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葵花批注: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中国自己的路

作者：农奴戟转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点击数： 308    更新时间：2007-1-2
苏共二十大与毛泽东走中国自己的路



林蕴晖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短暂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于1953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1956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宣布：中国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曾说过：“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5页。）。又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9～370页。）这条“自己的建设路线”的提出，应该说，是直接起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但是，由于时势的变故，毛择东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因而，又直接影响着探索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和实践。
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路
据薄一波回忆说：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发生的事情，包括贝利亚被揭露，一批重要的冤假错案被平反，对农业的加强，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的争论，对南斯拉夫态度的转变，斯大林物色的接班人很快被替换等，已使中共中央陆续觉察到斯大林和苏联经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我的记忆里，毛主席是在1955年底就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72页。）从当年毛泽东与各省、区党委书记商定《农业十七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最初稿）、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提出各行各业都要批判右倾思想，以加快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思路来看，薄一波说毛泽东从1955年底就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是有根据的。但全面地考虑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的事。
苏共二十大，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和代表们的发言，进一步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出：
在国家权力方面，过去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是不对的。要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把属于它们权限内的事务交给它们自己处理；与之相应的是，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权力。
在农业方面，要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安排，取消一切由中央来制定计划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有害的做法，把拟定具体种植计划的事情交给集体农庄自己去办，而中央只是规定由国家征收和收购产品的数量。
在思想理论方面，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将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增长和技术进步停止下来的论点，未必是正确的。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搬用旧的引语、公式和原理的教条主义。
在大会闭幕后的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更揭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严重事件。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被人们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典范。人们的所见所闻是苏联人民的美好生活，认为那里到处是人间天堂。至于30年代后期，斯大林对反对派的镇压，因为这些人都是“人民的敌人”，也早已成为定论。现在揭露出来的事实，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这就打破了长期对斯大林的神化。像斯大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会犯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是完满无缺的。它使人们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终结，共产党人在各自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还有待自己在实践中进行探索。这无疑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次思想大解放。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对苏共二十大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作了积极的评价：
1956年3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3月19日和2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稿，着重讲了四点意见。其中第四点说：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6～7页。）
9月，中共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外国党的代表团谈到苏共二十大时说：苏共二十大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这种批评是好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做了一件好事，它打破了神化主义，破除了迷信，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注：转引自石仲泉等主编《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8页。）
正是基于对苏共二十大的这种认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定稿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除批驳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攻击，肯定斯大林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外，着重阐述了反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为：“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党的生活，日益和个人崇拜这类精神状态互相矛盾着，互相冲突着。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阻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31页。）并明确指出：“破除教条主义的迷信，现在仍然是必要的”（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第237页。）。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概括出《论十大关系》的名篇。毛泽东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页。）对这十个关系，毛泽东说：“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注：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10日。）。
工业和农业，是指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这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来说的。毛泽东指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现在的问题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但投资的重点，还是以重工业为主。与之相联系的是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只有整个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国防建设才有牢固的基础。
中央和地方，就是苏联的中央统一计划的经济体制，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发展了官僚主义，妨碍了地方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既要有中央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又要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性。
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毛泽东指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因此，我们对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
此外，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问题上，也都吸取了斯大林错误的教训，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但是，整体来说，《论十大关系》所触及的问题，主要还是在政策层面。到9月举行的中共八大，由政治报告、大会发言、政治报告的决议提出的诸多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触到了制度体制层面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陈云概括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上：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是补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计划生产是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补充；在市场方面，国家市场是主体，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是补充（注：《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页。）。此后，随着中共八大政策的贯彻执行，私营经济也有了发展。面对出现的新问题，毛泽东曾更进一步提出：“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重大设想。他在12月7日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0页。）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尽管在6月公开发表时作了重大修改，但就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而言，还是否定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理论。
这样，在所有制结构、计划体制的运作、价值规律的作用范围等方面，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有了区别。“双百”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打破了长期存在于苏联社会的沉闷压抑气氛。从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角度来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起步。1956年春到1957年夏，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经济繁荣、思想活跃、政治上团结统一的局面，证明这个探索是有成效的。
批“全盘否定”，探索转向
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1月15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1月15日。）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更直截了当地说：“苏共‘二十大’一棍子打死斯大林”（注：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27日。）。“一棍子打死”的说法，虽然可以理解包含有全盘否定的意思，但从文字上推敲，似乎也还有所不同，即更多的是指批判的方式、方法的不当。
据吴冷西回忆，最早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1956年12月19日、20日两天下午和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修改稿时，大家在发言中提出来的。吴冷西在他所著的《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一书中记载，会上大家发表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五个问题上。其中第二个问题的内容是：“关于苏共二十大，应该肯定这次大会有积极意义，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是对的，但是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错误的。”（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25页。）吴接着写道，毛泽东特别指出，“对斯大林要作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注：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27页。）
看来，“全盘否定”这个断语是在1956年12月的这次会议上提出的，可以基本肯定。但见之于公开发表的文字，则是到60年代中苏论战了。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名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其中说道：“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就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否定斯大林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开始在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上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7页。）“全盘否定”这才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出现。此后，就被作为对苏共二十大的一种定论，至今仍被继续沿用（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1999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一文的注释中有一条“苏共二十大”，编者解释说：“苏共二十大，即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在完成会议的主要议程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所犯的错误及其严重后果，对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起了一定作用，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巨大冲击。”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9～360页。）。
事过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有可能阅读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中译本时，可以负责地指出，“全盘否定”的论断是有偏颇的。
这是因为，赫鲁晓夫报告对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前后、国内战争期间和1936年前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作了明确肯定的。报告断定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的斗争，是一场捍卫与反对列宁主义理论和路线的斗争，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斗争。并且断言，没有这场斗争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胜利，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对这场历史上的争论，今天应如何评价，不属本文所要论述的范围——笔者注）。这无疑是从政治上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全盘肯定。实际上也就肯定了斯大林是这场斗争中列宁主义的代表。报告虽然指出当年以“人民的敌人”的罪名对反对派实行镇压，是斯大林实行个人专断的直接结果；斯大林的所谓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是错误的，并重点揭露了斯大林镇压反对派和滥杀无辜的一系列严重事件，但报告仍指出：“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浑头浑脑的暴君的所作所为。他（指斯大林——笔者注）以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利益、工人群众的利益和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必须做的。整个悲剧就在这里。”（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125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二十大”日记》，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66页。）
但是，由于苏共二十大以后，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反苏、反共浪潮，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内部摆脱苏联控制倾向的发展，进而导致波兰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这时，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又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是个制度问题，指责坚持斯大林理论和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为斯大林分子，要他们放弃斯大林主义，并强调了南斯拉夫道路的正确性。这一切，在毛泽东看来，都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予以痛击，以巩固现有的社会主义阵地。因而，由此前侧重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立场，转向全力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具体体现在1956年12月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定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为“再论”——笔者注）中。
《再论》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到斯大林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概括了五条，指出：“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尽管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再论》认为，目前，帝国主义者声言要“改变共产党世界的性质”，“他们所要改变的正是这条革命道路。几十年来，一切修正主义者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提出的修正意见，所传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也正是想避开无产阶级解放的这一条必由之路”。《再论》的结论是：“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再论》据此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任务，指出：“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可见，指责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批判是“全盘否定”斯大林，实际上就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教条化和凝固化，从而也就堵塞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门。
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纲领当作“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进行批判；同时制定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据此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批判“全盘否定”斯大林这把双刃剑的影子。
中国在1958年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只是一幅空想共产主义的图画，实际上也没有跳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框框，甚至在这个框架里比斯大林走得更远。这就是加快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升级、过渡；由实行实物分配的供给制，到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以钢为纲”的大炼钢铁，把重工业比重搞得重中又重；大刮“共产风”的结果，比苏联的余粮征集制把农民挖得更苦；大搞中央与地方的“两本账”，不只使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反而刮起了一阵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的浮夸风，使《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开启的探索新风为之一扫，并走向反面。
反“修正主义”，步入迷途
“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面对现实，于是中共八大决定的各项经济政策，有限度地重新被提了出来。但与之同时，中苏冲突也在不断升级。1963年开始的中苏公开论战，把如何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这个课题再次提了出来。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继1956年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之后的再总结。
在这些批判文章中，批判“苏共领导全盘否定斯大林”，为的是“否定斯大林曾经捍卫和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他们全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开辟道路”（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22页。），南斯拉夫道路，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37～157页。）。文章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90页。）进而断言：苏联社会已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是目前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主要的社会基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别是这个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第408页。）
这一系列重要论断的提出，就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革命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呼之欲出了。
毛泽东正是在中苏论战的60年代，提出“反修防修”的战略，随后就把党内提出“三自一包”（工厂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允许农民拥有一定数量的自留地，开放农村和城镇的集市贸易——自由市场；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土地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主张，定性为“修正主义纲领”。在1966年5月16日发布的中共中央通知中，直接提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而在1967年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伟大的历史文件》文中，更认为斯大林留给我们的教训是革命不彻底。文章说：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注：《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文章认为，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正在于此，文中说道：“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的历史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指五一六通知——笔者注）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注：《人民日报》1967年5月18日。）正当被歌颂进入“崭新的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却步入迷途。
由上可见，毛泽东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与对苏共二十大、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认识和评价，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由肯定批判斯大林揭开了盖子，是一场思想解放，因而要以苏为鉴；到批判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肯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到批判社会主义各国起步市场趋向的改革为修正主义，是复辟资本主义。相应的是，对中国自己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也由最初的正确起步，突然转向，进而走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历程。而“全盘否定”说，则是导致这个历史转折的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