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杀手游闯大月氏:中国经济\国际关系理论\广东模式

中国经济的冬天来了？

（2011-11-25）吴丽英

　　最让外界观察者关注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刮起了降价风，而且是越刮越猛烈，首善之都的北京，近日还传出新楼盘以五折甩卖的震撼性消息。

整体工业生产下行

　　野村证券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中国的寒冷冬天”的报告。根据这家证券行的分析，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不论是商用还是公共住房（保障房）领域今年第四季度至明年第一季度的投资速度，都将放缓，这势必拖累水泥、钢材、和电力等相关行业，使得整体工业生产下行，加之中国出口走弱之势已经无可逆转，中国经济在这个冬天将面临多个挑战，国内生产总值（GDP）估计明年第一季度下滑到8%以下。

　　野村证券的这一看法，基本上与多数券商和投行的立场一致。

　　另外，随着房价进入下行通道，尽管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屡次重复，就算是房价下跌40%或者50%，银行业风险仍然可控，但人们仍为中国的银行体系健康感到忧心。

　　因为有分析师发现，在对房价大幅下跌对银行影响的相关压力测试中，遗漏了大量内容，一些假设也站不住脚，这削弱了测试结果的可信度。他们认为，房价大幅下跌很可能对中国银行业造成重创。

　　人们还担心，中国多个地方政府对于房价下跌的承受能力可能低于银监会的估测。因为无论是地方财政，还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都紧紧地和卖地收入和房地产开发未来收益挂钩。

　　另外，中国股市近期的表现，也预示了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英国《金融时报》日前的一则报道对此有独特的见解：就中国国内经济而言，中国股市提供了一个不算完美、但相当有用的先行指标。

该文指出：“2007年末，上海股市开始暴跌，一年后全球金融海啸重击中国。2008年末，中国股市反弹，远早于经济的强劲复苏。而自那以后股市的缓慢下行，则预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逐渐减速。”

　　近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股市走势，反映的是：“既不会崩盘、也不会迅猛增长，而是像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延伸。用中国经济术语来说，这意味着增长徘徊在8%左右——这一增长率让大多数国家眼红，但远低于过去十年中国司空见惯的两位数增幅。”

PMI下滑到32个月低位

　　目前看来，中国经济在这个冬天确实是不好过。汇丰10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下滑到48的32个月低位，显示欧美主要出口市场的萎缩，已经冲击到了中国的制造业领域。

　　不过，冬天过去了，春天就来了。根据多方的分析，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房价大跌现象，实际上是在临近年关这个当口，现金对开发商尤为宝贵。贷款到期，工程款结算，新一轮的拿地，这些都让开发商不得不咬牙促销，回笼资金，储钱过冬。

　　虽然市场普遍认为，为免房价可能会报复性反弹，调控又将功亏一篑，中国房地产调控政策，从今年年底到明年两会之前，都不会放松，但在通胀压力已经稍缓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将会逐步放宽银行信贷政策。事实上，中国央行已采取行动，下调20多家农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以扶持民企及农村经济。

　　野村证券的分析师也提到，中国政府明年一季度之后，预料会恢复兴建保障房的速度，加上调控政策的放松，这将有助于支撑明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维持在8%的水平。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经济正在迈向软着陆，虽然房地产市场调整有给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风险，但中国GDP明年增速将达到8.4%，此后也将保持在该水平附近。

　　在欧美经济陷入风雨飘摇之际，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还抱持更大的期望。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郝福满在接受彭博电视采访时说，东亚地区目前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环境也趋于疲弱。不过，中国进口保持稳定，对于东亚制造业出口商来说，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消费品出口市场。因此，中国采取的任何财政刺激计划都应当把重点放在提升内需之上。

　　虽然近期中国当局已开始行动，例如展开策略性行业投资大计、增值税改革试点等来提升经济增速和内需，只不过，中国在国际经济陷入四面楚歌之下，有如一座孤岛，样样都得自己来，如何在短时间内有效启动内需，达到自助和助人的目标，还是令人担心的。

　　首先是奥巴马个人因素。一年半前，我在《奥巴马的“阶级烙印”》一文中指出：因为自幼的成长环境，奥巴马是典型的“环太平洋”产物，是有史以来最缺乏“欧洲情结”的白宫主人，而更像是个“亚洲总统”，同时对以色列感情冷淡、而力图与父亲所属的穆斯林世界修好。如今奥巴马力图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泥沼退出，转向亚太地区，完全符合我的上述预断。

　　其次是澳洲的特殊历史文化。与1812年美英战争后形成的加拿大极为不同，澳洲最早是下层罪犯的流放地，因此缺乏自立自主的主人翁精神，一切依赖母国英国。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迅速打败远东英军，占领英帝国重镇新加坡，澳洲突然发觉这一母国无法保护自己，尤其是日本大规模空袭达尔文港之后，澳洲举国被迫在眉睫的“黄祸”吓破了胆。当时澳洲总理约翰·科廷（John Curtin）迫不及待地恳请美国麦克阿瑟将军直接统率所有澳洲军队和国防。这是美澳军事同盟的起源，形成今天澳洲仰赖美国军事保护的心态。

　　澳洲的另一历史特色，是强烈而持久的“白澳”政策，也即长期只接受欧洲白人移民，而排斥“有色人种”尤其是亚裔。这与下层英国移民长期的种族主义和“黄祸”恐惧有关，尤其是针对近在咫尺的回教国家印度尼西亚。这一“白澳”政策二战之后还一直维持，直到1978年才在法律上被完全取消。换言之，澳洲完全对“有色人种”开放，晚到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直到今天，澳洲移民的最大两个来源还是白人为主的英国和新西兰。

北京外交转向的影响

　　长期的“白澳”政策和白人人口绝对多数，使得澳洲在文化上始终向欧美看齐，而难以“离欧入亚”，尤其是与土著毛利人口众多的新西兰相比。后者因为在1980年代坚决拒绝美国核动力和核武装军舰入港，而被美国取消了澳新美三国安全条约的军事保护义务。

　　至于中外传媒一致同意，美澳强化军事合作旨在抗衡中国，这部分是对中国经济力量迅速增长的自然反应；然而另外不能不观察到，这一发展也有很大的北京外交政策近年演变的后果在内。特别对比近在2005年，民调发现澳洲民众对美国的好感远低于对中国的好感（58%比69%），72%的澳洲人反对澳洲在中美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时支持美国。澳洲当时也是唯一积极和中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

　　推而广之，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地区固然是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的战略取向，但是中国在多年的笑脸睦邻外交之后，颇为突然地强调领土领海主权并且展示军事实力，造成与南中国海邻国关系显著恶化，也是华盛顿得以重展离强合弱战略的契机。这不得不令人质疑这一外交态度转变的得失输赢。

　　正如我近日评论，中国经济固然突飞猛涨，但是仍然不具备“霸道”的硬实力，又缺乏“王道”的道德权威和文化软力量。没有这两种实力支撑的民族主义硬话只会是空话，例如近日中国人民网上“解放军专家明确表态：琉球不属于日本，日本须放弃”之类的言论。

　　兵凶战危，且不说北京目前并无军事实力可以迫使日本放弃琉球，中国的“防内（维稳）”经费已经史无前例超过防外（军费）开支，显示严重的内聚力隐患。上述强硬语言，只能在大国游戏中为丛驱雀，为渊驱鱼。另外“解放军专家”在如此敏感的对外问题率意发言，令人质疑北京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说到底，台海才是北京最严重的领土问题，而美澳强化军事合作，以及美国在澳洲储备军火以供未来之需，与此直接相关。这是因为一旦美国卷入台海冲突，按照澳新美安全条约（ANZUS Treaty），澳洲有参战义务。2004年澳洲外长在北京表示该条约不适用于台海，迅速被当时霍华德总理否决更正。无论北京如何看待西方民主，左翼工党总理吉拉德这次强化澳美军事合作，必须有相当的民意基础。联系到前引2005年的澳洲民调，再次令人质疑北京近年外交政策转向的得失。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联合早报网》上一页 1 2 赵倩玉

赵倩玉：广东模式之变形记

完璧归赵

　　记得大学时曾在宿舍讨论以后最想从事什么行业，某男同学脱口而出：若生在古代最想当皇帝。众女生侧目，男生向往之。最后还是熟读史书的同学忍不住调侃，“不怕累倒也可以考虑”。

　　话说古代皇帝除了应付文官及后宫佳丽三千的各种骚扰，最头疼的还有花样繁多的礼仪祭祀。其中包括“亲耕”这种纯属为演技派而设的戏码，估计跟现代议员种树、企业家奠基异曲同工，只不过工程更为浩大，体力不好的皇帝说不好就被折磨得挂了。但若与现在政商的典礼仪式相比拟，恐怕是低估了古代礼仪祭祀的作用。 　　“朝廷上的政事千头万绪，而其要点则不出于礼仪和人事两项。”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里说得透彻，面对庞大的文官体制，还有上亿的百姓，中央政府只能通过礼仪督促各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唯有这般才能塑造“道德”的形象，确保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回溯中国历史，社会与经济课题往往都不及政治。 　
　这与中国中共中央现在操作的方法是很相似的，是政治主导经济（指政府主导）的模式，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稳”是中央那根不能碰的神经。与之相反的，则是西方国家经济主导政治（指市场机制）的模式。

　　若放在中国内部政治的语境中，可以笼统归纳前者为重庆模式，后者为广东模式。在中共十八大趋近的这些日子里，两个模式的相关政府官员，连带着民间左派与右派，频频的博弈有了更深层的含义。火烧百份《南方周末》、网络上互骂、“疑似”警车护航民工游行等事件，只能说是青萍之末。

　　而重庆与广东这两种模式，哪个更利于平头百姓呢？

　　我认为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目前政治主导经济的模式肥了贪官与国企，经济主导政治的模式演化后更接近西方国家的情况，肥了金融业与有门道的大企业。

　　不管老百姓愿不愿意，目前的国际经济形式似乎已注定中国要走向广东模式。《联合早报》一篇由吴丽英撰写的财经特稿《中国经济的冬天来了？》文中结尾指出，“中国在国际经济中陷入四面楚歌，有如一座孤岛”。中国在被孤立的情况下启动内需自救是当务之急，必定需要释放国企的空间，让位给民企，以带动消费与投资。这无疑与广东模式更接近。但这样的必经之路却也布满了荆棘，经济转型的加速将带来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关乎百姓身家性命，更是对“维稳”的直接威胁。笔者轻率推测，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的发生地点并非偶然。广东等南方沿海地域自清代就承担转型的重任，意识形态与经济转型之间速度的落差必然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从最初仰望朝廷对社会道德维系的期盼，到经济之门大开后的茫然无措，社会在日积月累中已被扭曲，宛如卡夫卡在《变形记》中所描述人变成甲虫的痛苦过程。这可说是竞争激化，感情淡化等“现代化”病症所造成的。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也正是卡夫卡所要表达的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

　　未来随着广东模式普及的必然性，“小悦悦现象”难保不会北上，最终每个中国人很有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会变成无感的甲虫。这阵子社会出现多个地方发生“扶老人反成被告”事件，都预示着“变形记”危机的来临。

　　笔者认为，中国政府在短期能做的并不多。也许广东最近“疑似”警车护航民工游行的动作是个楔子——通过适当开放并协助建立工会与公民社会，冒着加速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风险，以加深人们对团体的向心力，加上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宣称对媒体的解禁，让媒体这个第三方推动更“有机”的反省与社会监督，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会有助缓解“变形记”危机。

　　有时回头看看被中国人辱骂整整百年的封建历史，被现代人认为是愚蠢的农民也许比我们要幸福。虽然他们也“患病”，但至少不是变形的甲虫。

（作者是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吴汉钧：国际关系理论东西谈

（2011-11-27）

五湖四海

　　为何没有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在东方国家如新加坡修读国际关系学，这很自然是一个大家都会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基础课程中必上的一堂课。

　　国际关系学理论的滥觞始于20世纪初的欧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冷战时期茁壮成长。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一套理论。非西方学者和学生自然想要验证，究竟这套理论能不能套用在非西方国家。

　　其实，国际关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久远以前的古希腊时代或春秋战国时代。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在其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e Peloponnesian Wars ）中指出，雅典的实力与日俱增，让斯巴达感受到威胁。斯巴达人认为，唯有与雅典一战，方能避免斯巴达有朝一日被雅典征服；雅典也必须与斯巴达开战，以维护其城邦及同盟的完整性和利益。于是，两大同盟展开将近30年的战争。虽然斯巴达最终得胜，但两大同盟已是两败俱伤，为日后马其顿统一古希腊铺平了道路。

　　生活在公元前460年至公元前395年的修昔底德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奉为鼻祖，就如同孔子是儒家的鼻祖一样。孔子和修昔底德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修昔底德只是比孔子晚了约100年来到这个世界。

　　孔子和老子都是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他们流传下来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不只影响了春秋之后的战国时代，还影响了后来的封建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然而，经历了2000多年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为何没能发展出一套国际关系理论？ 　　战国时代有七雄。当时其中一个较为人知的“国际”关系理论，是苏秦和张仪的纵横家。秦国是七国当中最强大的诸侯国，地理位置是当时中国的西部，其余六国则位于秦国的东部。苏秦提出合纵策略，劝说六国联合起来，平衡秦国的势力（历史考究称公孙衍才是合纵策略的推手）。苏秦的同门张仪为秦国服务。他深知六国之间存在矛盾，于是提出连横策略，劝说各国与秦国合作，进攻其他弱国。最终，秦国逐一击败六国，统一了中国。 　　有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中国人自古以来便不存在“国际”的观念。古代中国没有国界和主权的概念，而是以优越的文化与文明影响及吸纳周边社会，让周边社会臣服于“中土”，向“天子”朝贡。古代中国的邻邦日本、朝鲜、越南、游牧民族社会等，都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与中国建立了一种朝贡关系。朝贡制度因此被现代国际关系学者看作是古代东方的一种国际关系。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朝廷不曾出现过外交部、大使馆等政府机关，直到大炮在鸦片战争中炸开了中国闭锁的大门。然而，这一炸，让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不到100年内消失殆尽。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西方思想为基础；1949年解放以后，共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同样来自西方。洋炮让科技落后的中国人完全割舍了自己坚持了几千年的那一套思想。直到1970年代，毛泽东才首次提出比较广为接受的国际关系理论——三个世界。 　
　在遇上“为何没有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问题时，我常想，如果2000多年前的秦国没有统一中国，中国继续维持诸侯国并立的环境，历史肯定要改写。这样的大环境或许就会如同20世纪初的欧洲，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频仍。厌战的领袖和学者纷纷提出各种方案，试图从国际格局、人性的角度，解释战争一再发生的原因，从而找出避免战争的方法。如果当时战国七雄继续争个你死我活，或许当今国际关系理论就会以中国马首是瞻了。

　　还记得初中一时念了一整年的中国通史，在当时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印象，就是不断的起义和朝代更迭。虽然帝制在辛亥革命后瓦解，但中国仍逃不过持续几十年的内战。我想，如果中国人的眼光不是太过聚焦于内在，能把眼光投注在海外，国际关系理论或许就是以东方思想为基础了。

　　不过，曾有学者论述，东南西北方的地理屏障让古代中国人在黄河及长江两岸安家乐业。而传统的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观念，也让中国人着眼于自身。

　　然而，即便如此，但最重要的是，历史没有“如果”。

（作者是本报记者，目前在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

修读国际关系硕士课程，电邮：nhkuan@m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