名寺。作为一国之君，过多的介入宗教事务，又不厌其繁的与僧侣辩论，雍正的作法显得有失身份，也遭到世人的讥讽。不过，好辩驳确实是雍正性格中一个明显的特点。

12《雍正行乐图》页

　　绢本，设色。纵34.9厘米，横31厘米。。　　雍正自视为不着僧服的野盘僧，他有一首题为《自疑》的诗：“谁道空门最上乘，谩言白日可飞升。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在他扮演各种角色的行乐图中，也有身着喇嘛活佛衣帽的形象。 

三 　雍正与圆明园

　　满清皇室原驻关外，生性喜凉怕热，入关后就有修建离宫避暑的生活习惯，历代清帝都喜园居。也是因为结合了自然景致的园林，风景宜人，视野开阔，远比紫禁城内的高墙深院适宜居住。雍正作皇子时受康熙封赐圆明园，位置在畅春园之北。“圆明园”的名称也是康熙所赐，雍正解释说这个赐名大有深意。“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旺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雍正三年（1725）八月，雍正首次驻跸兴修一新的离宫圆明园，此后就经常在园中居住并照常办理公务，并明谕百官“每日办理政事与宫中无异”，还将圆明园附近的宅第赐给重要的大臣，便于他们办公。雍正往来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使两处都成为清朝统治的政治中心。

　　雍正在位期间，几乎没有离开过京城，不巡幸，不狩猎，生活基本上限于紫禁城与圆明园之间，算得上是个勤俭的皇帝，兴建圆明园是他最为奢侈的一项挥霍。建筑所用木料全由围场采伐，宫中档案记载拨付圆明园工程银三十万两。雍正一再声明，自己在圆明园居住是为了“少屏烦喧”，更好地理政，但是追求享乐是统治者的本能，园中的生活总是要少一些礼仪拘束，多一些娱乐休闲。圆明园的美景保留在了许多传世的“行乐图”中，画中的雍正有如一个生活优裕清闲的文人雅士。以他一生政务之繁忙来看，这恐怕只能是他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了。

13《雍正十二月令行乐图》轴（1-12选二）

　　绢本，设色。纵187.5厘米，横102厘米。 　　这十二幅行乐图并不是完全写实的作品，其中的景观应该是画家结合了圆明园的建筑与自己的想象而创作的。十二幅图表现了十二个月的不同节令风俗，也展现了宫廷生活的各个场景。 

四　 图画中的“模仿秀”　

　　雍正在位期间，没有象他的父皇康熙那样巡游南北，但狭小的生活范围并不影响他以自己的方式体验帝王生活的快乐。雍正是个热衷于为自己绘制肖像的皇帝，在十二月行乐图中，就有一节表现画师在为他画像的内容。这也许是雍正帝在繁忙紧张的政务之余，放松自己的一种方法。

　　雍正一直给人们的印象是性格多疑，为人狠辣，但是在他留下的众多行乐图中，似乎可以看到一个自信坦然，还带着一些幽默感的君主。他的肖像和行乐图，既不象康熙那样总是正襟危坐，也不象乾隆那样耀武扬威，而是变换出各种面貌，简直如同一场花样迭出的“模仿秀”，如吟诗的李白、偷桃的东方朔、乘槎升仙的老者、身批袈裟的僧人，甚至还有着西洋服饰，带假发的猎手。究竟当时雍正是真的装扮成这些模样，还是仅仅让画师在画好的人物上加上自己的面容，不得而知。不管怎样，相信雍正帝在看到这些画像时，内心一定感到极大的满足。

14《雍正十二月令行乐图》轴（之一局部）

15《雍正行乐图》册（1--16选二）

　　绢本，设色。纵37.5厘米，横30.5厘米。

16《雍正半身西服像》屏

　　纸本，设色。纵52.3厘米，横43厘米。

　　虽然雍正对基督教采取了严厉的态度，但也并不掩饰他对西方世界的好奇和兴趣，西洋的器物玩意儿，他都欣然接受，如温度计、望远镜、玻璃眼镜等，并令内府仿制。并且对于有一技之长，能够为清朝宫廷提供服务的传教士，雍正是礼遇有加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就曾画过多幅为雍正祝寿的绘画，深受赞赏。

17《雍正行乐图》页　　绢本，设色。纵34.9厘米，横31厘米。  

五　 暴卒之因

　　雍正于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在圆明园患病，二十二日晚病情恶化，二十三日故世，享年五十八岁。雍正年纪尚不足一甲子，偶然患病竟致暴卒，对此史学界有不同猜测，野史中也有种种传言。其中，最为风行的传说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但此说毫无证据，实系出于武侠演义。而有关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猜测可能更接近事实。雍正对道家药石感兴趣，并在宫中蓄养道士，是有档可查的，但服用丹药是否就是导致雍正死亡的直接原因，属于宫闱秘事，官修史书历来讳言，各种旁证也难言之凿凿。不过，就在雍正死后的第三天，新君乾隆即下令驱逐宫中的道士，此举颇耐人寻味。乾隆还特意在上谕中声明其父对宠信的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实在给人“此地无银”的感觉。这样的分辨，更说明对雍正宠信道士一事，当时就已招致朝野上下的非议。雍正到了晚年时有患病的记录，这次生病，开始并不见凶险，一昼夜间病情急转，连他最倚重的大臣张廷玉都大感惊骇，也许正是他平时用来延年益寿的丹药要了他的性命。

18《雍正道装像》轴

　　绢本，设色。纵52.8厘米，横45.9厘米。

　　雍正与道士的交往，从他在藩邸时就已开始了，即位后也频繁地与北京白云观等处的道士往还。在世宗御制诗文中有一首名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光芒冲斗耀，灵异卫龙蟠。自觉仙胎熟，天符降紫鸾。”诗中表现了雍正对道家丹药的认识。

19《雍正半身像》轴

　　绢本，设色。纵79厘米，横62.4厘米。

　　聂　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