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相音作品有哪些:二月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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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抗争

图为工作人员在写报1967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革”的错误作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围绕“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此后,又被林彪、江青等诬称为“二月逆流”。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    

事件背景

  由于文革混乱局面的不断加剧,引起了广大群众,各级干部的忧虑。特别是1967年1月王洪文等人纠集人手夺了上海市政委的权,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林彪的支持与赞扬,由此全国出现夺权之风(称之为“一月风暴”)。于是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1967年1月下旬和2月中旬,老一辈革命家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李富春,聂荣臻等人在党和军队的高级会议上多次公开对“文革”中的倒施逆行表示抗议并抨击,“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林彪、江青等人的倒行逆施,特别是2月的“大闹怀仁堂”影响最大,故称“二月抗争”(江青等反革命分子称之为“二月逆流”)。“二月抗争”后,毛泽东严肃批评了老革命家,并在实际上让“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江青等人趁机将他们排挤在党的日常工作之外,四处安插亲信。“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肯定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做法。  1967年2月,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人,对“文革”的错误作法提出尖锐的批评。围绕“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问题,同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老同志。此后,又被林彪、江青等诬称为“二月逆流”。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平反。实际上,它是一场正义凛然的“二月抗争”。

事件始末

  “二月抗争”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些老革命家在不同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同林彪、江青一伙乱党乱军行为所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在当时被诬称为“二月逆流”。  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发展为开始全国性的夺权斗争。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热潮中,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大批党政干部遭到打击和迫害,党和国家机构开始瘫痪,许多工厂也停工停产,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全国出现混乱状态。  在这种局势下,尚在领导岗位的几位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革”的错误做法,特别是对林彪、江青等人诬陷、迫害老干部的行动进行了严正的批评和斗争,这场斗争在1967年2月怀仁堂会议上达到了高潮。  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两次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上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以及余秋里、谷牧等人,围绕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同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叶剑英首先发言,他对“文革”开始以来“不教而诛”地残害干部、群众的做法,提出了愤怒的控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谭震林更是点名怒斥张春桥“打击一大片”,“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他表示即使“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徐向前、李先念等也先后发言,对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搞乱军队、阴谋夺权、打击老干部、大搞逼供信等罪恶阴谋与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  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于2月16日晚秘密整理了一份题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林彪也乘机向毛泽东反映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2月18日,毛泽东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对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他们搞复辟,搞翻案。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召开了所谓七次“政治生活会”,批斗老同志。江青、康生等人给“二月抗争”扣上“二月逆流”的反党罪名,借机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全国全面夺权斗争发展得更加剧烈。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一次批判了“二月逆流”。  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时,毛泽东虽然严厉指责了那些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但是他仍然认为这些老同志的行动是“阳谋”,而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九?一三事件”(见事件资料库)后,毛泽东对所谓“二月逆流”的性质进行了评说,指出“‘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峰)、戚(本禹)”。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讲:“这件事搞清楚了,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宣布为“二月逆流”正式平反。

历史意义

  “二月抗争”意义在于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场抗争虽然没有成功,但影响深远。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以老一辈革命家为骨干的党和人民的英勇斗争,就不可能最终纠正“文化大革命”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也不可能战胜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