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全三卷-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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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1967年，毛的支持者正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可就在两三年前有人叫嚷说这是不可能的，说红卫兵不会取得胜利。如今"文化革命"在那里全面铺开了。我那时就说过："无稽之谈!"毛派当然会取胜。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他们那里不讲任何道德，不承认任何法律。

　　对毛的个人崇拜，是一个复杂现象。崇拜现象我们见过，而且不仅见于中国。人们世世代代念叨着"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可这有灵验吗?对谁有过灵验?通常是没有的，然而神甫们说服了我们，于是人们就相信上帝。这里道理是一样的。顺便提一句，在我们这里也有人开始吹捧毛。例如，有这么一件事。我那时还在苏联领导班子里任职。我听说我们的军人出版了毛的军事著作。我召见马林诺夫斯基元帅说："马林诺夫斯基同志，您主管的部门出了毛的书。苏军打败了一流的德国军队，在我们的敌人那里没有比这更好的军队了。而毛在中国打了20年或者25年的仗，而在此期间他和他的敌人只是用刺刀和大刀相互乱杀乱砍。你们现在出版毛的'军事著作'，为了什么目的?让我们照着这些著作去学习将来如何打仗吗?是用身体哪个部位做出这种决定的?"这件事发生在五年前。经办此事的倒都是一些聪明人，只是做出了愚蠢的决定，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办了一件蠢事。现在这些书大概放在仓库里，也许干脆付之一炬了。

　　我还想就个人再谈一点。一年前或半年前，有人对我说，苏联正流传着一种看法，说是我挑起了中国与苏联争吵。我不想争辩，因为历史本身对这些现象做出了评价。但令我惊讶、痛心和愤慨的是，尤金也在重复这种蠢话，而他这个人在苏中冲突的初期曾任苏联驻华大使。因此我谈点有关尤金的话。他的言论大意是说我激怒了毛，所以毛才变成了一个反苏分子。如果尤金亲自对我说这些话，我会有凭有据地向他证明，我们与毛发生冲突的外因正是源于尤金本人。如果就这一问题展开如此卑劣的辩论，那么我也可以有更加充分的根据说，尤金到了哪里，我们就会跟哪个国家发生冲突。尤金去了南斯拉夫，我们就同铁托吵翻了。尤金被派到了中国，我们就跟中国吵翻了。这绝不是简单的巧合。

　　我当初很尊重尤金。他是怎么去的中国?毛给斯大林发来一封信，请求斯大林给他推荐一位苏联的马列主义哲学家，说让他去中国，因为毛想把自己的讲话稿进行校阅，请一位有学问的人帮助他把这些文稿好好梳理一下，免得在马列主义哲学方面出点什么差错。尤金被选中。他被派往中国。尤金在那里与毛配合默契。毛去使馆找尤金的次数甚至比尤金去见毛的次数还多。这是尤金说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尤金对毛这种有点不大尊重的态度，甚至曾让斯大林感到有些不安。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突然收到了尤金的一封很长的密码电报，尤金在电文中描述了他从毛那里听到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而且这些事都牵扯到苏联、我们党以及尤金本人。如果说以前给人的印象似乎是毛在巴结尤金，那么在这封电报之后可以看出毛根本就不尊重尤金。我们形成了一个意见，认为必须把他撤回来。尤金当大使很差劲。当毛和尤金的私人关系好到称兄道弟的时候，他还有用。至于单纯的使馆工作，干吗非要他尤金去做?让外交官们去做这个工作嘛。他与毛发生了这种冲突之后，他连大使也不像个大使了，而在哲学方面他已与毛彻底决裂。于是我们把他召回苏联。

　　我们1954年去了中国，同毛举行几次会谈之后我对同志们说："我们同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我是从毛的插话和我们置身其中的气氛中得出这个结论的。这种气氛是亚细亚式的：殷勤得令人肉麻，周到得无微不至，可就是没有真情。我同毛很有礼貌地拥抱亲吻，和他一起下游泳池游泳，天南地北地聊天，始终亲亲热热地共度时光。但这看上去令人肉麻生厌。在我们面前发生的、出现的一些个别问题却让我们产生戒心。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感觉到，并且就在当时把这告诉了全体同志，那就是毛绝不情愿让另外一个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哪怕只占一点点优势。他不能容忍这种状况。

如果斯大林再多活些时日，这种冲突会爆发得更早些，苏中两国会发生彻底决裂。政治说到底是一种游戏。毛推行自己的政治，玩他自己的游戏。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曾说过："赫鲁晓夫同志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他说出了真实情况，我们也正在转变。"毛自己把他的这番话公布出来，而随后一场冲突降临了。毛宣称和平共处主张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观点。再之后，中国人开始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所付出劳动的质与量分配福利，是资产阶级口号。传来了他们的指责，说我们跟在资产阶级屁股后头跑。这可是国家今后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不能跟着中国走。而如今尤金这位哲学家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些个人。他让我感到吃惊。我曾认为他是一位聪明人。

　　这就是我们的意见分歧。然而，我们谈论毛是一回事，如果我们谈论中国整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一旦我们开始谩骂中国人民，那我们就滑到民族主义立场去了。民族主义就是意味着我们开始认为某一个民族拥有特权和优越性。这就是纳粹主义。因此我们直到现在仍真诚地相信中国人是我们的兄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如果说受骗的中国青年袭击我们的使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仇恨中国人民。青年并不是整个民族。我们可是马克思主义者呀!我们应当明白还有另外一种青年。并不是全中国都去了那个广场，也并不是所有去了那个广场而又在那里喊叫的人全都同意这种做法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有多少中国人为他们那里发生的事而痛哭流涕?中国掀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中国人正在互相残杀。在我们这里斯大林曾枪决了数以十万计的公民。我们这些党员对此负有责任，但现在总不能认为这件事是全党干的吧。那是斯大林滥用了权力，毛现在正在他们那里重蹈覆辙。

　　我再举出我们对华关系史中的几个事实。斯大林对毛泽东抱有的颇为批判的态度。他说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他说得很对--是一个所谓窑洞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正当毛得意洋洋地走遍全国，共产党人逼近了上海。但后来他们停了下来，没有占领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你们为什么不攻占上海?"毛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如果我们占领了，就得养活他们。可拿什么养活他们呢?"这也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吗?毛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工人阶级。他漠视工人的上海，他不愿意接受它，不愿意依靠它。斯大林曾多次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对他进行批评，而且做得对。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毛依靠农民在他们那里取得了胜利。这不是什么奇迹，而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他依靠农民掌握了政权!这就是说历史的真理属于他。不过这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胜利也有暂时的，而且总是有着不同的结局。这一点从历史中也看得很清楚。

　　又比如另外一个具体事例。斯大林时期，苏联同中国签订了共同开发新疆的协议。在中国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打仗、而蒋介石无法控制这个省份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相当牢固地站稳了脚跟。我不记得我们在那里开采什么矿，好像是铅矿吧。当战争结束、中国共产党获胜时，毛泽东开始表现出神经质和戒心：我们在新疆会有什么动作呢?

　　斯大林当时派遣米高扬前往共产党军队的驻地，通过米高扬向毛泽东宣告我们将撤出新疆。这样做是正确的。然而，作为交换我们向中国建议成立一个开发新疆自然资源的合营公司。当然是用我们的资金，用我们的技术，而劳动力则是来自当地居民,全部产品都运往苏联。这样一来就播下了不信任的种子。那是一个错误，甚至是对中国人的侮辱。从前在中国盘踞着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如今苏联人也硬往那里闯。这简直不可思议!斯大林在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都干过这类事。后来我们把这类合营公司都统统取缔了。

　　第三个事例。我国使馆工作人员通报说，中国开始采掘黄金和钻石，但隐瞒这个情况，把采出的全部矿产留给自己，而不供应我们。我还记得斯大林曾大吵大闹的情形。

　　斯大林把我们大家召集起来问道：谁知道中国的哪个地区采黄金或钻石?我们都不是什么内行，每个人都答说不知道。他半夜里把我们的商务人员、常去中

斯大林甚至为此拍电报给我国驻华使馆，要求查明详情，做出报告。斯大林想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一切都交给我们。

　　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后来有一次去他的别墅，在午餐桌上，大家交换着目光，悄声地开着玩笑。

　　贝利亚说："你知道谁了解这个情况吗?演员科兹洛夫斯基。他在歌中唱：'岩洞里藏着无数的金刚石……'"其实贝利亚曾私下怂恿斯大林说，中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而毛打埋伏，既然我们贷款给他们，那就得逼他把自己的地下宝藏供应给我们。斯大林这才产生了兴趣。

　　在这同一时期，还发生了另一件类似的事例。产生了从中国获取天然橡胶的问题。中国海南岛生长着可生产天然橡胶的三叶胶树。我出了个主意，向毛问清楚，中国哪个地区可以开辟橡胶树种植园。要是把这项事业发展起来，给中国提供贷款、技术，我们大家就可以在橡胶方面摆脱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但斯大林把事情搞成了另一个样子。

　　给毛泽东拍去电报，请求为我们提供一块地盘，让我们能够在那里栽种橡胶树，加工原料，生产橡胶。

　　我当时想阻止斯大林采取这种做法，说："斯大林同志，不应当用这种行文方式给毛泽东发电报，这好像我们打算要租界。中国从前有许多地区被外国人占用，作为租界和侨民区。我们的做法会招来恶言恶语。"

　　他朝我狠狠地瞪了一眼！我怎么竟敢纠正他斯大林呢。租界问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他是领袖，他是理论家，他居然会搞错，而由赫鲁晓夫来纠正他？他容不得任何纠正，更何况在这一敏感而又棘手的领域。

　　他把电报拍给了毛泽东，企望着毛泽东马上就会回电表示同意。我们很快收到了回电。我记得，当时斯大林把我们召集来，这不是开会，而是要研究几份电报，并就一些问题交换意见，然后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再去吃饭。

　　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去斯大林那里时，只吃荞麦粥和水煮肉，总之都是粗茶淡饭。我对此不敢苟同。有一个阶段斯大林那里是可以见到一些相当平民化的菜肴，我自己就曾经同他一起喝过俄式菜汤。但那是在战前时期或战争初期。战争期间和战后时期，像荞麦粥这种东西在他那里已经上不了席面。在革命前，荞麦粥在矿工中间被看作是大兵和囚犯的吃食。它价钱最便宜。我虽然说这话，可我本人却很喜欢荞麦粥，我直到现在还总是美滋滋地吃这种粥。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个。我只是顺便驳斥朱可夫书中那段胡诌，那段文字也不是朱可夫写的。我一向认为朱可夫是一位十分讲原则的人，不会写出这种东西。大概朱可夫现在已经变得不是战前和战争时期的那个朱可夫了吧。

　　总之，斯大林收到了回电，并向我们宣读了电文。毛泽东回电说：请提供资金给我们，我们将自己动手去做您想做的事并向您供应橡胶。

　　斯大林读完了中国回电之后，没有理睬任何人。我和他那次谈话时大家都在场，并且也都记得我曾经劝阻斯大林并提醒他说，这样做会得罪毛泽东的。斯大林这下子可碰了一鼻子灰。

　　然而事情总还有了些进展，我们便签了协议。但后来才发现，橡胶树能够生长的地区不大，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这件事也就告吹。国的人员，还有一些据我所知是学者都叫醒，要他们提供资料：中国哪些地区采矿，都采什么矿。
然而事情总还有了些进展，我们便签了协议。但后来才发现，橡胶树能够生长的地区不大，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这件事也就告吹。

不知怎么斯大林喜欢上菠萝罐头。他立即口授一份给毛的电文。马林科夫那时担负着书记员的职责。"你就这样写，让他们租借给我们一块适于菠萝生长的地皮(菠萝长在中国南方广东或海南岛)，再提供一处建立菠萝罐头工厂的厂址。"

　　我再一次对他说："他们刚掌权，他们那里有那么多外国的工厂。再出来一个我们的工厂，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厂。这会得罪毛的。"他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勃然大怒，冲我吼叫……这已经是在一段短短时间内的第二次了。

　　电报发了出去。过了一两天之后收到了毛的答复："我们同意。如果你们对菠萝罐头感兴趣，请提供贷款。我们建成工厂后便向你们提供全部产品，用来偿付贷款。"斯大林读电报时我保持沉默，但大家都听见过我是如何提醒他的。斯大林读完之后暴跳如雷，破口大骂。当然，人家对此感到很难堪。这类电报无论是我本人还是我国政府成员，后来再没有签署过。我们没有对中国做任何使他们难堪的事，直到后来中国人自己开始对我们进行刁难。既然这样，那我也不是什么耶稣了。

　　我在任期间爆发了冲突，中国报纸开始登载文章，说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中国领土，还说是俄国人把它从中国手里夺了过来；历史上中国人曾经在那里施行统治，后来我们的沙皇闯了进去。后来他们开始议论我们两国的共同边界，他们还把自己的地图寄给我们。我们甚至无法平心静气地看这张地图，他们在上面都画了些什么!

　　现在有些人流露出一种看法，说毛是个老胡涂了的傻瓜。不对!他是个聪明人。他是我们的对手，但他是个聪明人。他有一段时间使我们受蒙蔽。塔列兰说过，外交官的一张嘴就是用来掩盖自己思想的。外交就是政治。就拿戴高乐来说吧。他是个聪明人还是一个蠢人?有人不是曾经认为他是一个白痴吗？可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只不过是我们思想观点上的敌人，他的言行代表他那个阶级，但他不蠢，很聪明。而毛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一位并不愚蠢的人，他有他自己的观点。我们不同意他的观点，而且我对他的观点真的无法忍受。如果看过我的二十一大报告，那里有许多议论都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不过我并没有提到中国的名字。我们批驳了他们的论点。

　　中国人提出他们自己的口号时，他们的宣传材料在我国西伯利亚畅行无阻。我知道后说："不要再搞下去了！你们以为平均主义论在我们这里找不到土壤吗?你们错了。平均主义口号有很大的诱惑力。不过我们要抓住本质给予回答，不要只是下禁令。"

　　不过他们有一项举措我是赞同的。毛在军队里取缔了肩章。我认为这是一项明智的做法，而我们佩戴肩章、军裤加缝镶条的做法是不明智的。要这些玩艺儿有什么用?我们就是在没有肩章的情况下打赢国内战争的。我那时的军衔是政委，可我不戴肩章。红军战士承认自己的政委，承认自己的指挥官，我们不戴肩章也打垮了敌人。可是现在那身打扮，简直就像金丝鸟。

　　从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角度而言，几次饮茶"聊闲天"式的谈话是很有趣的。

　　毛有一次问道："形形色色的掠夺者占领了中国多少回?"然后他自己回答说："不止一次。但中国人把他们统统同化了。"他的目标是未来：你们那里不就是两亿五千万公民嘛，而我们有七亿。接下去他谈起中国的独特性。由头是中文里没有外来语。毛夸口说："全世界都使用'эеκтρuчество'这个词相当于英语中的"electricity"。--译者。这个词是借用英国人的，并被重复使用。而我们有自己的词。"这种夸夸其谈使我感到震惊。

我口授有关毛泽东的文字已经过了两年，我觉得需要重新回到中国这个话题上来。现在已进入1969年。

　　常言说，中国离我们很远。但中国又离我们很近。它与苏联接壤，我们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也就是说，这个中国是我们最近的邻国。但它又是相当遥远的邻国，如果还记得我们同中国很少有共同之处(我只是指我个人与之有来往的那个圈子而言)。革命前，我那个圈子里的人仅仅从画片上了解中国人，很少阅读有关中国的书。我们主要是在中国人兜售各种商品时见到过他们。例如，他们在顿巴斯卖过柞丝绸。我们就是根据这种接触得出对中国的看法的。不过，俄日战争迫使我们更近一层接触他们。然而俄国士兵对中国人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的。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与中国、与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建立了接触。20年代中国爆发国内战争时，孙中山实行进步政策，主张对苏联友好。苏联人民的同情在他这方面。我们的报纸向读者灌输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对中国人民为争取摆脱帝国主义羁绊而进行的斗争的同情。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国的领导权。他同中国共产党断绝了关系，国民党人反对共产党的战争爆发了。我国人民的同情在中国苏区方面。我们和正在为反抗压迫者而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同心同德，休戚与共。

　　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大约是1926年或者1927年。我那时担任尤佐夫卡区党委宣传部长。我的一位姓阿赫特尔斯基的熟人来找我，他在国内战争期间表现得非常好。这可是一个名声显赫的姓氏，姓这姓的那人曾指挥一列装甲列车。他那列火车就叫作"阿赫特尔斯基装甲列车"。他这人很勇敢，但在政治上却是半个共产主义者和半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来到区委，像平常一样醉醺醺的，对我说："火速给我开一张证明，我去中国，去打蒋介石，赶快给我开，别耽误了，我要参加攻打上海的战役!"我对他说，没有他，中国的共产党员也能拿下上海。这个小插曲可以证明当时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心情。

　　这里再谈几件国内战争期间所见所闻之事。我当时没有直接与那些为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中国志愿者截至十月革命时期，在俄国侨居和劳动的中国人大约有25万。自1917年开始组建中国国际主义者革命武装队伍。他们的司令部自1918年起设在莫斯科。自1918年12月起由中国旅俄工人联合会向他们提供志愿者，而自1920年6月起则由苏维埃俄国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组织局提供志愿者。见过面。我当兵的那部队里没有中国人。但在我们的前线还是有中国支队的。红军战士说，中国人在战斗中表现很好，并且开玩笑说，中国战士行事方式是："给吃的，机枪就干活，不给面包，机枪就不干活"。总之，人家供我饭吃，我就射击。他们在战斗中的确表现得大无畏，并且还是出色的战友。在劳动人民当中，反对蒋介石斗争的组织者名气很大，尤其是指挥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朱德。高岗的名字也为人知晓。但人们也提到反革命分子张作霖，他在我们那里被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工人阶级的敌人。有时偶尔听到共产党人其他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等等。许多名字我现在已经都忘记了。

　　在中共领导人物当中，我比较了解的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莫斯科的工人当中很有名望，经常在群众集会上讲话。我们每次请他去某一个工厂，他都是有求必应。无论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他都一直与我国共产党和我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这个人就是王明同志，一个优秀的共产党人。不过，20～30年代我没有研究过中国问题，我对中国共产党的机构以及其他一些领导者都不了解。我记得我们的报刊上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然而我一次也没听到过有关毛泽东的事。

毛泽东（6）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全三卷-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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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进犯中国之后，我们同蒋介石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虽然他对中国共产党抱敌对态度。斯大林支持蒋介石，把他视为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国解放斗争的进步力量。我认为这是正确的立场。当时必须支持他，因为他被打垮就意味着日本的力量加强，也就是我们共同敌人的力量加强，而日本是我们在远东的头号敌人。后来当我会见毛泽东时，他因斯大林对蒋介石采取这种方针而责难斯大林。但斯大林并没有扶助蒋介石的对内政策，对他给予援助也仅仅是因为他抗击日本，而这样做有利于我们。

　　例如，丘吉尔就实行过类似的政策，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援苏联，虽然他仍然是我们的政治敌人。他自苏维埃国家诞生之日起，直至他去世都始终如此。但丘吉尔是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他认为在与希特勒展开殊死搏斗时，把英苏两国力量联合起来是有益的。这并不意味着丘吉尔在某种程度接受了苏维埃政权并打算为苏联人民做点好事。根本不是的!促使他与我们结盟的是当时形成的世界局势和他对本国利益的考虑。苏联支持蒋介石也是以这一原则为出发点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与中国的边界上平安无事。我说的是由蒋介石控制着的那一段边境。而日本人已经到达的边境地段，紧张局势始终有增无减，频繁发生各种冲突。他们一直在"试探"我们。当他们在太平洋战场取得头几次胜利之后而开始吃败仗时，大陆形势开始逐步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中国军队则开始取得一些胜利，因为日本已无暇顾及中国了。在打垮希特勒德国及其仆从国的三个月之后，苏联就加入了对日战争。我们的军队在战败日本的最后收尾阶段顺利地担当了他们应起的作用。根据与盟国的协议，我们当时解放了满洲和朝鲜北半部，也就在那时我们有可能更富有成效地援助中国，包括提供大规模的物资和武器支援。

　　二战后，苏联开始较多地关注中国问题。我们决定直接援助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夺取国家政权。由于日本战败，其关东军放下武器，留给我们一大批战利品。大部分战利品，特别是作战装备，都移交给中国共产党人了。关于这类武器，我们与盟国有协议在先，即我们无权把它们交给中国境内各个交战集团的任一方。因此在向毛移交这些武器时不要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们在违背自己的承诺。于是我们就把武器运到了一个什么地方，而毛的人则把它"偷"走，用以武装自己的军队。那时他们已经建立了一支很大的用缴获的日本武器装备起来的队伍。

　　我最早亲自听到毛的行动，是战争期间米高扬作为我们的全权代表去延安会见毛的那一次。斯大林想搞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的需要，以便安排对他们的援助。记得，米高扬回来后，斯大林召集了一群比较亲近的人在午餐时讨论中国问题，他有些困惑不解地说："毛泽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有着一种奇特的、农民的观点，他好像惧怕工人，把他的军队与城里人隔离开来。"毛的行为让我们感到格外费解的就是那一次，他的军队顺利南下而逼近上海，却一连几周没有攻打上海。我已经提到过，毛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怎样的回答，他把他这一行动方针同无法养活600万上海市民联系在一起。斯大林愤怒地说："这算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他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却不去帮助上海工人，不肯为他们的命运负责。"

　　那个时期我还在乌克兰工作，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以及我们为中国所做的事，只有当我前往莫斯科时才能从斯大林那里听到一些详情细节。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胜利时，我刚巧调到了莫斯科，担任莫斯科州党委和市党委的第一书记，同时兼任联共党(布)中央书记。这时我经常与斯大林打交道，因此我了解有关中国的问题。在我们这里，离开了斯大林，不仅是任何人都不能处理这种问题，而且任何人都根本不能研究这类问题。我不认为我对中国的一切都了解。主要问题都由斯大林与莫洛托夫去处理。但我知道，苏联越来越广泛地向毛泽东提供援助，以巩固他取得的成果。那里的共产党人是通过公开的武装斗争取得的胜利。美国曾帮助组织反击，所以日本战败后中国内战持续了很长时期。共产党人需要我们的援助，他们得到的援助首先是武器。93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

　从这一章起，到《关于阿尔巴尼亚》一章为止，尼·谢·赫鲁晓夫把他的回忆录录在录音带上(1969年)。

　　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适逢斯大林70寿辰。正巧在这一天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担任一项新的固定工作。斯大林对我说："您把乌克兰那边的工作交代一下，务必在我70岁生日那天赶来。"我就照办了。我未能出席斯大林同毛的单独会谈或者有莫洛托夫在场的会谈。总共举行了多少次这种会谈，会谈进行得如何，要我现在来谈是困难的。不过，在这几次会晤之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因为毛而高兴过，也从未对他大加赞扬。然而在欢迎毛的宴会上，斯大林却表现得非常好客。他喜欢这种宴会，并且很爱炫耀自己如何好客，对待客人如何殷勤周到。只要他愿意，他会把这种事做得很漂亮。那次宴会我参加了。宴会和席间谈话都是在轻松自如的气氛中进行的。

　　看到同新中国似乎正在逐渐形成良好关系，我感到很高兴。我们这里大家都希望这样。不过，在毛访问期间曾经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在那次宴会和席间友好会谈之后，斯大林有好些天根本不与毛会面。既然他本人不露面又没有委托别人，我们当中也就没有人去毛那里。这时毛开始流露出不满，说他被关在为他安排的住所里，什么也不给他看，没有人跟他会面；因此他声称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就回国。人们向斯大林报告说毛表现出不满。于是我们再一次与他会面了，是在斯大林的别墅举行的午宴上。斯大林这时竭尽全力来满足毛的请求，同他搞好关系，并显示自己完全站在他那一边。

　　毛走了。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一位铁路专家即ИB科瓦廖夫(1901年生)，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高岗早在毛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高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们转送给毛了。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如果要在历史上寻找类似的现象，那么这很像科丘别伊瓦·列·科丘别伊(1640～1708)自1687年起任总司书，1699年起任东岸乌克兰(即俄罗斯属乌克兰)首席法官。他曾多次提醒彼得一世说首领(黑特曼)ПС马泽帕正在与波兰国王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和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进行秘密谈判，然后他逃往俄罗斯，却被俄国沙皇交给马泽帕，后被处死。向沙皇彼得一世密告首领(黑特曼)马泽帕叛变。当时沙皇彼得把这封告密信退还给马泽帕，以博取其好感，并表示自己不相信他叛变。然而马泽帕处死了科丘别伊，并且开始帮助查理十二世讨伐俄国。普希金在叙事诗《波尔塔瓦》中对这个情景做了鲜明生动的描写。

　　然而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中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

　　说到毛访问莫斯科，我看到斯大林表现出的客气态度并不是真心的。让人感觉得到他对待毛很傲慢。毛不是一个胡涂人，他当下就看出来了，但除了上面提到的那一次之外，他表面上丝毫没有流露出不满。

　　我们和中国的争论爆发后，毛在和我谈话时说，斯大林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对蒋介石采取一些与中国共产党利益相抵触的做法。有些行动，诸如建立合营企业，在新中国招致了反苏、反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还犯了一些其他过失，给加强我国与几个社会主义邻邦的友谊造成了巨大损害。例如，斯大林死乞白赖地要求原料统统送往苏联，我认为这是一种丧失理智和背信弃义的行动。当然，每个国家都应当拥有自己的外汇，以便进入资本主义的市场。苏联无法向他们提供一切。我们自己还得靠采掘黄金或向西方出口外汇产品的办法筹措外汇，以便换回外汇，用来购买我们所不生产的商品。

　　　

中国以及全体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对此要加以正视，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但斯大林却对此充耳不闻，他不明白也不想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在战败希特勒之后。他认为，他现在也可以称王称霸了，像亚历山大一世在打败拿破仑后称霸欧洲一样。那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忽视了朋友的利益。这种政策让朋友们感到尴尬、屈辱，在对苏关系中播下了仇恨种子。我还记得对华关系中的种种事件，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的一些欠缺考虑的行为使我们的友谊蒙上了阴影，尽管没有任何导致这种状况的客观原因。

　　从另一方面看，毛泽东本人对斯大林有时也不仅仅表现尊重，而往往是妄自菲薄。例如，他向斯大林请求推荐一位能够帮助审订他在内战时期的演讲稿和讲话稿的人。毛打算这时出版这些文稿，请求给他派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此人不仅能够帮助他审订文稿，而且不会让他在理论上出任何差错。令斯大林开心的是这封请求信中对他的权威表示了承认。我认为毛之所以这样做，有他自己的考虑，他是想给斯大林造成这样一种假象：他情愿用斯大林的眼睛观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标榜个人观点。但这与中国历史进程中所揭示出来的一切大相径庭。

　　中国人在武器援助、提供设备、兴建工厂方面也提出了很多要求。苏联在这些方面也给予了中国巨大援助。我现在说不出这些援助所花费资金的具体数目是多少。但这里所说的是钢铁厂、汽车制造厂、拖拉机制造厂、现代化武器制造厂。所有这些都由我们提供贷款，我们送去图纸，提供其他援助，而这些援助实际上都是无偿的。就连技术资料的转让也并非在商业基础上、而是在友好的基础上实施的。我们向中国派遣了各兵种教官：空军、炮兵、坦克兵教官。我认为这既对我们有好处，也对中国有好处。我们把中国的巩固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是我国东部边境的保障。在这方面我们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待他们的请求就如同对待我们自己的需求，并凭借我们满足这一切请求的物质能力给予帮助。

　　在东方，不仅苏中两国的利益，而且还有同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利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苏联对北朝鲜也很重视，在创建军队和搞好国民经济方面都千方百计地提供援助。总而言之，我们尽一切努力使得北朝鲜在经济上比南朝鲜发展得更快，从而使它成为对南朝鲜人民具有吸引力的一方。当北朝鲜与南朝鲜开战时，北朝鲜、中国和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更被牢牢地拴在一起，因为南朝鲜的胜利，就等于美国对北朝鲜的胜利，而这既威胁到中国，也威胁到苏联。我们的同情完完全全在北朝鲜方面，在金日成领导的政权方面。

　　我们共产党人同情朝鲜人民，愿意帮助他们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在全国建立人民政权。斯大林去世后，战争还继续了一段时间。我们早就酝酿成熟了一个想法：寻求停战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外交途径采取了一些步骤，开始对美国人进行试探，看他们对停火是什么态度。美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谈判开始了。后来成立了由朝、中、美三国人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由交战各方直接进行谈判。谈判拖了很久，最终总算达成了协议，双方军队停留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即大约在38度纬度上，而日本战败后苏美两国军队的军事分界线就是沿着这条纬线确定的。

　　那个时期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很好，至少在表面上。我之所以说在表面上，是因为我们后来得知，毛并不承认我们是平等盟友，他怀抱着大国野心。我们可是向中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援助。中国的工人到我们这里来实习，在由我们援建的中国汽车厂、拖拉机厂接受培训。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在中国工作，直接参加那里的建设。中国公民起初对我们非常好，而我们尽一切努力，以求兄弟般关系得到巩固。我们认为苏中两国人民是兄弟，并认为这一点不仅有利于我们，而且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4）

赫鲁晓夫回忆录(全译本)(全三卷-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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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斯大林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许多武器：大炮、坦克、机枪、步枪、自动冲锋枪、飞机。中国所得到的武器，基本上都是当时苏军所装备的武器。不过，苏军在个别种类兵器方面正在向新式装备过渡。在战争时期，特别是在战后军队建设过程中，总是有一些型号武器被取消生产，另一些型号武器被投入生产。我们在对华关系中总的原则是什么呢?随着一种武器的改进，我们便用它来装备自己的军队，然后把它推荐给中国用以武装人民解放军。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兄弟般相互关系的基础，我们关心的是让中国强大，让它的军队达到现代发展水平。我们在竭尽全力提高本国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同样关心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我们听到有传闻说中国有一种敌视苏联的力量。我们得到了情报，说中国报纸报道中国人不满意中苏边境，觊觎符拉迪沃斯托克，等等。中国报刊对读者说，俄国沙皇用武力强行划定了现行国境线，把它强加给中国；它们还使用了别的一些对苏联不友好的言词。我当然并不袒护沙皇。但苏联现有的边境线是从先前的边界沿袭下来的，我们一向认为这是苏联的合法疆域。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新建立的革命政府也都成为前政府的继承者，都认为从被推翻的政权那里接受过来的疆界内全部国土是自己的国土。

　　我想这种态度是明智和正确的。如果现在提出修改边界问题，追溯边界曾经是另一种状态时的历史往事，就会走得太远。这不会导致我们两国友好关系的加强，正相反，这会挑起我们不和。除此之外，对于一个真正的、看事物应超脱国境的共产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来说，这个问题在革命运动夺取全世界最终胜利的事业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框架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们在北京谈到了这一点。他们回答说：请你们不必介意，我们有许多党派，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报刊。那上面也可见到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敌对言论，但这些言论不是我们领导层的观点。我们对此表示满意，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公开发表中国领导层的观点。但这件事并没有做。我们并没有直接提出这种要求，而只是想当然地相信了中国领导人。

　　在事务上，我们主要是与周恩来保持接触。周曾频繁来我们这里，我们同他讨论一切问题。我们就是同他事先商谈了朝鲜停战，制定了总的行动策略。周恩来为了各种经济问题，其中包括为了签订向中国提供设备的协议以及满足中国其他需要的协议而频频访问苏联。周恩来同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对他十分尊重。他是一位务实的人，同他谈话很轻松，很容易找到双方互利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一般来说我们同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务实关系。周恩来当时任总理兼外长。因此苏联对华外交关系问题也是同他来解决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向中国提供大量货物并在那里建设工厂。我想专门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在我已经处在退休者地位的时候，各类人士见到我都表示忧心忡忡，说我们给别的国家提供的援助太多了，从而把苏联的财富都散了出去。是的，我们是在援助我们的朋友，比如援助中国。但中国像我们所支援的其他国家一样，是付钱的。有人会说，既然人家付钱，那还算援助吗?这好像是贸易嘛。并非全然如此!既然是有偿的，当然是贸易。我们的援助则表现在我们用信贷方式提供设备，并在我们的协助下安装这些设备，工厂由我们来建，工人由我们来培训，再由我们提供安排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这个国家便一下子获得生产钢铁和设备的能力。

当然，如果考察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关系的形成，那里任何一家公司所考虑的都是什么对它有利，而且仅此而已。是出售设备更有利呢?还是不出售设备、而出售用这种设备生产的产品为有利呢?出售产品者居多合营公司是股份制公司的组织形式，公司合伙人为私人资本和国家。这个国家或者这些国家在某一经济领域或在采掘自然资源方面共同经营企业。。而我们由于希望增强友好国家的经济，提高友好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既提供设备，又提供整个工厂。不但如此，我们还是以优惠价格提供设备的。例如，资本家提供贷款，年利率5%～7%，而我们贷款的年利率为25%或者2%。这是很大的优惠。因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确是在援助兄弟国家。

　　以签订旅顺旅顺是中国辽东半岛的一座城市和港口，与大连市一起构成旅大行政区的主体。1898年由俄国租赁，并修建铁路与哈尔滨连接。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划归日本，1923年租赁期满，日本拒绝归还中国。1945年8月23日被苏联红军解放，根据1945年、1950年和1952年苏中协议，作为军事基地由苏中两国共同使用。1955年5月无偿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连地位协定而告终的那一次苏中谈判也是在那个时期，即50年代中期进行的。在那次谈判中我们完全正确地确定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的出发点是：旅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我们继续留下来的先决条件是符合中苏两国的利益。我们集中力量来对付潜在的、虽然早已战败的共同敌人--日本。况且那时又形成了新的局面，即来自美国的威胁正在增长，实际上美国正在中国南部组织反对人民政权的战争，因而可能从日本那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威胁。

　　我们花了大量人力和资金用来整顿旅顺要塞，重新为它进行了装备，并在那里配置了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守卫部队。后来我们把这些全部移交给中国。此外，我们还放弃了我们在满洲享有的中东铁路权利。我认为这种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不愿意引起冲突，不愿意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上拥有财产。我们把这些财产交给了中国，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然而这一事实显然并没有完全满足他们。毛的期望更高。

　　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也取缔了合营的新疆开发公司，并就向中国移交旅顺和撤出我们驻在那里的军队达成了协议。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的预备性谈判旷日持久。拖延解决这个问题的不是我们，而是中方，不过我们对此能够理解。中国担心美国，那时朝鲜正在打仗。美国人扭转了这场战争的进程，使之有利于南朝鲜，因而北京产生了忧虑：美国会不会也对中国实施侵略行动?美国在南朝鲜有足够的军队，因此在那个时期中国人不但不加快旅顺移交进程，而是放慢这个进程。

　　1954年决定派遣我们的党政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根据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由我率领这个代表团。代表团阵容很大，而且很有代表性，团员有布尔加宁、米高扬、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谢列平、纳斯列季诺娃等人。代表团出访日期定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和劳动人民政权建立纪念日--10月1日。我们到达中国。人们兴高采烈地迎接了我们。我们也为了能够在中国土地上逗留、会见中国人民的领导人、同他们会谈而十分高兴。除了一般性防御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问题要向北京提出。为了巩固国防，中国今后必须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工业。我方对中国政府只有一个请求。我们认为，这件事双方都会感兴趣，而对中国来说还有一定帮助。中国失业人员很多，我们希望引进一定数量的中国工人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首先是森林采伐。

究竟打算引进多少人员，我现在记不准确了。我们需要将近100万，也许更多。这是根据各行业部门的申报计算出来的总需求量。当时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我们缺少劳动力。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后来改正了。经过调查查明，我们的劳动力够用，甚至略有富余。只不过因为我们对劳动力利用得不好，才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假象。感到紧缺的地区主要是西伯利亚。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要开发西伯利亚的资源，就必须从苏联欧洲部分引进工人，因为西伯利亚人口过于稀少。我谈及此事，是为了在下面介绍一下毛泽东对我们的请求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我们按惯例聚在一起饮茶。我在中国没有发现滥用酒精饮料的现象。即使我们聚在一起共进午餐时，也只是喝适量的酒，并且从不勉强，不像在斯大林那里，每人饮酒多少不是随自己所愿，而是要看斯大林打算往你肚子里灌多少毒液。毛在这方面与斯大林大相径庭，而且我说不好他个人对杯中物有无偏好。一般说大家以饮茶为主。开会时都要用带盖的杯子送上一杯茶水(按中国习俗)。你喝光了这杯，便给你送来第二杯。如果你来不及喝光这杯，便撤走，换上一杯新的。过了一会儿，再换一杯。每隔一段时间送来蒸煮过的热毛巾。中国人用它揩拭头部和脸部，振作一下精神。我们对这种礼仪不习惯，但我们出于对主人的尊敬也照着去做。

　　上茶上到这么大的量!我不习惯饮这么多液体，便谢绝饮茶。更何况上的是绿茶，而我不喜欢绿茶。布尔加宁却喜欢喝茶，他老老实实地遵守礼仪，可是后来他失眠了。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并问道："您喝了绿茶吧?喝很多吗?""是的，很多。""如果您今后还这么大量饮茶，您会更加睡不好。您必须减少饮茶量。茶叶含有兴奋物质，使人失眠。"布尔加宁不喝茶了，他又恢复了正常，这是他告诉我的。

　　毛对我们请求支援劳动力一事做出了怎样反应呢?这个毛叫人琢磨不透!他若无其事地、慢慢悠悠地走着，一摇一摆。他看了看我，把眼睛垂下，重又抬起，平心静气地、细声细气开口说："人们都把中国当成劳动力后备军。人们都认为我们有许多失业者，认为我们是欠发达国家，因此可以把中国人当作兼价劳动力引进，去干各种各样的粗活。但在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看法被认为是一种侮辱。您的要求(他居然用这个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在中国引发对苏联的误解。原来苏联也把中国看成是粗鄙劳动力的供应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这样看我们。"

　　我们听了这番话，特别是这种比喻，感到非常不愉快。我们以一片诚心、兄弟般情谊对待中国，可谓心怀坦白地来到这里。我们认为，这个建议对中国有利，以为中国乐意暂时摆脱吃闲饭的人。中国人可以自己挣钱糊口。这样一来，那些将在我们这里工作的人会受益，中国也会受益，因为中国也可以从西伯利亚的工程中获取报酬。我们商定由我代表苏联代表团进行谈判。因此我回答说："毛泽东同志，我们不想给你们造成麻烦。我们认为这项建议也对你们有利。如果这个建议会给你们带来麻烦，我们也不坚持，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解决。"

　　谈话到此为止。在毛那里开过会之后，我们在自己的住处聚会，做出决定：既然我们的请求会给中国同志造成麻烦，我们也就没有必要一味坚持下去了，我们靠自己国内的力量也能够胜任西伯利亚资源开发工程。这样我们就放弃了这个问题，并且再也没有重新提起。但当我们结束在中国各地观光后回到北京时，倒是中方来问我们：你们怎么不提劳动力问题呢?我们回答说，我们从毛泽东同志那里得到这样的答复后，就放弃了这个建议。这时北京却正式向我们提出，说中方只不过表达了他们的想法，然而他们对苏联的需求表示理解，愿意帮助我们。既然中国人表现出主动，我们便同意恢复谈判，并订立了相应的合同，由双方签了字。这份合同上规定了从中国引进劳动力的数量，确定了工资待遇。我们之所以同意签订合同，是因为先前我们自己表现主动，而如今北京又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好意思打退堂鼓，那样一来就得做出种种解释，而有可能损害我们的关系。

我们商定初期接受20万名工人，于是中国人开始陆续到达。然而从我们在北京举行的会谈中，特别是从他们对西伯利亚引进中国劳动力问题的提法来看，我们认识到我们这样做是多此一举。我们聆听了毛泽东的一堂内容丰富的中国历史课，还听了他讲成吉思汗等进入中国的征服者；他讲到中华民族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把所有进入中国的征服都同化了。他大谈中华民族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毛泽东向我们讲的这些，听起来固然很有意思，但我们自己却得出了一个结论：毛以傲慢的态度对待其他民族。我产生了一种看法，认为中苏关系再发展下去就会遇到困难，毛满脑子民族主义思想，他认为中国人优越于其他一切民族。

　　我们观察到毛的这样一种个人品质：他不把任何人视为与己平等之人；这就是说，他与之友好相处的只能是那些承认他的高明的人，那些不是在法律上服从他、而是在对各国、各党所面临问题的认识上服从他的人。我觉得毛不能容忍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必不可少的前提，即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执政党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而他却谋求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

　　回到苏联后，我们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就这一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我们的通报引起忧虑。报告是由我这个代表团团长做的。我的意见归纳起来是：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潜藏着危险前景，其原因就在于毛泽东在评价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与他个人在中国人民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的作用时表现出妄自尊大。突出个人的做法有使我们之间发生摩擦甚至不只是摩擦的危险。因此(而大家也全都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出现，必须搞好我们的关系，不仅不要引起任何怀疑，并且也绝不给民族主义毒菌提供营养。我们还决定竭尽全力不损害中国与苏联的兄弟般关系，并尽一切可能增进这种关系。

　　然而我个人却产生一种看法，认为这很难做到，甚至根本做不到，因为毛不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屈居与其他人平起平坐的地位。他要求别人承认他的领导权。在这一类问题上，是无法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这里一切都取决于个人品质，取决于一个领导者如何对待自己，取决于他追求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去谋求人家对你人身归附，而是通过对历史进程、对各国共产党集体制定的政策发展进程表现出较为深刻的见地来确立领导地位，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他不是这样，我觉得毛泽东武断地把自己封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而这是危险的。

　　我们在北京进行的其他会谈直接牵涉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我们认为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联系方面实行某种"分工"是合乎情理的。由于中共在中国取得了胜利，我们认为最好由它来与亚洲和非洲国家兄弟共产党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此外，从工业发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上看，中国也较为接近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这样一些国家的人民。我们首先考虑到的正是这几个国家。我们希望把加强同西方共产党、首先是欧洲各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联系，留给自己。

　　当我们把这些想法对中国同志讲了之后，毛反驳说："不，这不行。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作用应当属于苏联共产党。它有丰富的经验，它曾经有过列宁，苏共造就具有高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干部，没有苏联我们无论如何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事情。我们自己也在向苏联看齐，向它学习。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那就是莫斯科。"当我听着毛谈论承认苏联和苏共领导作用的种种理由时，我无法摆脱一个想法：他这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毛心里所想的则完全不同，他这是在为自己准备适当的土壤。这使人非常痛心，我觉得我们两党和两国之间总有一天将会发生摩擦，也许比摩擦更糟糕。我再次声明：这对我来说是极其痛心的事。但我们也不能像驼鸟那样把头埋进沙里，而是坦然地面对危险，另一方面，我们也暗下决心一定全力以赴，扼杀这种萌芽，根除它们，使我们两党和两国建立起最良好的兄弟般关系。

我们回到苏联之后，决定对本国的潜力做一次更深入的研究。斯大林去世后，我们感到对国家的命运肩负着重大的责任。这种责任迫使我们更深入地钻研经济问题，特别是计划方面的问题。我们认识到，所谓我们缺少劳动力的看法是错误的：苏联的劳动力甚至还略有富余，只是没有正确地加以利用。因此，我们不再需要我们曾向中国提出的那么多工人了。第一批已经来到我们这里，此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再采取主动。看来这个变动总该受到北京欢迎，总该符合毛对我们讲过的他那些观点了吧。其实不然!中方主动提醒我们说："你们怎么啦?合同签了，工人却不要了。你们是不是客气呀?我们是愿意向你们提供兄弟般援助的。"

　　我们便开始向他们说明情况，在与毛会晤时我向他道歉，说我们先前把劳动力需要量定得过高了，其实我们现在并不需要那么多。我不得不说，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现在实行新政策，我们在节省劳动力方面发现新的潜力，我们能把腾出来的劳动力派上用场就谢天谢地了，何必再聘请。的确，我们莫斯科的隐性失业者就有数十万之多。他们全都有工作，但那都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如果他没来上班，谁也不会察觉到他不在。任何一个机关马上裁掉30%的人员，工作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出戏是这样收场的。与中国工人的签约期满后，他们便回国，我们不再通过从中国进新人的方式恢复先前的中国工人人数。我们逐渐形成了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人想以这种方式扎根于我们的远东地区。我这里把毛的有趣手法再说一遍：他起初说我们的建议让中国人民感到难堪、屈辱，可后来他自己却坚持让我们多要些人，如果需要，他们还会再追加。

　　我们之间分歧的最初苗头，我们在对华关系方面的最初担心就这样产生了。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民族主义的苗头便发展成为伴有对毛的崇拜的、赤裸裸的民族主义。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现实生活印证了我们当初的忧虑。

　　1954年在一次会晤中，我们提出了苏军撤出旅顺的问题。我们打算在撤军时将全部不动产，除了我们刚刚在那里安装的重型武器之外，统统移交给中国。毛反对说，现在搞这个有必要吗?他担心美国利用我军撤离旅顺这个时机，在这个地区向中国发动攻击。我阐述了我方的想法："毛泽东同志，我们不相信美国会这么干。而且我确信他们不会这么干。当然，谁也不可能担保，因为美国奉行的是侵略政策：朝鲜战争刚刚结束。不过，我们把军队撤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在附近。一旦发生敌人进犯,我们当然会前来支援。"最终毛同意了："既然您认为美国不会打过来，我们就不反对你们的军队撤走了。"

　　我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并责成我们双方的代表去办理苏军撤出旅顺协定生效事宜。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经常会晤)，周恩来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希望你们的炮兵装备能够留在旅顺。"我们同意了把装备留给他们，但要给予补偿。周坚持要求说，中国希望无偿地接受这批装备。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问题，让我回答它也绝不是件轻松的事，但我又不得不回答："我很抱歉，我还是希望您能够正确理解我。这是一种非常昂贵的武器，我们将以低价出售给你们。我们打算把这批武器以我们提出的条件移交给你们。经过那场破坏惨重的对德战争，我们还没有恢复元气。我们的经济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得很不好。因此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再坚持，同意我们的意见。请你们正确理解我们!"谈话到此结束。北京没有再坚持。

　　我是在没有查阅文件的情况下进行回忆的。因此个别细节有可能并不完全确切，但我担保所列举的事实在总体上是正确的。

　　　

中国人还提出了修筑铁路问题，并声称他们对经乌兰巴托通向他们那里的那条铁路没有多大兴趣。我直到现在也不大明白这是为什么。从前我们运输货物都走远东，经乌兰巴托到北京的线路大大缩短了路程。但中国人开门见山地提出他们希望有一条铁路通过矿产丰富的地区，大约在阿拉木图地区到达我们的边境。我们没有反对：如果这对你们有利，我们这方面将竭尽一切努力保证这条铁路建成。后来由一个相关的委员会经办。双方商定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把他们境内的铁路修到我国边境，我们则把我国境内的铁路修到阿拉木图地区与中国交界的地方。

　　工程开始了。中国人从他们那边修起，我们从我们这边修起。我们这段路短一些，地形又不那么恶劣，人员和装备也更强一些。因此我们很快就修到了边境，而中国人还遥远得不见踪影。当他们的代表下一次来到我们这里时，他们已经开始具体运作，可谓尝到了果子的滋味--了解了铺路的过程，体会到这是一块硬骨头，非得有一副好牙齿才能啃动。于是他们通过周恩来重又提起这个问题。他们通常把令我们不快的问题都交由周恩来提出。一则他是总理，二则他更有外交家风度。

　　周问："如果把我们境内那段铁路也承担下来，您看怎么样?"这话我们听来太突然了。然而我们立即明白了这意味着什么。这要花多少钱，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估计这将是一件代价非常昂贵的乐事。这条路必须经过高山、沟壑、峡谷。那里必然架设多少桥梁，修凿多少隧道，不计其数!这非常不划算。对朋友回答这个问题的苦差事又落在我头上。于是我说非常抱歉，这件事我们现在力不从心啊。我们就连自己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吃力，根本无法承担帮助在中国境内修铁路的义务。不言而喻，这项工程不仅仅要我们出力，还要我们出钱。这样一来，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这条铁路工程也就半途而废。

　　人家把诸如此类的问题抛向我们，而我们拒绝给予解决，看来这些问题就像石头一样纷纷落在我们的友谊天平上，落在其倾斜不利于友好关系增进的那一端。然而交情归交情，公事还是要公办嘛。每一个政府、每一位政府代表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因此，这类事件从原则上讲是不应该使两国关系恶化的。何况发生争吵的主要原因并不在这里，但这一切毕竟对关系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现在谈一谈中国人对苏共二十大决议和揭发斯大林滥用权力一事做出了怎样的反应。由刘少奇、好像还有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二十大。他们理解我们当时的动机，对我们表示支持。就在大会之后，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支持二十大决议，所以最初一段时间我们与中国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犯下的罪行。现在毛不同意，他谴责二十大决议。

　　我不记得在斯大林去世后我工作最初几年对华关系方面曾经有过什么摩擦。我们两党关系还算正常，如同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关系一样。我甚至想说，我们两党关系更密切一些，因为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具有异域情调、曾经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对于中国，对于人民和他们的领导人历来就有着亲切感。关系恶化是逐渐加剧的。但却是令人感受得到的。

　　这时爆发了近东战争。英国、法国、以色列于1956年10月对埃及发动了战争。他们的侵略正巧碰上了悲惨的匈牙利事件和与波兰的摩擦。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我们感到必须与中国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触。于是我们向北京提出请求，请哪一位中国领导者前来莫斯科。我们希望进行磋商，制定一个对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关系的共同方针。

匈牙利事态急转直下，那里已经开始屠杀共产党员，向他们开枪，把他们绞死，捣毁党委会。拉科西拉科西·马(1892～1971)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人，1956年7月被撤销一切职务，离开匈牙利。格雷接替他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第一书记，直至1956年10月爆发起义，卡达尔·亚(1912～1989)当选第一书记。请求我们帮助他逃离他的国家。我们派出一架飞机，他飞抵莫斯科。拉科西被解除领导职务之后，格雷成为匈牙利共产党人的领导者。我们信任他，他当然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朋友。但格雷在那边不听任何人的话，治理国家的权柄全部集中在纳吉·伊姆雷纳吉·伊(1896～1958)于1953～1955年和1956年10～11月为匈牙利政府首脑。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处以死刑，1989年身后恢复名誉。手上。纳吉不知为什么对苏联怀有敌意，尽管他曾经侨居我国，并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拉科西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一直站在极右立场上，虽然被认为是一名共产党员，也属于匈牙利共产党1918～1948年称匈牙利共产党，1948～1956年称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后又改名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9年10月以前）。和后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领导层。

　　于是刘少奇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好像中国代表团里还有邓小平和康生。现在邓小平被打入冷宫，我对他的遭遇一无所知，而康生对我们非常不好，他是中国领导层当中一个最仇恨苏联和苏共的人。刘少奇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人，跟他可以像跟一个正常人那样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党中央主席团授权我主持谈判。我方代表团成员还有波诺马廖夫鲍·尼·波诺马廖夫(1905～1990)时任苏共中央委员和苏共中央部长。。我们会谈了一个通宵，讨论了事态进程，研究了几个方案，考虑了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是否要在匈牙利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不采取，那么这样做有什么根据，因为反革命已猖狂至极，来自维也纳的流亡者已经进入布达佩斯，他们正在夺取全国领导权。当时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正在布达佩斯阿·伊·米高扬(1895～197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1902～1982)时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他们向我们通报说，那里在打枪，战斗打响了。国内其他地区没有这种情况，都比较平静，感觉不到对苏联和匈牙利共产党领导者怀有什么特殊的敌意。

　　在与刘少奇讨论匈牙利出现的复杂局势时，我们感觉得到代表团与代表团之间、党与党之间是绝对相互信任的。我们在会谈过程中忽而得出一个解决方案，忽而又得出另一个解决方案，一夜之间更改数次。刘总是立即与毛取得联系，向他转达我们的观点。我们的观点照例都得到同意。尽管我们的观点不断改变，毛对于我们在这里开会制定出来的相互抵触的解决方案也都表示同意。如果打个比方，我们这就好比是一个苏中匈牙利问题联合委员会在开会。我们开了一夜的会，最后决定不在匈牙利使用武力，让事态得以自行发展。我们愿意相信，那里有足够的内部力量取得优势，恢复秩序，阻止反革命夺权。一夜之间意见变来变去：一会儿是苏联提议动用军队，一会儿是中国提议动用军队，有时又倒过来。然而无论我们怎样犹豫不决和争论不休，但双方代表团彼此对待对方的态度都是非常好的，是建立在充分信任和襟怀坦白的基础上的。

　　我们的会议是在利里普基的斯大林别墅，即中国代表团下榻处举行的。我们回到家里时已经是第二天早晨，决定不动用苏联军队。可是就在这天早晨我们收到来自布达佩斯的消息，说反革命开始了真正的暴行：他们把共产党人，尤其是肃反人员和党的领导者，头朝下吊起来，一场凶残、野蛮的大屠杀正在进行。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把全部情况又讨论了一遍，决定使用武力。但我们已经和中国商定不使用武力，刘也把这层意思转达给北京了。商定了一件事，却又反其道而行之，从我们这方面来讲，这样很不好。刘应该在当天晚上返回中国。我们同他谈定大家提前到达伏努科沃机场，再举行一次全体会谈。我们告诉他说，我们打算把开了一夜会讨论的那个问题再谈一谈。

　　我记得，我们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到达，中国代表团也到达。我们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举行了会谈，解释了一下我们改变观点的原因。刘表示同意，他说看来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采取极端措施。他表示他相信各兄弟共产党和匈牙利人民会理解这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行动，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进步势力的利益。很难想象匈牙利反革命一旦得势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中国代表团回去了，我们对他们的来访十分满意，看不出我们两党关系中有任何分歧。匈牙利恢复秩序之后，周恩来飞抵莫斯科。他从这里又飞往华沙、布达佩斯，我记得他后来又飞往贝尔格莱德。在平定了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之后，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又恶化了，不过在使用武力问题上，南斯拉夫同志、首先是铁托同志同我们保持完全一致，赞同这一行动。因为我和马林科夫曾专程飞往他们那里，就是否动用武力一事进行了磋商。

　　我们对周恩来的到来非常满意。我们同波兰关系很紧张，但同中国却不然。所以我们把中国看作是一个善意的调解人，他们能够使苏、波、匈三国共产党的紧张关系得到缓和。虽然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也并非事事顺利，但我们认为不应当走关系恶化的道路，而要寻求实现关系正常化、在我们两国共产党之间建立兄弟般关系的途径。周带着一份好心情来到苏联。但我想说，已经刮起一阵穿堂风，仿佛墙上有了缝隙，风吹了进来。也许这只不过是我们感觉过于敏感的缘故吧。并没有任何具体表现，只不过我们感到说话声调里有点冷丝丝的。说得直白点，周这次比以往更加独立地发表见解了。

　　我们对此表示理解。因为同波、匈两国关系恶化，责任在斯大林身上，就是说也在我们身上。斯大林培育了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迟早要破裂，并且绝不会不留下痕迹。他先前对波匈两国领导层干下的杀人勾当，现在由我们为之付出代价。我们需要人们正确地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的立场是谴责暴力手段、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我们愿意同我们的朋友恢复正常关系、兄弟般关系，并且愿意本着平等的原则，在尊重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领导的基础上构建我们的关系。

　　必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关系正常化，因为以前斯大林认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发号施令、言出法随的人物，而其他人只能像傻瓜一样点头称是，看着他的嘴巴，口中反复念叨着："对，对，真英明。我们完全同意。"那时候不需要更多。而现在需要建立另一种关系。如果要树立平等，就必须学会倾听不愉快的批评，学会理解人们对斯大林使用过的手段所发出的怨言。这一切都落在我们的肩上。斯大林去世后，我们不得不去喝他炮制的这锅变酸了的菜汤。

　　中国在这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我们感觉不大自在，发现中国人在讨论我们共同问题的会谈中表现得有些异样。然而同波兰的关系正常化却进行得很快。这里展现了哥穆尔卡、西伦凯维支约·西伦凯维支（1911～1989）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斯佩哈尔斯三位同志和进入波兰领导层的其他人的巨大功绩。匈牙利的反革命被镇压下去后，那里的局势也开始迅速走向正常。匈牙利同志对我们使用武力肃清反革命表示非常理解，因为那里发生的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然而在其他兄弟党内却遇到了一些麻烦。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个别共产党员没有弄清问题的实质，公开谴责我们在匈牙利所采取的行动。文学家和知识界其他代表人物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心情特别沉重。我们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进程也启动了。我们和南斯拉夫人都从各自方面全力以赴。94对华关系风云突变

　在1957年出现的局势下，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问题迫在眉睫。大家着手准备。经协商，会议定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时举行。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起草预备文件。届时我们在莫斯科会晤了。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一个阵容非常可观的代表团。代表团由毛泽东亲自率领，团员我记得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也是代表团成员。坦白地说，我们对此颇感困惑，因为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共产党员。我们以为她是一位党外人士。当然，她是一位非常进步的人士，在中国人民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中，她多年来一直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她是否正式共产党员，她有无党证，对此我们并不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就信仰而言，她是一位接近于共产党员的人士。在对待我们的态度方面，宋庆龄也表现很好，充满同志情谊和兄弟情谊。

　　代表会议的工作，从总体上讲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各个代表之间没有发生多么了不起的分歧。这次兄弟党代表会议是自共产国际以来最广泛的一次代表会议。80多个党的使者前来莫斯科。我们讨论了国际局势，以及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导弹核战争一向是这种会议的主题。一旦爆发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交战各方能否坚持使用常规武器、经典武器，事态是否将演变为一场导弹核战争。因为对将要遭到失败而又储备有核导弹武器的一方，将很难阻止它使用这种武器：为了自救它甘愿按下"所有按钮"。不过目前这还是未来的问题。我现在不想预卜未来，我谈的是过去。

　　毛在这次会议上就战争问题发言。他的讲话内容大致是这样：不要怕战争。既不要怕原子弹，也不要怕武器。无论这场战争是什么战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都一定会取胜。具体谈到中国时，他声称："如果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给我们，而我们现在6亿人，即使我们损失其中的3亿又怎么样，战争嘛，若干年之后，我们培育出新人，就会使人口得到恢复。"他发言之后，会场上是一片坟墓般沉默。对于如此对待世界战争的态度，任何人都没有思想准备。正相反，大家都在思考寻求什么样的办法防止世界大战。反对世界战争、争取和平共处是首要主题。可是毛突然提出了不怕战争的口号，说战争会给我们带来胜利，即使有损失又何妨，战争嘛!

　　这次会后各代表团开始谈感想。我还记得诺沃提尼诺沃提尼(1904～1975)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同志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准备损失6亿人口中的3亿。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只有1200万。我们到那时将全部损失掉，就没有人来恢复我国人口了。"哥穆尔卡哥穆尔卡(1905～1982)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做出了更激烈的反应。然而，来自兄弟党代表方面的批评对毛没有产生一丝一毫影响。

　　南斯拉夫也派来了代表团，由卡德尔率领，兰科维奇卡德尔(1910～1979)当时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执委、书记处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兰科维奇（1909年生）为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也在代表团之中。他对我们态度很好，很友好，我们这方面对他也给予充分信任。但是，当我们开始协商会议最后文件时，南斯拉夫人提出了修改几处表述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不可以。其他共产党支持我们，他们说宣言必须按照原来的予以通过，那些表述是经过一个由兄弟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们拟定和修改而成的。这时南斯拉夫人说，他们不会签署这样的文件。我们别无办法，只得绕开南斯拉夫签署了这份文件。我们曾围着这个代表团周旋了好久，对他们好言相劝，论证为什么必须按照委员会起草的样式签署这份宣言，但南斯拉夫人就铁面无情。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印象，他们之所以存心挑剔，坚持修改表述方式，是因为他们对实现与兄弟党关系正常化、对签署共同的国际文件还没有充分准备。他们一旦签了，就似乎会失去他们在所谓的"第三种国家"中间的领导地位，而那些国家采取的是一种特殊的、介于帝国主义列强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立场。至少我曾产生这种印象，因为南斯拉夫人没有任何合乎情理的理由不在这个文本上签字。

我们与中方讨论了这个问题，毛也说："那好嘛。不愿意就算了，随他们去好了。我们自己签吧。"于是我们签署了宣言，并没有激化与南斯拉夫代表团的关系。我们依然希望南斯拉夫人以后会赞同这份共同文件，并且从自己这方尽一切努力促使与南关系正常化，使这种关系建立在兄弟情谊和信任的基础上。而我们同中国代表团和毛本人的会谈是极其友好的，甚至可以说是亲密友好的。然而后来才弄清楚，这是中国人耍的手腕。当我们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终于实现了正常化之后，有一位南斯拉夫同志讲述了他们在会议期间与毛谈话时，毛对我们做出了相当轻蔑的反应。他同我们讨论如何劝说南斯拉夫人签署联合声明问题，而当着南斯拉夫人的面却说："也好，这个声明你们不签也罢。随你们的意办就是了。其实这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我们的东道主苏共代表们会发一点点神经。随后他们会平静下来的。"总之，北京在我们背后挑唆南斯拉夫代表团不签署共同文件，并向他们伸出鼓励之手，这一点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在讨论宣言文本时产生了分歧，不过是另一类分歧，而且还是同中方的分歧。当时我们觉得这个分歧微不足道。但后来事态表明，这个分歧是有其深层原由的。在起草宣言时，我们的代表团受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托，提议从文本中删去所有提到苏共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地位的地方。我认为，在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之后，类似的提法，况且又是写在一份国际宣言中，可能被理解为这是试图重新拾起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方式，试图使我们党重新回到老路上去，确立自己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之上的领导权。这可能被理解为要改变各国共产党如今以平等合作原则为基础的相互关系。

　　各兄弟党代表几乎全体都正确地理解了我们的建议，并对之表示赞同。偏偏是中国人突然提出反对。他们声称苏共实际上在领导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文件应对此有所反映；必须有一个协调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反帝斗争政策的领导者。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提法，更何况我们猜想(后来的事态证实了我们的看法)这样做并非没有原因。如果由所有其他党认定某一党为领导者，那么这个领导者也可以更换嘛。今天一个，明天又一个。我们认为中国人是在为自己将来谋取这一角色而做铺垫。因此我们对中国同志承认苏共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功绩表示感激，但我们又坚定不移地说，我们反对写进这样的文字。其他党再一次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文本讨论便以此告终。然而这事却证明中共当前的政策并非突然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老早就已经在悄悄地酝酿了。

　　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甚至与所有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这个矮个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

　　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然而朱德的名字早在中国内战爆发之初便如雷贯耳了。朱德上校投向共产党，领导反对蒋介石的武装斗争。他在资产阶级军队骨干军官当中是最早举起为人民事业而斗争大旗者之一。我也记得高岗的名字，他也是为共产党理想而战斗的老战士之一。当然那时高岗已经不在了，所以在我们开会期间不可能谈到他。而毛在后来把他描述成最坏的人。当他对自己身边的人给出这种评语时，我不由得把他与斯大林相比。

斯大林也是这样给所有亲近他的人坏评语的。我不知道他曾经表扬过什么人的优点。而且他不仅用恶言恶语对人评头品足，还从肉体上消灭那些他曾与之共事的人。列宁逝世后留在身边的人，大多数不在人世。这里让人隐约地感到毛与斯大林气味相投。我在这里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心灵相似，尽管不尽相同。当时我还无法想象得到毛的性格后来会增添何种色彩，他将把自己的人民引向何种灾难。

　　毛问我们的情况如何。我们告诉他我们的情况很好，我们齐心协力地工作。但我也告诉他，我们的同志当中在讨论说应当把布尔加宁同志撤换下来，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任命一位新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因为同志们对布尔加宁的工作不满意。我之所以把这些告诉了他，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毛离开后我们开始做一些人事变动而又未向他通报，不大合适。他会以为我们对他有所隐瞒。我坦率而又真诚地同他谈了我们党内问题，谈了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关系。"你们打算提拔谁来接替呢?""我们还没有决定。我现在虽然还不大肯定，但我打算提名柯西金柯西金(1904～1980)于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后任第一副主席并兼任苏联财政部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曾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柯西金是谁?"我对他讲了柯西金的情况。"请您把他介绍给我!"我介绍他们认识，然后他们走到一个角落里去谈话。毛希望认识一下将要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我的心情很愉快。我把这件事看作是愿意今后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和两党之间的良好关系。

　　会议结束了。中国人离去。但自那时以来周恩来曾多次正式来访或秘密来访。他的到来总是令人感到愉快。我们和他很合得来，我们待他非常好，这些会晤给我们带来欢乐。他向我们通报中国的情况，他们那里一切都好，我们都很满意。那个时期中国农村集体化已告结束。集体化进行得很顺利，我们为之感到兴奋。从前，每当我个人思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我会预先设想每一个承担这项工作的人都会遇到哪些不可思议的困难。我可是知道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有多么艰难。中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贫穷、更破落的国家，几乎没有任何技术设备，到处都以使用木制犁和锄头的手工操作为主。耕犁并不是户户都有。在这种条件下如何搞集体化呢?

　　列宁说过，只有在机械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把农民联合起来组成合作社。他曾写道：如果我们有10万台拖拉机，农民就会说他赞成公社。中国不但没有拖拉机、煤油、干部，就连耕犁几乎都没有。但是，尽管困难很大，中国人还是拿下了集体化。这显然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高：稍有改善就满足，所以当他们把自己那点可怜巴巴的生产资料合在一起时，就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耕种土地，从所付出的劳动中获取更多的实惠，让农民得到更好的保障。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这项成就感到庆幸。

　　我已经谈过了有关中国的工业情况。在我们的援助下，他们正在建设拖拉机厂，汽车厂，生产大炮、装备、飞机的国防工厂。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也乐于援助中国，而中国则对我们报以关注和友谊。所以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良好之极。在领导成员会晤时，我们可谓无话不谈，对于我们这里所见到的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毫无隐瞒。大家常常打趣，开怀大笑。

　　我记得，当我们访问中国在全国旅行时，我们看到了全靠人力、没有机械化的土石方简陋施工方式。中国人排列成行站在那里，用手传递着盛满泥土的箩筐。这真像是别出心裁的传送机。有人用肩扛着箩筐，有人则用背背着。咱们的爱说俏皮话的人杜撰了(我不知道这句俏皮话的发明权属于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这么一句话：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台中国步行式挖土机。要叫我说，这个比喻还相当贴切呢。有一次在饭桌上，我们开了许多玩笑。而中国人喜欢开玩笑，他们往往挑头儿开玩笑。这一次我谈了在我们看来这些步行挖土机在中国是怎么工作的。他们哈哈大笑。后来我又一想：这话可别惹恼他们呀，要知道中国人是非常爱生气的。不，他们正确地理解了这句玩笑，没有生气。也或许他们生气了，但没露声色。他们善于伪装，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他们善于带上一副假面具，既不表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真实看法，也不表露出自己的感情。

　　　

1958年中国人向我们提出援助武器的请求，因为他们打算实施一次新的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他们索要空中掩护用飞机、远程大炮、海岸大炮，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我们全都给了他们。我们以为他们正在策划一次消灭蒋介石的决定性战役。我们当时不仅没有阻止他们，而且正相反，我们认为这个行动是正确的，有助于统一中国。于是他们开始实施自己的行动。具体地说这次行动就是攻击两个与中国大陆毗邻的沿岸小岛即台湾海峡澎湖列岛64个小岛中几个最大的岛。。这个战役并不轻松。双方交火许久，而且美国人还积极支援蒋介石。然而优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我们当然全心全意关注他们的胜利，我们把同情心全部寄托在毛这个方面。必须把这两个岛上蒋介石分子的窝点端掉，因为在向中国大陆派遣登陆部队时它们可以作为跳板。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抱有这个幻想，根据我们的情报，美国人则怂恿他进攻中国大陆。

　　当我们看到天平指针正在向有利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方向倾斜、这些岛屿可以夺取而毛却停止进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惊愕可想而知。战斗偃旗息鼓了，而这次行动竟无果而终。后来，周恩来来访，见到他时我们问道："你们当时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我们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怎么是有意识这么做?你们并没有拿下那几个海岛嘛，你们发起这次行动不就是为了占领它们吗?你们的'有意识'是什么意思?你们这种行动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只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但又不想让蒋介石离开我们太远。我们希望他留在我们的军事能力所及范围之内。我们不仅可以用空军袭击这些岛屿，而且也可以用岸边大炮打到它们。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蒋军就会离我们太远，我们就丧失了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用军事手段骚扰他们的可能性。""在自己的岸边拥有敌占岛，等待敌人实施登陆，这哪里是什么好事?这么近的距离岂不是为敌人提供可乘之机吗?

　　但北京-再表白他们的理由。我们还是没能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把这个行动实施到底。既然如此，何必给这些岛屿造成巨大损失呢?他们狠狠地打击了这几个岛屿，蒋介石甚至撤走了其中一个岛上的驻军。这个空岛本来就可以占领了。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为什么不把这个耗资颇多的战役进行到底。早在准备这个战役的时候，我们就认为或许有必要更加积极地援助中国?我们曾建议把我们的歼击机调到他们那里，调一个飞行大队或者需要多少就调多少。他们对这个建议却突然做出了非常神经质的反应，并且让我们明白了这个建议使他们感到尴尬，感到屈辱：他们不要这样的援助!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们本来是想助他们一臂之力，因为他们先前曾主动向我们提出。我们给了他们飞机、大炮，派出了自己的空军教官，还派出一些将领充任顾问。但是，当我们要派兵团过去而被他们拒绝时，我们感觉到他们对此举做出了很坏的评价，虽然我们除了愿意帮助朋友和兄弟巩固其国家边境和统一国家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我们一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蒋介石政府、收复沿海岛屿和把台湾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

　　当这次行动正在进行时，那两个海岛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全世界的报刊上。也发生了其他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向我们揭示了北京在对我们友好关系上的真实面目。中国上空正在进行着空战。蒋介石的空军装备有携带"空对空"级导弹的飞机。蒋军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发射的导弹有一些发生故障，坠落在地面上。其中有的保存得相当完好。我们的顾问知道这个情况，就向我们汇报了。不言而喻，我们对美国军事上的新发明，特别是和导弹有关的一切，都很感兴趣。那是一种很小的叫作"响尾蛇"的导弹即AIM-IXL型的响尾蛇导弹，其起飞质量为84千克，射程为18公里。，但它的结构却极其复杂。

　　　

我们又有了一次了解美国技术的机会。正所谓，美国人通过中国把样品亲自给我们送上门来了。于是我们致函中国人，说我们知道他们缴获了什么什么导弹，我们想对这些导弹进行研究，从而以后可以利用美国技术为我们的共同利益服务……没有回音。过了些时候我们催问。他们再一次不答复。我们很奇怪：怎么能这样?我们把什么都给了中国：我们的机密军事技术、图样、生产工艺流程图、样品，我们直接向中国人提供装备，而他们在和蒋介石军队作战时缴获了武器却不肯给我们?莫斯科对此感到不可理解。我们摆出了百折不挠的姿态。这时他们才答复说：他们自己现在正在研究这枚导弹，因为只有这一枚，所以他们不能给我们。待到他们研究好了，便主动与我们交换情报。

　　我们对此不能同意。导弹技术很复杂，而中国的技术发展还没有达到能够迅速地、内行地研究这枚新型导弹的水平。我们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素养更高些，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在建造这类导弹，并且这类导弹已经被用于装备了，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样品以便用来进行对比。我们当然预料到美国人可能有所创新，搞出点有趣的东西来，这些可供我军借鉴。除此之外，这种答复实际上大大刺伤了我们，使我们感受到委屈。我设想，任何人处在我们位置上都会做出与我们完全相同的反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什么东西都不对中国保密，我们把什么都给他们，援助设备、顾问、安装技师、工程师、设计师，像亲兄弟一样和他们分吃最后一块面包，而他们缴获了武器却不愿意交给我们!

　　但没有办法：武器在他们手上嘛。于是我们决定向中国人施加点压力。当时我们正在准备给他们发送中程弹道导弹生产资料，而他们也非常着急地催促我们赶快发出。我们向我们的军事顾问下达指示，让他们在谈判时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以自己的名义在私下对他们说，我们向中国提供我们的最新技术，而他们连作为战利品缴获的武器都不愿意给我们，这让我们感到委屈。顾问们应当暗示说，我们在移交导弹生产资料方面遇到了"技术性困难"，并说很可能我们无法如期交出。我们确信，这些话一定会传到那些应该听到的人们耳朵里。果然不久我们就获悉中国人同意把那枚导弹移交给我们。导弹交由我们的顾问发往莫斯科。北京方面在这里玩了一种很不明智的"保密把戏"。这个把戏当然在我们的关系上留下了某种印痕。我倒想说，这件事让我们头脑清醒了，正像那句俄罗斯谚语所说，兄弟归兄弟，钱财要分清相当于汉语中的"亲兄弟，明算账"。--译者注!

　　我们拿到了这枚导弹，它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科研所。我们的设计师很快就报告说这枚导弹很令人感兴趣，说我该前去参观一下。我去了那个研究所。人们向我演示了导弹的组装和拆卸。从作战部队条件下使用角度来看，这枚导弹令人极感兴趣。它很容易拆卸和组装，只消用一把扳手就可以。我们的导弹并不比它差，但工艺性不够好，组装起来较为复杂，重量也较大。就战斗性能而言，我们的导弹不比美国的逊色。但我们衡量了一下，认为美国的导弹制作更精良。我们的设计工程师就这样完全客观地做出了报告。于是我们决定开始生产这种导弹，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修改。

　　关于这枚导弹的研究情况，设计师后来经常向我报告。我那时在军事技术方面下功夫颇多，因为军备问题很尖锐地摆在面前：我们认为我国落后于美国。必须把失去的东西补回来，主要是在导弹和导弹运载飞机方面。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包围起来的敌人拥有强大的轰炸机，我们迫切需要装有空对空导弹的歼击机和地对空导弹，用以防卫。必须尽快地、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便武装起来应对战事突发。后来人们告诉我，中国人没有把热感应自导头部的敏感元件交给我们。这种元件尺寸很小，形状像钮扣。没有它们，导弹就不成其为完整的导弹。我们再一次向中国人索求，但他们回答说全部都交了出来。我们没有再坚持。也许他们在拆装导弹时将这些零件丢失了，也许他们故意不给。后来我们的几家科研所自己解决了这个课题，不过花了许多时间才破解了技术秘密。最终人们向我报告说这个课题已经解决。

　　　

这枚导弹风波所带来的不快滞留在我们的脑海里，败坏了我们的心情。从前我们简直是用天真的目光看待我们与中国兄弟的关系。我们为能够与他们保持这种良好的交往而高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这一下子改变了全世界的力量对比。中国就是中国嘛!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幅员辽阔的陆地大国，并且紧邻我国的边境。此时整个社会主义体系形成了边境连绵不断的统一阵营，而这是一支相当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阵营形成。我们的意识形态、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逐步取得胜利，日益深入人心。可就在这时发生了这种迫使我们深思的事件。我们的关系仍在友好地发展着。然而冲突也开始临近。我们的道路开始出现分歧。那个时期中国很明显地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对我们先前的真挚关系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毛提出了"大跃进"指1958～1960年"大跃进"，其目的是最迟在七年之内把中国建成"工业大国"，所依据的是"马鞍形发展理论"，即跃进--在下降中巩固成绩--大跃进。问题。人们会说，"大跃进"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错，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往来如此密切，如果以真正友好关系为重，那么彼此间相互交换意见、听取所有兄弟国家的观点就是有益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可能产生独特的看法。但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至少应当互通信息嘛。我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使我们各国之间和各党之间增进相互信任，建立起最良好的关系。可是"大跃进"的事我们却是从报刊上看到的。

　　当你从报刊上了解某件事时，并不总是能搞清楚作者的意图。对于"大跃进"这个口号，我们就没有搞明白它的含义。后来我们又从报刊上了解到"小冶金"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决定用手工业方式、即用家庭式炼铁炉和炼钢炉大大增加钢铁产量。1962年钢产量由原先确定的1000万～1200万吨提高到8000万~1亿吨。即中国决定建造家庭式小型高炉。这简直是一场瘟疫。个别单位或者物质条件有保证的个人都给自己建造了高炉。谁也不去考虑这种铁的质量如何，它的成本是多少。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能否产出可供工业使用的钢铁，就更不要去想了。我不大清楚，这种冶炼业属于哪个遥远的时代。我们觉得这一切，什么"小冶金"、什么"大跃进"，都未免不太严肃。我听人说，就连孙中山的夫人也在自家门口建了一座高炉。不知她是否从这种炉子里炼出了铁。告诉我这件事的人，曾经拜访过她，而她曾向这些人炫耀自己的炉子。

　　中国出现了这样的口号：几年后在钢铁产量上赶上英国，然后再赶上并超过美国。我们读到这些口号时，都无法认真对待它们，因为我们知道这种事是办不到的。在简陋的条件下完成如此复杂的任务是不可能的，虽然这很有诱惑力。中国当时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发展都处于较低水平。即使我们苏联提出这种任务时，也没有指明具体期限。我们这里通行的是一个相当笼统的口号：赶上并超过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我们也还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还不敢提出何时实现的期限。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组建公社。中国人开始把全体农民都联合起来，甚至把消费资料和生活用品都实行公有化。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会招致惨重的后果。

　　一般地说，中国很善于编口号，并且能够很出色地把这些口号传达给群众。我们这里收得到中国报纸，我们的人读它们，并且我们得到消息说，在与中国毗邻的地区苏联报纸也提出学习兄弟中国人民建设公社的经验问题。甚至出现了要借鉴"大跃进"的建议。坦率地说，我们很惶恐。我们已经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了，不得不就苏联条件下采用这个口号发表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口号绝对不适合我们……

　　当时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维尔科·切尔文科夫访问了中国。他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从中国回来后便在保加利亚的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一大堆荒诞的文章。我们发现保加利亚也在搬用公社和"大跃进"口号。那里实际上已经开始贯彻这些主张。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保加利亚人开始把集体农庄规模扩大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开始向重工业投放不堪重负的资金。我们通过那些对此持批判态度的保加利亚人获取了令人忧虑的信息，这些信息证明将会产生非常悲惨的后果。

　　　

我们不得不邀请保加利亚朋友来访，在会谈过程中表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说，我们认为在欧洲以及其他西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使用中国的方法是不切合实际的，我们还说，这样做不会有好结果，会带来很大的后患。具体谈到保加利亚时我们是这样说的。

　　"同志们!你们都知道，我们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兄弟般关系。我们希望这种关系永远保持下去。我们同保加利亚的关系也的确没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认为自己有义务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继续摹仿中国搞'大跃进'，无视资金情况而大搞建设，就会使你们的经济陷入危险境地。现在你们不得不到资本主义世界去大量订货。付款限期一到，你们将没有能力按期票付款。我们预料你们将向我们请求贷款，而我们却爱莫能助。这会使你们的经济陷入非常艰难的境地。

　　"再看农业问题。保加利亚的农业具有很高的经营水平。你们那里不仅仅只搞种植业或畜牧业，不，你们在发展专业化蔬菜栽培、果树栽培，你们用工业方法栽种玫瑰，你们是欧洲的蔬菜供应国。农业上贪大求全将导致破产，会使农场变得失控，经济上亏损。个人财产公有化干脆会把农民吓得远离集体，以后要在很多年之内为此付出代价。这个复杂问题必须逐步地、极为谨慎地去加以解决。"

　　我本人很崇拜保加利亚人，对他们的种菜本领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顿巴斯度过的，而顿巴斯吃的是保加利亚人种的蔬菜。一些人从保加利亚来到我们那里，租赁了土地，从事种菜业。他们都是出色的菜农。当然在他们的菜地里劳作的不是保加利亚人，而是乌克兰人，然而菜园主人都是优秀的组织者，他们让集市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蔬菜，而且价格便宜、质地新鲜。经常是，大清早有一个保加利亚人赶着一辆由两匹马驾着的马车，拖着长音冲着矿工家的女人们喊道："大嫂子，亲爱的大嫂子!快起床哟，买菜喽!"妇女们被叫醒，纷纷跑出家门。车夫停住自己的马车，交易便开始。他知道所有女主顾的名字，而她们也能叫出他名字。

　　当我长大成人并有了一辆自行车时，我常常是在下班后换上衣服，骑上自行车去保加利亚人的菜地。我在那儿欣赏他们的劳动果实：那漂亮的西红柿，那漂亮的茄子。更不要说那些白菜、黄瓜什么的了。我特别喜爱那充满诗情画意的茄子园。一到那儿就观赏一行行蓝莹莹的茄子：巨大的葫芦形果实，侧面放射出青紫色亮光。由此可见我早就了解保加利亚人，并且敬重他们，直到现在依然如此。不过，当他们如今向苏联供应西红柿时，我有时跟自己的亲属们开玩笑说："保加利亚像兄弟一样给我们送来西红柿，但他们自己却不吃这种西红柿。"为什么?因为不好吃：它们过早地采摘下来，不是在植株上成熟的。这种西红柿也是红色，但不具有在菜园里成熟的果实那种口味。瞧，我有点离题了。

　　总之，我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保加利亚人。他们做出了近乎病态的反应。这时我们说："我们并不强求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只不过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向我们借贷黄金，我们因为现在没有黄金储备，无法帮助你们。当偿付期到来时，你们将如何走出沉重的财政困境，请你们自己斟酌吧。"我们就此分手。当然，保加利亚人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把集体农场规模缩小，等等。但要想把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部改正过来，当然是不可能了，他们无法恢复原先的农村组织形式，许多扩大的农业合作社还是保留了下来。

　　　

我上面提到"扩大的"这个词。这并非出于偶然，和我共过事的人都了解我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在苏联，我是扩大集体农庄规模的始作俑者。在这件事上我真是喜忧参半。我曾经认为，我们的那些耕地少、劳力也少的集体农庄是没有前途的。它们无法使用高效率的技术。因此，应当在另一种基础上改组这样的农庄，让它们使用更加现代化的技术。我们当年就这么做了。不错，我们也不无贪大求全之狂热，这让我们吃了苦头。这是我的失察。许多人由于忘乎所以，竟然不能实事求是地估量何谓大型农场，何谓特大型农场，何谓小型农场。

　　可是中国人几乎把整个的省都塞进一个集体农庄里。只是他们不叫集体农庄，而叫"公社"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还通过一项关于建立人民公社(26万个公社，每个公社平均2万人)的决议。公社中农民的财产、宅旁地、劳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化,收入实行平均分配，生活军事化。。这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区，甚至比一个区还大。一种失控的经济单位产生了，而它是不可能赢利的。我想就此结束关于借用中国经验对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一问题的阐述。半年以后他们来向我们求援，那时他们用光了人家向他们提供的所有贷款，甚至包括短期贷款。而短期贷款最昂贵，年利率几乎达到15%(长期贷款年利率为5%～7%)。在这种情况下，搞得我们还是不得不动用了自己的一些储备，把它交到朋友手上，以防他们应支付的期票被拒付。这简直就是偷窃嘛。经济就这样给那些盲目效仿中国人的人们当头一棒。

　　中国人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倒是很简单。他们那里实行的是独断专行，无须依赖任何经济原理和科学原理，也无须事先研究和深思熟虑。尽管这个问题看上去一目了然，我们认为我们还是有必要把危险的公社口号为何站不住脚加以解释。更何况我已经说过，我们这里还产生了直接相关的理由，因为西伯利亚有一些州委会和边疆区委会开始搬用这个中国口号，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大谈特谈它可以适用于我们的条件。

　　那时我们正在起草党的二十一大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七年计划的一些决议，决定在总结报告中阐述这个问题，报告中将直接提及中国，但要把这个问题的方方面面都分析透彻。正巧由我代表党中央在二十一大做关于未来七年我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报告。我顺便也分析了一下"大跃进"。我们就这样给我们党的领导者注射了防止盲目模仿的预防针，论证了盲目模仿会大大挫伤苏联，给我们的经济、因而也给我们的政治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经济，因此对两者都要多加关注，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发展的事情。

　　中国人出席了苏共二十一大。他们听到了我的讲话，读了报告原文，也就没有必要再多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大跃进"是持否定态度的了。这个情况显然也不会鼓舞他们去加深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正相反，给这种关系泼了冷水。我们在如何发展的根本问题上从此分道扬镳。到这时我们当然已经开始对中国广泛开展的活动公开发表评论。早在"大跃进"之前，中国曾经广泛报道(大事鼓吹)"百花齐放"这个口号。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口号并研究了它可能产生的后果之后，我们对它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让百花齐放，这是什么意思?每个农民都懂得，有些花必须扶持和培育，而有些花则必须铲除，因为当杂草开花结实时，它们会变得苦涩或者危害人的健康和禾苗的成长。这种口号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我们的宣传工作者向党中央提出问题：怎么办?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态度，苏联人都看报，而这个口号已经在苏联境内传播开来。于是向报刊和宣传工作者发出指示：故意不涉及这个问题，绕开它。这个口号是中国人提出供他们内部使用的，因此对他们也许具有某种意义，而对我国条件并不适用，因此我们不接受。当然，我们也很清楚，中国人会立即明白我们的对策：既然我们不宣传他们的口号，可见我们不支持它。虽然这个口号没被谴责、没被驳斥，但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反对它。

　　　

在我们的一次会晤时(或许在莫斯科，或许是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毛主动提出这个问题："你们对'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方针于1956年5月提出。但到了1957年毛泽东便声称，只准许"香花"开放，而"毒草"必须锄掉。怎么看?"我回答说：我们对这个口号不理解，所以我们很难在我国采用它，它在我国可能被做出错误的解释，因而不会带来益处。他说："是呀，我们理解你们的处境。但我们这个口号是建立在研究古代作者的基础上的。"接下去他从最早见到"百花齐放"口号的古代文献中举了几个例子讲给我听。毛明白了我们不赞同他的观点，这当然也无助于加强我们之间的良好关系。在那次交谈过程中，我们略微触碰了毛的痛处，稍稍点了他一下，让他明白他可以在自家那儿编造任何口号并把它们搬到报刊上去，但远非所有的口号都能为我们所接受。毛认为自己出身神圣，而他的那个神明又是他自己臆造出来的。因此凡是他所奉献出来的一切都是造福人类的。当然，我们的反应使友好关系变冷，至少是助长了这种关系变冷。然而，他是个聪明人，装出一副并不见怪的样子说：每一个党都可以借鉴对它有益的东西，抛弃不适合它的东西。

　　"大跃进"、组织公社以及毛所倡导的其他举措逐渐带来了消极结果。中国的经济恶化了。在贯彻这些口号之前，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迅速崛起，其经济蒸蒸日上，人民生活改善，生活水平提高。但"大跃进"使整个工业解体。首当其冲的是技术定额，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胡编乱造出来的。例如，他们从苏联购进的机床，其产品的最大产量定额是精确测定的，而他们竟把产量定额提高许多倍。设备发生了超负荷现象，机床磨损。工业进入解体周期，混乱出现了，原料短缺，设备损坏。中国出现了艰难的局面。工程师如果遵守以科学知识为依据的技术定额，就会被指责为资产阶级应声虫、破坏分子，如此等等，并被调去当普通工人。

　　我们通过使馆收到一份咨询函：周恩来有意来访，问我们的态度如何?我们立即回答说，我们将十分高兴接待他。他来了，他向我们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谈到中国冶金业的困难局面。他说北京请求我们派几位经济顾问过去。那边已经有我们的顾问在工作。除了那边已有的，我们还能派什么样的顾问给他们呢?已经派过去的都是专业水平很高的人，其中包括黑色冶金专业。而周请求派遣专业水平更高的人员，以便和他们共同研究当前的状况，帮助他们做出应有的结论。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决定推荐扎夏季科A．φ．扎夏季科(1910～1963)自1949年起任苏联煤炭工业部部长，曾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8～1962年)。同志去那里，他是分管冶金和采煤问题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本人是采煤工程师，矿工出身。我因在乌克兰工作对他很了解，他在乌克兰的斯大林州领导过一个最大的矿务局。他是一位优秀的工作者，但有一个缺点：酒喝得太凶，而且一喝酒就管不住自己。

　　我们把扎夏季科派往中国。他肯定给那边带来了好处，因为他为人爽直，甚至可以说，性情暴烈。他在那里逗留了数周。回国后汇报了此行的成果。我问："扎夏季科同志，您在那边有些什么见闻呀?您给中国兄弟提出了什么建议呀?""哪里谈得上建议(他的声音有些粗鲁)，赫鲁晓夫同志，全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们自己把钢铁工业工作搞得一团糟。我去了鞍山钢铁厂，那里是一片衰败景象。"接下去他列举了高炉车间、平炉车间和该企业其他车间的实例。"那里的厂长是谁?""厂长是某某某。我同他认识了，原来他是学兽医的。"

　　当我会见周恩来，而他请我发表一下感想时，我问他："周恩来同志，那些在我们这儿留学和大学毕业的冶金专业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据说，他们都在你们农村工作，在那里接受所谓战斗锻炼。而你们的钢铁厂却由一个根本不懂冶金专业的人在管理。假如你们没有专业人员，这样做还可以理解。我们在革命后头几年也曾出现过种种类似情况。但你们现在能够物色到专业对口、胜任其职的人员嘛。"周恩来没能做出任何言之成理的回答。我看得出，他自己也明白做了蠢事。但这种蠢事并不是他出的主意，也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消除的。

中国工业中其他行业也是一片混乱。被派往那里对我们援建的开工企业进行安装调试的苏联专家、甚至普通工人，都纷纷向我们报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们下班回到家里，东西全被翻乱，箱子被搜查；我们找人解释，人家却对我们说，这种事根本不会有，显然是我们自己没有锁门，人人都矢口否认。这已经不是误会，而是不信任了。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工程师或工人的皮箱里能够找到什么?那里又能够有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在找什么。

　　人们讲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工程师正在帮助中国人掌握火箭的使用方法，把火箭组装起来以便移交给中国人，组装完毕之后便下班回家。第二天早晨他们发现火箭被拆卸。他们就问："是谁拆卸的?没有我们在场你们不应该拆卸火箭。这是我们的火箭，我们正在把它们移交给你们。"谁也不能解释清楚。显然中国人决定在夜间检查什么，偷看机密(不过不清楚其目的是什么：我们正在把这些火箭全部移交给他们)和把火箭重新组装起来的知识。另外还发生多起事件，都是由于对我国专家不信任和不尊重而引起的。后来发生了粗暴的侮辱，尤以酒醉的中国人为甚。

　　他们指责我们的人，说他们是"极限论者""极限论"又译"生产到顶论"，是指把落后的定额和指标视为不可逾越极限的行为或言论。--译者注。这类用语我们似曾相识!过去，在苏联发展的某个阶段，我们这里也曾流传过这种骂人话。我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有多少道理。显然，这个用语在我们这里也是站不住脚的，它反映了对工程技术人员不信任。当年对资产阶级专家猜疑心很重。我们打破他们的定额，但并不总是合理，尽管有时做得对。然而，我们并没有向中国人推荐这种方法。他们是仿效我们而主动采用了这个方法的。这是他们的事。但我们还是对他们说，这种办事方式不会有好结果。

　　大约就在那时或者稍微早些时候，我们收到我国大使从北京拍来的一封令人担忧的电报。电报中说，中国领导层对苏联的行动表现出强烈不满。驻华大使是尤金。他本人是一位哲学家，他肩负着特殊使命被派往中国。尤金以学者身份前往那里，当时毛泽东请求斯大林帮助他整理自己的讲话、文章等等文稿，因为他打算出版这些著述。让一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审阅和校订这些文稿，以免出现理论错误。于是尤金被派了过去。毛一向认为自己是哲学家，非常喜欢哲学话题，对于所有他与之谈话的人，哪怕是凡夫俗子，他都缠着人家谈论哲学。因此斯大林决定派出尤金，让这位大使既能和毛谈论一般性哲学话题，同时又能帮助他审订他的著作以供出版。

　　斯大林在世时和斯大林去世之后，我们都收到尤金发回的电报，他兴高采烈地通报毛的情况：他们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并且不是尤金去毛那里，而是毛亲自去见尤金，在他那里一呆就是通宵达旦，与其说是在审订文稿，不如说是在自由交谈。尤金描述这些交谈时兴奋得简直上气不接下气。我们为此而庆幸，因为常言说，只要宝宝不哭，怎么哄并不在乎。毛与我们的大使建立起良好的接触，这令我们高兴。我们认为这证明彼此相互信任，促使我们之间关系得到更大的改善。

　　在那个时期，我国军方曾向党中央建议给中国政府发一封请求函，请他们允许苏联在中国南方建一个无线电台，这个电台可与我们在太平洋巡弋的潜艇保持联系。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说这个建议符合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那时我们正在大力建造柴油发动机潜艇，并且已经着手建造原子发动机潜艇。不言而喻，我们需要一个与在太平洋活动的潜艇舰队保持联系的可靠通信装置。

军方无疑做得对，他们选定了一个适合安装这种通信设备的地点。但我现在认为，我们当时犯了急躁病，夸大了各国共产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利益。我们曾经认为，无论我们的舰队也好，中国的舰队也好，而且一般来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军事设施也好，都服务于一个目的：一旦帝国主义把战争强加于我们头上，必须准备好还击。潜艇的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和所有兄弟国家的利益。因此我们曾设想，中国对建造无线电台的兴趣并不亚于我们。

　　为什么我们打算自己建造无线电台?那个时期，中国要建造复杂的设备并如期完成，是有困难的。军方催促我们，要求尽快开工。然而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领导层的民族感情。毛因为这个建议而受到伤害，他的民族感情被刺伤，中国的主权蒙受触犯。很显然，他认为我们是在以这种方式向中国渗透，所以对我们的建议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尽管他本人先前曾请求我们帮助中国造导弹潜艇。苏联把全部技术资料都寄了过去。中国人选好了厂址，在我们的专家援助下造起了这种潜艇。我们把这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为了共同利益必须建造防御设施，并通力协作完成这项工作。

　　在我们突然收到尤金的一封令人忧虑的电报时，又发生了另外一些这类性质的问题。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由我飞往北京。我们通报了中国同志，他们答复说他们将接待我们。这是1958年7月的事。同我一起出发的好像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因为要讨论军事问题，另外还有苏联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我们是秘密飞往那里的，没有在报刊上宣布这次旅行。

　　抵达北京后，毛泽东、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一处贵宾下榻的宾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游泳池旁度过的。那里搭建了个凉棚，毛在那里游泳，我们也同他一起游。我们当然不能同他比赛谁游得远。据中国报刊报道，他曾"刷新"一项什么纪录。但这件事我们是后来才听说的，不过就在当时，我们这些游泳者就立即"高举双手"，向毛服输了，承认他是冠军。我们通常像海豹一样躺在一小块暖乎乎的沙滩或者地毯上谈话。然后再下到水里。又从水里爬上来晒太阳。我们的谈话是用相当平静而友好的声调进行的，尽管尤金在电报中通报说毛的言词激烈。

　　关于无线电台，毛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的建议。中国多少年以来都被人看作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这有损于我们的声望：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尽我所能地连连道歉："我们一丝一毫都不想破坏你们的主权或者干涉你们的内政，不想打入中国经济，总之不想做任何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主权的事。""那么就请你们提供贷款。由我们来为你们建电台。"我对他说："这样最好。您瞧，我们的技术指导，我们的图纸，我们的钱，我们提供的设备。一句话，为了尽快建成电台一切都由我们提供。你们就建吧!"毛说："好的，我们同意。"

　　看上去我们好像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且双方皆大欢喜。我们的军人提出的这项任务将会完成。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工程怎么也开不了工，中国人一再提出新的条件，他们寻找种种理由拖延时间。我们两国关系恶化后，这个问题干脆被撤下了议事日程。

　　我们在游泳池里还谈起了另一个问题，也是有关潜艇舰队的问题。

根据先前签订的条约，我们的飞机可以使用中国的机场。而此时我们的海军提出了进入中国某些港口以便给我们的潜艇加油和安排船员休息的要求。中国的海岸线很长，而我们苏联仿佛就处在它的海岸线边缘，可见海军在这个问题上所追求的也是纯业务目的。然而中国人又提出有关威望的反对意见。毛激烈反对。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我根本不理解你们，这件事可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利啊。""不，我们不能同意这么做，这有损于我们的主权，我们也正在组建自己的潜艇舰队。""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既然谈主权，那就让我们按照有来有往的原则行事吧。比方说，如果你们想在北冰洋有一支自己的潜艇舰队，我们就在自己的领土上给你们提供一处基地，作为交换，我们将在太平洋沿岸中国领土上设一处我们的潜艇基地。""不，我们对这种做法也不同意。各国武装力量都应该部署在本国领土上。你们的建议使我们蒙受耻辱，使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我们不能同意。""既然你们这样看问题，那就算了吧，我们不想再坚持，就靠我们现有的条件想办法吧。我们将加强远东舰队。我们想对它进行重新装备，大大增强它的实力，使这支潜艇舰队成为太平洋上一支强大力量。"

　　我们又触痛了一个曾长期遭受外国侵略者统治的国家那敏感的神经。从此以后我对毛在与我们谈话时所遵循的是什么有了更好的理解。看来我们根本不该向中国提出这个建议。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会有这种反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绝不会贸然提出这个建议，不会自找麻烦，而向毛提这个请求。但事情已无法挽回。我明白，在这类问题上需要非常注重礼数。现在我对这个状况更加了解了。不可损伤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的民族尊严。存在着主权，背弃主权?这个话题只有在双方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才能谈，但即便如此也最好尽量避开它，除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例如谈判双方正面临战争的危险。总之，主权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还将长期成为分歧的内容，主权问题突然浮上水面时会给个别国家之间的相互谅解造成相当严重的损害。

　　有一次也是在游泳池旁，毛又挑头谈起这个话题："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来算算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吧。我搞了个计算，算出的结果是：中国拥有将近7亿人口，所以它可以组建多少多少个陆军师。苏联拥有2亿人口，它能够组建多少个师。"是的，军队有兵员定额，他的计算大致是正确的。他用常规的方法估算了一下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够让多少人去当兵。然后又开始计算美、英、法等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能够组建多少个师。他说："瞧，力量对比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怕什么?"

　　这番议论很符合他1957年在兄弟党国际会议上发表的那个观点，当时毛声称，损失3亿人，即人口的二分之一，对于中国来说算不上什么悲剧。如今他又把这个问题抖落出来，用计算数据来充实他那个关于我们不必害怕战争的论点。他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根本不必为和平而进行斗争。但如果仔细琢磨一下，他的论据归纳起来恰恰是这个意思。毛不是把和平共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而是把准备战争的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准备战争的目的就是要在这场战争中打败我们的敌人，无论战争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我对他说："毛泽东同志，您计算出的数据，人们都知道。但是还必须考虑到，只有当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当人们用肉搏方式或者用诸如标枪和刺刀等冷兵器作战时，算术学统计结果才是合理的。从前就是这样，谁的棍棒多，谁就占上风。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同了。机枪刚刚问世，立刻将各方力量拉平了一些：力量对比后来发生了有利于拥有更多机枪的军队的变化。后来又出现坦克和飞机，力量对比则全然改观，战胜者不再是拥有更多人口的一方，而是拥有良好军事工业和能够充分供给自己新式武器的一方。现在我们拥有导弹和核武器。世界大战将是导弹核战争，而导弹核战争将使机会均等。一枚导弹可歼灭几个师。可见师的数量多寡现在不再是实力的标志，说句粗话，那不过是一堆炮灰。因此我们对战争问题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以人口数量衡量力量对比。

我们现在正加速发展我们的工业，特别是核工业和火箭工业，以防苏联遭遇不测。我们必须拥有足够数量的、敌人肯定会用来装备自己的各种新式武器。我们的敌人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拥有非常强大的工业，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不，我还是认为您错了。在力量对比上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人口的数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用任何手段都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他发表了他的观点，我发表了我的观点。我们都没有再反复谈下去，因为那样做不会有什么结果。

　　毛还谈及另一个问题。我们曾经在报刊上发表了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的一份声明。当时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发表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声明。我们准备了一份这样的声明，交由朱可夫同志宣布。声明的主旨是：警告帝国主义阵营，如果他们侵犯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不会保持中立，而是将动用我国军队所拥有的一切可能手段，给侵略者以还击。毛此时指着朱可夫的声明说，他认为这个声明是错误的。我问他为什么。这可不是朱可夫的个人观点，而是我们党中央的意见呀。那时正逢中美关系紧张。"我们的坚定立场会遏制帝国主义者。他们将会知道，侵犯我们的任何一个盟友，无论是侵犯中国还是阿尔巴尼亚，都必将无法逃脱惩罚。其实朱可夫的声明当时牵涉到的首先是与资本主义世界毗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不对，"毛说，"这不对头。"于是他开始展开地谈他的观点，其观点可归纳如下："如果有人侵犯中国，你们不要卷入战争。我们将自己打，打10年，打20年也行。我们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如果敌人硬要跟我们打，他们绝没有好下场。我们自己应付得了，我们一定打败他们。没有一个国家能战胜我们。日本人跟中国打了好多年仗，他们的侵略下场如何呢?敌人会破坏我们的经济?让他们破坏好了。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苏联。只要苏联还在，还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向前发展，以后一切都会恢复正常。中国打败了敌人，将在你们的援助下恢复自己的经济。因此根本不要让苏联去冒与资本主义阵营打仗的危险。"瞧他就是这样偷梁换柱的：倒好像中国为了确保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生存而甘愿牺牲自己。

　　我说："如果我们这样对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让每个国家自力更生，那么敌人就会把我们各个击败。这种立场是鼓励侵略，而不是遏制侵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声明应该发表，我们并且在自己的政策上恪守这个声明。这篇声明的措辞不是出自国防部长，而是出自我国政府，出自我们的党中央。""措词是错误的。"毛回答说。问题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各自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下一次会晤，继续谈军事话题。那次谈话具有另一种特点，而且我想说，毛的言论变得自相矛盾了。尽管如此，这些言论与上一次仍然如出一辙：

　　"我考虑过我们上一次的谈话，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苏联遭到进犯，我建议你们不要抵抗。"我立刻警觉起来："怎么?帝国主义列强侵犯苏联，而我们不对他们进行反击？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们一步步后退，后退一年、两年、三年。拉长敌人的交通线，从而削弱他们。然后我们联合起来向他们进攻，打败他们。"我对他说："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对于我们而言，这种看事物的方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后退一年?下一次世界大战恐怕未必打得了一年。那将是一场速决战。"毛继续说："你们不是曾经退到斯大林格勒吗?你们曾经后退了整整两年，为什么现在不能后退三年呢?如果说你们当年曾经退到斯大林格勒，那么现在你们可以退到乌拉尔，退到西伯利亚，再往前，你们的后方是中国。我们将利用我们的资源，我们的国土，一定打垮敌人。"我回答说："不，我们遵循另一种立场，即立即反击的立场，一旦遭到侵略，我们将动用所掌握的全部手段进行反击。我们现在拥有强大的兵力，雄厚的技术能力，并且还在逐年增强这种能力。反击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迫使敌人在他们敢于对我们发动侵略之前不得不三思而行。或许侵略就根本不可能了。""不，"他又说，"我认为这个论点是错误的。"

　　后来，我曾反复琢磨，他的那些观点有什么依据呢?我不知道该如何给这种观点和议论下评语。我很奇怪毛怎么可能这样思考，我无法给自己找出答案。如果设想一下他这是在进行挑衅勾当，我们可没那么天真。他怎么也不可能居然认为我们会同意。如果他自己认为他那些关于军事策略的论断是合理的，那么就很难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会如此思考。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不解之谜。我一直不清楚：这到底是思维力缺欠还是挑衅?然而这样一场谈话的确是进行了，而且我完全保证我准确地转述了毛的讲话和我的回答，既不夸大其词也不断章取义。绝对没有！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呀?我们同中国的烦心事本来就够多的了，我可不想再夸大它们。正相反!

　　在这种情况下，头脑简单的人会说："我们为中国做了许多，可是中国却走上了仇苏的道路。"就是嘛，但责任不在我们。目前苏中关系现状似乎直观地表明当初没有必要承担这种花费，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当时这样行事，是为了振兴中国的经济，使中国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更加壮大。我们真诚地提供援助，是为了让我们的朋友也像我们十月革命以后所做的那样向前发展，建设本国的经济和巩固国家的独立。但事与愿违。

　　总有一天我将死去，如果人死后仍然思考的话，那么我所思考的将是苏中两国人民兄弟情谊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兄弟情谊重新恢复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