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穷老二”：中国不配GDP世界第二

[导读]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中国需要与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

新周刊2010015期封面。

GDP世界第二带来的贫富困惑

“二”的纠结

GDP排名世界第二，中国人未狂喜。

GDP没让中国人膨胀，人均GDP时刻提醒我们自身的处境，中国成了这个世界“最穷的老二”。

我们由此产生的纠结与困惑是——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的关系，这是属于国家的纠结；拜金与仇富、物欲与爱情、金钱与幸福、梦想与生存的矛盾，这是属于个人的困惑。

GDP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

中国需要与世界第二相匹配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否则数字上的繁荣，随时会烟消云散。

GDP的20种中国纠结

GDP排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自省——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文/黄俊杰

在世界GDP竞速赛上，中国无疑是超车高手——我们在2005年超过了英国，2008年超过了德国，2010年第二季度终于超过了日本，成为了全世界GDP第二名。

不过，中国用来超车的，是一辆里头人挤人的公共汽车——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人均GDP才只赶上日本的1/10。《富饶的贫困》作者白南风说中国的改革有一块“变心板”，这块变心板如同公共汽车车门的踏板，车下的人想车上的人往里让，好让自己挤上去；车上的人冷着脸，大声嚷嚷：“里面没地儿啦，别挤啦！”

在中国，有90后炫富女在网上发手捧钞票的炫富帖，称下等人才挤公交。这就是人人都想挤上这辆跑得飞快的、叫做财富的公共汽车的原因。油钱大家都有份给，凭什么唯独我跟在时代的车轮后吃尘——我们开心，因为人人都是受益者；我们有些不开心，因为人和人也拉开了差距。这就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世界排名第二的纠结：国家与国家差距缩小，人和人差距却被拉大了。

这种纠结对于国家，是为十大纠结：纠结于经济成就与国民福利，纠结于阶层板结与机会公平，纠结于财富权力与社会正义，纠结于开发力度与环境保护，纠结于资源垄断与市场开放，纠结于城乡差距与地区先富，纠结于中国制造与创意立国，纠结于西方价值与传统文化，纠结于外交战略与国际压力，纠结于功利的现世与持续的未来。

这种纠结对于个人，也是十大纠结：纠结于快节奏与慢生活，纠结于拜金与仇富，纠结于攀比与知足，纠结于家庭与事业，纠结于物欲与爱情，纠结于梦想与生存，纠结于金钱与幸福，纠结于物质化的友谊与理想化的纯真，纠结于一线城市的成功学与二线城市的安居梦，纠结于价值迷失与身份焦虑。

GDP排到世界老二，没让中国人膨胀，反让中国人反省。事实上，除开GDP排世界第二，中国还是很多的世界第二名——碳排量排第二，皇马球衣销量排第二，结核病耐药率全球排第二，税赋负担排第二，超级计算机性能排第二，人体器官移植数排第二……这些第二名排列起来，描述的是一个说不清的中国。

中国人没有外国人想象中激动。至少，中国人面对GDP的纠结，早已有正确的共识：一个国家不能只谈GDP，一个人不能只谈钱。金钱是一种魔障，平常心才是中国之禅。

贫富困惑与身份焦虑

有人在网上贴出他2010年2月份的工资条：基本工资1300元，扣除养老保险144元、社保198元、失业险18元、医保36元，加上迟到4次被扣900元，最后实发工资为4元。这4元堪称中国工薪族的魔幻现实主义。

有评论分析中国人收入现状，引用了两份报告——一是北京政协主席会议上一份调研报告，北京一线职工收入水平现状是“增长缓慢，长期偏低”；二是广东2010年的“社会温度计”调查报告，居民认为广东当前存在的最重大社会问题排在第一名的是：工资涨得慢。

与薪水成为对比的是生活成本的增加——最近流行晒全国各地娶老婆成本，广州要128万、杭州要178.2万、上海要200.82万、北京要202.8万、深圳要208万。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了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社会保障了生活的基本需求之际，就是身份的焦虑滋生之时”。在晒工资和晒生活成本背后，是一种心理的比较，有中国工薪阶层对生活的焦虑。

这种焦虑也体现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上——学者张维为曾写文章《GDP镜子照出什么样的中国》，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形成一个3亿人口左右的 “准发达国家板块”，在这个板块，北京和上海的人均预期寿命均超过纽约，多数城市居民的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住房自有率超过发达国家，人均教育水平也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整体科技能力高于一般发达国家。

成年人在焦虑自己是社会名流、伪上流社会人士还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焦虑则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富二代”与“穷二代”的身份焦虑——王朔在《致女儿书》自序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比较关心谁比谁”。安徽省灵璧县今年曾被曝存在“贫富班”，交3000元钱的孩子能享受“小班待遇”，教室有空调、彩电、DVD，不交钱的孩子只好去挤百人大班了。

“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感慨，在“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现实的差距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也许解铃还须系铃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GDP增长是解决贫富分化的前提。“没有GDP就是穷人打架，大家要分一块很小的蛋糕。首先要有GDP，然后再解决好分配，两者缺一不可。但有个轻重，不要看错了，以为公平是第一，公平第一的话，那就是穷平等。”

“穷爸爸”好，还是“富爸爸”好？

一个爸爸说贪财乃万恶之源，另一个爸爸说贫困是万恶之本；一个爸爸努力存钱，一个爸爸不断地投资；一个爸爸相信政府会关心并满足你的要求，一个爸爸信奉完全的经济自立；一个爸爸说顺梯子一步步往上爬，一个爸爸问：为什么不当梯子的主人？

罗伯特·清崎写的《穷爸爸，富爸爸》，描述了两种爸爸的不同。如果把我们经历的社会环境比作爸爸，这与中国30年的观念之变何其相似。祖国已是“富爸爸”，但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富二代。关于国家，过去我们想的是，让穷爸爸变成富爸爸；现在我们想的是，让富爸爸继续当个好爸爸。

当中国的GDP成为世界第二，围观的外国媒体前来给中国“捧场”，也许亦怀有“捧杀”的想法——《纽约时报》说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里程碑；《联合早报》说这是世界发展史的重要章节；《华尔街日报》说这是个从未享有过的地位；《朝日新闻》说日本影响力开始黯淡；《金融时报》说世界将会适应一种新方式。

“赶超”一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情结。1957年，中国就提出15年内要在钢铁和重工业方面赶上英国，然后终于在1995年实现了目标。但这次，中国人对GDP排名世界第二，则是从民间到政府都态度冷静—— “骄傲的GDP它噌噌地长啊，能给我换来几包尿不湿吗？”，是网络流行歌《郑钱花》的歌词。中国还有1.5亿人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是商务部的表态；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国家的态度。

GDP不是万能的，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更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思考“GDP的含金量”，或用GDPW(国内生产福利总值)取代GDP。毕竟，有的GDP，我们是应该拒绝的——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曾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三种可以选择的现代化，其中一种是象征性的现代化，营造设施一流的机场、发达的高速公路和大型工程项目，但不代表带来福利水平的提升。马路不断开拉链带动的GDP，实则是一种退步。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曾经感叹：“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关于GDP的一切纠结与反省，或许皆能让我们想起，提高GDP的最初的目的，正是为让公民生活更美好。

国际化的青春期片段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全球化下的中国青春，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的青春截然不同。

文/春树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香港制造》这部青春悲剧电影的结尾，在青山荒冢之间，广播里用粤语和普通话分别播放着这段毛泽东在1957年对青春学生的讲话。激昂的励志语调配上悲凉的故事情节，让初次看到这部电影的16岁的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那时我就开始经历和思索着自己的青春期以及“世界”这个概念。

整整十年狂放的青春期，我的每本小说写的都是北京城热爱地下文化和摇滚乐的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其中有好些黑暗的东西，好些挣扎、苦痛，当然，亦包含着青春所特有的激情和欢乐。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青春期，我小说里描绘的青春生活，与王蒙在《青春万岁》里写的青春生活是截然不同的。

这些年的生活，让我感觉到，国家除了关心GDP以外，还应该有更多需要关注的东西。比如关注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

因为青春无论在哪个地方、哪个年代，都是纯真、神秘、狂妄自大、迷茫、自我挣扎与理想主义的，因为青年人代表着国家的未来。然而我认为中国年轻人的处境并不乐观，甚至这些年，在大陆的文艺创作都没有出现更多更真实的描写年轻人的作品，尤其是在电影方面。青春是艺术里永恒的题材，为什么在我们这里缺席了？一个国家的青春期都被忽视了，那些少年心事难道就这么不值钱吗？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与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有何区别？我们处在世界的哪个坐标点上？难道我们有与他们竞争的能力和实力吗？只有数字是最重要的吗？这都是我感兴趣却无法确切地给出答案的问题，我也在寻找这些答案的路上。

下面，我试图用几个小故事来勾勒一下不同国家年轻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

一

我和美国摄影师David在伯克利小镇的一家典型的美国式餐吧吃饭，这里都是木制的桌椅，柜台前的大彩电里播放着运动节目，服务员是来自于附近大学的学生。我点了一份墨西哥的食物，分量十足，为了避免浪费，我只好告诫自己“北朝鲜的孩子们还挨饿”。David告诉我，以前美国父母教育孩子别浪费饭菜时会说“吃完它！中国的孩子们还在挨饿呢”。

二

前几天，我刚作为中国年轻作家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中俄青年文学之夜”的活动，认识了几个同龄的80后俄罗斯作家。几天后，我一个人去俄罗斯青年作家们住的宾馆找他们玩，我们边喝着他们从俄罗斯带来的伏特加边用英语聊天。他们看起来比参加活动时放松多了。他们纷纷问我关于中国作家、中国年轻人、中国社会等等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1984年出生的男作家瓦列里·别切伊金问的：“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中国年轻人染绿头发？为什么他们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那么相似？”

这个问题一下子把我噎住了。我说，我原来就染过绿头发。不但如此，北京还是一个音乐重镇，各种风格的乐队应有尽有，punk、skinhead、说唱、重金属、电子、迷幻……最后我告诉他们，因为你们没有去正确的地方。来参加文学之夜的文学爱好者又同时是摇滚乐爱好者的人，几乎没有吧。在中国的主流观念里面，好像染绿头发、红头发就都不是好人似的、就没有资格喜欢文学似的。实际上，文学与音乐都是艺术，完全应该交流和共融。

我们又谈到了各自的阅读。中国老一辈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对苏联文学和苏联作家们推崇备至，而新一代俄罗斯青年作家们则表示，他们不想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文学除了吸收经典文化外，还应该向前看。

的确，在交流上面，语言的确是个问题，我们都不会说对方的母语，只能通过英语交流。不过，我能明显地感觉到，中国年轻作家和俄罗斯年轻作家有许多共性。

三

我在纽约学英语的时候，班上的同学来自于五湖四海，而内地的学生除了我之外，只有一位上海女生。

有一次我和班上的日本同学一起去逛中央公园，我发现他的英语还没有我的好，带着浓重的日本口音。但是他很自信，如果对方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他也不急不恼。这是种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告诉我，有一次他跟美国人说英语，对方听不懂他的话，便问：“您还会说什么语言？” 他说：“英语。”

他也比较有钱，一方面是本身家里就有钱，另外就是他在纽约打黑工。他说并不太担心被发现后遣送回国，反正日本人来美国比较方便，停留时间也更长。这给了他们自信。

很快我就发现，班里的韩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最有钱了，他们经常在学校的食堂里点那种不怎么好吃却比较贵的点心来吃；其次就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同学，他们一般不提自己是中国人。

四

我在纽约有个朋友在一家摇滚乐俱乐部工作。每次都有人问她，你是日本人？韩国人？每次她都大声地告诉他们，她是中国人。她曾被这些提问困扰多年，没有人相信一个中国女孩能在纽约的摇滚俱乐部里工作得风声水起。

我去那家摇滚俱乐部玩时，也遇到陌生人问同样的问题。我说，我来自北京，来自中国。他们立刻就说，哦，我知道北京，办奥运会的地方。

五

在柏林时，一个年轻的意大利男孩驾车一千公里来看我。他是我的读者，买过我的小说的意大利版。他说从来没有来过德国，于是我邀请他来柏林玩。我帮他找了一家青年旅馆。青年旅馆的大厅坐着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只有一张看起来鹤立鸡群的亚洲面孔，但不用问我就知道，肯定不是大陆人。德国的中国人很少，到处旅行的中国人更是少之又少。

他住的房间有四张床位。第一天，只有他一个人住。第二天，房间来了一位亚洲客人。他问我，那位亚洲客人是不是中国人？我说，基本不可能，应该是日本人吧。他后来去问，果然，对方是位日本旅游者。

从硬件上来说，中国年轻人也许没有足够的旅费，签证也是困难重重；从软件上说，大部分中国年轻人缺乏那种非功利性的、主动的独自或结伴去旅行的观念，这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旅行的中国年轻人少之又少的原因了。

如果有一天，中国年轻人不再津津乐道买了什么名牌包而是打起背包去旅行，我就觉得我们的年轻人有希望了。

你可曾品尝到GDP的愉悦滋味？

若不能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文/陈旧

GDP世界第二了，离登顶只剩一步之遥，历来宣称的“超日赶美”已成现实，为何上至国家、政府，下至企业、百姓，都全然高兴不起来？

国际上，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猜忌与怀疑：从黄海到南海，从帕米尔高原到喜马拉雅山，从哥本哈根气候论坛到美国国会山，大国未必意味着别人的尊重与服从。国际政治博弈中，没有规则制定权，称不上政治大国。

经济上，我们的企业正遭受歧视与排挤，超过2/3的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贸易保护主义与汇率争端让中国出口企业如在刀尖上跳舞，对外投资也附带严苛的政治条件。国企规模上已属世界前列，但只是窝里横，走出国门就手无缚鸡之力。世界最大市场与第二经济体，没有世界级企业，称不上经济强国。

个人生活上，上至官员富商，下至白领农民工，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失败感的盛世(吴晓波语)，扪心自问，你可曾品尝到GDP发展的愉悦滋味？

一套房子就够你一辈子喘不过气来，何来幸福可言？更何况还要面对高学费、高医疗费、高税费、高失业率与低福利、低安全感。若不能让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全民福利，这样的GDP再高速发展，即使世界第一，也和你我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GDP不是大国标志

假如GDP是衡量大国强国的唯一标志，或许整个中国近现代史都会重写。

近现代史上一向被视作“积贫积弱”的中国，其实一直是个经济大国。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和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在世界的比例最高达到了32.9%。而同样根据麦迪森的估计，按照中国经济当下的发展速度，到203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可能增加到23%，也仅仅是和200年前先人勉强打个平手。

即使是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彼时GDP也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当时无论世界各国，还是中日政府，都显然认定日本明显强于中国。

为何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屡战屡败？经济发展不仅要看数量总和，也要看质量如何。200年前的中国人靠生产瓷器、丝绸、茶叶来抵挡英国法国的坚船利炮、蒸汽机与鸦片攻势，今天的中国人靠生产玩具、袜子、山寨产品来对抗西方的谷歌、iPad、《阿凡达》与空客A380，有何胜算？

所以，《大国的兴衰》一书就认为经济总量本身并无意义，“数亿农民的物质产量可以使500万工人的产量相形失色，但由于他们生产的大部分都被消费了，所以远不可能形成剩余财富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力量。英国在1850年是强大的，它强就强在拥有现代的、创造财富的工业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利益”。

此话固然有鼓吹富国必先强兵、唯恐天下不乱的嫌疑，但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缺乏竞争力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常在地理课本上夸耀中国“地大物博”，其实世界范围而言，中国地尚算大，物绝非博，鲁迅曾一针见血地写道，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头猪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这话同样适用于今日。

GDP指标的中国特色

不靠谱的国家机关有很多，统计局首当其冲。

绿豆、大蒜和鸡蛋都翻了一倍不止，CPI还羞答答停留在3%上下，很好地满足了领导“CPI控制在3%以下的目标”；2009年京沪深房价翻了一倍不止，国家统计局却说房价同比只上涨1.5%；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一发布，大家都感觉收入“被增长”；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城镇居民失业率，即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和2009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5%以下，这一数据不要说和日常所见冲突了，和社科院发布的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失业率9.4%也相差甚远……

但最有玄机的非GDP数据莫属。每年的地方GDP之和总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有着可观的一段差距，是地方多报，还是国家瞒报，或兼而有之？中国统计数据的潜规则是能多报的绝对多报，能少报的绝不多报，不唯真，只唯上，一切以领导需要为最高前提，经济学家许小年称之为“制度性失真”。

据悉，国家统计局最近频频找媒体公关，开始加大对公众的开放透明度，以求化解公众对统计局数据的层层疑虑，有媒体称，一向高深莫测的统计局也开始走“阳光男孩”路线了。“阳光男孩”的提法不新鲜，上任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2006年就宣称要推进“阳光数据”，4年过去，“阳光男孩”还停留在“微小青春期”。

所以许小年打趣说，统计部门存在无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还有日子过，如果是有意识误差，宏观经济学家干脆失业就算了。

中国GDP数据的另一特色是总量与人均的极大悬殊：这不奇怪，任何宏大数据经过13亿人口一平均，只会变成沧海之一粟。

在世界纷纷鼓吹中国“世界第二”之时，最新访华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阿什顿在告别了繁华的上海世博场馆后，被请到贵州贫困的少数民族乡村参观，分析人士说，这是中国为了让阿什顿亲身体验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巨大落差，化解“中国责任论”带来的负面影响。参观完小村之后，阿什顿说，中国还要做许多事才能确保“真正的发展”，欧盟愿意帮助中国。

因富生骄是愚蠢的，况且以任何一个人均指标来衡量，中国都远未称得上富裕。

经济增长不意味社会进步

2005年9月8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举行《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发布会。报告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报告尤其着力指出，落后表现于住房、教育和医疗三个方面。5年过去，这3个领域的落后不仅未得到弥补，更有差距扩大的趋势。

经济增长不是万能的，GDP也不是万能的。早在1934年，GDP指标的发明者，俄裔美国人库兹涅茨就发现GDP计算方法的最大缺陷：“国家的收入并不等于国民的福祉”。尤其当发生于贫富悬殊，利益集团当道的社会。甚至，他们能有效地用GDP增长掩盖社会退步的真相。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以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首的24名顶尖经济学家在今年4月出台了一份报告，探讨改善GDP的可能性。在斯蒂格利茨看来，GDP的缺陷在于没有考虑社会发展因素。GDP只是一个数量指标，而不是一个质量指标。GDP没有考虑国民收入的分配，也没有对经济活动的价值进行道德判断。

这一点中国人尤其体察深刻：30年来，中国的污染速度和污染指数远远超过了GDP增速，中国平均每年9%以上的GDP增速背后伴随的是难以负荷的高污染和高消耗。美国经济学家曼昆曾引用前总统肯尼迪弟弟、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的话说：“(GDP)并未考虑到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或他们游戏的欢乐时光；它既未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也不能反映可贵的婚姻稳定；它既不反映公众的智慧，也不包含公务员的廉正。”

这简直是打在国人脸上的七记耳光：为了区区那点GDP，三聚氰胺牺牲了孩子的健康，教育改革让家贫者无力读书，繁重的课业剥夺了孩子们的欢乐时光，诗人们都改行去写房地产广告语了，自家的男人常常睡在别人的床上，公众毫无智慧可言，网上充斥着愤青。

有人提出“绿色GDP(Green GDP)”的概念，它是把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列入考虑后，所计算出经济活动的成果，也就是把污染或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相关成本，从现行GDP指标中扣除，因此，绿色GDP数据通常比现行GDP数据要低。如此，中国的GDP增长会不会为负？

也有人提出“金色GDP(Golden GDP)”的概念，为联合国在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中首先提出。主要思路是将文化活动予以价值量化，但难度甚大。这个指标并不普及，但反映有识之士对GDP的一种反思。

官员们的GDP信仰与民众的GDP倦怠

中国有两个群体最关注GDP：官员与经济学家。官员们以GDP数字为升迁依据，经济学家则以预测GDP数据为生。媒体常批评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有信仰，尤其各级官员。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三个代表和谐发展观，而是GDP。GDP就是他们的G点。

改革开放30年形成的最坚固意识形态与方法论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GDP为中心，GDP以房地产为中心。

GDP主义不仅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也意味着丰厚的政治利益，尤其在中国身处这样一个由“官僚农业社会”向“官僚工业社会”转化阶段(经济学家谢国忠语)中。也就是在这种张五常赞许的“地方政府竞争”体制下，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沿海到内陆，各级各地政府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都在搞开发区招商引资，都在大拆大建搞房地产，都在大搞政绩形象工程，中国的各级各地政府，均成了各级各地最大的“经济发展总公司”。

政府成了公司，不仅不为民众谋利，更与民众争利。GDP是官员政绩的成绩单，经济数据成了政治符号，当民众普遍对政治冷感，久而久之对GDP自然也无动于衷。尤其当这个数据可能造假、被操纵、与你无关之时。当今中国最流行的是什么主义？答：犬儒主义。

中国的GDP已属世界第二，但人民福利呢？制度建设呢？GDP不是万能的，它不能反映公共服务的作用，不能反映经济发展质量，不能反映存量财富的增长，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乃至资源环境的变化。无论是国家号召的科学发展观也好，“幸福指数”也好，还是新的“绿色GDP”或“金色GDP”指标，都是把“可持续性”与“人民福利”列入考察，以补现行GDP数据之不足。

中国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先进而有效的制度建设，没有这些，再多的GDP也会烟消云散。

(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