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杀传奇孙策臣服:千古诗圣杜甫

杜甫和李白
李白和杜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诗人。
李白是那个用生命来追寻浪漫的李白，是那个迎风立于船头，狂笑高呼“我本楚狂人”的李白，是那个对天长吟“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李白。他天马行空，他豪放飘逸，他傲岸不羁，他用众人不能理解的方式来追求属于自己的自由。他澎湃的激情，他飞扬的神采有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让人不自觉地被吸引，被感染，被打动。
杜甫，是那个诗录历史的杜甫，是那个“宁苦身以利人”的杜甫，是那个道尽人间悲欢离合的杜甫。他感时忧国，他绪密思深，他沉郁顿挫。他用诗冶炼苦难，他用诗书写血泪，他用诗将现实展现在人们眼前。
杜甫和李白的殊途，其源于儒、道的殊途。儒家、道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最为重要的两种思想，千百年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孔孟用“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人伦关系以及条条框框的做人原则为文人走向圣人之路铺好了砖石，追求的最终理想是“修治齐平”。老庄则剖析宇宙间自然万物的深层奥义，追求人与宇宙的契合无间，人与“道”的和谐统一，为文人走向仙人之路架好了云梯，探寻的是乌托邦般的“无为而治”。儒和道代表了中国文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深沉凝重，后者率性恣肆，分别造就了诗圣杜甫和诗仙李白。重道的李白和崇儒的杜甫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时代选择激情，历史选择深刻”，李白为时代所选，杜甫为历史所选。很难有标准来衡量两者之间的优劣高下，同样也没有标准来评判儒道两种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哪个更加深远，它们两者只是不同，这种不同造就的是两个同样伟大的诗人。
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深深地伸向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思想和感情的代表。
李白和杜甫的伟大皆在于此。李白的诗中，狂放、抑郁、希望、失望相互交织、冲突，他的狂笑长吟中笑出了吟出了他“大济苍生”、“海县清一”的抱负和人们无力笑出吟出的血泪。杜甫的诗中，理想、现实、黑暗、光明、愤慨、伤怀相互结合碰撞，他的记实之笔道出了他推己及人的兼济之心，压缩凝结了大众无力承载的苦难。他们是时代的歌者，是精神的创作者，是不朽的缔造者。他们的痛苦和幸福是社会和历史的痛苦和幸福，他们代表了社会、时代、人类的感情和思想。
李白曾叹“古来圣贤皆寂寞”，然而他其实并不寂寞。李白和杜甫在精神层面上达到了殊途同归的大同境界。尽管他们走的路并不相同，但他们同样怀着崇高的理想、执著的追求，以自己各自的方式不懈地奋斗着。
李白和杜甫的大同也是孔孟与老庄的大同，是儒道的大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追求真理、探究人生奥义的精神上的大同。
作为一个浑涵汪茫、千汇万状的诗人，杜诗的风格除“沉郁顿挫”之外，诸如清新、秀丽、明快、俊逸等等无不兼备。王安石曾说：“（李）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至，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杜）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蕴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公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六引）这段话非常形象地说明了杜诗风格的多样性。像其中所说的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绵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都在杜甫的诗中有所表现。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是一位富有创造性的诗人。比较而言，李白的诗天然涌发、飘逸而不可摹仿；杜甫的诗则千锤百炼、苦心经营，可以为人典则。就这一点来说，杜诗对后人的影响比李白要大。
杜甫的诗歌类型众多、风格也富于变化。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杜甫的诗歌应用范围极广。他不仅用诗歌来叙事抒情，还用来写人物传记和自传、书信、游记、政论、诗文评，几乎无所不能。不过这也带来部分诗歌偏向于理性化的问题。
二是杜甫对前代诗歌的态度比较宽容，主张“转益多师”而不轻易否定。比如对南朝诗，杜甫虽亦有所批评，但却不曾像李白那样大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之一）。他对庾信、何逊、阴铿等众多六朝作家，都能诚心地肯定和汲取其长处，从而丰富了自身的创作。这一点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曾强调地指出。
杜甫善于运用各种诗歌体式。他的五、七言律诗和五、七言古体诗，在唐代都是第一流的。七言绝句虽不如李白、王昌龄那样杰出，但也有自成一家的特色。只有五绝，数量较少，成就亦稍为逊色。在杜甫的诗歌中，有几种类型特别具有独创性，也最能够代表他对中国诗史的贡献，我们分别加以介绍。
一类是用五言古体形式写成的自叙性的诗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这类诗大都篇幅较长，往往是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体，能够表达相当复杂的内容。如《北征》诗长达七百字，叙述作者自凤翔至鄜州探家的一路经历和所见所思，沿途的景物、战乱的疮痕、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遭遇的感慨、与家人重聚的情形等多方面内容交织在一起，情绪起伏变化，充分表现了杜甫当时复杂的心理。这类诗是从辞赋体变化而来的，带有明显的散文成份。宋代诗歌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显然受到杜甫这一类作品的影响。但在杜甫诗中由于感情浓郁厚重，仍有足够的力量支撑如此长篇，而不致失去诗的特性。
一类是以《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为代表的既有七言古体、又有五言古体的叙事诗。这一类诗实际是古代乐府民歌的流变，但杜甫打破惯例，不用乐府古题而“即事名篇”（根据所叙事实命名），这样就更能够反映现实，更富于生活气息。这一创造，直接导引了中唐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新乐府”运动。从叙事艺术来看，这些诗善于描绘人物形象，尤其是运用对话来表现人物个性，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再有一类是七律。杜甫在这方面的成就，对中国诗歌艺术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杜甫以前，七律多用于宫廷应制唱和，这类诗内容贫乏，其语言亦平缓无力，而在这以外，佳作也为数不多。到了杜甫，不但在声律上把七律推向成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展了这一诗歌形式所蕴涵的可能性。七律同五律一样，是固定的诗型。但杜甫利用它比五律稍大的篇幅，使之能包含相当大的容量；在语言节奏方面，虽然七律每句只比五律多二字，但经过杜甫的精心调节，却可以产生多种多样的变化。于是，七律成为一种既工丽严整，又开合动荡，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的诗型。试看他的名作《秋兴八首》之一：
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诗写巫峡的秋声秋色，美丽而萧瑟，壮阔而阴郁，以此衬托出孤独的诗人形象。整首诗既有力度，又非常精致，给人以丰富的感受。而有时候，杜甫为了追求特殊的效果，又把古体诗的句式、音调锤进律诗，人们称之为“拗律”。如《白帝城最高楼》：
城尖径仄旌旆愁，独立缥缈之飞楼。峡坼云霾龙虎卧，江清日抱鼋鼍游。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流。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
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在第五字“者”处形成很强的停顿，然后引出悲怆而有力的末句。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句尾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这种借声调和句法的拗折来抒发某种特殊情绪的手段，后来在宋诗人黄庭坚那里被广泛运用。
杜甫对于诗歌的语言非常重视，他毫不隐讳地宣称：“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的努力，也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以说，杜甫把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的表现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杜诗语言的功力，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句式、词汇并不特别，但由于写得准确有力，而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如《羌村》中“妻孥怪我在”，读起来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它刻画出妻子见丈夫仍在人世、刹那间竟感到奇怪的神情，成为惊心动魄的一笔。又如《江亭王阆州筵饯钱遂州》中“老畏歌声断，愁随舞曲长”，也不是很特别的句子，却很充分地写出了诗人观赏歌舞时潦倒愁闷的心情。另一种情况就是用不寻常的语言和修辞手法，造成新鲜的、能够激活读者心理感受的形象。譬如杜甫的写景诗句，常把表示色彩的字放在开头，然后用一个动词引入实物，像“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等。这样写来，既醒目又能表现出情感的流动。古人炼字，有“诗眼”之说，即一句诗中有一个字特别警醒，使全句皆活。杜甫这方面的长处尤其为人钦服，赞为一字之下，后人无法更易。像“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二十判官》）的“乱”和“悬”，“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书怀》）的“垂”与“涌”，“万姓疮痍合，群山嗜欲肥”（《送卢十四弟侍御护韦尚书灵榇归上都二十四韵》）的“合”与“肥”等，不胜枚举。至若《秋兴》中“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动词“开”和“系”都关联两项事物，更是精巧绝伦。
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者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进雕赋表》）。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形成这种特点的根本原因，是杜甫诗歌所要表达的人生情感非常强烈，而同时这种情感又受到理性的节制。他的思虑常常很复杂、心情常常很矛盾，所以他需要找到恰当和适度的表达方法。这样，使得诗中的情感之流成为有力度而受控制的涌动。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清代叶燮《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这样说，不无夸张之处，但杜甫善于总结前人经验和善于创造，而开启了后代众多诗家、诗派，却是无疑的事实。
和杜甫同时、作品也注重反映社会情况的诗人是元结。但他的文学成就远不能与杜甫相比，他对诗的看法也很有些偏颇。在这里我们对他作一简单的介绍。
元结（719—772）字次山，洛阳（今属河南）人，天宝十二载（753）进士，曾任山南东道节度参谋、道州刺史。有《元次山文集》。乾元三年（760），元结在他所编的《箧中集》前写了一篇序，尖锐批评了当时诗人在内容上“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堂”，在形式上“拘限声病，喜尚形似”，要求诗歌归于“雅正”；过了五年，在《刘侍御月夜宴会诗序》中他又感慨道：
文章道丧盖久矣！时之作者，烦杂过多，歌儿舞女，且相喜爱，系之风雅，谁道是邪？
那么，他所谓的“雅正”是什么呢？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能“救时劝俗”（《文编序》），能使“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序》），“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换句话说，就是首先要把诗歌当成政治奏疏、劝世文、国策文论来写而不是当作艺术作品来写。虽然这种文学观念的提出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需要，但是他把文学的实用功能强调到极端，不仅轻视了文学的独立价值，而且会造成忽略诗歌语言、形象、韵律等艺术要素的缺陷，在他所选《箧中集》的二十四首诗歌中就有这种倾向，在元结本人的诗歌创作中也有这种倾向。
《舂陵行》、《贼退示官吏》是元结的两首代表作。《舂陵行》描写道州经过兵乱后衰败破敝的景象，记述百姓“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并表示自己宁可接受上司处责，也不忍心再在这些处境艰辛的人民身上搜括钱粮；《贼退示官吏》则劝告道州官吏，“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不要再在这些百姓身上横征暴敛，并以诘难的口吻写道：“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在这两首诗里，显示了元结同情百姓的人格，所以杜甫也称赞他“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并感叹说：“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同元使君舂陵行》）
但包括这两首诗在内，元结诗歌在艺术上是粗糙的。因为在他看来，诗的社会功能高于一切，只要表达了合适的内容，诗就达到了自身的目的。因此，他的诗语言显得草率，似乎没怎么仔细斟酌。像《宿洄溪翁宅》的“吾羡老翁居处幽，吾爱老翁无所求。时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与党侍御》的“今将问茂宗，茂宗欲何辞。若云吾无心，此来复何为”，以及《瀼溪邻里》、《喻瀼溪乡旧游》等，都缺乏节奏感和精美的形象，质木无文，像押韵的散文而不像诗。倒是一些仿民歌，如《欸乃曲五首》等，还饶有情趣、俗而不鄙。举其二为例：
湘江二月春水平，满月和风宜夜行。唱桡欲过平阳戍，守吏相呼问姓名。 元结这种极力强调诗歌在政治上的实用功能的理论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太大的注意，但它确实代表了一种动向。后来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理论，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的。
（《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杜甫：一座雄立东方的诗碑
 
 
 
马立斌
杜甫：一座雄立于东方的伟大诗碑
杜甫的诗歌一向以雄浑顿阔的风格著称，中国千年诗坛上还没有一个人能以如此的大气磅礴、深沉博爱和他平起平坐。李白虽然飘逸脱俗、高高在上，但没有杜甫的博爱。苏轼虽然才华横溢，激情豪放，但没有杜甫的深沉。
我每每读起杜甫的诗，不仅被他那炉火纯青的诗歌才华所服膺，更被他那颗崇高、善良的灵魂深深地打动了，有时竟为他的怀才不遇感到愤愤不平，有时为他那多蹇的命运感到深深的同情，更为他那种虽九死而不悔的执着振臂高呼，激情澎湃。
有时我不禁地问：杜甫既然得不到狗皇帝的信任，那就算了，干脆学李白那样，不做官了，过着“散发弄扁舟”的隐士生活，倒也落着个清净闲适。况且他还可以凭借着年轻时的盛名为自己捞点好处颐养天年是不成问题的。他早年的结交多是一些政治、文坛上的大腕人物，再加上他那显赫的家族史，足以使他有条件过着处尊忘忧的贵族生活。然而他却“笨”得很，偏偏不走这条路，他好象天生就像耶酥、释珈磨尼那样为拯救苍生甘愿承担痛苦，他很自觉地走上了那条承担痛苦的不归之路。在漫长的旅途中，他经历了凄惨的战乱，刻骨铭心的骨肉分离，极度恐慌的大逃难，亲朋好友的分离聚散，疾病的折磨，他亲眼看到了战乱给天下苍生带来的深重的苦难，看到了他所誓死效忠的唐王朝一天天地走向自我毁灭，看到了自己这一生注定难酬壮志的悲惨人生。
总之，人世间所有最悲惨的事情他都经历过，尝试过，品尝过，吞咽过。这么多的苦难岂非常人所能包容呢？然而杜甫的伟大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的博爱容忍了这些凄风苦雨、装下了那么多的人间悲苦，然后用他最深沉的声音唱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人们至今还被这个崇高的灵魂所吸引着、感动着。“诗圣”这个响当当的荣誉称号，他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舍他还有谁能够负得起这个沉重的称号呢？
杜甫的诗歌多采用境界开阔的意象，他总是从大处落笔，或如燕赵之士慷慨悲歌，易水送寒，或如北方游牧少年策马奔腾，谈笑风生，或如才气纵横、壮志满怀的志士目极八荒，壮志凌云，或如不可一世的魏武曹操包举宇宙，囊括乾坤，或如英雄暮年虽年老，仍强打万丈豪情，其勇绝不输少年时代的血气方刚。十四五岁的杜甫气概就与众不同，有诗为证：
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试问除了杜甫，谁又能年纪轻轻就写出这样睥睨八极，霸气十足的诗来呢？即使有也是强装出来的，让人一看就知道底气不足。而杜甫确实是有资本的，他的狂是天然的。少年杜甫，从七八岁起一直到弱冠，都是在枯燥的书斋里度过的。他少了与外界的接触，同时也少了很多世俗味，书斋虽小，但他的世界却很丰富。可以说，书斋是个没有时春夏秋冬，寒暑交替的永恒世界，杜二在这里看到了永恒，沿着上下五千年的绳索，他看到了屈原、贾宜、诸葛亮，还有庾开府、何逊、谢灵运等，更使他感到骄傲的是他在史书上看到了他那文治武功都赫赫有名的十三世祖杜预，还有他的祖父杜审言——初唐大名鼎鼎的宰相，“文章当得屈宋做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如此显赫的家族史，怎能不让他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呢？所以当前辈诗坛领袖催尚、魏启心称赞他的文章可压倒杨雄、班固时，他也默认了，他当之无愧的。这种高高在上的精英意识很自然地溶入到他的诗歌里，他在诗的国度里，他就像一位天神，鸟瞰着人间的一切，他不仅熟悉这个世界的过去，更清楚如何构建世界的未来。
他是他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天才。二十岁的子美带着匡扶社稷的志向，远离家乡，游历四方，寻求功名。二十四岁的子美登临巍峨挺拔、突兀而起的泰山，就雄心四起，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看来，他这次的出游，是铁了心要干番轰轰烈烈、名垂青史的大事，而且是那么的有信心。这段时期，杜二的诗歌明显有一种建安风骨，积极进取，信心十足。这一时期的诗歌多数是写快马、苍鹰之类让他意气奋发的动物，如“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
然而，自古英雄磨难多，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受到了他根本没有预料到的冷落和打击。二十四岁的子美在洛阳考功名落第了。虽然，他并没有因此自卑，因为他知道那些考上去的士子他们的小脚文章哪能和自己比呢，但是他确实失去了一次难能可贵的为官的好机会，毕竟他也是个没落的贵族士子，没有皇亲国戚的提拔，也没有得到达官显贵的重视，子美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最好的办法还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这是没有办法的，谁叫他生活在科举盛行的唐朝呢？然而他对科举实在很不屑，同时，狭小的科举场也容不下子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让一般士子看了就汗颜的天才。杜甫毫不犹豫的放弃洛阳的功名，直奔他日夜盼望的长安城，希望在那里能够像历史上的诸葛亮一样，得到唐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可是英雄的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他在长安的十年，不仅没有捞到半点功名，而且还寄人篱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生活。最后他的自尊受不了，不得不离开他曾经神往的长安城，开始漂泊四海，浪迹江湖。
他的这次出游，是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最后十年，在这十年里，那些达官显贵，尤其是那群皇亲国戚都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昏庸无能的玄宗宠信杨贵妃，荒淫糜烂，耽于政事；那奸相杨国忠、李林甫搬弄是非，淆乱朝纲，杀害忠良，几乎葬送了李唐天下；北边的野心家安禄山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改朝换代。还有西边的吐蕃、回纥也在虎视眈眈。这一切，亡国的征兆，杜甫看在眼里，痛在心上。有爱才有恨，有热爱才有憎恨。对于唐玄宗的荒淫误国，杜甫是毫不留情面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醒世警言写的如此的露骨、如此的激愤，如果他对天下苍生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怜悯之心，如果他对李唐天下缺乏强烈的责任感，他能如此激愤、忧虑、大胆吗？“诗圣”这顶帽子，只有他一个人才能戴的起！除了他，谁都没资格，谁都戴不起！
公元756 年，唐王朝终于在它长期埋下祸根、国家积贫积弱的形势下爆发了一场导致它从此走向衰落的内乱。俗话说：“乱世出英雄。”、“乱世识忠良。”杜甫原本就有管乐之才干，苏武之忠节，像他这样的奇能异士不在乱世建立奇功伟业，那真是历史的悲哀。事实证明唐王朝确实病入膏肓，无药可救。唐肃宗虽有力挽狂澜、王朝中兴的决心，然而终究能力有限，再加上是非不分，听信谗言，任用小人，排挤忠良，杜甫也在这些不必要的权力斗争中丧失了报效国家、中兴唐朝的机会，而且彻彻底底地丧失了，从此历史上就少了一位中兴名臣，添了一位悲情诗人。或许历史就是因为有了像屈原和杜甫这类为了追求光明理想，虽九死而不悔的仁人志士才显现出他它的伟大，它的光辉，它的魅力。杜甫那发自肺腑的诗歌，总是刺激着人类那根善良博爱的神经，读来不禁潸然泪下。那首〈登高〉至今还在后人的耳边荡气回肠。
风急天高鸟飞回，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做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我特地要提一下历史上的一位伟人，是他，只有他可以牵动杜甫那根独特的神经，人们可以通过看他的一生就能想象杜甫如果被皇帝重用将会是什么样子，他就是“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的诸葛亮。杜甫对诸葛亮的崇拜简直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有诗为证：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一种崇敬之情流于诗表，杜甫还有很多诗歌都是颂扬诸葛亮其人其事，杜甫一生都在效仿诸葛亮，对自己的报国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江汉〉写于他逝世前两年，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公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尤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何必取长途。
这首诗是杜甫一生的漂泊史、血泪史，读罢掩卷，不忍再想象下去了。
在杜甫后半辈子流浪的生涯中，那些弃妇、少年得志但晚年魄的故友总是拉动着杜甫那根敏感酸苦的心弦，他对这些人实在太敏感了，他每遇到这样的人，他总是要吟诗挽唱。〈佳人〉写的凄切哀婉，如果没有倾注了他自己感时不遇的悲愤之情，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岁暮将终，壮志仍未伸展的杜甫在落花时节遇到了当年红顶一时，如今却穷困潦倒的著名歌手李龟年，他再忍不住了，他不发牢骚怎么行呢？。还有一代名画师曹霸、一代大文豪郑虔、还有他的莫逆李白、高适，这些好友相继落魄不得志，一个个先他而逝，给他的精神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使得他的晚年遭受了人世间最大的悲哀，“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在经历了风雨飘零、尝透了人间种种苦难的一生后发出的最惨痛的嘶喊，这声音犹如杜鹃啼血，嘶哑而深沉。这歌声震动了那个黑暗时代的每个角落，这歌声浸入到每个炎黄之孙的心灵里面。这歌声穿洋过海，传到了世界七大洲，；陶移着大洋彼岸的人们的情操。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那段历史的不幸给造就了杜甫的不幸，然而杜甫的不幸却光辉灿烂了那一段历史，使后世看到，那个时代除了血泪、卑污之外，还有崇高和光明，这就是我读杜甫诗最大的心灵收获。
 
 
 
杜甫的律诗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律诗在杜诗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杜甫写时事的诗，多是古体，因古体便于叙事。他在古体上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他的律诗，在诗歌艺术上的成就却更为辉煌。
杜甫律诗的成就，首先在于扩大了律诗的表现范围。他不仅以律诗写应酬、咏怀、羁旅、宴游，以及写山水，而且用律诗写时事。以古体写时事，较少受限制，杜甫多数写时事的诗都是古体；用律诗写时事，字数和格律都受限制，难度更大，而杜甫却能运用自如。他这部分写时事的律诗，较少叙述而较多抒情与议论，如《秋笛》、《即事》（“闻道花门破”）、《王命》、《征夫》等。为扩大律诗的表现力，他以组诗的形式，表现一些较难表现、较宽泛的内容，五律和七律都有这样的组诗。五律中的《秦州杂诗二十首》是一例。浦起龙已指出这是组诗。２０首集中地表现了他在秦州时的心境。写于客居夔州时的《洞房》、《宿昔》、《能画》、《斗鸡》、《历历》、《洛阳》、《骊山》、《提封》，虽未标出总题目，但就内容言，实是组诗。《洞房》为八诗缘起：
洞房环珮冷，玉殿起秋风。秦地应新月，龙池满旧宫。系舟今夜远，清漏往时同。万里黄山北，园陵白露中。
由系舟峡江，因秋夜景色而引发对宫掖凄凉的联想。由今日宫掖之凄凉，而忆及往日宫中行乐之种种情形，于是有《宿昔》、《能画》、《斗鸡》诸篇，极写当年宫中之行乐。第五首《历历》是转折，由安史乱前转向乱后：“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第六首《洛阳》写洛阳陷落，叛军进逼长安，玄宗出走。第七首《骊山》写骊山已无复昔日繁华，寂寞凄凉，不胜今昔之感。第八首《提封》为总结，反思、议论：
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借问悬车守，何如俭德临。时征俊乂入，莫虑犬羊侵。愿戒兵犹火，恩加四海深。希望皇帝能行俭德，用贤人，戒兵火，加恩四海，则世事尚有可为。八首诗前后照应，情思脉络连贯，而表现的范围是一首律诗难以表达的。
杜甫以律诗写组诗最为成功的，是七律，如《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特别是《秋兴八首》，可以说是杜甫律诗中的登峰造极之作。这组诗写于滞留夔州时期。此时安史之乱虽已结束，而外族入侵，藩镇叛乱，战争仍然不断。挚友已先后离开人世，诗人自己仍飘泊沧江，且疾病缠身。山城秋色，引发他的故园之思和对于京华岁月的怀念，回顾一生，感悟哲理。八首诗就是在这一思想脉络上展开，一层深入一层。第一首：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江峡秋色牵动滞留夔府孤城的寂寞心绪，也牵动故园之思。由丛菊两开引发留夔两载的辛酸岁月的感慨，引发对于故园的思念。正沉浸于回忆与思念之中，忽又为白帝城的四处砧声所惊断，于是有第二首。第二首又从现实开始，进入感慨与回忆：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从落日啼猿、孤城怅望中产生的身世飘零之感，引发对于往日曾叩近侍的回忆，又是感慨万千。正沉浸在回忆与感慨里，忽又被山城悲笳惊醒，回到现实中来。时光流逝，已经月上中天，叹时光而伤沦落，于是有第三首：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这一首从时光流逝叹抱负落空，引发对于朝廷用非其人的不满，于是有第四首：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这一首是对于国家命运的忧念。意谓政局变更，边境战火不断，国家前途可忧，而自己穷老荒江，无法报国，空有忧思而已。后四首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着忆往昔、感盛衰、伤沦落、叹身世。这八首诗要表现的是一种深沉复杂的感情，交错着感慨、回忆、思念与对于时局的看法。要用一首诗来把这些复杂的、低徊不尽的感情表达出来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不容易表现得淋漓尽致，而用组诗则可以做到这一点。以律诗写组诗，极大地扩大了律诗的表现力，这是杜甫在律诗发展史上的贡献。
杜甫把律诗写得纵横恣肆，极尽变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声律的束缚，对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对仗的痕迹。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读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全诗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用“忽传”、“初闻”、 “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表达的方式，仿佛散文一般，感慨流畅，连贯性、整体感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他在寓居夔州以后所作诗，这方面的成就，更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这样的一首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风急、猿啸、鸟飞、木落，伴以滚滚而来的江水，整个境界卷入到急速的流动之中。然后是一声深深的叹息。他用了那么多在动作上相互连贯性极强的动词，造成全诗的流动感和整体感，使人读来有一气流转之感。但细究起来，全诗在声律句式上，又有极精密的考究。八句皆对，首联句中也对。严整的对仗被形象的流动感掩盖起来了，严密变得疏畅。首联上句第一字仄声换成平声，下句第一字平声换成仄声，一开始便用轻重的变化增加了两个节奏。“猿啸”处本应是二仄声，他为了使“天高”与猿声连着表现一种高扬凌厉的情调，用了一个平声字 “猿”，三个平声连续上扬，“啸”仄下沉，两头均有一个急速的起伏，最后一个“哀”字，扬而不返。这首句在通过平仄的精心安排来表现声象上，真是精彩极了。
杜甫律诗的最高成就，可以说就是在把这种体式写得浑融流转，无迹可寻，写来若不经意，使人忘其为律诗。如《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此外更何求。
以亲切随便的语气说出，不露对仗与声律安排的痕迹。《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上四句用流水对，把春雨神韵一气写下，无声无息不期然而来，末联写一种骤然回首的惊喜，格律严谨而浑然一体。《旅夜书怀》也是这类千古传诵的名篇。
杜甫自己说：“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呈路十九曹长》）又说：“老去诗篇浑漫与。”（《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正是他对律诗的主要追求。 “诗律细”不仅在于声律的精心安排，也在于从严谨中求变化，变化莫测而不离规矩。有时他为了表达某种感情的需要而写拗体，晚年七律拗体更多。这种拗体与七律初期出现的某些不合律现象是不同的，它是成熟之后的通变，表现为变化中的完整。
杜甫律诗的又一成就，在于他炼字炼句上的成功。精于用字，刻划细微，在他的古体中有同样表现，而以律诗的表现最为精彩。他炼字，用力之处在表现神情韵味。刘熙载说“少陵炼神”，就是指这一点。他的用字，常常达到一字之下，他人难以更改的地步。他善于用动词使诗句活起来，用副词使诗疏畅而富于转折，特别是“自”字，他实在是用得好极了。他还善于用颜色字以强化某种情感色彩，用叠字以创造氛围，，用双声叠韵以使诗的声调更加和谐悦耳，用俗字口语使诗读来更加亲切。炼字，是他的自觉追求。他说过：“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用很大的精力在炼字上的。
（《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
 
 
杜甫的“眼泪”为谁流
 
长沙市雅礼中学 徐昌
刘鹗有言：“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似乎杜甫的泪腺特别发达，感情特别丰富，灵性特别富有，心灵特别敏感，境界特别阔大，正义感、责任感也特别强烈。随便翻阅杜诗，都可以读出大把大把的泪水来：杜甫为自己壮志未酬、报国无门而哭，为百姓颠沛流离、家破人亡而哭，为国家烽烟四起、兵革不断而哭，为英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哭，为壮士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而哭……他的泪水是滔滔雄波滚滚岩浆，一滴滴都是沥血大爱，一声声都是冲霄大恨，不哭则已，一哭，往往成为虎吼龙吟，感天动地的绝唱！
一哭百姓生死离别、鸡狗不如的兵役之苦，控诉统治者穷兵黩武，苛政毒民的累累罪恶。读杜甫的《兵车行》，我永远也忘不了三个令人撕心裂肺的场面。其一是开头写惊天动地的人哭：“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诗人笔下，灰尘弥漫，兵车隆隆，战马萧萧，人流如织，令人目眩；耶娘妻子，奔走相送，捶胸顿足，嚎啕大哭，震耳欲聋！如此人哭马嘶、烟尘滚滚的巨幅送别图，给人以视听感受上的强烈冲击，集中展示了万千家庭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骇人听闻，触目惊心！其二是结尾写悲惨哀怨的鬼泣：“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青海边，古战场。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冷寂阴森、鬼哭狼嚎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首尾两个场景，遥相呼应，浑然一体。一写生离，“牵衣顿足拦道哭”，眷恋不舍，悲愤绝望，一哭铸成冲天恨！一写死别，“新鬼烦冤旧鬼头”，怨声载道，天地动容，一哭吐露血海仇！其三是中间惊心动魄的荒村：“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芜，荆棘横生，满目凋残。唐王朝开疆拓土，穷兵黩武，破坏了农业生产，扰乱了农民的安定生活，造成了广大农村地广人稀，十室九空，生灵涂炭，无以为生的悲惨局面。三个场面，写人哭马嘶，人诉鬼怨，凄凄惨惨，悲悲戚戚，倾注了诗人的悲悯情怀，控诉了统治者的滔天大罪。
二哭百姓一贫如洗、哀哀无助的生存之苦，控诉统治者横征暴敛，敲骨吸髓的狼子野心。杜甫的《白帝》描写了战后农村的荒凉破败、哭声遍野的凄惨景象，后面四句是这样写的：“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荒郊野外，逸马遛达，人烟稀少；千家万户，十室九空，满目疮痍。孤苦无依的寡妇，以泪洗面，哀哀无告，她的丈夫或许死于战乱，然而官府对她家也决不放过，搜刮尽净，残忍至极！秋天的原野上传来阵阵哭声，却辨不清哪个村庄哪户人家有人在哭泣。这四句诗文由点及面，写不辨东西、无处不在的哭声，写游荡无主、孤独落寞的逸马，实际上烘托出连绵战乱给农村带来的萧条和冷清，悲哀和苍凉。杜甫的另一首诗《又呈吴郎》则以恻隐之心体察黎民苍生的战乱之苦。写一个扑枣老妪，无食无儿，无以为生，只好扑枣度日。生存之艰难尴尬令人心酸！然而，诗人的亲戚吴郎却不恤人情，不察人意，对这位哀哀无助的老妇冷眼相待，百般刁难，孤苦伶仃的老妪向诗人诉苦，官吏们的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已使她一贫如洗，度日艰难。杜甫怜悯这位扑枣老妪的痛苦，也责怪自己亲戚的见死不救，更重要的是，他由此及彼，由小到大，想到了天下正在饱受战乱之苦，和这位老妇一样无以为生的百姓。诗歌最后两句这样写道：“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流泪，泪流满面，泪湿衣襟。这伤心一哭，倾注了诗人对农民不幸遭遇的深挚同情，也显示出诗人对统治阶级兴师好战，敲榨盘剥的无比愤慨。
三哭国家山河破碎，壮士阵亡的时局之忧，抒发诗人伤时忧国，思家念亲的真挚情怀。杜甫的《春望》写于诗人陷身安史叛军之手时期，山河破碎之恨和家园离散之忧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全诗这样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前四句写花鸟感时恨别，堕泪惊心，暗示叛军作乱，国都沦陷，城池残破，乱草丛生，林木苍苍，给诗人带来的怵目惊心之感。花鸟无情，尚且如此，离乱诗人，何以堪忧？后面四句抒战火连天，家书不至的离乱之思。烽火遍地，战乱不绝，消息阻隔，家信不通，想念远方的惨戚之象，眼望面前的颓败之景，诗人不觉于焦急渴盼之际，穷极无聊之时，搔首踌躇，顾影自怜，顿觉稀疏短发，几不胜簪。在国破家亡，离乱伤痛之外，又叹老悲愁，思家念亲，一种徒呼无奈，老泪纵横的凄惨愁容宛然可睹。杜甫的《悲陈陶》则渲染天地同悲，万众同悼的凄惨情思。“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陈陶之战，唐军惨败，叛军大胜，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四万义军勇赴国难的惊天壮举动人心魄，感人肺腑！身为胡兵铁蹄烈血之下的“故园都人”北向而望，失声痛哭，哭热血男儿激昂大义、蹈死不顾的悲壮情怀，哭亡国之民同仇敌忾、赴汤蹈火的沉毅豪勇，哭大唐官军挥师南下、收复长安的殷殷期盼。哭声震天，浩气长存，风云为之失色，天地为之动容，一种至大至刚的爱国之气充盈天地，激荡人心！
四哭英雄壮志未酬，怀才不遇的旷世之悲，抒发诗人萧条不遇，惆怅失志的人生遗恨。杜甫的《蜀相》凭吊古迹，临风结想，发思古之幽情，吐胸中之块垒。“蜀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老杜拜谒武侯祠，一不观赏殿宇巍巍，二不瞻仰塑像凛凛，专写碧草萋萋，自荣自枯，黄鹂呖呖，空鸣空放，荒芜落寞之气扑面而来。如此肃穆寂寥的氛围引发诗人的沉思感慨：忆武侯，殚精竭虑辅佐君王，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三分天下，功高盖世；哭武侯，一生志业，六出祁山，五丈原头，秋风瑟瑟，大星遽陨，百姓失声……想到此间，那阶前林下徘徊沉吟的老杜，不禁汍澜被面，老泪纵横！悲千秋百代仁人志士，大智大勇，为国为民，却功业未就而撒手人寰；念有唐盛世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却落魄潦倒，报国无门。所怀者大，所感者深，所哭者壮！《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是杜甫的另一首吊古伤今，鸣抱不平之作。“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官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在老杜看来，宋玉既是词人，更是志士，而他生前身后却都只被视为词人，其政治上失志不遇，则遭误解，乃至曲解，这是宋玉一生遭遇最可悲哀处，也是杜甫一生遭遇最为伤心处。诗歌以志士之悲发端。宋玉《九辨》名句“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决非纯粹写景，旨在抒写“贫士失职而志不平”。“风流儒雅”是庚信《枯树赋》中形容东晋名士殷仲文的成语，老杜借以强调宋玉主要是一位政治上有抱负，有远见的志士。“亦吾师”，玉逸注：“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被逐，故作《九辨》以述其志。”上述引用或化用表明，老杜意在肯定宋玉乃才人志士，决非一般的文章高手。可是千秋百代的人们只记得他的文采词藻，并不了解他的志向抱负和创作精神。人们欣赏宋玉的《高唐神女赋》中的云雨之欢的风流艳事，却不解作家讽谏君主淫惑误国的耿耿忠心；时至今日，凡夫俗子津津乐道的仍是楚王神女云雨欢会的山峰荒谷。词人宋玉不灭，志士宋玉不存，生前不获际遇，身后为人曲解，难怪老杜要“怅望千秋一洒泪”了，哭志士不遇之悲，哭志士蒙冤之恨；其实老杜也是壮志凌云，才学满腹，一生坎坷，萧条不遇，颇与宋玉类似。“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杜诗）是愤世嫉俗之语，更是反唇相讥之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怎么可能只满足于皓首穷诗书生一个呢？怅望古迹，怀想千秋，吊宋玉，抒己怀，以千古知音写不遇之悲，以志士蒙冤抒落拓之愤，千古同悲，万代同哭！
五哭君王平定叛军，中兴有望的气象之新，抒发诗人心系国运，忧乐相生的悲喜情怀。这方面最曲型的诗作莫过于《春望》，抒写诗人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老杜忽闻平叛乱军，收复失地，喜极而泣，老泪纵横。写自己漫卷诗书，放歌纵酒，放舟东下，归心似箭；写妻子，愁云不见，凄苦全无，笑逐颜开，喜气洋洋；写春天，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生机勃勃，暖意融融；写归程，身在剑外，心归故乡，顺风顺水，轻舟如梭。全诗营造出一种喜出望外，行云流水的欢快氛围。试想，“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何能不“狂”？国运拨云见日出，涕泪沾衣喜欲狂啊，老杜一哭，浸透了多少喜悦激情，渲泄了多少人生快意！《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则将诗人九死一生的惊喜和国家中兴有望的气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悲喜交集，动人心弦。“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喜心翻倒极，鸣咽泪沾巾。”想以前，诗人陷身长安，落于叛军之手，愁肠百结，万箭穿心，以泪洗面，度日如年；忆昨天，逃命山间小路，险相环生，命悬一线，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念现在，劫后余生，喜达行所，委以官职，功业有望；看君王，重建唐室，东山再起，信心百倍，气象一新。如此于己于国有益有利的大好局势，怎能不让诗人兴高采烈，心花怒放呢？呜咽低泣，是九死一生，平安而泣；是国运昌明，中兴而泣；是情动于衷，喜极而泣。老杜一哭，倾尽心中狂喜，吐露无恨感慨。
清末大名士易顺鼎，极喜哭泣，自号哭庵，说过惊世之语：“人生必备三副热泪，一哭天下大事不可为，二哭文章不遇知己，三哭从来沦落不遇佳人。此三副热泪绝非小儿女惺忪作态可比，惟大英雄方能得其中味。”杜甫哭父老乡亲艰难苦恨，哭黎民百姓水深火热，哭英雄志士抱负成空，哭国家君王中兴大作，哭热血男儿勇赴国难，哭山河破碎，国家分裂，……唯独不哭自己，他心中装着祖国和人民，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安危，杜甫是一个大英雄，巨笔写信史，铁青担道义，壮哉杜诗！痛哉斯文！回首今天的男人，眼睛流淌的多是小女人的泪水，为生活中的鸡毛蒜皮，为仕途上的鸡虫得失，为同事邻里夫妻之间的小是小非，嘤嘤哭泣，痛不欲生，我不禁纳闷：杜甫，你的泪还能流多久？
杜甫为何不写海棠诗！
杜甫号称诗圣，一生写了将近三千首诗，留传下来的就有一千四百多首。从兵战征戎到日常社会风俗，从四季变换、田野小景到各种花卉动物，凡所际遇，皆有吟咏。他从乾元二年到四川，寓居五年多，写了大量的田园风景诗，可是独独没有一个字涉及海棠花。苏东坡说：“少陵而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
杜甫为什么不写海棠诗呢？后人对此议论纷纷。有为此替海棠遗憾的。如郑谷在咏海棠诗中说：“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心为发扬。”吴中夏说：“子美诗才犹搁笔，至今寂寞绵城中。”石曼卿更把它与薛涛诗对比，说：“杜甫句何略，薛能诗未工。”有以为杜甫没有见过海棠花才不写海棠诗的。如宋代诗人杨万里说：“岂是少陵无句子，少陵未见欲如何？”说遗憾确实是遗憾，但说杜甫在海棠颇具盛名的四川寓居了多年没有见过海棠，显然不是事实。那末，杜甫到底为什么不写海棠诗呢？《古今诗话》里记载：“杜子美（甫）母名海棠，子美讳之，故《杜集》中绝无海棠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在古代，子女是不能直称父母的名字的，否则便是不孝。杜甫因避母讳，所以才不吟海棠诗。就象他避父名闲之讳，诗中全无“闲”字一样。
在古代这避讳是大有说头的。不但父母之名要避，对上司，对尊长同样要避，否则就是大不敬。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因避讳不慎而导致杀身之祸的比比皆是。由名讳而到为尊者讳，简直形成了独特中国文化的又一面。
)
 
 
情圣杜甫
梁启超
（1922年）
一
今日承诗学研究会嘱托讲演，可惜我文学素养很浅薄，不能有甚么新贡献，只好把
咱们家里老古董搬出来和诸君摩拳一番，题目是“情圣杜甫”。在讲演本题以前，有两
段话应该简单说明：
第一，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内中艺术的古董，尤为有特殊价
值。因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
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
第二，用文字表出来的艺术——如诗词歌剧小说等类，多少总含有几分国民的性质。
因为现在人类语言未能统一，无论何国的作家，总须用本国语言文字做工具；这副工具
操练得不纯熟，纵然有很丰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为艺术的表现。
我根据这两种理由，希望现代研究文学的青年，对于本国二千年来的名家作品，着
实费一番工夫去赏会他，那么，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二
杜工部被后人上他徽号叫做“诗圣”。诗怎么样才算“圣”，标准很难确定，我们
也不必轻轻附和。我以为工部最少可以当得起情圣的徽号。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
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
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象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
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
我们研究杜工部，先要把他所生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略叙梗概，看出他整个的人格：
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搀杂许多新民族的
血； 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
然，北派真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在古乐府里头，最可以看出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
作用，经过完成了，政治上统一，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
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时代，盛唐正是成熟时代。内中玄宗开元间四十年太平，正孕
育出中国艺术史上黄金时代。到天宝之乱，黄金忽变为黑灰。时事变迁之剧，未有其比。
当时蕴蓄深厚的文学界，受了这种激刺，益发波谰壮阔。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
他是河南人，生当玄宗开元之初。早年漫游四方，大河以北都有他足迹，同时大文学家
李太白、高达夫，都是他的挚友。中年值安禄山之乱，从贼中逃出，跑到甘肃的灵武谒
见肃宗，补了个“拾遗”的官，不久告假回家。又碰着饥荒，在陕西的同谷县，几乎饿
死。后来流落到四川，依一位故人严武。严武死后，四川又乱，他避难到湖南，在路上
死了。他有两位兄弟，一位妹子，都因乱离难得见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离，他一
个小儿子，因饥荒饿死，两个大儿子，晚年跟着他在四川。他一生简单的经历，大略如
此。
他是一位极热肠的人，又是一位极有脾气的人。从小便心高气傲，不肯趋承人。他
的诗道：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奉先咏怀》）
又说：
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赠韦左丞》）
可以见他的气概。严武做四川节度，他当无家可归的时候去投奔他，然而一点不肯
趋承将就，相传有好几回冲撞严武，几乎严武容他不下哩。他集中有一首诗，可以当他
人格的象征：
绝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
浊。侍婢卖珠回，牵萝补茆屋。摘花不插鬓，采柏动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佳人》）
这位佳人，身分是非常名贵的，境遇是非常可怜的，情绪是非常温厚的，性格是非
常高抗的，这便是他本人自己的写照。
2
情圣杜甫(梁启超)
三
他是个最富于同情心的人。他有两句诗：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奉先咏怀》）
这不是瞎吹的话，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可以证明。这首诗底下便有两段说：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同上）
又说：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散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同上）
这种诗几乎纯是现代社会党的口吹。他做这诗的时候，正是唐朝黄金时代，全国人 正在被镜里雾里的太平景象醉倒了。
这种景象映到他的眼中，却有无限悲哀。
他的眼光，常常注视到社会最下层，这一层的可怜人那些状况，别人看不出，他都 看出；他们的情绪，别人传不出，他都传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别”，便是 那时代社会状况最真实的影戏片，《垂老别》的：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熟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新安吏》的：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石壕吏》的：
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这些诗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写之人的精神并合为一，才能做出。他所写的是否他 亲闻亲见的事实，抑或他脑中创造的影像，且不管他；总之他做这首《垂老别》时，他 已经化身做那位六七十岁拖去当兵的老头子，做这首《石壕吏》时，他已经化身做那位 儿女死绝衣食不给的老太婆，所以他说的话，完全和他们自己说一样。
他还有《戏呈吴郎》一首七律，那上半首是：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家贫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这首诗，以诗论，并没什么好处，但叙当时一件琐碎实事，——一位很可怜的邻舍 妇人偷他的枣子吃，因那人的惶恐，把作者的同情心引起了。这也是他注意下层社会的 证据。
有一首《缚鸡行》，表出他对于生物的泛爱，而且很含些哲理：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家人厌鸡食虫蚁，未知鸡卖还遭烹。虫鸡于人 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鸡虫得失无时了，注目寒江倚山阁。
有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几句说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 兀见此屋，吾庐独破被冻死亦足。
有人批评他是名士说大话，但据我看来，此老确有这种胸襟，因为他对于下层社会 的痛苦，看得真切，所以常把他们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
四
他对于一般人如此多情，对于自己有关系的人，更不待说了。我们试看他对朋友： 那位因陷贼贬做台州司户的郑虔，他有诗送他道：
……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
又有诗怀他道：
天台隔三江，风浪无晨暮。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
（《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
那位因附永王璘造反长流夜郎的李白，他有诗梦他道：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容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落月 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毋使蛟龙得。
（《梦李白》二首之一）
这些诗不是寻常应酬话，他实在拿郑、李等人当一个朋友，对于他们的境遇，所感 痛苦，和自己亲受一样，所以做出来的诗，句句都带血带泪。
他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诗，前后有二十来首，处处至性流露。最沈痛的。
3
情圣杜甫(梁启超)
《同谷七歌》中：
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前飞驾鹅 后鹙鸧，安得送我置汝旁。呜呼！三歌兮歌三发，汝归何处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没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扁舟欲往 箭满眼，杳杳南国多旌旗。呜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为我啼清昼。
他自己直系的小家庭，光景是很困苦的，爱情却是很秾挚的。他早年有一首思家诗：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务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月夜》）
这种缘情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见。但这一首已可证明工部是一位温柔细腻的人。
他到中年以后，遭值多难，家属离合，经过不少的酸苦。乱前他回家一次，小的儿子饿 死了。他的诗道：
……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啕，幼子饿已 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奉先咏怀》）
乱后和家族隔绝，有一首诗：
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 有。……
（《述怀》）
其后从贼中逃归，得和家族团聚，他有好几首诗写那时候的光景：《羌村》三首中 的第一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欷歔。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北征》里头的一段：
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 坼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 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 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 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
其后挈眷避乱，路上很苦。他有诗追叙那时情况道：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 颜。……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 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
（《彭衙行》）
他合家避乱到同谷县山中，又遇着饥荒，靠草根木皮活命，在他困苦的全生涯中， 当以这时候为最甚。他的诗说：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 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同谷七歌》之二）
以上所举各诗写他自己家庭状况，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半写实派”。他处处把自 己主观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写实派的作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 客观的资格，描写所观察得来的环境和别人情感，从极琐碎的断片详密刻画，确是近世 写实派用的方法，所以可叫做半写实。这种作法，在中国文学界上，虽不敢说是杜工部 首创，却可以说是杜工部用得最多而最妙。从前古乐府里头，虽然有些，但不如工部之 描写入微。这类诗的好处在真，事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 “真即是美”的道理。
五
杜工部的“忠君爱国”，前人恭维他的很多，不用我再添话。他集中对于时事痛哭 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若把他分类研究起来，不惟在文学上有价值，而且在 史料上有绝大价值。为时间所限，恕我不征引了。内中价值最大者，在能确实描写出社 会状况，及能确实讴吟出时代心理。刚才举出半写实派的几首诗，是集中最通用的作法。
4
情圣杜甫(梁启超)
此外还有许多是纯写实的。试举他几首：
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后出塞》五首之四）
读这些诗，令人立刻联想到现在军阀的豪奢专横。——尤其逼肖奉、直战争前张作 霖的状况。最妙处是不著一个字批评，但把客观事实直写，自然会令读者叹气或瞪眼。
又如《丽人行》那首七古，全首将近二百字的长篇，完全立在第三者地位观察事实。从 “三月三日天气新”，到“青鸟飞去衔红巾”，占全首二十六句中之二十四句，只是极 力铺叙那种豪奢热闹情状，不惟字面上没有讥刺痕迹，连骨子里头也没有。直至结尾两句：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算是把主意一逗。但依然不著议论，完全让读者自去批评。这种可以说讽刺文学中 之最高技术。因为人类对于某种社会现象之批评，自有共同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现象写 得真切，自然会使读者心理起反应，若把读者心中要说的话，作者先替他倾吐无余，那 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这类诗，比白香山《新乐府》高一筹，所争就在此。《石壕吏》、 《垂老别》诸篇，所用技术，都是此类。
工部的写实诗，什有九属于讽刺类。不独工部为然，近代欧洲写实文学，那一家不 是专写社会黑暗方面呢？但杜集中用写实法写社会优美方面的亦不是没有。如《遭田父 泥饮》那篇：
步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
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差 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
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这首诗把乡下老百姓极粹美的真性情，一齐活现。你看他父子夫妇间何等亲热；对 于国家的义务心何等郑重；对于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恳切。我们若把这首诗当个画题， 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从面孔上传出，便成了一幅绝好的风俗画。
我们须知道：杜集中关于时事的诗，以这类为最上乘。
六
工部写情，能将许多性质不同的情绪，归拢在一篇中，而得调和之美。例如《北征》 篇，大体算是忧时之作。然而“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以下一段，纯是玩赏天然之 美。
“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以下一段，凭吊往事。“况我堕胡尘”以下一大段，
纯写家庭实况，忽然而悲，忽然而喜。
“至尊尚蒙尘”以下一段，正面感慨时事，一面盼望内乱速平，一面又忧虑到凭藉回鹘外力的危险。“忆昨狼狈初”以下到篇末，把过去的事实，一齐涌到心上。象这许 多杂乱情绪迸在一篇，调和得恰可，非有绝大力量不能。
工部写情，往往愈拶愈紧，愈转愈深，象《哀王孙》那篇，几乎一句一意，试将现 行新符号去点读他，差不多每句都须用“。”符或“；”符。他的情感，象一堆乱石， 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
工部写情，有时又淋漓尽致一口气说出，如八股家评语所谓“大开大合”。这种类 不以曲折见长，然亦能极其美。集中模范的作品，如《忆昔行》第二首，从“忆昔开元 全盛日”起到“叔孙礼乐萧何律”止，极力追述从前太平景象，从社会道德上赞美，令 意义格外深厚。自“岂闻一缣直万钱”到“复恐初从乱离说”，翻过来说现在乱离景象， 两两比对，令读者胆战肉跃。
工部还有一种特别技能，几乎可以说别人学不到，他最能用极简的语句，包括无限 情绪，写得极深刻。如《喜达行在所》三首中第三首的头两句。
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  仅仅十个字，把十个月内虎口余生的甜酸苦辣都写出来，这是何等魄力。
5
情圣杜甫(梁启超)
又如前文 所引《述怀》篇的反畏消息来。
五个字，写乱离中担心家中情状，真是惊心动魄。又如《垂老别》里头：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好拿期限长些作安慰，（原文是写老妻送行时语。）这是何 等沈痛。又如前文所引的：
郑公纵得归，老病不识路。
明明知道他绝对不得归了，让一步虽得归，已经万事不堪回首。此外如：
带甲满天地，胡为君远行。
万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
（《秦州杂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登岳阳楼》）
古往今来皆涕泪，断肠分手各风烟。
（《公安送韦二少府》）
之类，都是用极少的字表极复杂极深刻的情绪，他是用洗练工夫用得极到家，所以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此其所以为文学家的文学。
悲哀愁闷的情感易写，欢喜的情感难写。古今作家中，能将喜情写得逼真的，除却 杜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外，怕没有第二首。那诗道：
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 须纵酒，青春结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到洛阳。
那种手舞足蹈情形，从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说他和古乐府的《公无渡河》是同一样 笔法。彼是写忽然剧变的悲情，此是写忽然剧变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镜照相照得的。
七
工部流连风景的诗比较少，但每有所作，一定于所咏的景物观察入微。便把那景物 做象征，从里头印出情绪。如：
竹凉侵卧内，野月满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万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
（《倦夜》）
题目是“倦夜”，景物从初夜写到中夜后夜，是独自一个人有心事，睡不着，疲倦 无聊中所看出的光景，所写环境，句句和心理反应。又如：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登高》）
虽然只是写景，却有一位老病独客秋天登高的人在里头。便不读下文“万里悲秋常 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已经如见其人了。又如：
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
（《旅夜书怀》）
从寂寞的环境上领略出很空阔很自由的趣味。末两句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 鸥。”把情绪一点便醒。
所以工部的写景诗，多半是把景做表情的工具。象王、孟、韦、柳的写景，固然也 离不了情，但不如杜之情的分量多。
八
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
抑在呼诉人生之苦？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应该为做诗而做诗呀？抑或应该为人生问题中 某项目的而做诗？这两种主张，各有极强的理由；我们不能作极端的左右袒，也不愿作 极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因为爱美本来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 也不能不说是美。因为美的作用，不外令自己或别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 一；例如肤痒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畅快。象情感恁么热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我很惭愧：我的艺术素养浅薄，这篇讲演，不能充分发挥“情圣”作品的价值；但我希望这位情圣的精神，和我们的语言文字同其寿命；尤盼望这种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现代青年文学家的脑里头。
浪子李白和情圣杜甫
天宝三载（公元７４４年），李白被唐明皇赐金放还，由长安来到了东都洛阳，时年四十四岁。而三十三岁的杜甫自从十年前考试不第后，就一直在外游历 区 http://bbs.t/ ]，恰好也在这时漫游到了洛阳。这两位大诗人的相遇，乃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为激 动人心的一刻，或许只有老子与孔子的相遇可以相比。但老孔相遇不过是于史无证的传说，李杜相遇却是史有明文：“甫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 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中的这段 话，其实是从杜诗《遣怀》中抄来的：“昔与高李辈，论交入酒炉。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观平芜。”我们现在对李杜相遇情形的了解， 也全都来自号称“诗史”的杜诗。
闻一多曾把这一次的相遇，比之为太阳和月亮的相碰。那么谁是太阳谁是月 亮呢？这时候的李白，虽然已丢掉了御用诗人的宝座，却仍然是钦定的桂冠诗人，诗名满天下，正如日中天。而杜甫却出道不久，诗名未就，《新唐书》说他已 与李白齐名，是完全不确的。李杜齐名，是杜甫死后的事。年轻的杜甫能与这位 大名人论交，其受宠若惊的心情可想而知。李白的相貌大概是很有几分仙风道骨 社区 http:t/ ]的，所以杜甫对他的第一印象，也象贺知章一样，惊为谪仙人，也学着求仙访道 ，“相期拾瑶草”（《赠李白》）了。当年的秋天，他们连同高适一起漫游梁、 宋。第二年，高适南游楚地去了，李杜又同游齐、鲁。“余亦东蒙客，怜君（李 白）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如此 亲密无间，倘搁在今日，就有同性恋之嫌了。到了秋天，杜甫西上长安再求功名 ，李白则南下漫游，一个定居成了“渭北春天树”，一个漂游犹如“江东日暮云 （《春日忆李白》），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现传一千多首李诗中，只有四首与杜甫有关。其中《戏赠杜甫》不见于集中 ，从内容、文字上看，定是伪托无疑。《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中的“杜补缺”是否就是杜甫也很值得怀疑（杜甫当时并无官职，也非“补阙” ），所以可以确定的，其实只有两首。 李杜同游齐鲁时，李白暂到鲁沙丘城小住，有《沙丘城下寄杜甫》诗云：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 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写到了最后一句，才算是表达了一下思念之情，但我们如果多读几首李诗：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云帆望远不相见，日暮长江空自流 ”，就会发现“思君若汶水”云云，不过是李白赠诗所惯用的套路，对谁都可以  t/ ]顺手来这么一下，这样的思念，也就象“海枯石烂”“地老天荒”的海誓山盟一 般，不由得变得廉价起来。 另一首，则是杜甫西赴长安时，李白敷衍了事的赠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 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甫》） 面对着离别，他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酒酒酒，一杯又一杯，干了这杯再说吧 ，此外就没有别的意思了。郭沫若辩解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也就是杜 甫《春日忆李白》中所说的“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但杜甫强调的是“细 论文”，“一樽酒”不过是佐料，而李白却是为酒而酒，何尝提及其它？原来杜 甫在他的心目中，不过是一个酒肉朋友而已。果然在离别之后，李白就把杜甫置 之脑后，完全忘怀了，在他以后的诗中，再也无一字提及杜甫。
相反地，杜甫对这段仅一年多的交谊的记忆，却是逾久弥新。现存一千四百多首杜诗中，与李白有关的有二十来首，其中直接寄赠、思念李白的，就有十首 ，大多作于李杜分手之后。这些都是呕心沥血、情真意切的名作。这些诗中，有 对李白的绵绵思念：“终朝独尔思”、“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乃至于“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有对李诗的具体评价：“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有对李白成 就的极度推崇：“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虽然他此时的诗艺其实已超过了李白；有对李白生不逢辰、怀才不遇的遭遇的惋 惜、同情：“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浑然 忘了自己其实更为憔悴。
天宝十五载，李白从庐山下来，参加了永王起兵与肃宗争夺皇位的行动，事 败后他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乃是被胁迫的，忘了自己曾经得意洋洋地吹嘘过“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作《永王东巡歌》至十一首 之多，告他鼓吹、协从反叛，也并不怎样的冤枉。谋反乃是最大的罪名，但也只 有在这样的患难中才能见出真情，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杜甫却尽力为之开脱： “处士祢衡后，诸生原宪贫。稻梁求未足，薏苡谤何频！”是说李白之下山从永 王，乃是为生活所迫要讨碗饭吃，并非有什么野心；“苏武元还汉，黄公岂秦 ？”，说的是如苏武欲归汉，夏黄公不事秦始皇一样，李白也并非心甘情愿地追随永王；乃至于愤怒地喊出了“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能有这样的“酒肉朋友”，乃是三世修来的福气。
李白被判罪流放夜郎，走到巫山时，遇赦放还。杜甫只知他被流放，却不知 他已遇赦，音信杳无，积想成梦，于是就有了收入《唐诗三百首》的那三首名作：《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诗中处处为李白的安危设身处地地着想， 如此知心之作在诗歌史上很是罕见。以后打听到李白的住所，又写了长诗《寄李 十二白二十韵》，对李白的一生经历做了概括，乃是一篇具体而微的李白评传。 区 htt我们不知道李白是否收到了这首赠诗，但杜甫没有得到李白的回音却是肯定的，
因为之后不久，他又因“近无李白消息”而做《不见》，这时李白也许已经病故了。即使在李白死后，杜甫仍在《昔游》、《遣怀》二诗中回忆着当年与李白的 交谊，这一份情谊，超越了生死。 李白就象一个浪子，往好处说是超脱豁达，说难听的则是无情无义。他对君王不忠：唐明皇待他不能说不薄，但在唐明皇落魄丢了皇位的时候，他却做《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极尽讥诮挖苦之能事；对家乡不愁：“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客中作》），有酒喝就好，管它是哪里；对妻子无情：“ 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来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 别内赴征》），“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南陵别儿童入京》） ；对情人呢，想的不过是“何由一相见，灭烛脱罗衣”（《寄远》）的肉麻。对这样的人，我们实在不能指望他对朋友能有什么深情厚谊。有这样的人格，也很 ://难留下多少能与其天才相符的作品。所以李诗只宜读那几首名篇，倘若不幸捧着 全集来读，就难免要越读越失望。龚自珍就是因为失望，而断言现存李诗中只有 一百多首是真的，其它的全是伪作。那些“集中十句，九句妇人与酒”（王安石 语）的华而不实、空洞无物的诗，别人确实也作得、模仿得，而无需仰仗太白的 高才。
杜甫却是个多情种子。同样对落魄的唐明皇，李白是讥诮挖苦，杜甫却是寄  h予深刻的同情：“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人生有情泪沾臆， 江水江花岂终极！”（《哀江头》）对落难的王孙（《哀王孙》）和受苦的百姓（如三吏、三别），即使陌不相识也都抱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仁者情怀 ，对于妻子儿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自然更是无不爱得一往情深，最沉痛的 如《同谷七歌》中“有弟有弟在远方”和“有妹有妹在钟离”两首，其真情至性的流露，真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前人但知他“每饭不忘君”，不知他每饭不忘亲 ，不忘友，不忘人，乃至不忘物，且听他说“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江村》）、“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再读读他的《缚鸡行》、《义鹘行》、《观打鱼歌》、《又观打鱼歌》，其对草木鱼虫 鸟兽的一片爱心跃然纸上，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仇兆鳌说他“爱物几于齐物”了 。所谓的忠君爱国，不过是对天地万物的大爱的逻辑结果，梁启超封他为“情圣 ”，恰如其分。没有如此多情的心灵，绝写不出那般郁抑顿挫的作品。一千四百 首杜诗，大都是发自内心的血泪相迸的产物，每一首都是老杜生命的一部分，别 人作不得也模仿不得。“药里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判官 》），写诗写到这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就此而言，杜 甫乃是诗界热烈的太阳，而李白却是冰冷的月亮。
 
【随笔】情圣杜甫
梁启超先生曾写过《情圣杜甫》，但我还没有机会拜读，只所以敢写下这个题目，也并非有甚不知天高地厚之志，敢与一代大学者叫板，不过因为凭我目前对杜甫其人其诗的了解，对“情圣杜甫”颇觉认同而已。我觉得杜甫是一个活得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人，称得上至情至性。
最初对于杜甫的了解来自于语文及历史教材，杜甫被称为诗史，因为他用它的是反映了当时尤其是安史之乱后的社会现实与民间疾苦。后来深入一点，知道杜甫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诗人，想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想通过建功立业，入世为官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而现实却与他的理想存在着极大的矛盾，他始终未能实现他的儒家壮志，以致发出“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的近于无奈的自慰。而实际上他却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理想，他对于理想的追求有一种特别认真的执著，从他的诗作中有不少干谒之作即可见一斑，杜诗之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无不与此相关。我觉得最能体现出杜甫情圣个性的当数其在安史之乱后的诗作，尤其是他因房涫事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公元758年）之后，这固然与他此后经历了不少战乱流离有关，但我认为更确切的原因是他从此得以超越了先前的士人生活体验，跟多了一种普通人的和民间生活体验。先前的士人生活体验主要围绕着漫游、干谒、仕途失意展开，而此后的杜甫远离了皇帝，获得了“自由之身”，走向了广阔的民间，走向了生活得更深处，拥有了更为真切、深沉和丰富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由来自自然的，有来自人伦之情的，更有来自社会的。本文就拟将杜甫之“情”分为自然之情、人伦之情、社会之情来论述，实际上这三者不能截然分开，而是更多的呈一体融合的形态体现，为了论述的清晰起见，且恐做一个综合全面的把握非我所能，故还是分开论述。
自然山水历来都是诗人取之不竭的题材来源，杜甫不是山水诗人，纯写景诗在杜甫诗中亦不多见，而且杜诗之写景往往是以景寄情之语，即“有我之境”。《秋兴八首》首篇便是以秋起兴，秋气萧飒，触景伤情，处处刀尺急暮砧，引起了杜甫无限的故园之思，以下各首不论是回忆还是现实，景语中无一不蕴含深挚的情语。
此种“有我之境”最深刻者莫过于“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了，这已不是“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而是已经赋予了此花此鸟以如人一般感伤时世，怨恨别离的感情能力，将自己为国为家无限悲哀的情感体验完全移植到物——花和鸟的身上了。而花鸟乃可娱之物，诗人让他们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却未见丝毫牵强，足可见诗人“感”、“恨”之深之强烈了。
更多的体现出一种纯然的自然之情的诗作，当是杜甫的另一些写景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中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繁枝容易纷纷落，嫩蕊商量细细开”。戏蝶、娇莺的自舞自啼，嫩蕊的拟人态，实在是传达出了一幅可爱至极的画面，体现出了诗人的生活情趣，和对于美好事物的热爱。还有《绝句四首》之“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寥寥四句，描绘出了一幅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层次分明的自然画卷，给人一种既细腻又开阔的感受。如果不是因为胸中对于自然山水的热爱，又怎能写出如此鲜活的生命图景呢？
不论是杜甫的以景寄情还是写景之作，都源出于也体现了杜甫对生活的热情，这种热情才使得杜甫诗中拥有了一种生活情趣和生命情趣的升华。
对于人伦之情的关注就更可见出杜甫之性情了。杜甫与李白不同，李白诗中绝少见有提及亲朋之作，而杜诗中却俯拾皆是。杜甫有多首寄赠李白之作，而李白赠杜甫的诗却很少，这可能有别的原因，但也可见出二人性情之不同。杜甫对于亲情友情都很看重，不似李白之超凡脱俗，这也与他们之诗杜诗重实李诗重虚相符。杜甫是一个对世俗生活充满着感情的人，他因此活得不够洒脱，但他的生命却非常饱满，他将自己投入了生活中的喜悦与痛苦，并将这些情感体验表达在诗中。
杜诗中有许多提及妻儿的作品，这种对于题材的选择本身就表明了一种对于生活的态度，《月夜》表达的是他身陷长安时对妻子家人的思念之情。前四句从妻子角度着笔，写妻子闺中望月忆及长安的“我”，后四句是杜甫对妻子在月下思念自己的情状的想象，“双鬓云雾湿，清辉玉碧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勾勒出了一位非常美丽动人的思妇形象。其实杜甫的妻子未必有如此美丽，而是在杜甫的思念中被美化了，但这种美化如此自然，乃杜甫情之深、思之切所致也。《江村》“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做钓钩。”表达了杜甫“微躯此外更何求”的世俗幸福之念。
《羌村》第一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将乱世中亲人离乱重聚的瞬间体验异常真实的传达了出来。《月夜忆舍弟》“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不但抒发了杜甫对弟弟及家乡的怀念与牵挂，更是传达出了一种战乱中亲人离散无家可归的人之常情。这种对于“常情”的真实把握，是杜甫对于生活体验之深所致，他的个人情感体验也因此具有了普遍意义，然而杜甫还不止于此。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杜甫却是穷亦不肯只独善其身的而仍欲兼济天下的。他将自己生命中的困顿穷愁，自己的情感体验推而广之到了社会，将他善感的仁心变成了“天地良心”，正是这种“天地良心”，才让杜甫能真切深刻的体会到动乱之中的民间疾苦。他对于人民的苦难体验不是用一种由上而下的观照态度，而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同情”。最为显著的当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怒号的秋风卷走了杜甫草堂上的茅草，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雨，“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然而面对这样的苦难处境，杜甫不止于哀叹自己的遭遇，而是想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愿意为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由自己出身于仕宦之家，享有免交租税和免服兵役的待遇尚有“幼子饿已卒”的遭遇马上就想到了平民百姓可想而知会更为悲惨的命运。这其中固然有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儒家理想，但不论如何，杜甫推及己人的对于百姓苦难命运的同情，比白居易的《卖炭翁》之叙述视角是胜初一筹的。
杜甫也有以叙事诗形式写出的反映人民苦难的名作，这就是“三吏”、“三别”。实际上尤其是“三吏”表达出来的是人民的苦难与国家利益相悖中体现出来的百姓的深明大义，其最感人之处也就在于杜甫和他诗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一起体验着战争带来的苦难和在苦难中却又选择支持战争的矛盾心情，诗中人物的心情往往也就诗他的心情，正因为他用他的生活体验去融合他所见的平民百姓的战乱体验，在他的诗中，反映出来的人民疾苦已不再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一种表面景象，而是一种真切、深刻的身心体验。
总之，杜甫之所以成为诗史、诗圣，都与他之为“情圣”，与他对生活的态度是分不开的。不论他受到的儒家文化浸染多深，他受到的道家、佛家思想影响多大，杜甫的这种至情至性，对生活的热爱，将自己投入生活深处的认真体验，以及对于情感的表达方式自觉探索，在杜甫的成就中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决定意义。杜诗是一个丰富博大的艺术世界，希望随着我对之了解的增多来对他的“情圣”的内涵有更深刻的理解。
漫谈杜甫叙事诗的结构特征
(看过本文,就会作诗)
作者/所以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杜甫的诗篇堪称是最可宝贵的部分之一。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变迁和人民生活与愿望，沉痛地抒写他所经历的种种不幸遭遇，为我们留下了1400多首诗歌财富。
过去研究杜诗的人，有的是从杜甫的生平入手，总结他一生的创作经验；有的是从集大成的角度出发，综合研究杜甫多方面的成就；也有的从诗体的发展着眼，专门探讨杜甫律诗的创作特色；还有的研究杜诗的诗歌语言、修辞练句、现实主义写作态度和创作方法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不想对以上诸方面问题重复已有的意见，仅想就杜甫的叙事诗来谈一谈它在结构上的特征。
叙事诗，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杜诗中的叙事诗中有不少名篇佳作，通过对其中部分作品的分析，来研究一下杜甫诗歌中是怎样安排结构素材（包括人物、事件等等），怎样为表现主题、塑造形象、抒发感情而出色地组织结构，这对我们理解和研究杜甫这些思想和艺术都很完美的和谐的诗篇，或许还是有些意义的。
一、按部整伍，以待情会
对于文学的结构问题，古人曾有过不少著名论述。苏轼说：“画竹必先有成竹于胸”。（《文与可画员当谷偃竹记》）黄庭坚说：“欲得妙于笔，当得妙于心”。沈德潜说：“意在笔先，然后着墨也。倘意者架，茫然无指，临文敷衍，支支节节而成立，岂所言于得心应手之技乎？”清初戏剧家李渔则善于比喻，他说：“工师之建宅亦然，堪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倘成一架，而后再筹一架，则便于前者不便于后者，势必改而就之，未成先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这些论述确实都是他们的经验之谈，很有道理。但是，他们对于究竟如何组织结构，在安排结构时应当遵循什么原则，说得还不够具体，倒是早在六世纪，刘勰说得更为明确、形象。他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指出：“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弈术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傥来，虽前驱有功，而后援难继，少既无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删，乃多少之并惑，何妍媸之能制乎！若夫善弈之文，则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在这里，刘勰把掌握了技巧、善于驾驭篇章的，比作精通下棋深湛棋术的，把轻视技巧而单凭主观随心所写作的，比作好碰运气的，有时偶然碰了运气，有时就不一定碰得上，碰不上就无法写下去，既便写了也不知道应当怎样补充和删削；如果像下棋高手那样，讲究一定的法则和规矩，注意把它们运用于写诗或作文，这样才能掌握创作规律，按照文章的逻辑和思想的发展来安排层次，组织结构，使文章上下贯通，文情相合，即所谓“按部就班，以待情会”。这就是刘勰认为的文章进行结构的原则。他还认为，只要遵循了这个原则，文章就可达到“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总术》）的境界。笔者认为，杜甫的叙事诗的结构，完全实现了这一原则，也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这在以下几方面的表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百感交集，繁而不乱。杜甫叙事诗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无论是对事件的叙述，还是对人物的描写刻画，都凝聚着他极其浓重的思想感情。同时，他的叙事诗又多采用乐府民歌和古体诗的形式，较少格律和篇幅的限制，往往是洋洋洒洒，一发而不可收。因此，杜甫的许多叙事诗都有百感交集和篇幅宏伟的特点。尽管如此，杜甫的这些叙事诗在写人、叙事、抒情、议论等方面，都能做到运筹落落，舒展自如，无论内容怎样丰富，感情怎样复杂，篇幅如何宏阔，他总是能于百戏杂陈、百端等兴之中，做到有条不紊，让那些人物、情节、感情、词句、段落等等，分别部类地整齐队伍，忠心耿耿地为诗的主题思想服务。
《兵车行》一诗的主题，是对统治集团连年发动不义战争，到处拉夫抓丁，使百姓背井离乡、田园荒芜，而官府仍逼税索租的黑暗现实，表示极大的愤慨，进行无情的鞭笞。为了表现这个主题，诗人精心地安排了结构：先写出车声隆隆、战马嘶鸣、出征的壮丁、送别的人群等战乱场面，随后又写出了征夫的爷娘妻子捶胸顿足不忍分别的呼号惨状，继而又通过路人的询问和征夫的长篇答话，叙述了当时不义战争招来的种种不幸：边境上流血已成海水，内地的千村万落遍生荆杞，而在这种境况之下，县官还要“急索租”，皇帝还要无止境地扩充疆土。通过这三个层次的描写，读者读过以后，好像可以看到统治者的狰狞面目，听到老百姓的哀怨，深切地体味到诗人杜甫那种激烈的抗议和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诗中的这些内容，用今天的电影术语来说，一会儿像远镜头，一会儿像近镜头，一会儿又是特写镜头。可以说，这首诗的内容、所要表达的感情以及表现手法，确实是繁杂、多样的。然而，这首诗处理得却又是很好的，虽然诗中的感情复杂，意象也多有转换，但由于采用了路人与征夫的对话这条清晰的结构线索，使人读来丝毫没有头绪多杂乱无章之感。读这首诗，像是在缓缓地展开一幅反对不义战争的精美画卷。沿着诗歌的结构，读者很容易找到诗人依次描绘的几幅图画，即：骨肉送别图、头白戍边图、开边未已图、健妇犁荒图、县官索租图、百草白骨图。这些图，排列从容，井然有序，既各自独立，又相互勾连，顺着它们，读者很容易被带入到诗的丰富意境中去，很容易地把握住诗人那种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对人民的同情与对统治者的仇恨。
《北征》是一首长篇叙事诗。诗中依据诗人从凤翔往鄜州探家的事实，记录了一路上和到家后的所见所闻，反映了国家的残破、人民的苦难和自家的穷困，同时也对“安史之乱”和腐败的朝廷给予了抨击。这首诗是杜甫古诗中最长的一首，凡一百四十句，七百个字。这样的宏篇巨制，在唐代是无人可比的。赵翼就曾叹道：“唐人五百古诗，大篇莫如杜甫《北征》。”像这样长的叙事古诗，在一般人笔下，很容易写得杂乱无章，枯燥无味。而我们的诗人杜甫却迎长而进，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能力，讲求章法，严密组织，巧妙地穿插，硬是把这首长诗写成了一首千古流传、脍炙人口的古今绝唱。
针对内容丰富、感情复杂、篇幅较长的特点，这首诗采用了《陈情表》的结构方式。依照这种方式，全诗构成了五个大的层次，即按照从朝廷所在的风翔到杜甫家小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写出了：蒙恩辞别朝廷时的心情；归途所见引出的感慨；与妻子儿女在家中团聚的情景；在家中对国家局势的关切和对借用回纥兵力的想法；回顾安禄山叛乱的朝廷的变化、表达诗人对国家和肃宗的期望。这样，虽然全诗很长，这五个层次本身也较长，而且每个层次中还经常插入一些其他内容的叙述，感情时起时伏，文情若断若续，但有了这个整体上的结构，读者就不难把握住这首长诗的总纲，就能于支遮雾障之中看清庐山真雄姿，为这首诗丰富的情感怕吸引、所打动。这正像梁启超在《情圣杜甫》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他的感情，像一堆乱石，突兀在胸中，断断续续的吐出，从无条理中见条理，真极文章之能事。”
格法严整，无衣无缝。结构是否缜密，是否合乎逻辑、合乎感情的发展，对于作品主题的表达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要做到结构严谨，无懈可击，就不仅要起、承、转、合具备，把情节因素和非情节因素贯穿成一个整体，还应当尽量使作品一气呵成而不脱节，结构严谨而毫无憾处。这样的作品让人读起来，才会一口气地读下去，拿起来就不想再放下，总想要把它读完。杜甫叙事诗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征。
杜甫的叙事诗的结构往往是一气呵成的。《丽人行》为讽刺杨国忠飞扬跋扈、荒淫无耻的丑行而写，是一篇力透纸背之作。这首诗在结构上极力铺陈，堪称一气呵成的佳例。诗中虽然也能分出起承转合几个过程，如“三月三日天气新”“到珠压腰禨稳称身”，写长安水边贵妇们的美姿，这是起；从“就中云幕椒房亲”到“宾从杂遝实要津”，写国虢夫人们的奢侈，这是承；从“后来鞍马何逡巡”到“青鸟飞去衔红巾”，写杨国忠的到来和他的显赫地位，这是转；最后两句点明杨国忠的身份，对他进行更深一层的讽刺，这是合。不过，这些过程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密了，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单独拆开来理解其意。因为它们是诗人一笔写下来的，写一般贵妇的艳丽是为了衬出国虢夫人的奢侈，写国虢夫人的奢侈是为了衬托出杨国忠的跋扈，而这些最后又都归结到对杨国忠的讽刺这一点上来。我们可以体会到，它们之间的语势是多么连贯，针线是多么紧密，它们极似曲艺中的“贯口活儿”，又像京剧打击乐中的“急急风”，句句紧随，如瀑布而下，效果是整体力量造成的，像一条锁链环环相扣。这样的诗篇，谁能读到半截就能得基要旨而罢读呢？而这样的作品，在杜甫的叙事诗中是不乏其例的，“三吏”、“三别”就也是这样的作品。
杜甫叙事诗的结构往往是十分精当的。承上所述，正因为杜甫叙事诗往往一气呵成，所以同时也兼有精当的特点。何为精当？笔者以为就是李渔所暗示的：当开户则开户，栋梁须用栋梁材。仍以《丽人行》为例。这首诗早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中就被描述为：“无一讽刺语，描摹处语语讽刺。”然而，这“语语讽刺”并非是便插菽柳、信手可拈的。可以说，诗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单以“炙手可热势绝纶，慎莫近前丞相嗔”两句而论，它们的位置是只有放在最后两句才是恰当的。假如开宗明义，将它们移至篇首，或者暗度陈仓，把它们揉在篇中，这样，虽然在章节上读起来没有多大别扭，但在诗意上却索然无味，直接影响到诗的全篇也必定是“未成先毁”了。不妨把这两句诗与本诗倒数三、四句调换一试，变为：
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
炙手可热势绝纶，慎莫近前丞相嗔。
杨花雪落复白蘋，青鸟飞去衔红巾。
这样写，虽然也暗示出杨国忠的淫乱，也写出了他不可一世的气势，也造成了结尾的气势，但读者可以体会到，结构虽然仅有两句之差，但全诗的意境却改变了，原诗中的那种讽刺力量也大大削弱了，连诗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也变得不那么耿直了。这就说明，杜甫叙事诗的结构已精当到这样一个水平：“真正的艺术作品——诗、戏剧、图画、歌曲、交响乐，我们不可能从一个位置上抽出一句诗、一场戏、一个图形、一个小节章节，把它放在另一个位置上，而不致损害整个作品的意义，正像我们不可能从生物的某一部位取出一个器官来放在另一个部位而不致毁灭该生物一样。”（托尔斯泰《艺术论》第128页）
这种结构精当的特点，在杜甫的组诗中也有体现。《前出塞》九首是一组五言乐府古诗，它的主题是反对不义之战。诗歌是用一位战士的口吻，诉说他从军的情况：从出发到远征，练兵作战，直到立功受赏，整整十五年军中生活的过程，反映了有唐一代军营中的黑暗与不平，谴责了统治者嗜杀成性、不顾人民死活的“开边”政策。这组诗的结构颇具匠心。就拿诗中两次写到士兵思乡的情节安排来看，章法十分严谨。诗的第四首和第七首，虽然都写了士兵思乡，但第四首中，士兵在长官押送下经过一段行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交河，在路上，他们隅尔还能遇到一两个相识的人，还能托他们给亲人捎信，所以说：“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而在第七首中，士兵已到达交河，他们冒着雨雪，行进在高山深谷之中，险峻的山路只有抱着绝壁上的岩石才能通过。此时此刻，他们哪里还能“路逢相识人”？他们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天上朝家乡方向飘去浮云，借以寄托乡思，所以才说：“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这两个思乡情节的位置是绝对不可变换的。通过这种结构安排，我们会真切地体会到，那士兵一天天远离故土，生活一天天艰苦的境况，也会体会到他们那一天比一天孤寂、绝望的心情。这里内容、情感与形式上的和谐统一，不能不令人陷入到对士兵的深切同情之中。
二、刊落旁枝，确立主脑
赵执信在他的《谈龙集》中讲述了一个故事。他说古代有一个叫洪升的人，认为画龙就要画全龙，龙头龙尾都不可少。而另有一个叫王稹的人则认为，画龙应当精粹，只画露在云彩外面的龙头龙爪即可。他不同意洪升的“笨法子”，也不完全赞同王稹的“懒法子”，而是主张既不必把全龙都画出来，又能通过一鳞半爪概括出龙全身的“巧法子”。这个故事，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作诗来。诗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是以一滴水来见太阳，透过一点来反映生活的全部，即通过龙的一鳞半爪画出龙的全部和神韵。要做到这一点，诗人就必须掌握去粗取精、删繁就简的结构方式，就必须能抓住最本质的东西，轮辐向心地加以表现，达到用园林盆景概括雄伟的自然，用寸简尺幅写出壮丽山河的艺术效果。这就是戏剧理论中常说的“立主脑”。在这方面，杜甫叙事诗同样做得很好。
大胆略去次要情节，集中地表现与主题关系最深的部分，造成形象之间的跃动，这是杜甫叙事诗删旁枝、立主脑的一个突出表现。
公元757年春天，杜甫羁留长安，没有自由。一天，他在曲江湾徘徊，看到江头的宫殿全都紧锁着，四处满眼冷落凄凉，而春风中的柳丝依然发出了新绿。触景生情，他回想起当年天子驾车游猎南苑的情景，今昔对比，禁不住掉下了眼泪，于是才写出了《哀江头》一诗。这首诗是杜甫叙事诗中特别出色的一首，表面上似乎有点同情唐明皇与杨贵妃，实际上却是对他们荒淫误国进行了讽刺和谴责。配合这一主题，本诗采取了跳跃式结构，即好像电影中常用的蒙太奇，时空的组合十分灵活：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这前四句，写的是诗人看到的长安沦陷后的曲江景象；
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
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
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
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
这中间八句，写诗人回忆安史之乱前看到曲江时所见到过繁华、热闹的情景；
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
清渭东流剑沾臆，江草江花岂终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这最后八句，诗人又回到现实中来，发出了无限感慨。正是这三个层次形成了本诗跃动式结构。作品中的形象，忽而现实，忽而往事，忽而倒叙，忽而顺接，像是电影中的叠印镜头，迅速而生动地将今昔相隔的不同形象连到了一起。这里，诗人虽然没有按照时间先后的次序来写，跨度很大，但我们读过后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古都长安由盛到衰的历史过程。作者并没有给我们作多少具体的描绘，用字很简练。但省去了千百言，却蕴藏着更多的话。形象之间若断若续，但给读者却留出了丰富的想象余地。篇幅虽短，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生活画面却十分宽阔。使人吟罢诗歌便被带入对盛唐衰败的历史教训的深沉回忆之中。此外，由于采用了跃动式结构，诗中还形成了一条由哀而乐、又由乐而哀的感情线索。经过这由哀而乐、由乐而哀的变化，一起一伏，一逸一宕，诗人的感情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无怪乎苏辙非常喜欢这首诗，说它是：“若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遗法。”他还特意把这首诗与白居易那些惟恐别人看不明白、写得枝蔓俱生的诗作了比较，说：“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中国古代文学史纲要》）按照苏辙的方法，把杜甫和白居易的诗作一比较，会使我们对杜甫刊落旁枝确立主脑的结构本领认识得更为深刻。
三、实下而虚成，篇终接混茫
宋代范公的《过庭录》中，曾引过晁以道对杜甫《缚鸡行》的一段分析：“如‘小奴缚鸡向市卖’，是实下也。末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是虚成也。”这是关于实下虚成的最早的说法。杜甫是现实主义诗人，他的叙事诗，发扬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精神，开辟了一条“以时事入诗”的创作新路。他的诗，往往取材于国家政治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事情，通过对它们毫不讳饰的径直描述来反映现实。因此，实实在在地描述历史事实，在杜甫叙事诗中占有很大篇幅。然而，杜甫又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生活只作如实的反映，而是喜欢在对现实作过一番如实描述之后，用少量诗句，宕开或拓深上述诗中所描述的事实，使作品“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语》）而结束，并给人一种烟波无际的感觉。这体现在结构上，即是实下而虚成，篇终接混茫。
《缚鸡行》一诗，前六句确实是“实下”：
小奴缚鸡向市卖，鸡被缚急相喧争。
家中灰鸡食虫议，不知鸡卖还遭烹。
虫鸡于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缚。
这六句，写的是小奴缚鸡要去市上卖、诗人不让他去、令他把鸡放开的过程。用的全是实笔。可是写到此处诗并没有写完，因为缚鸡放鸡并不是本诗的主旨，诗圣也绝不会只让这种无聊小事独成一篇。这首诗的主题，是借鸡虫得失没有个了结的凶喧，讽刺身处山河破碎风枝絮时代仍争权夺利、蝇营狗苟的小人，表现作者对封建社会下人与鸡虫同得失的人生观点。可见，诗写到这里才只写了一半，而且只有写了最后两句，全诗才告结束：
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山阁。
诗人叫小奴把鸡放了，说完话靠在阁楼上去注目寒江了。这似乎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而且实际上这是在有意宕开，用虚笔收住全篇。这两句写出了诗人沉思的神态，而这沉思是由上述实写的内容引起的，这时，诗人的思想已经跳出了具体事件的范围，从眼前的事想到更重要的问题，即封建社会鸡虫得失与人的升迁的相似。写到这里，一件平庸的小事注入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和感情，诗的主题得到了深化，诗人的目的也达到了，而诗歌本身也真正地完成了。这种亦实亦虚、虚实相印的结构方式，实在让读者回味无穷。
这种手法在杜甫叙事诗中多有所用。《负薪行》全诗十六句，前十四句“实下”，实写　州妇女的悲苦命运；后二句“虚成”，以虚笔替　州妇女鸣不平；“实下”如泣如诉，“虚成”一结高绝，全诗对封建统治阶级视劳动妇女为“粗丑”的观念作了有力的鞭笞。《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全诗二十六句，前十六句“实下”，实写公孙大娘及弟子舞剑器的精湛技艺，后十句“虚成”，抒发诗人看到公孙大娘弟子剑舞之后的感慨。抚事感时，触景伤情，巧妙地写出了诗人坎坷的一生，反映了大唐帝国江河日下的社会现实。《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全诗二十四句，前十八句“实下”，写茅屋为秋风所破时诗人及眷属的悲剧场景；后六句“虚成”，诗人把自己的悲剧推演到整个国济民生的重大问题上来，使全诗的意境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安得广厦各千万间，
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读着这样的曲终高奏，我们会为诗人忘我、天真的幻想所激动，为诗人伟大的同情心而赞叹。诗人那面对破屋的大声疾呼，仿佛至今仍在天际中萦回。
四、顿挫逸宕，波澜起伏
古人作诗文极讲章法，一首诗从开头到结尾，讲究曲折而最忌平直，追求变化而最忌板滞。杜甫就曾夫子自道地把自己诗歌的总特色概括为“沉郁顿挫”（《进雕赋表》）四个字。这四个字，也是后世杜诗评论者们的众口一辞。笔者认为，与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总特征相适应，他的叙事诗的结构，同样具有顿挫逸宕，波澜起伏的特征。这一点，我们从与其他诗人的作品比较中可以鲜明地看到。
安史之乱前夕，杜甫曾和高适、岑参等人一起登上过长安南郊的慈恩寺塔。在这座塔上，杜甫作了一首《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高适、岑参也各有一作。我们比较一下就可看出，杜甫的一首不仅在意境上要比高岑之作深远、开阔，独显出沉郁的特色，而且从诗的章法上看，杜甫的一首较高岑之作高出一筹。高岑之作都是时人的写法，前写塔势高耸，后发几句感想，中间没有什么顿挫曲折，因此意境较浅，未给人以回味的余地，而杜甫却不同常人，他写的也是这座塔，可他不是一气地死写。如：开头两句：“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这两句与高岑之诗的起式相同，但接着就不同了：“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这里笔势一顿，抒发起感情来——波澜出现了。这是一个由叙事到抒情的快变。但按一般人的写法，或许又要缘情而发，平贯到底。而杜甫却不，他在这里只是触一下感情的神经，接着又转而写塔的高耸去了，因为倾泄感情的时机还未到来。当写过“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四句后，塔高极远写出来了，可再顺势写下去就会落入俗套。所以诗人笔势一转：“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辩皇州？”这里又推起了一个感情的波澜。与上相同，诗的后半部依然是一顿再顿，一转再转，感情的波澜一浪高过一浪，而最后“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两句，收结得又是那样冷悄、压抑。试想，短短的一百二十字的诗，竞有多少曲折，多少波澜。正是这一层一层的顿挫，诗意才一层一层加深，诗味才一句比一句浓郁，吟颂起来真可谓一唱三叹，兴味盎然。
这种结构特征在杜甫叙事诗中有多方面表现：
首先，在划分层次方面，表现得忽断忽续。《北征》是个鲜明的例子。这首诗，时而写诗人离开风翔的心情，时而写路上的所见景象，时而写与家人团聚，时而又写借用回纥士兵的看法；时而是叙事，进而是叙言，时而是议论，时而是抒情，时而疚，时而忧，时而哀，时而兴，时而恐怖，时而震惊，时而悲喜交集，时而毁誉交并，整首诗的各种线索就是这样此起彼浮、若断若续地交叉勾连在一起的。正是这种若断若续的结构，配合着诗歌丰富的内容和感情，如海风掀起的巨浪，一波连着一波，一浪高过一浪地冲卷着读者的心。正像沈德潜评价的那样：“……忽断忽续，转接无象，莫测端倪……千古以来，且让少陵独步。”（《说诗啐语》）
其次，在布置段落方面，提顿相间，明暗结合，长短轻重参差错落。关于这一点，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早有评价。他说：杜甫的诗歌，“长篇必分段落，每段必用提顿以见起，用结束以见止。提顿结束，有明有暗，有重有轻。段落有长有短，参差错落，以救方板。少陵无法不备，学者可揣靡也。”这些特点，在杜甫那些长篇叙事诗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再次，在下笔方式方面，善用倒插、反接、突接等手法。关于这一点，沈德潜的分析实为拙笔所不及：“少陵有倒插法，如《送重表侄王水评事》篇中，上云：天下乱云云，次云：最少年云云。初不说出其人，而下补云：‘秦王时在座，真气惊户  。’此其法也。《丽人行》中：‘赐名大国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是此法。又有反接，《述怀》篇云：‘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合。’若云：不见消息来，平平语耳。此云：‘反谓消息来，寸心亦何有？’斗觉惊心动魄矣……又有突接法，如《醉歌行》，突接‘春光澹沱秦东亭。’《简薛华醉歌》，突接‘气酣日落西风来’，上写情欲尽未尽，忽入写景，激壮苍凉，神色俱王，皆此老独开生面。”（《说诗晬语》）
另外，在开端、中段、收尾的安排中，尤惯用突兀、翻腾、逸宕之笔。这一点，也谨以古人论述为证：“起手用突兀之笔，中段用翻腾之笔，收处用逸宕之笔。突兀则气势壮，翻腾则波澜阔，逸宕则神韵远，诸法备矣。”（施补华《岘佣说诗》）
以上这些，正是构成杜甫叙事诗顿挫逸宕，波澜起伏结构特征的诸要素。
总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杜甫的确是十分讲究诗的结构方式的，他的叙事诗的结构确实也是很有特色的，他娴熟地运用各种结构技巧，配合主题，“按部整伍，以待情会”，真有诗将军的风度；他又能心灵手巧地刊落旁枝，确立主脑，使诗歌的结构紧凑而含绪，产生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他还能以实下虚成、篇终接混茫的艺术结构方式，使作品瓜熟蒂落，步步升华，产生深不见底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他更能纯熟运用难以掌握的顿挫逸宕、波澜起伏的结构方式，使自己诗歌“沉郁顿挫”的总风格更加夺人耳目，老成遒劲。这一切都表明，与杜甫叙事诗的极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相符，他的叙事诗的结构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杜甫的叙事诗，完全做到了刘勰在《总术》中对文学结构的完美形容：看上去，有织锦彩绘般美丽的图案；听起来，有像管弦乐队合奏一样悦耳的音响，品尝起来有味道，装饰起来有芳香。用胡应麟“体兼一代”的感叹来赞美杜甫叙事诗的结构特征，也完全当之无愧！让我们认真地去总结杜甫的创作经验包括它的结构特征，为今天文学事业的发展，开发出更丰富的营养和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