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140玄冥加点:赵峰:奢侈、性与资本主义——《奢侈与资本主义》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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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尔纳·桑巴特（Sombart,Werner,1863—1941），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曾任布雷斯劳大学特别教授，柏林高等商业学校和柏林大学经济学教授。一生勤奋研究，著述丰富。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1896）、《现代资本主义》（1902）、《19世纪的德国经济》（1903）、《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犹太人与现代资本主义》（1911）、《资本主义的精华》（1913）、《奢侈与资本主义》（1913）、《战争与资本主义》（1913）、《商人与英雄》（1915）等。
桑巴特一生学术生涯中，其思想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折，体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在其学术生涯的前半段，桑巴特关心社会公正和改革，基本上属于持社会主义观点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他沉浸于马克思”，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中，声称他的工作是马克思工作的继续和对马克思工作的完善。在其学术研究的后半段，桑巴特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对者。在这一时期，桑巴特试图用德国唯心主义的解释方式，阻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对马克思用经济决定论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强调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是文化的演进过程，是理性精神指导下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已经消耗，其衰亡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秩序。最后，由于对工业社会的厌恶，桑巴特转而与右翼反资本主义势力结盟，并转向法西斯主义——这成为桑巴特一生的污点。
桑巴特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桑巴特受到韦伯的启示， “韦伯关于清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体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动我思考犹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动力。”（P251）①桑巴特同意韦伯关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点，但是，他不同意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结合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产生于犹太教的主张。在《资本主义的精华》中，桑巴特指出，“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资本主义是某种世俗的东西，某种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 （P250）清教教义“与中产阶级的美德毫无关系”；“清教教义的鼓吹者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极度谴责自由竞争。”“清教教义几乎不鼓励人们从事有长远打算的具有冒险性的事业。”“在加尔文教控制的地区，教会是明确敌视资本主义的。”（P251）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犹太教的条文主义、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允许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不同道德原则的训诫等。在犹太教的影响下，远在16世纪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清教教义不是资本主义背后的道德力量，相反，资本主义是推动清教教义形成的力量。桑巴特不能忽视的是，清教是犹太教的发展形式，如果清教是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犹太教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量。桑巴特的这一研究被韦伯斥为充满“不实之辞”，该书籍是“一本关于该论题的最糟糕的书。”（P249）
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另一研究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这是本文介绍的重点。《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分为五章。附录是菲利普·西格曼为该书英译本作的导言，对全面理解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章《新社会》。包括三部分内容：一、宫廷；二、中产阶级的财富；三、新贵族。桑巴特的新社会是一个封建制度衰落并从中产生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这一时代的特点是：“骑士等级的衰落、贵族的城市化、绝对统治的产生、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社会风度的培养、巨额财富的积累等等。”（P4）
在第一部分《宫廷》中，作者介绍了15、16世纪欧洲宫廷的生活方式及其特点。宫廷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奢侈和女人。宫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于其成为世俗生活的一个典范，成为世俗成功者实现其理想生活价值的示范。可以想见的是，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需要一个生活价值的实现渠道，需要一个提升社会地位，显示社会身份的渠道，宫廷的生活价值标准可以成为一个选择。女人，可能是失去生活意义的宫廷生活意义的替代；对资产阶级而言，其意义的丰富性可能在于：财富和成功的炫耀、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会身份的认同。最终，是“节欲”的补偿。那么，女人自身呢？如果认同宫廷的从而新生的财富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价值标准，其意义也许仅仅在于消费——奢侈消费。
第二部分《中产阶级的财富》。作者介绍了13、14世纪之后一直到17世纪财富的资产阶级积累：美洲和非洲的贵金属、强制贸易、抢劫、奴隶贸易、战争、投机，介绍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财富的庞大规模。作者对财富积累的背景缺乏基本的分析，财富的原始积累似乎是一个如地震一样突然降临人间的过程。中世纪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的？为什么在漫长的中世纪没有产生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如果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经典分析可以接受的话，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转变或传统价值链条的断裂引起新的价值追求的产生？进一步，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是一个必须的解释。但是，技术变化的密集产生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解释。可惜，这些重要的问题被作者忽略了。另外，作者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基本思路）上可能存在混乱。如果是以16——18世纪作为分析的历史背景，那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意识形态演变的背景。实际上，桑巴特是接受韦伯从意识形态演变解释社会制度变迁的方法的，在其《资本主义的精华》中，就用类似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意识决定论的方法用犹太教的产生和传播解释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在本书中，桑巴特基本上放弃了这一解释路径。
第三部分《新贵族》。1600——1800年间，新贵族的形成。一方面，经济上衰落的旧贵族需要保持其优越的生活；另一方面，世俗生活中取得财富成功的资产阶级需要取得旧贵族在身份、地位上的认同。二者的结合产生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在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观念一直认为富人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所接纳。”（P16）而旧贵族则“通过联姻从社会下层获得了使其褪色的纹章重放金光所必须的大量钱财。”（P13）资产阶级新富人通过发挥金钱的威力而成为新贵族。但是，要真正成为新贵族，还必须接受贵族的生活方式。同时，贵族的生活价值标准得以维持，还在于通过联姻，使贵族作为人身的存在得以延续。
这一章具有一定分析价值。贵族的或宫廷的生活价值观念——资产阶级的财富追求和财富积累——财富价值的实现：新贵族的形成。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是贵族的即奢侈的生活价值标准催生资本主义还是奢侈产业本身的发展产生资本主义？从后面的分析看，作者似乎倾向于后一个答案。但是，在旧贵族衰落之后，奢侈品市场由谁来维持？如果是资产阶级的话，不可避免循环论证。而且，这与作者主张的资产阶级的理性观念是冲突的。采用前一个思路可以避免这一悖论，但这是韦伯的思路而不是桑巴特在本书中所主张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桑巴特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是很明确。
第二章《城市》。包括三部分内容：一、16、17以及18世纪的城市；二、城市的起源及内部结构；三、18世纪的城市理论。这一部分的核心是介绍城市的起源。作者是从消费发展的角度理解城市产生的。“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城市的扩展基本上应归因于消费向某个国家的城市中心的集中。”（P33）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奢侈性消费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而“工业缺乏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P34）在这里，作者介绍城市的扩张仍然缺乏一个合理的背景因素。如果将消费从而奢侈消费放在一个人性张扬的视角分析，那么，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的扩张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与工业的兴起有关，更与人性扩张中人们对生活多样化的要求有关，这本来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起点，但这里仍然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突变背景。以消费甚至以奢侈消费的集中作为城市产生的原因之一进行分析无可厚非。但是，在影响城市产生的诸多原因中，消费尤其是奢侈性消费应该只是一个影响因素，甚至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这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作者断然否认工业在城市产生中的作用，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早期城市的消费性特征可以理解，城市首先作为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消费中心。在技术落后条件下，生产小规模进行，从而不能成为城市扩张的动力。但是，在作者的观念里，似乎只是奢侈品生产才维持着城市活力。最谬误的东西也许就在这里：1、城市本身事实上在扩张，即使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城市的扩张也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消费不能成为城市扩张的动力。在王权制度下，也许利用赋税的转移可以维持非生产性的城市，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积累却没有来源。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市场已经成为组织经济生活的基础，生产性产业在城市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必然成为城市扩张的最重要动力；2、奢侈性产业能否成为维持城市活力的源泉是值得怀疑的。从消费角度看，消费不能自我维持。从生产角度看，显然，奢侈性产业所追求的精细化和精致化成为其自我扩张的障碍。克服这种障碍的力量也许是来自市场，但市场必然使生产性产业而不是非生产性行业得到更有效的扩张；3、工业缺乏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受市场有限性的约束，如技术水平影响市场半径从而影响市场容量，奢侈品生产及消费相对必需品生产的集中具有更高的生存能力，而必需品生产适合于分散的家庭生产的话，市场扩张在技术允许条件下的深化及规模经济的作用，生产性产业的扩张才是城市扩张的真正动力。必须强调，消费仅仅是城市的功能之一。在资本主义之前，附属于政治的城市消费功能可能居于重要地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非消费功能事实上在不断扩张。作者对城市功能多样性的忽视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其分析的力量。这一分析不仅缺乏广度，也严重缺乏深度。但这没有对本书的整体分析产生致命的影响。
第三章《爱情的世俗化》。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非法爱情的胜利；二、高级妓女。这部分内容首先介绍了中世纪以来爱情观的变化，从合法的神圣的制度化的爱情到自由的享乐的肉欲的爱情。“‘肉体的解放’以羞怯的尝试开始，紧接着是一个强烈的自然肉欲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生活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就是走向某种高雅，接着是放荡堕落，最后是变异倒转。这种必然的循环似乎包含着人类命运中最深层的悲剧：所有的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有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P68）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的是商业性和专业性的妓女的形成。在这里自由爱情供给阶层形成了一个系列，从宫廷到街角，它反映了前述宫廷奢侈生活方式的渗透，也为世俗的不同程度的财富成功者提供了实现最终价值的不同渠道。自由爱情与奢侈消费的自然结合使商业女性成为时尚的先锋，在品行端庄的妇女与商业女性的竞争中，奢侈的生活方式得到推广。“一切与时尚、奢侈、华丽、挥霍相关的怪念头首先都是由情妇们在实践中尝试，使其在某些方面变得和平之后，它们才最终为受尊重的妇女接受。”（P81）这一部分是作者整个分析中最有原创性的内容。但是，同前面的分析一样，作为历史学派传人的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把握仍然让人不能满意。爱情观念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一般观念和习俗的变化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中找到根源，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可以从物质活动方式的变化找到原因。基于落后技术条件的合作生产为技术相对进步条件下的个体生产能力的提高所替代，可能成为个体自由追求的一个物质基础。但是，个体生产最终还是为合作生产所替代。关键不在于生产的技术过程而在于生产的社会和制度过程，关键不在于生产的形式即生产的物质内容而在于生产的精神实质。自由爱情观的产生可以看成是对人性张扬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仅仅是对人性禁锢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对。如果将性作为以无限突破有限的形式，其对理性的偏离会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制度化的婚姻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当然，责任本身即使从个体来讲也并非没有意义。——作为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形式，婚姻生活的非功利价值值得尊重和追求。即使撇开宗教赋予的伦理价值，文学赋予的美学价值，责任也可以成为生命的意义。制度化婚姻被自由爱情替代的程度取决于观念习俗即制度背景下人性——婚姻即爱情价值观——的稳定性。个性张扬可以成为一个有煽动性的借口，但仅仅是一个借口。当然，个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因而尊重个性及为个性实现提供条件是观念习俗演变的重要功能。但个性不能成为借口。另外，奢侈与自由爱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二者建立在突破限制的共同追求上。否认伦理的极限导致对物质的限制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问题，性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自由爱情——奢侈——财富的积累，这一论点是有意义的，但作者的分析缺乏综合的广度和专门的深度。
第四章《奢侈的发展》。包括四部分内容：一、奢侈的定义和性质；二、宫廷；三、宫廷的模仿者：骑士和暴发户；四、女人的胜利。这部分界定了奢侈及其性质的理论意义，概括了奢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演进路径，分析了奢侈发展的经济影响。
作者首先定义了奢侈，“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P86）进一步，作者将奢侈与性联系起来分析了奢侈的起源。在作者看来，奢侈起源于纯粹的感官快乐。“我们的性生活正是要求精制和增加感官刺激的手段的根源，这是因为感官的快乐和性快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起作用的性出动中找到。”（P88）所以，在性要求自由表达的地方，奢侈现象突出，促进财富增长，财富以货币的形式积累；而性要求受到压抑的地方，人们将财富储藏起来，缺乏进取的动力。关于奢侈的性质，作者首先将其理解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奢侈是斩杀富人的刽子手。由于所有的快乐被推向极端，富人失去享受快乐的能力。“感官不再感到满足，它们已经迟钝。我们不再遇到令人兴奋的变化，而是面对怪诞的使人生厌的铺张浪费；这就造成了时尚、衣着、风俗、举止、言语在没有恰当原因的情况下持续不断变化。富人们很快就对新的快乐感到麻木。他们房中的陈设像舞台设备一样可以随意改变；穿着成了真正的任务；吃饭则是为了炫耀。在我看来，奢侈对于他们就如同贫穷对于穷人一样，是一种苦恼。啊！为奢侈而牺牲任何事物，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灾难就是疯狂的消费，他们总是花得比预计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费形式出现，以致没有哪份财产不被其逐渐消耗掉。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恣意挥霍！人们浪费自己的收入，挥霍尽财产；每个人都试图让人吃惊的铺张排场，在邻居中出人头地。”（P90）奢侈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从而具有时代的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奢侈的有意义的探讨，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的。关于奢侈消费的经济效应问题，最早的系统性的文献应该来自中国的《管子·侈糜》，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里，面临经济萧条，商业萎缩的条件下，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以成为启动经济的契机。在西方的经典文献中，孟德维尔第一次系统探索了作为个人的“恶”的奢侈消费的积极作用——刺激和扩张市场需求，维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系统探索了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但他是将奢侈性消费作为资产阶级的非理性行为来处理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奢侈性消费进入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至少，在其财政政策实施中，奢侈性消费可以成为扩张总需求的一个砝码。如果不是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判断，很难否定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经济学是不需要责任的，在效率和公平的对决中，经典理论似乎一直是效率的后盾。事实上，奢侈以财富的积累为前提，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造成了穷人，造成了穷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而拯救他们的是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但这既改变不了既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也改变不了富人和穷人的消费性质的差别。消费的性质决定于生产的性质，决定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对奢侈进行伦理性谴责只能满足谴责者的道义快感，问题不会有任何改善。作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这里变得有点让人无法捉摸。就本书研究而言，作者将奢侈作为催生资本主义的一个积极因素。但是，在作者的意识深处，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道德前景，是持怀疑甚至批判态度的，作者甚至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已经消耗，其衰亡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秩序。对奢侈的道义谴责可能出自对资本主义道德前景的怀疑和批判。
“宫廷是一切社会活力的源泉。”（P92）进一步的叙述中，作者通过对宫廷生活方式的深入剖析，将奢侈与女人——女人消费和消费女人——结合起来。宫廷消费模式——奢侈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的实现形式——性和女人。可以将宫廷理解为世俗生活的最高境界，在那里，权力、财富、地位、荣誉等达到了世俗追求的极至。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权力、财富、地位和荣誉的终极意义是虚幻的——有形的权力和财富更是如此——因此最终需要一个虚幻的出路，这就是性。如果将权力和财富追求极端化，必然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境地，于是生命意义有限性的桎梏出现，这会导致对一切的否定。虚幻的性可能是无限的，这为权力和财富追求提供了实现渠道。二十岁时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带来的不是志得意满而是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即使边沁的功利主义也不能够拯救他，最后解救他的是泰勒夫人。浮士德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果说对学术成就的追求也会面临无法逾越的有限性，那么世俗的功利追求的终极意义更是有限的。虽然性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可能是一条便利的出路。但是，差别还是存在的。寻找替代路径的动力取决于实际追求的有限性的程度。这可以解释宗教何以成为一个替代路径，宗教何以成为哲学的终点。回到世俗。当女人成为男人实现无限性的工具时，——在这里，作为个体的女人的有限性仍然是确定的，于是才会有托马斯对女性身体无尽的追求，哪怕只是细微的差别（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奢侈是突破物质极限的尝试。
宫廷生活方式对社会的渗透是通过模仿，通过骑士和暴发户借助于女人消费和消费女人实现的。在作者看来，新兴的资产阶级贵族积累财富的动机来自对贵族奢侈生活方式的向往。当其通过财富积累具备奢侈消费的物质基础后，生命意义的实现就是奢侈消费本身。“除了纯粹的物质快乐以外，别物所能”（P114）当然，物质主义仍然只是在有限的世界寻求无限的实现。有限的物质世界需要一个无限的虚幻的解脱通道。最终，奢侈生活方式的渗透奠定了商业女性的支配地位，通过品行端庄女性与商业女性的竞争的推动，奢侈由一种宫廷的、贵族的生活方式演变为一种兼容宫廷和民间，旧贵族和新贵族的生活方式。——女人终于成为奢侈消费的主角——女人的胜利。女人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当奢侈生活方式演进到这一境界，女人就掌握了奢侈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的演进趋势。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精致化和日常化，这不仅成为奢侈本身的实现，而且成为女人本身的实现。“真的，我亲爱的女士，你是真正的奢侈品。”（P153）在这个意义上，商业女性和品行端庄的女性，自由爱情和制度化婚姻实现了兼容。奢侈于是成为一种有经济意义的生活方式，奢侈品产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章《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包括以下内容：一、对这一问题正确和错误的表述；二、奢侈与贸易；三、奢侈与农业；四、奢侈与工业。关于奢侈的经济功能，大多研究者认为奢侈有助于创造新市场。如孟德斯鸠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孟德维尔则认为，奢侈是邪恶和堕落的，但其对工业的刺激可造福于集体。对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的扩展特别是16世纪殖民地的开拓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桑巴特持反对意见。桑巴特将马克思的认识理解为决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是产品销售对象由国内市场发展为国际市场。因此桑巴特自得地扬言，为一定范围的消费者生产还是为遥远的市场生产不能成为手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区分的标志。显然这只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刻意的歪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所说的殖民地开拓对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
桑巴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奢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奢侈创造市场。桑巴特的逻辑是这样的，企业成功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销路（即销售额），销售额取决于商品周转速度和每次周转的交换价值，而周转的交换价值又取决于单位交换价值和销售量；单位商品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的集成化和精细化程度，而只有奢侈品由于其较高的集成化和精细化程度而具备较高单位价值的特性。所以，只有奢侈品生产和交换才能扩大市场，才能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基础。在中世纪及其以后几个世纪，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没有什么变化，因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无足轻重；而奢侈品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辨析奢侈对资本主义产生的意义和作用，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界定什么是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桑巴特似乎有雇佣劳动制度的观念。在分析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时，桑巴特认为最重要的是丝绸工业。丝绸工业是首先采取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工业之一。而早在14世纪初的巴黎，丝绸工业中出现了雇主与雇工的关系。16世纪，出现了包工体制。但是，对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及其影响，桑巴特的认识是有严重局限的。雇佣劳动产生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桑巴特立场和方法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认识。桑巴特看到的似乎是生产规模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雇佣劳动制度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导致销售额的提高。桑巴特似乎将销售额的扩大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如果从销售额扩大会推动积累的形成和增加，有一定意义。那么，将销售额扩大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实际上是颠倒了因果。况且，销售额的扩大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更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扩大从而是通过产量的扩大及分工和专业化实现的。奢侈品生产确实具有增加单位价值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的扩大，奢侈品生产本身不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作为一个分析的视角，从奢侈品生产出发研究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是有用的，但因此而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暴露了作者的狭隘和浅薄。在随后的大量篇幅中，桑巴特不断变换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有时指大规模生产，有时指理性的经营观念，有时指经营中的竞争精神，一切证据，直接的和间接的，有力的和牵强的，都是为了证明，奢侈，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源泉。但著作者最终什么也没有能够证明。
桑巴特的分析在逻辑实际上是简单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P233）但是，自始至终，桑巴特未能界定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构成和本质。最终，他未能解释他想要解释的问题：奢侈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桑巴特的分析在逻辑结构上是存在问题的。全书可以分成为两个部分，前四章和后一章。前四章的逻辑是：宫廷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价值标准：奢侈及女人——旧贵族的衰落新贵族的兴起及贵族奢侈生活方式的推广：爱情的世俗化——奢侈的进一步演进及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强化：女人的胜利。前四章的分析具有逻辑简明结构清楚的特点。从内容上讲，这部分是全文最有价值和创意的地方。尤其是其中从对原始性欲的分析引申出奢侈及其影响，显示作者研究的创新意识。从书名上看，第五章应该是全文的核心，但这部分基本上可以归于失败。材料的罗列甚于逻辑的推理，粗蛮的断语多于理性的分析。首要的问题当然是作者未能适当地界定资本主义，即使按照雷蒙·阿隆的说法，桑巴特的资本主义“是受无限获取财富的欲望驱动的体系”（P259），他也未能始终按照这一意义来理解资本主义。桑巴特最主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其研究立场和思想主张的犹豫不定。从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到唯心主义的实践者，从经济决定论者到意识决定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到反对者甚至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的怀疑者反对者到拥护者，桑巴特一生的学术研究立场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这种游离导致的不是折中性的综合，而是不断的若即若离，患得患失，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桑巴特的研究的意义也许仅仅在于：他提供了问题——问题和问题研究中的问题。
桑巴特一生学术生涯中，其思想的发展经历过一个明显的转折，体现了其思想的复杂性。在其学术生涯的前半段，桑巴特关心社会公正和改革，基本上属于持社会主义观点的资本主义批评者。“他沉浸于马克思”，在其《现代资本主义》中，声称他的工作是马克思工作的继续和对马克思工作的完善。在其学术研究的后半段，桑巴特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对者。在这一时期，桑巴特试图用德国唯心主义的解释方式，阻遏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反对马克思用经济决定论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强调资本主义的进化过程是文化的演进过程，是理性精神指导下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已经消耗，其衰亡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秩序。最后，由于对工业社会的厌恶，桑巴特转而与右翼反资本主义势力结盟，并转向法西斯主义——这成为桑巴特一生的污点。
桑巴特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桑巴特受到韦伯的启示， “韦伯关于清教教义对资本主义体系重要作用的研究，是推动我思考犹太教徒的重要性的原动力。”（P251）①桑巴特同意韦伯关于宗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从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论点，但是，他不同意韦伯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新教伦理结合的观点，提出资本主义产生于犹太教的主张。在《资本主义的精华》中，桑巴特指出，“清教一直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观的对立物。……资本主义是某种世俗的东西，某种为地球的生命而存在的东西……资本主义将受到所有认为现世生活只是来世生活准备阶段的人的憎恶和谴责。” （P250）清教教义“与中产阶级的美德毫无关系”；“清教教义的鼓吹者完全反对所有发财致富的行为”。“清教教义极度谴责自由竞争。”“清教教义几乎不鼓励人们从事有长远打算的具有冒险性的事业。”“在加尔文教控制的地区，教会是明确敌视资本主义的。”（P251）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主要由下列因素培育而成：犹太教的理性主义观点、犹太教的条文主义、犹太教宗教领袖的商业精神、允许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存在不同道德原则的训诫等。在犹太教的影响下，远在16世纪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精神。清教教义不是资本主义背后的道德力量，相反，资本主义是推动清教教义形成的力量。桑巴特不能忽视的是，清教是犹太教的发展形式，如果清教是资本主义的反对力量，犹太教何以成为资本主义的推动力量。桑巴特的这一研究被韦伯斥为充满“不实之辞”，该书籍是“一本关于该论题的最糟糕的书。”（P249）
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另一研究在其《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这是本文介绍的重点。《奢侈与资本主义》一书分为五章。附录是菲利普·西格曼为该书英译本作的导言，对全面理解桑巴特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章《新社会》。包括三部分内容：一、宫廷；二、中产阶级的财富；三、新贵族。桑巴特的新社会是一个封建制度衰落并从中产生出资产阶级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社会。这一时代的特点是：“骑士等级的衰落、贵族的城市化、绝对统治的产生、艺术和科学的复兴、社会风度的培养、巨额财富的积累等等。”（P4）
在第一部分《宫廷》中，作者介绍了15、16世纪欧洲宫廷的生活方式及其特点。宫廷生活方式的构成要素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奢侈和女人。宫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在于其成为世俗生活的一个典范，成为世俗成功者实现其理想生活价值的示范。可以想见的是，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需要一个生活价值的实现渠道，需要一个提升社会地位，显示社会身份的渠道，宫廷的生活价值标准可以成为一个选择。女人，可能是失去生活意义的宫廷生活意义的替代；对资产阶级而言，其意义的丰富性可能在于：财富和成功的炫耀、社会地位的提升、社会身份的认同。最终，是“节欲”的补偿。那么，女人自身呢？如果认同宫廷的从而新生的财富贵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价值标准，其意义也许仅仅在于消费——奢侈消费。
第二部分《中产阶级的财富》。作者介绍了13、14世纪之后一直到17世纪财富的资产阶级积累：美洲和非洲的贵金属、强制贸易、抢劫、奴隶贸易、战争、投机，介绍了这一时期资产阶级财富的庞大规模。作者对财富积累的背景缺乏基本的分析，财富的原始积累似乎是一个如地震一样突然降临人间的过程。中世纪的均衡是如何被打破的？为什么在漫长的中世纪没有产生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如果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经典分析可以接受的话，是否是意识形态的转变或传统价值链条的断裂引起新的价值追求的产生？进一步，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技术的变化是一个必须的解释。但是，技术变化的密集产生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仍然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解释。可惜，这些重要的问题被作者忽略了。另外，作者的时间观念（实际上是基本思路）上可能存在混乱。如果是以16——18世纪作为分析的历史背景，那么，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意识形态演变的背景。实际上，桑巴特是接受韦伯从意识形态演变解释社会制度变迁的方法的，在其《资本主义的精华》中，就用类似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意识决定论的方法用犹太教的产生和传播解释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是，在本书中，桑巴特基本上放弃了这一解释路径。
第三部分《新贵族》。1600——1800年间，新贵族的形成。一方面，经济上衰落的旧贵族需要保持其优越的生活；另一方面，世俗生活中取得财富成功的资产阶级需要取得旧贵族在身份、地位上的认同。二者的结合产生了资产阶级新贵族。“在整个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观念一直认为富人的终极目标毫无疑问是最终为社会上层、绅士或贵族所接纳。”（P16）而旧贵族则“通过联姻从社会下层获得了使其褪色的纹章重放金光所必须的大量钱财。”（P13）资产阶级新富人通过发挥金钱的威力而成为新贵族。但是，要真正成为新贵族，还必须接受贵族的生活方式。同时，贵族的生活价值标准得以维持，还在于通过联姻，使贵族作为人身的存在得以延续。
这一章具有一定分析价值。贵族的或宫廷的生活价值观念——资产阶级的财富追求和财富积累——财富价值的实现：新贵族的形成。这里可能存在的问题是，是贵族的即奢侈的生活价值标准催生资本主义还是奢侈产业本身的发展产生资本主义？从后面的分析看，作者似乎倾向于后一个答案。但是，在旧贵族衰落之后，奢侈品市场由谁来维持？如果是资产阶级的话，不可避免循环论证。而且，这与作者主张的资产阶级的理性观念是冲突的。采用前一个思路可以避免这一悖论，但这是韦伯的思路而不是桑巴特在本书中所主张的。这一点必须强调。桑巴特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不是很明确。
第二章《城市》。包括三部分内容：一、16、17以及18世纪的城市；二、城市的起源及内部结构；三、18世纪的城市理论。这一部分的核心是介绍城市的起源。作者是从消费发展的角度理解城市产生的。“资本主义早期的大城市基本上都是消费型城市”，“城市的扩展基本上应归因于消费向某个国家的城市中心的集中。”（P33）在城市扩展过程中，奢侈性消费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而“工业缺乏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P34）在这里，作者介绍城市的扩张仍然缺乏一个合理的背景因素。如果将消费从而奢侈消费放在一个人性张扬的视角分析，那么，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城市的扩张作为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不仅与工业的兴起有关，更与人性扩张中人们对生活多样化的要求有关，这本来可以作为分析的一个起点，但这里仍然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的突变背景。以消费甚至以奢侈消费的集中作为城市产生的原因之一进行分析无可厚非。但是，在影响城市产生的诸多原因中，消费尤其是奢侈性消费应该只是一个影响因素，甚至不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这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作者断然否认工业在城市产生中的作用，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早期城市的消费性特征可以理解，城市首先作为政治中心进而形成消费中心。在技术落后条件下，生产小规模进行，从而不能成为城市扩张的动力。但是，在作者的观念里，似乎只是奢侈品生产才维持着城市活力。最谬误的东西也许就在这里：1、城市本身事实上在扩张，即使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城市的扩张也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消费不能成为城市扩张的动力。在王权制度下，也许利用赋税的转移可以维持非生产性的城市，但城市扩张所需要的积累却没有来源。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市场已经成为组织经济生活的基础，生产性产业在城市的发展是必然的，而且必然成为城市扩张的最重要动力；2、奢侈性产业能否成为维持城市活力的源泉是值得怀疑的。从消费角度看，消费不能自我维持。从生产角度看，显然，奢侈性产业所追求的精细化和精致化成为其自我扩张的障碍。克服这种障碍的力量也许是来自市场，但市场必然使生产性产业而不是非生产性行业得到更有效的扩张；3、工业缺乏推动大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说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受市场有限性的约束，如技术水平影响市场半径从而影响市场容量，奢侈品生产及消费相对必需品生产的集中具有更高的生存能力，而必需品生产适合于分散的家庭生产的话，市场扩张在技术允许条件下的深化及规模经济的作用，生产性产业的扩张才是城市扩张的真正动力。必须强调，消费仅仅是城市的功能之一。在资本主义之前，附属于政治的城市消费功能可能居于重要地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城市的非消费功能事实上在不断扩张。作者对城市功能多样性的忽视显然极大地影响了其分析的力量。这一分析不仅缺乏广度，也严重缺乏深度。但这没有对本书的整体分析产生致命的影响。
第三章《爱情的世俗化》。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非法爱情的胜利；二、高级妓女。这部分内容首先介绍了中世纪以来爱情观的变化，从合法的神圣的制度化的爱情到自由的享乐的肉欲的爱情。“‘肉体的解放’以羞怯的尝试开始，紧接着是一个强烈的自然肉欲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一种自由纯真的爱情生活达到了全面高潮。然后就是走向某种高雅，接着是放荡堕落，最后是变异倒转。这种必然的循环似乎包含着人类命运中最深层的悲剧：所有的文化，由于是自然的分离物，其自身就带有瓦解、毁坏乃至灭亡的病菌。”（P68）与这一变化相适应的是商业性和专业性的妓女的形成。在这里自由爱情供给阶层形成了一个系列，从宫廷到街角，它反映了前述宫廷奢侈生活方式的渗透，也为世俗的不同程度的财富成功者提供了实现最终价值的不同渠道。自由爱情与奢侈消费的自然结合使商业女性成为时尚的先锋，在品行端庄的妇女与商业女性的竞争中，奢侈的生活方式得到推广。“一切与时尚、奢侈、华丽、挥霍相关的怪念头首先都是由情妇们在实践中尝试，使其在某些方面变得和平之后，它们才最终为受尊重的妇女接受。”（P81）这一部分是作者整个分析中最有原创性的内容。但是，同前面的分析一样，作为历史学派传人的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把握仍然让人不能满意。爱情观念变化的原因是什么？一般观念和习俗的变化可以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中找到根源，而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可以从物质活动方式的变化找到原因。基于落后技术条件的合作生产为技术相对进步条件下的个体生产能力的提高所替代，可能成为个体自由追求的一个物质基础。但是，个体生产最终还是为合作生产所替代。关键不在于生产的技术过程而在于生产的社会和制度过程，关键不在于生产的形式即生产的物质内容而在于生产的精神实质。自由爱情观的产生可以看成是对人性张扬的回应。这种回应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仅仅是对人性禁锢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对。如果将性作为以无限突破有限的形式，其对理性的偏离会成为一种常态。但是，制度化的婚姻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当然，责任本身即使从个体来讲也并非没有意义。——作为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形式，婚姻生活的非功利价值值得尊重和追求。即使撇开宗教赋予的伦理价值，文学赋予的美学价值，责任也可以成为生命的意义。制度化婚姻被自由爱情替代的程度取决于观念习俗即制度背景下人性——婚姻即爱情价值观——的稳定性。个性张扬可以成为一个有煽动性的借口，但仅仅是一个借口。当然，个性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因而尊重个性及为个性实现提供条件是观念习俗演变的重要功能。但个性不能成为借口。另外，奢侈与自由爱情的结合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二者建立在突破限制的共同追求上。否认伦理的极限导致对物质的限制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理解问题，性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自由爱情——奢侈——财富的积累，这一论点是有意义的，但作者的分析缺乏综合的广度和专门的深度。
第四章《奢侈的发展》。包括四部分内容：一、奢侈的定义和性质；二、宫廷；三、宫廷的模仿者：骑士和暴发户；四、女人的胜利。这部分界定了奢侈及其性质的理论意义，概括了奢侈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演进路径，分析了奢侈发展的经济影响。
作者首先定义了奢侈，“奢侈是任何超出必要开支的花费。”（P86）进一步，作者将奢侈与性联系起来分析了奢侈的起源。在作者看来，奢侈起源于纯粹的感官快乐。“我们的性生活正是要求精制和增加感官刺激的手段的根源，这是因为感官的快乐和性快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推动任何类型奢侈发展的根本原因，几乎都可在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起作用的性出动中找到。”（P88）所以，在性要求自由表达的地方，奢侈现象突出，促进财富增长，财富以货币的形式积累；而性要求受到压抑的地方，人们将财富储藏起来，缺乏进取的动力。关于奢侈的性质，作者首先将其理解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奢侈是斩杀富人的刽子手。由于所有的快乐被推向极端，富人失去享受快乐的能力。“感官不再感到满足，它们已经迟钝。我们不再遇到令人兴奋的变化，而是面对怪诞的使人生厌的铺张浪费；这就造成了时尚、衣着、风俗、举止、言语在没有恰当原因的情况下持续不断变化。富人们很快就对新的快乐感到麻木。他们房中的陈设像舞台设备一样可以随意改变；穿着成了真正的任务；吃饭则是为了炫耀。在我看来，奢侈对于他们就如同贫穷对于穷人一样，是一种苦恼。啊！为奢侈而牺牲任何事物，这太值了！巴黎那些富人的巨大灾难就是疯狂的消费，他们总是花得比预计的要多。奢侈以如此可怕的消费形式出现，以致没有哪份财产不被其逐渐消耗掉。从没有一个时代像我们现在这样恣意挥霍！人们浪费自己的收入，挥霍尽财产；每个人都试图让人吃惊的铺张排场，在邻居中出人头地。”（P90）奢侈具有历史的相对性，从而具有时代的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对奢侈的有意义的探讨，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的。关于奢侈消费的经济效应问题，最早的系统性的文献应该来自中国的《管子·侈糜》，在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社会财富积累在少数人手里，面临经济萧条，商业萎缩的条件下，富人的奢侈消费可以成为启动经济的契机。在西方的经典文献中，孟德维尔第一次系统探索了作为个人的“恶”的奢侈消费的积极作用——刺激和扩张市场需求，维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理论”系统探索了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但他是将奢侈性消费作为资产阶级的非理性行为来处理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为奢侈性消费进入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渠道，至少，在其财政政策实施中，奢侈性消费可以成为扩张总需求的一个砝码。如果不是从道德和伦理的角度判断，很难否定奢侈消费的经济意义。经济学是不需要责任的，在效率和公平的对决中，经典理论似乎一直是效率的后盾。事实上，奢侈以财富的积累为前提，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均衡造成了穷人，造成了穷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而拯救他们的是富人的奢侈性消费。但这既改变不了既有的财富分配格局，也改变不了富人和穷人的消费性质的差别。消费的性质决定于生产的性质，决定于生产资料的分配。对奢侈进行伦理性谴责只能满足谴责者的道义快感，问题不会有任何改善。作者思想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这里变得有点让人无法捉摸。就本书研究而言，作者将奢侈作为催生资本主义的一个积极因素。但是，在作者的意识深处，对资本主义生产和生活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道德前景，是持怀疑甚至批判态度的，作者甚至反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在道德上已经消耗，其衰亡过程中并不会产生新的更高形式的社会秩序。对奢侈的道义谴责可能出自对资本主义道德前景的怀疑和批判。
“宫廷是一切社会活力的源泉。”（P92）进一步的叙述中，作者通过对宫廷生活方式的深入剖析，将奢侈与女人——女人消费和消费女人——结合起来。宫廷消费模式——奢侈性消费；奢侈性消费的实现形式——性和女人。可以将宫廷理解为世俗生活的最高境界，在那里，权力、财富、地位、荣誉等达到了世俗追求的极至。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权力、财富、地位和荣誉的终极意义是虚幻的——有形的权力和财富更是如此——因此最终需要一个虚幻的出路，这就是性。如果将权力和财富追求极端化，必然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境地，于是生命意义有限性的桎梏出现，这会导致对一切的否定。虚幻的性可能是无限的，这为权力和财富追求提供了实现渠道。二十岁时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给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带来的不是志得意满而是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即使边沁的功利主义也不能够拯救他，最后解救他的是泰勒夫人。浮士德的经历也是这样。如果说对学术成就的追求也会面临无法逾越的有限性，那么世俗的功利追求的终极意义更是有限的。虽然性不是唯一的出路，但可能是一条便利的出路。但是，差别还是存在的。寻找替代路径的动力取决于实际追求的有限性的程度。这可以解释宗教何以成为一个替代路径，宗教何以成为哲学的终点。回到世俗。当女人成为男人实现无限性的工具时，——在这里，作为个体的女人的有限性仍然是确定的，于是才会有托马斯对女性身体无尽的追求，哪怕只是细微的差别（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奢侈是突破物质极限的尝试。
宫廷生活方式对社会的渗透是通过模仿，通过骑士和暴发户借助于女人消费和消费女人实现的。在作者看来，新兴的资产阶级贵族积累财富的动机来自对贵族奢侈生活方式的向往。当其通过财富积累具备奢侈消费的物质基础后，生命意义的实现就是奢侈消费本身。“除了纯粹的物质快乐以外，别物所能”（P114）当然，物质主义仍然只是在有限的世界寻求无限的实现。有限的物质世界需要一个无限的虚幻的解脱通道。最终，奢侈生活方式的渗透奠定了商业女性的支配地位，通过品行端庄女性与商业女性的竞争的推动，奢侈由一种宫廷的、贵族的生活方式演变为一种兼容宫廷和民间，旧贵族和新贵族的生活方式。——女人终于成为奢侈消费的主角——女人的胜利。女人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当奢侈生活方式演进到这一境界，女人就掌握了奢侈生活方式的进一步的演进趋势。家庭化、客观化、官能化、精致化和日常化，这不仅成为奢侈本身的实现，而且成为女人本身的实现。“真的，我亲爱的女士，你是真正的奢侈品。”（P153）在这个意义上，商业女性和品行端庄的女性，自由爱情和制度化婚姻实现了兼容。奢侈于是成为一种有经济意义的生活方式，奢侈品产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五章《资本主义——奢侈的产物》。包括以下内容：一、对这一问题正确和错误的表述；二、奢侈与贸易；三、奢侈与农业；四、奢侈与工业。关于奢侈的经济功能，大多研究者认为奢侈有助于创造新市场。如孟德斯鸠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孟德维尔则认为，奢侈是邪恶和堕落的，但其对工业的刺激可造福于集体。对马克思的观点——市场的扩展特别是16世纪殖民地的开拓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桑巴特持反对意见。桑巴特将马克思的认识理解为决定资本主义产生的关键是产品销售对象由国内市场发展为国际市场。因此桑巴特自得地扬言，为一定范围的消费者生产还是为遥远的市场生产不能成为手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区分的标志。显然这只能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刻意的歪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条件是货币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分离，马克思所说的殖民地开拓对推动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
桑巴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形成初期，奢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奢侈创造市场。桑巴特的逻辑是这样的，企业成功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交换价值销路（即销售额），销售额取决于商品周转速度和每次周转的交换价值，而周转的交换价值又取决于单位交换价值和销售量；单位商品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的集成化和精细化程度，而只有奢侈品由于其较高的集成化和精细化程度而具备较高单位价值的特性。所以，只有奢侈品生产和交换才能扩大市场，才能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基础。在中世纪及其以后几个世纪，对普通商品的需求没有什么变化，因而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无足轻重；而奢侈品在资本主义起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辨析奢侈对资本主义产生的意义和作用，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界定什么是资本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桑巴特似乎有雇佣劳动制度的观念。在分析工业中的奢侈品生产与资本主义产生的关系时，桑巴特认为最重要的是丝绸工业。丝绸工业是首先采取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工业之一。而早在14世纪初的巴黎，丝绸工业中出现了雇主与雇工的关系。16世纪，出现了包工体制。但是，对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及其影响，桑巴特的认识是有严重局限的。雇佣劳动产生于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条件，桑巴特立场和方法的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得到这样的认识。桑巴特看到的似乎是生产规模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雇佣劳动制度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条件，导致销售额的提高。桑巴特似乎将销售额的扩大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如果从销售额扩大会推动积累的形成和增加，有一定意义。那么，将销售额扩大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前提实际上是颠倒了因果。况且，销售额的扩大在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中更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扩大从而是通过产量的扩大及分工和专业化实现的。奢侈品生产确实具有增加单位价值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市场的扩大，奢侈品生产本身不具有自我扩张的能力。作为一个分析的视角，从奢侈品生产出发研究其对资本主义产生的作用是有用的，但因此而否认其他因素的作用，暴露了作者的狭隘和浅薄。在随后的大量篇幅中，桑巴特不断变换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有时指大规模生产，有时指理性的经营观念，有时指经营中的竞争精神，一切证据，直接的和间接的，有力的和牵强的，都是为了证明，奢侈，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源泉。但著作者最终什么也没有能够证明。
桑巴特的分析在逻辑实际上是简单的。“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P233）但是，自始至终，桑巴特未能界定何谓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构成和本质。最终，他未能解释他想要解释的问题：奢侈消费与资本主义的因果关系。桑巴特的分析在逻辑结构上是存在问题的。全书可以分成为两个部分，前四章和后一章。前四章的逻辑是：宫廷的生活方式及生活价值标准：奢侈及女人——旧贵族的衰落新贵族的兴起及贵族奢侈生活方式的推广：爱情的世俗化——奢侈的进一步演进及其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强化：女人的胜利。前四章的分析具有逻辑简明结构清楚的特点。从内容上讲，这部分是全文最有价值和创意的地方。尤其是其中从对原始性欲的分析引申出奢侈及其影响，显示作者研究的创新意识。从书名上看，第五章应该是全文的核心，但这部分基本上可以归于失败。材料的罗列甚于逻辑的推理，粗蛮的断语多于理性的分析。首要的问题当然是作者未能适当地界定资本主义，即使按照雷蒙·阿隆的说法，桑巴特的资本主义“是受无限获取财富的欲望驱动的体系”（P259），他也未能始终按照这一意义来理解资本主义。桑巴特最主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其研究立场和思想主张的犹豫不定。从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到唯心主义的实践者，从经济决定论者到意识决定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到反对者甚至到国家社会主义者和纳粹主义者，从资本主义的怀疑者反对者到拥护者，桑巴特一生的学术研究立场一直游离于两个极端之间。这种游离导致的不是折中性的综合，而是不断的若即若离，患得患失，不断地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桑巴特的研究的意义也许仅仅在于：他提供了问题——问题和问题研究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