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是哲学系的一门主干基础课。北京大学开设这门课已有八十余年的历史。在1918年的一份课程表上，我们看到，当时的“哲学门”为二年级学生开设“西洋哲学史大纲”这门课，由胡适先生讲授；而且是续开课，由此可以推断，这门课最迟在1917年就已经开始了。除胡适先生之外，张颐、贺麟、陈康、郑昕、任华等著名教授都讲授过这门课。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哲学系都合并到北大哲学系，全国各校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汇集在一起，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传播着西方哲学的火种和人类智慧的成果。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在室主任洪谦先生的领导下，编译了西方哲学原著资料四本：《古希腊罗马哲学》、《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和《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哲学》（后又增加了《十九世纪俄国哲学》）。这些宝贵的资料哺育了整整一代的哲学工作者，西方哲学研究者受益尤深。
四十年代，北大使用悌利的《哲学史》英文教材，五十年代使用的教材是苏联人写的《哲学史》多卷本。中国人自己写的西方哲学教科书，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出版的《哲学史简编》，其中的西方哲学史部分由洪谦、任华、汪子嵩、张世英、陈修斋等先生执笔；这部分内容后经汪子嵩、张世英、任华等先生改写成《欧洲哲学史简编》，于1972年出版。七十年代，西方哲学史教研室还出版了两本教材，一本是教研室集体编写的《欧洲哲学史》，另一本是由朱德生、李真先生编写的《简明欧洲哲学史》。八十年代伊始，由王太庆先生主持，西方哲学史教研室还编译了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的教学资料。但此后的十年间，西方哲学教研室没有再编写教材。直到九十年代中叶，我们才感到有必要编写一部能够反映西方哲学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由朱德生先生担任主编，西方哲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西方哲学通史》第一部，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第二、三部也将出版。
我自1989年开始讲授《现代西方哲学》，自1990年始讲授《西方哲学史》；除了给哲学系学生开课外，还为全校学生和文科实验班学生开过《西方哲学史》这门课。在十年的时间里，我逐步积累了一些知识和经验，形成了自己的讲课风格。几年前，教育部策划“面向二十一世纪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项目，我承担了其中的“西方哲学课程和教材的建设”项目，这才有机会来整理讲课笔记，编写“西方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这两门课程的教科书，希望能为大学生们提供既能够反映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又有自己个性的课堂用书。
写出有个性的教科书，是不易之事；写有个性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更为困难。“西方哲学史”是一门传统学科，学科的体系和基本材料已经成熟定型，国内外出版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的结构和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而且，我们的前辈通过西方哲学名著的翻译，已经固定了绝大多数的中译术语。我当然要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写教科书，但这不意味着只能墨守成规，不能有自己的个性和独创性。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在下面几个方面兼顾了前人的成果和自己的独创性。
在为数不多的现在尚不能固定的几个西方哲学中译术语中，有一个术语引起得争论最多，但作用也最为重要，这就是希腊文的 to ?n, 拉丁文的ens, 德文的 Sein 英文的being和法文的 l’être。多年来，我们习惯把这一术语翻译为“存在”，海外学者多把它译为“有”或“存有”。王太庆先生最近指出，being（以英文为例）这一哲学概念来自系动词“是”（to be），把它译为“是者”才符合这一概念的本义。我曾与王太庆先生多次讨论过being的意义和翻译问题（我们讨论的最初意见发表于1993年出版的《学人》杂志第四辑）。我基本同意王太庆先生的看法，但我同时以为，being确有中译概念“存在”和“有”的意思，直到中世纪后期，拉丁文中才出现了与“本质”（essentia）相对应的“存在”（exsistere）概念。至此之前，being兼有“存在”和“本质”的意义，而且具有囊括思维内外的存在和本质的“存有”之意。有鉴于此，我在本书中采取古今有别的翻译政策：对于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典籍中的being，一般按其本意译为“是者”，并在具体的语境中解释它的哲学意义；对于近代以降哲学中的being，根据它在上下文中与“存在”、“本质”、“实体”、“实在”等概念的联系，有时也把它意译为“存在”或“存有”。虽然译法不统一，但有利于对西方哲学，尤其是对形而上学基本问题的理解，以避免过于简单化而造成的误解。
我国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摈弃了苏联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军对阵”的定义。事实上，西方哲学史充满了二元对立的范畴，用任何一对或几对范畴作为贯串始终的线索，都难免失之偏颇。但是，哲学史要有线索，没有线索的哲学史只是思想材料的堆砌，而不是可被理解的历史。我的写法是以哲学问题，而不是以范畴为线索。我接受了前辈对哲学史这样一些看法：哲学从来都不是死记硬背的学问，更不是僵化的教条；哲学是历史的科学、实践的学问；历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那些大无畏地探索真理、身体力行地践履真理的人才能发现真理，这样的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哲学家；哲学史不提供现成的真理，西方哲学史是哲学家们爱智慧、求真理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问题的提出比问题的答案更有意义，理解历史上任何一个哲学家都要首先理解他的问题。为了体现这样的哲学观和哲学史观，本书选择了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这些问题的提出、转变和持续，围绕这些而展开的争论和所达到的结论，就是我们这本哲学史的线索。
我们选择的哲学问题是人类心灵思考的永恒问题，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答案，但一个接着一个被推翻，被修改、被重写。哲学史展现的就是高尚心灵的更迭，思想英雄的较量。虽然没有一个哲学家的结论能够经受历史的检验，没有一种直到现在还被普遍认可的哲学真理，但是，哲学家们为解决哲学问题而提出的论辩证明至今仍给人以启发，成为人类精神的宝贵财富。从哲学史的观点看问题，问题的提出比答案更有意义，解决问题的过程比达到的结论更有价值。学习哲学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训练方式，也是启迪批判性思维的试验过程。我们的一个目的是帮助那些已经形成思维定势的人，让他们改变看待问题的方式，能够提出和解决新问题。为此目的，对于哲学史上对几个关键问题的论证，我们进行较细致的分析。为了使历史上的论证被今人所理解，必要时还要进行理论重构的工作。本书在哲学论证的重构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工夫，希望能够起到举一反三、启发智慧的效果。
哲学的史料浩如烟海，但哲学史教材常用的史料大多结集成书，使用起来很方便。本书尽量引用北大西方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资料选辑、尤其是《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中的史料。那本书曾获得第一届全国教材一等奖，我在讲课时一直把它作为与教材配套的教学资料来使用。为了与这本教材行文风格协调，我在引用这些资料集和其它中译著作时，在不影响原意的情况下，在字句上做了一些改动；改动之处恕不一一注明。如读者需要引用本书的资料，请注意核查原文。除了大量引用现有的中译资料以外，我还注意直接引用外文资料。这样的外文资料大致可分三类：一是外国教材经常使用、但尚未被译为中文的哲学史料；二是国外学者新发掘出来的资料；第三类资料来自我个人的读书心得，我发现原著里有些话对理解某些观点很有帮助，现在把它们写进教材，希望对读者会有同样的帮助。
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西方哲学史”这门主干课的学时数也在不断缩减，从最初的8学时（1学时 = 周8课时×21周）减少到6学时，最近又进一步减少到4学时；另外，为全校学生开设的选修课只有2学时。所有这些学时的西方哲学史课程，我都讲授过。这本教材就是根据不同学时的讲课笔记整理写成的。这本教材虽然是简史，但一学期很难讲完。使用这本教材的教师可根据不同的学时数，选择部分内容在课堂上讲授，让学生自行阅读其它的部分，同时指导学生读几本名著或选读一些资料。对西方哲学有兴趣的人也可用这样的方法自学这本教材。我诚恳地希望使用这本教材的教师、学生和自学者提出宝贵意见。