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秉钧

赵秉钧，字智庵，1859年生于河南汝州。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1902年5月，袁世凯命赵秉钧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赵秉钧“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

中文名：

赵秉钧

国籍：

中国

出生地：

河南汝州

出生日期：

1859年

逝世日期：

1914年2月26日

主要成就：

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咸丰九年（1859）生。光绪四年（1878）考秀才未中，遂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随军进驻新疆。光绪十五年（1889），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遂有一定的渊源；加之他在巡防营时，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1899年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帅边防营。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深得袁世凯的欢心。同年3月，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

人物背景

中俄边界办事员

　　赵秉钧幼年父母皆无考，到处流浪，曾在河南临汝县一个仕宦人家做书童，他生性慧黠，强悍而有胆识，颇得主人欢心，因此获得自修学习机会，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1878年(光绪四年)，赵秉钧考秀才未中，遂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隶张曜所部，随军出嘉峪关追缴白彦虎，进驻新疆，东征西讨，作战勇敢，因早年作战埋没雪中三昼夜，几死，因身体受伤，此后形同阉人，嗜食鸦片。

　　1883年，赵秉钧在伊犁充当堪划中俄边界办事员，由于“边防出力”被“保以巡检遇缺即选”。1889年(光绪十五年)，赵秉钧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1891年补直隶新乐县典史。1895年调署东明县典史。1895年12月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遂有一定的渊源。1897年调署东明县中汛管河巡检，并署开州下汛中判。1899年调署天津北仓大使，题补献县管河主簿，不久捐升知县，充直隶保甲局总办，兼统率巡防营，以“长于缉捕”闻名。

巡警局总办

　　光绪二十七年(1901)，袁世凯委以赵秉钧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光绪二十九年(1903)，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深得袁世凯的欢心。同年3月，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9月25日，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赵秉钧青年时投入左宗棠部，曾任新乐县典史，天津北大仓史，献县知县，直隶保甲局总办。后经袁世凯保奏，先后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巡警部右侍郎。袁世凯篡夺民国政权后，委任赵秉均为内务总长，内阁总理。赵秉钧从此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1913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宋教仁被选为国民党参议员，赵秉钧看到宋教仁有夺走自己权力的危险，便在袁世凯密谋下杀害宋教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准备登车北上时，遭歹徒枪击，身中三弹，抢救无效死亡。事情败露后，赵秉钧虽几经逃脱，但国人惩办凶手的呼声强烈，袁世凯见事情难以掩盖，便派人用电刀将凶手应桂馨杀死。八天后又将赵秉钧毒死。赵秉钧死时，心中明知是袁世凯在杀人灭口，但怕连累家人，不敢声张，只遗嘱家人：“葬身陵麓，近先帝。”直到那时，赵秉钧才明白，迫宣统退位，为袁世凯尽忠卖命是多大的错误。但历史不能重写，赵秉钧钧永远是清廷的罪人。赵秉钧死后，他的家人把他埋葬在梁格庄兴隆山南麓，将兴隆寺搬迁，寺庙外作为他的家祠，现仍有遗址。

清赵秉钧致衮甫书札

　　释文：衮甫仁兄大人阁下：敬恳者，友人以弟无所事事，集股设立地产公司，前曾禀求王爷请将东安市场发归商办，官款照数呈缴，已蒙批准。闻厅议有不谓然者，仲和兄莅新未久，必无成见，佥事诸君未悉其情，弟又不便出面去托，以至相左，理固应然。不过此事止能言情，不必言理，其理本在可行可不行之间耳。想我兄闻之应笑，弟亦不禁自笑也。再查此市场，原创自商，力竭中止，官为提倡，乃有今日。彼时官办，意在利商，非图利也；近来规模已具，商力可为，仍还於商，诚为两得。拟恳我兄转托仲和兄有以玉成之，至感至感。持爱琐渎，费神容谢，诸维心照，不尽。　

　　弟赵秉钧顿首十九日

生平

　　1859年生于河南汝州。

　　1878年，赵秉钧投左宗棠楚军，随军进驻新疆。

　　1889年，改捐典史，分发直隶省，次年到省。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

　　1901年，赵秉钧被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翌年初，命其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为知府加盐运使衔。他率新军改编成1500名巡警驻天津。

　　1903年，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1912 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9月25日，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1913年7月16日引嫌辞职。“二次革命”后，赵秉钧被任为直隶都督。1914年2 月19日，兼任直隶民政长。27日，在天津督署中毒死亡。

国务总理

　　1900年9月后，赵秉钧率领巡防营在京津一带镇压义和团，“屡立战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被李鸿章任命为淮军前敌营务处总办兼统带巡捕三营。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1月，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1902年5月，袁世凯命赵秉钧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同时还奏保他为“知府加盐运使衔”，赵秉钧“参照东西成法”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迅速成立了一支五百人的巡警队，分布保定内外维护治安，不久清政府命令各省仿照直隶警务章程试办巡警。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但要求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赵秉钧乃率新军改编成一千五百名巡警驻天津，担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又创办了天津侦探队和天津巡警学堂。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初，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其后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推行“猛治”，督率官弁兵丁昼夜巡守，深得袁世凯的欢心。3月，袁世凯保奏赵秉钧免补知府以道员留原省补用，8月奉旨照准。1904年11月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监视平民和达官贵人，甚至宫廷动静均在注视之列，及时把情报送到袁世凯手中。

　　1905年9月，革命党人吴樾在北京火车站炸出洋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举朝惊恐，赵秉钧带天津侦探队进京协助破案。10月清政府巡警部成立，袁世凯认为赵秉钧“才长心细”，“成绩昭然”，大力保荐，12月赵秉钧担任巡警部右侍郎，尚书徐世昌对他极为信任，巡警部的机要大权都掌握在赵秉钧手中，对北京的警政，赵秉钧“事皆亲躬经理，时常便服外出，私行考察一切”，“行踪无定”。1906年1月，赵秉钧奏请从天津和保定抽调巡警官兵千余人进京，改组北京工巡局为内外城巡警厅，北京警政大权完全落入赵秉钧掌握，赵成为袁世凯集团特务头子。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逝世，溥仪即位，摄政王载沣监国，对袁世凯记恨前仇，北洋集团受到满清亲贵排挤。1909年1月袁世凯被罢官回乡，善耆乘势夺取北京警权。3月23日赵秉钧被撤职，满清亲贵控制了北京警权，他闲居天津，时常来往彰德与袁世凯互通声气，暗中运动，以待时机。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13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组阁，16日赵秉钧任袁内阁民政部大臣，当时八旗兵在北京城内扬言杀汉人，赵秉钧将八旗兵谴回城外汛地，迅速恢复了秩序。1912年1月17日，袁世凯为逼迫清帝退位称病不复入朝，赵秉钧等沟通内监，内阁事务都由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往来转述，又代表袁世凯列席亲贵王公讨论退位的御前会议，赵秉钧提出内阁解决时局的方案（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遭到激烈反对，赵秉钧拂袖而去。1月19日，清民政大臣赵秉钧、外务大臣胡惟德、邮传大臣梁士诒奏请人心已去，君王专制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以后他和梁、胡多次逼宫。1月27日，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王公大臣到者寥寥，赵秉钧则代表袁世凯如期而至，隆裕太后向赵秉钧哭诉“一切事都好商量”。2月3日清廷不得不授袁世凯以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12日清帝下诏退位。

　　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唐绍仪组织责任内阁，30日赵秉钧出任第一届内阁内务总长，坚持不在内务部里安排同盟会员，唐绍仪事事强调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的“责任”，使袁感到不能自行其是，赵秉钧处处与唐绍仪不和，不出席国务会议，4月23日唆使民政部职员全体辞职。6月15日唐绍仪被迫辞职，赵秉钧唆使北京军警会议召开特别会议，威胁参议院通过袁世凯提出的陆征祥内阁阁员名单，27日陆征祥继任国务总理，赵秉钧仍任内务总长。7月14日代理财政部总长，26日卸代。8月参议院提出弹劾陆征祥失职案，陆从此称病住医院，20日赵秉钧代理国务总理，并故做姿态加入同盟会，与黄兴、宋教仁“状极昵近”，黄兴为争取“政党内阁”早日实现，力促赵秉钧组阁。9月24日参议院同意赵秉钧为国务总理，25日赵秉钧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仍兼内务总长，阁员不少是国民党员。10月9日给予一等嘉禾章。10月后，赵秉钧把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召开，一切听命于袁世凯，责任内阁成为袁世凯独裁工具。

特殊贡献

　　曾任袁世凯内阁总理，中国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因为赵秉钧的努力，一个刚刚在八国联军面前惨败的古老帝国，多少挽回了一些颜面。

1901年，刚签完《辛丑条约》的晚清政府尴尬地发现，按照条约规定，天津城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长此以往，作为北京的重要门户，天津无疑将失去戍卫首都的能力。

　　这个棘手的难题，被丢给了正在为清政府训练新军的袁世凯，袁挑出了3000名新军，转手交给了部下赵秉钧，进行了3个月的短期警察训练。随后，赵带着这支队伍，开进了天津城。

　　那个年代，大多数中国人还不清楚“警察”是什么东西。几千年来，这个古老帝国的百姓更为熟悉的，是那些挎着腰刀，拎着铁链，四处呵斥抓人的“捕快”。

　　而这群身着黑色制服的年轻士兵，一方面承担起军事戒备的任务，另一方面又开始负责起 “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等公共事务。

　　由于有专门的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的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有6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

　　的确，即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赵秉钧为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所准备的一切，也并不过时。

　　这支有着拘留所、备差所、军乐队等一整套完备机构的警察队伍，“为服务与管理群众而设，以防患未然、排解纠纷而作”，他们的警员，“必须性情温和、朴实，举止端方，做事严正，保卫民众，不得索谢”。

　　仅用了半年，天津就被外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拥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而且，在权力与舆论的推动下，由赵秉钧一手建立的现代警察制度，在中国各个省份逐步推广，并显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

　　常驻中国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曾亲眼看到，在北京的大街上，警察居然帮助一个推粪车的老汉，将翻倒的车子扶了起来。而在另一起事件中，一个德国兵驾驶的马车堵塞了交通，却又不服从指挥，警察便吹起警哨把他抓起来，押进了警察所。

　　于是，在自己的报道中，莫里循不由感叹道：“在过去的大清帝国里，你能想像这种事吗？”

　　不过，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赵秉钧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作出这些贡献，倒是一点也不意外。

　　1895年，袁世凯在小站“西式练兵”，赵秉钧这个河南人就“随习西方军政”，他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一向以“长于缉捕”而闻名。他曾承办了革命党人吴樾刺杀五大臣案。吴樾刺杀失败，被自己携带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但赵秉钧硬是从尸骨的碎片中，找到了印有吴樾名字的纸片，再顺藤摸瓜，查明了真相。

　　有史书评价，赵秉钧“生性慧黠，强悍而心细”，因为警察工作十分出色，他也成为袁世凯手下的得力干将。

　　只是，如果历史能停滞在这一刻，不再前行，赵秉钧也许真会名留青史。可另一起著名的刺杀案，把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引上了另一个历史走向。

　　1913年，刚刚当选国民党参议员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客枪击殒命。消息传开，举国震动，江苏省警察厅责无旁贷，承担起了侦破和缉拿凶手的重任。

　　赵秉钧理应为自己亲自调教的警察队伍感到骄傲。宋教仁遇刺后仅3天，上海警察便抓住了线人应桂馨与凶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可警察还搜出了赵秉钧的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往来的函电和密码本，一番顺藤摸瓜之后，全国人民都明白，刺宋案是赵秉钧一手策划的，应桂馨是中间线人，武士英是凶手。而赵的身份及案发的时间，很容易叫人把这件事与袁世凯联系起来。

　　宋教仁死后不久，在全国民众的声讨下，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虽然，随着各种史料的解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的人已越来越多，只是，记得赵秉钧一手创立中国第一支警察队伍的人，却越来越少。

惨遭毒害

密谋刺杀宋教仁

　　1913年1月正式国会召开前夕，国民党独占优势，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计划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利，为袁世凯和赵秉钧不容。2月上旬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众议院596席中国民党获269席，参议院274席国民党占123席，成了两院的第一大党，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领袖力主实行政党内阁，深为袁世凯等忌恨，在袁世凯指使下，由赵秉钧机要秘书洪述祖买通上海歹徒应桂馨、应夔丞、武士英等，密谋刺杀宋教仁。3月20日夜，武士英在上海车站枪杀宋教仁，21日消息传到北京，赵秉钧大惊，22日下午宋教仁重伤不治逝世，惨案震惊了全国。

被指为刺杀宋教仁凶手

　　3月23日宋教仁案主使人应夔丞在上海被捕，搜出应与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及国务总理赵秉钧有关之文电，24日宋案凶手武士英（吴福铭）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赵秉钧递辞呈避嫌。4月3日，赵秉钧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宋教仁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感情融洽，自己不会杀宋。4月11日上海会审公堂将应桂馨、武士英移交上海地方检查厅，24日凶手武士英在狱中暴毙，25日袁世凯和赵秉钧谋害宋教仁的证据被《民立报》公布，舆论哗然，国民党群情激愤，要求惩办元凶。4月26日，赵秉钧、周学熙、陆征祥与英德法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合同，总额二千五百万镑，八四折（约为二千一百万镑），利息五厘，以盐务收入为担保，并规定此后未商得银行团同意，不得借款。4月29日为宋案通电声辩。5月1日，赵秉钧不得不以“感患牙痛兼头眩”为名引嫌自请免国务总理、内务总长官，5月2日，众议院四十余议员就政府违法借款一事，对国务总理赵秉钧和财政总长周学熙提出弹劾，3日袁世凯给假十五日，以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5月8日，上海特别法庭票传赵秉钧出庭对质，赵抗传不到，11日上海再次电促北京检察厅，速提赵秉钧到案受审，他仍拒不出庭。

掩人耳目--任命为步兵统领

　　7月16日，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准赵秉钧辞职。7月17日赵秉钧被任命为步兵统领，兼管京师巡警事务，21日北京戒严，赵秉钧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镇压京津一带国民党人的反抗，此时“二次革命”已经爆发，不久被袁世凯和段祺瑞调兵镇压下去。10月10日，袁世凯特授赵秉钧以勋一位。7月25日宋教仁案主犯应夔丞（桂馨）在上海越狱，10月18日，从上海越狱的应夔丞来到北京，以刺杀宋教仁功臣自居，四处招摇，要求袁世凯实现“毁宋酬勋”的诺言，索酬不遂，咆哮难制，袁世凯大怒。12月16日，赵秉钧接替冯国璋任直隶都督，18日加陆军上将衔。

暗杀灭口

　　1914年1月19日，应夔丞被袁世凯令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派人杀死，南北报纸，纷纷攻诘，都指为赵秉钧主谋，赵冤枉之余，感到兔死狐悲，为应夔丞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言“以后还有谁肯为总统做事”。2月19日，袁世凯令赵秉钧兼署直隶民政长以示安抚，同时派人买通赵秉钧的厨师，在食物中投毒。2月26日，赵秉钧在天津的督署被袁世凯指使凶手下毒暗杀灭口，七孔流血暴卒于厕内，袁世凯假装痛惜，题“怆怀良佐”，挽联“弼时盛业追皋宜，匡夏殊勋懋管萧”，28日令照陆军上将例从优予恤，派朱家宝和次子袁克文赴天津治丧。3月22日，袁世凯在赵秉钧的祭文中写有“夺我良佐，闻噩惊召，伤势念功，至今郁陶”。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22日政事堂奉“皇帝策令”，追封赵秉钧为“一等忠襄公”。

缘何葬在西陵陵区

　　赵秉钧青年时投入左宗棠部，曾任新乐县典史，天津北大仓史，献县知县，直隶保甲局总办。后经袁世凯保奏，先后任保定巡警局总办，巡警部右侍郎。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政权后，委任赵秉均为内务总长，内阁总理。赵秉钧从此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干将。

　　1913年，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宋教仁被选为国民党参议员，赵秉钧看到宋教仁有夺走自己权力的危险，便在袁世凯密谋下杀害宋教仁。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准备登车北上时，遭歹徒枪击，身中三弹，抢救无效死亡。事情败露后，赵秉钧虽几经逃脱，但国人惩办凶手的呼声强烈，袁世凯见事情难以掩盖，便派人用电刀将凶手应桂馨杀死。八天后又将赵秉钧毒死。

　　赵秉钧死时，心中明知是袁世凯在杀人灭口，但怕连累家人，不敢声张，只遗嘱家人：“葬身陵麓，近先帝。”直到这时，赵秉钧才明白，迫宣统退位，为袁世凯尽忠卖命是多大的错误。但历史不能重写，赵秉钧钧永远是清廷的罪人。

　　赵秉钧死后，他的家人把他埋葬在梁格庄兴隆山南麓，将兴隆寺搬迁，寺庙外作为他的家祠，现仍有遗址。（摘自《清西陵探源》）

朱启钤

朱启钤，字桂辛、桂莘，号蠖公、蠖园，祖籍贵州开州（贵州开阳）， 1872 年 11 月 12 日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中国北洋政府官员，爱国人士。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

中文名：

朱启钤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河南信阳

出生日期：

1872

逝世日期：

1964

职业：

画家

毕业院校：

京师大学堂

代表作品：

《哲匠录》

　　朱启钤（1872～1964）

　　中国北洋政府官员，工艺美术家。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1964年2月26日卒于北京。字桂莘，号蠖园。光绪举人。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并曾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等。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

生平

　　朱启钤幼孤家贫。 1881 年寓居长沙，励志攻读。1891 年随姨父瞿鸿机( 时奉督四川学政 ) 赴川，以捐府经历试仕川省，曾供职盐务局。 1894 年任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委员。越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 1902 年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1903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1908 年任东三省蒙务局督办。1910年任津浦路北段总办。民国成立后，1912年7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1914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在此期间，曾拆除北京正阳门瓮城，改建前门箭楼，开辟中央公园( 今中山公园) ，拆盘街千步廊为天安门广场，为北京的市政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还曾计划修建环城铁路。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12月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1916年袁世凯死后，以筹备洪宪帝制大典祸首之一遭通缉，引咎去职。1918年获赦免，8月当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同年发起成立北戴河海滨公益会，被推为会长，为海滨的开发与建设做了大量实际工作。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和谈破裂后辞职退出政界，先后寓居津、沪。1921 年游历欧美等国。

　　1920年任《四库全书》印刷督理。朱启钤对中国古建筑艺术颇有研究，曾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对织绣、漆器艺术也颇有研究。1925 年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 1930 年营造学社正式成立，任社长。这是研究祖国建筑文化遗产最早的学术团体，对这项工作起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930 年，张学良委任为北平市市长，未就任。

从商经历

　　从 1917 年起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等企业任董事长 。

　　北平解放前夕，朱启钤寓居上海。周恩来曾授意来北平参加国共和谈的章士钊写信给他，劝他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即派章文晋( 朱的外孙 ) 接他来京。到京不久，他便以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同其他常务董事共同努力，把跑到香港的九条货轮召回大陆支援国内海运。 1950 年，朱氏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 56 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还先后将大量藏书分别捐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图书馆。 1952 年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继任董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3 年 5 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是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 1961 年老人 90 寿辰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在全国政协为他主持了祝寿活动。 1964 年2 月26日病故，终年 92 岁。

著作

　　著有《哲匠录》(与瞿兑之、阚铎合辑) 、《李仲明营造法式》、《蠖园文存》、《存素堂丝绣录》、《女红传征略》、《丝绣笔记》、《芋香录诗》、《清内府刻丝书画考》、《清内府刺绣书画考》、《漆书》、《紫江朱氏家乘》、《贵州碑传集(稿本) 》等。主持编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共七卷) 。1927年根据日本传抄本重新刊刻久已失传的《髹饰录》。 刊有宋李诫《营造法式》。1991 年 9 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蠖公纪事—朱启钤先生生平纪实》。

朱启钤故居

位置

介绍

　　赵堂子胡同属东城区建国门地区，是朝阳门南小街路东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西起朝阳门南小街，东止宝盖胡同，长250余米。清代，即称“赵堂子胡同”，“堂子”乃旧时江南方言，即指妓院。胡同呈东西走向，东端稍有曲折，且与另外4条胡同相通，形成一个胡同枢纽。即:往东是“后赵家楼胡同”，往北是“宝盖胡同”，往南是“宝珠子胡同”，往西南是“阳照胡同”。5条胡同相交实属罕见，当地居民美其名曰“五路通祥”。

　　赵堂子胡同3号，旧时的门牌是赵堂子胡同甲2号，在胡同稍有曲折处北侧，恰处“五路通祥”之地，坐北朝南，是一座占地近3000多平方米的四进四合院。

　　这座宅院是朱启钤在20世纪30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成的建筑，由他自己重新设计并督造。据朱启钤之子朱海北回忆，院内的彩画及建筑上的做法，完全按《营造法式》进行，所用木工、彩画工都是为故宫施工的老工匠。可以说这座宅院的建设倾注了朱启钤大量心血。

　　宅院的街门为“广亮大门”①，街门西侧是6间倒座南房，街门东侧有4间南房，4间南房并不是一条脊，东侧3间稍向南移。因此，街门东侧的南院墙向东南倾斜。进入广亮大门，正对着的是一条贯通南北的走廊，形成一条南北轴线将整个宅院分成东西两个部分，共8个院落，院内回廊环绕。西部一进院有6间倒座南房和一座两卷“垂花门”②；二进院、三进院、四进院北房3间、西厢房3间，在北房西侧建有两间耳房。东部一进院有南房4间、正房3间，在正房西倾建有两间耳房，北房与二进院的南房为三卷钩连搭歇山顶建筑，用料讲究，工艺精细；二进院有北房、南房、东厢房各3间，在北房和南房的西侧各建有两间耳房；三进院有北房5间、东厢房3间；四进院原来应该是宅第园林，如今已经改建。

历史

　　该院建成后，前半部为“中国营造学社”，后半部是朱启钤及其眷属的住宅。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强行购买此宅，抗战胜利后发还。1953年，朱启钤搬到东四八条111号居住。

　　此宅现为单位宿舍，现有房屋113间，建筑面积2056平方米。原有的主要建筑改变不大，只是部分廊子被扩建成房屋，院内又添建了一些小厨房之类的简易房屋。

　　1984年1月10日，东城区人民政府将赵堂子胡同3号作为“朱启钤故居”，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

　　东四八条属东城区东四地区，是东四北大街从南往北数的第八条胡同。胡同自西向东沟通东四北大街和朝阳门北小街，长700多米。东四八条111号，旧时的门牌是54号，在胡同西段北侧，坐北朝南，街门为穿墙大门，开在东四八条109号和113号两院形成的夹道内，后墙砌在东四九条南侧。大门内建有“一字影壁”一座，院内现有房屋、游廊等建筑115间，建筑面积670余平方米。此宅是朱启钤之女朱湄筠的房产。朱启钤从1953年搬入，直至1964年辞世。

任职经历

　　朱启钤(1871－1964)，字桂莘，号蠖园，贵州开州(今开阳)人。清光绪年间举人，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厅厅长、内城警察总监、蒙古事务督办。辛亥革命后，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因拥护袁世凯称帝而被通缉。1919年任南北议和的北方总代表，谈判破裂后，遂辞职潜心著述；1930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从事古建筑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蠖园文存》。

公益事业

　　朱启钤热心公益事业。1914年，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发动绅士、商人捐款，将社稷坛开辟为公园，命名为“中央公园”，又名“稷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中央公园是北京城内最早开放的公园，当时建设的主要景点，诸如四宜轩、唐花坞、水榭、来今雨轩、习礼亭、格言亭、投壶亭、迎晖亭和兰亭八柱等，仍然是现在中山公园的主要景点。当年园中有一楹联——“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

喜好收藏

　　朱启钤喜好收藏，尤以缂丝③收藏为最，据说朱启钤堪称“中国缂丝收藏第一人”。据朱启钤后人说，民国初年，清皇室贵族日趋潦倒。朱启钤从恭亲王奕欣的后人手中购得一批缂丝珍品，有的年代可至宋朝。有日本人闻讯后，曾出价百万想购买，朱启钤不为所动。但当时时局动荡，朱启钤惟恐国宝有失，遂以20万元转让给了张学良。1950年，朱启钤将珍藏的明岐阳王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中国古代建筑的奠基人

　　朱启钤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奠基人。1917年，朱启钤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手抄本，便委托商务印书馆以石印本印行，同时又在北京刊行仿宋本。之后，又组织人员对《清钦定工部工程做法》一书进行校注。1930年，朱启钤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自任社长。设文献组和法式组，朱启钤兼任文献组主任，建筑学家梁思成担任法式组主任。营造学社是最早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式样、设计的学术团体，奠定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基础。

　　中国营造学社创办于1930年，1937年因北平沦陷而停办。其间，先后出版了《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工段营造录》、《元大都宫苑图考》、《营造算例》、《牌楼算例》、《清式营造则例》、《梓人遗制》、《哲匠录》、《同治重修圆明园始末》等书刊。朱启钤评价:“中国营造学社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

朱启钤与周恩来

　　朱启钤年长周恩来近三十岁，他们二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担任过政府总理，周恩来尊重朱启钤，朱启钤佩服周恩来。

　　1957年深秋的一个傍晚，周恩来到东四八条111号看望朱启钤。周恩来说他在北戴河看到一篇碑文，上面有他叔父周嘉琛的名字，问朱启钤知道不知道。朱启钤说:“民国二年，我任内务部总长，举办县知事训练班时，你叔父是我的门生，当时他正在临榆县知事任内。”周恩来笑着说:“那你比我大两辈，我和章文晋(朱启钤的外孙)同辈了。”

　　谈话时，朱启钤因耳聋经常打断周恩来的谈话，家里人就向他摆手示意。周恩来看到后说:“不要阻止他，让老先生说嘛！”

　　朱启钤担心死后被火化，托付周恩来:“国家不是说人民信仰自由吗？我不愿意火葬，我死后把我埋在北戴河，那里有我继室于夫人茔地，我怕将来办不到，所以才和你说，你帮我办吧！”周恩来高声回答:“我一定帮你办到，你相信我，放心吧！”朱启钤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朱启钤对家里人说:“总理是我在国内外所遇到的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也是治理我们国家的好领导。可惜我生不逢时，早生了30年，如果那时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我从前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一定能办到。”

　　注:

　　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底邸、宅院建筑群常作为二门，起着联系和分隔内宅和外宅的作用。

　　③缂丝，即刻丝，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之一，盛于宋代。

年表简编

　　李华年杨祖恺

　　说明:1.朱氏某些事迹的年代,现有资料说法不一,或事迹本身传闻异辞,我们把不同的记载用鱼尾弧(【】)标出,以待进一步考察。

　　2.本表只是为不熟悉朱氏生平的人士提供一点了解朱氏生平的线索而作,故未注明资料来源,以省篇幅。

　　3.我们见闻有限,本表肯定存在不少缺点错误,尚乞读者不吝赐教。

　　朱启钤,谱名启纶,字桂辛,别号镬园,晚年自号所居曰“勤炳烛斋”。

　　朱氏父名庆墉,号稚皋。母为贵阳傅寿彤之长女梦琼。寿彤以威丰中进士、庶吉士,历任河南南、汝、光兵备道二署河南布政使,晚退居林下,筑"止园"于长沙,居十余年,著书多种。

　　朱氏祖籍江西,世居贵州开州城南永兴场(今开阳双流镇)。启钤曾祖理堂,于道光十二年(1832)游湖南返,主讲于正本书院,遂迁省城。明末于元乖西军民府置开州,清因之,民国改州为县,寻又改为紫江县,即今开阳县。

　　朱启钤母梦琼之次妹宝琼适贵筑翰林黄国瑾,三妹幼琼适湖南善化瞿鸿机,鸿丰几后为军机大臣。

　　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

　　启钤生于信阳南、汝、光道署西偏之葵园。【一说生于贵州误】

　　1875年(清光绪元年),三岁。

　　庆墉病亡,启钤育于外家,始得成立。

　　1881年{光绪七年),九岁。

　　又受教于姨父瞿鸿机,励志攻读。稍长,结交湘人唐才常、杨笃生、张邵希等人,青年奋发,常私购变法维新书籍,交相传习,后各分道,唐、杨均因革命而牺牲。

　　1889年{光绪十五年),十七岁。

　　与元配陈光矶结婚。陈氏为清驻英、法、比使馆参赞陈远济之侄女。

　　1891年(光绪十七年七十九岁。

　　鸿机简放四川学政,启钤随往。鸿机为报捐府经历衔(时人货所捐者为从仕资格,可参加候补选官,或得委任差使)。

　　1893年(光绪十九年),二十一岁。

　　任职于泸州盐务局、合江盐务局、灌口滩救生谁军。

　　1894年(光绪二十年),二十二岁。

　　任修凿云阳大荡子新滩工程委员。与万县盐务局总办王责之、云阳县令吴宝锥共同负责工程事务。

　　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二十四岁。

　　由川返湘,因其原配陈氏病逝于泸州,所生子沛(泽农)及一女均幼,续娶贵阳于德懋之长女宝珊为继室。朱氏此时纳资捐知县,亦得于氏及刘夫人之资助。适姨父瞿氏亦转江苏学政,遂携眷随往江苏候补。【一说保举知县,分发江苏试用】

　　1879年（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七岁。

　　奉派襄理苏、松、太道三属岁考试事。后又调办理出口捐局。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八岁。

　　启钤母傅氏病逝,丁忧,奉母枢归葬长沙。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九岁。

　　瞿鸿机已调北京,朱氏亦人京,待服除后谋职。

　　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三十岁。

　　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 【据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l902年底,改同文馆为翻译科,并在东安门内北河沿增购房屋,翻译科总办为曾广俭。1903年3月,始在京师大学堂附近置房设译学馆,将原翻译科并人,朱启钤任监督。}

　　1904年(光绪三十年),三十二岁。

　　由徐世昌之介,去天津,督修天津劝业场,后办理平民习艺所。始为袁世凯下属。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三岁。

　　清延设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原工巡局总监内阁学士毓朗任左侍郎,主办北洋警察的直隶候补道赵秉钧任右侍郎。启钤调巡警部,派任北京内城巡警厅厅萃,后转调外城厅塞。曹聚仁《听涛室人物谭·悼念朱启钤老人》说:“无论如何桂老总是写民国史前半页的主要人物之一;和去年在台北九十大庆的许世英都是清末推行新政的人物。辛丑回盔后,桂老便任外城巡警总厅厅塞(等于后来的警察厅长,内城巡警总厅厅塞为汪嘉丞）许静老便是桂老那儿的行政处金事。我们如今看来,警察算得什么?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大事,也只有年轻有胆识敢作敢为的敢去推行。那时,他们在外城大栅栏推行过单行道制,而敢违犯这规矩的乃是肃王善誉的福晋,他们有勇气判罚那福晋银元十元,真是冒犯权威,居然使肃王听了折服,这才施行得很顺利。"启钤任厅ZE期间,又设立公安消防布局。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五岁。

　　瞿鸿机政敌袁世凯买通御史侮毓鼎,以”交通报馆,贿赂言宫“的罪名,奏劫鸿机，鸿机奉旨开缺回籍(免去军机大臣,回长沙)。实则瞿曾有密奏,请宥赦康梁,忤慈禧意。启钤受牵连,随之开缺。未久,曾应端方之约,去南京谋职,尚未确授。适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朱启钤随之出关。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三十六岁。

　　徐世昌始拟派启钤任吉林省副使,旋即成立蒙疆事务局,派启钤任督办。朱氏周历蒙古哲里木十旗,考察山川险要、民情风俗以及蒙古统治阶层就朽危败之状,著为《东三省蒙务公牍汇编》呈之当道。解职后,又赴日、俄考察农垦事宜。(苏全有等《徐世昌家族》说：“启钤任东三省蒙务总办,举人出身,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第57页〉,又说“朱启钤虽然是徐世昌的儿女亲家”(第135页),其说均无据。)

　　1910年(宣统二年},三十八岁。

　　任津浦铁路北段工程总办,督建济南黄河大桥、济南火车站等工程。

　　1912年（民国元年），四十岁。

　　先后任北洋政府陆徽祥、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

　　1913年(民国二年),四十一岁。

　　任交通总长。出席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本年7月,向袁世凯呈递报告,请规定四时节令假期,袁只批准“春节”一项,同意春节例行放假,1914年实行。自此农历岁首元旦改称春节,沿用至今。

　　7月17、18日,暂代国务总理仅两天。8月熊希龄组阁,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

　　举办县知事训练班。

　　1914年（民国三年),四十二岁。

　　二月,兼代交通总长。五月,任徐世昌内阁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呈》,获准。发起开辟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一说1915年开辟中央公园】

　　7月,袁世凯公布文官官秩令,把文官分为九等,启钤列第二等"“中卿”。

　　1915年(民国四年),四十三岁。

　　任内务总长,兼京师市政督办。主持前门改造工程,聘请欧洲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制订设计方案。1915-1916年,拆除了瓮城东西月墙和关帝庙、观音大士庙以外的所有建筑;在前门城门洞两侧新开两个门洞,新筑两条宽20米的马路,并筑人行道,修排水暗沟。这就打通了北京东西中轴线和府右街、南北长街,南池子、北池子两条南北交通线的交通。同时对前门箭楼加以改建,形成今日前门箭楼的面貌。

　　民国初年大总统府在中南海,朱启钤把位于中南海南侧的宝月楼的下层改为“新华门”,拆除内侧皇城墙,使大门直通西长安街,又在门内修建大影壁,至今这些建筑仍在发挥作用。

　　同时拆除天安门对面的千步廊,形成民国年间的天安门广场。

　　9月,袁世凯设大典筹备处,启铃兼处长。12月19日该处始对外公开。31日,下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曹聚仁《悼念朱启钤老人》说:“桂老当然不是‘圣人',也不是‘豪杰',他们都是会做官的人;他从任陆阁的交通总长起,历赵(秉钧)、熊(希龄)、孙(宝琦)、段(祺瑞)、徐(世昌)诸内阁,一直维持其阁员的地位,任交通或内务总长,袁世凯称帝时期,他还兼任大典筹备处长,与赵秉钧、陈宦、梁士诒列为四凶。袁帝暴死,他也成为八大祸首之一。我们且回看当时的文献,梁士诒本来是不赞成袁世凯称帝的,可是在大力压迫之后,便和周自齐、赵庆华及桂老密商,他们认为要保全交通系势力,只有依顺袁家父子的意旨。......袁皇帝捧到了极峰上摔下来,死去了。交通系的势力,依旧和北洋军系的命运相终始”。

　　启钤兼京师市政督办期间,还整理北京街市沟渠。宣武门南一带,水道湮垢,民居昏垫,阛阓殷填,成苦不便,乃徇于众,为之辟城门,开驰道,濬陂阪池,治积潦,尘壤壅户者除之,败垣侵路者削之,经界既正,百堵皆兴。(以上指在宣武门及后来冯玉祥开的和平门外的琉璃厂、虎坊桥、龙须沟等地段,疏通沟渠,改明沟为暗沟,填平下漥,修筑道路等事。)《北京街巷图志》第232页说:进人民国,北京的街巷布局开始变化,民国二年,内务总长朱启钤撤除旧门额上满文、汉字并列的形式,改为由书法家邵炯章写只有汉字的新式门额。

　　同年,贵州会馆值年贵筑唐公柔、吴伯寅向启钤建议修葺贵州会馆。贵州会馆坐落于宣武门外樱挑斜衔,原为翰林院詹事周渔璜的住宅。康熙五十三年(1714)渔璜病故,其父周国柱将其遗宅捐为贵州会馆,该宅房屋共46间。经雍正、嘉庆年间两度维修,到民国初年,又逾百年,“其地适当孔道,房基巳下陷数尺,蛙枢支户,危椽碍事,东倾西应,岌岌倾颓”，启钤决定,“凡房舍倾欹,不中居止,一律撤卸,以待改作”。正在筹集款项,请工程人员重新设计,值袁世凯垮台,启钤去职而中止,新馆于数年后才在启钤主持下完成。

　　1916年（民国五年),四十四岁。

　　4月3日《申报》:“昨据探闻辞表之已经提出者为内务总长朱启钤…惟闻当局以朱才尚可用,不令其由此即行退闲,拟准其辞去内务总长之职后,仍在北京市政督办。其他人则尚无确耗。”

　　6月10日,西南军务院提出通缉帝制祸首杨度等人。7月14日总统黎元洪下令通缉杨度、朱启钤等八人。

　　1917年{民国六年),四十五岁。

　　自本年起经营实业,先后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

　　1918年(民国七年),四十六岁。

　　代总统冯国璋明令撤销梁士诒、朱启钤等人帝制案的通缉处分。朱启钤号召在北戴河有产业的中国上层人士成立地方自治公益会,此为北戴河开发的起点,自任会长。

　　8月,被选为安福参议院副议长,未就任。

　　同月,徐世昌当选大总统。

　　11月,徐世昌特派朱启钤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南方军政府特派唐绍仪为南方总代表。

　　1919年(民国八年),四十七岁。

　　2月20日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5月,谈判破裂,南北代表各向自己的政府辞职。

　　启钤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影宋本李诫著《营造法式》。【一说1917年发现《营造法式》】

　　启钤出资重修樱桃斜街贵州会馆,逾年建成,全馆房屋67间,工款14000余元。朱氏有《重修贵州会馆记》一文,镑于馆壁,记重修始末。

　　1920年(民国九年),四十八岁。

　　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派启钤督理印行《四库全书》事宜,即行会商各主管,拟定办法,迅速从事.后未果。

　　1921年(民国十年),四十九岁。

　　作为徐世昌的专使,赴法国代徐受巴黎大学赠授之文学和法学博士学位。同时到欧洲、日本考察。此后基本退出政坛。

　　1925年{民国十四年),五十三岁。

　　开始筹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典建筑文献的整理研究。校印《营造法式》、《髹饰录》。

　　1927年(民国十六年),五十五岁。

　　朱氏早在北戴河有蠢天别墅,本年其于氏夫人逝世,即葬于别墅侧之朱氏墓地。其地今仍列为北戴河景区之一。

　　1928年(民国十七年),五十六岁。

　　中国营造学社于北京成立【一说于1930年成立】,启钤任社长。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音》说营造学社“是一个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该社运用文献考证和实地调查的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包括建筑技术),整理出版过一些古代建筑学著作,并先后编印《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除出版《汇刊》、调查报告、汇集营造语汇、辑录古今营造论述以外,还注重访问旧匠师,如清代样式雷、算房刘,还收购雷氏的多种烫样、模型、图纸、古建参考图集、大事年表等。

　　出版《存素堂丝绣录》。

　　1929年(民国十八年),五十七岁。

　　刊刻《杨剑潭先生遗诗》。

　　1930年(民国十九年),五十八岁。

　　张学良委任启钤为北平市市长,未就任。

　　朱启钤建议梁思成任中国营造学社研究部主任。

　　出版《清内府藏刻丝绣线书画录》和《丝绣笔记》。刊印明人计成著《园冶》。

　　1931年(民国二十年）,五十九岁。

　　“9.18”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东北,启钤托其盟弟荣原(叔章)以伪满名义宣布在东北的清内府刻丝绣品为国宝,印巨册《纂组英华》,使这批宝贵文物未被劫往日本。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六十岁。

　　梁思成等人考察蓟县独乐寺。这是中国营造;学社第一次野外考察,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创举。

　　8月,刘敦桢移居北京参加营造学社工作。原研究部改为“法式部”,梁思成任主任,刘敦桢任“文献部”主任。

　　营造学社承接了其历史上第一项工程,维修故宫贮藏《四库全书》的文渊阁。文渊阁始建于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到此时梁柱下沉,梁思成,刘敦桢、蔡方荫测算其承重是安全承重的两倍,建议用水泥大梁替换原有梁柱。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六十一岁。

　　《丝绣笔记》增补本出版,此书及《存素堂丝绣录》、《清内府藏刻丝绣线书画录》、《女红传征略》合为《存素堂丝绣丛刊》。

　　出版《髹饰录》笺证本、《存素堂校写几谱三种》。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六十二岁。

　　刊印民国《开州志稿》、乾隆《开州志稿》。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六十五岁。

　　4月13日,中山公园理事会成立,任理事长。

　　是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占领华北。日伪组织一直多方威胁利诱,企图逼启钤就范。初时汉奸江朝宗组织“北平治安维持会”，兼任委员长,要启钤参加,启钤拒不参与列名。此时启钤子女多人,均已成立,其本人即以读书著述、整理出版乡邦历史文献为务。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六十六岁。

　　汉奸王克敏组织“北平临时政府”,王与潘毓桂等又逼启钤参加。启钤以正在编纂《贵州碑传集》为辞,一再拒绝。日伪不满,又以赵堂子胡同为警备地区为由,强令启钤搬家,启钤被逼迁往北总布胡同。此后亦不断受到种种无理威逼,启钤亦以称病、预立遗嘱、分配遗产等多种办法,与日伪周旋,始终未与敌伪政权同流合污,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1949年,七十七岁。

　　4月,上海解放。启钤被推为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设法将公司所有船只尽量由香港召囚,集中于上海,支援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得到人民政府的表扬。后改为公私合营。由于在抗日战争时期未与日本资本合作,故按股分定息六厘,以示鼓励。

　　附识:中兴煤矿公司,在山东峰县(今枣庄),1899年(光绪二十九年)由张翼(燕谋)等创办。初时集资100万两,1913年(民国二年)集资380万元,徐世昌任董事长,由朱启钤代理。1919年(民国八年)黎元洪任董事长,朱启钤任经理。1928年(民国十七年)黎死,朱启钤任董事长,曾发行公债200万元。1938年(民国二十三年)改由叶景葵任董事长。后设中兴轮船公司。抗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人企图侵吞中兴轮船公司资产,有三艘轮船被强行征用,其他船只逃往香港。日本投降后,被征船只收回,集中于青岛,后又移往香港。上海解放后,有几艘被蒋政权扣留,其余除7000吨的“中兴号”仍留香港暂营客运外,共召回9艘。

　　上海解放后,周总理派章文晋到上海接启钤到北京,定居东四八条住宅。

　　1950年,七十八岁。

　　启钤把珍藏的明岐阳王李文忠世家名贵文物56件捐给故宫博物院。文化部颁发奖状予以表彰。

　　1952年,八十岁。

　　中兴煤矿公司改为公私合营,启钤继任董事长。

　　1953年,八十一岁。

　　5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1957年,八十五岁。

　　周总理到东四八条朱宅访问朱启钤。

　　1961年,八十九岁。

　　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为朱启钤主持祝寿活动。12月7日,周总理到启钤家访问并与朱氏全家合影。

　　1964年,九十二岁。

　　本年2月26日病故。

　　朱氏解放后曾任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古代建筑修整所顾问。

　　朱氏先后将大量藏书和手稿捐给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古代建筑修整所和贵州省。

子女

朱启钤继室于氏宝珊,贵阳人,于德懋之长女,生于1877年逝于1927年,葬于北戴河,生男渤(海北);生女:淇筠、(适章以吴,生章文晋)、松筠、津筠、漏缆、洛筠(适张学铭)、浦筠、沚筠、汀筠、浣筠（适吴俊升之子)。

刘冠雄

近代海军将领

青少年时期

　　刘冠雄（1861年6月7日——1927年6月24日），字子英，又字资颖，福建福州人，闽系海军首领，民国政客。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驾驶班第四期毕业。第三期海军留英学生。历任北洋政府海军总长、福建镇抚使、闽粤海疆防御使、将军府熙威上将军，海军上将。

　　他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是一个箍桶匠，一家人靠父亲仅有的一点收入维持生活。刘冠雄的父亲有五个儿子，除四子早丧外，其他四个后来都在海军中任职。儿子们成名后，刘冠雄的父亲被奉养在家中，衣食不愁，但他却舍不得丢掉使用多年的箍桶担子，一直保存着。他的这副担子有时还能派上特殊用场：当儿子们发生矛盾又劝说无效的时候，他就会挑起担子，威胁要上街去，以此来平息他们的争执。

　　刘冠雄是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后来官位最高的一个。少年时，他和许多福州子弟一样，考入了设在马尾的福州船政学堂。福州船政学堂由前学堂和后学堂组成，前学堂专门培养造船人才，后学堂专门培养海军军官。后学堂设有驾驶（航海）和轮管（轮机）两个专业，刘冠雄是驾驶班的第四期学生。

　　刘冠雄完成了在福州船政学堂为期三年半的堂课学习和近两年的海上实习后，顺利毕业，被派往北洋海军，成为一名见习军官。

海外求学

　　1877年清政府派出海军留学生共三十人前往英国、法国学习；五年后，清政府又派出第二期海军留学生共十人赴英、法两国学习。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加强海军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所以，战争刚刚结束，清政府就定下“大治水师”的决策。1885年底，清政府决定选派第三期海军留学生前往英国、法国学习。这次留学共选派了三十三人，其中驾驶专业十七名，轮管专业两名，制造专业十四名。驾驶专业是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驾驶班的毕业生中挑选的，刘冠雄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1886年4月6日，刘冠雄等三十三名海军留学生从香港启程，前往法国。他们乘坐的是一艘法国邮轮，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于5月5日达到法国马赛。十四名制造专业的学生留在法国就学，刘冠雄等十七名驾驶专业和两名轮管专业的学生则前往英国留学。

　　抵达英国后，十九名留学生被分配学习不同的科目。刘冠雄等八人奉派“学习操放大炮枪队阵图大副等兼驾驶铁甲兵船”。是年10月，刘冠雄与黄鸣球、邱志范三人被派到英国军舰“额格士塞兰德”号上学习炮术。第二年6月，他们转入武力士炮厂，学习制造枪炮和火药等。

　　1887年清政府决定派员前往英国、德国接受订购的四艘新式巡洋舰：“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为节省数十万元的经费，此次接舰没有另加保险。所以，沿途安全便显得极为重要，北洋海军派出最优秀的官兵参加这次接航行动。四舰各配备管驾官一人、大副一人、留学生二人。四舰的管驾官分别是邓世昌、叶祖圭、林永升、邱宝仁。除邓世昌外，其他三人都在英国留学过。

　　正在留学的刘冠雄，也被特招参加了接舰工作。他是十七名在学驾驶留学生中唯一一位被特招参加接舰任务的，因为他在留学之前，就是一名出色的军官。

　　刘冠雄被安排在“靖远”号巡洋舰上担任大副。负责指挥这次接舰行动的北洋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就驻在该舰。

　　在英国抱士穆德海口拍摄到的“靖远”舰接舰官兵的职责，都参照英国海军的有关规定执行。按照分工，管驾官负责“总理全船事宜”；大副的职责是管理“船内事宜”，“凡舟之行止，人之功过皆主之”。因此，刘冠雄的责任十分重大。1887年9月，“致远”、“靖远”等四艘巡洋舰和在英国订造的“左队一号”鱼雷艇，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出发回国。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航行，他们穿越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于是年底顺利回国。刘冠雄就此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活。

加入北洋海军

　　1888年4月，“靖远”等四艘巡洋舰和“左队一号”鱼雷艇驶抵天津大沽，加入了北洋海军。此后，刘冠雄便一直留在“靖远”舰上任帮统等职。

　　是年8月，台湾吕家望番社围攻设在卑南的清军大营，形势紧急，台湾巡抚刘铭传请求援助。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接到命令后，立即率“靖远”“致远”两舰赶往台湾，抵达卑南后，刘冠雄与“致远”号帮带大副陈金揆奉命率六十人登陆，携带两门六磅舰炮，配合陆军作战。经过十多天的战斗，最终平息了叛乱。

　　北洋海军成军后，刘冠雄被正式任命为“靖远”舰帮带大副。1891年6月，刘冠雄因为在平定台湾叛乱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经李鸿章上报朝廷，予以提前晋升官阶。

　　“致远”和“靖远”这一对姐妹舰是北洋海军中速度最快的巡洋舰，所以，二舰经常奉派执行一些紧急任务。刘冠雄多次随舰前往朝鲜、日本、俄国和香港及南洋等地区执行海上巡弋、对外交涉、迎送贵宾、保护侨民等任务，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

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6日，清政府派出陆军四千人，增援驻守朝鲜的清军。援军由北洋海军护送，由海上运至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抵达朝鲜。为了完成这次护航任务，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全数出动，两艘亚洲最大的铁甲舰、十艘巡洋舰、两艘炮舰和四艘鱼雷艇，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护航舰队。

　　9月17日早晨，增援朝鲜的部队在大东沟顺利登陆，北洋舰队完成了护航任务。上午10时，准备返航的北洋海军，发现了来袭的日本舰队。正在大东沟口外十海里处担任警戒任务的十艘北洋海军战舰，立即列队迎敌。12时50分，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号率先开炮，黄海海战爆发。这是世界海战史上首次装甲舰队的大会战。刘冠雄随舰参加了这次著名的海战。

　　海战中，由于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负伤，旗舰“定远”号上的信号装置也被日军炮火摧毁，北洋海军失去了指挥，阵形很快被日舰冲散，各舰陷入了被日舰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经过数小时的恶战，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致远”和“经远”四艘巡洋舰先后被击沉，“济远”、“广甲”两艘受伤逃跑。继续坚持战斗的“靖远”等舰，仍是各自为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

　　一直在协助指挥“靖远”舰作战的刘冠雄，见形势危急，立即向管带叶祖圭建议说：“定远舰一定是受伤无法指挥了，现在情况紧急，应该立即由我舰代替指挥，集合各舰。否则，我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叶祖圭大胆地接受了刘冠雄的建议，毅然下令在“靖远”舰上升起令旗，担负起指挥舰队行动的重任。“靖远”舰向星散的各舰发出集合的信号，在附近的“来远”、“平远”、“广远”三艘巡洋舰和两艘炮舰及四艘鱼雷艇，见“靖远”舰升旗集队，都纷纷赶来会合。各舰在“靖远”舰的指挥下，又重新列队迎敌。

　　此时，已是强弩之末的日本舰队见北洋海军声势复振，感到形势对己不利，加之天色渐黑，害怕遭到北洋海军鱼雷艇的攻击，于是全速撤离。“靖远”舰指挥各舰尾追数里，因速力不敌日舰，无法追及，返航回旅顺。

　　黄海海战中，“靖远”舰的表现十分英勇，虽然中弹一百余发，船舱进水，官兵伤亡数十人，但仍然坚持战斗到海战结束，并重创日军“比睿”号巡洋舰，迫使其退出战斗。刘冠雄作为舰长最主要的助手，自然功不可没。特别是，他在关键时刻建议由“靖远”舰升旗集队，使北洋海军最终转危为安，更是厥功甚伟。 黄海海战后，刘冠雄又随舰参加了威海海战。在这次海战中，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靖远”舰也被日军炮火击沉。

　　甲午战争结束后，劫后余生的绝大多数北洋海军军官都因战败获咎，被清政府革职遣返。刘冠雄却十分幸运，战后不久便被派往德国，执行接舰任务。战争期间，北洋海军在德国的伏尔坚厂订购了一艘八百五十吨的新型驱逐舰，命名为“飞鹰”号。战争结束后几个月，清政府决定派刘冠雄等接舰官兵乘坐德国公司的“拜晏”号轮船，从上海出发，经过五十天的航行，达到德国。

回国途中的“飞鹰”舰

　　刘冠雄接带“飞鹰”号回国后，出任该舰管带。当时，北洋海军已在甲午战争中损失殆尽，整个北洋只有五艘军舰，“飞鹰”舰是其中最大的一艘。刘冠雄此时在海军中的地位之重要，也由此可见。

　　刘冠雄担任“飞鹰”舰管带期间，无意中在历史上留下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笔。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遭到残酷镇压。政变的当天，慈禧太后下令立即封锁北京城和京津铁路，务必要逮捕维新领袖康有为。清政府从康有为的弟弟那里得知，他此前一天已到了天津，于是，立即在天津展开了大搜捕。但此时，有如神助的康有为却已经登上了一艘名为“重庆”号的英国轮船，起程前往上海了。恼羞成怒的慈禧太后一面电令烟台和上海方面在康有为登岸时将他捉拿，一面命天津火速派出军舰追赶“重庆”号。为免生意外，慈禧太后下令，一旦将康有为抓获，立即就地正法。 此时任“飞鹰”舰管带的刘冠雄，奉命率舰从海上追赶康有为。“飞鹰”舰的航速几乎是“重庆”号的一倍，如果开足马力，要追上“重庆”号，简直易如反掌。但是，“飞鹰”舰追至中途，刘冠雄却下令停止追赶，返回天津。

　　刘冠雄为何要下令军舰返航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不少人认为，“飞鹰”舰是因为装煤太少，不得不放弃追赶。还有一种说法，是“飞鹰”舰在追赶“重庆”号的途中，锅炉发生了爆炸，被迫中途返回。但也有人认为，“飞鹰”舰之所以中途折回，是因为刘冠雄有意要放康有为一条生路。理由是刘冠雄留学英国数年，早已受欧风熏陶；后来，他又受曾留学欧洲的海军前辈如严复等人的影响，赞成康有为的维新思想，支持康有为发起的变法运动。因此，在危难时刻，他救了康有为。

　　刘冠雄的前程并没有因为这次事件受到什么大的影响。不久，他的老上司、“靖远”舰管带叶祖圭被清政府重新起用，出任正在重建的北洋海军的统领。刘冠雄深得叶祖圭的赏识和信任，在海军中的地位日益显赫。1899年，清政府在英国订购的两艘四千三百吨主力巡洋舰“海天”、“海圻”建成来华，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天”舰管带。

对抗海外

　　甲午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趁清政府战败之机，掀起了新一轮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1898年3月，俄国租借旅顺口；4月法国租借广州湾（今广东湛江市）；7月，英国租借威海卫（今山东威海市）。清政府无力招架，几乎是有求必应。 1899年3月，意大利也加入到瓜分中国的行列中，要分一杯羹，提出租借中国三门湾的无礼要求。为了增加“说服力”，意大利还派出三艘军舰来中国炫耀武力，并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 意大利人来势汹汹，清政府不知虚实，十分紧张，遂征询海军意见。

　　刘冠雄向叶祖圭进言说：“意大利军舰万里远航而来，一定疲惫不堪，补给也十分困难，其劳我逸，形势对我们有利。况且，我军现有“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五艘新购的巡洋舰，完全有实力与意舰一战。” 叶祖圭十分赞同刘冠雄的分析，并将这一分析作为海军的意见上报了清廷。 清廷得到海军的答复，心里有了底，断然拒绝了意大利的最后通牒。意大利本来就是虚张声势，看到中国方面的态度强硬，只好放弃租借三门湾的无理要求。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廷中的顽固势力企图借用义和团的力量来达到排外的目的，极力主战。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令向十一个国家宣战。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对清廷这一近似荒诞的命令不予承认，拒绝参战。他们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与驻上海的各国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声明要遵守中外条约，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接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也纷纷加入这一“互保”的行列。

　　海军对清廷向列强宣战的命令也持消极态度。当时，海军各舰正在山东登州一带海面操巡，山东巡抚袁世凯极力促海军各舰南下，以避联军。于是，担任“海天”舰管带的刘冠雄与队长林颖启一道，率海军各舰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后，刘冠雄、林颖启及各舰管带走访了各国驻沪领事，声明舰队南来，是为了保护中外人士生命财产安全，不要因此产生误会。这样，海军也加入了“东南互保”的行列。 此次海军南下，刘冠雄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此时，他已成为海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意外灾难

　　然而，正当刘冠雄春风得意之时，一场意外的灾难突然降临到了他的身上，几乎使他性命不保。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军进攻沙俄占领的旅顺口。清廷无力制止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这场战争，只得宣布“中立”。 4月23日，刘冠雄奉命率“海天”舰从烟台出发，赶赴江阴装运军火，以济辽西“中立”之需。

　　24日，军舰在海上遇上了大雾天气。到了晚上，大雾越来越浓重，海上能见度已很低。在这种情况下，军舰应当减速缓行。但是，刘冠雄认为任务紧急，时间不容耽搁。他相信，凭借自己多年海上航行的经验，完全可以应付这样的恶劣天气。所以，他没有下达减速的命令，而是指挥军舰继续以原速穿雾疾行。可是，刘冠雄万万没有想到，此时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过于自信酿成了一场罕见的灾难，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5日凌晨，“海天”舰驶至长江口外舟山鼎星岛附近。刘冠雄下令核计水程表里数，准备驶入吴淞口。正在这时，忽听军舰左舷方向“鸣角甚近”。刘冠雄判断附近有民船，为避免相撞，下令立即转舵。不料，军舰撞到了礁石上。由于“海天”舰船速太快，来不及反应，军舰冲上了礁石，舰首高高昂起，指向天空。 刘冠雄见军舰触礁，急忙采取措施抢救，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无济于事。上午9时以后，海上突然刮起了西北风，汹涌的海浪猛烈的撞击着受伤的军舰，使舰体不断与礁石摩擦、碰撞，军舰伤情变得愈加严重，舰尾部分渐渐沉入了水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接到“海天”舰触礁的报告后，立即派代理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星夜赶往出事现场，调查事故原因，并组织救援。

　　萨镇冰赶到后，马上展开救援工作。“海天”舰上有三名水手失踪，其他三百四十八名官兵获救，多数被招商局的轮船送上岸，留下六十人，由刘冠雄带领，负责看守军舰，拆卸炮械。与此同时，萨镇冰与驻沪副总税务司裴式楷等人取得联系，请上海耶松洋厂提供帮助。该厂用抽水机排水，希望能减轻军舰重量，使其上浮。无奈，海水随抽随灌，毫无效果。萨镇冰又联系一家丹麦公司帮助打捞。这家公司有打捞铁甲舰的能力和经验，但他们至少需要五十天才能赶到。 当丹麦公司的打捞船到达时，“海天”舰已无法打捞出水，只好设法打捞舰上的设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陆续从“海天”舰上打捞起机器设备、枪炮弹药等项，价值约三十五万两白银，其中由丹麦公司打捞的价值约十二万两，海军官兵自行打捞的价值约二十三万两。最后，付给丹麦公司打捞费用近七万两。

竭力事袁

　　“海天”舰和“海圻”舰是甲午海战后清朝最大的两艘军舰。“海天”舰的毁损，对海军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引起朝野震动。刘冠雄很清楚，作为管带，损毁巨舰，按律当斩。尽管一些军政界的朋友为他多方奔走，但他深知自己罪不可赦，难免一死。所以，他终日为恐惧笼罩，精神几乎崩溃，甚至想到了自杀。但是，在危难时刻，袁世凯出面救了他一命。

　　当年，刘冠雄在袁世凯力倡之下率舰南下，参加“东南互保”，袁世凯便对他颇有好感。八国联军之役后，袁世凯破格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刘冠雄的上司，对刘更加赏识和信任。所以，在“海天”舰触礁后，袁世凯力保刘冠雄。 袁世凯在向朝廷报告“海天”舰触礁情况的第一份上奏中，便十分巧妙地为刘冠雄作了开脱，称刘冠雄是因为“迎提军火，深恐迟误”，才不得不“冒雾前行”，其失误“系因公奋往”所致。所以，他在上奏中只是提出将刘冠雄“即行革职”，同时建议仍将其留在舰上，协助萨镇冰组织打捞工作，戴罪立功。此后，清廷虽有重办刘冠雄之意，但袁世凯以“其罪可诛，其才可录”为由，力请宽赦，最终使刘冠雄免于一死，仅受到革职的处分。袁世凯的救命之恩，令刘冠雄感激不尽。此后，他为报答袁世凯，竭力事袁。他因此而飞黄腾达，也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指责。此后的荣辱皆由此始，这次事件成为他一生命运的转折。

　　刘冠雄被革职以后，离开了海军，投在袁世凯的门下。曾担任过德州机器厂总办等职。刘冠雄善于交际，精明能干，并且颇有文才，很快成为袁世凯的亲信。 几年后，“海天”舰触礁事件渐渐被人们忘记，刘冠雄又重返海军任职。1911年，他被任命为海军部军学司代理科长。

　　这一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很快瓦解。刘冠雄避居上海，静观局势变化。

　　1912年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5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黄钟英为海军总长。27日，黄钟英致函孙中山，请辞海军总长职务，要求改任海军总司令。黄钟英在函中称赞刘冠雄“资望才学中外共知，实足以表率海军，魇伏众望。”因此，他向孙中山建议由刘冠雄担任海军总长一职，但孙中山没有同意。

　　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8日，南京临时政府派教育总长蔡元培等人为专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此时担任海军顾问的刘冠雄，主动要求随同前往。

　　最终，袁世凯还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并组成北京政府第一届内阁。3月30日，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部总长。刘冠雄追随袁世凯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一夜之间，成了海军的最高领导人。11月，刘冠雄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成为民国的第一位海军上将。

　　民国初建，海军建设百废待兴。刘冠雄任职后，着手整顿部务，建章立制，集权于中央，使海军建设统一、有序，并收到了一些成效。但是，随着国内局势的日益动荡，整顿海军的工作时断时续，最终陷于停顿。在刘冠雄的领导下，海军最终成为袁世凯在内战中的一个重要工具。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刘冠雄率海军积极参加了镇压活动。

　　驻守上海的海军舰队暗中与讨袁军联系，准备参加起义。刘冠雄得知消息后，立即将舰队调至烟台整训，加强控制。随后，海军部次长汤乡茗奉命率领一支分舰队前往湖口，配合袁世凯的北洋军，镇压李烈钧指挥的江西讨袁军。刘冠雄则亲率海军主力南下，进攻以陈其美为总司令的上海讨袁军。

　　7月28日，刘冠雄率舰进抵上海，掩护北洋军登陆，增援被上海讨袁军围攻的江南制造局。为配合北洋军的进攻，刘冠雄指挥海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讨袁军驻守的吴淞口炮台。双方激战十余日，“海圻”舰受伤，吴淞炮台也被击中要害。

　　由于讨袁军顽强抵抗，加之海军中有许多官兵同情甚至支持革命，海军作战显得十分不利，迟迟不能攻占吴淞炮台。袁世凯对海军的表现很不满意，致电刘冠雄称，进攻吴淞口炮台多日未下，此间外人讥诮海军怯懦。 8月13日，吴淞口炮台最终被攻陷。但袁世凯仍不能满意，他致电刘冠雄称，此次攻占吴淞炮台，著名“匪首”却未获一人，殊不可解。 刘冠雄接到袁世凯的电报后，向袁详细报告了攻占吴淞口炮台的经过，并就他对海军的指责进行了解释。 在海军攻占吴淞口炮台的同时，海军配合北洋军击退了上海讨袁军对江南制造局的进攻，上海起义宣告失败。

　　8月14日，袁世凯任命刘冠雄兼任南洋巡阅使，率舰队开赴南京，镇压黄兴指挥的江苏讨袁军。

　　25日夜，刘冠雄指挥舰队猛攻南京狮子山炮台，同时派“海筹”、“永丰”等四舰乘机上驶，掩护冯国璋的第二军在下关登陆。随后，参加会攻南京的海军各舰在刘冠雄的指挥下，不分昼夜猛轰南京城，配合冯国璋部向南京讨袁军发起总攻。9月1日，南京被北洋军占领。

　　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最终被镇压，刘冠雄指挥的海军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深知这一点，因此对刘冠雄更加信任和倚重，设法笼络。刘冠雄率舰南下时，袁世凯曾秘密付给他一笔巨款作为军费。“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这笔巨款还剩下数十万元。刘冠雄回京后，当面向袁世凯汇报经费的开支情况。袁世凯却有意将话题叉开，顾左右而言他。刘冠雄将缮写的经费开支清单呈袁世凯过目，袁世凯看也不看，随手将清单仍给刘冠雄，生气地说：“这么一点小钱，你自己看着办就行了，怎么还来麻烦我？”

　　刘冠雄不知道袁世凯何意，又不便深问，只得告辞。回去后，刘冠雄对袁世凯的举动百思不解，心中忐忑，于是找来自己的心腹幕僚商议。这位幕僚对刘冠雄说：“这是大总统赞赏总长的忠勇勤勉，特以此款奖励。只是大总统不便讲明，所以才这样做。总长又何必多虑呢？”刘冠雄听罢大喜，对袁世凯更加感激。

　　袁世凯当政期间，内阁更换了好几届，但刘冠雄始终是海军总长的不二人选。1913年7月，熊希龄受命组织北洋政府第四届内阁时，刘冠雄曾提出，由他的老师严复出任海军总长，自己甘愿位居其次，担任海军部的次长。但这个意见一经提出，便被袁世凯给否决了，他在有关此事的呈文上明确批示道：“断不准行。”袁世凯一锤定音，刘冠雄只好从命，在新内阁中再次担任海军总长。

　　刘冠雄在担任海军总长的同时，还先后临时兼代过交通总长和教育总长。“二次革命”结束后，刘冠雄率部队前往福建剿办当地土匪。1913年12月5日，袁世凯又命他兼领福建都督。刘冠雄只当了二十几天的都督，到了30日，各省都督全部被裁撤，他又回到北京继续任海军总长。

　　1915年，袁世凯的帝制活动正紧锣密鼓的进行。刘冠雄虽然一贯积极追随袁世凯，但对推行帝制并不赞成，他甚至还曾与王士珍一起当面劝告袁世凯，要他慎重行事。结果，惹得袁世凯很不高兴。刘冠雄担心会引来杀身之祸，不敢在公开反对帝制。是年10月，刘冠雄不得不附和当时的形势，与其他海军长官一起，联名上书袁世凯，请求变更国体，实行君主立宪制。12月，预备“登基”的袁世凯册封文武百官，刘冠雄被特封为二等公，这是海军人员得到的最高爵位。

镇压起义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率先在上海开展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刺杀了袁世凯在上海的得力干将上海镇守使、海军中将郑汝成。郑汝成是刘冠雄留学英国时的同学，“二次革命”期间，郑汝成在刘冠雄率领的海军舰队配合下，击败了进攻江南制造局的讨袁军。

　　郑汝成被刺后，“中华革命党”人趁袁世凯在上海的统治削弱之机，发动了起义。12月5日，他们首先策动“肇和”号巡洋舰起义，并占领了该舰。接着，“肇和”舰炮击江南制造局，与岸上各路起义部队配合，准备一举攻占上海。但是，由于袁军力量过于强大，起义最终失败。

　　海军参与上海起义，使刘冠雄十分震惊，特别是“肇和”舰的舰长是由他亲自推荐的，更让他心里感到窝火。“肇和”舰的舰长黄鸣球，是刘冠雄的同乡，福州船政学堂的校友，两人还曾一起留学英国。刘冠雄当上海军总长后，破格提拔黄鸣球为“肇和”舰的少将舰长。“肇和”舰起义时，黄鸣球于前一天的晚上被骗上岸去参加宴会，未在舰上。

　　事件发生后，黄鸣球被逮捕。海军总司令和“肇和”舰所属的练习舰队司令也被撤职查办。不久，海军总司令一职也被取消，舰队由海军部直接指挥。 继上海起义之后，蔡锷等于12月25日在云南发动起义，组成了护国军，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帷幕。

　　蔡锷起兵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袁世凯急调重兵进行镇压。1916年4月15日，刘冠雄奉命率领“海圻”、“海荣”两舰，护送从招商局雇佣的“海晏”、“新铭”、“新裕”三艘运兵轮船，前往福州增援。五艘轮从塘沽起航，“海圻”舰与“海晏”轮先行，“新铭”轮随后跟进，刘冠雄亲率“海容”舰与“新裕”轮在最后。

　　22日，“海容”舰与“新裕”轮行至温州海面时，海上风浪大作，浓雾漫天。夜里11时许，“海容”舰与“新裕”轮不幸相撞，“新裕”轮挣扎至1时许，沉入海中。全船只有船长和两名电工幸免于难，其余七百多名陆军官兵无一生还。在死难者中还有几名海军部的官员。被刘冠雄特请赦免，随船发往军前效力的黄鸣球，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

　　“海容”舰与“新裕”轮相撞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对事故责任进行了三个月的调查，最后，“海容”舰舰长干联璈被“褫职夺官”。而此时，刘冠雄也已经去职。

　　1916年6月6日，帝制失败的袁世凯忧愤而死，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组成新内阁。黎元洪推荐自己在海军中任职时的老上司程璧光出任海军总长。担任了四年多海军总长的刘冠雄就此下野。不久，因黎、段发生矛盾，段祺瑞去职，张勋乘乱拥立溥仪复辟。1917年7月，段祺瑞在天津起兵，驱逐张勋，重新担任国务总理。在新组成的内阁中，刘冠雄被重新请出，担任海军总长。此后，政府更迭不断，王士珍、段祺瑞、钱能训等又先后组阁，而刘冠雄始终得以蝉联海军总长。

晚年

　　1919年12月，靳云鹏组建第十二届内阁，刘冠雄去职。这样，在北京政府的前十一届内阁中，刘冠雄出任了九届内阁的海军总长。

　　刘冠雄虽然离开了政府，但仍与上层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0年6月，刘冠雄回福建省亲，大总统徐世昌又特意电召他陪同美国公使到北京议事。1921年6月，北京政府委派刘冠雄等为查勘福建等省禁烟大员。次年7月，北京政府又有意让刘冠雄出任福建省长，但因遭到旅沪闽人和北京福建同乡会的通电反对而作罢。11月，大总统黎元洪特派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1923年4月，刘冠雄又出任闽粤海疆防御使。是年10月，大总统曹锟特任刘冠雄为熙威上将军。

　　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国是日非，海军也在内战中四分五裂。刘冠雄深感心力交瘁，遂萌生退意，多次以身体有病为由，提出辞职。1923年11月，北京政府终于同意了他的辞职请求。

刘冠雄辞职后，寓居天津，不再过问世事，整日以种花植树自遣。1927年，刘冠雄患上了肠病，只能饮流质。后因饮食不慎，导致肠大量出血。刘冠雄的家人从北京请来西医，常住家中为其诊病，但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是年6月24日，刘冠雄在天津家中病逝，终年六十七岁。

靳云鹏

靳云鹏，字翼青。陆军上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皖系四大金刚之首。生于山东省邹城市峄山镇苗庄村苗庄村普通农家，后迁往济宁。靳家兄弟姐妹7人，靳云鹏在三兄弟中居长。靳父先逝，依靠寡母邱氏卖煎饼、当奶妈为生(靳母作过潘复的乳母）维持生计，靳氏兄弟姐妹也常走街叫卖。

中文名：

靳云鹏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

出生日期：

1876年10月23日

性别：

男

北洋嫡系

　　靳云鹏8岁时入私塾读书，五、六年后，因家中生活拮据，便到南关柳行街当勤杂工。1894年(光绪20年) 18岁时，因生活所迫与弟弟靳云鹗投奔了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督练的“新建陆军”，隶属于段祺瑞部下。后两度到军校学习。4年后，被选入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1期学习。毕业后留任教习，深得该学堂监督段祺瑞的赏识和器重，与徐树铮、吴光新和傅良佐同列而被称为皖系四大金刚。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后改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改任浙江新军标统。1909年(宣统元年) ，经段荐举，调任云南清军第19镇总参议。1911年(宣统3年) ，蔡锷、李根源等在昆明发动新军起义时他在五华山抵抗，战败后化装成轿夫逃至湖北，任清军第1军总参赞官。

　　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登上临时总统座位。1912年7月经段祺瑞举荐，靳云鹏任第5镇统制，并会办山东军务，同年9月授陆军中将，经段祺瑞向袁世凯保荐，再任北洋军第5师师长，1913年8月暂行代理山东都督，并加陆军上将衔，12月正式任命。两年后，又被袁世凯任命为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随之发迹，除经营济南的鲁丰纱厂等数家企业外，还有2．5万余亩土地。1915年，袁世凯密谋称帝，9月15日，他参与14省将军联名电请袁世凯登基。1915年12月被袁授封一等伯爵。1916年4月，又迫于反袁势态，密电各省，准备联名通电袁取销帝制，因人告密而遭袁忌恨。于5月30日调将军府将军，6月授果威将军。但却因此得“反对帝制”的美名。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以内阁总理控制北洋政府大权，靳效忠段之武力统一全国政策和亲日政策，受重用，被委任为将军府果威将军、参战陆军办公处主任、边防军教练处长等要职。

　　1917年他借参战之名，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势力；11月间，又赴日考察，推行亲日外交。12月任冯国璋总统的侍从武官长。次年3月升任北京政府参战督办事务处参谋处处长。曾代表北洋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3个丧权辱国条约。

　　段祺瑞下台，徐世昌继任大总统后，他于1919年初入阁，任陆军总长，暗中联络直奉两系，图谋组阁。徐世昌为平衡各派势力，巩固其统治地位，于1919年9月24日，任命他代理刚辞职的龚心湛任国务总理。在直奉两派通电支持和参、众两院通过后，于11月5日，正式受命组织内阁，并兼任陆军总长。他上台后，不堪忍受段祺瑞的非议与责难，力图摆脱其控制，并想促成南北议和，因段从中作梗而作罢。由于军阀互相倾轧，靳因不堪夹在直、皖争端中，遂于1920年5月10日通电，以“待罪枢垣，瞬经八月，才疏任重，无补时艰，近因患疾，迭请辞职，幸蒙批准给假，今日交卸”为由，请求辞去内阁总理职务，同年8月任陆军总长，10月授陆军上将。

　　在直、皖之争中，奉系军阀张作霖以“调停时局”为名入京，联直排皖，遭到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的愤恨，欲将其捕杀，靳云鹏将此密报与张，使其得以幸免。在张作霖把持了军政大权后，于1920年8月力荐他再度组阁兼陆军总长。直皖战争后皖系失去大部分势力，他却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红人，他与张作霖、曹锟、徐世昌一起，召开了“四巨头会议”，商定控制北京政权的大计。由于靳是皖系，在奉系、直系权利斗争的旋涡中，如履薄冰，因派系之争，以及与徐世昌在财税及人事等方面的矛盾恶化，张作霖也以为他偏袒直系，迫使他于1921年12月11日再次辞去内阁总理职务。

　　靳云鹏下台后寄居天津英租界过着寓公生活，并未忘情于政治。1926年12月，张作霖在天津蔡园举行会议，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但因吴佩孚反对组阁，使靳的再度组阁成为泡影。

　　1929年以延福堂名义向英工部局购得租界内比道15号（今四川路2号）一地，建成一所庭院式洋楼，过着半隐居生活，并致力于办实业，与日本大仓系财阀合办胶东鲁大矿业公司，代表中方出任理事长兼总经理。还在济宁、济南等地广置房宅和田产，又与人合伙投资在济南开设鲁丰纱厂，还在济宁等地开办电灯公司、济宁面粉公司等企业。据不完全统计，从1908年到1926年的18年中，他独家投资或合伙经营企业有20多家，拥有资产6500万元之多。

晚年信佛

　　“七七事变”以后， 日本侵略军曾请在天津做寓公的靳云鹏出山组织华北伪政权，维持华北局面，他与徐世昌密议“议和方案”，以承认“满洲国”为条件，换取日军撤出华北，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局面，后日方认为他下台较早，手中无实力，因而作罢。1942年3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会议委员。晚年，他意志逐渐消沉，加入在英租界广东路（今唐山路）的洋行买办陈锡舟创办的佛教徒“居士林”，并劝导另一军阀孙传芳皈依了佛门。陈锡舟去世后，他与孙等集资把城东南角的李氏家祠清修禅院扩建为新“居士林”，自任林长，此后专心诵经礼佛。1949年迁居天津和平区南海路尚友村1号一建筑面积达3，500余平方米，有楼房10间，平房两间的住宅内度过余生，1951年1月靳云鹏病死于天津。

人物轶事

　　（一）靳云鹏当国务总理时，常夸耀家里收藏着多少宋元书画名迹。他想给自己的书室起个斋名，他的秘书长郭则云就让手下一个秘书李义山(四川人)给起了个"悠然堂"的斋名。一天，有位朋友和靳开玩笑，说："陶渊明诗,中有句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悠然堂'分明是拿你开心。这是说你是斜眼(靳云鹏的确眼斜，外号靳斜眼)，你在东篱下怎能看见南山呢?"靳顿时大怒，马上要摘掉书斋上"悠然堂"的匾。这位朋友又说："摘匾不吉利，赶紧请人再写一块匾，换下。"于是靳另请名家写了块匾，叫"红月楼"。为什么叫"红月楼"呢?原来靳云鹏家里珍存着两件瓷器；一件叫古月轩，一件叫豇豆红，各取一字，定斋名为"红月楼"。后来他印制了"红月楼"书画签(石印)，凡是他收藏的书画都贴有此书画签。

 (二） 抗战胜利后，天津市市长张廷谔来津就职，未去拜访靳云鹏。靳在津组织的佛教居士林所在地的胡同口电线杆子上立有一盏大莲花灯，写有"南无观世音菩萨"字样。张廷谔以有碍交通下令拆除。靳几次派人通融，都碰了张的硬钉子。不久，蒋介石到北斗，命张廷谔请靳云鹏去北平会面。张廷谔硬着头皮去请靳云鹏，靳怒气冲冲地拍着桌子说："灯拆了，你来千什么，你看得起蒋介石，你太混蛋，太混蛋了......。"说着叼着烟袋在张廷谔前面送客，一边走，一边说："既然骂混蛋，就不应该送客；但是，我混蛋是要骂的，客还是要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