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视频转换为音频: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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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 十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前途》一书中曾经预言,“假若中国要在20年后有足以炫耀的经济 表现,以我个人的估计,在这20年间,必须要有三四亿人口从农村迁徙到城市里去……假若这个大搬迁不出现,经 济现代化就难有大成”,张五常在书中强调,“中国的希望,是要靠大搬迁的压力大显神威”。可以说,二十世纪末到 二十一世纪初,这二三十年间,农民工潮的出现,必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农民现代化。这个瓶颈不突破,一切 就只是一纸奢谈。 本文试图通过对S村的历史与现实描绘,铺陈现代中国 农村的发展轨迹。笔者所选的S村,并非能完全代表中国 农村,只是以“大背景,小缩影”来透视中国农村改革与实 践的悲喜与诸种问题,照见一个时代的挣扎与耻辱。 八十年代 S村是江南某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地处三个乡级单位 的交界处,属典型的江南丘陵地带。据族谱记载,S村渊源可以追溯到楚国荆州,于明朝万历年间自南昌迁入。每 年元宵时,村里舞的龙灯上都贴有“江陵世家”的剪纸。主要作物为水稻、棉花和花生。1981年,S村当时的人口为 65人左右,是年底,实行包产到户。 村民们关于包产到户前最深的回忆是,有的人家在三年 自然灾害时饿死过小孩,而现在40岁以上的村民,大多都有胃病史。这一年龄段的村民在教育孩子时,常会说,你 们现在有吃有穿,没有理由不好好读书。说这话时,他们没想到十几年后,会因为学费的问题,许多孩子失学。 1978年,S村通了电,告别青油灯。1980年,村里有了第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这台黑白电视机装着S村包产 到户前后的诸多荣耀,因为它,S村吸引了方圆五里村庄的眼球。真正能够改造村民生活的,除了村干部上传下达 的工作安排外,应该说,这台至今也只能收到一个频道的电视机对农民了解世界功不可没,同时给农民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生活乐趣。八十年代初,当《加里森敢死队》与《霍元甲》热播大江南北时,隔壁的小山村便会有年轻人提 着小板凳翻山越岭摸黑前来观瞻。伴随着《万里长城永不倒》的粤语歌声,领袖像与文革标语逐渐退出了村民们的 生产生活。在度过了两年没有标语口号的集体生活后,包产到户富裕起来的农民开始各行其是,每家都买了一台14 寸的黑白电视机。和当年播放东方红歌曲与社教宣传的有线广播一起,这台旧黑白折价转到了手头并不富裕的电视 管理员阿毛(详见后文),从此标志着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 有一个笑话是,当时阿毛看到电视屏幕里出现了另一台 电视机时,赶紧让人把电视关掉,据说当电视里出现另一 台电视时,会影响电视的使用寿命。此话当时奉若神明, 其后不到一年,被引为笑谈。 读书与参军 八十年代,村民们的城市化梦想主要局限在十里以外的 乡镇与二十里外的县城。对于小村庄而言,八十年代,有两件大事可以记入村志。一是上述的黑白电视改变村民生 活,看见了世界。另一个是村里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生,为 S村的后代走向城市树立了榜样。方圆十里,除了当年偶 尔接收几个下放的老大学生外,没有人知道大学生为何物,但现S村自己也有了。孩子的父亲高兴异常,请来了乡 里的电影队,表示庆贺。当时是1985年,距国家恢复高考 已经整整7年。 九十年代,S村已经在整个乡里开始有了些口头地位, 成为远近闻名的才子村。一个七十余人的村庄,共走出九位大学生,成了当地的一段佳话。远近的村民谈及此事时 ,最后多半会轻描淡写地带上一句,“S村的祖坟埋得好” 或“气脉好”。当然,S村村民今生的挣扎远不止将祖宗“选 个好坑埋下”那么简单。 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S村现任村长有自己的一段心历 : “记得有次去了城里,看着城里人的白皮肤与城市里的阴 凉,看着城里的繁华与悠闲,我觉得这辈子真是没法活了,农民过的根本就不是人的日子。从那时起,我便在想, 就是讨饭也要把孩子奔(S村土语,相当于“通过操劳送出 ”的合义)出去,不能让我的孩子和泥巴打交道了。”对于 无钱(无钱或无生意可做)无势(没有亲戚“在朝”)的农民来说,跳农门只有两条道,一是参军,一是上大学。村 长最后选的是让大儿子上大学(二儿子后来参军)。关于跳农门的故事,村长有两件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是他 对人说的,自从进城转了一圈后,回到家里觉得自己今生不幸,低人一等,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天。另一件是对儿子 苛刻的管教。 村长的儿子现在已经是三峡附近某公司当上了工程师, 回忆起父亲当年对自己的严厉总是置之一笑。记得是小学 放暑假,当时他和同岁的小孩们赌纸(S村儿童仿大人赌 钱的一种游戏,以撕开的课本或作业本当作赌资),被父 亲发现后,立刻被提着耳朵回家,接受家教: 在父亲的逼视下,他冒着正午的酷热去山里捡石子,然 后提回家铺在太阳仍可以照着的台阶上,在碎石子上跪一个小时。当他终于忍受不住开始大哭时,立刻被恼羞成怒 的父亲反锁在盛谷子的扁桶里。炎热的夏天,他在密不透风的扁桶里被闷个半死。在这次家教事件中,母亲为了“救 ”孩子,与村长大吵一架。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农民对孩子的暴力教育有时不是“一条鞭法”那么简单,毕竟他们不 是京城里的孩子,有个吃商品粮的父亲。村长更要让孩子知道他这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受过太阳多少苦热。上 帝是如何热爱人类的啊,竟让乡下读书的孩子多此艰辛! 对于S村来说,最大的光荣是将孩子送进大学校门:八 十年代到九十年代,S村上共有九人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全国重点,现在分别在京、津、沪、武汉、南昌等城市工 作学习,走得最远的到过红海。工作后所涉职业包括软件工程师、招投标设计、教师、海员、医生、经理、新闻记 者、地方官员等……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S村拼尽全力,让孩子考大学,就在别的村庄小富起来,甚至盖起楼 房时,整个S村甚至连一台彩电都没有。 如上所述,在农民工风潮尚未席卷全国之前,由农村转 到城市生活,S村有两种方式:读书,或者参军。 关于参军,S村的村民常津津乐道,虽然这个村庄不大 ,却拥有中国的海陆空三军兵种,跑得最远的是木根,八十年代在吉林服役,与战斗机打交道。关于他,村民的更 多回忆只是他回家探亲时带来的许多飞机模型、东北人参以及清晨在老屋坪上练军体拳的情景。在从部队转业后木 根进了该县地税。应该说,木根是S村最早洗掉脚上泥巴进城的人。之后,九十年代,又分别有两个出去当兵,一 个在解放军驻沈阳某部服役,由于表现突出,后留在司令部;另一个种为海军,曾在湛江、汕头服役,转业后没有 合适的工作,据说在汕头打工。 骚动 九十年代,关于中国城乡差别,二元分治的批评屡见于 学界与媒体。不可否认的是,时下中国正在从二元结构走 向三元结构,大批的农民工走向城市,成为中国现代化道 路上最壮丽的景观。 如今,对于许多中年以上的农民来说,他们常会怀念刚 分产到户及97年以前几年的日子。那时农副产品价格高,相对来说,孩子上学费用尚可承受。有的人家,如果有点 亲友帮忙,夫妇俩能供得起三、四个孩子上学,而现在,教育体制改革,农副产品价格低迷,一家四口劳力甚至都 供不起一个老幺上学。昔日的大学生回家感慨,“现在小孩读一年书,相当于我当时小学到大学毕业的所有费用。”细 算一下,S村的学生无论是去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读中学,一年都得花费六七千元,其中学费就有三千多元。对于 那些仅靠农业收入维持生计的农民来说,三千多元学费是绝对交不出来的。他们一年风里雨里忙到头,全家所有的 纯收入也不过是两三千元。不了解农村这种生存背景的人,常会指责农民目光短浅,不让孩子读书,实为苛刻。对 于许多农民来说,这不过是务实而已——心想既然不可能支持孩子上到大学,就及早让他出来种地或出去打工。在 他们看来,让孩子读书却又读不到大学是赔本买卖,和施了化肥却没有收成是一样的。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转型 期的中国,农村失学现象严重,农民抛荒入城,说到底是农民领着孩子寻找新的奶酪,书还是留给阔人去念吧! 从1995年开始至今, S村16岁以上50岁以下村民90%都有进城打工的经历,从新疆到东三省,从北京到海南岛。 农业用地荒芜导致当地农业总收入减少近45%。去年九月份,笔者曾到该县采访一次蘑菇中毒事件,路过S村时, 发现留守村庄不过十来个人,大部分劳动力都学村民大保 (详见后文)“都给铁道部捐款”去了。 乡村生活 A:“给铁道部门捐款” “给铁道部门捐款”,是S村农民对外出打工的失意描述 。大保是给铁道部门“捐款”最积极的一个。 大保今年有42岁,从1995年开始,他便抛妻抛荒入进大 城市,随亲戚赴黑龙江搞建筑,几个月后,开始自己闯荡。七年来,除了春节,大保一直漂在外省,足迹踏遍东三 省,新疆,陕西,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省市,自称除了西藏,哪都去过,最南被招工到广东一个叫南澳的小 岛上打鱼。几年间,大保干过不下四十个工种,从搬家公司的苦力到车工,从做铝合金到做生产圆珠笔,最长做了 四个月,少则几天。大保说,“我有个原则是可能切掉手指的活一律不干”。大保做事没常性,说自己是赚到路费就走 人。有意思的是,当城里的媒体终于开始为农民工讨苦命钱时,大保却“孤胆英雄”,说用不着,“我总能把路费从老 板那要到,说三次不给就杀了他”。大保是天不怕地不怕,惟独怕公安的那种。说怕公安,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吃过 公安的亏。大保说,政府让我坐老虎凳我咱不怕,怕就怕 政府给搞罚款。在大保看来,公安就是政府。 在外面漂了六、七年后,大保细算了一下帐,竟然赔了 几百块钱。终于走投无路,去年夏天,他带着“探宝器”回到村里。月黑风高,唤狐朋狗友二三人,潜进附近村子去 挖不知哪个朝代驸马爷的坟。不幸的是,当他正欲开棺时,该村村民已一拥而上,将他的几个搭档打个半死。因为 人面熟,他才免受了些拳脚。后来才知道,在他挖坟时,被该村长期藏在山上的杀人犯听见了响声,于是叫来村民 来“护宝”。虽说免于拳脚,但大保还是被该杀人犯讹走了些钱。原来,杀人犯大保也怕。说到底,大保还是个胆小 的农民。不过,在乡里杀人犯倒不十分狰狞,通常也有人和他一起打麻将,只是通常不会和他发生争执。杀人犯白 天在村子周围转悠,到晚上便睡到山上,怕政府来抓他。至于那桩命案,是几年前在浙江打工时犯下的,三个人绑 杀了一个疑似老板,劫了十几块钱,还不够买一张逃命的 单程票。 大保一家四口,农业全部抛荒。自己常年漂在外地,偶 尔回乡掘宝失败,年后又继续给铁道部捐款去了;妻子在浙江做裁缝,年收入有几千余元;大儿子七门功课考加起 来考足一百分,后跟着亲戚赴京做铝合金生意,带回年薪一千元。所有钱款,供小儿子读中学,略有盈余。但小儿 子不知读书,只知“读你”,忙着谈恋爱,大保寻思着干脆 让他也出去,“给铁道部捐款”算了。 B:新乡村猎人 “过去,这儿有许多野物的,1955年以前,村里三人合 抱的千年樟树便有好几棵,但后来都被剁掉了。”阿毛向笔 者抱怨几句,便背着一蛇皮袋猎物夹忙着上山了。 据老人们回忆,解放前,S村到处都是大树,许多树甚 至可以镂大船,但后来被一个短见的村长五毛钱一棵卖个精光,如今只剩下现在一般穷山恶水。近几年农村开始使 用煤气灶,山林里枝叶繁密,加之大量土地抛荒,无人看管,野生动物又开始猖獗起来。前两年,甚至有专业的捉 蛇队跑来抓蛇,在密林里,碗口粗的蛇亦不鲜见。农民们更是抱怨,现在旱地已经没法种了,刚种下的花生,隔两 夜便会被成群结队的野猪拱个精光,再加上长耳兔子来袭,整个经济作物没法种了。原先“农业学大寨”开梯田向山 坡挺进的农民重新退到了水里,独靠水田撑腰。农民们笑着说,这么多野兽来抢食,这田没法种了!就在这时,猎 人以乡村英雄的姿势降世于田间,只是他们现在既没有小 狗,也没猎枪。 几年来扫黑除恶,当地政府为保护民众与野生动物,将 村子里的猎枪都收缴个精光。狗也被乡村“打狗队”偷着剥了皮卖到了镇上。像阿毛这样的新乡村猎人几乎像《第一 滴血》里的史泰龙,过着原始的狩猎生活。一般是在农闲的时候,弄上百余个猎物夹,藏在方圆十几里的密林里。 几年下来,野猪、兔子、山鸡、麂、白面狐没少逮着些。 阿毛因此每年能多收三五斗。 去年夏天,阿毛的女儿去北京打工,呆了不到一个月, 没找到工作,最后哭哭啼啼要回家,于是阿毛到省城去接孩子。两天后他回到山里,发现被夹住的麂已经烂掉了。 此后好些天,他逢人便惋惜,“一亩地的收成烂掉了!”阿毛因为个子矮小,又贫穷,只娶到了个远村的疯女人。生 了两儿一女,是乡里的特困户。“要不搞点野物,我家就没法活”。当笔者要求给他拍照时,他显得很慌忙,担心自己 逮的动物违反政府的规定。阿毛认为在是保护自己孩子还是保护野生动物这个问题上,他和政府还有些分歧。 C:乡村政治家 随着移民建镇款的到位,S村的农民可以拿这笔钱到镇 里买房。二伯家就是这一样一户。 二伯是S村所在农场里的会计,忙了大半辈子也没当上 场长,这些年多少有些心灰意冷,但在村里还是有头有脸 的人物。至少,他属于除了种地还可以拿点工资的那类人 。在村里,也是他最早买了摩托。 儿子是二伯一生的光荣,上完大学后,留在北京,在李 嘉诚驻北京的一家公司当程序员,月入不菲。如今,二伯将老屋拆个精光,举家搬到了镇上,过着介乎农民与“乡村 政治家”之间的生活。闲时,他在镇上住,一到农忙,便骑着摩托下乡,雇人种地。据村民们估算,他这样种地,在 地里根本搞不到什么钱。去年,几亩地算下来,除去工钱 ,只剩下二百多元钱利润。 据说,二伯住到镇上去,还为争一口气。原来,他的儿 子当年搞的第一个对象住镇上,不太看得起乡下人,因此 放风要乡下父母去见过镇上父母后女方才肯到S村做客。 二伯一气之下,让儿子与女方断绝了来往。如今他住进了 镇上是不是也因“一气之下”,不得而知。 D:她们这样死去 据村民们介绍,S村至少有两位中年妇女是因为没钱治 死在家里的,一个是得了结核病,几年前死了;另一个是个跛足男人的女人,有点疯,在完成了生儿育女的任务后 ,丈夫对她多少有些冷落。去年四月份,疯女人卧病在床,后背溃烂,因为家里钱紧,死在了床上。据说,事后娘 家人是准备和跛足男人大闹一场的,但一看到两个孩子,青涕满唇,破衣烂衫,只好叹孩子他妈命苦,遂草草收兵 ,算是善后了。 跛足男人的两个儿子,笔者曾见到几次。虽然他们的家 门口写着“母去是吾忧也,春来于我何哉”的挽联,但着实 看不出他们脸上有多少忧伤。在村里,他们既不念书,也 不干活,而是和一帮小孩玩一种名叫“筒子九”的赌博游戏 。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云:“我本可以容 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对于两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来说,生活原本那样,毫无光彩可言,他们躺在父辈 的窠臼里,连一枕黄粱的梦亦未曾见过。当几元纸币伴随着麻将的花点在几双童稚的小手间流转时,我看到的更多 是名之以悲哀的东西。那些曾经响在我耳朵里 “乡下空气好,不容易生病”式的藉口,竟是怎样一种罪恶! E:乱世农民 在S村,老金有三兄弟,他行小。关于他的故事,我听 到两个。一是他得到了一个机会,附近林场给他500元钱,让他拓宽村前的山路,之后他以300元的价格转包给他的嫂 子。据说,他的嫂子因为赌钱输了二三百元,怕远在附近镇上打短工的丈夫回来知道,所以赶紧找赚钱的路子,带 着儿子苦修了30天山路,赚了这300元钱。老金一锹没动,赚了200元。笔者在S村采访的这些天,经常听到嫂子骂小 叔子缺德,不时也责怪自己“哎,赌要死”,后悔不已。 关于老金的另一个故事是,他通过省电视台养黄鳝致富 的信息,筹了几千元前去引种,循规蹈矩在自家农田里搞 起了黄鳝养殖,没想不到一个星期,所有黄鳝死个精光。 老金有苦难言,只好自认被省里人骗了。 村里人常笑老金穷折腾,折腾穷。老金一直没有停止过 折腾,并因此得了个“科学家”的绰号。没读完小学,老金趁着大炼钢铁的春风到外地学打铁,两年后,回家打了一 年铁,没有什么效益,改回种地。此后种“洋姑娘”,种“桔子”,结果果苗全被一场意外的秋霜打死了;老金也种了西 瓜,却被人偷个精光。老金能想起的最光辉的岁月是1988 年左右,他在外地学到了利用废棉籽培植食用蘑菇的技术 。 “现在想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下去,应该发了,那时我是赚着了钱的,看着我家楼上长得如脸盆大的蘑菇,我真以 为我要发了。”老金说自己没有因此致富是天意,“那时每天能卖几十块钱,但有一天下雨,我骑着车子带着新摘的 蘑菇去县城时,车子陷在半路上,最后没办法,扛着蘑菇与自行车在雨里走了十几里路,累个半死。当时我发誓, 这辈子再也不赚这辛苦钱了。” 就在S村村民相继走向北京,江浙,广东等省市自谋生 计时,老金也有些坐不住了,前年和邻村的一位中年人到 北京打工,做铝合金生意,“鬼知道,王八蛋勾引老板娘, 在外面同居几天,最后被老板知道了,到手的工钱全没了” 。无奈,老金又回到了村里。 检讨这些年的经历,老金像是“郝思嘉回到了桃乐庄园” ,只有土地,只有土地才是正根,虽然失败过,但这次他 想耐心地花几年时间等一次收成。老金想种一片果园,用 三到五年的时间,搞个长线投资。 耳语社会的凝聚力 我和村长有过一段长谈。 如果按现在流行的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村长半属于乡村 知识分子,原是教过书的。在他家卧室里,立着S村惟一 一个书柜,里面杂乱地摆着些书,春秋战国时的典籍居多 ,其中还有在他过生日时儿子从城里花二百多元钱买回来 的《康熙字典》。 在村子里我听到一些关于村长任内的传闻,有人说现在 搞移民建镇,村长的日子好过了,至少在修路上会有些活钱;也有人说,他伙同别人以拿了不少回扣。村民们私底 里传说,却少有人问个究竟,都说这得罪人的事,何必自己做。即使是在村民大会上,偶有异议,也难得有人附和 ,于是各人的疙瘩就烂在各自的肚里了。 上海学者朱学勤先生曾感慨,“我们这个民族是读《三国 演义》长大的,盛行一种阴谋论思维。凡事不问是非,先打听政治背景或人事背景,人们习惯于用手掌把嘴巴捂住 一半,然后套住别人的耳朵:‘复杂啊,有背景!’耳语复耳语,几乎成了一个耳语社会”。这种耳语,在城里,我们可 以从出租司机的嘴里听到;在乡村,主要在亲朋间传递。关于村长的事,无论传闻真假,我们都可以看出中国农民 迈向真正的市民阶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不仅是致富便 可以解决的。 谈到当今农村问题,村长说得最多的是现在“农民懒”。 一年忙到头,实际上只种四五个月的地,其余时间都玩掉了。不过村长也坦陈,这种懒,关键还在于农民已经觉得 种地无利可图。勤劳和懒差不太多。对于纯农业户来说,年底的收入并不会因为二种品质拉开距离,所以更多的农 民宁愿选择舒适懒散的生活,除非有能人给他们提供机会 致富。 在到S村采访之前,有朋友对我说,现在乡村赌风盛行 ,无论是大人小孩,还是学校教员成年累月赌钱。在这些村子里,最具凝聚力的既不是电视,也不是报纸,而是一 副麻将,几副纸牌。有村民称,在附近村子的赌桌上,最多时能有二三万元现金。问及此事,村长只好苦笑。也有 人说是省里高官的亲戚在附近开过路赌场。 在S村,最高频的词莫非两个,一是载入中国转型史册 的“打工”二字,一是沿袭千年农业娱乐的“赌博”二字。从前的问候语“吃了么?”如今也已经让位于“赢了么?或“打 工么?”譬如一位陌不相识的五岁小女孩与笔者对坐时,便 忽然问了我一句,“你在哪打工?” 有意思的是,许多外出打工归来的农民对于赌博并不感 兴趣。村长说,奇怪了,去年还在牌桌上连滚几个晚上的人,今年回家麻将看都不看了。我亲见一个从浙江打工回 来的少妇,在村民们团桌而赌、呼声震天时,她却静悄悄地在距牌桌约十来米远的地方边听单放机,边教两个小儿 子做数学题。 乡村基督 大概从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农村许多地方出现了“基督 ”热,S村也有些农民加入了“信主”的行列,其中女信众居多。许多家庭因此矛盾丛生,一般主要爆发在年节时分。 男人们要求放鞭炮祭祖,女信众则竭力反对,但许多家庭慑于“主”的威仪,最后不得不放弃祖先崇拜,一个鞭炮都 不放,一个年都不拜,冷冷清清就过了年了。邻村人口多的,一般会成立个中心,来做礼拜。几年前“信主”的人们 甚至用流行歌曲的调子唱起来,为村里的男人们耻笑。不过,也有农民们说,在超度时,歌词还是很感人的。上文 所述烂死在家的女人曾经是信过主的,据说后来不信了。于是有人说,“主”要一直信下去才灵。同样,S村那位得 了乙型肝炎外出打工的村民,最初也是信主的。村民们对他的描述是,现在他出去打工,太忙了,暂时就不“信主” 了,回来再信吧。和赌博有些相似的是,出去打工的人多的地方,“信主”的人明显减少。但的确也有些出去打工回 来后继续参加礼拜的。 感恩 农民的可爱可怜,常在于他们感恩。 在S村笔者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过去,感谢邓小平,让 孩子读书;现在感谢朱镕基,让我们有好房子住”。1998年 洪灾时,朱镕基在九江大堤上发了一通脾气,“豆腐渣,豆 腐脑工程”自始闻名。政府给每家被水浸过的农户补贴一万 五千元迁向高地兴建楼房。 移民建镇的前提是,所有的老屋都要拆了,否则一分钱 也不给。结果是,洪水没来,老房子倒都砸了个精光。S 村的变迁,远不只是几间老屋的拆毁那样简单。这个具有 几百年历史的村庄倒在断壁残垣中,每一片砖瓦都有一篇沉重的历史,有些我们虽未曾亲历,却已置身其中。 乡间新人类 几年前,很难想像,当你坐在舒适的城里用ICQ聊天, 互联网的另一端接的却是某户偏远农家的房顶。如今,S 村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自从两年前通了电话后,当年考 上大学的回家总会捎上个笔记本电脑来村里上网,更有农村小孩拿OICQ聊天。当城里许多青年还不知道时下流行的 《流星花园》为何物时,这些乡下少年已经在县镇的网吧里把《流星花园》观摩个底朝天,F4的招贴画也爬进了农 家新刷的墙壁。很难想像,这些蓄着长发,戴着耳环,伴随着OICQ成长起来的少年将来会继承父业,赤脚干活。他 们虽然不会闹出《刘三姐》里“我走前来牛走后”荒诞,同样也不会与牛共舞了。更不必说,在S村,很多农家在外 出打工时已经将牛卖掉,换几张通往城市的车票。 坐在一家农户的屋顶上,我和两个在广东汕头打工的少 年聊天,当我问他们外出是否称心时,他们都说比在乡下好。当被问到如果在城里过得不好会不会回到家里种地时 ,他们的回答很坚决,都开始说“NO”了。这让我想起上文所述的大保,四十多岁,漂零在外,过着赚完路费就跑的 生活。也许将来S村的少年会把这种“漂漂荡荡找不到岸” 的生活方式作为他们在城里挣扎的底线,即使将来沦落这 般,他们也认为比守在乡下,过那种“钱不顶钱,还搞不到 钱”的乡村生活要强。 据笔者统计,S村共有水田150余亩,旱地30余亩,全村 90余人。常年外出打工人数超过全村劳动力80%。16岁到 50岁的少中青年人绝大部分外出打工,许多农民工为省钱 甚至不回家过年。由于劳力稀少,野兽猖獗,旱地基本上已经撂荒;在水田150亩中,有30%也已无人耕种,而且原 来两季都改成一季,据村民们讲,现在S村的粮食总收入较九十年代初下降了45%,更严重的是,以现在这种趋势 ,土地仍有可能大面积抛荒,耕牛仍可能被多卖掉些。言谈中,我也发现许多农民对入世后的中国农业前途深感忧 虑。用他们的话来说,原来粮价卖80多元一百斤,去年只有40元,今年WTO了肯定还得降。所谓“钱不值钱了,粮 食更不值钱了”。 哪些人没出去打工?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有哪些吸引力?为什么有些农民 没有选择出走?据笔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几类; A:孩子在学,等小孩读完书再说; 这类人通常已经有四五十岁,有大孩子在外面赚钱,能 接济家中弟妹上学。从年龄与身体上,他们已经不太适合 体力活,但有机会会选择外出打工。理由有两个,一是想 帮已经外出的子女减轻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村中无人, 闷得慌。当然也不乏赶潮流而蠢蠢欲动者。 B:对自己没有信心,曾经出去但又回来了; 譬如陈木匠,年轻时学了点木匠手艺,在当地算是有活 钱的。1998年,他与人一起来到北京,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合适的活儿,后索性回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 成本太高,担负不起”。通常,农民工外出身上只带300元,一个月不到,所花路费与房租(与七八人合租)再加上 伙食费用超出预期,遂只好“保存实力”,回乡另图良策。 C:没有孩子读书负担,孩子已经外出打工可以接济家 里的; 村长有个哥哥,早年丧偶,与二子相依为命,有两件事 能印证他们的苦难生活。一是这两个孩子当年过冬时至少有一个是露膝盖的;另一件事是某年农业欠收,一家“三条 光棍几个月没有油吃”。如今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分别在湛江和深圳打工。过年时都未回家,村长的哥哥说, 等开春了,要去和他们团聚团聚。 D:下岗后到乡村廉价度日的; 主要是女性,曾经不属乡下。她们从前的生产生活都是 城里人的方式,但现在她们已经失去工作,没有生产就无 所谓城里乡下,而生活已经和乡下人一样,打麻将,吵嘴 ,甚至有些也蹲在墙角吃饭。S村的村民把她们当作乡下 人。 E:年老体衰及身患疾病的; 在农村,通常六十多岁仍在干农活不是什么稀罕事,但 他们显然不适合到城里打工,他们进城主要是因为在城里生活的儿女的邀请,照顾小孩或安享晚年;在乡村,由于 现在人口流动频繁,尤其是传染疾病已呈上升趋势。许多乙肝患者与病毒携带者明显增多,这些人通常不外出打工 。但也有因为无钱治病而外出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年前在北京打工染上乙肝,后回乡治疗,农场也为 此搞了捐款,但未痊愈。2001年去浙江打工,月入1500左右。2002年旧病复发,便会回乡治病一个月,理由是乡下 治病便宜。春节间病情已经稳定,后奔赴浙江,重新上岗 。 F:有其他收入的; 包括上述的猎户、村干部、小学教员、农村雇佣阶层, 小商贩……其中农村雇佣阶层是个新的阶层,已经除了泥 瓦匠、木工外,还形成了一支帮人种地的特殊队伍,从帮 忙走向雇佣,从人情走向经济。 扬汤止沸的减负号角 2001年9月,该县发生特大蘑菇中毒致死事件,笔者曾 对此进行了采访,经过了S村。 对于农民的生计问题,S村的农民们是这样说的:一亩地 大概收700斤谷子。现在国家对稻谷的收购价是50公斤42 元左右,即一亩地能创造的价值是7X42=294元。在这294 元中,所要除去的成本包括尿素、复合肥、氯化钾、农药等投资,约100元。即一亩田的实际利润为194元。这里人 均一亩四分田左右,以农村一家四口算,一家拥有水田1.4 ×4=5.6亩,其中三分之一能种下二季。此外每亩还需上 交农业税、村提留与乡统筹等,当地农民自己说,本地的税收与提留较其他地方要低得多,大概每亩地需缴纳45元 左右(有些收成稍好的地方,上缴的费用达到了每亩两百元)。也就是说,一年忙到头,农民从地里刨回家的钱只 有5.6×(194-45)×(100+33)%=1109.75元。而一个孩子上小学的年费用就超过了600元。显然这笔钱不足以同 时支撑两个小孩上小学,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可想而知。 事实上,关于赋税问题,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 十五年》中也有叙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问题,捐税并非症结所在,更多的是在于他们的遭遇的谷贱之伤(及其导 致的零盈利与负增长),而欧洲等许多高福利国家缴税并非不重,但他们在交完高税后,仍有高盈余,满足他们汽 车洋房的消费。 关于农民负担的问题,笔者和许多农民有过交谈,大体的说法是上面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的确是好的,但下面对 策更好,有的地方甚至还加重农民负担。这些农民也坦陈,其实他们并不怕国家要求上交多少税费,关键是现在的 农副产品不值钱。因为以现在的这个收入基数,即使国家将农民的负担削减为零,也不足以让他们养家糊口,支付 儿女昂贵的读书费用。S村的农民所说更是一语中的,其实漫说是国家把那点负减为零,即使国家把同等的钱补贴 给农民,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更糟糕的是,许多地方的粮食根本卖不出去,为了能把 几百元的粮食卖给国家,农民会在离家一、二十里的地方熬上四、五天。据S村的村民说,在地方粮站,常有农民 为卖粮大打出手。在附近甚至出现农民因为卖粮给摔死了的事情。丰收也似累赘,于是,许多年轻健壮的农民只好 一走了之。 明天的地谁来种?中国农业有没有危险? 内虚与动荡 十几年前,农经权威人士杜润生先生就指出,8亿人给2 亿人搞饭吃的局面不改观,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2000 年5月的《读书》杂志刊登了社会学家陆学艺先生的《走出 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该文指出我国目前正害着城乡综合症,三农问题严重的拖了工业发展的后腿。连年来 ,我国经济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物价连 续下跌,通货紧缩。 虽然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降低存款利息,增发 职工工资级别,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以求扩大内需,启动经济,但效果总是不显著。究其原因,就是农民的内虚没 有解决。从1996年以来,虽然农业连年丰收,但农民的收入连年下降,从1996年冬季以后,粮棉等农产品就出现了 卖难,价格下降。其后农村的购买力逐年下降,农村市场不但没有开拓,反而逐年萎缩,使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失去 了基础,到了1999年,几乎所有的农产品的出卖都成了问题。2001年,中国家电业传出即将崩盘的危言,而在笔者 走访S村时发现,村民们竟然没有购置一台彩电,更别说冰箱、洗衣机、微波炉、VCD机等其他消费品。他们的 家电,仍只有实行包产到户不久后买的黑白电视机。一方面,城市消费饱和,另一方面,农村工业品消费停滞不前 。在S村及笔者走访的周围的几个村庄,农民们大多都会怀念1997年之前的“黄金时代”,那时的农副产品价格能给 农民带来丰收和喜悦。在1995年,粮价每100斤能卖到70- 80元(现在为40元)。彩电农民并非不想要,只是没钱买 。盖房与供孩子读书,让大多数农民负债累累。 李昌平在日前接受北京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也呼吁,如果 农民问题解决不好,“我们的市场经济就没有出路。在很多地方,农民几乎没有现金收入,没有消费能力。我们经常 说,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而70%的农民如果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我们的经济怎么发展呢? 如果农民子弟不能得到良好教育,生活没有保障不是很可 怕的事情吗?” 如今,许多十六、七岁的小孩被迫中断学业,他们中绝 大多数远走北京、江浙、广东等城市找饭吃。村落里变得冷冷清清,田野里疯长的杂草见证了这些农民远走他乡的 城市化梦想。无疑,在生存(养家糊口)与发展(小孩上学)的天平上,更多的农民宁愿或只能选择前者。一方面 ,他们可能会成为新鲜血液,为中国的现代化补给营养,另一方面,如果长期漂浮,衣食无着,也会成为“血栓”, 造成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后记 新中国的现代化,不外乎一部对农民的压榨史。如果说 我们的社会结构是个金字塔,农民则是金字塔底深埋于泥土的部分,多少个世纪过去,阳光却总也照不进去。透过 S村的点滴,我们看到一些农民的日常生活,一些淡漠了时间、痛苦与侮辱的心灵。他们五十年的挣扎,尚可说是 中国乡村生活中幸运的一群。五十年来,我们的城乡是两国,那些进城的农民,不过是在国家政治彻底破灭后,涌 向另一个国的难民而已。 人世间没有莫名的哀伤,所有的泪水都会有原因。今天 ,我已经决定不再流泪,因为泪水再多,也是拼不过几亿中国农民的。倘使泪水有用,农民何以沦落到今天?我因 此淡化了心中的一切痛苦,来记录自生自灭于中国大地的父老乡亲。透过乡村这些琐碎的生活,人世间最大的不公 与恶毒,吾民逆境求生的朴素信仰,诸君大概也窥见了些 吧。
中国最小的村庄在那?
中国最大的村庄是那里
一个小村庄的故事案例
关于中国村庄调查
关于以前的一个动画片,好像是一个村庄里,有几个小孩...小樱桃,小洋葱,小花生等等
在中国那个村庄最大?
在中国,哪个村庄最大?
中国一共有多少村庄
找河南一个村庄,和邢崖谐音的地方
关于村庄的诗
一个人的村庄
希望里面"村庄里的宠物管理员"在哪个城镇?
希望里面"村庄里的宠物管理员"在哪个城镇?
小村庄是谁写的??
楠溪江芙蓉村庄的图片
为什么河北的村庄有的一个村子屋顶都是平顶的,有的村子全是坡顶的?
野菜部落里雪花村庄怎么走
独自一个人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庄并没有让他感到寂寞
陕西兴平县桑镇有一个全村都姓焦的村庄,叫什么名字?
请问离涡阳县的高炉酒厂附近有没有一个村庄,叫小韩庄.
“炊烟袅袅在远方...不知那个小姑年还在村庄里歌唱....”的歌名?,提示:1986年春晚,张德兰唱
这是一首什么歌? 只记得开头的歌词:“我的家在太行山下的一个小村庄……”
《记忆的小村庄》的歌曲出处`?
刘程亮的《一个人的村庄》哪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