挠补课老师痒痒文章: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的追问与思考，以及我的言说立场

但正是这些作为讨论前提的习惯性的说法，习惯性的思维，以及背后的创造历史的冲动，都是可以进行质疑与追问的——

"改革"--"为什么改革？要改革什么？谁来改革或者谁被改革？如何改革？谁从改革中受益，谁从改革中受损？"1 在"改革"的背后隐蔽着什么？在２１世纪初的当下中国与世界，提出"大学改革"，是与什么样的历史"对话"？其"潜在动机"、"问题意识"、"发展方向"是什么？2现在提出"改革"的目标是什么？要"改"到"哪里去"？是不是只要是改革，就一定具有正面价值？在设想其可能有的正面价值的时候，要不要同时想到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性措施？能不能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志，不计后果的，满怀信心地一路"凯歌行进"？"改革就是一切"真的是"硬道理"吗？

"世界一流大学"--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为什么还要定出具体的时间指标？究竟"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3 改革者试图通过什么样的手段、途径、措施来如期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按照这样的改革思路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吗？而这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是"大学"？大学的功能是什么？

"一流教授"--什么是"一流教授"，依据什么理念、标准与逻辑来评价？怎样评定一流教授，应采取什么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应由什么人来定？或者说，如何建立制定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的合理机制？怎样保证被评定者的合法权利？有了制度、规则，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吗？用什么体制来保证吸引并留住一流教授，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一流教授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同时又防止学术霸权的出现？如何培育一流教授的后备队伍，建立合理的学术、教学梯队，保证校园内的各类人才都能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如何形成良性竞争（我们需要怎样的竞争？）以达到健康的学术生态平衡？

这类的问题还可以提很多，而且我自己也没有完全想清楚，自然无力全面展开，只是希望提出问题，引起注意与讨论。这里，我还想推荐两篇文章，即陈平原教授所写的《中国大学百年？》4与《我看北大百年变革》。事实上，我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大学百年"以及"北大百年变革"的历史中，都是曾经遇到过的，有过不同的探索与试验，其中就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因此，如果结合我们中国自己的２０ 世纪经验来讨论所提出的前述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我自己却缺乏相应的研究，也只能出个题目。我由此而想到，要真正解决由北大这次改革所引发的上述问题，是需要有更深入的现状调查与学理（而且是多学科的）研究的；这样，我们要进行的改革，才可能真正建立在科学与民主的基础上。而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与学理基础，恐怕正是以往的许多改革产生不少弊端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意识到这一点，但我自己由于专业的限制，也只能就所观察、感受、思考的一些问题，作一个经验性、体验性的发言：这是名副其实的抛砖引玉。

（一）

无论是改革实验，还是学理的研讨，都要从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出发，这大概也应该是我们的讨论的前提。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讨论中所出现的不同意见，其实是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这里所要谈的是，我对中国大学教育所出现的"问题"的观察与体认。

北大这次改革的设计者在回答"为什么要进行大学体制改革？"的问题时，有一个很明快的说法："教育体制（包括高等教育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所唯一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地方"。据说提问的记者听了这话立刻联想起某位北大教授所说，"大学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最后一个堡垒"。5——这里说得再明白不过，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自然应该对大学这个"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开刀，开刀就自然要从北大入手。这似乎并无问题，几乎是所有的讨论者都可以认同的。但我的追问，也正要从这里开始。我的问题有三：

一， 什么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或者说，究竟是高校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哪些弊端阻碍了当下中国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成为我们今天改革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理由与根据？

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谈到了中国大学的沉疴正在于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行政本位（还有朋友提到了后勤本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大学丧失了独立性，形成了对大学自主权的严重干预和限制：而在校内行政权力的无所不至又形成了对教师的学术权力与学术自由的严重干预、限制。同时出现的是行政机构的极度膨胀，形成了教学人员与行政人员比例的严重失调，这是造成学校管理中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计划经济在大学管理中的主要表现，如果不触动这方面的问题，或者避开了这方面的改革，或因其有难度而将其悬置，那就根本不可能使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有根本性的变革，如果仍然用计划经济的管理逻辑、思维与办法来进行改革，恐怕还会加强"计划经济的堡垒"的力量。

我想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弊端的背后，有一个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与权利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与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举办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也最多起一点谘询作用。对教师的教学与研究具有根本意义的"教学民主"与"学术民主"似乎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这里所说的"弱势"绝不是讨论中的某些人所说的"智力的弱势"：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带有歧视性的偏见；我所说的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与弱势"。在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都缺乏独立的利益欲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人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但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也没有。正是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与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这才是非改不可的主要理由。也就是说，大学要根本克服计划经济管理的弊端，是必须同时推进校园里的民主改革的。

而且还要看到，我们现在对学校的学术、教学工作的组织、领导方式，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搞计划指标、群众运动的方式。首先，规定在某个时间内（北大规定的时间是十年）"实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个"计划指标"，是用对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方式（而且有极强的计划经济印记）来规范学校教育，是根本违背教育、学术发展规律的，其结果只能是把这样的"赶超计划"变成"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或者其实质也就在于此。于是，又有了这些年十分盛行的"精品工程"，"造大船"，还有什么"誓师大会"，"春种秋收"，等等层出不穷的花样。这也许正是中国特色：最喜欢用工、农业生产的词汇（"工程"、"造船"、"种收"）与战争词汇（"誓师"）来讲学术，这或许正是一种隐喻：有些官员们就是用经济与军事的逻辑和方式来管理学术的。所谓"精品工程"，就是由某一名教授挂帅（更多的情况下是挂名），搞"大兵团作战"，这是"大跃进"时代的"大搞科研群众运动"的做法，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又"重来"了。劳民伤财不说，更是败坏了学风，这些年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浮夸之风，实际上都与这种领导方式有关。还应该指出，这种领导方式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学术研究的资金投入，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有些掌握了权力的官员就产生了"有钱不花，过时不用"、"国家的钱不用白不用"的心理，说穿了，这类"学术工程"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就是"花钱工程"，少说也是用纳税人的钱来买自己的"政绩"，这其间的弊端也是显见的。面对这样一种"学术生产"的"组织"方式，我常常要想起赵丹在离世前所说的一句话："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按我的理解，他就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领导文艺的根本性弊端说的。这背后是包含了深刻的、甚至是血的历史教训的。要知道，学术研究是既不能像"生产"一样"组织"，也不能像时销商品一样讲"速效"的--至少人文学科是如此。在我看来，领导学术的最好办法就是"无为而治"：只要有一个"宽容"的政策，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环境与氛围，提供相对"宽裕"的生活与工作条件，其他都不用管，放手让教师去教自己的书，学者去做自己的学问，积以时日，自会产生"精品"。

其二，我要问的是，我们能不能把当下中国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或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样的一种认识和提法，会不会遮蔽一些重要问题？黄子平先生在这次讨论中，提出了他对中国大陆教育状况的一个很深刻的观察："官衙门积疾未除，又添洋商场新疾"。6我在面对当下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甚至整个中国问题时，总要想起鲁迅在２０ 世纪初所表达的一种忧虑："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7事实上，一百年后（鲁迅的文章写于１９０７年），我们所感受到的也还是这个"二患交伐"的忧虑，尽管具体内涵不尽相同。这样的历史循环，是让人沮丧与无奈的，但我们只能直面。

值得注意的是，"积疾"与"新疫"是常常交织在一起的。就拿前文所说的"官本位"来说，同样是"官"，今日之"官"，与计划经济时代的"官"，既有基本的相同，却也"与时俱进"，有了新的时代特点。比如，今日之"官"--自然是指大有"雄心壮志"（或曰"野心"）者，而不是忠于职守（或曰"安分守己"）者，已经不满足于只当官（书记或校长、主任），还要当教授、博导，以至董事长，将政治、思想、组织的权力与学术的权力，以及经济的权力集于一身，把所有的利益全部捞到手，而且还想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且还要"官官相护"，以形成一个利益集团。他们人数不多（但有与时俱增的趋势），但能量极大，在官场上颇能呼风唤雨，对同事中的正派人、老实人的打击是不择手段的，同时也很懂得笼络人心，即所谓利益分享，以扩大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基础。在我看来，这就是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谈到的这些年在高校十分盛行的所谓不上课、不作研究的"官员教授"现象的实质所在。高校里的学术腐败，使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或担忧：在中国的校园里，是否有可能形成一个以权力作支持与保护的，试图占尽大学资源（包括政治、思想、文化、学术与经济诸方面）的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正在悄悄地萌生？

我们通常只注意社会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校园里也会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校园看作是一块"净地"--在下文中还要谈到，就我个人的理想，我还是希望校园能保持相对的干净；但我们不能因理想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在当下这个"一体化"的社会里，社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会在校园里发生；校园内外的勾结（说好听点，是"沟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说到了高校学术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们议论比较多的，即所谓"卖文凭、学位"或变相"卖文凭、学位"。这样的买卖文凭，从高校方面说，有的时候是被迫的；更多的情况下，却是"双赢"，即买卖双方都得到利益：卖方（校内的官员）所得到的不仅是经济收入，更是与买方（地方官员，企业家……）的社会关系：这可是一个更大的"无形资产"。于是，我们又要讲到校园腐败的一个更加重要的，但却是未能更充分暴光的腐败，即这些年大学里盛行"产、教、学"的三结合所产生的腐败。自办产业可能有它的必要性，据说这是学校自筹资金的主要手段；也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对校办产业中的腐败现象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生怕得罪了"财神爷"。但从这次讨论中，知情人在网上揭露的问题看，确实已经到了不能再视而不见、听之任之的地步。在我看来，校园内的种种经济腐败现象，越是捂着掩着，越是暴露它的严重性：不仅是教职员工的利益，学校、国家的利益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而且还会加速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这很可能是当下中国大学的一个"脓疮"，且看何时能够捅破吧。

在这次讨论中，还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仿佛至今为止，中国大学校园内还没有竞争，因此，必须引入西方的竞争机制，以作为改革的突破口。然而，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每一个对当下中国大学稍有了解的人，更不用说我们这些校园中人，都会知道并感受到，这些年大学里的竞争不但十分激烈，而且已经形成了某些竞争机制。评定与竞争大体上有这样几个方面：职称（教授、副教授、讲师）的评定与竞争；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的评定和竞争；"硕士点"、"博士点"，重点学科，学术基地……的评定和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科研项目的评定与竞争；不同级别（学校级，省市级，国家级）的评奖的评定与竞争……。其中的竞争机制则有以下几点：１，竞争确实和每一个人的利益"挂勾"：对个人来说，这直接涉及个人待遇与地位；对单位及各级领导，则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因此，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２，有一个建立在等级基础上的量化的评价标准，如发表多少文章，特别是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过多少文章（有具体篇数要求）；出版过多少著作；获得多少、什么级别的学术奖；承担了多少、什么级别的研究项目，获得了多少基金……等等。３，在评选过程中，虽然也有专家评审，但依然是以行政权力为主导的。４，越来越注意"与国际接轨"，而所谓"接轨"主要是指国际交流，如评基地、重点学科、博士点，通常都有一个指标，即召开过多少国际学术会议，接待过多少外国学者，有多少人、次参加国际交流，等等。应该说，通过职称的评定，确实有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得到了其应有的地位与待遇，一旦评上副教授，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或者说有了安居乐业的物质基础：这些年大学里的教师生活条件和研究条件的改善恐怕是有目共睹的，这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果。但是否因此而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则很难说，至少是没有预期的那样明显。而现有的评选、竞争机制其负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我所熟悉的人文学科而言，等级式的量化评价标准实施的结果，不但每一个环节都要开后门，这些年学术腐败的增长速度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且助长了重量不重质的倾向，成批生产了大量的平庸之作，甚至是学术垃圾，完全败坏了学风。繁琐的评选与检查，各类表格成灾，使所有的被评审人、评审人，以及系与教研室的领导（他们有许多是业务骨干），都疲于奔命；管理者的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被管理者（主要是学者、教师）的精力浪费都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而无数的名目繁多的学术会议，有许多是所谓"国际学术会议"（其实是请几位外国学者来撑场面，没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交流），更是使学者们忙于到处赶会，不但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血汗钱，而且助长了空谈的浮华之风，造成了虚假的"学术繁荣"景象，实际上是在制造学术泡沫。更为严重的是，这样一种评价标准与机制，是压制学者的独立思考与批判力、创造力的，因此，我曾说这是一种新的科举制度。一些真正想认真做点学问，并且特立独行，有自己的理想，学术见解与追求，而淡泊名利的学者，特别是他们中的年轻人（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才是中国未来学术的真正希望所在），在这样的竞争面前，常常显得无能又无奈，而且经常是失败者。而另一些人，则是如鱼得水，他们是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所说的学者中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会公关，或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报酬），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而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竞争体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人数并不多（尽管也有与时俱增的趋势），目前尚处于萌芽状态或形成过程中，但很值得注意，他们很有可能成为我前面所说的也在形成中（或可能形成）的校园里的独占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些年中国大陆学术水平下降与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尽管这是颇让人尴尬而惭愧的，但我们也只能正视。在我看来，这是与前述学术管理方式与竞争机制中的问题是直接相关的。其所造成的学术体制化，是当下中国学术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事实，也许有助于我们打破对竞争的迷信，不是任何竞争都会产生我们一厢情愿的效果，它会有良性与恶性之分；也不是对别的国家有效的竞争规则搬到我们国家就一定有效，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是一个"大染缸"，再好的东西到中国也会变质。应该对这些年所推行的竞争机制的得失首先作一个清醒的反省，我们并不反对竞争，但绝不认为竞争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而且应该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规则，以促进良性的竞争，而非恶性竞争。

学术水平滑坡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复杂的。比如说，这些年，在以教育作为产业的思想指导下，实行大学的扩招，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显露；对于教师来说，其直接影响，就是除少数大城市少数大学以外，绝大部分学校里的大部分教师都以主要精力来应付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样是疲于奔命，根本不可能下功夫认真提高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这背后也还有一个所谓"创收"的问题。本来，提高教师的收入，使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获得基本的物质保证，是无可非议的。但当"创收"成为目的本身，也促使某些教师（包括一些青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的创收上，对科研工作敷衍塞责，粗制滥造，教学工作更是极不负责，引起了学生的强烈反应。另一面，当创收也成为学术研究唯一的动力时，也就同时导致了学术商业化的危机，花样百出的学术包装、炒作与学术腐败，制造了大量的假冒伪劣的学术"产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公愤。

从更内在方面看，这些年高校教师（特别是副教授以上的教师）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如前所说，这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结果，但也会产生新的问题。记得鲁迅曾经说过，"豢养文士仿佛是赞助文艺似的，而其实也是敌"，他并且特地引用了裴多菲写给瓦．山夫人的诗句，对"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表示忧虑。8鲁迅当然不是主张学者与文人应该"越穷越好"，相反，他认为"余裕"（我理解是指有物质保证的精神的余裕）是文学与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9但如果沉湎于优裕的生活，"沉默在幸福里"，放弃或削弱了精神的更大关怀与追求，又确实会造成学者的精神软化，学术批判力、创造力与独立性的减弱，学术境界的狭窄化，使学术成为智力游戏，高雅生活的点缀，这样的来自学者自身精神危机的学术危机，是应该引起警觉的。

中国大学里的学者（至少是我所熟悉的人文学者，可能还不只人文学者）的精神与学术危机，还有一个方面也是不可忽视的。这些年，我们一直在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尽管在我看来，"接轨"的说法的科学性很可怀疑，它很容易产生歧义与误解，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我们的研究要有一个世界的人类的视野，要有国际交流，要自觉、主动地吸收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地区的一切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成果，而且事实上，我们至今对世界他民族文化（包括炒作得最热的西方文化，以至美国文化）的了解、认识还是极其肤浅的，吸收也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在这方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在"与国际学术接轨"的口号下，将外国的学术界，包括西方汉学界理想化，绝对化，甚至产生新的迷信，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美国化"为目标，这不但会从根本上丧失学术自信力，而且有失去学术独立性的危险。这些年所出现的学术研究中的中国历史、现实"问题"的淡出，创造性思考的退化，将用中国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流行的理论的有效性作为学术规范与追求的倾向，就充分显示了这样的危险。在这样的学术倾向与气氛下，只能培育出当年王瑶先生尖锐批评的，"向中国贩卖西洋货，向外国贩卖中国货"的学术上的"二道贩子"，而且所贩卖的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样的"学术"在国际交流中，是不可能得到严肃、认真的外国学者的尊重的。要知道，学术上的亦步亦趋，不管表面的装潢如何精致，模仿如何维妙维肖，都是没有学术价值的，更无法得到被模仿者的尊重。在这次讨论中，有的朋友十分沉重地指出，这些年，我们越是高喊"与国际学术接轨"，我们的国际学术地位反而在下降。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一方面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学术缺乏真正深刻的理解与吸收，同时又将自己理解得十分肤浅的"西方文化与学术"奉为神灵，以学得皮毛而沾沾自喜。学术自主性的丧失的背后，是学术精神动力的丧失，学术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匮缺。

这里，还需要谈到中国大学里的学生。这次讨论中，也还有一个颇为可疑的说法，即所谓"一流学生，二流教师"。作为北京大学的教师，我确实是以自己的学生为骄傲的；尽管我对于北大有诸多不满，但却始终难以割舍，最基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在这里可以尽享"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与"教学相长"之乐：这正是从孔夫子与孟夫子以来的中国所有的教师的共同梦想。但我同样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天下英才"的高度集中本身就是人才分配中的等级制度的产物，其可议之处是颇多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以所谓"一流学生"这类似是而非的提法来掩盖中国大学生（包括北大学生）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如果进一步将教师与学生对立起来，利用学生对教学的不满来获取学生对自己的支持，就是更不可取了。这些年，我和北大与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有许多接触与大量通信，我发现，很多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对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当今大学生们的精神状况，有很多的不满，因而陷入了深刻的痛苦中。这里，随便抄录一位外地学生来信中附录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有个朋友说：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被灌输、被暗示、被诱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告别万岁‘的大学生并没有成为真正的自我，没有塑造出自我健康的人格。告别权威，他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从社会，迷信流行，没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为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虚伪，形式化的思想行为正成为一种流行的时尚"，"一些人‘平日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唯争分数之多寡"，"一些人放纵着自己的情欲，寻求生活的刺激和伪先锋式的潇洒"，"一些人醉心于‘理论联系实际‘所获取的可观报酬，他们过早地走进了商业操作的流程"，"一些充当‘学生精英‘的学生干部，以锻炼能力的谎言和借口，满足权力的角逐欲和官瘾，沉醉于发号施令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精神鸦片之中"。

于是，又有了我的如下回信--

"坦白地说，读了你的大作，我的心情颇为沉重：至少你说出了相当程度（当然不会涵盖大学生的全部）的真实，我在北大这块被称为"精神圣地"的地方，也看到了许多这样的学生。我曾经因此感叹北大教育的失败：许多学生都是满怀理想与激情考入北大的，四年教育的结果使学生失去了追求。上学期一位学生在作业中的一段话曾使我震惊：‘我很欣赏老师的这门课，这种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这年轻人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我相信它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就更使我感到悲哀。你在信中也谈到了你的困惑：‘我不明白的是，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值得探讨。你和你的朋友自身就是大学生，当然更有发言权。我想到的有两方面。一是外在的社会的原因。尽管我们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国家与商业机器上有用的‘螺丝钉‘；另一方面，‘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化。从大学生自身来看，我以为根本的问题在于缺乏信仰，失去了追求的目标与动力。没有了精神的信念，信仰与追求，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感，人成了‘空心人‘，只能把人本能的欲望膨胀到极端，或者依靠利益的驱动，不择手段地在名利场（官场与商场）上追逐，有的则消极退缩，陷入遁世或混世。因此，现在的中国，最迫切的是‘文化的重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价值观、理想、信念与信仰的的重建。如你所说，即使有的大学生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只要‘新‘的精神信念未‘立‘起来，他们也就必然处于迷茫中，或按照现有生活的惯性继续生活下去。但这样的重建，是不能靠他人来‘指点‘的，只能由青年人自己来寻求，创造。因此，我非常赞同鲁迅当年的观点：‘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你在信中说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民间的思想村落，这就是一个好的开端--路正在你们的脚下，这是确实如此的"。

这里所提到的文化重建，价值理想、信仰的重建，本应该是大学的任务。因此，大学生的问题，正是大学教育的问题的折射；用廉价的赞颂来掩盖大学生的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掩盖中国大学教育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是不是就一无是处呢？这也正是我要追问的第三个问题：能不能把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简单地看作是所谓"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必须做大换血式的大手术？我在前面说过，我这样的教师对北大确实有一种迷恋，除了学生之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北大有蔡元培所奠定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这个传统在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的北大曾有过较好的恢复，我自己也深受其益：当时我所在的中文系，就拥有一大批真正是一流的老教授，但他们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都有不同的追求，而且把这样的追求发展到极端，从而形成极其鲜明的个性，他们之间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形成了"兼容并包"的格局。在这个格局中，每一个教授都有明显的长处、特色，同时又有某些方面的不足与偏颇，但由于他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即从整体上保证不会将某种倾向发展到极端，从而达到较为合理的学术生态平衡。所谓"相互制约"，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在学术上谁也不敢稍有懈怠，总要不断努力，将自己的学术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也从其他教授的不同学术思路中受到启发，对自己的学术作某些调整，或对可能出现的偏颇有所警戒：这样，就达到了良性的竞争。这正是最有利于我们这些学生的健全发展的：我们可以从有着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追求与风格的教授那里，各有所取，又各有所不取，我们与每一个教授的关系，都是既受其影响，同时又保持独立的批评态度。当然，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每一个学生和教授的关系，也会出现不平衡状态：学生会根据自己的气质、性格、爱好、自我设计与选择，对与自己有着更多的共鸣处的教授产生更大的亲和力，受到某位教授更大的影响，这自然会产生某种特殊的崇敬感，但他也会受到其他教授的影响，并从其他教授的不同追求中，看到这位教授的某些不足，这就会有效地保证不会将崇敬发展为盲目崇拜。这样就既可享受追随自己心仪的教授的"从游"之乐，又能够保持自我精神与学术的相对独立性，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就能够达到"亦师亦友"的境界。我和我的同代学者之所以得到较为健康的发展，可以说全仰赖于这样的学术环境与传统。这里还要说到所谓北大的"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是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的，也是北大必须改革的理由之一。我的看法则相反：这正是北大之为北大，是北大能够出人才的重要原因，因为这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自己的兴趣与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的情况下，作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学科）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能"计划生产与组织"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沉潜"状态，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燥的沉稳心态下，潜入生命与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与创造。这样做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真用；看似无效（率），却有大效、真效。这也是真正的成才之道，北大的老一辈学者就是这样培养我们的：记得刚入王瑶先生的师门，王先生的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还特意对我说：你年龄比较大（当时已３９ 岁），急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我能理解；但一定要沉住气，要厚积薄发，后发制人。待我毕业留校，王先生又再次打招呼：你处在北大这个位置，会有很多机会，比如不断有人向你约稿之类，你一定要拒绝诱惑，要有定力，把握好自己，心无旁骛地作学问。而王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训，也是"不要瞻前顾后，不受风吹草动的影响，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应该看到，正是在这一代一代的一流校长、一流学者的努力下，北大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培育学术、培养人才的理念、机制，并且逐渐形成了最有利于学术发展、人才成长的学风、校风与传统，这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是成为"一流大学"的最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这些方面已经是一流的，而且是世界一流的。我在和一些外国学者与留学生接触中，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北大看似松懈，实则给教师的学术研究留下了较大的空间，与比较充裕的时间的学术环境，以及我们师生之间的亦师亦友的关系，表示十分倾慕；而据说在他们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下，已很难按自己的意愿从容地做学问，师生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商业化了。我当时曾开玩笑说，这可能正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吧。我们当然要反对"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大锅饭"现象，这正是前面所说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的弊端之一，因此，需要有压力与竞争；但还有一个要有什么样的压力与竞争的问题。学术问题上显然不能有政治的压力与竞争；同时，恐怕也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的竞争规则用于学术，比如就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上的需求来要求与评价学术；我们需要的是学术的压力与竞争，而在这方面，北大是有很好的经验与传统的：我自己在北大的二十多年的工作中，就时时刻刻地感受到来自学术与教学方面的压力与竞争，并且已经化为自身内在生命的要求，从不敢有半点懈怠，而无需政治与经济的诱惑。而我感到痛苦的恰恰是这些"优越性"在９０ 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逐渐丧失了：政治的干预时有发生；无所不至的行政干预与商业竞争的渗入，学术的体制化与商业化使学术研究的自由空间与时间被极度的挤压，北大越来越留不住、也吸引不了一流人才，师生关系逐渐成了"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这些都使我产生了"北大失精神"的隐忧。因此，很多深受应试教育之苦的中学生、大学生要考北大时，我都劝他们要打破对北大的幻想。但他们都众口一词地说：他们清楚这一点，但北大毕竟还有自己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传统，他们还愿意保留这样一个"精神圣地"的"乌托邦"。我终于明白，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困扰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而北大，正是许多仍然在追求理想、信仰，追求思想的独立与自由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心目中的"最后的精神堡垒"。这些年，我和大量的北大之外的年轻朋友通信，是深感北大在这些年轻人中的地位与份量的，这是北大的真正力量与魅力之所在。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神话"，我写回信的一个很大的任务是要打破它，但我又实在不忍心打破：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无论怎样，北大毕竟还有一点供人做梦的条件和资本，北大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还多少保留一点蔡元培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有很多朋友都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不合时宜的教授，只有北大能容纳你：这一点我自是深有体会，这也就是我无论怎样批评北大（包括本文在内），仍不能摆脱"北大情结"的原因。但或许正因为北大还是这样一个"精神堡垒"，总是有一些力量，要想摧毁它。曾有过"政治大换血"的改革计划，终于未能奏效。今天当人们提出要把北大当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来彻底改革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经济的力量去"大换血"，用资本的逻辑，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也一起摧毁，那我们就真的要重演"从这个门走进去，从那个门走出来"的悲剧了。

事情就是这样：中国大学的问题确实很多，北大的问题确实很多，因此，中国的大学必须改革，北大必须改革；但一定要把问题即病症看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如果诊断错了，或者没有抓住要害，该治的病不治，或者不及时治，甚至将健康的肌体也当病治了，那就会病上加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最后，我还有一个疑问--"多疑"正是我这样的人文学者的"毛病"：当有人将包括北大在内的"大学"比作"国营企业"，我就不免产生这样的疑惑：会不会有一天，也在大学（例如北大）推行"股份制"，作为"根本出路"呢？

（二）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改革的目标问题。

坦白地说，我对"创办世界一流大学"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颇有疑惑：这里面需要追问与澄清的问题太多。

首先，这里所说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得当年周作人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北大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以后又开设朝鲜、蒙古语班，这都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他希望"北大的这种精神能够继续发挥下去"，他还特别提出要加强对"希腊，印度，亚剌伯与日本"的研究。他说："近年来大家喜欢谈什么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我不知两者是不是根本上有这么些差异，也不知西方文化是不是用简单的三两句话就包括得下的，但我总以为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的未免有点笼统"10。可见在北大的传统里，"世界"也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概念。但以后的"世界"就越变越狭窄了，记得１９５６年我考上北大，录取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上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这句话：那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都是向苏联"一边倒"的，５０ 年代的中国大学教育改革（当时叫"院系调整"），其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把苏联大学的教育理念与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造成"东方莫斯科大学"自然就成了北大改革的目标：按当时的理解，莫斯科大学的标准就是"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标准。这样的"一边倒"的后果，我们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些后果才引发了今天的改革。但奇怪的是，在这次改革的讨论中，我们似乎又听到了当年的声音的重现：美国的教育就代表了当今世界第一流水平，甚至代表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中国大学要进入"国际主流"，就是要瞄准美国顶尖级大学，把美国哈佛大学的理念与体制，稍加改变，搬到中国来，把北大改革成"中国的哈佛"--从思路到语言都没有变，只是把当年的"苏联莫斯科大学"变成今天的"美国哈佛大学"。或许今天的"向美国一边倒"的鼓吹者，似乎更要"理直气壮"：当年还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今天却是"世界一体化"了，按照某些人的观点，"世界一体化"就是"美国化"，美国就是当今的"天下"，自然是只能顺从与跟随。这恐怕也是当今中国的"主流"意识。但在我们这些有着沉重的历史记忆的人看来，实在是十分可疑的，我们所担心的正是历史的重演，如果有一天再来对新的"一边倒"的后果进行"再改革"，那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实在经不起这么来回折腾了。什么时候我们真正能够跳出"一边倒"的依附性思维，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呢？

反对"一边倒"当然不是反对吸取他国的经验，也包括美国的经验。但第一，必须是"大世界"，真正面向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一切地区，而不能是"小世界"，局限于某一国；第二，要学其"根柢"，而不是其"皮毛"。就以这次讨论中经常提到的"终身制"来说，欧美各国实行这一制度，是以"学术自由"为其内在理念的；如果我们只搬来"终身制"，而不同时实行"学术自由"，那么，"终身制"在中国很可能就变成维护既得利益的制度，而完全变质，这就会发生许多朋友所担心的"南橘北枳"的悲喜剧。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都引用了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一段话："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必须是发源于本土的种子，而不能在枝繁叶茂、发育成熟之际，从英格兰或德国移植而来。……美国的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决不是外国体制的翻版"。如果我们真的要向美国学习，是不是应该认真地听取一下这位校长对哈佛大学的基本经验的总结呢？

这里，还有一个从哪里去吸取大学教育的思想资源的问题。除了要有开阔的世界视野以外，中国传统的经验自然也是不能忽视的。而我所想强调的是２０ 世纪的中国经验。听说有人把这次北大的人事改革称作是继蔡元培之后的第二次改革。在北大，要搞改革，必要打蔡元培的旗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蔡元培的改革不仅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作支撑，而且有教授评议会这样的大学制度作保证，如果离开了这些基本理念与制度，或者借口"时代变了"而不准备认真实行，那么，继承蔡元培的传统不过是宣传而已。除了经验以外，中国大学（包括北大）的百年改革留下了不少教训，如果不认真总结，重走老路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而最感不解，也是一直想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某些教育家、教育改革家总是有一个"赶超先进国家"的情结，而且要追求"跨越性的发展"？这样的"赶超"思维和战略本来是来自经济建设方面的：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其实就是"赶美超英"、实行"跨越性发展"的一个尝试，其结果是引发了全国性的大灾荒、使国家元气大丧。可见即使是经济建设，这样的"赶超"战略还是有许多问题的。现在，又要用于教育与学术，思想与文化，可疑之处就更多了。如果说，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确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教育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在某些方面（如教育发展的规模、受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等等）也有可比性，但就总体而言，却很难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分，"先进的西方文化，落后的东方文化"，或者"先进的西方教育，落后的东方教育"这类说法是很难成立的。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的问题；在不同民族的文化、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先进与落后的，自然也不存在"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有相互吸取、交流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取、交流的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与教育都对世界文化与教育的发展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是有疑惑的，我以为，"创建一流大学"的提法与目标也许是更科学、更切实际的。中国这样的大国的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用不着预设一个所谓"世界标准"。这样的"世界标准"落实下来，一定会是以某一个国家（例如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心目中的苏联，以及今天某些人心目中的美国）或某个地区（通常是西方世界）的教育作为"样板"，如前所说，这就有丧失我们的教育、学术、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的危险。或者是以那些具有可比性的"硬件指标"作为标准，事实上，这些年有关方面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努力，也是集中在硬件建设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但如果以为硬件上去了，就办成了"世界一流大学"，甚至以为硬件建设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有世界性，那就进入了一个大误区，这不但会因忽略软件建设，有可能导致空有大楼，而无人才，更失精神的恶果；而且会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投资的问题：坦白地说，明眼人早就看出，这次北大改革，其动因之一，就是向国家要钱。在有些人看来，只要有了钱，就能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这其实也是一个误区：教育投资固然是办学的基本条件（我们国家也确实存在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还需要作许多努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大学的理念、制度与人才的问题。而且如果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国大学在体制上的弊病不革除，投资多未必产生好的经济效果，大量的资金的流失，在各种名目下被"私有化"，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在私下议论最多的大学腐败就是这么产生的。说得更严重点，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一种心理：国家现在经济发展了，有了钱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出于各种动机，被夸大了的"事实"），谁都在打国家的主意：如何将国家"大金库"，变成单位"小金库"，最后按权力大小"分流"到个人。前文所说的大学里的利益集团就很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所谓"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改革"最后在或一程度上变成一个"分钱"运动，这样的可能性与危险也是存在的。

还是回到"赶超"情结与战略上来。这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现象：在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当时的"赶超"基本上是限于经济的范围，在文化、教育上，倒是自认为由于自己政治上的"先进"，自然在文化、教育上先天的是"世界第一流"的--如果有不足，也是与同样在政治上先进的苏联有差距，因此，要以"苏联的今天作为我们的明天"，以"东方莫斯科大学"作为改革目标。而当时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教育是要竭力"藐视"的，因为它经济上固然先进，生产力发展水平高，但政治上落后，文化、教育上自然也落后。但到了２０ 世纪最后二十年，以及２１世纪初，我们却要把经济上的"赶超"扩大到文化、教育上的"赶超"，这背后也是有一个理念的，即"经济落后，一切都落后，文化、教育也必然落后"，反过来，"只要经济发展了，一切都上去了"。这样的"经济决定一切"的思维与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决定一切"，看似相反，但在不承认文化、教育、学术具有独立的逻辑，独立的价值，将其视为或政治或经济的附属这一基本点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教育、文化、学术独立自主性的匮缺，正是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不变的根本问题；因此，在这次讨论中，很多朋友发现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为旗帜的大学改革的思路里，依然是沿用政治的逻辑与经济的逻辑，而不是教育的逻辑、学术的逻辑，就绝不是偶然的了。

至于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跨越式发展"的策略，其实也是一种政治思维与经济思维的产物。它追求的是政治与经济（市场）的轰动效应，而很少考虑教育与学术的循序渐进，积累式的发展这样一些基本逻辑，"欲速则不达"这类基本常识。企图通过所谓"新举措"，就能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局面"，上一个"新台阶"，如果仅仅是作为套话，不过是宣传而已，如果真的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那是十分危险的。事实上，由此造成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形式主义、文牍主义、浮躁、浮夸……已经严重地败坏了中国大学的学风与校风，这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当人们（从各级领导到教师）都忙于应付花样百出的"新举措"，忙于应付各类检查而不得不作出种种表演姿态时，不仅改革成了一句空话或一堆报表，连日常的教学工作都无人也无暇过问了。其实任何一个生活在大学校园里、有现实感的人，都知道，中国大学现在最需要的是，坐下来，静下心来（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大学始终流传着"诺大的校园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老话，过去是由于政治的混乱，现在则是商业的冲击与行政的干预），老老实实教书，做学问；"赶超"、"跨越式发展"之类的口号，都显得过于高远，弄不好还是"皇帝的新衣"：这是许多人心里都明白，谁也不愿说破的。

中国的大学当然要改革，"创建第一流大学"仍然应是我们的努力目标，但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一是前文所说，先要弄清中国大学的现实的"问题"在哪里，以便对症下药；更准确、全面地说，要弄清"现状"：哪些是必须改的，哪些是应该坚持与发展的。二是要从根本上思考中国大学的理念与制度问题，就"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大学，大学应该是什么？大学的目的、作用何在？什么是一流大学？"这样一些基本的学理进行深入的讨论与研究，从而使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盲目性与主观性，这对中国大学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可惜的是，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总是忙于应对现实中的各种具体问题，而缺少这样的有距离的、超越性的根本思考，缺少探索基本理论、原理问题的兴趣与迫切要求。但事实上只要是办教育，搞教育改革，就会有理念的支撑；结果，我们很容易就与时俱进，追逐各种时尚理念，于是，就有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北大就曾宣布过"面向社会，适应市场"，"使学科建设和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11。最新的说法则是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面对这样的要求，我立刻想起了鲁迅两篇文章的题目：《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12这些指导思想、要求，看似很新，其实不过是"教育为政治服务"再加上"教育为经济服务"，核心还是"服务"，仍然没有教育本身的自主与自足。但仔细看看我们这些年教育的实际，包括教育改革的实际，也还真的是贯彻与体现了这两大服务要求。其威力实在不可低估：现实的逻辑远比我们这些书生的思想与学术的逻辑强有力得多。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仍然要在这里固执地谈我的大学理念，尽管我同时深知，自己也是缺乏超越性思考的，因此，所要谈与所能谈的依然是经验层面的"思想的碎片"，是缺少内在的深刻性的。

谈到大学的目的与作用，一个最简单的常识性的说法，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第一流的大学就要培养第一流人才。这似乎也是人们的共识，但追问下去："什么是人才？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等等，就会突现出分歧。一位朋友的文章中，提到爱因斯坦的名言："学校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学生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据说许多人都不以为然。13。我是赞成爱因斯坦的观点的。前几年在给北大理科学生讲"大一语文"时，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所确立的大学目标，不能局限于做一个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更要努力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这就是说，不仅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更要有‘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与他人的精神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的目的，人活着为什么‘，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之间，应建立起怎样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以至信仰，从而为自己一辈子‘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铸炼自己的人格，在发展个人爱好与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自己的想象力、审美力、思维能力与创造力"。我接着又这样提醒学生："作为理科学生，你首先得进入专业，而且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唯一的世界、世界的全部，唯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精神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后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最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与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把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工具化了。人的这种精神的狭窄化与自我工具化，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14我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在我看来，"科学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的大学教育，以至中学教育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我曾经通过对高考语文试卷的分析，指出："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在社会上就是上级、老板）的意图；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作到恰当而有效率……。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和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和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的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与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所暴露出来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知识、能力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和个性的培养，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心灵的反面"。15这样的危机也同样存在于大学，前几年所出现的震惊海内外的北大高才生卢刚杀人的事件，以及为媒体广为关注的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残害动物的事件，都足以警示我们，如果忽视"立人的教育"，把教育变成技术、能力的培训，就很有可能培养出"高分、高能而失精神"的一代，从而出现人的危机，这是会导致整个民族的危机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地步，以后将作专文详尽讨论。

下面，我想着重讨论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问题。记得杜威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不妨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自然是对蔡校长本人的一个极高、也十分确切的评价；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大学，对"民族"与"时代"所起到的巨大的，有时甚至是"转折"性的"作用"。从大学的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又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个方面的功能，是表现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的。这里，需要对"保守"作一点辨析。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不与时俱进，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的发展的角度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要经过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是不能处处"创新"的；从精神的发展的角度，更是不能与时俱进，而必须有坚守，也即有所进、也有所不进的。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精神的堡垒。这样的精神堡垒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还会发生特殊的作用。从中国大学的百年教育的历史上看，２０ 世纪４０ 年代的西南联大在民族危难之际，就"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与文学）的传承与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16，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这一传统，在当今的中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的理想，坚持精神与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在这样的整个民族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刻，以精神追求作为自己的本职的大学应该起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在９０ 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文章里，曾发出"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的呼吁，并且说：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不难看出，这样的呼吁背后，很有点悲凉的意味：因为当时许多国人心目中，北大仍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自己则是既希望如是又心存怀疑，为种种不祥的预感所困惑的。时至今日，我的困惑又多了一层：据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回避的事实。但同时必须正视的是，围绕着"全球化"的走向，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努力方向：一种是试图以国际资本的力量，铲除一切差异性，包括各民族文化、教育上的差异性，以实现全球的单一化，即美国化；与之相对抗的，则是主张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吸收，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坚持差异性，以形成全球文化的多元互补的格局，并因而实现世界文化的合理的生态平衡。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发展，绝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对世界文化多元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实，在这次北大改革的讨论中，也存在着两种趋向。有的文章就向我们介绍"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的经验，据说"这就使得学校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初稿中，也看到了今后的北大教授必须能够用外语讲课的硬指标，尽管后来因反应强烈而取消，但背后的理念是否也变了则不得而知。于是，有的学者在文章中引述了金耀基先生《大学之理念》中的观点："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任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象力的重大挑战"，并且指出："华人大学的根本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篱‘"17。我是同意这样的观点的，我在大学校园里就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单一化即美国化"的趋向下，中国民族文化所受到的严重挑战。这就说到了人们私下谈话中经常提到的所谓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成了"留美预备班"的问题。在我看来，青年学生希望有机会到国外留学，这本身并无问题，事实上，２０世纪几次留学高潮都对中国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今后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还需要注意吸取国外留学的优秀人才（即人们所说的"海归派"），以与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相互补充，这对更好地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促进良性的学术生态平衡的形成，是大有好处的。在这方面确有不足（包括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此海归不是彼海归"，这并不是着意贬低今日的海归派朋友，而是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也是对我自己、以及同代学人的一个自我反省：在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学人，是经历了文化断裂以后的一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稀薄是一个先天的不足，其传统文化的修养是不能与当年的留学生相比的。由于底气的不足，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很容易丧失文化的自信与自主性。这也是我们这些所谓本土学人的弱点，这样的"底气不足"与"文化自信与自主性的不足"，是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共同隐痛。这正是我们的学术不能有更大的发展，学术自主性不足的一个更内在的原因。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已经"告别"了文化断裂的时代，但在"一切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接轨"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校园里的年轻一代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的稀薄，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新问题，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逃离自己生长的土地，远走他乡和异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生命选择和文化选择，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与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含着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坚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离，陌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这或许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18这正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用外语作为大学里教学用语、以至工作用语的"经验"的最基本的理由：语言更是关系着文化的根的问题；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够熟练地应用英语对话，有的还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对汉语的掌握，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就有了问题。我想起了诗人欧阳江河的诗句："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里幽居，＼与众多的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着众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真的面临民族文化的危机了。这同时也必然是大学的危机：它是与大学的"文化、精神传递与坚守"的基本功能完全背道而驰的。

大学的功能、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具有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与人自身的发展与变革，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与变革，提供精神资源，提供新思维，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是大学教育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在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上，五四时期的北大，即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重新估定价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质疑和批判，同时，又以全新的眼光与博大的胸怀，在最广泛的吸取基础上，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与学术的活力，创造了全新的"校园文化"：新的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新学术，从而为新的时代变革提供了新的文化理想，新的价值体系，并通过现代传播媒体（主要是《新青年》与《新潮》），将新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用前引杜威的说法，是对整个民族与整个时代"起了转折的作用"的。后来，鲁迅将北大的传统概括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强调北大的希望与前途就在于它永远"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19，他主张要培养"思想革命的战士"，20以后又提出大学里"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21都是意在突显大学的"革命性"功能。这里，似乎也需要作一点正名。如鲁迅所说："‘革命‘这两个字，……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22"革命"也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只有否定而无肯定，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对既成规范的批判，与新的创造是同一个过程：没有批判（质疑与否定）就不会有创造（立新，建设）；而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因此，在我的理解里，所谓"革命精神"，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断革新、向上的精神，就是自由、独立、怀疑、批判与创造的精神。大学如果不能如鲁迅希望的那样，弥漫着这样一种"革命的精神"，就会丧失生命活力，甚至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为了坚守这样的革命精神与功能，大学就必须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学术现实形态的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如有的朋友所说，"大学的应然与社会现状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张力关系，这可能是大学与企业最大的不同。国外一些著名的学府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会，很有象征意义。也许，与其他机构相比，最应该自足自律的机构，是大学"。23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说：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24至少大学里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是自觉地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研究的超越性、彻底性与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的。

在我看来，大学"革命性"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正是当下中国大学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前述"教育为政治服务"与"教育为经济服务"论，就是对大学的"革命性"这一理念的否定；而学术自由、民主的不充分，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与现实妥协、迎合的犬儒主义……之风在校园的弥漫，更是极大地压抑了大学所应有的"革命"精神。在学术上，由于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的不足，更是造成了学术原创性的匮缺，这正是我们这些年学术上没有突破性进展，没有出现真正的学术大师的症结所在。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价值理想、以至信仰的重建，文化的重建的历史要求，正在呼唤着原创性的新思想、新文化与新学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与学术界共同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曾经创造了五四新文化的学校，应该、而且可以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我们不仅有博大、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而且我们更拥有空前丰富与复杂的２０ 世纪的中国经验，而中华民族，以及它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具有智慧与创造力的，再加上在这世界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有可能以更加自由、开放的形态，对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进行最广泛的吸取。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发挥我们的以上优势，真正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出发，从总结中国的经验入手，又超越这些经验，最终是有可能如五四时期一样，创造出回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新学术，不仅为变革中的中国，提供批判性资源与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这也是中国的思想与学术真正走向世界之路。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的改革，创办"一流大学"的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增强自信力与自主性，解放思想与学术的"生产力"，为这样的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提供更加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当然，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是需要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扎扎实实的努力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眼光已被眼前的实利所遮蔽，而缺乏这样的创造新文化、新学术的自觉与胸襟。而且更应该正视的是，这样的创造新文化、新学术的时代要求与前述中国大学的现状之间，也就是大学的"应然"与"已然"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的，本来，改革的理由就存在于这样的反差之中。如果我们的改革不但不能缩短、反而加大了这样的差距，那就变成南辕北辙了。--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以上所说的大学的"保守性"与"革命性"两个方面的理解，就构成了我的基本大学理念。在我看来，坚持大学的自主自足，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的功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是"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与标准；真正的第一流大学在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结构里，是同时担负"文化、精神的堡垒、圣地"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的双重重任的。需要补充的是，大学功能的这两个方面，总的来说自然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互渗透，很难截然分开的。但也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如前所说，要完成思想、文化、学术的积淀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思想、文化、学术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而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又是以对既成的、被体制化的思想、文化、学术提出质疑与批判为前提的，这样的"规范化、体制化"与"对规范与体制的突破"的双重要求，就形成了大学与学院学术的内在紧张；这就提醒我们：创办一流大学，是在内在的张力中进行的，是在运动中实现其相对平衡的过程。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大学的危机，一方面是对怀疑、批判精神的压抑，导致了对学术创造性的压抑；另一方面，学术的积淀与传承，又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样，就既缺少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更是怀疑、批判精神和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的匮缺，这样的大学的保守性与革命性品格的双重不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与北大）失精神"，是引起社会对大学（与北大）的失望与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然，大学在前述基本的精神性功能之外，也需要满足社会的功用性要求。这也构成了大学教育的内在张力。我们不妨看看当年蔡元培的认识与应对。我们知道，蔡元培对"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的，25强调重建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他在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即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也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他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而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也当务之急也"。26面对这样的对教育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蔡元培在高等教育中区分了"大学"与"专科"两种体制：专科偏重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以"研究学理，养成人格"为主。他还因此而将商科、工科等偏于实用性的学科从北大分离出去（原计划还有法科，因教员反对而未实行）。我以为，蔡元培的思想与高等教育的体制设想是可以借鉴的：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坚持统一的基本要求（如必须坚持"立人的教育"等）的同时，还应因侧重于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而采取多样的教育体制与模式，不可"一刀切"。强调统一而忽略、以至不承认差异，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其实正是所谓计划经济式的管理的一个弊端，本就应该是改革的对象。甚至可以说，进行教育改革，首先就要找准自己的学校在整个国家与民族，以至世界的教育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为自己的学校"定位"。

而我认为，北大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定位"问题。从表面上看，北大应是"研究型大学"，这似乎并无异议；但事实上，这些年却越来越向"实用型"教育方面靠拢，市场需求几乎成了学校一切教育措施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北大越来越向"高等职业大学"的方向倾斜，越来越成为蔡校长谆谆告诫万不可做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我这里并无轻视职业大学教育的意思（而且职业学校也不能办成"养成资格之所"与"贩卖知识之所"）；相反，在我看来，大力发展各级职业学校，是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这是关乎中国教育的总体格局的大问题，以后或有机会作专门讨论。但我却反对"研究型"大学的职业教育化与市场化。尤其是北大这样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它应与所谓政治需要与市场需求保持适度的距离，这也是当年蔡元培一再强调要反对"极端之国民教育"与"极端之实利主义"，反复告诫北大学子："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要有"独立不惧之精神"和"安贫乐道之志趣"的意思。蔡先生说得很好，这正是为了要"担负将来之文化"的发展的重任。27按我的理解，北大如果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继续在整个国家，以至世界思想、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独特作用，就要着眼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思想、文化、学术的长远发展，绝不能目光短浅，追逐眼前的实利与时尚--应该承认，任何时代都会因时代风气与需求所致，形成某种热门学科，如五四时期的哲学，８０ 年代的文学，以至当下的经济、法律等，大学教育当然应回应这样的时代需求，但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回应方式。比如，实用型的职业教育可以以培养经济师与律师为目标，而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就应以培养经济、法律的研究人才为己任。而另一方面，一些市场需求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市场效应的所谓冷门学科，这当然不能进入实用型大学、职业大学的编制，但研究型大学，至少是北大这样的少数大学，就绝不能也弃之不顾。说极端点，即使一门学科，只有一个教授，两三个学生，也必须坚持办下去。课程也是如此：记得当年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文辞研究》课，只有王瑶一人选修，还有一位季镇淮是旁听生，总共两个学生。28按今天的市场标准，可谓没有任何"效率"，应在淘汰之列。但就是这样的超越市场需求的教育，培养出了王瑶、季镇淮这样的为国家、民族的学术与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流教授。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无用之大用"、"不服务的大服务"。在我看来，"保存与保护学术稀有物种"，应是北大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也是"一流大学"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需要眼光与勇气的。这里并没有将北大的这种定位神圣化与崇高化的意思；无非是强调不同类型、模式的大学要各归其位，各得其所，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并获得应有的价值。现在中国大学的问题正是定位的混乱：一方面，是各类学校纷纷升级，扩大范围，扩充势力：专科升成本科，师范大学变成综合大学（在我看来，这又是中国教育的一大失误，以后再作专文讨论），各大学不顾自身的条件，不断增设各种新系、新学科，不惜代价、用尽手段地争取硕士点与博士点，盲目地向综合性、研究性大学发展；另一方面，像北大这样的基础很好的研究性大学，却不肯在自己的优势系、科的健全与发展上下大功夫，也热衷于增设各种有市场时效的新系、新学科，办各种服务市场的培训班--从学术长远发展的需要，开拓新学科当然是必要的；但问题是许多新系、新学科的设置，其着眼点不是"研究"，而是"实用"，这就有可能导致"研究型"向"实用型"的倾斜。这构成了当下中国大学的纷纷转型、转向的奇观，"规模"与"经济效用"成了办学者的主要追求与动力，其结果是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大学的结构，形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并且已经完全谈不上各类学校、各个学校的个性（这本来是教育健全发展与成熟的一个标志），有的只是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大发展"的表面繁荣，所掩盖的正是教育质量（包括教学质量与学术研究的质量）的下降。这样的"教育泡沫"现象，是应该引起警惕的。

还是回到北大的定位上来。曾经有好几年，北大新生入学，都要我去给学生作报告，我也总要向学生讲述我对北大的培养目标的一个理解与设想："作为现代中国教育的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理所当然地要培养这样的具有独立思想、人格与自由意志的现代知识分子。我们已经说过，北大应该培养一流的专家、学者，现在我们还要补充说，这将是一代有思想的专家、学者--有思想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有思想的人文学者，等等，而不是单纯的操作型的技术人才。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从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学科、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相互吸取和综合。为此，应该特别呼唤作为北大传统的兼收并蓄、容纳多元思想文化的宽容精神，呼唤‘拿来人类文化宝库中的一切‘的宽阔胸怀，为更大胆的，更解放的，更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学术开辟道路"。尽管我声明"这是一个理想的梦"，但学生的反应依然十分活跃与热烈；那时候，北大的学生大概是愿意和我一起做梦的。29后来，却不允许我对北大学生演讲了；因此，我也不知道今天的北大学生们如何设计自己的未来。我只知道自己仍痴心不改，还在固执地作着这样的更加不合时宜的北大之梦。

（三）

我要说的第三个大问题，是"什么是一流教授"，以及"如何培育、选拔一流教授"。由于文章已经写得太长，只能略略谈一谈了。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对大学各类职称的评定标准："正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并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一条路。副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公认的贡献，并保持着水准以上的质和量。而助理教授的资格则是，在你初出茅庐之际，一定表现得有活力、有潜力，让人觉得假以时日，你会有贡献也有创新"。30我以为这一标准基本上是合适的。我所要讨论的，是"一流学者教授"，或者说是"大师级的学者教授"。不用说他们有极为深广的学养，一般都是学贯古今中外的；而其最重要的、本质性的特点，则是他们的思想与学术都是具有原创性、开拓性的。而这样的原创与开拓的起点，又必然是对既成的思想、学术体系的怀疑、批判，以至反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真正的一流教授、大师级的学者，都有异乎寻常、不拘一格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必然具有某种异端性。特别是开创学术新路的初期，他们必要向已被普遍认同、并多少被凝固化的学术"定论"与权威挑战，在既定思想、学术秩序的维护者的眼里，他们的新思想、新学术，都是"野狐禅"，是"胡思乱想"和"胡说八道"。这就是说，一流教授、大师级学者都必然有一个从不被承认到承认，从边缘到主流的过程；而真正的大师即使在自己的思想、学术成为"正宗"以后，仍然保持着科学的怀疑精神，包括对自己的学术也在不断地反省中寻求新的突破，从而保持着不断开拓的创造活力，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仍然保持着某种异端性，对新的甚至是挑战自己的权威的异端，也能够采取宽容、以至扶植的态度。

一流教授、学者的这种与其原创性、开拓性相联系的异端性，正是提醒人们，大学要培育与拥有第一流的教授、学者，必须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与氛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真正保证思想自由与学术无禁区，并实行"保护少数"的原则，而且要写入《大学法》（为大学立法也是中国大学改革的一个迫切任务），以得到法律的保证。不然的话，就有可能压抑、甚至扼杀最具有创造力的的一流人才，而鼓励循规蹈矩的平庸之才，并且形成不敢触及思想与学术上的重大问题，不敢独立思考，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唯诺诺、人云亦云的萎靡之风，这是我们的学术多年来缺少大格局、原创性，批判力、想象力、创造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也是在大学里必须实行"兼容并包"的最重要的理由。蔡元培对此有一个十分重要的解说："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挥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最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31值得注意的是，在蔡校长看来，影响大学的思想与学术自由的，不仅有"宗教或政党之拘束"，还有"著名学者之牵制"。如前文所说，真正的大学者，不但自己敢于挑战权威，而且也容忍、甚至鼓励新的一代挑战自己。但不是任何"著名学者"都能做到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学术权力的问题："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很容易在"新媳妇"身上显示权威的，如果"新媳妇"还想反叛自己，就更要行使淫威了：这正是学术等级制度所特有的现象。这里也还有一个学术判断力的问题：真正的大学者，在面对年轻一代的挑战时，他可能并不同意、或不能接受挑战者的新观点，但却能够看出其内在的潜力，其所能提供的新的可能性，从而采取宽容与鼓励的态度；而另一些学者，他自己的学问可能做得不错，但却为一己的学术思路所拘，从而对不同于己的新的学术追求失去了判断力，常常因其存在某种不足和缺憾而予以简单的否定，而任何一个新的创造，在其草创阶段，总是毛毛糙糙，显示出某种不成熟性的。因此，提出"兼容并包"的理念，不仅是使不同的学术选择形成互补与相互制约，以实现学术的生态平衡；而且具有保护学术新生力量的作用。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一流教授、学者的培养的角度来说，只有坚持"兼容并包"才能使具有不同的学术追求、风格的一流人才在大学校园内都能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这里还涉及一个评价机制的问题。在这次讨论中，许多朋友都强调要建立以本专业的国际、国内的权威学者的评议为主的评价体系，这是我也能同意的；但我想补充的是，为了避免蔡元培所说的某一或某些著名学者的偏见而产生的"牵制"现象，还需要对权威教授评议实行某种制度性的制约，例如必要的"回避"制度，申请人的申诉权等基本权利的保障等等；

在我看来，这次北大教改中提出的"避免近亲繁殖"的原则，也是一种制约性的规定，尽管执行起来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但其基本精神我还是赞同的。在一流教授的聘选中，还有一个校长与系主任的权力与作用的问题。蔡元培校长当年凭着梁漱溟的一篇论文就聘请这位连大学学历都没有的年轻人来北大任教的例子，是人们经常提及的。这至少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大学人才的评选，当然要有一定的制度与程序，但又不能将其凝固化与 绝对化，变成"制度万能"，而必须以"不拘一格选人才"的做法作为补充。这实际上是对校长与系主任这些掌握了一定学术权力的学术领导人和组织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广博的学养，"兼容并包"的胸襟；他们自身不一定是一流学者，但却需要有很好的学术判断力与决断力，能够识才，用才。这同时涉及校长与系主任本身的民主选聘的问题。这个问题，特别是大学校长的民主选聘，目前似乎还没有提到中国大陆大学的议事日程上来，这是与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校园民主改革问题相联系的，这里也不能详尽讨论了。

在结束这篇长文时，还要简单地说及我的言说立场。在我看来，任何言说，在有其特有价值的同时，都会有其限制。我的这篇文章首先是一个思想者的言说；我曾经说过，"思想者"和"实践者"是有各自不同的逻辑，因而发挥不同的作用的：思想者着眼于新的教育理念的建设，并从自己的教育理念出发，对现行教育的弊端作出批判，从而形成一种思想和舆论的压力，并为其所呼唤的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因此，要求思想的彻底，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因而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而不考虑现实的操作。实践者所面对的是教育的现状，不仅感受到改革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更要考虑在现实的主客观条件下，改革的可能性与有限性，因而奉行"逐步推进"的改良策略，这其中也包括必要的妥协，而不可能像思想者那样"彻底"。这样，改革才可能稳步而有效地进行，最大限度地避免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很明显，对于中国的教育改革，思想者与实践者都是不可缺的，他们既互补又相互制约：如果没有思想者所提供的大视野与新理念，及其锐利的批判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改革或者根本不可能进行，或者只能在既有框架内打转，变成换汤不换药的表演，而改革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作为支撑，更可能变成鲁迅所说的"盗寇式的破坏"与"奴才式的破坏"，32并且会陷入一味的妥协而在事实上维护了既得利益，从而产生根本变质或走到主观愿望反面的危险。反之，如果没有实践者对思想者的理想的调整和具有可行性的操作和试验，也会因思想与实际脱节、过于超前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因此提出了"思想要激进，行动要谨慎"，"开始要早，步子要慢"的主张，就是试图将思想者与实践者的逻辑统一起来。33我的言说，是理想主义的，同时又是怀疑主义的：可能是受鲁迅的影响，我总不相信表面宣传的东西，要追问背后可能隐蔽着什么；对任何事情，我更多的是想到它的负面，即可能存在的陷阱。特别是当"改革"、"与时俱进"成为一种时髦的时候，我更想提醒人们注意其背后可能存在的危险。我赞同、可以说渴望北大的改革，因为在我看来，北大的积弊已深，再不改，真的要被时代所淘汰；但我又忧虑于北大的改革，我担心改革如果不能对症下药，甚至下错了药，就会旧病未除，新疴又至，北大就真的承受不住，连那点老底都要赔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冷一冷，看一看，保守一点，也不见得不好，北大不要任何时候都领天下风气之先。心有所惧，不得不言：我所说的是"可能"，而非"已然"与"必然"。或许是杞人忧天，我自己也但愿是杞人忧天；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危言耸听，我也只希望人们能认真听一回，在这个"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的时代，34听听不祥之音是有好处的。其实不过是说说而已--我对自己的言说，特别是言说的作用，也是怀疑的。

２００３年７ 月１８--２１日，８ 月９日 --１２日， ８ 月１９日--２８日陆续写成

注释

1 这些问题是庞中英先生在《北大改革的政治学及其他--一个北大校友的几点疑问》中提出来的，我以为这是抓住要害的，因此，抄录于此，并向庞先生致谢。

2 这是陈平原先生在其《我看北大百年变革》一文里从"百年变革"的历史中提出的问题；在我看来，也是要对当下改革所提出的问题。

3 这是韩永法先生一篇文章的题目，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故也引用于此，并向韩先生致意。

4 文收《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5 《张维迎教授纵论人事制度，北大学生关注大学改革》，文载《世纪沙龙论坛》。

6 黄子平：《从北大到ＭｃＢｅｉｄａ》。

7 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１ 卷《坟》，５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8 鲁迅：《诗歌之敌》，《鲁迅全集》７ 卷《集外集拾遗》，２３９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9 参看《革命时代的文学》，《忽然想到．二》，《鲁迅全集》３ 卷，４２０页，１５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10 周作人：《北大的支路》，《周作人自选文集．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11 参看陈平原：《我看北大百年变革》。

20 《同意和解释》，收《鲁迅全集》５ 卷《准风月谈》；《宣传与做戏》，《鲁迅全集》４ 卷《二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13 参看王乾坤：《大学的自足与自律》。

14 参看钱理群：《追求文理的融通》，《学魂重铸》，文汇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15 参看钱理群：《"往哪里去"？！》，收《中学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16 参看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17 参看甘阳：《华人大学的理念与北大改革》。

18 《认识你脚下的土地--〈区域文化中学生读本〉序》，收《中学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19 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１５８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20 鲁迅：《通讯》，《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２２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21 鲁迅：《中山大学开学致语》，《鲁迅全集》８ 卷《集外集拾遗补编》，１５９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22 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４ 卷《三闲集》１３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23 参看王乾坤：《大学的自足与自律》。

24 蔡元培：《一九００年以来教育之进步》。

25 蔡元培：《一九００年以来教育之进步》。

26 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27 参看蔡元培：《一九００年以来教育之进步》，《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

28 季镇淮：《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和他的世界》，１８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29 参看《周氏兄弟和北大精神》，《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均收《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30 参看孔宪铎：《香港科技大学：以人为本》。

31 蔡元培：《大学教育》。

32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１ 卷《坟》，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33 参看钱理群：《我与清华大学的‘网络评价‘试验》，文收《中学语文门外谈》，广西师大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34 鲁迅：《天平歌诀》，《鲁迅全集》３ 卷《三闲集》，１０４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