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三国没有作弊商店:价格双轨制的变迁

对话华生

人物周刊：你们提出价格双轨制时的背景是怎样的？

华生：1984年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当年底的一件大事，就是十二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后来评价说这个会议讲出了一些老祖宗没讲过的新话。

十二届三中全会是当年10月份召开的，在那之前，高层正酝酿着改革的突破，城市改革从什么方面走的问题，因为当时农村改革走得很成功，所以上层信心也比较足，才能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莫干山会议是9月初在三中全会前开的，这个会议第一次把年轻人集中在一起来讨论。

人物周刊：你们这次是跟田源、张维迎等人共同分享了这个奖项，你们各自的贡献是什么？

华生：这次公布的名单是以得票多少为序，我们票最多，然后是田源第二，第三是张维迎。这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因为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整个莫干山会议的产物。否则就是年轻人有什么建议，也不会送到国务院领导的桌子上。

莫干山会议其实是由一些在领导身边工作的人组织的，出面的是媒体。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人物周刊：莫干山讨论了什么，最后形成了哪些共识？

华生：当时会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价格改革，调派、放派、放调结合派争得不亦乐乎。其实讨论一共出来了7个报告，价格、企业、对外开放、金融体制、股份制、粮食体制都有。实际上不光是价格。

人物周刊：因为价格在经济学中是一个枢纽，涉及全盘。

华生：对。当时会议的情况是，谁也没想到在价格问题上争论最激烈。田源当时是国务院价格中心的常务干事，他们给中央提了一个价格大步调整的方案。周小川、楼继伟和李剑阁还提了小步快调，逐步逼近市场均衡价的方案，都对上层很有影响。

人物周刊：分歧在哪里？

华生：张维迎当时在西北大学。他上来集中就讲一个观点，就是“放”。放了之后，变成西方的市场价格、自由价格，他当时也更年轻，比我们小几岁。他当时的观点如果面对的都是老人，肯定听不下去，但当时幸好是年轻人，都觉得思路对头，只是不太现实，跟领导提肯定不行，风险震动也太大。

人物周刊：那么能被领导接受的建议是什么呢？

华生：当时争论得特别激烈，夜里都不睡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几个观点一致的人，我、何家成、蒋跃，还有高粱和张少杰，我们觉得光调恐怕是不行的，光放也不行，还是放调结合吧。所以当时我们5个人就联合提出搞放调结合、两条腿走路的双轨制。

人物周刊：汇报的时候张劲夫是什么态度？

华生：张劲夫对放调结合很感兴趣，但是当场没有明确表态。他问我，你们这个双轨制怎么讲？我当时就边说边比划：一方面，现在不合法的灰色市场价格太高，比如钢材煤炭，超产的部分就可以放开，放开以后，供给增加了，市场价格就会往下走，同时再把计划价格往上调。外部把市场价往下压，内部把计划价往上调，最后就形成一个均衡的价格，市场价可以给出一个导向。

人物周刊：这一建议又是如何被采纳的？

华生：今天看来挺浅显的，但当时就是具有突破性的了。西方只是说休克疗法啊，放开啊，但是跟中国的情况不符合，具体怎么做就是个问题。

张劲夫听了汇报后，回到北京在国务院会上他就说这个放调结合的双轨制好。“双轨制”这个概念因为很形象所以很醒目，所以后来放调结合说得少了，双轨制反而说得多了，但是当时报告上写的都是“放调结合”，只是在我的报告的小标题里面有“双轨制”这几个字。

到1985年1月，国家物价局局长成致平宣布，中国价格改革的指导方针就是放调结合、稳步推进，就这么一个过程。

人物周刊：价格双轨制与1988年的价格闯关有什么关系，闯关失败是源于价格双轨制吗？

华生：关系是有的，但恰好相反。放调结合是一个逐步的过程，我们当初建议的是，用5年左右时间，从计划价格过渡到市场价格。这个过程中就会有摩擦，因为又有计划价又有市场价，但是当时没有外资和私企，所以倒来倒去就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倒。

价格双轨制从1985年开始搞，到1988年，双轨制的好处还没有充分显露，各种不满的反对意见都出来了。很多人说还是要下决心一下子解决问题，当时的流行口号是“过关有风险，关后是平川”，结果闯关又失败了。

那时是邓小平下了决心，接见外宾说要闯关，闯了一半发现不行，通货膨胀预期都起来了，出现了全国性抢购风潮，小平也同意就停了。

人物周刊：之后有停滞吗？

华生：1989年后，实际上双轨制并没停，闯关虽然停了，放调结合没停，市场在扩大，计划在缩小。1992年小平南巡时，计划价格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少了。因为经过了五六年之后，大部分已经变成了市场。一说搞市场经济，价格改革没有震动就完成了，所以双轨制从1985年到1992年的过渡,为市场经济改革铺平了路。

过去一说起来就比登天还难的价格改革，1992年后化为无形，所以中央确定市场经济方向后，价格改革只是乘胜追击的扫尾，主要变成搞财税体制改革，搞分税制了。

人物周刊：当时为什么没有实行整体改革思路？

华生：改革需要整体规划，我们社科院的同学郭树清他们几个人从1985年初就提出了，后来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他们都加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整体改革派。

比起价格的放调结合，他们搞的是更大的规划，叫价税财联动，这个方案当时也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但因为要多个部门协调，阻力很大，后来就流产了。

我们当时对整体推动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认为中国的改革恐怕还是要分解开来做，调整存量、发展增量、各个击破。放调结合的双轨制把价格改革无声无息地突破了，吴敬琏老师他们设想的价税财联动，就去掉了价格这个拦路虎，90年代的财税改革就很容易铺开了。

人物周刊：你做过民办教育，感觉中国的民办教育问题在什么地方？

华生：在中国做民办教育是太困难了。民营企业起码还能让市场检验你，你的每个产品不是说政府批准才能卖。教育不一样，每个毕业证都拿在教育部门手上，不经过它你都发不了。它说你能招本科生你才能招，它说招一百个你不能招一百零一个，因为第一百零一个证你没有，拿在它手上。可以说民办教育比民企还困难十倍。

中国民办教育有双重的难，一是国家现在还作为意识形态领域来管理，控制得太死；另一个是民间社会也有问题，西方的民办教学的主流是不盈利的，是作为慈善事业来做的。历史上西方办民间学校的除了教会还有行会，主要都是靠捐赠。

世界上很多大学都是民办的，哈佛、牛津、剑桥等等，都是主要靠社会捐赠来经营的，是公有财产，学校管理的人是受托人，对社会负责任，不是靠利润动机。

在中国的民办教育问题上，官民两方面都存在问题，而西方的民办教育既不被官方也不被资本控制，就是靠捐赠，捐赠者并不能控制学校。中国的民办教育就是企业或出资人控制学校，所以说中国民办教育的路还很长。

人物周刊：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宪政和民主问题，作为渐进改革的参与者，你有什么建议？

华生：我觉得这反映了社会的一个共识。宪政民主是大势所趋，但问题在于，单纯地讲这个东西好是不够的，要形成共识，建立起一个往理想模式过渡的方式，这个方式要能被多数人接受。跟当时往市场经济过渡用放调结合的方法一样，要拿出一个多数人觉得比较可行的方案，没有太大反对意见，让人觉得这么做对大家都有好处，让每一步的过渡都不可逆。

我做完手中的土地问题研究后，下一个准备做的题目就是政治和社会转型问题。中国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真正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不是貌似激进的口号，而是经济和社会不可逆转的每一个进步。

人物周刊：你自己说过，你和铁凝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两个人走到一起，靠的是什么？

华生：我们走到一起挺晚，但确实是一见如故，好像打小就认识。我们通常各自在自己书房工作，累了再一起交流。我们两个人本质上比较靠近，都很认真和真诚。同时骨子里又都有顽皮的一面，只是被命运的颠沛和社会角色的沉重给压抑了。其实夫妻如果志同道合，又情投意合，家庭就会成为童心发现的港湾。

另外，我们都有自己的专业，都做自己的写作，都是从阅读和研究中感受到乐趣，尽管领域不一样，但在许多问题上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启发。她很会持家，生活上也主要是她照顾我，就像我们一个朋友说的，她的优点是大气，又有女人味，她只要下厨就可以做一手好菜。

人物周刊：有过争执吗？

华生：这种时候，作为丈夫肯定得有绅士风度啦。在家不怎么干活的人，再不会哄老婆，那是要惹麻烦的。

其实当一个人有所成功或走出困境的时候，你要想到不是所有人都是那么幸运的，我现在对西方成功人士常说的“幸运”有了比较深的理解。世界上总有一些比较幸运的人，有运气一般的人，也有不幸的人。成功者并不全是自己的努力，也有时代的机遇和命运的眷顾。幸运的人就要多负一些社会责任。

我和铁凝约好了，等我们老了，研究写作也做不到前沿了，就去做慈善，给后来的人铺路。

当代著名作家铁凝和丈夫华生伉俪照片（资料图）

华生，被誉为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自称最懒的企业家，曾经的中南海幕僚，参与和见证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现在重拾旧日的激情，做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研究

2011年11月8日，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颁给了“价格双轨制理论”，华生、何家成、蒋跃等人的研究组和田源、张维迎是主要贡献人。在此之前，这个国内开创性地由200多名专家民主投票，因而被经济学家最为看重的奖项先后颁给了杜润生和农村发展组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厉以宁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以及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的“整体改革理论”。

对于华生而言，他又一次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

崭露头角

1978年，25岁的华生考入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成为78级天之骄子的一代。前脚刚迈进校园，他就在《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上发表了经济学论文。这个之前在田埂和车间干活的青年，长年自学，高考给了 “黑五类”子女改变命运的机会。

大学毕业后，他考入中国社科院财政系。在这里，他和很多优秀的中青年经济学者一起直接参与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南海的幕僚。

1984年9月上旬，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在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召开。很多活跃在当前中国经济舞台的人，都是这次会议的参与者。

采访中，华生给记者提供了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名单，王岐山、马凯、马宾、吴稼祥、金观涛、张维迎、周其仁、徐景安、常修泽、贾康、王晓鲁、高粱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周小川和楼继伟未能参加此次会议，李剑阁代表他们出席了会议。”华生回忆。

会议组安排了几个人去向时任国务委员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的张劲夫汇报，华生代表价格组汇报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莫干山会议后，华生直接参与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研究，出入于中南海的高层会议，陪领导外出考察调研，一下子被改革的洪流从社会底层卷到了最高层。

在此过程中，他是边学西方经济学理论，边吸收加工运用。包括华生在内，很多同伴发现了自己对西方社会和经济理论的欠缺。1987年，他和郭树清(现任证监会主席)、张维迎等人去英国留学。华生在牛津大学学习了4年，后应聘在剑桥大学研究任教。

1990年初，华生还在英国留学期间，被社科院以逾期未归之名开除。虽然他选择了回国，但回来后发现“工作没了，房子也没收了”，一下子又回到了当年“黑五类”子女的尴尬境地。

学问做不成了，他被迫选择了下海。

下海，回归

下海伊始，华生想做教育。

“从国外回来就觉得中外教育相差太大，我们的教育被体制框得太死。”尽管后来有燕京华侨大学校长的身份，但很难想象华生当初下海还是从开火锅店的小本生意起步，靠着实业起家，“我们主要做工业和服务业，从机械制造、无线通讯到食品加工都有。”

华生对经商的经历不愿多谈，他说：“书生做企业主要还是靠同学，有大学、研究生和留学时的同学来加盟， 90年代刚从英国回来的时候也就两三个人，蹬个自行车，从个体、合伙、有限公司、上市公司、企业集团一步步走来。”

餐饮业没有让他挖掘到第一桶金。餐馆倒闭后，华生将目光投向咨询业，引进ISO9000、ISO14000国际标准认证体系，也算与他在牛津大学读的“信息与动力机制”对口。在上世纪90年代，华生算得是这个行业的开拓者。

1999年，华生的公司花1.57亿元收购上市公司闽福发，华生任董事长和总经理至2003年。此后，华生辞去在闽福发的高管职务，将上市公司和控股集团留给同学打理，自己则一头转入学术研究。

如今，闽福发的总市值超过30亿元，经营范围包括电子、电脑、咨询、环保等。不过，华生仍保留了重庆金美通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务。对于在这个重点军工企业的任职，华生表示实难推脱。

财经评论家苏小和早几年说，华生“身价数以10亿计，可能是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

如今，华生的精力已经更多地投入到研究上来：刚做完土地问题研究，他又将精力集中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转型上。

他自嘲现在是中国最懒的企业家，无论地处各省还是同在一幢楼里的下属企业，他一年难得去一次，企业变成了他研究的观察样本和试验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